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
作者： 刘丽丽[ 书籍简介 ]
本书讲述了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等32位不同出身与经历的女人，吃万苦历艰辛，赴生死，跟随中央红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32位女性之中，有些是留过洋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大多数却是从未离开过家乡的村姑细妹，在长达一年多的跋涉中，她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了饥渴风雪的考验，经历了荒山野岭新生儿的啼哭，爱情的火花燃了又熄、熄了又燃…大浪淘尽，牺牲的永存为历史的碑铭，成功走过来的最终脱颖成闪光的金子。本书将32位女性置身于长征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展开不凡人物和曲折故事的描写。32位女红军中健在的94岁高龄的钟月林女士为本书作序。 伤心最是别离时
收割后的稻茬齐刷刷地任由肥硕的蚂蚱在田野里飞来蹦去，几个七八岁的男孩儿女孩儿在蚂蚱飞飞蹦蹦中追逐嬉戏。不远处，一汪浅浅的河塘，一群灰鸭子凫游在水面，时而抖抖翅膀溅起星星点点的水珠儿。
宽敞的院子里，摆了几张圆桌，其中一张圆桌边上坐着一对男女。男的身穿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头上、脸上青森森地露着头茬和胡茬，很明显是刚刚收拾过。女的身穿崭新的列宁装，紧束的腰身展示着女人的妩媚，整齐的双排扣又不失典雅庄重，白净的皮肤，齐耳的短发，虽有些羞涩，但掩不住浑身洋溢的幸福。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屋里屋外忙碌着。这是一场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
这就是“红都”——瑞金，一片自由而富有生趣的天地，根据地和平自由的景象。
当红军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共产党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主人的农民把土地和庄稼经营得肥沃而茁壮，春季的插秧播种、秋季的收割打场，成了他们竞赛的项目，驻地的红军也常常参与其中。一面是雄壮的号子，一面是嘹亮的军歌，此起彼伏，繁忙而热闹。
当时，只有23万人口的瑞金县就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积极而又高涨。男人们参加红军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妇女们也相继挣脱封建礼教的羁绊，走入革命的洪流。她们剪掉经年的长辫子，梳起了革命头；她们打开包裹了数年的缠足布，放开了裹得变形的小脚；她们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走上与封建势力抗争的道路；她们甚至走进中央党校和苏维埃大学校门，走进了革命干部队伍的行列，担任起苏区各个省、县的妇女部长。她们一路唱着山歌，用她们满腔的热情，以她们特有的工作方式，走街串巷宣传革命道理，深入敌后搜取情报，为革命燎原之势播下了星星火种。
然而，1934年瑞金的秋天却过于沉闷。广昌战役宣告红军对蒋介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这为苏区的革命斗争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的军队长驱直入，开始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大举进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也从沙洲坝那片开阔的田园搬到了僻静的岩背梅坑，分别驻扎在高围、陂下、梅岗、田心、黄陂五个乡。中共中央机关驻在梅岗区马道口村梁氏众厅，中央军委机关驻在田心乡岩背村祠堂里，中央政府设在高围乡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中。这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重起来。“三人团”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者，他们夜以继日地密谈，不断有命令从这里发出，但信息的传递仅止于有限的一些人。
1934年9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将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叫到办公室，神秘而严肃地告诉他：“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回到驻地以后，博古和李维汉分别向中央妇女部下达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发动苏区妇女做二十万双草鞋、缝制十万条米袋子；二是草拟一份随军转移的妇女名单。李维汉在交待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拟写随行女红军名单任务的同时，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虑，由中央和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治部决定。因为“三人团”在部分中央高级将领的去留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一直没能最后确定下来，领导夫人们也只能在等待中观望。
随后，李坚真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10月3日，《红色中华》第240期登载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全苏区人民武装起来，为保卫苏区，保卫自由和土地，大力开展游击战争。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中央没有任何文件命令指导红军下一步的工作，只有一些日常工作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也许《红色中华》的这两期内容能给红军一些信号，干部们仔细品味着那些文章，揣摩着其中所隐含的信息。而战士们的视听则是闭塞的，他们甚至连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信息都不清楚，有的还以为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又打了大胜仗，当然，那些身临其境的战士们除外。
红都瑞金在这个云淡风高的时节，并不让人感觉神清气爽，更像是笼罩在迷雾蒙蒙的氤氲里。
伤心最是别离时
红都瑞金的秋天依然浓郁，并被镶嵌上了金黄和火红，那一山又一梁的绿的、黄的、红的树，让人感觉厚重而勃勃生机。然而，这里的苏维埃红军正遭受着反“围剿”失败的煎熬。红军人数锐减，根据地一点点缩进，敌机盘桓在田间屋顶，军民间窃窃私语：红军何去何从？红色政权掌控几时？这种安详稳定还能维持多久……“三人团”似乎难以回答这么尖锐的问题。
男人都无法决定的事情，女人们也只有等待。等待的不仅仅是她们自己的去留问题，更让她们难以抉择的是孩子。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哪一位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又有哪一位母亲舍得离散骨肉？父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哪一个儿女不爱自己的父母？又有哪一个儿女愿弃父母于乱世？在风雨飘摇的境遇中的舍弃和失落，将是母亲和儿女心头永远的痛。 贺子珍翘首云石山(1)
瑞金城西19公里处，有一座被几百种植物郁郁葱葱覆盖的小山，高不过50米，方圆不足千米。整座山四面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石砌小道直达山顶。附近的人们习惯地说它是散花仙女遗留在凡间的花篮。
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贺子珍，还有他们不满三岁的儿子小毛毛搬进了云石山中的“云山古寺”里。他们住在左厢房，右厢房和他们毗邻而居的是张闻天。
