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时代
王海洲、潘旺六百年前，一个出生卑微的太监率领一支睥睨古今的庞大船队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最后的荣光。继汉代黄沙万里的丝绸之路、唐代气度恢弘的远交近抚、宋代举国上下的笔墨流香和元代辽阔疆域的金戈铁马，明代拓展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蓝色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向海外全面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形象……
前言
前言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程惠明
六百年前，一个出生卑微的太监率领一支睥睨古今的庞大船队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最后的荣光。继汉代黄沙万里的丝绸之路、唐代气度恢弘的远交近抚、宋代举国上下的笔墨流香和元代辽阔疆域的金戈铁马，明代拓展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蓝色丝绸之路，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向海外全面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形象，也同时开启了欧洲主导的全球范围内土地和财富的再分配。据史籍记载与专家考证，郑和于明永乐三年（１４０５）至宣德八年（１４３３）的二十八年间，先后七次率庞大的船队由太仓刘家港，今日的太仓港起锚，扬帆下西洋，足迹遍涉东南亚、中亚、西亚、东非等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曾这样评价郑和下西洋：“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际，即十五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直到非洲东岸辽阔的海岸线，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的航海事业已经过去六百年，但世人始终没有停止对它的研究。郑和航海六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乃至世界都掀起一股研究郑和的热潮，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传说与故事早已为人所熟知，近年来也有多种专著问世。这些著作的出版，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六百年前的这位大航海家有了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进一步表达了后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与所受到的深远影响———六百年后，英雄的业绩早已深入人心。
如果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眼光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决定因素作一番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促使郑和七下西洋的巨手也许是当时的皇帝，但决定的因素却一定是时代，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实力的产物。
本书围绕着郑和所处的那个时代，纵横两千年时空，在整个世界范畴内和诸多层面上进行了中西历史的对比，试图以“大历史”的眼光重新发现明代下西洋的意义，以“个人史”的眼光重新发现郑和的意义，力求勾勒出一个全新的郑和七下西洋壮举的全貌。著作者并不以从表面向我们介绍郑和的航海秩事与航程远近而沾沾自喜，而是站在更高更远的立足点，纵横捭阖，精心立说，将东方与西方，旧与新，过去与未来，传统和进步放在一个新的座标点上，相互对照，相互审视，从而使我们在对过去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上，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也让我们在再次直面六百年前起始于太仓的这一段光辉历史的同时，更清晰地了解了自己，也了解了别人。我想，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蔚蓝，这比什么都重要。
本书精美的插图，集思想与艺术于一体的优美文字，无疑让我们对郑和所处的时代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在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出版此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写此小文谨表祝贺，是为序。
古吴轩出版社 １３７１：东西方迄今为止相互的认识
章导读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１９９９年南中国海贝尔威得暗礁海域，风平浪静。英国人麦克·哈彻（Ｍｉｋｅ Ｈａｔｃｈｅｒ）正带领着他的打捞船在附近寻找一艘１６世纪的中国古沉船，但长时间的一无所获以及数万美元一天的搜寻成本让他焦躁不已。就在他心灰意冷决定返航时，突然探测仪的表盘上出现了一幅惊人的画面：海底有一个四米高，四十米长，十多米宽的物体。于是他立刻派出潜水员下水勘查，当潜水员除去庞大物体外表的泥土和珊瑚后，映入眼帘的竟然是瓷器———一个近两千立方米的瓷器堆！
哈彻在这艘意外发现的中国古沉船“泰星号”上打捞起了一百多万件瓷器，而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抬高古瓷价格，他敲碎了其中的六十五万件，所剩的三十五点五万件在德国内戈尔拍卖行拍卖了九天，最终的总成交额高达三千多万美元。这不仅刷新了职业打捞沉船人哈彻的纪录，也刷新了世界沉船出水瓷器数量的纪录。
１８２２年沉没的“泰星号”长五十多米，宽十多米，载重一千五百吨，携带了一百多万件瓷器，哈彻只是打捞出了其中的８０％左右。而在“泰星号”沉没的四百年前，曾经有一支更为庞大的中国船队经过这片充满暗礁的海域，其中最大的船只长一百三十多米，宽五十多米，携带了数量更多的瓷器、丝绸和其他货物，成为蓝色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最为耀眼的明珠———可是当这支船队的首领郑和去世后，这支船队和他本人一起逐渐淹没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再度挖掘出这段历史的还是英国人。郑和出生五百年后，在中国多年的英国外交官梅辉立?穴Ｗ?郾Ｆ．Ｍａｙｅｒｓ?雪写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探险》一文，开启了近代研究郑和的先河?熏自此之后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也如同打捞沉船一样，并且这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打捞至今远未结束。美国人盖瑞·金德曾写道：“海滩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对郑和的研究也一样，不过也许是一个永无句号的剧本。 １３７１：东西方迄今为止相互的认识
古典西方文明的东进：兴盛与终结(1)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１３７１年，郑和出生在云南昆阳州和代村一个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家庭中，此时他还叫马和。从马和到郑和，名字的变更需要二十年，在这个二十年里明朝也从一个动乱的朝廷变成一个强盛的东方大国。同样在这个二十年里，西方对东方因战乱而中断了的了解也一点点恢复，但了解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的探险者无法再经过穆斯林的土地或海洋来到中国，而中国却派遣出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将东方文化带到了东南亚、阿拉伯甚至非洲，在那里，中国的神秘将以更加强烈的气息扑向西方。由此也揭开了西方对东方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发现，不过这次不再是主要通过陆路，而是集中力量远涉重洋——东西方再次联系在一起，前者是陆地上黄色的丝绸之路，而后者是海洋上蓝色的丝绸之路；前者是西方对东方文明朦胧的传播和向往，后者是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海路比陆路更加广阔、更加繁荣，这条路不仅开启了欧洲主导的全球范围内的土地和财富再分配，也开启了中国逐渐走向衰落的序幕，降下这道可悲的序幕的双手，便属于那支七下西洋的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的首领郑和。
