我得到张宗昌胜利的消息，并不慢于报纸上的报道，因为我有自己的情报工作。有一些人为我搜集消息，有人给我翻译外文报纸。我根据中外报纸和我自己得到的情报，知道了张宗昌的胜利和声势，简直是令我心花怒放。我希望张宗昌得到全面胜利，为我复辟打下基础。但是这位“狗肉将军”在飞黄腾达的时候，总不肯明确地谈这些事，好象只有变成了“长腿将军”的时候，才又想起它来。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宣告合作，向北方的地盘上扑了过来，津浦线的这一路，绕过了给张宗昌帮忙的日本人，把张宗昌的根据地山东吞没了。张宗昌兵败如山倒，一直向山海关跑。这时张作霖已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拒绝张宗昌出关。张宗昌的军队被困在芦台、滦州一线，前后夹击，危在旦夕。这一天，他的参谋金卓来找我，带来了他的一封信，向我大肆吹嘘他还有许多军队、枪炮，规复京津实非难事，唯尚无法善其后，须先统筹兼顾，接着又说他正在训练军队，月需饷银二百五十万充，他“伏乞睿哲俯赐，巽令使疆场小卒，知所依附”。担当联络的金卓，一再陈说张宗昌胜利在望，只等我的支援。这时陈宝琛、胡嗣瑗听说我又要花钱了，都来劝阻我，结果只写了一个鼓励性的手谕。不久，张宗昌完全垮台，到日本去了。他离我越远越有人在我们中间自动地来递信传话，张宗昌的信也越来越表现了他矢忠清室之志，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向我要钱。带信人除了前面说过的金卓（后来在伪满给我当侍从武官）之外，还有后来当了伪满外交大臣的谢介石、德州知县王继兴、津浦路局长朱耀、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安福系政客费毓楷和自称是张的秘书长的徐观囗等人。他们给我带来关于张宗昌的各种消息。我已不记得给他们拿去了多少钱，我现在找到了一部分当时的来信和去信的底稿，挑两件抄在下面：

　　朕自闻滦河囗师，苦不得卿消息，听夕忧悬。昨据朕派遣在大连之前外务
　　部右丞谢介石专人奏陈，悉卿安抵旅顺，并闻与前俄谢米诺夫将军订彼此
　　互助之约，始终讨赤，志不销挫，闻之差慰。胜负兵家之常，此次再起，
　　务须筹备完密，不可轻率进取。谢米诺夫怀抱忠义与卿相同，彼此提挈呼
　　应，必奏敷功。方今苍生倒悬，待援孔亟，朕每念及，寝食难安，望卿为
　　国珍重以副朕怀。今命谢介石到旅顺慰劳，并赏卿巨鉴一部，其留心阅览，
　　追踪古人，朕有厚望焉。

　　皇上圣鉴：敬陈者，宗昌月前观光东京，得晤刘骧业，恭读手谕，感激莫
　　名，业经复呈，计达天聪。宗昌自来别府，荏苒经年，对于祖国民生之憔
　　悴，国事之蜩螗，夙夜焦灼，寝馈难安。一遵我皇上忧国爱民之至意，积
　　极规划，罔敢稍疏。惟凡举大事，非财政充裕，不能放手办理，即不能贯
　　彻主张，一木难支，众掌易举，当在圣明洞鉴之中。去秋订购枪械一批，
　　价洋日金贰百壹拾万元，当交十分之五，不料金票陡涨，以中国银币折合
　　约须叁百万元。目前军事方面筹划妥协，确有彻底办法，不动则已，动出
　　万全。惟枪械一项，需款甚巨，四处张罗，缓不济急。筹思再四，惟有恳
　　乞俯鉴愚忱，颁发款项壹百万元。万一力有不及，或先筹济叁伍拾万，以
　　资应用，而利进行。感戴鸿慈，靡有涯既。兹派前德州知事王继兴，驰赴
　　行官，代陈一切。人极稳妥，且系宗昌至戚。如蒙俞允，即由该知事具领
　　携回，一俟款到，即行发动。此款回国后两月内即可归还。时机已迫，望
　　若云霓，披沥上陈，无任屏营待命之至，伏乞睿鉴。恭请
　　圣安
　　　　　　　　　　　　　　　　　　　　　　　　　　　张宗昌谨呈
　　上面说的那笔钱，我没有给那位德州县知事。经陈宝琛、胡嗣瑗的劝止，我也没有再去信。但同时，我仍不能忘情于奉系，虽然这时张作霖已经死了。
　　张作霖之死①尽人皆知是日本人谋杀的。我后来听说，日本人杀张，是由于张越来越不肯听话，张的不听话，是由于少帅的影响，要甩掉日本，另与美国结成新欢。因此日本人说他“忘思负义，不够朋友”。他的遇害虽然当时也把我吓了一跳，有的遗老还提醒我注意这个殷鉴，但是后来我没有理会那些遗老的话，因为我自认是与张作霖不同的人。张是个带兵的头目，这样的人除了他还可以另外找得到。而我是个皇帝，这是日本人从中国人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的。那时在我身边的人就有这样一个论点：“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指张学良与国民党）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我深信日本是承认这一点的。“我欲借日本之力，必先得关东之心”，这是随之而来的策略，因此，我就从奉系里寻找张作霖的旧头目们，为我复辟使用。有个叫商衍瀛的遗老，是广东驻防旗人，从前做过翰林，当时是东北红“囗”字会的名人，这时出来给我活动奉系的将领。因为张学良已明白表示了要与蒋介石合作，所以商衍瀛进行的活动特别诡密。简要地说，这个最后的活动并没有结果，只留下了下面一点残迹：
　　①关于张被杀经过及原因，参与这一阴谋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有过一段供述。据河本称，是他亲自指挥关东军参谋部人员，事先在京奉和南满铁路交接点皇姑屯车站布下了“必死之阵”：在交接点埋了三十麻袋黄色炸药，以设在五百公尺外瞭望台上的电气机控制爆炸；并在交接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埋伏了一排冲锋队。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所乘之蓝色铁甲列车开到，东宫大尉一按电钮，张与列车同时被毁。事后关东军为掩盖真相，立调工兵赶修铁路，同时杀了两个中国人扔在肇事地点，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信件，并逮捕了十余名无辜居民，诬陷北伐军所为。杀张之原因，河本说：“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一语道破了帝国主义的毒辣。
　　　　　　　　　　　　　　　上谕
　　　　数日来肝火上升，每于夜间耳鸣头闷，甚感疲怠，是以未能见卿。卿
　　此去奉，表面虽为地款，实则主要不在此耳，此不待言而明也。余备玉数
　　种，分与相（张作相）、惠（张景惠）等人，到行带去。
　　　　再如降乩时，可否一问，余身体常不适，及此次肝热，久不能豫。
　　　　俟后为款事，自当随时与办事处来函。惟关于大局事，若有来函，务
　　须格外缤密。

