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行
作者：石仲泉[ 书籍简介 ]
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您要知道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吗？您要感受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吗？您要体验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吗？您要探究红军长征的重大事件吗？您要破解红军长征的历史谜团吗？著名学者石仲泉的《长征行》告诉您：历史，不能遗忘，也不容遗忘。 悲壮的战略转移
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2001年11月上旬，中共江西省委、赣州市委和瑞金市委等有关方面，举办了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11月5日，我从南昌抵达瑞金。11月6日，参加在瑞金召开的理论研讨会。
11月7日上午，我们与会代表先到瑞金市东北的叶坪红军广场，出席向红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仪式。然后，前往城西沙洲坝当年召开“二苏大”的礼堂出席纪念大会。当车队从市区穿过时，我们惊呆了：红都大道新楼林立，纪念标语琳琅满目，宽阔街道两旁的群众人山人海，中小学生们穿着整齐的校服，鼓号喧天，手挥小旗，高呼：“欢迎！欢迎！……”天不亮，乡亲们就从四乡八村赶来，披红挂彩，扭秧歌，舞狮子，耍龙灯，跑竹马，划旱船，热烈迎宾；机关干部们也穿戴节日盛装，表演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瑞金有关同志说，这次纪念活动的盛况，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望着万人迎宾队伍和上十万的自发观礼群众，许多代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不能不想：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中央苏区，共和国的摇篮能够在这里诞生，尔后我们党又经过艰难曲折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不就是因为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党的群众吗？！此情此景，足以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想象当年。中国共产党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获得他们真心实意的拥护。
瑞金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底蕴。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与福建的长汀紧为毗邻，是赣南入闽通粤的要津。物产丰富，“因掘地得金”而闻名。唐天佑元年（公元906年），县境中部的象湖镇淘金场置监，以“金为瑞”，始名瑞金。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升瑞金监为瑞金县。象湖镇一直是瑞金县城所在地，建制长期未有大的变化。境内地形，大略东南乃山区，西北为丘陵，中部是丘陵和谷地冲积平原。丘陵山地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水域、耕地虽较少，但绵江流域是稻米产区。历史流传的民谚说：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绵江两岸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有这样的自然资源，中央苏区建立后，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红色首都，改名“瑞京”。当时县境面积约为2448平方公里，人口约为20万{1}。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就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揭开了后来被称之为长征的历史的一页的。 中央苏区的发展和挫折
在2001年11月瑞金召开的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我讲过：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早就神往这里。当我一跨入这片红土地时，一种无限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此前，虽然一直向往这个地方，却没有机会来。但自2001年以后，则发生“马太效应”，每年都来了。连续四年，我走了赣州市辖的18个县市、抚州市辖的8个县区和闽西南龙岩的6个县区。可以说，原中央苏区控制的大部分地区，都走过了{1}。通过这四年的党史考察，使我不但增加了对这片神奇土地的感性认识，而且促使我对党史上的中央苏区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过去我对中央苏区的了解是来自书本上的、间接的、抽象的，许多事也是记不住的。通过这几年的考察，我对中央苏区特别是赣南地区的总体了解明确多了。原来，我以为中央苏区不过弹丸之地，没想到这个印象错了。在它的鼎盛时期，曾经辖江西、福建的60个行政县，其中长期占领的县城达24座，总面积为8？郾4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略小于浙江省，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毫无疑问，这在当时全国的各个根据地中首屈一指，数老大（人口有450多万，也是最多的）。
在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对中央苏区的历史有简明的介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转向山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革命才有出路。毛泽东、朱德率领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进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此期间，党在许多地方都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其中湖北的黄麻起义{1}是影响较大的一次起义。“红军”一词就源于黄麻起义。1928年5月，党中央提出正式使用“红军”名义后，是年6月，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指示，将井冈山起义部队亦改称红军。这样，“红军”称号广泛使用开来。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下了井冈山，进行大迂回转战，往返穿梭于闽西、赣南，逐步站稳脚跟，建立了小块革命根据地。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后，中央苏区的规模始露端倪。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指战员近4万人，占全国红军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年10月，中央红军攻克江西重镇吉安后，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奠定了江西中央苏区发展的坚实基础。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促成了中央红色政权的诞生。在1931年11月7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作为中央苏区红色首府的瑞金改名为“瑞京”。中央苏区发展的鼎盛时期，则是以1933年二三月间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为标志。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苏区，而且打通了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到1933年8月，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七军团，达10万人；中央苏区辖有四个省级（即苏区方面的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粤赣省）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纪念馆里，听到中央苏区蓬勃发展的介绍，我们同讲解员和其他观众一起，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和鼓舞。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紧接着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和政策的中央领导，不能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加以应对，指令红军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正规战”，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尽管这段历史，我们都很清楚，但听到这些，我们的心情同讲解员的表情一样，也十分沉重。我们跟往常写这段党史一样，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严重挫折感到叹息。
这就是历史，有兴盛，也有衰败，谁也不能改变。重要的是探求历史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执政兴国。 三次排毛会议与丢失中央苏区
在瑞金，参观一些革命旧址群，我不胜感慨。中央苏区的兴衰与毛泽东的命运息息相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占主导地位，中央苏区就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受排斥，中央苏区就衰。毛泽东遭受排斥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辛辛苦苦开辟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断送的情况，过去也知道，但不很明晰。这几次考察后，一些细节清楚了。毛泽东遭受排挤打击，集中体现在三次会议上。
首先是赣南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30年10月中旬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到任前由项英暂代书记。1931年4月任弼时等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8月，提议毛泽东任中央局代理书记；10月，得到临时中央批准。但11月初在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却又指责毛泽东犯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游击习气”的右倾错误。尽管这次会议既没有点名，也没有解除他担任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但在两个月后的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却直接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后排斥他对中央苏区党的正确领导。11月7日至20日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毛泽东处于这样的逆境中召开的。这两个会同是在叶坪谢氏宗祠开的。毛在前一个会上遭受批判，在后一个会上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后人看来，这很滑稽。但这反映了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氛围。毛内心之抑郁和痛苦，可想而知。
其次是宁都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一个多月，周恩来于1931年底到达瑞金，次年1月下旬始，取代毛泽东，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作为在中央苏区党的一把手主事后，一是采取积极措施，基本纠正了此前中央苏区发生的肃反扩大化严重错误；二是在军事斗争上，虽不完全赞同临时中央一再指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但在中央持强硬态度时又努力贯彻。因而，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时而支持毛的正确主张，并对毛加以保护；时而又同毛的意见相左，站在维护中央立场上批评毛。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后，周赶往前方，主持军事决策，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在红军取得若干战役胜利后，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前方向北出击，威逼南昌。前方领导人根据形势，不赞成马上出击强敌。这样，以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为一方，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形成对立意见。为解决矛盾，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赶到前方，由周恩来主持，于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小源“榜山翁祠”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临时中央批评中央苏区所犯“政治错误”的长信指示；在作战方针上，与会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毛据理力辩，但处于少数。会议解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离开前方，回到后方休病假。他遭“缺席审判”，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凉”在汀州福音医院长达四个月。