古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跟丝绸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中国的名字便叫“塞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５世纪末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在文字记载中提到“塞里斯”的第一人。公元前６世纪波斯帝国的崛起填补了中国和希腊两大古文明之间的广阔地域，而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铜镜也跟随着马队或者驼队走过河西走廊，走过天山山脉，走进中亚和东欧，一直走到万里之外的希腊。那些在中国廉价的丝绸披到古希腊巴特侬神庙里的命运女神身上时已经贵比黄金。体态婀娜的埃及艳后和恺撒大帝都曾身披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丝绸，成为东方文明最著名的模特，崇尚丝绸衣物的时尚影响了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各个阶层。
西方从丝绸中嗅到了东方的味道，而东方也从交换回来的金银珠宝和棉织品等物品中一窥西方的神奇，但是两者从互有耳闻到直接握手花去了近一千年的时间。这一千年来西方东进的过程和东方西进的过程极为相似，都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拓展更大的疆土，也都把自己的前锋线停留在中亚和东欧，让那片土地作为一个缓冲或者中介，在这一千年中，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各自发展成为独立的体系，互相影响，共同壮大。
在西方，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已经极其璀璨，希腊人是天生的航海家，他们往来于各处海岸，但是范围并没有达到遥远的东方，而是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欧洲大陆。公元前１１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不仅是一个凡人和众神、美女和英雄的神话，它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古希腊的历史，断结了迈锡尼丰富的青铜文明，开启了铁器时代，使得古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也为古希腊向东方开拓提供了更大的原动力。于是在西方和东方的边界上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他们大都出自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在此古老的东方文明和年轻的欧洲相距极近。正是这些自然主义的哲学家积极思考快速变革中的希腊社会，也给后来兴盛的古希腊哲学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当希腊人在西方扩大贸易范围时，东方崛起的波斯人建立起了一个对其具有巨大威胁的帝国，在公元前５世纪之前的几百年中，他们以骑兵和弓箭兵征服了从印度到小亚细亚西部希腊各城邦的辽阔地域。而在更远的东方，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华文明。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结成联盟以保护古希腊不为波斯人灭亡，最终在米堤亚战争中战胜了波斯人，这些得益于斯巴达强大的陆地重装步兵和雅典强大的海上舰队。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认为这场战争不仅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斗争，更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对立，而雅典在其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战后希腊人相信是神帮助他们赢得了战争，塑造了海神波赛东的雕像，而他手中的三叉戟就直指东方的敌人。
雅典人一直长于海上贸易，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它成为希腊的霸主，而希腊内部的矛盾也因此而生，最终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军纪严格的斯巴达人战胜了雅典，古希腊文明也逐步走向衰弱。希腊的马其顿王国成为战争中最大的获益者，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摧枯拉朽般地征服了战败后已经四分五裂的波斯帝国，也第一次大规模地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也正在这个时候，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的陆路交往基本畅通。中国的“赛里斯”名称已经完全让位于“支尼”，或者是印度两大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提到的“支那”，这都是“秦”的谐音，在西方兵戈纷乱的同时，华夏西部的秦王朝成为战国霸主，它的影响也到达了亚历山大的疆域中，进入西方的世界。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他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他的部将们各自为政，建立了许多个王国，其中位于中东的赛琉古王朝成为中国、希腊、波斯和罗马四种文明的桥梁，担负起东西方交流的中介。对于西方认识东方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另一名大将托勒密在埃及建立的托勒密王朝，打通了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使得红海和地中海直接通航，这样整个地中海沿岸有着贸易才能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用海船将西方文明通过海路运向东方。尤其在公元前３０年罗马征服了托勒密王朝后，埃及成为东西方海路交流的重要中转站，掌握了印度洋信风奥秘的罗马人终于可以绕过阿拉伯人，在海上和东方直接握手。
当陆路和海路都不再存有巨大的障碍后，丝绸背后的中国也逐渐向西方人露出真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国王曾经“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犁轩”或说是罗马帝国，或是其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的王国，从这个程度上看，无论是安息的使者还是那个“善眩人”（魔术师）都还不是正儿八经的西方人。此后在中国历史中还记载有西方人来中国的情况，但是在西方缺少相应的史料证明，于是可以确定西方人来华的年代是１６６年，在这一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乌斯遣使由海路来朝，向东汉宫廷献上象牙、犀角和玳瑁。这位皇帝曾经打败安息国，让罗马的船队有可能穿过印度洋到达越南，然后北上中国。虽然在罗马史书中没有记载相应的使节往来的情况，但也许这位见到中国皇帝的使节是罗马的商人吧，把他在印度收集到的物品当作罗马的礼物送给了汉朝皇帝——这倒是件有趣的事情：西方人居然充当了两个东方文明的中介。
在西方的记载中不仅有“赛里斯”和“支尼”或者“支那”，还有其他的称谓。公元１世纪末，一个沿着印度洋航行的船员写了一本书，名为《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在书中他说他们的船只曾经到过一个叫做“秦尼”（Ｔｈｉｎａｉ）的地方，那儿产棉花和丝织品，这些东西被通过陆路运往大秦等国。从这种记述中提及的产品和贸易特征来看，“秦尼”应该是中国的地域。此后的东西方贸易逐渐发达起来，不仅在陆地上有了丝绸之路，而且埃及海港中沿着印度洋航行的船只也将东西方贸易引到了海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滥觞。在这段时间中，大量的记叙东方或者中国的游记得以出现，在东汉末年，西方的托勒密编了一本名为《地理志》的书，以马其顿商人马埃斯·蒂蒂亚诺斯的游记为主要资料来源，确定了东西方的位置，其中甚至包括“赛里斯”国的方位和距离。这些都表明东西方在这时候已经互相间有了多次直接的了解，而贸易层面的交流是其主要方面，不仅从陆地上而且也从海洋上形成了两条丝绸之路，虽然在随后的年代里这两条路都暂时地关闭了。