　　商衍瀛的奏折及我的批语

　　　　　　　　　　　　　　　　　　　　　臣商衍瀛跪
　　奏　皇上圣躬久安，务求静养，时局变幻不出三个月内。　今日　皇上之艰难，安知非他日之福？望　圣躬勿过优劳，以待时机之复。奉　谕各节，臣当敬谨遵　谕办理。古玉敬谨分　赐。臣拟明日出关。再往吉林，哈尔滨，如蒙俞允，即当就道，臣恭请　圣安
　　　　　　　　　　　　　　 宣统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此去甚是。惟须借何题目，免启学良之疑。卿孤忠奋发，极慰朕志。当　此时局扰乱，甚易受嫌，卿当珍重勤密，以释朕怀。

三　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
　　我在拉拢、收买军人方面，花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珠宝玉器，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比较大的数目，是白俄谢米诺夫拿去的。
　　谢米诺夫是沙俄的一个将军，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击溃以后，率残部逃到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批土匪队伍一度曾想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击溃后，想在中蒙边境建立根据地，又遭到中国当地军队的扫荡。到一九二七年，实际上成了人数不多的股匪。这期间，谢米诺夫本人往来于京、津、沪、旅顺以及香港、日本等地，向中国军阀和外国政客活动，寻找主顾，终于因为货色不行，变成了纯粹的招摇撞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谢米诺夫被苏联军队捉了去，我在苏联被拘留时期曾听到过关于他被处绞刑的消息。我在天津的七年间，和这个双手沾满了中苏蒙三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一直没有断过往来。我在他身上花了大量的钱，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谢米诺夫起先由升允和罗振玉向我推荐过，我由于陈宝琛的反对，没有见他。后来，郑孝胥经罗振玉的介绍，和谢会了面，认为谢是大可使用的“客卿”人才，给他“用客卿”的计划找到了第一个目标。他向我吹嘘了一通，主张不妨先把谢给张宗昌撮合一下。那时正是我对张宗昌抱着希望的时候，因此同意了郑孝胥的办法。就这样，在郑孝胥的直接活动下，张宗昌接受了谢米诺夫提供的外国炮灰，扩大了白俄军队。后来张、谢之间还订了一项《中俄讨赤军事协定》。
　　经过郑孝胥的怂恿，一九二五年的十月，我在张园和谢米诺夫会了面，由他带来的蒙古人多布端（汉名包文渊）当翻译。我当时很满意这次谈话，相信了他的“犯难举事、反赤复国”的事业必能实现，立时给了五万元，以助其行。后来郑孝胥、谢米诺夫、毕瀚章、刘凤池等人在一起照了相，结成盟兄弟，表示一致矢忠清室。
　　那时正是继十四国进军苏联失败，世界上又一次出现大规模反苏反共高潮之时。我记得谢米诺夫和郑孝胥对我谈过，英美日各国决定以谢米诺夫作为反苏的急先锋，要用军火、财力支持谢米诺夫，“俄国皇室”对谢米诺夫正抱着很大希望。皇室代表曾与郑孝胥有过来往，但详情我已不记得。我记得的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有个计划与我有莫大关系，是要使用他们在满蒙的党羽和军队，夺取满蒙地区建立起“反赤”根据地，由我在那里就位统治。为了供应谢米诺夫活动费，我专为他立了一个银行存折，由郑孝胥经手，随时给他支用。存款数字大约第一次是一万元。谢米诺夫曾经表示，他本来并不需要我供给他活动费，因为他将要得到白俄侨民捐助的一亿八千万（后来又说是三亿）卢布，以后还会有美英日各国的财政支援；但是，这些钱一时还拿不到手，故此先用一点我的钱。后来他屡次因为“钱没到手”，总是找郑孝胥支钱，而每次用钱都有一套动人的用途。记得有一次他说，日本驻津司令官高田丰树给他联络好了张作霖，他急待去奉天商讨大计，一时没有川资；又一次说，苏联的驻沪领事奉上级命令找了他，为了取得妥协，表示愿把远东某个地区给他成立自治区，他因此需要一笔路费，以便动身到东京研究这件事。谢米诺夫究竟拿去了多少钱，我已经无法计算，只记得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两三个月，还要去了八百元。
　　在谢米诺夫和我的来往期间，出现了不少的中间联络人物。其中有个叫王式的，据这个人自称，不但谢米诺夫对他十分信赖，而且日本要人和中国军阀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我从他嘴里最常听到的是这几句话：“这是最紧要的关头”，“这是最后的机会”，“此真千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等，总是把我说得心眼里发痒。下面是他写的两个奏折：

　　　　　　　　　　　　　　　　　　　　　　　　　　臣王式跪
　　　　奏为外交军事，具有端倪，旋乾转坤在此一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
　　臣于五月十二日面奉谕旨，致书俄臣谢米诺夫，询其近状。臣行抵上海即
　　驰书东京，并告以遣使赴德及联络军队二事，旋得其复函，言即将来华，
　　不必东渡。既又接其电报，约会于大连。臣得电驰往与之晤见。据称：自
　　昔年面奉温诏并赏厚帑，即感激天恩，誓图报称。后在沪上与臣相见，彼
　　此以至诚相感，而订互助之口约，始终不渝。东旋以后，谋与彼邦士大夫
　　游，渐复与被执政贵族日益亲近，屡以言情之，迄不得其要领。至今年春
　　末，始获得苏俄扰乱满蒙及朝鲜日本之确据，出以示彼，日本方有所觉悟，
　　毅然决然为其招募朝鲜子弟八千人，一切饷糈器械，悉已完备，更欲为其
　　招募俄国白党万余人，现散处于满蒙一带者，其饷糈器械等等亦已筹备。
　　英人闻此更首先与苏俄绝交，愿以香港汇丰银行所存八千万元，俟调查实
　　在即予提取，故特电英国政府派遣参谋部某官至奉天，候其同往察看。法
　　意二国亦有同情均愿加入；美国则愿先助美金五百万元，后再接济，共同
　　在满蒙组织万国反赤义勇团，推其为盟主，共灭赤俄。今闻臣张宗昌已归
　　顺朝廷，曾造臣金卓至大连，订期面商，加入团中，两月之间成军可必，
　　成军之后即取东三省，迎銮登极，或俟赤俄削平，再登大宝。所拟如此，
　　不敢擅专，嘱臣请旨遵行。臣又同日臣田野丰云，彼国政府虑赤祸蔓延将
　　遍中国，中国共和以来乱益滋甚，知中国必不能无君，张学良勾结南京伪
　　政府，必不能保三省治安，必不能为中国之主，故朝野一致力助谢米诺夫，
　　使谢米诺夫力助皇上，光复旧物，戡定大乱，共享承平。臣闻其言，十七
　　年积愤为之顿释……臣道出大连，有沈向荣者现充张宗昌部下三十军军长，
　　来见臣于逆旅之中，谓已纠集南北军长十人，有众十万，枪炮俱全，布列
　　七省，愿为皇上效力，待臣返大连共同讨论，听臣指挥。此真千载一时之
　　机，万不可失。伏愿皇上效法太祖皇帝，罗举七大恨，告庙誓众，宣布中
　　外，万众一心，扫荡赤化。皇上纯孝格天，未始非天心厌乱，特造此机，
　　使皇上囗践帝官，复亿万年有道之基也。不然此机一失，人心懈矣。……
　　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
　　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陈，请旨定夺，谨奏。