此时的毛泽东已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虽然在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实际上，他已没有任何决定权，一些党的重要会议也不再通知他参加。夫人贺子珍也从机要秘书的岗位不知不觉中赋闲在家。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给了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一段与平常百姓毫无二致的幸福生活，一家三口得以尽享天伦之乐。毛泽东读书写作休息的时候，会和小毛毛在院子里的回廊和古树之间追逐游戏。贺子珍坐在窗前，一边整理毛泽东的调查材料，一边望着父子俩甜甜地微笑。毛泽东爱吃红辣椒，贺子珍就下山去到村上农民的家里，为他买一些，在那个小厢房里，为他做上几个他最爱吃的湖南菜。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感情深厚而不溢于言表，只有到了夜晚，云游天际，月上梢头，云山古寺那间不大的房子里，他在给她讲他所读过的故事，讲他所写的诗文，一个讲得滔滔不绝，一个听得津津有味，一同进入那个梦幻般五彩缤纷的世界……是啊，有多少欢声笑语凝结在这十几个平方之间。
在山上山下人们对于军队转移的窃窃私语中，贺子珍一直保持沉默，她真的不知道谁走谁留。她带着儿子小毛毛焦急地等待着，也许毛泽东从于都调研就快回来了。当时，贺子珍正身怀有孕，这已是她第四次怀孕了。
贺子珍在井冈山上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就爱上了他。她比毛泽东上井冈山还要早，是参加永新暴动后跟着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来的。这位“永新一枝花”初见毛泽东时还是一脸的病容，但仍无法掩饰她的美丽，身材高挑修长，两只好看的眼睛娇俏地闪烁着，虽历经艰苦仍不失纯真与热情，很快她就打开了毛泽东的心门。在井冈山严冬艰难的岁月里，贺子珍把仅有的一条毯子为毛泽东披在身上。在刚下井冈山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们不得不把刚刚生下的女儿，寄养在老乡家里，后经多方寻找，得到的却是早已夭折的信息。在苏区这段相对安定的生活中，贺子珍又为他生下了可爱的儿子小毛毛，给正处于政治低谷的毛泽东带来安慰和寄托。在小毛毛之后，贺子珍还曾早产过一个男孩，但没能成活。
贺子珍个性鲜明，她敢爱敢恨。在孩童时代，看到军阀、土豪、地痞丘八们调戏他们漂亮的妈妈，“不把社会翻个个儿，人民没法活”的想法就开始在她的小脑袋瓜子里转悠。在福音堂办的女学里，贺子珍是第一批共青团员，16岁就担任了永新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妇女部长。因此，在革命队伍里，贺子珍的革命资历从来都是响当当的，令人肃然起敬。
现在，焦灼的贺子珍又一次抚摸着自己微微突起的小腹，陷入一种无尽的遐思。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愿倾尽全部的爱给那个令她崇拜的伟岸的男人和那个弱小的从她的母体分离不久的儿子。但她同时又是一名革命者，残酷的斗争在不断地吞噬着她的付出。
心急如焚的贺子珍，没有谁可以问询，她只有等，等毛泽东从于都回来。
贺子珍等到最后，也没有等来毛泽东，而是由警卫员捎来的毛泽东的一个口信。口信说：毛泽东在于都随先行部队出发了，让把他换洗的衣服交给警卫员。并且说，中央已经批准贺子珍随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在出发前赶快把小毛毛安顿好。
在此之前，贺子珍天天盼着毛泽东回来，回到这个绿枝笼罩的小院，回到这阴凉却曾充满欢乐的小厢房，她要看毛泽东抱着小毛毛在竹床上翻来滚去，她要听父子俩大声的说笑，她还盼着毛泽东带来他们一同转移的好消息。也许是她等他等得心焦，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小毛毛的问题，也许是她还沉浸在三口之家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他们夫妻俩太疼爱这个孩子，她真的没有想到盼来的竟是骨肉分离。
贺子珍仔细地揣摩毛泽东口信中的话语。作为革命者能够在危机时刻追随队伍前进是一件荣耀的事，作为妻子能够在丈夫的身边照料也是一件份内的事，但作为母亲，却要硬生生地与儿子分离，这着实让贺子珍难以承受。
贺子珍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稍作镇静以后，还是很快解决了小毛毛的寄养安置问题。但她久久地不舍得让儿子离去，把小毛毛抱在胸前，不禁暗自垂泪。她又一次想起了在龙岩生下的女儿，贺子珍的心一阵阵疼痛。可眼下，这个1932年初在长汀的辛耕医院里出生，才刚刚2岁多长得酷似毛泽东的儿子，是多么可爱、多么聪明、多么懂事，他给了这夫妻俩多少欣慰与欢乐呀……贺子珍的心又一阵紧缩，不自觉地抱紧了小毛毛，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懂事的小毛毛扬起小手为妈妈擦掉眼泪，可是，旧的眼泪没擦干，新的眼泪又掉下来，妈妈的眼泪让小毛毛应接不暇。
贺子珍的眼泪，同时也是为她留在苏区一所小学校里的父亲和母亲而流。此时的二老已年逾古稀，父亲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当过安福县的县长，因为替穷人说好话，办好事，被罢了官。回到永新后，在县衙谋了个“刑门师爷”的差事。贺子珍4岁那年，父亲牵连进一场官司，被关押起来。母亲为了营救父亲，变卖了所有家产。父亲出狱后，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了一间小茶馆。 贺子珍翘首云石山(2)
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参加革命之后，父母亲默默地在子女们的身后支持着他们，多少次担惊受怕，他们从没在子女面前诉说过，虽然，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但他们笃定子女们的行为是正义的，是无可厚非的。苏区创建之后，父亲贺焕文经人介绍，进了赣西南特委当文书，后调到了一所小学教书。
就在几天前，贺家人曾聚在一起，吃了顿饭。贺子珍带着儿子小毛毛如约来到父母家。随后，贺怡和毛泽覃也进了门，毛泽东由于还在于都调研，没能参加这次家宴。饭桌上，贺子珍知道了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被批准和大部队一同转移的消息，但关于她自己和毛泽东，还有贺怡和毛泽覃都没有最后得到确切的消息。但他们的心里都明镜似的：父母亲是不可能跟大部队转移的，可留下来凶多吉少。
贺子珍为母亲梳理着花白的头发，有几缕纷乱的发丝被她别在了脑后，镜中母女俩的笑容都有些牵强。父亲自从到小学校教书以后，似乎老得非常快，行动也不如从前那样利落。这次家宴，气氛有些沉闷，尤其是感情细腻的贺子珍，不免言语中流露出伤感，这种情绪又传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贺子珍的心里也斗争过，一面是儿子和父母，一面是丈夫和信仰。她不时地将各种砝码分别放在天秤的两侧，但最终，还是丈夫和信仰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
4年前在吉安的一幕无论如何她也挥之不去。红军打下吉安，贺子珍与在这里进行地下工作的妹妹和父母相逢了。毛泽东同意贺子珍到父母家住几天。可是，刚过了半天，毛泽东就找上门来了。贺子珍的妈妈一见此情此景，赶快给他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他们回去了。
走出家门，贺子珍问毛泽东：“不是说得好好的，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嘛，你怎么来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
自从和毛泽东在一起，贺子珍还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他。如果留下来，毛泽东谁来照顾？他现在的处境又是这样艰难，决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不论是毛泽东上井冈山，还是创立苏区革命根据地，即使他遭到排挤，贺子珍从未怀疑过他的所作所为，她坚信，总有一天，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的雄韬伟略还会成为共产党的方向，因为他是在为天下的劳苦大众而思想，他是为他的崇高信仰而斗争。贺子珍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信仰，都寄托在这个伟岸的男人身上。
贺子珍放下小毛毛，开始默默地收拾东西。
从未见过妈妈这种表情的小毛毛被吓坏了，在贺子珍放下他的一刹那不禁大哭起来。
儿子的哭让妈妈撕心裂肺。贺子珍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只有抱起小毛毛，母子俩哭作一团。
……
当贺子珍安置好小毛毛之后，她仍然放心不下，就想到了毛泽覃和贺怡夫妇。贺怡是贺子珍的胞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庞，一双不大但会说话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顽皮而可爱。姊妹俩和哥哥贺敏学一起参加革命，是最早的永新县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委员。