再次是六届五中全会。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直接干预苏区党政军事务，全面推行“左”倾路线。2月，在闽西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4月，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斗争，批判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随后，蒋介石开始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新的严峻形势，1934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召开。全会由博古具体主持，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批评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正确意见是“富农路线”。这次全会在政治上将“左”倾路线推到顶点，在组织上将宗派主义发展到极致。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时，由于共产国际干预，没有被通知出席全会的毛泽东，不仅没有被取消政治局候补委员，反而擢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中央负总责者仍要排斥和架空毛，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苏二次大会上，由张闻天取代他出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尽管周恩来表示异议，但在全会结束后举行的全苏二次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选举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班子，以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按照“左”倾领导人的说法，毛成了“中国的加里宁”。由于中央政府各部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毛实际上被架空了。张闻天也被排斥在党中央核心圈外。“左”倾领导人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上述三次会议后，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这给中央苏区的各项事业带来极其严重恶果，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重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长征”。周恩来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一说起长征故事，人们无不肃穆动容。但是，为什么会发生长征，怎样正确认识长征？作为党史工作者，到了赣南这块红土地，就不能不对红军长征的一些历史情节去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从2001年以来，我每次到赣南的活动几乎都与红军长征有关。通过实地考察，来深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苏区人民的贡献
在瑞金、于都和兴国的纪念馆里，都以大量版面来表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这些地区人民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贡献。看了这些展览，又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以为应当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加以一定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但是又不能混为一谈。进行战略转移，无疑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是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此前，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好的建议而未被采纳，到了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后，即使再采纳他们的建议，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局面了。因此，我以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能说到了严重关头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即长征也是错误的。如果坚持固守，那将是怎样的后果就更难设想了。
二是对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没有任何准备。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中央书记处于1934年5月作出的。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是在10月。这期间所进行的转移的准备问题，可从两方面看。就红军主力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事前都未与闻；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未开会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商量，致使整个高层党政军领导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既是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也是有悖常理的。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没有作战略上的全局筹划，有些准备工作是在七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不能不很仓促；有的又是搞“大搬家”，什么都带上了，严重影响初期行军，这是违背战略转移的军事常识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从7月开始，先是派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后与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又令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一带去找红二军团；此外，还派程子华去红二十五军加强领导，这些都应视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所实施的带有战略性的准备。红七军团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六军团西进带有探路性质。这两大战略性的决策，不被看作是一种准备，是有失公允的。至于对他们没作明确交代甚至有错误的指示，那另当别论。这几个大的决策，决不是孤立的行动。此外，有些准备和安排也是很细致的。这么大的转移在地方和部队中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对保密问题，也不能简单指责。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即使在高层领导的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也应当保密。否则，后果也难预料。当然，在极小范围保密时间过久，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三是不能以红军在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在撤出中央苏区后的长征途中遭受严重挫折，来抹杀或淡化中央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前期受挫是一回事，苏区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巨大贡献又是一回事。这两者不能混淆。在这两年考察赣南时，我深深感到这片红土地，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造化，还不如说是赣南人民用鲜血染就的。赣南苏区各县人民对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
中央苏区人民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为：
——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扩红，成为中央红军的基本力量。特别是作为中央苏区主体的赣南，当时总人口为240万，就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仅仅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扩红就达8万余人，中央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分别从中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第八军团实际上就是以这些新兵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在中央苏区，几乎全部青壮年劳动力都参与了保卫苏区的作战、支前的军事斗争。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的近8？郾7万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人，占中央红军总数的65％。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是身体合格的都争先恐后地走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苏区人民，就没有强大的中央红军；没有苏区人民，就不可能有浩浩荡荡的红军去进行长征。还应当指出的是，在长征出发前，以扩充的新兵为基础还组建了担负中央机关保卫和抬运沉重物资、机器的中央教导师，以及由征调的5000挑夫组成了运输队和担架队。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没有苏区人民的积极支援，中央红军也难以实施战略大转移行动。
二是苏区人民特别是赣南人民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军费。它包括稻谷84万担、被毯2万多床、棉花8？郾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此外还有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和150多万元军费。赣南苏区人民对红军物力和财力的这些支援，对红军前期的战略转移起了巨大作用。
三是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为红军长征承受了巨大牺牲。就赣南地区而言，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郾8万余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在湘江战役中所牺牲的绝大多数是新入伍的赣南子弟。我去过兴国。周恩来曾诙谐地讲过：北京南京不如瑞京，中国外国不如兴国{1}。兴国在土地革命时期有23万余人，参加红军的有8.5万多，组成兴国模范师和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兴国为夺取革命胜利而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人。兴国籍烈士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占江西全省烈士的1/10，占赣南烈士的1/5，为全国各县牺牲烈士之首。有一家满门忠烈，全家7人都牺牲了，再加上堂兄弟5人，共牺牲12人之多。在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墙上，陪同我参观的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宪林副主任，还找到了他伯父的名字。在长征路上，兴国籍战士牺牲1.2万多人，这意味着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籍战士倒下。新中国成立后，在授衔的将领中，兴国籍将军达54位之多，故为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我几次来赣州，都到了瑞金。在长征前的多次扩红运动中，瑞金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至长征前，全县参军参战的有4？郾9万余人，其中参加长征的3？郾1万余人，参加游击战争的1？郾8万余人。瑞金儿女在长征路上牺牲的也有1万余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瑞金后，作为“赤都”，它首当其冲地遭到反动势力最疯狂、最残酷的报复。全县被残杀的达1？郾8万多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连国民党自己的报告也称：在“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杀之鸡犬，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一个地区，为革命作出这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全中国是罕见的。因此，赣南苏区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以赣南为主体的中央苏区对中国革命、对伟大长征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在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党建教育，弘扬主旋律时，应当大书特书，大颂特颂。 “长征”的来历和选择于都集结出发的缘由