　奏为兴复之计，在此一举，坐失时机，恐难再得，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初一日谨将俄臣谢米诺夫、日臣田野丰在大连所拟办法及臣沈
　　向荣在彼俟臣进行诸事，已恭折具呈御览。惟谢米诺夫因英人在奉天久待，
　　无可托辞，故需款至急，皇上行在帑藏难支，臣断不敢读请，连日商诸臣
　　罗振玉愿将其在津房产抵押，约可得洋四万元以充经费，不足之数臣拟俟
　　皇上召见，面陈一切未尽之言，并有至密之事请旨定夺后，即赴大连上海
　　再行设法……不然田野丰已有微词，倘日人稍变初衷，谢米诺夫即萌退志，
　　各国不能越俎，张宗昌即不能支持，纵使谢米诺夫他日再起，我亦不能再
　　责其践盟，九仞之山将全功尽弃。……更有日人要求之事，谢米诺夫预定
　　之谋，内部小有参商之处，均当面请乾断，惟祈训示抵遵，谨奏。
　　　　　　　　　　　　　　　　　　　　　　宣统二十年八月初九日
　　王式写这几个奏折的日子，正是郑孝胥出门，不在张园的时候。由于陈宝琛、胡嗣瑗这一派人的阻拦，他进不了张园的门，并且遇到了最激烈的攻击。
　　攻击王式最激烈的是胡嗣瑗。胡嗣瑗在清末是个翰林，张勋复辟时与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在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张园，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大军机”，因为凡是有人要见我或递什么折子给我，必先经他过滤一下，这是由于我相信他为人“老实”而给他的职务，名义是管理“驻津办事处”。他最反对我和郑、罗等人接触。他看见了王式的折子，就给我上奏折，逐条分析王式和谢介石等的言行前后矛盾之处，指出这纯粹是一场骗局。陈宝琛向我摇头叹气，不满意郑孝胥和这些人的来往，说：“苏龛（郑字），苏龛，他真是疏忽不堪！”我被他们说动了心，决定不理这个王式和谢米诺夫的任何代表了，可是郑孝胥一回到天津，经他三说两说，我又信了他的话，又拿出了钱供客卿们花用。记得后来郑孝胥还推荐过一个叫阿克第的奥国人和一个叫罗斯的英国人。阿克第是奥国从前的贵族，在天津奥国租界工部局任过职，据他自称在欧洲很有地位，可以为我在欧洲展开活动，取得复辟的声援。因此我派他做我的顾问，叫他到欧洲去活动，并且一次支给了这位客卿半年俸金一千八百元。罗斯是个记者，说要复辟必得有报，要我拿两万元给他办报。我给了他三千元，后来报是出来了，叫做《诚报》，可是没几天就关了门。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有个“胡大军机”拦关，还是有不少人只要是拿着“联络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特别是从一九二六年起，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我的门客更是有增无减。
　　这些人物里最值得一说的是“小诸葛”刘凤池。我和刘的相识，是由于张勋手下的奉系老军阀许兰洲的介绍。刘是许的旧部下，在许的嘴里，刘是个“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那年大约四十岁左右，他见了我，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手眼之后，立时建议我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给他，去联络台上人物。“那些福寿字、春条，对这类人是不行的”，这句话我还是从他嘴里第一个听到，虽然有点不舒服，但又赏识这个人直率。我认为他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可见他的话一定可靠。于是我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地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他竟指名要这要那，例如有一次他说要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华，给我来信说：
　　　　姓邹者才甚大，张作霖胜，彼功甚大，张待之甚厚，小物品不能动其
　　心也，应进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
　　之大利在也。
　　为了拉拢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他指明要各送十颗朝珠；为了拉拢一个姓穆的，他指明要珠顶冠上的那颗珠子。这种信，三五天必有一封，内中不少这类词句：“要真才就得多花钱，求俭遭人轻，做大事不拘小节”，“应送端砚、细瓷，外界不易得之物”。如果他报告的活动情况都如实的话，差不多奉系的旅长以上（甚至包括团长，如富双英当团长时），以及拥有四十万众的红枪会首领、占山为王的草莽英雄等等，都拿到了我的珍珠。古瓷、钻石，都在我“不拘小节”之下大受感动，只待我一声令下，就可以举事了。但是他拿了无数的东西，人马却总不见动静。后来，我在陈宝琛劝阻之下，发生了动摇，钱给的就不太积极，于是小诸葛无论面谈和来信中多了一种词句：“已耗费若干，旅费及招待，尚不在数”，“已倾家荡产，实难再代垫补”，“现在情况万分紧急，成败在此一举，无论如何先接济二万元”，“需款万分紧急，望无论如何将此款赐下，以免误此良机”。我后来觉出了事情不对，不肯再给钱，不久便接到了他这样的信：“皇上若每日不知研究，亦不十分注意时局，敢望其必成乎？若不猛进，亦不期望必成，又何必设此想乎？……试将中国史记打开，凡创业中兴之主，有如此之冷淡者乎？……”
　　我已忘记这个“小诸葛”是如何离开我的了，只记得他后来向我哭穷，只要十块钱救济。后来听说他在东北各地招摇，给奉系万福麟枪毙了。
　　像刘凤池这类人物，我还可以举出一串名字，比如华瀚章之类的人们，都用过差不多的手法，吊起了我的重登大宝的胃口，骗走了不少现款、古玩、珍珠、宝石等等。这些人最后和我的分手，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不告而别，有的被“胡大军机”或其他人硬给拦住，也有的是我自己不叫进门。其中有个绰号“费胖子”的安福系小政客费毓楷，他曾向我报告，他和炸死张作霖的日本河本大佐取上了联系，已组织好张学良的侍卫，即将举行暴动，在东北实行武装复辟，迎我“正位”。这个动人的然而难于置信的大话叫陈宝琛知道了，自然又加劝阻，连我岳父荣源也反对我再和他来往。费胖子最后和张园分手时，比别人多了一场戏。他遭到拒绝进园，立刻大怒，气势汹汹地对拦门的荣源嚷：“我出这么大的力，竟不理我了，好，我要到国民政府，去控告你们皇上颠覆民国的罪状！”荣源和三教九流颇有来往，听了毫不在乎，反而笑道：“我劝你算了吧，你写的那些东西都还存在皇上的手里呢！”费胖子听了这话，只好悻悻而退。
　　这些人物在我身边真正的绝迹，已经是接近“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也就是在北方军阀全换上了青天白日旗之后，再过了一段时间。这时我对他们已经真正放弃幻想，同时由于其他后面谈到的原因，我已把希望放在别处去了。

