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呼啸——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
刘泰 著第一章 北上序曲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
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抗战的大好形势。为了完成抗日大业，中国共产党高举
抗日大旗，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后改称第18 集团军），除令少数部
队留守延安外，将大部派往了抗日最前线。
当时，同蒲铁路沿线的老百姓看到的是两支向不同方向运动的军队，一支是由
北向南溃败的国民党军，另一支则是由南向北朝着抗日最前线前进的八路军。
南下的使人失望，北上的使人振奋。
北上的队伍中就有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29 师。 1.129师印象
1937 年8 月25 日，刚刚成立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
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着命令的发布，129 师诞生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刚刚从河西走廊返回，还带着伤痛和疲惫，背着“国焘路线”
的包袱。伤痛没能使他们消沉，包袱也没能将他们压垮，他们抖擞起精神，又坚定
地走上了抗日战场，并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使日军闻风丧胆。
我们不仅应该认识这支部队，而且还应该牢牢记住这支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的
部队。 雨中青松
历史上很多军事家都注意到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双方意
志的较量。先哲们的思想无疑对于我们解开战争之谜特别是战争胜败之谜大有裨益。
面对抗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国胜利的希望在哪里？答案可能会有很多，
但在下面的一个场面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看到一种意志力正在形成，从而找到答
案，看到希望呢？
洛川会议即将结束的1937 年8 月25 日，刚刚成立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立
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前敌总指挥部改
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
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总部下辖115 师、
120 师、129 师。115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 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
；129 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1937 年9 月1 日，参加完洛川会议的刘伯承和援西军政治委员张浩马不停蹄
地赶回援西军驻地。这时，援西军已奉命从镇原移防至陕西省三原县，司令部设在
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和张浩就召集领导干部开会，传达洛川
会议精神。9 月4 日，正式宣布了改编后的干部名单。宣布名单之后，刘伯承指定
刚被任命为129 师386 旅旅长的陈赓担任第二天誓师典礼的阅兵指挥员。刘伯承嘱
咐陈赓说：这是129 师第一次阅兵，也是129 师开赴前线的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
得简朴、庄严；要在部队中造成抗日救国、奋勇杀敌、为挽救祖国危亡不惜牺牲个
人的战斗气氛。
陈赓等人选定石桥镇附近的一片空旷的田野——陕西本地人叫作“休闲地”，
作为大会会场。因没有什么材料，阅兵台是用木桌临时搭的。阅兵台附近贴了几条
标语，使会场气氛被烘托得既热烈，又庄严。
为了使129 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不出差错，阅兵总指挥陈赓在第二天，也
就是9 月5 日凌晨3 时就起了床。他正准备去阅兵场时，突接师部电话通知，阅兵
因故延期于6 日举行。
1937 年八九月间的西北黄土高原，本该秋高气爽，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秋天，
雨却下得特别多。
9 月6 日清晨，陈赓又来到阅兵场。天空上黑云滚滚，下着细雨，“看样子，
雨会越下越大。”8 时左右，部队陆续到达。大会即将开始时，濛濛细雨已经变成
倾盆大雨，雨借着风势，向下狂泄。
陈赓看着一时停不下来的大雨，和协助他工作的参谋处长李达商量了一下，决
定先让部队回营房待命，准备再请示师部，看誓师大会是否可以暂停至雨后举行。
就在这时，刘伯承和政训处主任张浩骑着马进入会场。刘伯承和张浩都没有穿
雨衣，身上的衣服已全部淋湿。刘伯承问正忙着下命令的陈赓：
“怎么部队又往回走了？”“报告师长，因为下雨，我们想请示一下誓师大会
能不能等雨停了再开？”陈赓敬礼后答道。
刘伯承坚定地说：“革命的人民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候、地利去夺
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亡、
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
意思嘛！”警卫员见师长在雨中淋着，把雨衣送了上去。刘伯承把手一摆说：“我
不用，全师同志们都没有穿雨衣，我怎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的面前呢？”全师指战
员看到师首长也和自己一样在雨中淋着，不觉都挺直了腰板，远远看去就像雨中屹
立着的上万颗青松，上万颗青松上的上万颗红星帽徽在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片红
光。
嘹亮的军号在雨中吹响，陈赓在临时组成的“军乐队”的伴奏下，站在阅兵台
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129 师抗日誓师大会现在开始。”雨越下越大。
全师一万多人在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人人精神奋发，口号震天，无有畏雨者。
在大雨中，刘伯承、张浩等骑马检阅了队列整齐的部队。然后，刘伯承带领全
体指战员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
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 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6 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
我们改名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
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
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
谨此宣誓。”刘伯承读一句，全师指战员跟一句。
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回荡在田野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心。
刘伯承那年45 岁，年纪虽不算大，但却已经度过了26 年的军旅生涯，在当
时建军只有10 年的年轻的红军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不愿戴“青天白日”
要改编了。
昔日的敌人要成为友军了。
昔日的仇恨是否也会因此烟消云散呢？
恐怕没那么简单。
刘伯承被任命为129 师师长时，正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就在这最危急的
时刻，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1937 年7 月22 日至7 月25 日，刘伯承参加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
原县云阳镇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
8 月22 日，中共中央又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
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