红军长征的决定及其走向，是个动态过程。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最初并没有打算走得像后来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西那边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最初并没有“长征”一词，叫得多的是“转移”。
在于都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后，才知道“长征”一词，源于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后，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1}。2003年4月，在云南禄劝县皎平渡红军巧渡金沙江纪念馆里，我看到这个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这个六字“骈文”，我似在哪里见过，说是出自陆定一手笔。回京后一查，原来是1999年审读《陆定一传》时，作者写过此事{1}。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时，红四方面军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亦称：西征军万里长征。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9月，中央俄界会议说：中央红军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征”。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务已经完成。这时的毛泽东兴奋不已。11月初，他向红一军团随行部队发表讲话，开始对长征进行总结。同月中下旬，先后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两个宣言，明确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中国西北地区。12月，毛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进一步精辟地论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这样，“长征”一词便广泛流传开来，成了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语汇。
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提出许多正确的主张和意见，还在于当他的看法没被采纳，并遭受排斥时能顾全大局，仍忧党忧军，积极地提出摆脱困境的建议。1934年初夏，在作为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和南大门的会昌筠门岭等地相继失守后，红军在内线打败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5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6月，在共产国际电复同意后，开始秘密地进行战略转移的一些准备。7月，为适应即将进行突围的战略需要，在于都组建了赣南省。毛当时尽管不知道作战略转移的具体准备情况，但面对战事的不利局面，心情也很焦急。9月中旬，他主动要求到于都，视察新建的赣南省。周恩来电告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紧张地工作了半个月，调研到的情况为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集体突围开始长征，起了探路作用。
2001年11月的赣南党史考察，于都也是一个重点。于都，过去为“雩都”。在大学学党史时还不认得这个“雩”字。这次考察知道，于都建县悠久，有2000多年历史，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建雩都县，因北有雩山而定名。所谓“雩”，则是古时祭祀求雨之意。建县初幅员辽阔，所辖地域含今于都、宁都、石城、安远、瑞金、会昌、寻乌，是赣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它扼江西南、北交通之咽喉，为闽粤之干道，素称“三省往来之冲”，“东南之一要区”。自东汉三国以来，今之其他各县才陆续分置出去。中央苏区时期，它曾分为若干小县，当时的于都小县约为目前辖区的四分之一。按当今的辖区说，总面积近2900平方公里，当时人口近30万，现有人口70多万。因“雩”字生僻难认，195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雩都县改为于都县。
于都在中央苏区史上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中央苏区巩固的后方基地（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及所辖单位、中央后方保管处、大多数红军医院，均驻在境内），又是中央红军主力大部集结突围转移的最后出发地。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军团和中央机关改编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分别从瑞金、兴国、石城、长汀等地出发，赶来于都河沿岸集结，一面休整补充，一面作突围转移前的最后准备（九军团从会昌出发，直接去与于都交界的第二集结地区安远）。最后撤离中央苏区战场的是进行保卫兴国县城战的红五军团。他们赶到于都已是19日傍晚了。参加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6789人{1}，其中大部到这里集结多日，于10月16日夜晚始，从于都县城东门等10个渡口过河，历时四五天，踏上战略转移征途。
苏区各县人民，为中央红军主力集结突围作了巨大贡献。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一幅幅图片和一串串数字，说明了于都人民在扩红参军、借谷征粮、派丁调夫、捐木架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对党和红军的血肉深情。于都由于是红军的主要集结出发地，广大群众组织大批慰劳队，带着肉蛋和草鞋慰问红军指战员，妇女们帮助红军洗衣。为支援红军渡河，沿岸群众和县城居民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棺等一切可用器材都捐献出来，在60里长河段架起了5座横跨4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船排工人全力配合红军工兵部队，头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保证红军每天能够顺利夜渡。不仅如此，于都人民还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在5月至7月以及9月的两次扩红运动中，上万名于都儿女加入红军，组成了八个补充团②。
讲解员告诉我们，在红军西行远征的那些日子里，深秋星夜，月圆月缺，送别的情景非常感人。至今，那个场面久久萦绕我的脑际：于都河畔火把明，风萧萧兮江水寒；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在战马的嘶鸣中，送别的父老乡亲，凝望着远去的队伍，企盼着亲人一路平安。歌声在于都河上空阵阵回荡：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这歌声，既让离别故乡的男儿心碎，也激励西征将士杀开一条血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这于都河不是易水，胜过易水；这送别歌声不是渐离击筑，胜过渐离击筑。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壮别曲。
在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过程中，了解到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的上述具体情况后，也不时在想：为什么当年中央的领导要选择于都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集结出发地？经过到长征出发渡口等地实际观察，结合赣州市党史办的研究成果，又翻阅一些红军长征史著作，对这个问题开始获得初步答案。
——第一，这是由当时选择的战略转移的路线和目标决定的。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虽然已经提出实行战略转移，6月，共产国际也已电复。但中央领导人对于转移的方向和路线一直未作认真思考。只是在9月初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完全无望后，才由中革军委制定战略转移的路线和目标，选择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边界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巩固的根据地，尔后反攻打回，恢复中央苏区。根据这个抉择，无疑要将红军集结在便于通过赣粤边界进入湘南方向的于都地区。
——第二，这是由当时的战争形势决定的。从6月开始，国民党军即兵分六路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加强了对瑞金的轰炸。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了进攻态势，苏区地盘进一步缩小。10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剩瑞金、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兴国、石城、宁化等县。比较完整的是于都，其他各县则只有部分地区。国民党军主要兵力已分别从北面、西北面、东面和东南面几个方向紧缩包围圈，有的县城已经失守，有的县城已处于敌军炮火的威胁之下。各路敌军直逼瑞金。惟有于都、安远一线，由国民党粤军布防。粤军担心蒋介石的嫡系乘机进入广东，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不那么卖命，以保存实力。由此线转移，对红军比较有利。
——第三，这是由与粤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的结果决定的。陈济棠等地方军阀，曾三次通电反蒋，与之有深刻矛盾。陈虽然被授予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但迟迟不向苏区腹地推进。在蒋介石加紧从北、东、西几个方向进逼瑞金后，他猜测红军将放弃赣南苏区，很可能会从南路突围转移。为不在堵截红军的战斗中遭到猛烈攻击，他主动试探与红军媾和，派遣密使携信给周恩来、朱德。周、朱抓住这个机会，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中革军委代表，于10月上旬，在寻乌罗塘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三天三夜的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内容称：红军有行动时事先通报，行动只是借道转移，不深入粤境；粤军届时从防区后撤40华里。于都在地理位置上正处在借道粤军防线的要冲。红军要从西南方向突围，不能不将红军各军团集中于此。因此，于都被中革军委选择为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这里要说明的是，讲中央红军最后在于都集结出发进行长征同中央机关和红军各部分别从所在驻地出发进行长征，这两者不是矛盾的。当时，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除红九军团外）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作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说于都是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丝毫不存在否认其他地方也是“出发地”的意思，也没有要以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惟一标志之意。 报捷的五岭三关
《百年潮》连载红军长征系列文章后不久，有同志就关心地问：怎么在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后，一下子就跳到湘江之战了？提出这个问题，无疑是熟悉党史的同志。我当时回答：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因为中央红军通过的前三道封锁线，我未作实地考察。没有去走，就不能闭门造车。好在2004年10月，我又去江西赣州参加“纪念中央红军出发长征70周年理论研讨会”。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开完会后，在相关党史部门同志的帮助下，我补走了中央红军通过的前三道封锁线地区，从而填补了前两年的遗缺，也使我有可能加写这一章。
毛泽东的《长征》诗，在实写中央红军长征的历程时，讲的“五岭逶迤腾细浪”，就是表现红军通过第一至第四道封锁线的情景。“五岭”，分布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四省区交界的南岭地域，系指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岭。红军从赣南于都等地突围出发后，即沿着这四省边境的五岭山道向西前进。我以为，此诗中的“腾细浪”，主要是表现中央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的情景。因为过这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打胜仗了，红军将士的心境好。这样，在他们看来，险峻的五岭绵延起伏，也不过像水面吹起的细小波浪。国民党军队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仍属“五岭逶迤”地区，但红军通过起来非常艰难，很难有“腾细浪”的感觉。这在下一章要讲的。这一章就说说中央红军是怎样“腾细浪”的。 古陂新田打胜仗