“两枝花”前后脚嫁给毛家兄弟，文静而坚毅的姐姐嫁给了哥哥毛泽东，活泼而执着的妹妹嫁给了弟弟毛泽覃，这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但由于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姐妹俩和毛泽覃也一起受到了牵连。
得到消息之后，毛泽覃和贺怡是骑马赶到的。看到大嫂和侄子的这副情景，他们已猜到了八九分，贺怡不由得黯然神伤。
此时的贺子珍冷静了许多，她没有太多的寒暄，而是直截了当地托咐他们照看好小毛毛。
随后，贺子珍拿出一件毛衣，这或许是这个家里最贵重的物品，递给贺怡。
贺怡接过毛衣，也接下了姐姐的重托。
小毛毛从这时起就离开了亲爱的妈妈。最初，小毛毛由傅连的夫人抚养。由于大部队撤走以后，整个苏区很快便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生活艰难，为减轻傅夫人的负担，毛泽覃和贺怡接走了小毛毛。后来，留下来的红军被迫钻山洞穿林海，开始为期3年之久的游击战争。小毛毛便跟着叔叔和婶婶艰苦转战，颠沛流离。毛泽覃正是青年有为，意气风发之时，谁也不曾想到自己会战死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从孩子的安全考虑，毛泽覃后来把小毛毛寄养在自己的警卫员家中，后又多次转移。终因毛泽覃牺牲，线索中断。
1949年11月，经组织同意，贺怡前往赣南寻找小毛毛。贺怡是个急性子，到了赣南以后她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仍不见小毛毛踪影。11月21日，贺怡乘车返回吉安途中，在泰和县丰塘桥翻车，不幸遇难，年仅37岁。
对于送走小毛毛一事，曾志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这样对她说：“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四岁（这里的“四岁”应为小毛毛的虚岁，按实际年龄算，当时小毛毛为两岁半左右，不到三周岁——作者注），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小毛毛的依恋和不舍之情。
留下儿子的时候，贺子珍非常清楚，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先前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何忍再失去这个曾经带给他们夫妻欢乐的儿子？然而，贺子珍首先是革命者，其次才是母亲，战争使她的意志越来越坚强，也催生她的斗志。舍小家，顾大家是她最终的抉择。 贺子珍翘首云石山(3)
毛泽东十分理解妻子贺子珍的艰难抉择。在追随毛泽东十年的岁月里，仅从一个女人和妻子的角度，贺子珍先后为他怀孕10次之多，大小产共有6个毛姓儿女出世，但因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李敏一个女儿。难怪传说毛泽东一生三次落泪，其中两次都是起因贺子珍。贺子珍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的这十年，是毛泽东最落魄、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最后她却落得浑身伤痕，满心的伤痛，“一天好日子都没过”，怎能不为之唏嘘？ 谢小梅泪眼送女儿
与贺子珍同样，在大部队转移的最后时刻，才接到通知随队出征的还有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路线”中罗明的妻子。
1933年初，罗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第四次反“围剿”的全局出发，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报告送交福建省委。报告与王明“左”倾路线格格不入，由此，中央局召罗明到瑞金，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报告成了“罪证”，罗明被撤消了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后罗明调入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处长。谢小梅也随罗明从福建来到了瑞金，在教务处工作。
10月初，谢小梅刚刚在医院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对小夫妻高兴极了，一到晚上，罗明就跑来医院看望母女俩。突然有一天，罗明一路小跑着进了病房，气喘嘘嘘地告诉正在给孩子喂奶的谢小梅，他们被批准转移了，并让她马上收拾东西。
是走？是留？几天来一直困绕着他们，今天终于有了结果，谢小梅显得很高兴。
看着妻子一脸的笑意，罗明接下来的话有些不好说出口，但他还是直截了当地向谢小梅和盘托出了他的安排。来医院之前，罗明突然接到李维汉的通知：“你准备随队伍行动，赶紧把你爱人接出来。”放下电话，罗明思忖良久，最终他不得不找到党校附近的一个红军家属商量，请求收养女儿。事情谈好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来接谢小梅母女。
听了罗明的一番解释，谢小梅也只有无奈地服从。这不仅仅是他们夫妇随队出发前的家事，更确切地说，他们服从的是党组织的纪律。为了不暴露目标，不影响大部队的进程，不论是谁的孩子都不允许带在路上。
谢小梅哭肿了双眼，并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送给了这个红军家属，为的是他们能够好好照顾女儿。
爱哭是女人的天性。谢小梅就是一个爱哭的女人。当她得知给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大哥，被凶狠的敌人杀害后暴尸示众的时候，她曾泪如泉涌；当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党组织指示罗明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她将他们第一个未满月的女儿送给汀洲市一位干部代表，同罗明一起去打游击时，也曾因思念女儿放声大哭。现在，她明知这次大部队转移，苏区凶多吉少，她的脚步却离小女儿越走越远，她怎么能放心得下呢？但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何况这次是突围，是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想起女儿，谢小梅只有在暗夜里默默地流泪。 “三人团”和三位夫人
那时，真正执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是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在“三人团”的三位夫人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博古的夫人刘群先都是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女性，只有李德的夫人萧月华是在苏区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妇女。 萧月华的担心
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到达瑞金之后，享受到了苏区人民和中央政府给予他的爱护和尊重。
在梅坑，李德住在稻田里一座幽静的房子里，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夫人萧月华，一个出身贫苦的山村姑娘。这位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农村的姑娘，没有俏丽的外表，有的只是一颗淳朴的心和一副结实的身板。他们俩人的结合完全是出于一种组织的安排。萧月华看不懂德文，也听不懂德语，当她第一次听到面前这个高高大大的洋同志叽里咕噜地对她指手画脚时，她甚至觉得有些好笑。但很快，当她意识到，这是组织的决定，是党交给她的光荣使命时，她变得严肃起来，并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她对待党的友人、共产国际的特使是敬仰的，是怀有崇高的革命情怀的。尽管他们语言不通，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不同，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单纯而又热衷于革命的姑娘全心全意地来完成党交办的任务。但生活毕竟是现实而残酷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并没有使他们产生美感，而是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痛苦和矛盾。这位来自西方国度的特使，并没有像萧月华想象的那样，在思想意识上和文明行为上成为她崇拜的偶像，反而，李德那种日尔曼民族的大男子主义和夫权意识，让这位对西方爱情神话充满向往的萧月华难以承受。以至后来，经过这座大房子的人，经常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斥骂与吵闹声。