四　东陵事件

--------------------------------------------------------------------------------
　　一九二八年，对我是充满了刺激的一年，也是使我忧喜不定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内阁发表了满蒙不容中国军队进入的声明，并且出兵济南，拦阻南方的军队前进，另方面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这些和我有瓜葛的军队，由节节败退而溃不成军，为我联络军阀们的活动家刚报来了动人的好消息，我马上又读到那些向我效忠的军人逃亡和被枪毙的新闻。我听说中国的南北政府都和苏联绝交了，英苏也绝交了，国民党大肆清党，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人和我谈的那个“洪水猛兽”，似乎对我减少了威胁，但又据这些人说，危险正逼近到我的身边，到处有仇恨我的人在活动。我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广东有暴动的消息，同时，一直被我看成“过激”、“赤化”分子的冯玉祥，已和蒋介石合作，正从京汉线上打过来。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使人灰心丧气的消息越来越多，张作霖死了，美国的公使在给张学良和蒋介石撮合，……除了这些上面已说过的事件之外，这年还发生了最富刺激性的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
　　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是乾隆和面太后的陵寝。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犯出身的流氓军人，在张宗昌部当过师长、军长。一九二七年孙受蒋介石的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一九二八年，孙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进行了有计划的盗墓。他预先贴出布告，说是要举行军事演习，封锁了附近的交通，然后由他的工兵营营长颛孙子瑜带兵挖掘，用三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一空。
　　乾隆和慈禧是清朝历代帝后中生活最奢侈的。我从一份文史资料中，看到过一段关于他们的陵墓的描述：
　　　　墓中隧道全用汉白玉砌成，有石门四进，亦全系汉白玉雕制，寝宫为
　　八角形，上覆圆顶，雕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寝宫面积约与故官的中
　　和殿相等。乾隆的棺梓是用阴沉木制成的，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两
　　座坟墓中的殉葬器物，除金银元宝和明器外，都是些罕见的珍宝。慈禧的
　　殉葬物品，多是一些珠宝翠钻之类，她的凤冠是用很大的珍珠以金线穿制
　　而成的；衾被上有大朵的牡丹花，亦全用珍珠堆制；手镯系用大小钻石镶
　　成一大朵菊花和六小朵梅花，澄彻晶莹，光彩夺目；手里握着一柄降魔杵，
　　长约三寸余，为翡翠制；她的脚上还穿着一双珠鞋。另外，在棺中还放置
　　着十七串用珠宝缀成的念珠和几双翠质手镯。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字画、
　　书剑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及金质佛像等物，其中绢、丝制品都
　　已腐朽，不可辨认。
　　我听到东陵守护大臣报告了孙殿英盗掘东陵的消息，当时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宗室和遗老们全激动起来了。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万绳栻、景方昶、袁励准、杨锺羲、铁良、袁大化、升允……不论是哪一派的，不论已经消沉的和没有消沉的，纷纷赶到我这里，表示了对蒋介石军队的愤慨。各地遗老也纷纷寄来重修祖陵的费用。在这些人的建议和安排下，张园里摆上了乾隆、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就像办丧事一样，每天举行三次祭奠，遗老遗少们络绎不绝地来行礼叩拜，痛哭流涕。清室和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张园的灵堂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
　　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好，下令给阎锡山查办此事。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被阎锡山扣下了。随后不久，消息传来，说被扣的师长被释放，蒋介石决定不追究了。又传说孙殿英给蒋介石新婚的夫人宋美龄送去了一批赃品，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怒火，走到阴阴森森的灵堂前，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向着空中发了誓言：
　　“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我此时想起溥伟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见面时说的：“有溥伟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我也发誓说：
　　“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
　　我的复辟、复仇的思想，这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在那些日子里，郑孝胥和罗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们所谈的每个历史典故和当代新闻，都使我感到激动和愤慨不已，都增强着我的复辟和复仇的决心。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斗争到底，把灵堂摆到修复原墓为止，就是他们想出的主意。但是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利，盗墓的人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带面目全非，当权的新贵中再没有像段祺瑞、王怀庆这类老朋友，我父亲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里来了。于是我的心情也由激愤转成忧郁。蒋宋两家的结亲，就使张园里明白了英美买办世家和安清帮兼交易所经纪人的这种结合，说明蒋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这些倒台的军人更硬的后台。这年年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的承认，他的势力和地位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军阀。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已十分黯淡，认为在这样一个野心人物的统治下，不用说复辟，连能否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占一席地，恐怕全成问题。
　　我在心里发出了狠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卜过卦，扶过比我曾卜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的一个卦文，其意思是：蒋介石政府将众叛亲离，在一九三二年灭亡。当然，蒋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发泄我的仇恨，使我痛快。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命运。我屡次叫荣源扶乩，有一次他得到这样一个乩文：
　　　　今上乃重兴之主，清仍有天下，然子（按指荣源）乃朝廷勋戚大臣，
　　必须直谏君，于致光武，务必劝戒奢华，弥问世事，晦迹韬光，暗成事业，
　　亲君子，远小人，去伪忠，此皆要图，子忠实君子，吾所夙知，故愿直言，
　　将来再兴，务必改元，宣统二字，乃宁日一乱丝充满天下尽，贼犯紫微，
　　务用隆武，隆若不用，可改兴武，此天机也，国事且不泄。
　　但是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这句话。我自己几年来的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给了我一条重要的信念，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正统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军队，自然要比一个红胡子或者一个流氓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正为了要投笔从戎，在家里闹得马仰人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的影响，立志要恢复清朝，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自己也想当军官，出出风头。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国奉天之前对溥杰说过：“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于是他便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想个办法把他追回来。天津日本总领事答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在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见了我就诉说他投军的志向，是为了恢复祖业。他的话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
　　我决定了派溥杰和我的三妹夫润麟一同到日本去学陆军。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不少日本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麟不多日子的日文，就为他们的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暂时还不能人日本士官学校，但是可以先进专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人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就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五　领事馆、司令部、黑龙会