中央红军在告别亲人，过于都河后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万里征途。当时的行军队形分为左中右三路，由左右两路主力掩护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前进。10月19—20日，红军主力部队即进入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自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就在构筑。它位于中央苏区西南的信丰、安远、南康、赣县一带，重点在信丰、安远一线，是一条以桃江（即信丰河，流经安远、信丰、赣县等地）为天然屏障的，南北长约250里、东西宽约100里的弧形封锁线。这道封锁线筑有数百个碉堡，在每段碉堡线上设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等三层防御工事，故陈济棠称，这道封锁线“铜墙铁壁，坚不可摧”。陈筑这道封锁线，主要旨在阻止红军进入广东。他布置了4万兵力。
信丰位于赣南中部，桃江中游，也有悠久历史，自唐以来取“人信物丰”之义，定信丰县名。由于毗邻闽粤两省，素为战略要地。大革命失败后，朱德、陈毅曾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信丰进行整顿。从1930年起，该县逐渐由小部、大部，及至全部成为中央苏区地域，并是其西南门户。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中革军委发布突围命令，首先要求前卫部队占领信丰的古陂、新田地区，渡过桃江，继续挺进。在越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军领导机关虽然将红军“借道”行动已通知了陈济棠，但陈济棠接到红军通知后，未来得及下达给前沿部队。因此，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后，双方仍展开了激烈战斗。粤军前方部队在得到陈济棠示意后，才作稍事抵抗，陆续撤出封锁线，闪开大道，让红军主力西渡桃江。
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打了五六仗。我在2004年11月2日、3日在信丰考察了四个战场旧址。其中有：
——新田百石战斗。这是中央红军转移突围即开始长征打的第一仗。百石距县城有120里，属于新田管辖，土路难行，我们是乘越野车去的。这一仗是由当时担任左前卫的红三军团打的。1934年10月21日上午，三军团四师在向百石、古陂摸索前进时，被守敌发觉，双方接火，战斗提前打响。我红四师发起冲锋，攻击百石高地碉堡。守敌弃堡逃命，躲进一个被称为“万人祠”的大堡垒（实际上是客家人住的一种围屋，不过更为坚固、封闭）。我军在对龟缩“万人祠”的守敌展开政治攻势无效的情况下，于傍晚用迫击炮将其摧毁，全歼顽敌。但是，在这场战斗中，在前沿指挥作战的四师师长洪超不幸被流弹击中，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洪超师长是湖北黄梅人，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湘南暴动，担任过朱德的警卫员，并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自1930年始，他就在红三军团任团长，从1932年起就担任过几个师的师长，是彭德怀非常喜爱的一位优秀的战将。他牺牲时才25岁。彭德怀在含冤去世前，还记得这位老部下，要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因此，听说洪超师长的遗骨就葬在金鸡圩金鸡村边的山上，我们表示一定要上山去凭吊。我们没想到，上山的路已长满了半人深的茅草，师长的墓是一个小土包，没有立碑，野草丛生，旁边是当年挖的很深很宽的战壕，若不是乡长带着我们来，很难找到。青山到处埋忠骨，我们在墓前为我的这位大老乡——英雄的师长、长征的山鹰默哀致敬。
——古陂战斗。古陂距县城50多里，前清以来商业比较发达。在赣南有“头唐江{1}，二古陂”之称。1934年红军突围时，这里是粤军防守第一道封锁线的第一师师部所在地，为重点防御区域。在红三军团攻打百石的那天下午，红一军团先后在新田圩和金鸡圩展开了攻击，歼敌600多人。敌副师长逃至古陂的师部准备固守，但结束百石战斗后的红四师乘胜追击至古陂，与敌遭遇，战至午夜。次日拂晓，敌军仓皇向安西逃窜，我军占领古陂圩，缴获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安西战斗。它发生在今安西{2}镇附近，离县城60里。这是一场比较激烈的战斗，我们看了老鸦洞战斗和桐梓岗战斗两个战场。这都是山头，粤军收容兵力万余人枪，构筑工事作最后堵截。22日中午，红军先头部队追抵这里，突遭袭击，损失不小。后续部队再次冲锋，与敌反复争夺，战至次日，虽将敌三面包围，但终因敌占据有利地形，未能拿下高地。红军为争取时间，迂回别处前进。守敌惟恐红军断后，大部都回撤广东南雄。
红军各部在渡过于都河后，相继歼灭驻守信丰古陂、新田、安西，以及安远版石等地敌军，至10月27日，所有部队从多处过了桃江，完全摧垮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3}。
对此，陆定一同志当年有诗赞曰：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腾越庾岭袭汝城
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队尚未看清红军的战略意图。粤军已将主力撤至赣粤边界，仍防红军进入广东。湘军何键部队一时未驻赣湘边界，湘南仅有地方武装把守。据此，红军沿着赣粤和湘粤边界，向湘南的汝城一带推进。担任左前锋的红一军团进入广东，沿赣粤南侧向湘南推进。右前锋红三军团进入大余境内，沿大庾岭{1}北麓向湘南推进。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未摆在湘南，但已电令粤军和湘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一带构筑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10月下旬，粤军从北、南两面向大庾岭两麓进逼，对红军夹击。红军予以反击后，从大余进入崇义，翻越高山，向汝城、城口进军。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端，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接部，是湘、粤、赣三省交界之地。县境内多丘陵和山地，概称“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加庄园”。这个县历史悠久，从东晋以来就置设县制。有趣的是该县既毗连三省，又水注三江。县境为山字形地质构造，县城地势高，四面环山，周围海拔渐低，水系呈树枝状，向东西南辐射，形成“溪重涧复，万派倒流，实踞湘、粤、赣三省之上游地”，众流直向三面汇聚的奇观：西有30余条支津注入湘江，东有20余条支津注入赣江，南有10余条支津注入广东北江。由于遍布矿藏和水能资源，县内有丰富的地热。距县城不远的热水圩，有湖南省面积最宽、流量最大、埋藏最浅、水温最高的热水型温泉{2}，史称“灵泉”。红军来过这里，至今还保留有“红军池”，池边还有当年红军刻的标语。
汝城是共产党和红军活动历史较多的一个县，为湖南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和朱德都率军来过这里，朱德还来过多次。过去我们都知道朱德遇险、又以“伙夫头”而脱险的故事，但不记得就发生在这里。1927年10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与汝城相邻的江西崇义活动。那时，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任国民党的军长正驻防汝城。为与范石生建立反蒋的统一战线，党中央同意朱德到汝城与范谈判。11月中旬，朱德一行至汝城附近的濠头圩宿营，他本人住祠堂。半夜，土匪偷袭，包围了祠堂，朱德躲进厨房，顺手系上伙夫围裙。土匪头目见到朱德后问：你是什么人？他答道：伙夫头。匪徒见他身着旧军装，脚穿草鞋，便信以为真；又问：朱德在哪里？朱德指道：就在后屋里。匪徒们扑向后屋，朱德迅即从窗口跳出脱险。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4月，毛泽东为策应湘南起义，率工农革命军下井冈山攻占县城。8月，朱德率领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组成的红四军下山又进入汝城县境。1929年5月，彭德怀也下井冈山率红五军攻克县城。1931年2月底，邓小平等在百色起义后率红七军分两路过县境，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5月，在中央苏区西路转战的彭德怀又率红三军团再度攻克县城。1934年8月，为中央红军先行探路的红六军团也进入该县西进。
正是由于汝城有红军开展革命活动的基础，又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因此，1934年10月底，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又分三路进入汝城，来突破由粤北城口至此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城口属广东仁化县，也是红军出没的地区。从城口至汝城，沿线80里都筑有碉堡，仅汝城县内就有200多座。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红军在汝城行军作战16天，足迹遍及现今的22个乡镇200多个村子，进行大小战斗13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苏仙岭战斗、濠头战斗、大坪圩战斗、百丈岭战斗、延寿战斗等，摧毁碉堡100余个。2004年10月28—29日，我们在汝城考察，实地看了几个地方。
——苏仙岭战斗。苏仙岭是离县城只有五里的一个山包。1934年10月30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经过急行军，有如神兵天降抢占了攻打县城的制高点苏仙岭。驻县城的守敌分三路包抄，向苏仙岭形成合围攻势。坚守苏仙岭的红军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牵制县城守敌，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主力部队绕开县城，突破封锁线赢得了时间。
——濠头战斗。1934年11月2日，红三军团一部从江西崇义方向进入距县城80里的濠头，沿途摧毁敌碉堡10余座，乘胜占领该地的一个主碉堡，并抢占县北与桂东交界的要隘石壁山，扼阻桂东守敌向濠头增援，围困守敌三天三夜，掩护大部队向南折西推进。在濠头还有纪念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打濠头的“红军楼”，而朱德遇险的那座祠堂已不存在了，一个知道此情的89岁老人领着我们去看了那个地方。与此相反，朱德在县城住过的朱家祠堂不仅保存完好，而且修缮一新，很有地方建筑特色。1928年朱德住在这里时，写了“世界一家”几个字。如今这个题词已制成横匾，高挂在朱家祠堂的门楼重檐上，成为难得的革命文物。
——百丈岭和延寿阻击战。1934年11月12日，这时中央军委纵队已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向西前进，湘军进行追击。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县城西面60里左右的百丈岭地带筑好工事，以居高临下之势阻击数倍于自己力量的湘军，与敌激战至13日黄昏，完成阻击任务后才西进赶上红军大部队。我们车行至百丈岭时，地方党史办同志说：这百丈岭既使红军阻击了湘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起到了阻止日军的作用。日军以为百丈岭是百座大山，因为宜章多平原和低山，汝城多大山，海拔比宜章高400多米，若进入百座大山之中，难以出来，因而日军只占领了宜章，未进占汝城。百丈岭吓退了日本鬼子兵，有功。党史办同志继续讲长征过这里的情况说：在红五军团十三师阻击湘军的前一天，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百丈岭南面的延寿一带阻击粤军。由于红军后勤部队大批骡马、辎重拥塞于延寿至西的山涧小道上，行进迟缓，红三十四师不得不拼死阻敌。粤军在增援的湘军配合下，与红三十四师反复争夺延寿江边制高点青石寨，许多战士倒在江里。军团长董振堂手端冲锋枪，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夺回了青石寨。经过三天三夜血战，终于掩护辎重队伍顺利通过。也是13日黄昏，董振堂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到宜章赶上了大部队。
——追踪考察沙洲村。在于都纪念中央红军出发长征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经济日报》副总编辑罗开富同志讲了他在1984年走长征路时经过汝城沙洲村听说的“半条棉被”的故事，我听了很受感动。没想到半个月后，我竟来到汝城。在10月29日下午到达文明乡时，我就要求去沙洲村实地访问“半条棉被”故事的后人，即使车子不通也要走去。很幸运，我们在沙洲村找到了“半条棉被”故事房东的后代。那是在1934年11月初，红军大部队到达文明乡境内。文明乡位于汝城县西部，距县城近100里。因此地有“文经武纬、山明水秀”之说，历史上出了些文武官员，故有此名。解放军的上将李涛、朱良才就是本县离此地不远的人。当时在红军总卫生部工作的朱良才，就率部驻扎沙洲村。邓颖超、蔡畅等三位女红军住在沙洲村徐解秀家。邓颖超看到徐家一贫如洗，连床棉被都没有，于是将自己的棉被剪下一半，留给徐解秀家御寒。徐解秀是世纪同龄人，罗开富在1984年采访她时是84岁的老人。前些年已去世。徐解秀有四个儿子，四代人二十几口。我们去了徐家，看了当年邓颖超、蔡畅等住的房间、睡的木板床和用的柜子。都是原物，非复制品。徐解秀的孙子说：他们的爷爷为红军当向导走了，奶奶也想当红军，但有一岁的奶孩子，没走了。徐解秀一直珍藏着这半条棉被，目前已成为革命文物由博物馆收藏了。1996年4月，北京电视台《永恒瞬间》摄制组来到该村拍这个故事时，将一床签满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两校学生姓名的新棉被送到了徐解秀老人的遗像前。她的孙媳妇将那床学生签名的包单给了我们看。我们既追思当年红军的爱民之情，也为当代大学生要继承和弘扬当年红军的革命精神受到鼓舞。“半条棉被”故事将永远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的精神资源。 兵分两路进宜章