国十大纲领》和《为争取一切力量抗战胜利而斗争》等决议和文件。
最重要的是会议确立了八路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明确了八
路军应以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以主要力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和129 师政训处主任张浩即马不停蹄地赶回129 师驻地—
—三原县，布置改编，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改编中最大的问题是将士们不愿戴“青天白日”帽徽。
虽然早在8 月底，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刚一成立，就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但真正使红军战士感觉到被改编了的，却是在换
帽子的问题上。红星帽要换成“青天白日”帽。
从此，红军就变成了“国军”。不仅红星帽变成了青天白日帽，连举着的红旗
也要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昔日的对手在这一瞬间转化为朋友，昔
日的仇恨也要在这一瞬间化为乌有，很多战士想不通这点。
改编的前一天、师里就将“青天白日”帽徽发到了各个班，要每个战士提前将
帽徽缀好，第二天开誓师大会时统一换帽子。一想到要换上“青天白日”，很多战
士的气都不顺。红四方面军某部战士何生财回忆了这段往事：
班里的战士拿着刚发到手的帽徽，围在一起，像互相怄气似的，低着头，噘着
嘴，一阵阵地长吁短叹。
就在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刚下哨的刘作华闯进屋来。班长随手递给他
一个帽徽，说：“缀上吧，明天开大会。”炮筒子脾气的刘作华一见就炸了，把枪
往架上一靠，扭着脖子瞪着眼，大声嚷道：“要这干什么，抗日非得戴它不行？”
他一句话就把大家闷在肚子里的火给点着了，大家都跟着嚷起来：
“我们是红军，要是戴上这玩艺，还有什么脸见乡亲！”“参军就是为了打国
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了！”“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
和红军战士？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这仇怎能消！”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聚集到新发下来的帽徽上。何生财回忆道：那“青天白日”象
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在红军战士眼里，它就是残酷和毒辣，就
是凶暴和卑鄙。看它一眼，心里就像被一个铁钩挂住，坠得生疼。多少血，多少泪，
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联系着？可是今天却要把它戴在我们的
头上！多少天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同志们相信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为
了抗日，应该执行，可是，一看到那“青天白日”，感情上总是拐不过弯来。
不仅战士思想上“拐不过弯来”，有些干部也“拐不过弯来”。陈赓在日记中
写道：刘、张不回，改编不能正式宣布，许多干部不安于位，考虑自己的去留，以
致影响部队工作，发生纪律废弛的现象。
历史有时故意捉弄人。昔日的对手，在一致的敌人面前，可能会结成朋友；昔
日的朋友，也可能因为新的利益需要，而变成了敌人。这种情况，不仅过去有，现
在也经常发生。1937 年，历史就给了国共两党又一次成为朋友的机会，这是双方
打了10 年后的又一次合作，也是第二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很珍惜这次合作，要利用这次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完成
抗日的大业。
刘伯承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一次，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有位干
部站起来，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
刘伯承挥了挥手，示意他先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
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
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
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过了几天，
当他站在誓师大会的阅兵台前面时，又对全体指战员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过去，国民党是镇压和屠杀我们的敌人，今天
却成了我们的友军，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共产党人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
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主要的斗争矛头指向日本
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仇恨埋在心里和国
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 师了。”刘伯承也
深深地了解战士们的心情。他针对指战员的思想，激动而又耐心地继续解释说：
“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
也不会动摇！”说着，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用手指了指，
“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
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完，他将帽子戴在头上，庄严地发出
命令：“现在换帽子！”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齐从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黄
军帽来。在把红星帽从头上脱下的那一刻，许多战士情绪激动，眼睛里浸满了泪水。
没有一个战士将脱下的旧军帽扔掉，他们都将旧军帽包在了包袱里，带在了身
边。大会散场之后，会场上没有留下一顶旧军帽。他们收藏起的不仅是一顶军帽，
他们收藏起的是一段历史，一段他们为之付出了血和泪的历史。
这天夜里，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
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
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
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
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
而奋斗。现在虽然是民族革命的阶段，但一切努力、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
胜利。”驻地的农民对红军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驻地的农民纷纷热情地对指
战员说：“我们知道的，你们改名字是为了要打日本。你们的名字改了，你们的心
是不变的。”1937 年9 月6 日，随着刘伯承的一声命令——“现在换帽子！”129
师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精兵强将
刘伯承任师长的129 师在抗日战争的枪声中诞生了。这是一支精兵强将云集的
队伍。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
129 师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而成。新组成的129 师下辖385 旅和
386 旅。原红四方面军的红4 军第10 师、第12 师改编为第385 旅的第769 团、
第770 团；红31 军第91 师、第93 师改编为386 旅的第771 团、第772 团。陕
北红军的第29 军、第30 军，独立第1 、2 、3 、4 团和第15 军骑兵团改编为
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全师共一万三千余人。按照中
央军委命令，除385 旅的770 团和部分师直属营脱离129 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
外，全师有9160 余人开赴抗日前线。385 旅和386 旅的历史可以分别追溯到鄂豫