--------------------------------------------------------------------------------
　　　　敬陈管见，条列于后：
　　　　……对日本宜暗中联合而外称拒绝也。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
　　关东与党军和协，而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
　　位则举措难施。今其势日渐紧张，关东因无以图存，日人亦无策善后，此
　　田中之所以屡示善意也。
　　我
　　皇上并无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难得而易失，天子不取，后悔
　　莫追。故对日本只有联合之诚，万无拒绝之理。所难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
　　先得关东之心。若令关东之人，疑我合日谋彼，则以后欲由东三省拥戴，
　　势有所难。此意不妨与日本当机要人明言之，将来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
　　取得之权，尚须让步方易办理。……
　　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这段话代表了张园里多数人的想法，也是我经过多年的活动后，日益信服的结论。
　　前面已经说过，我自从进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关怀”以来，就对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赖。我在日本公使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总领事古田茂曾请我参观了一次日本侨民小学。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我欢呼万岁。这个场面使我热泪满眶，感叹不已。当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天津的边缘，租界上的各国驻军组织了联军，声言要对付敢于走近租界的国民军的时候，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特意来到张园，向我报告说：“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我听了，大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寿辰，日本的领事官和军队的将住们必定到我这里来祝贺。到了日本“天长节”，还要约我去参观阅兵典礼。记得有一次“天长节”阅兵，日本军司令官植田谦古邀请了日租界不少高级寓公，如曹汝霖、陆宗舆、靳云鹏等人都去了。我到场时，植田司令官特意骑马过来行致敬礼。当阅兵完毕，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凑在一起，竟然随着日本人同声高呼“天皇万岁”。
　　日军司令部经常有一位住级参谋来给我讲说时事，多年来十分认真，有时还带来专门绘制的图表等物。第一个来讲的大概是名叫河边的参谋，他调走之后继续来讲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后来在伪满当我的“御用挂”的吉冈安直。这个人在伪满与我相处十年，后面我要用专门的一节来谈他。
　　日军参谋讲说的时事，主要是内战形势，在讲解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并由此谈到日本的天皇制的优越性，谈到中国的“民心”惟有“宣统帝”才能收拾。中国军队的腐败无力是不可或缺的话题，自然也要用日本皇军做对比。记得济南惨案发生后，吉冈安直至少用了一个小时来向我描述蒋介石军队的无能。日本布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给我拿来的。这些讲话加上历次检阅日军时获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军队的强大，深信日本军人对我的支持。
　　有一次我到白河边上去游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舰。不知兵舰舰长怎么知道的，突然亲自来到岸上，虔敬地邀请我到他的舰上参观。到了舰上，日本海军将校列队向我致敬。这次由于仓猝间双方都没有准备翻译，我们用笔谈了一阵。这条兵舰舰名“藤”，船长姓蒲田。我回来之后，蒲田和一些军官向我回访，我应他的请求送了他一张签名照片，他表示这是他的极大的荣幸。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对我尊敬的。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起初，“日本人”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一个整体。这当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的日本人，以及和罗振玉、升允来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们看成整体，是因为他们同样地“保护”我，把我当做一个“皇帝”来看待，同样地鄙夷民国，称颂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时候，他们都同样地表示愿意赞助。一九二七年，我由于害怕北伐军的逼近，一度接受罗振玉劝告，决定赴日。经过日本总领事的接洽，日本总领事馆向国内请示，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并决定按对待君主之礼来接待我。据罗振玉说，日本军部方面已准备用军队保护我启程。只是由于形势的缓和，也由于陈宝琛、郑孝胥的联合劝阻，未能成行。后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类的口号消失了，我逐渐发现，尽管日本人的“尊敬”、“保护”仍然未变，但是在我出洋之类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却有了分歧。这种分歧甚至达到了令我十分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有一天罗振玉向我说：“虽然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究竟是鱼龙混杂。据日本司令部说，革命党（这是一直保留在张园里的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笼统称呼）的便衣（这是对于秘密工作者的称呼，而且按他们解释，都是带有武器的）混进来了不少，圣驾的安全，颇为可虑。依臣所见，仍以暂行东幸为宜，不妨先到旅顺。恭亲王在那边有了妥善筹备，日本军方也愿协助，担当护驾之责。”这时我正被“革命党便衣”的谣言弄得惶惶不安，听了罗振玉的话，特别是溥伟又写来了信，我于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决心。我不顾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反对，立刻命令郑孝胥去给我找日本总领事，我要亲自和他见面谈谈。
　　郑孝胥听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问道：“皇上请加藤，由谁做翻译呢？是谢介石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谢介石是个台湾人，由于升允的引见，在北京时就出入宫中，张勋复辟时做了十二天的外务部官员，后来由日本人的推荐，在李景林部下当秘书官，这时跟罗振玉混在一起，不断地给我送来什么“便衣队行将举事”，革命党将对我进行暗杀等等情报。劝说我去旅顺避难的，也有他一份。郑孝胥显然不喜欢罗振玉身边的人给我当翻译，而同时，我知道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罗振玉也不会喜欢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或者陈宝琛的外甥刘嚷业当翻译。我想了一下，便决定道：“我用英文翻译。加藤会英文。”
　　总领事加藤和副领事冈本一策、白井康都来了。听完我的话，加藤的回答是：
　　“陛下提出的问题，我还不能立即答复，这个问题还须请示东京。”
　　我心里想：这本是日本司令部对罗振玉说没有问题的事，再说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请示东京？天津的高级寓公也有到旅顺去避暑的，他们连日本总领事馆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对我为什么要多这一层麻烦？我心里的话没完全说出来，加藤却又提出了一个多余的问题：
　　“请问，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吗？”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说，现在有许多对我不利的消息，我在这里不能安心。据日本司令部说，现在革命党派来不少便衣，总领事馆一定有这个情报吧？