在红军撤离瑞金之前，与大家期待、焦急的心情大不相同的当属萧月华。出发的前几天，她正和翻译伍修权等人一起忙着收拾那几只鸭子。那是伍修权和身边工作人员，为了使顾问同志吃的更有保障，在房前的水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这些鸭子整天吃田里的青蛙，个个都长得肥肥的。直到总部行动的那天，才将最后一只消灭干净。
不论苏区人民的生活怎样艰苦，李德的生活待遇一直很好，鸡鱼肉蛋等副食品一年四季供应不断，还不时地有外国香烟、咖啡和饼干等战利品送给他。但李德是典型的西方人的习惯，尽管他与萧月华生活在一起，但他把组织上发放给他的物品记得很清楚，他不允许萧月华随便动用属于他的任何东西。
一次，就因为萧月华没经他的同意，私自吃了一块饼干，李德知道后对萧月华大打出手。披头散发的萧月华一边跑，一边哭喊，李德则在后面一边追赶，一边叽里咕噜地叫嚷。街上过路的人就像看西洋电影一样驻足观看。
刚刚嫁给李德的时候，萧月华也曾悄悄地设想过，要像中国传统的小夫妻一样，恩恩爱爱，夫唱妇随。但身边这个褐发碧眼、身材魁梧的异国男人让她越来越失望。这次随大部队出发，萧月华根本就不用考虑“走”、“留”的问题，毫无疑问，李德会带着她一同离开。她所担心的只是今后如何与李德相处。 邓颖超曾经犹豫
离李德住处最近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小院。院子里是小超同志（周恩来总是喜欢这样叫她）精心种植的几株马蹄莲，雪白的马蹄状的花朵，并不婀娜，但却别有一番清纯与执着。这种花是周恩来的最爱，就像爱他的小超。花随人愿，人与花同，他们曾被喻为“一直是著名的一对”。
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由于长期工作劳累，饮食缺乏营养，积劳成疾，正患着严重的肺结核病。谙熟中医的母亲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苏区。每天除了为小超煎药诊治，还常常到中央红色医院为患病的战士和农民们望闻问切。当她们母女在田野乡间的小路上散步时，很多人都会向她们行礼问候。
作为中央“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虽然清楚组织会让自己跟随部队转移，但部队要走多久，到什么地方才是尽头，她的心里没有谱。她甚至确信部队不会离开苏区很久，只不过是暂时的战略转移，很快就会再打回苏区来的。
大病未愈的邓颖超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病给部队的行动添累赘。她恳求周恩来：“恩来，我还是留下来吧。我的病还是这样子，怎么和部队一起行动呢？留在苏区不是一样干革命吗？更何况妈妈也在这里，我们还能互相照顾。”
对于这件事，周恩来内心也很矛盾。他知道这次转移并不是简单的与敌人迂回作战，从当时的形势和红军的实力上考虑，这次行动在时间和规模上都比从前要大得多。尽管“三人团”商议的只是打算将红军转移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部队真正要走多久，什么时候能摆脱敌人，所有这一切，他只会放在心里头，是不会随便说出来的。周恩来具有很高的军人素养，无论做战士，还是作为一名军队的领导人，他都是一样地服从命令。
“小超，谁走谁留是经过中央小组认真讨论过的，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至于妈妈，我们也只好请留下来的同志帮助照顾她老人家了。”周恩来的这句话，又一次表明了他坚决服从命令的优秀素养。 刘群先的悄悄话
“三人团”和三位夫人中最年轻的一对便是博古和刘群先夫妇。尽管此时的博古身为中共“三人团”之首，但就他的革命斗争经历来讲，远不如他的夫人刘群先丰富。这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无锡赫赫有名的工人领袖、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曾出席192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大会，一共一千多名代表，全中国仅有二十名，刘群先便是其中之一。
就是在那次世界劳工大会上，作为代表的刘群先结识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担任代表团翻译的秦邦宪，也就是博古。经过几天的接触，刘群先白皙柔软的皮肤、光艳如丝绸般的短发、秀丽而不停地闪烁的眼睛和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在博古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博古那清癯的脸庞、满腹的才智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则让刘群先念念不忘。独在异乡，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把他们的心连在了一起，第二年春天，刘群先和博古双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刘群先作为掌管红军领导大权的博古的夫人，对于当时中央的一些决议决定也许会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早一些。
1934年8月中下旬的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在一个小庙里召开了干部会。中央局、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都来了，小庙里挤得满满的。会议由林伯渠主持，博古、张闻天、李维汉与会，到会的妇女干部有邓颖超、刘群先、金维映和李坚真等。会上，林伯渠动情地说：“现在，我们要转移到湘西去，大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把粮食和一些贵重东西藏好。组织赤卫队加强巡逻放哨，先不要对群众说我们要走。”说到这里，林伯渠哽咽了。
博古接着他的话茬继续说：“我们先突围出去，过两个月再反攻，我们还要回来的……”
李坚真并不完全了解前线的战斗情况，就对坐在身边的刘群先和金维映说：“怕什么，说不定两个月就回来了。”
刘群先却拉了拉她的衣角悄悄地说：“我们可能回不来呢。”
当时，谁都没有真正在意刘群先的悄悄话。 出发前的虚惊
当时的苏区形势已经非常紧迫，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况且，有一些刚从红军大学里学习归来，还从未穿过军装的学员，一旦证实了自己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那种兴奋劲儿促使她们奔走相告，她们甚至把唱了无数遍的“送郎去当红军呀”的歌词改成了“送妹去当红军呀”，边走边唱。
但是，这次命令的下达，只是告诉大家要走，对具体的时间和方向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致使一些妇女干部都来不及完成岗位工作。由于走得急，有谁能想象得到，出发前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女人们还只沉浸在留与走的悲喜之中。 钟月林险遭淘汰
跟随主力红军出发，可是梦寐以求的事，怎么能轻易地就失去这样的机会呢！通过了体检，接下来是短暂的集训。在梅坑一间简陋的民房里，头对头并排两床大通铺，20多名女战士挤挤挨挨地住在一起。每天天刚麻麻亮，一群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就在号声中匆匆起床，在梅坑的一片开阔地里，开始紧张的军事训练。有练习射击和搏杀的，有练习战地救护和包扎的，还有听取老红军讲解战场运送伤员的，等等。
当集训接近尾声，部队就要上路的时候，钟月林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肚子一阵阵地如刀绞般疼痛，疼痛上来时就想去茅厕。一开始，她还很不在乎，疼，去趟茅厕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清楚地记得，集训前，在机关大院，见到一位负责同志时说的一番话。
这位负责同志对这个只有19岁的女同志关切地问：“小钟，这次行动可非同一般，会很艰苦，你受得了吗？能坚持下来吗？”
“就是再苦再难，我一定要跟上队伍！”钟月林此时暗暗下定决心：跟定红军，决不落队。