皖的红4 军和红25 军。
我军历史上有3 个红4 军，一个是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
部队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一个是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一个是由鄂豫皖边区的红
1 军和红15 军合编而成的。
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的红4 军则是鄂豫皖边区的这支部队。
1931 年1 月中旬，鄂豫皖边区的红1 军与红15 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会台。
会合后，即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 军（军参谋长为徐向前）。
红4 军下辖第10、11 两个师。
红25 军是1930 年10 月在麻埠成立的。当时红25 军只辖有一个师即后来
扩编为386 旅的前身——红31 军的第73 师。1932 年5 月，以六安、霍山两县
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红74、75 师，又归属红25 军。
1931 年11 月上旬，红4 军与红25 军共同组成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共歼敌
6 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60 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的第3 次“围剿”。鄂豫皖的第4 次反“围剿”失败后，74、75 师留在根
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方面军主力第10、11、12、73 师转至外线。
1933 年6 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木门整编。由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这次整
编的主要任务是扩编，将原有的4 个师扩编为4 个军：以第10 师为基础，扩编为
第4 军（后来改编为129 师385 旅）。军长王宏坤（后为129 师第385 旅旅长，留
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周纯全。下辖第10 师（后来改编为129 师385 旅第769
团），师长汪乃贵（后为129 师385 旅第769 团副团长，新编第10 旅副旅长），
政治委员甘良友；第11 师，师长陈再道（后为129 师第386 旅副旅长、东进纵队
司令员、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叶成焕（后为129 师第386 旅
第772 团团长）；第12 师（后来改编为129 师第385 旅第770 团），师长张才千
（后为129 师第385 旅第770 团团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徐长勋。
以第11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0 军。
以第12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9 军（原第12 师师长陈赓在鄂豫皖第4 次反“围
剿”中负伤，1932 年10 月下旬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养病。后任129 师386 旅旅
长；太岳纵队司令员）。后来进入129 师的干部有副军长许世友（1938年任129 帅
第386 旅副旅长，后转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旅长），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后任129
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86 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
以第73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1 军（后改编为129 师第386 旅）。军长王树声
（后为太行军区下属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
副司令员）。
西路军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所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 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为129 师副师长，1939 年夏调离129 师）曾经
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首先是狠。“狠”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
动中。在战斗中，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有了战斗任务，大家抢着上。当时，在方面军中流传着这
样的口号：“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
狠的基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
有了建立在高度阶级觉悟之上的狠劲，就能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与敌短兵相
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在近战中战胜敌人。
第二是硬。在战役战斗的危急时刻，部队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
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有了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
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重考验，树立了过硬
的战斗作风。
第三是快。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在战争实践中练
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红四
方面军走的能力很强，有时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
红军对敌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作战原则就是要速战速决，其本质上还是一个“快”
字。 第四是猛。猛则要求进若锋矢、战若雷霆。“两军相遇勇者胜”。一支军心涣
散、萎靡不振、缺乏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
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起仗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时高喊着猛虎般扑向
敌人，非常勇猛顽强。
第五是活。活，即灵活机动。机动灵活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
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
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非常注意机动灵活，常因敌、因时、
因地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了自己，打击了敌人。
徐向前也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不足。他指出，文化程度偏低，是红四方面军的
一大弱点。除红四方面军总部保留了仅有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
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
示，全凭记忆力。红四方面军的这个缺陷，主要是与方面军领导轻视文化知识、排
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有关。不仅是红四方面军如此，当时的中央，也机械地执行
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看重表现，而
首先强调是不是工人成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把工人出身但能力极低的向忠发