宜章也为湖南之边县，地处“楚尾粤头”，古有“三湘倚为屏障，百粤扼为喉襟”之称。据说在城南乡的一个村里，清乾隆时立的“楚粤界碑”还在。碑为麻石质，高1？郾1米，宽0？郾58米，碑文85个字，记载了楚尾粤头两县的具体分界线。该县西北横亘五岭的骑田岭，峰峦起伏，山势嵯峨。因此，这个“楚粤之孔道”历来为兵家所必争，但物换星移，如今已成出湘的南大门。隋朝在此置义章县，北宋初，为避太宗赵光义名，改为宜章。
过去知道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就发生在宜章。这次在县城参观了当年暴动指挥部旧址。它原为清代的守备署，民国初期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它为庭院式结构，主体建筑有东、西、北三栋楼房。房屋为砖木结构，顶盖青瓦。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年关暴动，在此设指挥部。1988年元月，纪念湘南起义60周年时，旧址基本恢复原貌，辟为纪念馆。目前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宜章还是我党早期革命家和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的故乡。我们前往太平里乡邓家湾村瞻仰了邓中夏故居。邓的父亲是晚清湖南专管盐业的大官员，但从这幢带有阁楼的普通砖木结构的三间瓦房（无庭院）来看，似没有多少家产，被介绍说是一个相当清廉的官员。邓在1917年考入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党组织的主要成员。他参加六大后留在莫斯科两年多，写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这部著名的工运史著作；1930年回国后，到湘鄂西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他与贺龙搭档共事一年多，尽管执行过立三路线，使洪湖苏区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但很快认识和纠正了错误。贺龙回忆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和他争论不少，但两人关系还是很好的。后来他调至上海工作，于1933年5月被捕，国民党当局劝降无效，加施酷刑，仍不屈服。是年9月，他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他就义前写信给党：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他没有能参加长征，但长征的队伍经过了他的家乡，怀着先烈的遗志继续西行，并且是要前往会合他领导过的部队。
中央红军在过第二道封锁线后，转移的战略意图已经显示出来，正式下达通知，是为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为阻止红军西进，沿粤汉铁路湘粤边境的宜章一线，设置第三道封锁线，修筑碉堡114座；并在中心碉堡里储备万斤粮、万斤煤、万担水，准备负隅顽抗。中革军委采纳彭德怀等的建议，为迅速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以红三军团为前卫，走宜章北，一路以红一军团为前卫，走宜章南。红军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红三军团在打垮地方武装后，摧毁了敌人的中心碉堡，于11日占领宜章县城。南路的红一军团，经过一天激战，牵制粤军，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通过，占领了县城南20多里的白石渡镇。这是粤汉铁路的宜章车站，为交通要道。红军前卫分别占领了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上的两个重要支撑点宜章城和白石渡站，使全军顺利通过粤汉铁路有了保障。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表彰红三军团在突破汝城、宜章“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15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在宜章作了几天休整，进行建党、建政、扩军工作。党史办同志说：当时正在修粤汉铁路，这里有三四千工人。红军来后，与地方党组织一起开展工作，建立三个乡苏维埃政权，扩红300多人，离开宜章前，在县城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没收土豪劣绅财物给贫苦民众，发枪组织武装赤卫队。红军在宜章途经56个乡村，历时12天。 大军委蛇后三岭
红军战略转移头一个月，尽管行军迟缓，但相对地说，还没有碰到特别大的困难，也还没有遭遇国民党军队特别拼命的追堵阻击。但国民党反动集团决不会放过西进红军的。在红军进入第三道封锁线之际，国民党军队在五岭的后三岭地区，即主要为湘南零陵和桂东北桂林诸县交界的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已在部署第四道封锁线，准备调集主力部队歼灭红军。
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迅速进入零陵诸县。我于2004年12月中旬到湘南零陵地区对红军长征过境情况进行了考察。零陵是华夏历史上最古老的34处重要郡地之一，也是我国南方开发较早地区之一。零陵得名于传说中的舜帝葬于九疑。我国史学鼻祖司马迁到过九疑山，《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南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从此，零陵之名广为流传，并且成为我国自古至今始终沿用的重要地名之一。这个地方是一地二名。隋代前多称零陵，这以后多称永州。据永州市委副秘书长张泽槐说：零陵，实为舜陵之别称。舜帝南巡死于九疑后，舜的妃子娥皇和女英千里寻舜陵，一路痛哭欲绝，到达九疑，泪尽泣血，泪血洒竹留下泪斑，成为斑竹。故毛泽东的诗有“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句。但娥皇和女英最终没有找到舜陵，在返回途中双双投水于洞庭湖。后人为了纪念娥皇和女英，便将舜陵改称零陵，这里的“零”是“涕零”即落泪的意思。零陵后改永州，是隋文帝一统国家后，废郡实行州府制，因零陵郡西南有“永山永水”（现今的双牌县永江乡一带），故改称永州总管府。
零陵永州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唐宋二代空前繁荣。中唐文学家元结两任道州刺史，留下了著名的“浯溪碑林”。柳宗元谪居永州10年，写有《永州八记》和《捕蛇者说》等传世之作。唐代名僧怀素以蕉叶代纸习书，成一代书法宗师，并成为毛（泽东）体草书之源。北宋周敦颐，少时悟道于家乡道县月岩，后来成为宋明理学创始人。在近代涌现了参与党的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北伐名将蒋先云、党的早期女革命家何宝珍等一批共产主义战士。
零陵永州自古是重要战场。它地处五岭北麓中心段，湘粤桂三省区之界域。“三山围夹两盆地”：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三大山脉从东、南、西三面沿边界向境内环绕；腹地多为丘岗和平地，呈马蹄形向北敞口；湘江由西向东穿越过境，潇水由南至北纵贯全境，潇湘二水在永州市汇流；拥有“踞水陆之冲，当楚粤之要，遥控百蛮，横连五岭”之优势，镇东北可入中原腹地，揽西南扼广西边陲之咽喉，据东南握粤港海滨之通道。因之，秦始皇经此修建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沿五岭开辟山道，使零陵成为中原通往岭南的枢纽，以打破南北阻隔和南征越族（今广西地区）。汉武帝遣兵五路击南越，一路便是“出零陵下漓水”。三国时，蜀吴争夺零陵达14年之久。宋元明清四代更替之际均在这里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战争。太平天国出广西也经此北征。中央红军西行长征过此，乃战略要冲所使然。
红军长征走湘粤桂边界在计划之中。先是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到达零陵地区。1934年8月下旬，红六军团占领零陵新田县城后，分兵两路，经零陵城周围直插湘江东岸，遇敌阻击，转向北面阳明山区后，又掉头往九疑山区的宁远方向进发，跳出了敌军的重重包围。9月初，红六军团全部人马进入道县南端的都庞岭北麓蒋家岭。这里是湘桂两地交界处，为通往广西的前沿地带，有号称桂军的“铁军师”部队把守。红六军团正面掩护，侧面猛攻，激战一天，占领了制高点，绕过敌重兵布防的湘桂通道永安关，从另一要隘清水关进入广西境内。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进入零陵的蓝山、宁远、道县、江华、江永地区。蓝山以境内“山岭重叠，荟蔚苍翠，浮空而蓝”，在唐代取今县名。周恩来于19日晚亲率红一军团一部攻占该县城，没收了伪县政府的10多斤金子和5000多块银元。宁远位于萌渚岭北端，自秦置县至今，在宋代以武定功成，远方安宁之意而得此县名。九疑山坐落在县城南境60里，纵横200里。它有形态相似的九大奇峰，峰峰矗立，互不相连，挺拔耸峻，竞秀争高，似漓江之山，高于漓江之山。九峰之外，群山莽莽，重峦叠翠，连绵起伏，有万山朝九疑之势。舜陵相传在主峰舜源峰下，幸存陵碑。舜庙位于舜源峰北麓，规模甚伟，气势恢宏。中央红军各部于11月17—25日经过宁远，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围堵，前往道县过湘江。朱德过梅翠八角亭，写有《咏八角亭》诗{1}。江华也位于萌渚岭北麓，是零陵地区的最大县，全国瑶族聚居最为集中和人口最多的县。县城有国内外规模最大的、祭祀瑶族始祖盘王的建筑盘王殿——被喻为“中国瑶族第一殿”。红军攻占县城后，保护了盘王殿。江永，位处萌渚岭和都庞岭{1}间，两岭合围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为湖广南北孔道。这里有瑶族人民世代寻觅的祖居地千家峒，还有世界罕见的似如绳形的妇女文字“女书”。中央红军九军团、八军团和五军团先后过境，历时五天，占县城三天。道县自秦时置县，以《汉书》载“县有蛮夷曰道”，县名源此。四周环山，中部低平，是零陵南部盆地中心地域。特别是都庞岭经县东北走向西南，绵亘数十里，为湘桂界山，主峰海拔2000多米，为湖南第二高峰，境北永安关为湘桂要隘。这里是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主要防区。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于11月17日进入道县，长途奔袭行军200里，于次日深夜赶到县城潇水南岸，尖兵班泅水过岸，抢架100多米长的浮桥，守城敌军慌忙逃窜，部队迅速占领县城。敌军主力反扑，争占县城。26日，红军退出县城，将敌军逼困城内三天，牢固地控制通往桂北要道，掩护主力西进。红军各部在道县半月，与敌军在都庞岭北麓展开拉锯战，准备着强渡湘江。
一场大的殊死战斗即将来临。 惨烈的湘江之战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所进行的湘江战役，原来总以为是在湖南境内。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写《周恩来传》，涉猎一些党史资料，才知道我这是想当然。尽管“湘”为湖南简称，湘江贯穿湖南全境，算第一大江，但在湖南的是它的中下游，其上游和源头则在广西。湘江战役主要发生在广西。这个战役在党史、军史上太有名了。从军史言，这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从党史说，它以残酷的事实表明错误路线的领导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敲响了中央错误领导垮台的丧钟，为召开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干部思想基础。因此，很想找机会对湘江战役作点考察。
2001年4月下旬在广西南宁召开全国党史报刊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去桂东北兴安县参观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到湘江之战的主战场界首渡口和光华铺阻击战遗址进行实地察看。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还提供了研究湘江战役的若干资料。在编修中共党史一卷本过程中，也翻阅了一些著述。这样，对中央红军长征的首场恶战，即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的具体情况，才有了初步的实际印象。 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减员两万多
中央红军在进行湘江战役之前，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有如前述，基本上比较顺利，伤亡相对较小。蒋介石为防堵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设置的第一道所谓“钢铁封锁线”，中央红军只打了五六个小仗，用四天时间就全部突围出去。蒋介石令粤军和湘军，在湘粤赣边的汝城、仁化、乐昌间（仍属大庾岭区域）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从11月1日至8日全部突破，没有经过激烈战斗，进入湘南粤北地区。为堵截红军从湘南到湘西，蒋介石又令粤军和湘军，在沿粤汉铁路湘境的郴县至宜章间，设置第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也没有打什么大仗，从11月8日开始至15日全部突破。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前三道封锁线，尽管没有打大仗、硬仗，但长途急行军、气候渐冷、水土不适等，也使红军减员不少。过去的史书很少交待这一减员情况。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对此作了研究。他们告诉我，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郾2万余人{1}。减员情况各有不同，要作分析，但对红军突围的战斗力有不小削弱。这就是说，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实际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而只有6？郾4万人左右。