在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中，西方人所说的蛮族或者东方人所言的胡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在地理上隔开了几大古代文明，使得后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体系地发展，而且蛮族通过对东西方的持续攻击改变了后者发展的历史，从导致东西方文明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而在此前，两者的发展态势有着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统治，以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核心辐射周边地区；都保守地守着自己文明的路径而耽于吸收外来文化——匈奴人和日耳曼人充当了主要的破坏者角色。 １３７１：东西方迄今为止相互的认识
古典西方文明的东进：兴盛与终结(2)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无论是秦帝国还是同时代的罗马帝国，都把匈奴人和日耳曼人的存在看作是势单力薄的威胁，而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匈奴人迅速发展壮大，以至于汉武帝强大的军队也不能从根本上将其消灭，从北京城外的长城开始，匈奴人的牧马吃遍了一直远到匈牙利平原的草场，并在那儿和日耳曼人四处攻击东罗马帝国，后者安逸的古老文明在蛮族的铁蹄下显得脆弱不堪。东罗马的皇帝死在日耳曼人的刀下，而如果不是匈奴的首领突然改变主意，罗马城也许会被匈奴人劫掠一光。在中国遇到了和西方相似的问题，从匈奴人入侵到华夏文明的屈辱“五胡乱华”，汉族最终被迫退到了长江以南，而华夏的发源地和曾经的都城已经充斥了操阿尔泰语的胡人。蛮族对东西方文明的同时入侵并没有阻碍了几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匈奴人可以让丝绸畅通无阻地运到西方，一条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横贯在欧亚大陆上。这条道路并不像驼队运送的丝绸那般美丽，而是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有些时候前人留下的尸骨竟是后人前行的标识。
曾经兵临罗马城下的匈奴领袖阿提拉在一个早晨死于动脉破裂，而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完婚的日耳曼公主，这个最为凶悍的君王的猝死竟然使匈奴的势力土崩瓦解，而日耳曼公主的娘家在随后的两百年里接管了欧洲大陆，努力地修复破碎的欧洲政治。大约在相同的时候，东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终隋朝在公元６世纪时恢复了汉族人的统治。
对于西方的罗马帝国而言，中国的丝绸也许不仅仅是一种远方的奢侈品，也不仅仅是装扮女性的饰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丝绸灭亡了东罗马帝国，这可谓是柔能克刚了。汉朝开始，大量的丝绸经过海陆两条贸易通道运送到了罗马帝国，而罗马帝国也为之向印度、中国和阿拉伯支付了大量的金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帝国的货币供应体系，以至于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不断衰弱，最终这个千年帝国在蛮族人面前轰然倒塌。但是对于东方的丝绸之都而言，丝绸本身并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货物都不具备贸易的意义，更多的是汉朝对西域诸国的一种赏赐和安抚，而换回来的大多数都是供上层社会使用的珠宝等奢侈品，在民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在元寿二年，汉封匈奴单于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东汉光武帝先后赐给南匈奴单于锦绣、缯布一万匹，彩缯一千匹，赐给单于家属和臣僚缯布也达万匹，并且此后还“岁以为常”。由此，丝绸贸易在拖垮罗马帝国的经济力量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影响有限。
在另一个方面而言，欧洲大陆的罗马文明在蛮族的入侵下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的古典文明在蛮族人的进攻下消失殆尽，而后期兴起的民族国家遗忘了希腊和罗马，传承的是基督教文明。帝国原本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农业经济的政治成果，但是随着帝国的瓦解，一个不断出现的自由民阶层、强大的贵族阶层以及自由城市的兴起逐渐形成了西方文明的中坚—— 一个市民社会在西方出现了，这也为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和技术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而中国的情形与西方正好相反，即使中原汉族的发祥地被胡人占领了许多年，也无法影响强大的中华文明，胡人在面临这种文明逆差时选择的是变通，是向中华文明屈服。于是在隋朝之后，中华文明迅速调整好姿态，继续保持着原来的本色发展了下去，一直经历了唐宋几百年的正统汉族帝王统治。虽然此后元朝的蒙古族有一次夺取了汉族人的政权，但是成吉思汗的子孙面临庞大的汉族人口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选择了放弃以畜牧业代替农业的想法，积极向汉族文化靠近。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已经发展强大的基督教文明将触手伸到了东方，并且在郑和航行后的几十年中积极准备，促发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浪潮。 １３７１：东西方迄今为止相互的认识
黑暗的中世纪与东方(1)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黑暗的中世纪与东方：光明的向往抑或传播
郑和出生之前的近一千年，西方和东方都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征服与反征服，但与频繁的金戈铁马并行的却是同样频繁的海陆贸易。欧洲大陆上那些新兴的立足者们虽然先后承认了基督教的地位，但是在俗世的世界中，它们互相争夺对大陆的控制权。而在古典时期免遭侵略的基督教拜占庭王国开始面对伊斯兰教力量的冲击，并最终将世界上最大的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伊斯兰教教堂，用真主代替了上帝。和西方穆斯林对基督徒的胜利相似的是，东方的蒙古人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包括朝鲜、中国、俄罗斯、中亚和中东在内的世界上空前庞大的帝国。也正是由于这些出于东西方之间的征服者们的胜利，东西方的交往，尤其是贸易变得更加频繁和容易。
在郑和出生前的整七百年，第一批穆斯林商人从海路来到了广州定居，在这个他们称作“坎富”的东方港口得到丝绸、宝石和木料，然后通过海路运到阿拉伯或者埃及，最后到达西方。在西方，他们又装了满船的金银、棉布和毛织品到东方交易，这些航海技术成熟的“国际倒爷”从中获取了巨额的财富。最终聚集到广州的穆斯林数量多到足够进攻广州，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关闭了这个港口，直到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整七百年才再度开放。
穆斯林的强大给拜占庭和西方都带来了强大的压力，后者认定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中国人会和他们结成联盟，于是积极向东方寻求帮助。到达大汗帐篷里的基督教传教士想让蒙古骑兵帮助上帝打败真主，而蒙古人却回答：上帝和真主都是不重要的，大汗的权威才是俗世人共有的至尊。虽然传教士没有成功结盟，但是带回了这一民族的军事资料和风俗民情。但随后不久，成立基督教—蒙古联盟的希望再次出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１２５８年到１２６０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基督教徒们一边诅咒着让蒙古人和穆斯林互相攻击，又期望着蒙古人和他们一起毁灭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１２６０年，蒙古人在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败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最严重的结果是，伊斯兰教不仅出现了盎然生机，而且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则皈依了佛教，基督教在其中获利甚少。