推举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红四方面军也存在着严重的“唯成份论”，
其结果是在各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着轻视文化学习的倾向。所以，129 师成立后，刘
伯承首先做的事情就是选调了一些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充实参谋队伍，
要求参谋人人都要天天练字、天天记日记。他还强调参谋都要学会测绘知识，能勘
察地形，会标图、识图和用图。
129 师中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外，还有参谋长倪志亮
（曾担任73 师师长），政训处主任张浩（10 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改任政治
委员），副主任宋任穷。1938 年1 月，邓小平来到129 师担任政治委员。从此刘
伯承与邓小平被人们合称“刘邓”达13 年之久。 2.129师暂不出动
115 师、120 师开赴抗日前线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129 师按兵不动，
迟迟没有出发。这个举动，决不是中国共产党有意保存实力，而是为了在国共谈判
中争取到更加完整的抗日权利，采取的一个充满艺术性的战略步骤。
129 师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手里握着的一张牌。 等待谈判结果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时间表：1937 年7 月14 日，“七·七”事变后一个星
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 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
7 月22 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
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
8 月22 日，在敌不断增加兵力，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完
毕，即以115 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 月31 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
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 月3 日，120 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
115 师之后北上。4 日，八路军总部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
从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
路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心情是多么迫切。八路军没有等待，
“不待改编完毕”，就将两个师的主力开上了前线。
但129 师没有动。中央军委在等待着国共两党的谈判结果。
国共两党的谈判实际上早在1937 年2 月就开始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
作。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自1937 年2 月开始同国民
党当局举行了多次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是以其1937 年2 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
全会所提出的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础。五项国
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
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
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国民党接受五项国策，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下
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
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
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
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实际上主要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
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国共间的斗争是激烈而
复杂的。
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围绕中共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2 月15 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
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
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
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迫
于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方
案，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
但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漫长而艰苦的谈判
国民党当局也明白，在抗日这个大的问题上限制中共已经不可能了，只有通过
合作来“消化”中共。国民党在谈判中在“合作”、“统一”上大作文章，企图通
过“合作”、“统一”达成削弱、控制甚至取消中共和红军的目的。为此，在边区
政府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向边区政府派人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红军改
编问题上，国民党当局的想法是借此机会把红军全部消化掉，让中共成为水上浮萍。
所以，国民党当局开始就不同意保留红军建制，想把红军全部分散到国民党的各个
部队中，让红军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中共的抵制下，又坚持中共只能保留
1 万余人，余者遣散。这种明显损害抗日大局的做法，不仅中共不同意，真诚抗日
的各界人士也不答应，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才同意红军改编为3 个师，保
留4 、5 万人。
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改编后的部队不能设独立的指挥部，国民党还要派
人在其中担任要职。
在谈判中，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为早日建成抗日统
一战线，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主动提出改变苏维埃制度，
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特区政府行政官员经民主选举产生，
由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但中共也清楚，和国民党打交道，无原则的让步，无限制的
让步，其结果只能使自己无容身之地。和国民党打过多年交道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对
红军的绝对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设立总指挥部，拒绝国民党当局派人
来控制红军的做法。其间有一个小插曲。中国共产党曾向国民党提出，我们可以交
换干部，互到对方的部队中去任职。但国民党深知中共的厉害，“国”军的干部派
出去后，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共军赤化。对于中
共的这个提议，国民党没敢答应。
由于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国共双方达不成协议，谈判未能完全达到目的。