这位童养媳出身的女学员，是集训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八岁的时候，她被穷困的父母卖给了别人家，从此，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尝试人生的艰辛。当农闲青年男女坐在一起聊天儿的时候，她从一个邻居的口中听说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土豪的队伍。接着，那个人问大家愿不愿和他一起参加红军，这一问，使刚刚还议论纷纷的人群没了声音。“穷人不为自己打天下，谁去打？我跟你去。”一个细弱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大家向角落里一看，原来是她。那时候，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邻居（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共青团员）培养她加入了共青团，在团组织里大家给她起了一个名字：钟玉林，后来大家把“玉林”顺口叫成了“月林”，她也索性把名字改为“钟月林”。后来，作为共青团骨干，她被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选中，担任赣南省新区妇委书记，后又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并被组织送到瑞金苏维埃大学文化班读书。这个在革命工作中有了名字，学了文化的女战士，对革命、对党、对红军的感情是深厚的，她跟定革命的决心也是坚不可摧的。
拉痢疾、打摆子，在江西农村来讲是常有的事。而且，体检时，年轻的钟月林身体情况又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朴实而革命态度坚决的女子根本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白天，她不露声色继续坚持训练，尽管每疼一次就是一身虚汗，她赶紧跑进茅厕，出来时把额头上的汗擦干净。训练很苦很累，谁也都没有在意她有什么变化。可到了夜晚，大家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躺在床上很快进入了梦乡，只有钟月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疼劲儿上来还得起身到屋外找茅厕。
起来，躺下，出去，进来……几个来回，她的秘密就被身边的姐妹发现了。
第二天，团长董必武找她去谈话。为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一开始，钟月林不想承认自己生病。当她知道姐妹们因为担心她的身体，向组织汇报了她的病情时，钟月林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哭着一再表示：“一定不会给组织找麻烦，不拖累组织，我走一步算一步，就是死在路上也没有怨言……”
许久，董必武没有说话，只是朝钟月林挥了挥手，示意她可以走了。
组织上对她十分关心，随后，医务人员给钟月林看了病，确诊她是得了痢疾，并马上给了她一小包药粉。钟月林像抓到了救命的稻草，看都没有仔细看，一口就把药吞了下去。也许是她从未吃过药的缘故，也许是她生就注定会同这支队伍缘分不解，药一吃下去，拉肚子就止住了，她的病好了大半。
在李坚真提供的名单中，唯一一个没有经过体检和集训，却有幸参与长征的女战士就是刘彩香。因为接到通知的时间太晚，她到达总卫生部报到已是部队开拔的当天下午，晚上就随部队出发了。 逃跑事件的平息
秋日的太阳，懒懒地趟过西天薄如蝉翼的云层。康克清不时地走出屋子，翘首观望。她很庆幸，自己身体好又没有其他同志这样和那样的累赘，所以没被编进那个特殊的连队。烟尘起处，一个身影策马而来，不用看脸庞，只看那身影，不是别人，正是朱德总司令。
康克清一颗悬着的心有了着落，向着朱德迎上去。
这位身材高挑而健壮，一头乌黑的短发，红扑扑的脸庞上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的女子，第一次见到朱德军长，是在上井冈山的路上。在一个叫堆子前的村庄小路上，康克清所在的万安游击队与朱德带领的红军队伍相遇了，游击队员们自动闪开一条路，让整齐雄壮的红军队伍先过。就在此时，康克清看到了身上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脚上一双粗麻草鞋，斜背着一顶斗笠，腰间别着一支驳壳枪，个头不高，但魁梧壮健，黑红黑红的脸膛上长着浓密的连鬓胡子的男人。有人指着这个男人告诉康克清，这就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朱军长，走在朱军长身旁的正是他的夫人伍若兰。但不幸的是，在不久以后的一次战斗中伍若兰被俘牺牲。
这第一印象留给康克清的，是朱德军长的平易近人。因为康克清清楚地看到，那天，朱德笑嘻嘻地挥着手，向道路两旁看着他的人打招呼。
后来，在曾志、贺子珍等几位井冈山姐妹的搓合下，康克清嫁给了朱德。从此开始了两人的战地情缘。
正当康克清和朱德准备收拾东西出发的时候，突然，警卫队长潘开文跑来，向时任总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报告说，特务队前任队长杨世坤请假外出，已经过了两天，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潘开文所说的杨世坤，曾担任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因工作消极被免了职，但当时仍呆在特务队没有另行安置。特务队实际上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警卫队，负责首长的贴身警卫。杨世坤在队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却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失踪了，康克清着实出了一身冷汗。
“要冷静，先把情况弄清楚。”康克清走出屋时，朱德叮嘱了一句。
朱德和康克清是一对不同寻常的夫妇。最有意思的是，康克清给予朱德的求婚答复是：不做家务，不生孩子，不能剥夺我参与革命工作的权利。不拘小节的朱德军长对此居然满口答应，只字不改，还保证支持老婆的工作。康克清这个倔强，甚至有点野性的女子，竟然能够把自己解放得如此轻松利落，就连处于当代的年轻女子都难以想象，更难以做到。而这个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大男人也全没有了男尊女卑、三纲五常，那些封建的性别上的对女性的歧视，早已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了。早在七八十年前就能达到这种境界，实乃非凡。
他们没有时间像小夫妻一样卿卿我我，而是各自忙碌着革命工作。朱德军长的大名让国民党士兵闻风丧胆，女司令——朱德老婆的大号也常令敌人恐惧咋舌。在春天的一次与敌人遭遇战中，她沉着勇敢地指挥游击队打垮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女司令”从此名扬敌我阵营。
康克清先去了特务队，发现杨世坤的衣物和枪弹都不见了。她又直接报告给保卫局的李克农部长。为了尽快找到杨世坤，康克清让潘开文护卫朱德总司令先出发，她留下来解决这件事。有线索表明，杨世坤和当地的一个富农媳妇相好。
此时，已到了深夜。康克清随李克农马不停蹄来到这个富农家里，找到了那个女人。昏暗的灯光下，女人显得很漂亮，也很干净，但她就是不承认与杨世坤有来往。不管怎么做工作，她都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康克清只好以把她关起来相威胁，富农媳妇才招出了杨世坤的藏身地点，就在村子附近的一座山上的亭子里。并抽泣着说，杨世坤本打算躲到红军走了以后，带着她到别的地方去过日子。
趁着夜色，李克农派人包围了小山。天亮以后，警卫队员开始搜山。在接近亭子时向杨世坤喊话，但此时的杨世坤已经听不进同志们的呼唤，躲在亭子里居高临下，向自己的同志开枪，并打伤了几个人。为了减少伤亡，李克农带领战士们用假目标吸引杨世坤的注意，其他人从不同的方向一拥而上，当警卫队员冲进山上的那个亭子时，杨世坤已倒在血泊之中，自杀身亡。一场虚惊被平息了。
也许，杨世坤预感到了前进路上的艰苦，这种意志不坚定的人，是厌倦了？还是恐惧了？抑或是另有原因，总之，他选择了逃避，或者说逃跑更确切。这在长征途中因耐不住饥饿和困乏而悄悄地逃掉开了小差的还大有人在，但那时，已来不及也顾不得去追回他们，只要他们不是身负中央机密，这也是红军减员的一个方面。但值得自豪的是，随中央纵队出发的30多位女红军，没有一个中途退却的。 刘英，毛泽东的小老乡
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长征过后常和人说起的一件事就是，最早向她透露红军行动消息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湖南老乡毛泽东。
失了军权的毛泽东由于长时间的疲劳、紧张和郁闷使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到于都调研期间又患上了恶性疟疾，虽经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所派医生及时控制病情，保住了生命，但毛泽东的身体更加虚弱。恰在此时，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来到于都扩红。