红军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既对粤军和湘军的不力十分恼火，又增强了一定要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湘桂边界以西的桂东北地区的企图。于是凭借所谓湘江“天堑”，筑构更加坚固的第四道封锁线。
还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前，蒋介石已判明红军南进突围的战略意图，并非真要占据湘粤桂边境，而是沿红六军团路线经桂东北去湘西北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他很害怕这两支红军会合后在湖南重建根据地，将湘鄂川黔的苏区连为一体，形成更大的红色区域。在红军还未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就任命老牌反共健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共26个整师、30余万兵力，全力“围歼”红军。蒋介石的“围歼”计划，是凭借两道天然屏障，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在宁远的天堂圩与道县间进行合击。此一步骤若难实现，第二步，则是聚集各路大军，阻截红军于桂东北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之滨聚歼之。
湘江发源于桂东北海洋山，秦代修60多里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不仅大大改善了桂东北地区的灌溉条件，使丘陵成为良田；而且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联网，也改善了水利交通。湘江上游，处于横跨桂湘边境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的“湘桂走廊”谷底，由南向北穿越桂东北重镇兴安、全州。上游湘江有相当一段，河弯滩多，水险流急。到20世纪30年代，从桂林通往湘南经过边境黄沙河的桂黄公路，与湘江平行而进。蒋介石下达的“围歼”计划，令何键将30万人马组成五路大军，前堵后追，左阻右截，压缩红军进入湘江以东的全州、灌阳和兴安{1}三县交界的东西不足120里、南北不到200里的三角地区。国民党军早在红六军团西进时，就作了守备湘江沿线的准备，在桂东北、湘西南沿江两岸筑起大小碉堡共550多座，凭借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再加上湘江“天堑”，吹嘘这个地区是“铁三角”。各路“追剿”的任务，就是要“铁壁合围”，将红军逼进他们制造的“瓮”中，以便一举“捉鳖”。
蒋介石为了将红军“围歼”于他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督战南昌行营。他给何键亲笔信，“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并赠与一首唐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这充分反映了其“剿共灭红”的决心。 湘江之战的三个主要战场（1）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先头部队长途奔袭，于11月22日占领潇水西岸的最大渡口——道县，24日又攻克江华水口圩。25日，红军大部从湘南道县与水口间渡过潇水。这样，蒋介石“围歼”红军的第一步就泡汤了。
蒋介石的第一步计划落空后，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已过潇水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潇水的红军余部进行堵截，务必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第二步计划的进军从11月25日开始。当日下午，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从湘南进军桂东北湘江的作战命令，指示红军各部分四路纵队从多个地段强渡湘江。次日，红军主力进入桂境，开始形成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军委纵队和八、九军团随后，五军团作后卫向湘江前进的态势。27日，两翼前锋已抢占从兴安的界首到全州的屏山渡之间60里湘江的所有渡口和作战阵地。此间，国民党中央军已夺回道县进行追击；湘军已进入全州，占领部分渡口封锁湘江，进行堵击；桂军已回师灌阳进行阻击。这样，在总体上，敌军已形成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妄图围歼红军的格局。那个时候对于敌军各部，流传一个说法：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红军要突破国民党军的湘江防线，势必要同湘桂虎狼猴军进行一场恶战。
惨烈的湘江之战，主要在三个战场展开。
——首先是11月28日开始的灌阳新圩阻击战。
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的战役，于28日凌晨，从红三军团红五师阻击桂军向新圩的进攻开始打响。中革军委命令五师“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掩护中央两个纵队过江。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是广西临桂县人，贫苦农家出身，14岁参加李明瑞的桂军，15岁参加百色起义，16岁就任红七军特务连长。随后，红七军辗转北上，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进入中央苏区，于1931年7月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划归红三军团建制。从此，李天佑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3年底，19岁的他任五师师长。在广昌战役中，他参加了著名的高虎垴战斗。长征开始后，他和政委钟赤兵率领红五师一直担任红三军团前卫，掩护军团主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在中革军委下达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后，他率两个团立即赶赴灌阳新圩，阻击桂军，保证全军左翼安全。
新圩，位于灌阳县西北部，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江的必经之地。28日晨，红五师阵地刚部署完毕，桂军七个团沿着通向江边公路向五师阵地扑来。敌方凭借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展开猛烈进攻。天上敌机低空扫射，地面敌炮连珠轰击，敌步兵作集团式轮番冲锋，但红五师无所畏惧，顽强阻击。头一天，桂军只占领几个小山头。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大骂部属指挥无能。部属实告：红军部队是彭德怀的三军团第五师，从师长李天佑到团营连长，很多官兵都是广西人，对这一带很熟悉，有的原来是我们部下。他们很能打，难攻克。于是，桂军又投入新的兵力，加派飞机参战。29日和30日，战斗更加激烈。红五师指战员拼死坚守阵地，与敌军反复争夺山头，进行白刃战，击退敌数十次进攻。战至30日下午，完成阻击任务后才奉命撤离。红五师浴血奋战三昼夜，不仅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
李天佑回忆新圩阻击战，写道：30日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四点多钟，接到军团电报，命令我们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最后，李天佑深情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我不能忘记，那些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1}。 湘江之战的三个主要战场（2）
——二是11月29日打响的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距湘江主要渡口之一界首，只有六里路。我作考察时，到这个当年的战场遗址去实地看过。这里为一片宽广的丘陵地，坡度不大，视野还是开阔的，打仗不宜选作防守阵地。但是，担任前卫的红三军团红四师不能作别的选择。为了阻击由全州打过来的湘军和由灌阳追过来的桂军，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江，只有在这里背水一战。在这里承担阻击任务的，只有红四师一个团，要迎击桂军四个团的猛烈进攻。为此，彭德怀将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200多米、且靠近江边的一座叫三官堂的祠堂里。这里虽无任何隐蔽物，但地势稍高，能观察渡口情况。他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阻击战，有三天三夜没合过眼。
29日晚，桂军四个团全部出动，凭借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企图对红军进行夜袭。擅长夜战的桂军突破红军在光华铺的阵地，直插界首渡口。红军守团发现敌人后，命令时任三营营长的张震率部堵击，坚决截住。
1994年9月，已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重来这里，凭吊60年前牺牲的战友，讲述了当年激战的情景。他说：当年打阻击战的是我们红十团。11月29日深夜，敌军偷袭我们阵地，并迂回到我们身后，向界首渡口奔去。我们三营奉命追赶，同敌军短兵相接。夜里漆黑，展开混战。30日拂晓，我们虽已消灭大部敌人，但界首渡口西岸失守。此时，中央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团长沈述清率领一、二营直奔渡口，经过多次冲杀争夺，最后消灭了敌军，夺回渡口，加强守备力量，巩固了周围阵地。但在继续争夺的战斗中，沈团长和代理他的师参谋长杜中美同志都中弹身亡。到了中午，敌军两个团在被我们打得尸横遍野后才占领光华铺；敌军另一个团沿江东岸向界首渡口进逼。这时，彭老总一方面紧急调四师两个团来接应我们十团，另一方面又令五师一个团迅速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黄昏后，中央第二纵队开始过江，我们全师向处在高处的光华铺之敌发动反攻，经过又一夜艰苦战斗，终于守住了我们阵地的第二道阻击线。天亮，已是12月1日。完成新圩阻击战任务的红五师主力赶来，与我们一道阻击住了敌军数十次连续进攻。直到中午时分，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穿越桂黄公路后，我们才奉命撤离。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1}张震专程前往光华铺战场遗址，向掩埋无数烈士遗骇的墓地，表达了思念当年的首长和战友之情。
——三是11月29日开始的全州觉山铺{2}阻击战。这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血战。
觉山铺北距全州30里，南离界首50多里，是敌军抢占湘江主要渡口的咽喉要冲。作为保护中央纵队右翼前锋的红一军团在27日过江后，红二师在觉山铺一线阻击从北面全州县城开来的湘军三个师。急于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在29日清晨向红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势。数十门大炮和数架飞机狂轰滥炸，将红军阵地前的松树林炸得只剩下一根根树桩。次日凌晨，红一师两个团在湖南潇水完成阻敌任务后，急速赶来投入战斗。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这场阻击战写道：30日凌晨，我一师赶到，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不得不立即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这一天的阻击战进入高潮。敌人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垮，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又组织第二次冲锋。随着敌冲锋次数的增多和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军尸体越来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我进攻，我军多处阵地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军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但经过一天拼杀，我军还是守住了主要阵地。{3}
12月1日这天，对于中央红军生死攸关。因为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敌军已疯狂逼进，不惜一切代价与我前锋部队抢夺渡口。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1}。两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署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程，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政治部，应该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任务的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冲去！{2}
在军史上，为了打一仗，像这样既下军事命令又下政治指令的情况，太罕见了。在政治指令中，将战斗的严重性说到如此地步，也太罕见了。仅此，即可见当时的危急程度。那时掌握全局的中央的这个感觉是如此，历史也证明确系如此：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在这一天，战争空前激烈。国民党各军向红军各部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实现蒋介石下达的“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之目的。在觉山铺的战斗已白热化。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红军将士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与之展开肉搏厮杀。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后面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敌机疯狂向江中人群扫射，敌弹在抢渡的部队中炸开。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此战之酷，惨不忍睹。