最使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为了将共产党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严
令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案不准发表。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案子通过了，但
不准发表。”相反地，却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虽然在决议案
中，反共的调子比以前低了，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不让共产党失望，也不能不让
共产党有所防备。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华东的统治
受到直接威胁，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和中共达成协议。8 月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 个师，
每师1.5 万人。随后8 月25 日，红军即发布了改编令。
8 月31 日115 师东渡黄河。9 月3 日，120 师也挥师北上。
但国共的谈判还在继续。
早在7 月15 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亲自将中国共产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交给了正在休假的蒋介石。《宣言》中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
命抗战，以收复失地与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
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
之后，又重申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8 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的
代表周恩来等举行了1937 年2 月以来的第5 次谈判。
谈判中，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将共产党的四项保
证加以宣布，以造成共产党完全臣服于国民党的假象。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其
间，蒋介石曾多次催促八路军将部队开往前线。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7 月28 日，他在给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
的一封电报中请周恩来转告蒋介石：3 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以便指挥作战。
同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康泽。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
介石原准备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8 月5 日，毛泽东又在《红军的作战任
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的电报中指出，红军应只承认开拔主力，全部开出去是蒋介石
的要求，蒋介石在陕甘宁尚有10 个师，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全部开出去，他则稳占
后方。8 月10 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布指挥
部、不颁布番号的情况，指示红军：
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就如同下围棋一样，
蒋介石想在抗日的问题上抢个先手，而让共产党落个后手，没有下过围棋的毛泽东，
却深谙棋理，招招不让。8 月18 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
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分路出动，使之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红军受命出击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
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谈判小组的训令中提出的
第一个条件便是：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9 师待命三原县，暂不出动。毛泽东在9 月17日给总
部及各师领导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中指出：我四方面军在外交
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谈判小组明确向蒋介石表示：129 师出动的条件，即由国民
党当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9 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6 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问题。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22 日授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
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时，国民党当局将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
宣言》。第2 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历时半年多的谈判终于徐徐降下帷幕。
9 月30 日，八路军129 师由庄里镇出发东进。 友军间的“细枝末节”
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中斗争了将近10 年的国共双方，由于整个民
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
握手。
于是，原来被称为“反动派”和“匪”的军队，现在统统成了友军。
所以，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手里领取被服和军饷也就不能再说
“取之于敌”，而只能是“配发”和“领取”的关系了。“取之于敌”的说法只能
适用于日军占领区了。
但一个“友”字并不能将所有的矛盾像强酸腐蚀物品一样消融得无影无踪，化
干戈为玉帛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对于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中，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要限共、消共、融共
等等属于大局的问题，无须讲得太多，我们只来谈无伤大雅的“细枝末节”。
1937 年9 月，刘伯承率领129 师到达山西太原时，专程拜访了山西省主席兼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阎锡山对129 师入晋是非常欢迎的。他正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忻口会战
日益迫近，而他的力量又捉襟见肘。八路军入晋帮助阎锡山守卫山西老家，他没理
由不欢迎。“希望贵师配合我们打几仗”这样的话从阎锡山嘴里说出应该说是带着
诚意的。
但当刘伯承表示“我们的武器很少，也很破旧，弹药也不多，每人平均不足10
发子弹。希望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枪械弹药”时，阎锡山故作无可奈何的表示，
又使他显得不那么真诚，这时“友”字也显得很苍白了。还有一个和军用地图有关
的事件，也属于“细枝末节”问题。
“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匆匆从陕北赶到山西，装备之简陋自不必说，就连打仗
行军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军用地图都没有，使用的竟然是中学生用的袖珍地图。
刘伯承到太原后曾向阎锡山要过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
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不给武器尚可让刘伯承忍耐，推脱说没有军用地图却让
刘伯承十分气愤。阎锡山可以凭着对老家山西的熟悉指挥作战，但刘伯承却做不到
这点。