于是西方又把结盟的希望放在了强大富有的中国身上。在托勒密的地图中，中国虽然遥远但并非遥不可及。１２６４年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时，欧洲人也通过蒙古人的疆域首次进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教皇派一百名传教士来中国。如果教皇认为忽必烈有入教之心就大错特错了，伟大的元朝皇帝只是因为不想在新朝廷里起用大量的中国人而已。而教皇也许认识到了这一点，仅仅派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士去大都，最终因为路途危险，在到达小亚细亚后就折返。
和这两个不成功的修道士相比，约翰·孟德高维诺（Ｇｉｏｖａｎｉ ｄａ Ｍｏｎｔｅｃｏｒｖｉｎｏ，１２４７—１３２８）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督徒了。他曾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十四年，非常熟悉海路，于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最终在他的后辈哥伦布发现美洲前整二百年时成功到达了元朝首都北京。随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并拥有一支一百五十个男孩的唱诗队。罗马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陆续将一些传教士派往东方，而约翰修土被派往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
在郑和之前的东西方交流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另一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他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第一次全面地让东西方有了感性的互相认识，也激起了西方人直航中国的迫切愿望。在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国时，马可·波罗也一同前往，于１２７５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在中国朝廷中，他以各种身份为忽必烈服务了十七年，并且有机会游历中国各地。十七年后，同样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整二百年的１２９２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１２９５年回到了阔别二十五年的家乡威尼斯。随后不久，他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１３７１：东西方迄今为止相互的认识
黑暗的中世纪与东方(2)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马可·波罗讲述的故事，打动了西方两百年。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大运河上川流不息的商船，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都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神话般的国度。
在书中，马可·波罗经常使用“百万”来形容他所见到的事物，于是得到了“百万先生”的绰号。这本名为《世界见闻录》的书给西方人带去了关于中国乃至东南亚最直接而详实的资料，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也正是因为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富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冒险者，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开辟了一条直接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
元朝的衰败也导致了西方人不得不暂时退出东方的舞台。汉族人在将鞑靼人驱逐出去的同时，也将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一同赶出了中国。从此，在西方人眼中光明无比的东方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面纱，而西方人随着自己传教团的撤出也中断了为中国送去上帝的光明的梦想。
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八次东征中，十字军高举的解放圣地的宗教旗帜周围总有不尽的金色光环，这个光环是商业的，也是经济掠夺的。在东征中，意大利人的贸易很自如地环绕了整个地中海沿岸，而十字军对城市的掠夺可以和成吉思汗西征中对各座城市的掠夺相比，特点都是一个：人亡城空。十字军甚至连同样秉持基督教传统的拜占庭帝国也不放过，威尼斯的街头小巷中来自拜占庭的物品众多，而欧洲贵族皇家和教会中，更是拥有了大批拜占庭的宝贝，和这些宝贝在一起的还有穆斯林的财富。
西方除了从东方得到了富庶的印象和大量的财富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技术推进了西方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整个西方的生产力。在哥伦布大航海之前的一千五百年中，中国成为世界的技术中心，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在文化、战争和航海等诸多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１６２０年培根认为，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公元１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７５１年，被带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１１５０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造纸术不仅节约了欧洲大量的羊皮，而且为知识在各阶层中的广泛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毕昇在１１世纪发明了活字印刷，以后几个世纪中，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从中东传入欧洲。在欧洲，１４２３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１４５６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早在唐朝时中国就会用火药制造烟火，宋朝的时候中国人用竹筒和火药制造出了运用于战场上的“突火枪”，而西方人得到了火药后发明的金属管枪最终击败了中国。中国应用磁铁的记载更早，传说黄帝时期就有指南车，磁铁指南针于１２世纪被中国应用于航海，又是阿拉伯人将其传入欧洲，成为哥伦布们最为重要的航海仪器。
阿拉伯人充当了中国四大发明西进的中介，而蒙古帝国连接中西的庞大政权、十字军东征的掠夺也都促进了各种技术的西传，除了这些重大的发明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比如水力轮式碾磨机、水力冶金鼓风机械、叶片式旋转风选机、各种纺织机械、各种耕畜挽具、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深钻孔法、铸铁以及航海制图法等等。这些实用性技术全方位地提升了西方的航海术、农业技术、纺织技术和冶金技术等，为西方文明的工业化提供了前期准备。而作为技术中心的中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技术补充，在郑和下西洋后进入了可悲的衰败期。 １３７１：东西方迄今为止相互的认识
明朝之前的中国西进史(1)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明朝之前的中国西进史：走在和战的边缘上
据《穆天子传》记载，在三千多年前，穆天子曾经坐在八匹马拉的车上去过西天母住的地方，并且在瑶池边上王母作歌穆天子相和，穆天子还在西王母的地域采购了大量的玉石带了回来。这段神话般的传说也许是对古代东西方政治层面和贸易层面上进行交流的最早描述吧。
其实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中国人所谓的西方概念只是河西走廊到天山山脉一带。在那里居住着以畜牧业为生的塞人，而希腊人将这些生活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一代的人称为斯基泰人，波斯人则称他们为塞迦人，三种文明对他们的称谓发音上很相似。塞人部落是远古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而随着华夏文明的强盛，对西方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塞人在秦代之后已经成为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中介。在秦之前和西域之间的交流只是小规模的贸易往来，一旦有了政治上的考虑，立刻就会破坏这种交流。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和秦穆公都曾经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讨伐过西戎和北狄。到了秦代更是建造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想一劳永逸地把蛮夷之族隔绝在中华文明之外。