　　“那是谣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说的时候，满脸的不高兴。他把司令部的情报说成谣言，使我感到很奇怪。我曾根据那情报请他增派警卫，警卫派来了，他究竟相信不相信那情报？我实在忍不住地说：
　　“司令部方面的情报，怎么会是谣言？”
　　加藤听了这话，半天没吭气。那两位副领事，不知道他们懂不懂英文，在沙发上像坐不稳似地蠕动了一阵。
　　“陛下可以确信，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加藤最后说，“当然，到旅顺的问题，我将遵命去请示敝国政府。”
　　这次谈话，使我第一次觉出了日本总领事馆和司令部方面之间的不协调，我感觉到奇怪，也感觉到很气人。我把罗振玉。谢介石叫了来，又问了一遍。他们肯定说，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都是这样说的。并且说：
　　“司令部的情报是极其可靠的。关于革命党的一举一动，向来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么说，即使暗杀是一句谣言，也要防备。”
　　过了不多几天，我岳父荣源向我报告说，外边的朋友告诉他，从英法租界里来了冯玉祥的便衣刺客，情况非常可虑。我的“随侍”祁继忠又报告说，他发现大门附近，有些形迹可疑的人，伸头向园子里张望。我听了这些消息，忙把管庶务的佟济煦和管护军的索玉山叫来，叫他们告知日警，加紧门禁，嘱咐护军留神门外闲人，并禁止晚间出入。第二天，我听一个随侍说，昨晚上还有人外出，没有遵守我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给佟济煦记大过一次，并罚扣违令外出者的饷银①，以示警戒。总之，我的神经紧张起来了。
　　①这时张园管柬“底下人”的办法，根据师傅们的谏劝和佟济煦的恳求，已经取消了鞭笞，改为轻者罚跪，重者罚扣饷银。为了管束，我还亲自订了一套“规则”，内容见第六章。——作者
　　有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忽然被一声枪响惊醒，接着，又是一枪，声音是从后窗外面传来的。我一下从床上跳起，叫人去召集护军，我认为一定是冯玉祥的便衣来了。张园里的人全起来了，护军们被布置到各处，大门上站岗的日本巡捕（华人）加强了戒备，驻园的日本警察到园外进行了搜索。结果，抓到了放枪的人。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放枪的却是个日本人。
　　第二天，佟济煦告诉我，这个日本人名叫岩田，是黑龙会分子，日本警察把他带到警察署，日本司令部马上把他要去了。我听了这话，事情明白了七八分。
　　我对黑龙会的人物，曾有过接触。一九二五年冬季，我接见过黑龙会的重要人物佃信夫。事情的缘起，也是由于罗振玉的鼓吹。罗振玉对我说，日本朝野对于我这次被迫出宫和避难，都非常同情，日本许多权势人物，连军部在内，都在筹划赞助我复辟，现在派来了他们的代表佃信夫，要亲自和我谈一谈。他说这个机会决不可失，应当立刻召见这位人物。佃信夫是个什么人，我原先并非毫无所闻，内务府里有人认识他，说他在辛亥之后，常常在各王府跑出跑进，和宗室王公颇有些交情。罗振玉的消息打动了我，不过我觉得日本总领事是日本正式的代表，又是我的保护人，理应找他来一同谈谈，于是叫人通知了有田八郎总领事，请他届时出席。谁知那位佃信夫来时一看到有田在座，立刻返身便走，弄得在座的陈宝琛、郑孝胥等人都十分惊愕。后来郑孝胥去责问他何以敢如此在“圣前非礼”，他的回答是：“把有田请来，这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吗？既然如此，改日再谈。”现在看来，罗振玉这次的活动以及岩田的鸣枪制造恐怖气氛，就是那次伯信夫的活动的继续。这种活动，显然有日军司令部做后台。
　　后来我把陈宝琛、郑孝胥找来，要听听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郑孝胥说：“看起来，日本军、政两界，都想请皇上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加以保护。他们虽然不合作，却也于我无损。不过罗振玉做事未免荒唐，他这样做法，有败无成，万不可过于重用。”陈宝琛说：“不管日军司令部也罢，黑龙会也罢，做事全不负责任。除了日本公使和总领事，谁的话也别听！”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便不想再向总领事要求离津了。从此，我对罗振玉也不再感兴趣了。第二年，他便卖掉了天津的房子，跑到了大连。
　　说也奇怪，罗振玉一走，谣言也少了，连荣源和祁继忠也没有惊人的情报了。事隔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一点其中的奥妙。
　　这是我的英文翻译告诉我的。他和荣源是连襟，由于这种关系，也由于他和日军司令部翻译有事务上的交往，探听到一点内幕情况，后来透露了给我。原来，日军司令部专门设了一个特务机关，长期做张园的工作，和这个机关有关系的，至少有罗振玉、谢介石、荣源这几个人。我的英文翻译曾由这三个人带到这个特务机关的一处秘密地方，这地方对外的名称，叫做“三野公馆”。
　　他是在那天我接见了加藤之后被他们带去的。他的翻译工作做完之后，被罗、谢、荣三人截住，打听会谈情况。罗振玉等人听说加藤对我出行毫不热心，立刻鼓噪起来。从他们的议论中，英文翻译听出了司令部方面有人对罗振玉他们表示的态度完全不同，是说好了要把我送到旅顺去住的。为了向司令部方面的人汇报加藤的谈话，罗振玉等三人把英文翻译带到“三野公馆”去找那人，结果没找见，而英文翻译却发现了这个秘密地方。以后他从荣源和别的方面探听出，这是个有鸦片烟、女人、金钱的地方。荣源是这里的常客，有一次他甚至侮辱过一个被叫做大熊的日本人的妻子，大熊把他告到司令部，也没有能动他。至于荣源等人和三野公馆有些什么具体活动，荣源却不肯透露。
　　三野的全名是三野友吉，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司令部的一名少住，常随日军司令官来张园做客。当时我绝没想到，正是这个人，通过他的“公馆”，与张园的某些人建立了极亲密的来往，把张园里的情形摸得透熟，把张园里的荣源之流哄得非常听话，以至后来能通过他们，把谣言送到我耳朵里，弄得我几次想往旅顺跑。我听到我的翻译透露出来三野公馆的一些情况后，只想到日军司令部如此下功夫拉拢荣源等人，不过是为了和领事馆争夺我，他们两家的争夺，正如郑孝胥所说，是于我有益无损的事。
　　事实上，我能看到的现象也是如此：司令部与领事馆的勾心斗角，其激烈与错综复杂，是不下于我身边的遗老们中间所发生的。比如司令部派了参谋每周给我讲说时事，领事馆就介绍了远山猛雄做皇室教师；领事馆每次邀请我必同时请郑孝胥，司令部的邀请中就少不了罗振玉；领事馆在张园派驻了日本警官，而司令部就有专设的三野公馆，为荣源、罗振玉、谢介石等人预备了女人、鸦片，等等。
　　至于黑龙会，我了解得最晚，还是郑孝胥告诉我的。这个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前身名为“玄洋社”，成立于中法战争之后，由日本浪人平冈浩太郎所创立，是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最早的特务组织，最初在福州、芝罘（烟台）、上海都有机关，以领事馆、学校、照相馆等为掩护，如上海的“东洋学校”和后来的“同文书院”都是。“黑龙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龙江”，出现于一九○一年。在日俄战争中，这个团体起了很大作用，传说在那时黑龙会会员已达几十万名，拥有巨大的活动资金。头山满是黑龙会最出名的领袖，在他的指挥下，他的党羽深入到中国的各阶层，从清末的王公大臣如升允之流的身边，到贩夫走卒如张园的随侍中间，无一处没有他们在进行着深谋远虑的工作。日本许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原、广田、平沼、有田、香月等人都是头山满的门生。据郑孝胥说，头山满是个佛教徒，有一把银色长须，面容“慈祥”，平生最爱玫瑰花，终年不愿离开他的花园。就是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在玫瑰花香气的氲氤中，持着银须，面容“慈祥”地设计出骇人的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案。
　　郑孝胥后来能认识到黑龙会和日本军部系统的力量，是应该把它归功于罗振玉的。郑、罗、陈三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想。罗振玉认为军部人物以及黑龙会人物的话全是可靠的（他对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信任，也一半是出于谢、多二人和黑龙会的关系），陈宝琛则认为除了代表日本政府的总领事馆以外，别的日本人的话全不可信。郑孝胥公开附和着陈宝琛，以反对罗振玉。他心里起初也对司令部和黑龙会存着怀疑，但他逐渐地透过罗振玉的吹嘘和黑龙会的胡作非为，看出了东京方面某种势力的动向，看出了日本当局的实在意图，最后终于看出了这是他可以仗恃的力量。因此，他后来决定暂时放下追求各国共管的计划，而束装东行，专门到日本去找黑龙会和日本参谋总部。