七亘村第2 次伏击取得胜利后，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找到了129 师渴望已久的山
西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拿到这两份地图后非常高兴。一向幽默的刘伯承
看着地图说：
“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了，原来
跑到日本人手里了。他对八路军很小器，对日本人倒是很大方。”八路军的友军在
一些“细枝末节”上虽然不时让八路军感到“窝火”，但八路军作为友军的友军，
却经常为友军排忧解难。 八路军在正太路两侧连续的伏击行动，迟滞了日军，为防守娘子关一带的国民
党友军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刘伯承出色的指挥受到了国民党将领的一致称赞。
所以，当汤恩伯奉命率领部队到榆次一带阻击日军南下，而对形势把握不准时，
他就想到了刘伯承。
忧心忡忡的汤恩伯给刘伯承打了个电话。他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西河底方向的敌人对我们的左侧背威胁很大。”“汤将军，”刘伯承沉着地答道，
“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没有问题。”刘伯承的话似乎给汤恩
伯吃了个定心九，但他仍有些不放心的地方。他又问：
“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你放心。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
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都有我们的部队。”刘伯承的话不仅使汤恩伯定下心
来，而且还使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路军的一个师能够摆在如
此宽阔的战场里，并且接连不断地打胜仗，他弄不懂。他执意要和刘伯承见上一面。
见面后汤恩伯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和蒋介石内心的真实想法
相比，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共间“磨擦”与反“磨擦”真刀实枪地动手相比，上
面所讲的确实是“细枝末节”。但小事往往能反映事物更真实、更本质的一面，了
解了这一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抗战中“两个阵线，多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蒋介石亲笔签名的一封信
就在129 师等待谈判结果，待命陕西省富原县庄里镇地区，做开赴晋东南的准
备工作时，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9 月中旬的一天，129 师驻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40 多岁，头戴礼帽，身着便服，自称叫乔茂才，是刘师长的老相识，要
求见一见刘师长。负责接待他的参谋处长李达问道：“不知先生现在何处高就？”
“不敢，兄弟在蒋主任处当个参议。”乔茂才满脸堆笑地答道。乔茂才提到的蒋主
任——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乔茂才接着说：“我过去在四川时，认
识刘师长，兄弟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刘师长。”李达心想，这可不是个普
通朋友，我们没有请他，上级也没有通知说他要来，还是先去问一问刘师长。
听了李达的介绍，刘伯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
了，他来干什么呢？在没有弄清他的意图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
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李达出来后，对乔
茂才说：“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现在还没回来。”“那么，刘师长
几时才能回来呢？”乔茂才急切地问道。
“现在还说不准。”李达说。
听了李达的话，乔茂才半天没有说话。沉默中，乔茂才几次欲说又止，最后，
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不得不对李达和盘托出他此行的目的，说：“李处长，兄弟此
来，一是拜望，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你可否转告刘师长？”李达说：“这几天，
刘师长正在前边忙于公务，行踪不定，一时难于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可以跟
我说，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乔茂才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
递给李达，说：“请李处长先过目。”李达打开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
个命令。蒋介石在命令中指示129 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
在李达看信时，乔茂才在一旁假惺惺地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
这回你们转至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整几天。”李达看完信，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
随即向乔茂才问道：“这封信朱总司令看过没有？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
指示呢？”“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
李达这时已经完全弄清了乔茂才的来意，就对他说：“这是个大事，还是把这
个命令先放在这里，等到刘师长回来由你自己亲自交给他为好。你先到房间里休息
一下，我马上就派人去找刘师长。”这是李达和乔茂才斗智的第一个回合。
李达随即就到了刘伯承处，将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也略感吃惊地说：“好家伙，还是蒋委员长的亲笔签字！”他考虑了一
下，接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说完，他走到了
地图前，用仅剩的一只左眼仔细地察看起来。
当时，115 师已经到了灵丘、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120 师正
在神池、宁武、朔具一带活动。日军于9 月13 日占了大同，正以20 万兵力沿着
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线推进。刘伯承判断按照国民党的这种打法，用不了多久
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如果129 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
的作战，那么就形成了115 师、120 师在西线作战，而129 师在东线作战的局面。
在晋冀地区，东西向交通线很少，主要是南北向交通线，这样129 师同115 、120
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这样的行动完全违背中共中央的意图。他边看边说，
“阴谋！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李达插了一句：“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
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而目前按总部的指示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应当尽量
避开正面作战。”刘伯承接着说：“对。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我们不上
这个当。 马上将情况报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李达转身刚要走，又问到：“这个乔茂
才怎么打发呢？”刘伯承说：“他现在不是老朋友来叙旧，而是在给蒋介石卖命，
我不能见他。我不能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国共谈判
时，经双方商定，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
蒋介石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国共谈判的协议，也不符合军队指挥的惯例，其用意已
不言而喻。
李达对刘伯承的话心领神会，又与乔茂才展开了第二轮的斗智。