刘英是党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于1933年6月辗转来到瑞金投身苏区革命的。她是一名娇小而又脾气倔强的女子，到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就因一次扩红工作而成为全苏区远近闻名的女部长。她带领突击队员一边做报告，向群众宣传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的重要性；一边鼓动干部党员带头参军。经过努力，原定3个月的扩红任务2200名，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完成了150%，扩红3300名。使得刚刚调任《红星报》当编辑的邓小平冲着刘英伸出大拇指：刘英同志，你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9月份，李维汉再次找到刘英，吩咐她重返于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扩红4500人。当刘英策马来到4个月前刚刚离开的这座小县城的时候，她满眼望到的是冷冷清清的街道，在田间零星劳作的妇女。她心里咯噔一下，这一次可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她想起了正在这里调研的毛泽东，何不向这位最有思想的大人物去请教请教呢。
刘英和毛泽东相识，是由她早在莫斯科就已经认识的张闻天介绍的，毛泽东还曾与她攀过老乡。
这次扩红虽然困难重重，但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逐步有了进展，即使这样仍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刘英很着急。
正当刘英为扩红一筹莫展之时， 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来到刘英的面前，而且神色匆匆，告诉她赶快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扩红任务还没完成，怎么能走呢？刘英还清晰地记得，在瑞金交待给她任务时李维汉严肃的表情。在瑞金，李维汉是以“铁的纪律”闻名的，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这位老兄总是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很清楚，扩红工作是李维汉一手抓的，刘英就是他派到于都来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要想劝刘英回瑞金，没有李维汉的命令，是绝难办到的。
毛泽东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走了。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折了回来，他又一次强调了“特别任务”。然后，也不等刘英回答，就急匆匆离开了。
虽然涉及到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毛泽东还是两次三番地催促他的这个湖南小老乡，赶快回瑞金。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刘英还是很关照，也难怪，长征途中他居然做起了张闻天和刘英的大媒。
刘英很纳闷，是什么“特别任务”呢？
毛泽东走后不久，李维汉给刘英打了电话，通知她马上放下于都的工作回瑞金，没有给她确切的理由。看来是真的有特别任务在等待着。刘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快马加鞭飞奔，180里路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赶回了瑞金。
当刘英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少共中央办公室，她才明白，这个“特别任务”就是红军走出苏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但这里已是人去屋空了。负责少共中央局工作的凯丰（原名何克全）已先期跟随部队开拔。只留下一封信给她安排工作，细致地写下了少共中央机关谁走谁留，走的人谁配备了马，谁带警卫员，细致到出发时每个人的装束都写在信上了。刘英按照信上的要求，一件不落地完成了她在瑞金的最后几项工作。
刘英是一个做事善始善终的女人，而且很有主见，不愿盲从。在长征途中，她与张闻天成就的爱情和婚姻，经受住了岁月和历史的考验，也是一件有始有终的姻缘。 留下的遗憾
跟随红军主力出发的女人，在长征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留在苏区的女人，更是磨难重重，危机四伏。革命是需要付出代价，是需要流血流汗流眼泪的。但无论是走是留，既然选择了革命，就义无反顾地走在这条荆棘遍布的道路上。
无情的X光机 当李维汉找到李坚真，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妇女工作。你们妇女部先提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此时，李坚真却被草拟长征随行女红军名单的任务给难住了。苦思冥想了很久，最终在规定时间内把列出的一长串名单交给了李维汉：
邓六金、吴富莲、吴仲廉、钱希钧、贺怡、李桂英、彭儒、甘棠、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谢飞、蔡纫湘、谢小梅、危拱之、曾玉、陈碧英、黄长姣……
李维汉甚至没有逐个看过名单上的姓名，就对李坚真说：“好吧，你先通知她们到卫生队去检查身体。名单留下，我们还要仔细斟酌斟酌。”
“要体检呀？”李坚真有些不解地问。
“对。这是中央的决定。快去，抓紧时间通知吧。”李维汉不容李坚真再问什么。
仲秋的细雨，挟裹着飘零的枯叶，在光秃秃的稻茬间穿梭，发出一声声嘶哑的鸣啾。往日的宁静，也被国民党飞机不时投下的炸弹所打破。孩子们的喧闹没有了，秋后的蚂蚱蹦得更欢了。
被通知到的妇女兴冲冲地来到了梅坑。她们为能获批准与红军大部队一同征战而激动不已。她们虽早就在内心深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所经历的都是宣传、扩红、筹粮等群众工作，极少有人身着戎装与红军并肩作战过。但来到梅坑以后听说要体检，她们开始不安起来。农村的女孩子从落生就没看过郎中，更别提进什么医院了，尤其对那个被人描述得稀奇古怪的X光机，更是心存恐惧和疑虑。但这是一条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她们忐忑不安地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量身高、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就这样，走出医院大门时，她们的不安又无形地增加了几分。
这种不安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与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也被通知来参加体检，可结果出来以后，她的体重比标准就差一斤，再加上她当时身怀有孕，考虑她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她哭着央求时任中央工作团团长的丈夫董必武找人去说说情，她多想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出发，并肩而行啊，董必武又何尝不这么想呢。但最终，陈碧英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还有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黄长姣，检查完身体，高高兴兴地回到驻地，忙着收拾行李。突然，一个同志来通知她，说要她留下。
“为什么？”她大惑不解。
“检查结果出来，你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来人说完就匆忙地走了。
黄长姣后悔不迭，恨自己不该早结婚。但作为一名党员，她只能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决定。 留下的女人
与贺子珍交往甚密的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周月林一家也住在云石山上。她满以为自己一定能随队出发，况且，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说过他们夫妇俩是在名单内的。她做好了走的一切准备，行李收拾好了，刚刚1岁多的儿子沙洲是不能随军带走的，她虽不舍，但这是纪律，忍痛寄养在一位农村妇女干部家里。
中共中央对留守人员有个决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因陈毅负伤，行走不便，中央决定再留下一人，具体负责政府工作。到底留谁，中央把权力交给了项英。