至1日中午，湘江东岸八个师的红军有六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过了江。下午，敌军占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打掩护的包括三个军团的红军后卫部队无法过江，或被击散，或被围歼。其中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与桂军三个师激战两昼夜，奋力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后，被桂军分割包围，在宁远陈家背地区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另两个团也伤亡很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作为红军西征转移的最后的总后卫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后，师长陈树湘又率部回征湘南，转战江永、江华、道县，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敌人截击、包围，最后所剩无几。陈师长本人在道县负重伤被捕，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他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牺牲，年仅29岁。丧心病狂的敌人没能得到活供，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先后吊在道县城头和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在湘南打游击的该师余部100多人，最后也没摆脱厄运。
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了九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拼死斗争，表现了伟大的献身精神，在党史、军史、战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而又惨烈的一页。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回忆说：我们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与桂军打了一场恶战。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的损失为最大，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次。中央红军主力付出巨大代价，才粉碎蒋介石的围歼计划，突破了其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1} 湘江一战折损三万多的惨烈探析（1）
经过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折损3万多人（过去史书很少这样明确指出）。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由最初出发时的8？郾7万多人锐减至3？郾5万人左右{1}。中央红军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湘江之战为什么打的这么惨烈？要走走长征路，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去凭吊湘江战场遗址，不能不考察这个问题。
到界首镇，我首先去了渡口，可以说是“迫不及待”地要看看68年前几乎葬送了红军和共产党一代英豪的湘江。到了这里，才知道它是兴安的尽头，与全州交界之首，故名界首。湘江就在街边。在我脑海中，原以为它是长沙那样宽阔的江面。哪知，乃一条小河也！现在，江上建起了公路桥，我们过桥丈量了湘江东西两岸，宽不足百米，水流当然较急。我明白了，这里是上游。彭老总的指挥部三官堂，紧挨江边，离桥不远。我们也进去看了看，不大，门前立有小碑，刻有说明文字。这里的湘江比红军出发过的于都河，窄多了。
那么，湘江之战为什么这么难打呢？兴安县城南面的纪念馆，对此有些说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西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一书，对纪念馆陈列的湘江战役的史料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有助于思考上述问题。
第一，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选择错误的转移方向的恶果。博古、李德顽固坚持错误路线，已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在作战略转移时，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理论上这不失为一种徐图发展的方略，但在当时的现实状况下很难行得通。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西征，在1934年9月初能快速渡过湘江，一是因为桂军为图自保，兵力部署失当，有利于红六军团快速抵达湘江。二是因为红六军团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数十公里的湘江无一兵一卒防守。但在红六军团渡过去后，蒋介石就已责令桂军湘军加强湘江地域戒备，大筑碉堡，严加防守。因此，继续选择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亦步亦趋，就不能不犯战略方向错误。特别是蒋介石在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又调动30万兵力，五路围堵，张网锁江。博古、李德选择的错误路线，等于是让红军自投罗网。这哪有不败之理？！刘伯承回顾这段历史写道：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领导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州以南激战一个多星期。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相比较，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在干部中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经过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第二，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在转移过程中拒绝接受正确建议导致的结果。蒋介石调动30万兵力，在湘桂边境至湘江东岸对红军实行五路围堵，这虽然使红军处于极端困难境地，但也不是没有摆脱困境的出路。因为国民党军内部矛盾重重，各有打算。蒋介石为让湘军卖命，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对蒋的嫡系中央军指挥不灵；粤、桂两军首领，深知蒋的秉性，为自身利益计，在执行蒋的追剿指令时，更多的是将兵力放在边境防堵。在这个地区之外的湘南，非国民党军防守重点，部署兵力较少，又没构筑堡垒，而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毛主席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在国民党中央军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红军可组织力量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老总也提出过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山区，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是，毛、彭建议都被博古、李德拒绝，继续一味西走，抢渡湘江，硬要直面去闯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这不能不导致后来的败局。
第三，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的恶果。陆定一当时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李志民时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亲历了湘江之战的危局。他们谈到当时情况说：红军从出发到遵义会议前，有两件事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一是把“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作惟一出路；再就是队伍在行军中的排列。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从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所有的“家当”都得带上，把丢掉辎重看作是红军的耻辱，因此，大到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都带着。为了保住物，不惜牺牲人，把队伍固定成一个抬轿子的形式。行军中，第一、第三军团两支主力，分别为左右路前卫；第八、第九两个新建军团夹在左右掩护两翼；第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这种阵势活像抬轿子。彭老总更是气愤地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大搬家”主要在中央第二纵队。这支纵队有1万多人，印刷厂、兵工厂、造币厂的机器都在这个队。有的机器要一二十人才能搬得动。兵工厂的人还要挑着枪走，一枝枪8斤重，挑10枝就是80斤。但不少同志没有枪，却不分给。担架可以随用随扎，卫生部的人却要扛着200副空担架走。供给部和医院的挑夫担子更多，队伍拉的很长。大山炮没有骡马挽拽，全靠人力抬扛，特别累坏人。部队一般是夜间行军，走的大多是山路、小路，又不许点灯、打火把，一夜走不到二三十里。结果，拖得中央纵队首尾远离，往往前面已经宿营，后面的还没有起床，辛苦了一夜刚刚歇下来，追堵的敌人从大路赶到，战斗部队不得不迎战。这样，护卫在前后左右的各军团被“抬轿子”的队形死死地束缚住，既疲惫又被动。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搬运那些笨重的机器，拖延了很长时间，使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目前披露的党史资料表明，红军西进途中，发生过两次有利于抢渡湘江的机遇，都因为这样的缓慢行军耽误了。一是在11月22日红军攻克道县之后。白崇禧认为红军进入桂北势不可挡，为避免与红军激战，向蒋介石谎报军情，桂军从湘江沿岸撤出，让湘军来接防。在桂军撤走湘军未到全州之前，灌江、湘江一线敌军空虚，兴安以北120里的湘江基本无兵防守。这等于给已钻进敌人罗网、陷入绝境的红军让出了一条生路。如果红军能及时抓住这个空隙，改变行军路线，轻装前进，完全可以抢在湘军前到达湘江，渡过湘江。但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却对桂军为求自保而撤防的变化毫无察觉，直到11月25日才决定向湘江进发。行军又受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驮负辎重，缓慢蠕动，错过了这一宝贵的渡江良机。二是11月27日晚，红一、三军团前卫师抢占界首至屏山渡湘江两岸60里所有渡口，并在新圩、光华铺和觉山铺分别阻击着桂军和湘军，这为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过江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军委命令各部于30日全部过江，如果真的都能过江，红军就能摆脱危险境地。但从11月28日晨至29日晚，前卫两翼和后卫掩护打了两天两夜，竟无一支部队过江。到30日夜里12点，中央纵队虽然过了江，但红军12个师还有8个师未过。远的在120多里外，近的离江也有40多里。这仍然是大搬家甬道式行军所致。这时，敌军已加紧东西夹击，封锁湘江，从而使最后一次机会稍纵即逝，红军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 湘江一战折损三万多的惨烈探析（2）
正如陆定一所说：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遭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决不溃散，最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惨烈的湘江之战证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湘江战役这么惨烈，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包括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是，坚持错误路线领导的错误决策，却是决定性因素。“祸兮福所倚”，经过湘江之战，历史的辩证法发生了作用。它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
为了纪念历史上这悲壮的一页，广西人民在兴安城南的狮子山上，兴建了一座占地120亩，规模壮观、气势恢弘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碑园由三组建筑构成。
一为大型群雕。在1万多平方米的大广场上，矗立着目前全国最大的红军长征烈士纪念雕塑之一。它长46米、高11米，用800立方米灰白花岗岩雕凿而成。群雕由青年红军、女红军、老游击队员、儿童四个巨大头像和“红军”、“送别”、“远征”、“渡江”、“永生”五组雕像组成。四个巨大头像一字排开，形象地再现当年红军西征突围血战湘江的情景。五组雕像错落有致地安插其间。群雕凝重的面部表情，使我们不能不产生对当年历史的深沉思考和壮烈体验。