第一天，李达陪乔茂才吃饭、散步。第二天又是吃饭、散步。第三天还是如此。
每当乔茂才问起刘伯承，李达都以辽未回来作答。
过了几天，乔茂才心中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再等下去，还要吃团门羹，自讨
没趣，只好对李达说，“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办，等刘师长回来后，我再来拜访。”
乔茂才一定为没有完成蒋委员长亲自交给的任务而沮丧不已。
乔茂才送信事件只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基本上勾勒出了
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走在钢丝上的蒋介石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其一，他得抗日，不
抗日不行，这是大势所趋；其二，要在抗日斗争中消灭共产党，除去心头之患。在
蒋介石的眼里，后一件事的重要性并不在第一件事之下。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
一直在“走钢丝”。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在两者间艰难地平
衡着。蒋介石一直认为，不战不行，战过了头也不行，不要因为抗日而过分刺激了
日本人。根据这个思路，理解蒋介石的抗战方针就比较容易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在“不屈
服”方面，蒋介石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
派遣中央军北上。命令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军
的进攻。
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
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
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本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
尤极不法。”“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致电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声明国
民党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发11 封急电给身处事变
前线的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表明“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
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
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同时，蒋介石还特别强调，
“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蒋介
石希望宋哲元明白，“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或可
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蒋介石清楚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
处心积虑准备多年的结果，若不还日本人以颜色，则其势必得寸进尺。
1937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长篇演讲时就曾讲道：东北四省失陷，
已有6 年之久，然后被迫签定了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
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中国500 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
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
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发展，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命运的问题。
庐山讲话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发表长篇演讲，也是他第一次
公开发表他的抗日主张。这时，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公开宣战（公开宣战是在1941
年12 月），但这次讲话将中日的对抗推向了最高潮。在庐山讲话的最后，蒋介石
讲了后来在抗战中被广为传颂的一段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
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些都是
蒋介石政策中不屈服的方面。
蒋介石对日采取的对策的另一面是不扩大。早在1935 年国民党五大上，蒋介
石就提出了“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
言牺牲。”“七·七”事变后，这个政策仍然没有变。
几年前还在江西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调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
堵截的委员长现在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心虚了。他一再强
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要有真实的估计。”同时也为自己“过去数年中，
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找到了理由，实际上就是为他“不抵抗政策”找到
了理由。
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
对比时，也承认中国是一个弱国。但毛泽东以哲人的眼光透过中国的弱看到了中国
强的方面，透过日本的强看到了日本弱的方面，得出弱中有强，强中有弱的结论。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透视能力上的这样一点区别，使他们所得结论虽不能说大相
径庭，但却有伯仲之分。毛泽东从民众中寻找到了力量的源，用充满自信的目光来
看待充满希望的中国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中国是由弱到强的一方，
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后，必然要发展到战略反攻。
毛泽东站在陕北的窑洞前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庐山讲话中，蒋介石还是本着“不扩大”的精神，希望求得“七·七”事变
的和平解决。“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
卢事的解决。”蒋介石方针的后半部分——不扩大，将其方针的前半部分——不屈
服的光彩抵消掉了很多。不扩大或是为了苟且偷安，或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
“攘外必先安内”。无论是哪一种，都与“西安事变”前的不抵抗有相通之处。既
如此，整个政策也自然就被染上了奴性的色彩——以前挨的打就算了，再来打我就
不行了。
尽管如此但蒋介石毕竟在被逼之下已经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并在行动上有了一些表
示——1937 年1 月，国民党军队终止“剿匪”，撤消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
部，改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等等。但蒋介石坚信，“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
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一国之中，决不能有两个政府。细细品味，蒋介石实际上始
终没有放弃反共、消共、融共的信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反共的调子虽然比以前低多了，但仍然将中共列为
“取消”、“停止”的对象。在1937 年2 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他不
顾中共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证，强行通过了《关于根除赤