于是，项英点名要周月林的丈夫梁柏台留下，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项英找梁柏台谈工作。见到周月林，还不时地做她的工作：“现在需要你，你就留在这里做妇女工作。” “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这位革命早期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妇女，心里非常清楚，红军主力一走，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的命运难以预料。这里不会有多少妇女工作好做，况且她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哪里还肯留下？
周月林为此去找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已先行前往于都，没有碰到。她就问贺子珍，贺子珍无奈地摇摇头。
周月林不死心，就又去到中央机关寻机请求。气候转凉，军情紧迫，形势日益恶化，转移在仓促布置。中央领导一天到晚开会，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无暇顾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几次，会场戒备森严，无法找到领导人。来来往往，却偏偏遇到一连串生离死别的场景，给本就沉重的红都增添了许多阴郁的色彩。
郭香玉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因为她曾缠过脚，行动不便，被命令留下。相亲相爱、感情甚笃的夫妻离别，总是伴有女人的泪水和男人的叹息。没有人愿意设想，二人自此一别会是怎样的结局。
唐义贞与陆定一，范乐春与林伯渠……
一幕幕生离死别，就像这十月里的秋风，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好脾气的梁柏台便劝她：“这种时候，领导都不能幸免，算了，留下就留下吧。”
这一留，使她的一生遭受了更多的磨难，没能参加长征也成了她终生的憾事。 踏上漫漫征途的女人
经过了中央的反复筛选、斟酌，最后确定的名额共有33人，其中包括李坚真提供的名单中体检合格的17位妇女干部：
中央党校学员邓六金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
下肖区副书记贺怡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长胜县宣传部长彭儒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
中央局妇女部干事钟月林
粤赣省委妇女干事刘彩香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
中央局妇女部干事危秀英
国家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
彭杨红军学校的组织科长蔡纫湘
中央党校干部谢小梅
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危拱之
还有一位记不清名字的兴国人
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女干部共10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
中央机关总支书记邓颖超
红一军团宣传员贺子珍
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
少共中央局干事萧月华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
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刘英
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
还有总政决定的6名女干部：
红军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康克清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红军大学教官邱一涵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
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
红九军团干部杨厚珍
女红军曾玉虽不在名单之列，但她从长征开始就追随部队，和红军一起走完了全过程，后被列入长征一方面军“三十女杰”之中。
许多苏维埃女干部，因为丈夫被留在苏区继续工作，便随夫留了下来。
曾在随队转移名单上的贺怡，因为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便也留在瑞金开展保卫苏区的游击战争。贺怡这一留下，让她吃尽了苦头，并失去了相亲相爱的丈夫。
队伍出发两天后，彭儒由于过河时着了凉，打起摆子高烧不退，董必武看到后，劝她留下和她的丈夫陈正人一起在苏区继续战斗。就这样，彭儒被老表们用担架又抬回了宁都。
据李坚真回忆，那位不记得姓名的兴国人，随部队转移到湘南后，组织上派她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之后没了音讯，没能走完长征全过程，所以很少被人提及。
由此看来，跟随红一方面军走上长征路的女红军实为32人，平日我们常说的“三十女杰”仅为概数。 再见！红都！
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陆续撤离战场，开赴于都集结。有如破天的惊雷，一时间，“我们会去哪里？”成了人们见面后的相互招呼。中央事先没有流露任何风声，尽管大家都在猜测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将何去何从，但对红军转移的概念还是摸不透，更没想到命令发布得如此突然。
命令是从梅坑发出来的。李德依然掌握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他的指挥，部队采取“甬道式”转移。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和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分别担任左右前锋；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和由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从两翼掩护；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因作后卫压阵；中间是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还有3000多副挑子的机器和文件。难怪有人把红军的这次转移称作：整个国家走上征途、搬家式的大迁徙、共和国被驮上马背……凡此种种。
中央机关又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军委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纵队，它是总指挥部，代号“红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党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李德、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都在这个纵队。康克清和李建华也被编在了第一纵队，一个任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一个作机要员。中央局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机关，以及工会、青年团、卫生部门等编为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和邓发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和政委。它是一支极为庞杂而笨重的部队，集中了队伍中所有的老弱病伤者，还有凡能搬运的全部家当。蔡畅、刘群先、刘英、金维映、陈慧清、李坚真、甘棠、蔡纫湘等身体相对较好的女人，分配在二纵队司令部担任宣传、巡视、民运等工作；危秀英、邓六金、刘彩香、王泉媛、吴富莲、李桂英、钟月林、谢飞等身强力壮的女人分在了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挑夫的思想工作；多数伤病和怀孕的女人，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没有分配具体的工作。
再见！红都！