六　郑孝胥的理想

--------------------------------------------------------------------------------
　　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了我的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他总管外务，派他的儿子郑垂承办外务，一同做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后来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妥，而他在发表反对意见之后，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虽然他也是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的。
　　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策划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视了的原因，这就是：他当时并不把日本当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他把北伐战争是看做要实行“共产”的。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查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宫是一八九一年，罗卖古玩字画、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人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时关于“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经常可以从天津外文报纸上看到。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曾认真地抄进他的日记、札记，同时还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国
　　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纷乱，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心考察，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作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理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务）部长胡佛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会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

　　郑孝胥认为，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我的复位的时机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听了罗振玉的劝说，打算到日本去，郑孝胥就根据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动，静候共管”的劝告。这是他记在日记里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诣行在。召见，询日领事约谈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舆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犹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国人士犹得常接，气脉未寒，若去津一步，则形势大变，是为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为日本所留，兴复之望绝矣！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他提出过不少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的办法，如用我的名义捐款助赈，用我的名义编纂《清朝历代政要》，用我的名义倡议召开世界各国弭兵会议等等。有的我照办了，有的无法办，我也表示了赞许和同意。
　　我委任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到欧洲为我进行游说宣传，临行时，郑孝胥亲自向他说明，将来如蒙各国支持“复国”，立刻先实行这四条政策：“一、设责任内阁，阁员参用客卿；二、禁卫军以客将统帅教练；三、速办张家口——伊犁铁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国内设立之官办商办事业，限五年内一体成立。”
　　郑孝胥的想法，以后日益体系化了。有一次，他说：“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矿山无处不开，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我问他：“列强真的会投资吗？”他说：“他们要赚钱，一定争先恐后。臣当年承办瑷珲铁路，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给压下了，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事大有便宜。”那时我还不知道，作为辛亥革命风暴导火线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原来就是郑孝胥给盛宣怀做幕府时出的主意。假若我当时知道这事，就准不会再那样相信他。当时听他说起办铁路，只想到这样的问题：“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矿的事闹起来的吗？”他附和说：“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不过中国人穷，钱少少办，外国人富，投资多多办，这很公平合理。”我又曾问过他：“那些外国人肯来当差吗？”他说：“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我又问他：“许多外国人都来投资，如果他们争起来怎么办？”他很有把握地说：“唯因如此，他们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这就是由共管论引申出来的日益体系化的郑孝胥的政策，也是我所赞许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我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拢军阀、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没忘掉这个理想。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热烈。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可以看出来。
　　当我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时，陈宝琛担心的是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结果，谢米诺夫这个关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的关系。当谢米诺夫吹嘘列强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他的日记里有这样自我欣赏的描写：“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谢米诺夫。包文渊、毕瀚章、刘凤池同至国民饭店，……皆大欢畅，约为同志，而推余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国骗子罗斯，以办报纸助我复辟为名，骗了我一笔钱，后来又托郑孝胥介绍银行贷款，郑孝胥因罗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郑垂觉得罗斯不可靠，来信请他父亲留心，他回信教训儿子说：“不能冒险，焉能举事？”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银行扣了郑的存款抵了账。尽管如此，当罗斯底下的人又来向郑借钱的时候，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经多布端的说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当然，我的钱经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被他讥笑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陈宝琛，后来在叹息“苏龛（郑宇），苏龛，真乃疏忽不堪！”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远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他仍然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为“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得到了我的赞许，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后来，他很满意地告诉我，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情形，我已记不清了。我把他的日记摘录几段如后，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他在日本广泛活动的蛛丝马迹：
　　　　八月乙丑初九日（阴历，下同）。八点抵神户。福田与其友来迎。每
　　日新闻记者携具来摄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馆小憩，忽有岩日爱之
　　助者，投刺云：兵库县得芳泽公使来电嘱招待，兵库县在东京未回，今备
　　汽车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华会馆。又至捕公庙，复归西村馆，即赴汽车
　　站买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馆。来访者有：大阪时事报社守田耕治、大
　　田之友僧足利净回，岩田之友小山内大六，为国杂社干事。与岩田、福田、
　　太田同至山东馆午饭。夜付本多吉来访，谈久之。去云：十点将复来，候
　　至十二点，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将访竹本，遇于门外，遂同往。内藤虎来谈久之。
　　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来访，密谈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电话告：长尾昨日已归，即与太田、大七走访之。
　　长尾犹卧，告其夫人今日匆来，遂乘电车赴大限。……岩田爱之助与肃邸
　　四子俱来访。宪立（定之）密语余奉天事，消息颇急，欲余至东京日往访
　　藤田正实、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摄影，复与肃四子共摄一影，乃
　　访住友经理小仓君。……
　　　　庚午十四日。长尾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长尾雨山以电话约勿出，当即来访，遂以汽车同游天满
　　官金阁寺而至岚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顶，若无路可入者。入
　　酒家，亦在林中，隐约见岩岫压檐而已，饮酒食鱼，谈至三时乃去。
　　　　癸酉十七日。……长尾来赠画扇，送至圆山公园，左阿、囗家、狩野、
　　内藤、近重、铃木皆至，顷之高濑亦至，唯荒木、内村在东京未归。……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诣长尾辞行。……太田来云，东京备欢迎者
　　甚众，将先往约期。
　　　　辛巳廿五日。十一时至东京下火车。至车站投刺者数十人。小田切、
　　高田丰村、冈野皆来帝国旅馆。雨甚大。岩田、水野梅晓亦来。冈野自吴
　　佩孚败后囗而为僧。夜宿于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谈日政府近状颇详，谓如床次、后藤、细川
　　侯、近卫公，皆可与谈。
　　　　癸未二十七日。……送过水野，复同访床次。床次脱离民主党而立昭
　　和俱乐部，将为第三党之魁。岩田来。小田切来。大田、白井、水野、佃
　　信夫来。山田来。汪荣宝来。……夜赴近卫公之约，坐客十余人，小田切、
　　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坐。近卫询上近状，且极致殷勤。……
　　　　甲申二十九日。……川田瑞穗者称，长尾雨山之代理人，与松本洪同
　　来约九月初八日会宴，坐客为：平沼骐一郎，枢密院副议长；桦山资英，
　　前内阁秘书长；牧野谦次郎，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国，早稻田教授；
　　国分青崖，诗人；田边碧堂，诗人；内田周平，能汉文。此外尚十余人。……
　　岩田与肃邸第十八子宪开来访，今在士官学校。……津田静枝海军大佐邀
　　至麻布区日本料理馆，为海军军令部公宴。主席者为米内少将，坐客为：
　　有田八郎，水野梅晓，中岛少将，园田男爵（东乡之婿），久保田久晴海
　　军中佐等。……
　　　　九月丙戌朔。太田来。参谋本部总长铃木，次长南，以电话约十时会
　　晤。与大七、大田同往。铃木询上近状，且云：有恢复之志否？南次长云：
　　如有所求，可以见语。对曰：正究将来开放全国之策，时机苟至，必将来
　　求。吉田茂外务次官约午饭，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冈部长景子爵，高
　　田中将，池田男爵，有田，岩村，水野，太田等。……
　　　　丁亥初二日。……岩田偕宪开、李宝琏、刘牧蟾来访。李刘皆在士官
　　学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来。与水野同访后藤新平，谈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将，野中、多
　　贺二少将，田锅、松平皆在座，颇询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户登长崎九，长尾雨山自西京来别。富冈、
　　福田皆来。十一点半展轮。……
　　他在日本，被当做我的代表，受到各种热心于恢复清朝的人物的接待。其中有不少原是我的旧交，例如高田丰村是前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田八郎和吉田茂做过天津总领事，白井是副领事，竹本多吉是在北京时把我接进日本兵营的那位大任。岩田爱之助就是在我窗外放枪的那位黑龙会会员，佃信夫则是不肯在总领事有田面前谈“机密”的那位黑龙会重要人物。不管他们在中国时怎样不和，这时却彼此融洽无间地共同接待着“郑大臣”。除了这些过去曾直接出头露面的以外，那些原居于幕后的大人物，如后来做过首相、陆相等要职的近卫（文囗）、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铃木（贯太郎）、南（次郎），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台的吉田茂等人，还有一些出名的政客、财阀，此时全都出了面。也许郑孝胥和这些人会谈时，他的“开放全国之策”引起的反应使他太高兴了，所以在伪满成立以后，第一批“客人”已经走进了打开的“门户”，他仍然没有忘记共管的理想，一有机会便向外面宣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犹如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尤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一脚把他踢到一边。