二为高体纪念碑。在狮子山顶屹立着由三枝步枪构成碑体的高31米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碑座为巨大的拱圆形建筑，象征着烈士英灵长眠安息的庄严肃穆的陵墓。主碑底座基室的门楣上，镌刻着聂荣臻手书的“纪念突破湘江”六个大字。碑座四周镶嵌着毛主席手书的六首长征诗词。基室内刻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碑志》，并挂有“强渡湘江”等六幅用铜板制作的配诗线刻画。
三为吊楼式纪念馆，体现民族特色，庄重大方，建筑面积有550多平方米。室内陈列着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珍贵文物、历史资料，再现当年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的历史画卷。这里还有一些领导，特别是当年参加过湘江三大阻击战的领导的题词。参加新圩阻击战的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宗逊的题词是：“湘江战役永垂不朽！”参加觉山铺阻击战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的题词是：“在血战湘江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参加光华铺阻击战的红三军团四师十团三营营长张震的题词是：“在长征中突破蒋介石第四道封锁线，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在光华铺防御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走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面对青松挺拔、巍峨秀丽的狮子山，仰望着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我深深地鞠躬，哀悼血洒湘江的烈士英灵，与大地长存，与日月同辉！ 通道会议：历史转折
系列会议的序幕
伍修权回顾长征，曾赋诗《七律·历史转折》，前四句写道：
铁壁合围难突破，
暮色苍茫别红都。
强渡湘江血如注，
三军今日奔何处？
这是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红军广大指战员所思索的问题。中央领导层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鉴于强大敌军继续“追剿”，红军不得不进入深山区，翻越老山界，进入湘西南。
这个老山界，是不是陆定一写的《老山界》？在桂林去界首的路上，我问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覃主任。他指着公路左边说，就是，也就是远处的那座大山。
啊！它太有名了。我上中学时，读《老山界》就知道它，没想到几乎是隔了半个世纪，居然来到山麓。覃主任对我说：它也叫越城岭，山体很大，东西长600多里，南北宽200多里，上山30里，下山15里，五岭的主峰猫儿山也就是它，海拔2100多米，为华南第一高峰。这个五岭东西走向，从赣粤湘交界的大庾岭到湘桂交界的越城岭，绵延1000多里，南北宽在200至300多里之间。中央红军在五岭中左冲右突，迂回转战两个月，这个老山界是从江西出来以后所过的第一座难行的高山。这里山势很陡，群峰林立，人烟稀少，是瑶族聚居区。长征时，国民党军很难上来，红军为了求生存，不能不爬这座大山。
我知道了。过去看到的材料上有：周恩来讲过，进入湘桂黔交界处，中央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开始，争论更激烈。下山后就到了湖南，往西走不远是通道。党史上讲的通道会议就发生在那里，讨论红军“奔何处”的问题。
不过，2001年4月，我没有时间去通道。2002年7月，应邀到湖南讲学，才实现了考察通道会议的愿望。 县党史办主任的考证
2002年7月20日，从靖州到达通道。没想到，一路的植被好极了。青青的山，绿绿的水，碧翠欲滴。松杉茂密，林荫蔽日，空气清新。这不就是森林公园吗？！我们将车窗打开得大大的，深深地吸着纯净的天然氧。进入县境，通道县党史办姚奉彪主任迎接我们。
在车上，姚主任向我们介绍通道历史沿革概况。他说：通道，在千年以前已设县，原名罗蒙县，后来开辟山间道路，沟通了湘桂黔，北宋时改以通道为县名，意即通往黔、桂两地的大道。它位于湖南西南边陲，为湘桂黔三省（区）六县交界之处，曾属靖州，民国废州，靖州改靖县，通道县与之平行建置。解放后，两县一度合并，通道反而“吃掉”了靖州。到20世纪60年代初，两县分治。在通道，由于侗族人口占70％，被命名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在靖州，苗族、侗族共占61％，被称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这两个县都属深山区，人口不多，20万多一点。
根据安排，我们先参观老县城的“恭城书院”。这里是通道会议纪念馆，陈列着有关通道会议的文献资料、历史文物和研究著述。在这里，姚主任，还有纪念馆长，陪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探讨通道会议的一些历史情况。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不很多，有些情况不很清楚，因而有些不同看法。
姚主任讲他的看法，说：通道会议是在军事形势十分危急情况下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蒋介石在通道东面的绥宁、城步，北面的靖州、会同、洪江、芷江一带构筑工事，修建碉堡，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会合二、六军团，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遭致可能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在此危亡关头，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了有关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有的说是军委扩大会议。出席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还有李德，讨论进军方向问题{1}。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故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之为“飞行集会”。这可能是通道会议见于史书最早的名称。中央领导人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1971年7月7日，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后来党史书广泛使用开来。
关于通道会议召开的时间，目前的研究著述说法不尽一致，有的说是1934年12月11日，有的说12月12日。但都没有讲根据。姚主任作了考证，赞同12日说。他分析了中央领导人的行军路线和行程情况，认为，随中央第一纵队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11日在通道的下乡流源村宿营；随中央第二纵队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11日在通道的马龙乡辰口村宿营。这两地相距三四十里路，中央领导人不可能聚集开会。12日，两个纵队都到芙蓉一带会合宿营，此后连续两天共同行进，一起宿营。为什么确定为12日开的会呢？姚说：因为在这天晚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而此前确定的是北上靖州路线。在13日，部队并未北上，而是西进播阳，直指贵州方向。这就是“转兵”。如果不是会议结果，不可能有此变化。那么，会不会是13日呢？那样，不合逻辑。因为“转兵”的电令在头天晚已发出。哪有先“转兵”后开会之理！？
关于开会的地点，目前有三说。一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的：会议在山边的一座独立房子里召开的。二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的：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三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认为是“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的。我们党史系统基层的这位主任，也作了考证。他说：确定会议地点，首先要弄清楚行军活动路线。中央领导人所在两个纵队，在通道境内停留了三天，但都没有进驻老县城即如今的县溪镇。只有一军团一部和九军团经过县溪镇，但当时的中央重要领导人未随他们行军，因此不可能在恭城书院开会。
我问：为什么目前将“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的牌子挂在恭城书院呢？姚主任说：1994年，还没有调查清楚会议会址，要举办纪念活动了，总得确定一个地方。恭城书院是县里的清代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公元1792年，至今整整300年。书院由门楼、两栋斋舍和讲堂组成，均为上下两层，全为纯木结构，穿斗式构架，房间较多，有60多米的进深，很有气势，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最大书院之一，而且整体保存还好。那时就将它定为会址了。我表示理解，因为这与确定党的生日基本是一个思路，也是人们在处理某些难题时的思维逻辑所使然。
姚主任继续讲他的考证：索尔兹伯里的书里没有讲具体地名，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否定了在县城。既然中央两个纵队在12日会合宿营的地点在芙蓉一带，那么，领导人开会就应当在这里。芙蓉一带是当时通道中部有名的侗寨群落，共有八个大寨，400多户人家。中央机关和作战司令部在此宿营可以容纳。两个纵队会合后，领导人在此开会比较便利。姚还说：当时芙蓉寨东南边山腰上有座寺庙，叫木林庵，单独建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与山下寨子遥相对望。木林庵四周有围墙，庵里有正殿、东西厢房，还有天井，一条石板路从庵门延伸下来直到寨边小溪，与李德讲的“独立房子”能够吻合。
姚主任的考证算是一家之言。他作向导，领我们去芙蓉寨看看“独立房子”所在地。作为“独立房子”的木林庵，早已毁了，但那个山还在。姚给我们指了方向位置。
通道的同志很关心对通道会议会址的说法。从通道考察刚回到北京，就收到对会址的另一说法的考证材料。这个材料上还盖有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外寨村委员会的公章。它根据伍修权的回忆录，首先否定了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说；又以属地的行政管辖之变迁，指出：在1934年，芙蓉寨属绥宁县，不归通道。若在芙蓉召开，就应称绥宁会议转兵，但从无此说。因此，也否定了姚奉彪的芙蓉寨木林庵会址说。该材料还根据邓颖超回忆的“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等回忆，再根据当地老人杨再隆生前讲的情况，说在1934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初五）这一天，外寨村的村民确实有结婚办喜酒之事，认为印证了邓颖超等的回忆，因而提出通道会议是在牙屯堡外寨村召开的。这个材料，实际上也是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根据别人提供的，说是邓颖超讲的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说法具体化了。这一说法值得认真研究。 通道人论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是目前研究长征史起步较晚的一个课题。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极少，时间又短，连当时有的重要负责人都不甚清楚，因此，有的党史书根本没有提及，不少书寥寥数行带过，语焉不详。但是，凡写到通道会议的著述和表现它的文艺作品，都是一致予以肯定的。目前的不同看法主要在于，评价到怎样的高度才合适。
我请姚主任谈看法。他说：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其次，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很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这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他认为，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在通道会议，完成在遵义会议。毛泽东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重新影响中央的最高决策，到遵义会议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通道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历史丰碑。
这个看法是否说得满了一些，可以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基层党史办主任，并非专门从事研究，还要干其他许多具体事务，可以说，这个小单位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都得管。他能在管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对这个课题作考察、搞研究、编写书，这就很难为他这样的同志了。因此即使有的说法不那么周全，表达得不那么准确，也不那么要紧。可贵的是他的这种精神，他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我很欣赏并赞同他的这个看法：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通道会议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其他一些用语不过是一种形容词，可能把握得不那么恰当。他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不必用专业研究人员的眼光去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