祸之决议案》。在此决议案中，蒋介石要取消在红军名目之下的武装，取消苏维
埃政府，停止阶级斗争，也就是停止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行动等等。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无暇他顾，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
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9 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
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
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
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
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
次谈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
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蒋介石本性难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中
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
署。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
的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的“溶共、防共、限共、反
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这是后话。
蒋介石在整个抗战阶段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走钢丝，在联共还是反共的问题
上走钢丝。但谁也不怪，是蒋介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钢丝上。 坚持不远离山地
1937 年9 月16 日，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129 师向东进驻富平县庄
里镇地区，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八路军已在9 月11 日按国民革命
军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18 集团军，但广大指战员仍按老习惯称呼自己的部队为八
路军。在感情上总觉得，尽管第18 集团军前冠有“革命”二字，但八路军的称谓
似乎比第18 集团军更带有革命的色彩，更能反映红军红色的本质。
9 月20 日，刘伯承接到了毛泽东17 日中午签发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
之战略部署》。这是一封及其重要的电报。由于电报是发给“朱（德）彭（德怀）
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
的，所以，当电报经八路军总部转到刘伯承手里时，已是3 天之后。
刘伯承看着电报不住地点头，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电报中，毛泽
东决定改变原定全部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而令
115 师、120 师、129 师分别依托晋北恒山、晋西北管涔山及晋东南太行山开辟根
据地。
早在8 月10 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指出：
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规则，红军应在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
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
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密、很细致。在8 月10 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具体地
谈到了“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
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
到大同集中。”所以，八路军3 个师都是从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渡口渡过黄河
的。8 月17 日，毛泽东又在一封电报中指出：八路军北上时，“不走平汉路而走
同蒲路，在侯马上车，至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同平汉路相比较，同蒲路方
向可以不远离山区，随战局的发展，可以随时转入山地进行游击战争。山西的地形
是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间为一列串珠状盆地，自东北向西南有大同、忻州、太原、
临汾、运城等盆地。毛泽东选择的路线和他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不远离山地。
此后，形势急骤变化。8 月中旬，关东军第2 、第15 独立混成旅团以及新编
成的大泉和堤支队，到达平、津地区，参加对察、绥两省的作战；由日本国内调来
的第5 、第6 、第10 师团，也到达了平、津地区，准备沿平汉、津浦路南下作战。
在日军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 月20 日，正式确定战
略方针，划分战区和调整部署，将临战地区划分为5 个战区：在河北省和河南省北
部设立第一战区，在晋、察、绥三省设立第二战区，在苏、浙两省设立第三战区，
在闽、粤两省设立第四战区，在山东省和苏北（长江以北）设立第五战区。
八路军的作战地域在第二战区的辖区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6
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第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18 集团军（八路军），
总司令朱德。阎锡山坐镇山西是既保国，又保“家”。阎锡山是山西人，老家在山
西的东冶，从举兵起事，到独霸一方，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外人很难插手。阎锡
山在山西拥兵自重，即使蒋介石也得让他三分。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转眼间就成
了抗战的第一线，阎锡山的日子并不好过。毛泽东曾分析道：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
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
决的。矛盾不能解决怎么办？阎锡山准备“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在蒋介石、日
本人、中共间进行周旋。
在八路军115 师、120 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后，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军先后突破
国民党第二战区第7 集团军在天镇、阳高等地的防线，于9 月13 日占领大同。之
后，日军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直逼雁门关、茹越口。同时，由平绥路宣化、新保
安、怀来等地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也占领了蔚县、广灵、涞源，并向平型关进犯，
配合同蒲路方向日军击溃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
情况的变化要求八路军必须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原计划要求八路军主力“集
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依托恒山山脉进行活动。
在蔚县、涞源、广灵等地被日军占领后，毛泽东判断，日军欲以大迂回姿势，
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此时如依原计划执
行，则我军将全部处于日军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
回中，八路军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