　　------------------

七　“行在”生活

--------------------------------------------------------------------------------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别人来给我叩拜。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犹如从前的“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个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后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锺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木式、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坐在楼外西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屋子，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曾经坐过的人，有武人、政客、遗老、各式“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以及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传，网球名手林宝华，《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高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的行列，在这里恭候过“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的，驻在对面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逢我外出，便有一个日警便衣跟随。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的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即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仅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饷。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直隶督办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功夫运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都在我手里。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为此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①，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约需一万多元②，最大宗的开支即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尚不在此数。每月平均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也没有包括汽车、钻石之类项目。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没有限制。
　　①这个数字包括以下各项：
　　　敬懿、荣惠两太妃8000元　醇亲王2800元
　　　寿皇殿总管太监等饭食72元　太庙首领太监等钱粮19.44元
　　　东陵奉祀960元　西陵奉祀832元
　　　东西陵守护大臣200元　醇贤亲王国寝祭品每季266.4元
　　　园寝翼领官兵口分144元　太妃邸内管领值班饭食80元
　　　太妃邸内护军住班饭食32元　留京办事处长官及留用司员薪水1932元
　　　宗人府办公经费500元
　　　以上共15837．84元
　　②员工薪资约为4000元，婉容、文绣月银1800元，房租约200元，其他开支，据“驻津办事处”的司房写的一份“谨将各项用项缮呈御览”的表格，其中核计出的每月平均开支如下：
　　　膳房536.511元　电灯234.947元　番菜膳房215.115元
　　　邮费1.877元　茶房168.782元　自来水61.341元
　　　办事人员饭食236.194元　车费110.642元　电话113.947元
　　　旅费38.364元　奖赏142.902元　购物4128.754元
　　　马乾85元　杂费236.825元
　　　合计6311.201元
　　由于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张园又出现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开支不出来了。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也同时买来了一个比庄士敦给我的更强烈的观念：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灵，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发出喟叹，认为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没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认自己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我认为就连那些聪明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里，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除了日本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我也极为恭敬，称我“皇帝陛下”，在他们的国庆日请我去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兵舰，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来向我祝贺……

庄士敦没走以前，给我介绍了英国总领事和英国驻军司令，以后他们辗转介绍，历任的司令官都和我酬酢往还不断。英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过津时访问过我，带去了我送他父亲的照片，后来英王来信向我致谢，并把他的照片交英国总领事送给我。通过意大利总领事，我还和意大利国王互赠过照片。
　　我看过不少兵营，参加过多次外国军队的检阅。这些根据我的祖先——西太后承认的“庚子条约”而驻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觉得颇为得意，认为外国人是如此的待我，可见他们还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个英国人办的名叫“乡艺会”（Country Club）的俱乐部，是只准许外国大老板进出的豪华游乐场所，中国人是根本走不进那个大门的，只有对我是个例外①。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带着我的家人们，一起享受当“特殊华人”的滋味。
　　①在后期也准许中国人去，但仅限买办资本家之流，由外国会员带去。这个地方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人民俱乐部了。——作者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钻石，把自己装点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模样。我每逢外出，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我在天津的这种生活，曾引起过陈宝琛、胡嗣瑗这派遗老不少的议论。
　　他们从来没反对我花钱去买东西，也不反对我和外国人来往，但是当我到中原公司去理发，或者偶尔去看一次戏，或者穿着西服到外面电影院看电影，他们就认为大失帝王威仪，非来一番苦谏不可了。有一次，胡嗣瑗竟因我屡谏不改，上了自劾的请求告退的奏折（原文抬头处，我都改成了空一格）：
　　奏为微臣积年溺职，致圣德不彰，恐惧自陈，仰恳恩准即予罢斥事。窃臣
　　粗知廉耻，本乏才能，国变以还，宦情都尽，只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社，
　　功德深入人心，又伏闻皇上天禀聪明，同符圣祖，虽贼臣幸窃成柄，必当
　　有兴复之一时。辄谬与诸遗臣密围大计，丁巳垂成旋败，良由策划多歧。
　　十年来事势日非，臣等不能不尸其咎。而此心耿耿，百折莫回者，所恃我
　　皇上圣不虚生，龙潜成德也。泊乘舆出狩，奔向北来，狠荷录其狂愚，置
　　之密勿，时遭多难，义不敢辞。受事迄今，愆尤山积，或劾其才力竭蹶矣，
　　或斥其妒贤嫉能矣，或病其性情褊急矣，或低其贪糜厚禄矣。经臣再三求
　　退，用恤人言，乃承陛下屡予优容，不允所请。臣即万分不肖，具有天良，
　　清夜扪心，能勿感惊？……前者臣以翠华俯临剧场，外议颇形轻侮，言之
　　不觉垂涕。曾蒙褒责有加，奉谕嗣后事无大小，均望随时规益，等因，钦
　　此！仰见皇上如天之度，葑菲不遗，宜如何披露腹心，力图匡护。记近来
　　商场酒肆又传不时游幸，罗振玉且扬言众中，谓有人亲见上至中原公司理
　　发，并购求玩具，动费千数百金等语。道路流传，颇乖物听。论者因疑左
　　右但知容悦，竟无一效忠骨鲠之臣。里既未能执奏于事前，更不获弁明于
　　事后，则臣之溺职者又一也。……是臣溺职辜恩，已属百喙难解，诚如亮
　　言，宜责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复靦颜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圣功，下
　　何以开贤路？长此因循坐误，更何以偷息于人间？茹鲠在喉，彷徨无已，
　　惟有披沥愚悃，恳恩开去管理驻津办事处一差，即行简用勤能知大体人员，
　　克日接管其事，则宗社幸甚！微臣幸甚！……
　　胡嗣瑗说的“俯临剧场”，是指我和婉容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先生演《西施》的那一次。他老先生在戏园里看见了我，认为我失了尊严，回来之后就向我辞职。经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了两件狐皮筒子赏他，再次表示我从谏的决心，他才转嗔为喜，称赞我是从谏如流的“英主”，结果双方满意，了事大吉。这次由中原公司理发引起的辞职，也是叫我用类似办法解决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过二十整寿生日的时候，我岳父荣源要请一洋乐队来演奏，遗老丁仁长闻讯赶忙进谏，说“洋乐之声，内有哀音”，万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去听。结果是罢用洋乐，丁仁长得到二百块大洋的赏赐。以物质奖赏谏臣，大概就是由这次开的头。
　　从此以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我一直没有在外面看过戏，理过发。我遵从了胡嗣瑗的意见，并非是怕他再闹，而确实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戏园子看戏当做有失身份的事。有一个例子可证明我的“进步”。后来有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见面，我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和梅兰芳的合照，便认为他失了身分，为了表示不屑，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和他见面。
　　陈宝琛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等人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依然信赖这些老头子的原因。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纳他们的意见。因此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分，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常到张园来看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思”，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宣统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过复辟。我认为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很应当的。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据说后来徐良为此还声言要和陈、郑等人“以老拳相见”哩。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哀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
　　憩，忽闻囿鹿，悲鸣宛转，亻免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庞
　　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
　　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很深。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仍受到不少压力。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了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据说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剩不了好多，而她精神上受的损害更大。她的一个哥哥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她，其中竟有这样的话：
　　　　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
　　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
　　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物价由账房开支，
　　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
　　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调，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中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不详，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年，终身未再结婚。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
　　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
　　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在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舆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对我的教育。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人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何时将人运，何时又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也说过我某某年必定成大事的话。这些都是我开倒车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