10月10日，是一个晴好的日子。天上没有半丝云朵，偶尔有鸟儿盘旋在高空，不时发出一两声响亮的鸣叫。风已没有了以往的温润，悄无声息地搅动着干燥的空气，让人感觉红都瑞金更加喧闹。中央纵队定于这一天开拔。
在各个路口、街道，在院落的墙里墙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话语中透着激励，言谈中流露惋惜。走的人没想到要把这座红色的城市仔细地看过，留下的人还没来得及清点革命的战果，有谁会把这看作是与红都瑞金最后的告别？ 独一无二的队伍
女红军们把所有的离愁别绪都暂时抛在了脑后，她们来到马道口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一过中午，她们就陆续来到了这里，从她们的脸上不难看出那种如愿以偿的喜悦。她们穿着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军装还没发下来，但她们确实从这一天起已正式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她们的行装很少，因为中央有纪律，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人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一种标志性的物品。
和女人们一同集合准备出发的，还有毛泽东的老师57岁的徐特立、中央政府秘书长54岁的谢觉哉、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48岁的董必武。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中央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徐老的马是一匹黑马良驹，在集合的队伍里很是威武。那是当徐特立向被留下的瞿秋白辞行之时，重病的瞿秋白换给他的，并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一路上要好生照顾徐老。
来到这里的女人并不完全熟识，她们有的只是听说过名字，还没见过面；有的仅见过一两次面，还不能一字不落地叫出名字；还有的干脆既没听说过姓名，互相也没见过面。但今天，突围转移这一沉重的词汇把她们汇聚到了一起，还将并肩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女人们目送着一队队红军战士，着装整齐地从他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旁边走过。苏区根据地的人民和开拔的战士们所得到的信息基本差不多，他们以为红军只不过是去稍远的地方打一场大仗，开辟更大的根据地。他们还像往常一样，道路两旁陆续站满了听到消息后从四面赶来的群众，为他们的亲属和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红军干部战士送行。儿童团员们不时地把草鞋、毛巾和一些干粮塞进红军的背包；大妈们拉着丈夫或是儿子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嘴里还不停地嘱咐着：
“路上要小心！”
“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
“打完仗要早点回来噢！”
……
傍晚，太阳慢慢地移向了西山，被阳光浸染的云霞铺满了半边天空，黄的田野、绿的树林像是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紫纱。
这时，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政委邓发大步流星地赶来，眼看着这支性别不一、年龄不整的奇特的队伍，不禁笑了：“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干什么行当的都有，有音乐家、表演家、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真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哇！”这一席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接下来，他高声说道：“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不容易呀，大家要互相照顾，共同前进。”邓发还告诉大家，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红军的这次行动，行军都是在夜晚进行，一些女战士还用树枝做了伪装，相互给同伴戴在头上。
当最后一抹晚霞在西天熔尽，进军号吹响在苏区的上空。以往雄壮激越的号音，这一天，细腻而敏感的女人们却从中听出了些许离别的惆怅，这激越而惆怅的号音在她们的耳边一响就是几十年。
女红军们集合完毕，紧随大部队，向着于都方向进发。村庄上空飘荡起的袅袅炊烟和送别的亲人们一起，渐渐地被抛在了队伍的后面。
1934年10月9日，红一军团从兴国开始集结；红九军团于10月7日离开长汀，10日到达会昌珠兰埠一带集结；10月10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一、二野战纵队，也在瑞金周边集结；红三军团则于10月7日开始移交防务；红十五师于15日赶赴于都宽田归建；10月9日，红八军团奉命在兴国县内集结。 开始西征
从瑞金到于都，队伍行进在苏区的红土地上，苏区人民的热情冲淡了女人们离别的伤感。家家户户墙头上的南瓜、屋顶上晾晒的红薯干，都是如此的熟悉。她们甚至一路上还不停地做着出发前没有做完的工作，比如向路过的各村庄的妇女宣传红军政策，说服她们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参军，等等。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经过三天的夜行军，中央纵队到达了于都河边。看到于都河岸一眼望不到头的红军队伍，女红军们陡升了一种情绪在心头，说不准用什么词汇表达，也许是壮观，也许是宏大，也许还是别的什么。她们忍不住一次次地回头张望，那一片日渐广袤的土地是她们物质和精神的家园，她们在那里呱呱落地，她们在那里放牛砍柴，她们在那里接受革命的熏陶，她们在那里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她们在那里实践着女人的梦想、体现着女人的价值。这块土地是她们生长、革命的地方，这里有把她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她们为之奋斗的苏维埃政权；有她们亲手建起的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片片稻田；有她们的父母乡亲，还有和她们共同参加革命斗争的亲密伙伴。那些熟悉的村庄、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乡音难道就这样抛下了吗？
于都河，就像是一把明晃晃的剪刀，总想剪断女人们与苏区纠缠不清的情愫。然而，怎么可能被一刀剪断呢？不仅剪不断而且是理还乱。女人们面对着汩汩流淌的于都河，想到她们即将离开这片晴朗的天空和自由的土地，向着河对岸不远处的敌人占领区突进，她们的心情沉重而复杂。
直到此时，女战士们和在于都河岸边待命的8万7千多名红军战士一样，不知道部队将走向何方。这也许是她们心情复杂的一个原因，但她们像天下所有的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在默默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至18日傍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和于都县城西门的塔脚下渡河；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紧跟其后，于10月18日傍晚，从于都城东门渡口渡河；红八军团，于17日傍晚至19日傍晚，在于都河孟口渡河；红九军团16日渡过安远河紧紧护卫。20日晚，担任整个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在于都城南孟口等地渡河。从此，红军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此时的于都河正处在枯水期。傍晚，河面上水宽不超过300米，水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有的地方甚至露出了石块，人和马可以毫不费力地趟水过河，水面稍窄的地方水相对要深一些。于是，红军分别在于都河河面上架起了五座浮桥，以加快过河的速度。中央命令，全部官兵和挑夫必须在一夜之间全部渡河完毕。
加上挑夫和民工大约10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顺次跨过浮桥，涉过河水，真正进入了“整个国家走上征途”的状态。
女人们离开了苏区这片相对稳定而安宁的红土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