汉代面临着匈奴人严重的威胁，万里长城已经起不到多大作用。获得政权不久的汉朝还没有能力和壮大了的匈奴作战，只好采取进贡财物安抚以及和亲等方式缓解边境压力，但即使这样边境还是屡屡遭到匈奴的掠夺。汉武帝时期实行以战代和的西域政策，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任务便是联合大月氏等西域国家合击匈奴，但是大月氏已经没有了复仇的想法。张骞在出使途中两次被匈奴扣留，当初离开汉朝的一百多人的使团队伍，经过十三年的艰辛回到长安后，只剩下了他和甘父两人。张骞虽然没有完成连纵的任务，但是将中亚和西亚的许多风土人情带回了汉朝，此外还收集了大量关于匈奴的军事资料。在随后的年代中，卫青和霍去病等汉朝名将一再出击匈奴，依靠张骞对西域的熟悉最终击垮了匈奴。由此汉朝得以在西域设置了张掖、酒泉等郡，不仅稳定了西域，而且开拓了一条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和对匈奴的以战为主的策略不同，对更远的一些西域国家，汉朝实行以和为主的策略，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比如和乌孙的结亲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同时对匈奴也是有效的遏制。这条路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丝绸只是商旅们运送的一种货物而已，其他的还包括农作物、铁器、珠宝以及马匹等。称其为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人里希霍芬（Ｂａｒｏｎ Ｖ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１８３３—１９０５）于１８７７年出版的《中国》里提出，也许是因为在这条路上丝绸的运输量最为庞大，而且西方最早认识中国也是从丝绸开始的缘故吧。
在开辟了通往西方的西北通道之后，汉朝还竭力开拓西南通往印度的道路，最后实现了中印大道的贯通，并且连接上了西北丝绸之路，中国的货物由此不仅可以大规模地运往西域各国和印度，而且经由它们进入了阿拉伯、拜占庭和罗马帝国所在的欧洲大陆。中西在这段时间内往来的货物种类也是空前的，在《魏略》中写到的大秦的特产多达几十种，其实也就是罗马帝国各地和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货单。中西之间的贸易在战乱的空隙中进行，即使是在混乱的三国时代，对西方的探索也没有停止。吴国的造船业已经相当发达，孙权派遣了康泰和朱应等人出使扶南，进一步了解了东南亚的情况，并打听出了到达大秦的海路。而在同时代的万震所著的《南州异物志》中，已经提到了大秦的港口。
汉代兴盛的丝绸之路维持了几百年，同时西南中印通道以及南方海上航路的开拓全方位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即使是两晋华夏文明受到攻击时，这种往来仍然继续着，东晋时的法显和尚曾经通过陆路去印度求经而经过海路回国，由此可见当时交通路线的成熟。唐代的兴盛掀起了中西方继两汉之后的第二次交流高潮，而且由于唐代更为开放和强大，所以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比以往更为频繁昌盛。
唐代在西域问题上一样使用了和战两方面的策略，通过战争先后击败了东西突厥，并和汉代一样建立了龟兹、碎叶、于阗和疏勒等“安西四镇”，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中印藏道上唐代则以和为主，著名的文成公主入藏嫁给了松赞干布，促进了中原和藏地的和平联系。而在文成公主入藏的前两年，印度的赤贞公主也入藏嫁给了松赞干布，这样松赞干布这个娶了两国公主的吐蕃领袖自然也成了中印之间交流的理所当然的赞同者。后来唐代使者王玄策三次去印度都是走的这条中印藏道。
对于更远的西方如拜占庭帝国，唐代则选择了不和不战的方式，只以礼相待。拜占庭因为受到崛起的阿拉伯人的威胁，派遣使节以罗马教皇的名义来到中国修好，但中国一直都没有答应派兵援助。相似的还有和萨珊波斯之间的交往，在后者被阿拉伯征服之后，波斯的王子来到中国求援，唐朝的皇帝封王子及其子嗣为官，使其在中国生活优裕，也没有派兵援助。而对于胜利者阿拉伯人，中国选择了正常通商和平往来的策略。这也可以看出唐代西进政策的成熟，和平共处，有礼有节，保护国内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海道的开拓也远胜于两汉，这主要是得益于三方面的发展：首先唐代已经能够制造出远洋的船舶，不再一味依靠阿拉伯人的船队；其次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以及沿海的开放，使得洛阳、扬州、泉州以及广州这些城市由北向南、由内地到沿海呈扇状提出了对海外贸易的要求；同时阿拉伯人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各国已经认识到海路运输不仅比陆路迅捷，而且运载的货物量也大得多，一艘船只的载重往往能超过一支驼队的总和。唐代也为兴旺的海外贸易特设了市舶司，一年中仅到广州的船只就达四千艘以上。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西方货物，也将西方的文化带进了中国。唐代中后期的一些大城市中聚居着大量来自阿拉伯和欧洲的商人或者各种教徒，而唐朝人中着胡服也是司空见怪的事情。也正是在唐代开始，中国的瓷器大规模运往西方，经由埃及的大海港亚历山大城运进地中海，在西方掀起了一波自丝绸之后的第二次东方时尚。而这时中国的养蚕术也传到了西方，丝绸逐渐让步给瓷器，后者成为此后几百年中中西方海上贸易中最重要的货物。
在唐末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已经颇具规模了，黄巢起义时?熏仅在广州一地就有十多万大食人、波斯人、拜火教教徒以及基督徒等在战乱中丧生。待到北宋建立后，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域中又有新的势力出现了，辽国、西夏以及女真人先后称雄，但是并没有影响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贸易交往成为各个民族都相当支持的事情。而等到南宋偏安江南时，又加大了海上贸易，而且陆路商道运送的瓷器数量有限又极易破碎，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从宋代开始逐渐胜过了陆地丝绸之路，而更贴切的说法也许应该是海上丝瓷之路。这时候的大船一艘的运载量能够抵得上两千匹骆驼，也即是近七十支驼队的运载量。 １３７１：东西方迄今为止相互的认识
明朝之前的中国西进史(2)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据史书记载，和南宋通商的国家达五十多个，多为海路来往，而很多西方商人由于经常来到中国或者久居中国，都拥有了“中国”的附名，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某某”。在这些西方商人中，阿拉伯的商人们给南宋朝廷赠送了数量惊人的奢侈品，而作为回报，这些穆斯林得以在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大量建造清真寺。宋代对西方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入，而宋代的瓷器更加精美绝伦，征服了所有的西方人。阿拉伯人将这些精美的器皿称为“中国”，在英语中，瓷器（ｃｈｉｎａ）和中国（Ｃｈｉｎａ）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开头的字母大小写不同。
蒙古的崛起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为陆地丝绸之路套上了光环。成吉思汗、窝阔台和旭烈兀三代人四十年中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征服了从中国到匈牙利、阿拉伯之间的辽阔土地。随着蒙古人的西征，丝绸之路也变成了一条极其繁忙的道路，东方各族人被迁徙到西方，而西方的贵族或者工匠们又被大军掳回了东方。一路上东西方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主要交流方式，而贸易主要控制在蒙古人的军队之中。山东的长春真人丘处机曾经应成吉思汗的邀请去觐见他，而这名据说了解长生秘密的道士，从山东一直走到了阿姆河畔才看见了这位历史上拥有了最广阔的土地的大汗。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后来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叙了中亚的情况。在书中也提到了蒙古军队对沿途城市的掠夺方式，两三年内能够数次屠掠同一座城市，极大地破坏了欧亚之间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的道士向西行的同时，西方的教士也在向东行，天主教教士普兰·迦尔宾出使了蒙古后回去写了《蒙古历史》。
蒙古人在俄罗斯和中亚等地建立了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等属国，全面控制了丝绸之路的通行。元大都北京城中的皇帝派遣出的使者，可以手持令牌一路畅行无阻地到达阿拉伯和欧洲。蒙古人西征对于统治中国来说，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他们习惯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所以在选择官员和对外贸易上能够使用与前朝大不相同的方法。元朝初设立了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后来又设立了市舶都转运司，由政府出船和钱，招募人员和海外通商，对利润进行分成，这或许是历史上最早最成形的国有企业私人承包制。元朝任用了很多外国人作政府官员，最有名的也许是马可·波罗和蒲寿庚，前者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后者的官职更大。蒲寿庚是久居中国的阿拉伯人，被任命为福建行省长官，主要负责为朝廷招抚海外来华的商人。蒲寿庚满门富贵，仅其女婿就拥有八十艘海船，而他死后的遗产中光珍珠就达一百三十担之多。
虽然汉族人在元朝受到了歧视，但是也出现了一位堪比马可·波罗的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在郑和出生之前的三四十年中两次通过海道周游列国，回国后写成了《岛夷志略》，全书一百条志略中记载了二百多个国家名和地名，对印度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做了详细的介绍，提供了大量关于贸易、航线和民俗方面的珍贵资料。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已经由西域和阿拉伯实实在在地达到了欧洲。汪大渊著书立说的时候元朝已经处于衰亡的地步，而在几十年后的另一个朝代中，郑和将带领着一支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船队到达汪大渊书中所记叙的那些地方去。 １３８２：变革中的中国和西方
乱世中国与草莽英雄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乱世中国与草莽英雄：新时代的开始
１４世纪的中国情形十分混乱。元朝的统治者一直处于绵延不断的争权夺势中，从忽必烈去世（１２９４）到１３３３年，总共有七个皇帝在位，他们每一人在皇位上的平均时间还不到六年。忽必烈的子孙里再没有他那样俯仰河山、挥斥方遒的人物，元王朝的力量也大多消耗在无尽的政治斗争中。政权的频繁更迭，自然使得统治者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治理国事上。所以政务废弛，王朝对国家的管理束缚能力越来越削弱，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省县级政府和征收税务等各项基本职责也无法得到良好的完成。
元朝的军队管理同样非常糟糕。到了１３世纪末，管理不善使军事制度走向崩溃，而到了１４世纪４０年代，他们无力镇压地方叛乱和土匪的情形已经屡见不鲜。甚至有时驻守京师的帝国禁军，也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到了１４世纪中叶，元军的战斗力急剧衰落，而叛乱活动则有增无减。元王朝统治汉人的能力——不管它是依靠亚洲内陆的部队（包括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的蒙古军队在内），还是使用汉人职业士兵或是征自平民的劳兵——在这几十年中迅速地削弱了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事实已被广大的汉人民众看得一清二楚。
整个社会纲纪的废弛使得各个地方拥兵自重成为潮流，元王朝从内部开始的溃烂使得它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天下的分化，而对于自己迅速崩塌的命运也到了束手无策的境地。
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于１３２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出生在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他从未经历过中国那个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直到他四十年以后起而统治这个帝国并逐渐恢复国力。明王朝可以说是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减的忧患纷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破坏的年代，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事务的解决往往直接诉诸暴力。
元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爆发了遍及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起义军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颍州，领导人为韩山童、刘福通，后郭子兴带领军队加入了这支队伍；一支起于蕲州，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朱元璋则是在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由于才略出众，深得郭子兴的器重。朱元璋跟随着这支军队转战南北，逐渐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而胆识才干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１３５６年，元朝终于在此起彼伏的起义中灭亡，这时的朱元璋已经大权在握，形成了自己的党羽和势力。这时能够和他争夺江山的，只剩下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后者也是从起义中出身的枭雄。１３６２年，朱元璋在鄱阳湖和最后一个对手陈友谅展开决战。在这场长达两个月的战役里，朱元璋逐渐占据了上风，而陈友谅受了严重的箭伤，最后死在军营里。第二年，他的儿子就向朱元璋投降，朱元璋，这个曾经做过乞丐、和尚的农家子弟，终于获得了整个天下。 １３８２：变革中的中国和西方
休养生息与严酷统治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休养生息与严酷统治：明王朝的崛起
明太祖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割据势力以后，１３６８年即皇帝位，随即派大军扫荡山东、两河，直取大都（北京），逐步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明初统治集团里有不少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因此，他们懂得为何农民会反抗。朱元璋亲身经过了国家混乱和民不聊生的景况，作为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君王，他更加知道一个稳定的社会和安定的生活是巩固初生政权所必需的。在马上扫荡天下之后，朱元璋摄于“民急则乱”的历史教训，斟酌历朝统治制度上的利弊得失，在经济上移民垦荒，注意兴修水利，实行军屯，减轻赋税，使元末战争逃亡的人口得以重归家园。同时又解放工奴，简约商税，扶持工商，从而使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想牢牢地把整个国家把握在手中，他不希望其他的臣子分享或者牵制他的权力。于是，他极力巩固皇权统治，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军政大权揽于一身，这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重大发展，整个统治集团生杀予夺的大权都为皇帝所掌握。为巩固皇权统治，朱元璋又大肆杀戮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大臣。洪武十三年，兴胡党大狱，加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凌迟处死。该案延续达十年，“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又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图谋不轨，凌迟处死，“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朱元璋无疑是个极其铁腕的君主，他天生的疑心和嗜血的脾性使他冷酷而果决。于是，中华大地渐渐臣服于这个伟大和残忍并存的皇帝。
既然朱元璋在政治上容不得他人异议，文化上就更没有自由可谈了。统治者对封建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双重手段。朱元璋曾亲自策划，开设文华堂招揽人才。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撰类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为我国文化史上一大盛事。他们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元璋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并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都要“以孔子所订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明书·学校志》）。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在积极提倡程朱理学的同时，又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刘基规定八股文程式，从“四书”“五经”命题，并只能以朱熹的注来解释。在形式上又限制在八股体制之内，连字数多寡，也有严格规定，这和唐宋以诗赋策论取士的政策相比，更为不自由。
统治者除了上述笼络手段之外，还对文人采取了高压政策。洪武年规定“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诗人高启就因辞官被腰斩，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征不来，都被斩首抄家。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前后十三年中，文字狱大兴。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杭州府学教授徐一菱贺表中写到“光天之下，天下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认为是故意讽刺他作过红巾军，嘲笑他的和尚出身，一怒之下，立即将他们斩首。在这种淫威之下，文人为免于遭祸，大都谨小慎微，一时成为风气。
太祖在政局稳定后，与海外诸国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在汉武初年就先后设立了泉州、宁波、广州三个市舶司。对这三个海港作了具体的分工。“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史·食货志卷八十一》）
由此可见，广州的海外贸易的范围是以东南亚国家为主，并且在１６世纪初开始与欧洲国家有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羊城古钞》载：在广州承平的日子里，“常至者有十五国之多”。在这些蕃舶中，东南亚的最多。“暹罗、占城等国，航海商粤，众且近万。”（《广东通志卷二百四十四》）明朝永乐年间，特命广州市舶司建立了“怀远驿”。这个驿馆共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雕梁画栋，古朴典雅，在怀远驿周围，是蕃商与广人洽谈买卖的市肆。从永乐初年至正德年间约一百多年，是明代广州商业最兴旺繁荣的时期。明代作为沟通中外贸易的牙行组织?穴主要作中介人?雪在广州最为发达，广州港对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广州当时的富庶程度，几乎世人皆知。明代有个叫孙典籍的作者有一首歌叫《广州歌》，内中说：“广州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景长如春……闵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岗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曰此濠畔更繁华，时香珠犀象如山。”
泉州早在元代就是中外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大量的商品运到这里后再分散到全国各地。据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临此港，”并说“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外国商品“由此港转贩蛮子?穴指原南宋统治地区?雪境内”。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诺认为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从这里出发，大批的中国船舶载着各种货物驶向海外各地。泉州也是当时中外政治联系和文化交往的交通枢纽，各国使节、教士、旅行家都是由这里出海或登陆的。伊本·拔图诺和元末教皇使节玛黎诺里等来中国，就是从这里登上了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马可·波罗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使伊儿汗国也是在泉州乘船出海。另外还有不少商人、教士等在泉州长期居住，他们建造的一些有异域特色的建筑物，作为中外文明交流的象征长久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泉州作为世界性的重要贸易港口，到了明代有所衰落，其原因就是元末动乱的破坏和受到明代禁止私商出海贸易政策的限制。泉州经过元末连续十多年的战乱，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到了明代，由于私商“货贾有禁”，泉州的海外贸易就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明代曾一度在泉州设置过市舶司，但只是负责接待外国使者而已，它并没有组织海外贸易的权限。尽管泉州港从明代之后失去了重要的海外贸易港的地位，但作为一个曾经闻名世界的贸易大港，在中国古代充当中外人民友好往来重要场所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可磨灭的。 １３８２：变革中的中国和西方
造船沿革和出海航行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造船沿革和出海航行：远行的梦想
在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专家发掘到七千年前的雕花木桨。再联系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舟形陶器的出土，这一切都证明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早在八千年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使用独木舟了。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的“舟”字，象形为用纵向和横向构件组成的木板船，这说明我国木板船产生于距今约三千五百到三千年以前。许多古代文献对上古夏、商、周三代舟船和舟船活动的记叙可作为旁证。《竹书纪年》记有夏代第九代帝王帝芒曾“东狩于海，获大鱼”。春秋时代的冶铁技术有所发展，这对造船是很有促进的。战国时代（前４７５—前２２１）的造船技术又有进一步发展，大量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在长江流域已有相当规模的水运和船队。由战国青铜器上的船形花纹来看，当时战船的形制大致是这样的：战船有甲板，甲板之下划桨，甲板之上可以作战。而战国的随葬船中发现许多铁箍，这又证明在那时已经使用铁箍联拼船板了。到了秦末，徐福率船队出海的传说中不仅充满前往蓬莱仙岛寻找长生药的缥缈，也透露出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可以支持船队出海的信息。
汉朝，造船和航海都有了长足发展。文献记载中，汉武帝曾亲自巡海七次，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其时刚收复南越一年，王朝准备在第二年东征朝鲜，汉武帝从泰山东巡海上，横渡渤海，到达河北的碣石山，同时又巡视了辽宁西部。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武帝按照相同的线路再次出行。在他的脑海里并没有寻医问药以求长生的缥缈念头，他想的是怎样远征朝鲜扩大疆土，所以这两次海上之行都是武帝为战争做的实地考察。元封五年（前１０６），武帝又亲自巡视了自古以来的造船重地庐江郡，并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乘船顺江而下。据文献记载，这次航行的规模是船舶首尾相继千里、浩浩荡荡驶出长江口，并从海上航行到琅邪。汉武帝亲自出海航行，反映出他对开拓海疆、沟通海上航路极为关注，对迈出国门、走向海洋，怀有强烈的愿望。他巡视庐江、浔阳这些造船重地，也说明他相当重视船舶的建造和发展。
到了三国时期，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赤壁之战”里所展示的庞大的水上战斗场面，充分体现了当时的船舶制造水平。同时，造船和航海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隋唐两朝的漕运和航海事业都是绚丽多彩的。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这条人工河从北京到杭州，对当时国内的漕运起了举足重轻的作用。在这条河上更流传着许多香艳靡丽的传说，年轻的皇帝坐在富丽堂皇的龙舟上，在一片歌舞笙箫中流连着江南美丽的风光，也断送了自己的王国。隋炀帝于６０５年、６１０年和６１６年三次巡游江都，为此特地造了龙舟和各种船只数万艘。《隋书·炀帝纪》记有：“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由此足见当时造船能力的强大。而隋炀帝第一次巡游江都的龙舟船队拥有船只五千多艘。隋代注重大陆沿海和台湾的船运，对于开发台湾也很重视，并且当时的海上交通已远及东南亚一带。
到了唐朝，不仅内河漕运发展稳定，对外海路的拓展更是精彩。由广州出发，经南海到达今马来半岛的南端新加坡及苏门答腊岛一带，再从今马六甲海峡出发，经尼科巴群岛即可到达今天斯里兰卡和印度。这条航线，开始于西汉时代，但西到印度就中止了。但在唐代这种情况有了大改观，不仅无需陆路转运和沿岸逐岛航行，而且可以跨海直航，主航线也得以延伸。从印度半路南端，沿今阿拉伯海东岸一直驶入阿曼湾和波斯湾，到达当时的乌剌国，即今阿拉伯河下游及阿巴丹港一带。溯河乘小船而上，可到达今伊拉克的巴士拉，再向西北行就到达今日的巴格达了。这条由广州出发一直到波斯湾东岸的乌剌国，是为“东岸路”。还有一段是从东非的三兰国?穴普遍认为是今天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雪出发，沿印度洋西岸北行，再绕道阿拉伯半岛到达今阿曼的苏哈尔一带，经波斯湾中的巴林岛，而到达乌剌国，与东岸路会合。唐代我国远洋航行的海舶，以船身大、容积广、构造坚固、抵抗风浪力强以及我国船员航海技术纯熟，著称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
宋元时期，不论是航海贸易还是船舶制造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指南针的实际应用，推动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航海。船型、船体构造、船舶属具和造船工艺等造船技术更臻于成熟。宋代的丝、瓷贸易主要依靠海上航运。在唐以前，中国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以丝绸为大宗，到了宋代，陶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时“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萍洲可谈》卷二）。中国的精美陶瓷，由广州或泉州出发，行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乃至东非沿岸各港埠。在北宋的惊世画卷《清明上河图》中，绘制了各个视角的船只二十四艘，其中客船十一艘，商船十三艘。
蒙古军队经过四十多年的战争，于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消灭宋王朝而取得全国政权。骁勇善战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在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中，就建立起自己的水师。元世祖时曾多次用兵于邻国。元朝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它的声威遍及亚洲并远震欧非。由于中外交通的频繁，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经过阿拉伯传入欧洲，中国所造的巨大海船由于马可·波罗的传播已闻名于世。 １３８２：变革中的中国和西方
美妙新世界：进步中的西方(1)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美妙新世界：进步中的西方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复杂多样、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于是西方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新社会革命性的扩张主义改变了整个世界。
地理因素是中世纪欧洲跑到其他地区前面去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一千年后未曾遭受侵略。在１３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１５和１６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时，西欧仍得以安然地继续自己的发展。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季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区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河流终年无冰，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锯齿形的海岸线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某些高原和山脉虽中断了连绵不断的大平原，但它们不是很高很大，没有严重影响交通运输。相反，这些山脉矿物资源丰富，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阻止技术革新。另外，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帝国社会的扼杀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道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们十分有助于技术的进步。一个叫罗杰·培根的修道士在１３世纪就已预见到未来的许多技术成就，这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可制造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最大的船只需一个人驾驶，而且比那些乘满划手的船跑得还要快；人们能制造运货车，它们无需牲畜牵引，而且速度惊人；人们能制造飞行器，一个人乘在飞行器上，可以用机械翅膀拍击空气，就像鸟一样……人们还能制造使人能潜入河底的机器……” １３８２：变革中的中国和西方
美妙新世界：进步中的西方(2)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培根的见识不仅反映了他自身的天赋，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在当时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找不到与此相似的陈述一样，这一陈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腊和罗马所难以理解的。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９００年至１３００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１４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这些因素是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粮食歉收和饥荒在１３１５年和１３１６年间尤为严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１３４９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发生。不过，１４００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经济的全面发展自然同技术进步有关；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率的提高。这几个世纪未曾遭受任何外来侵略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另外，１０至１４世纪，人口大约增长了５０％，这一增长率在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今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无法与其相比的。人口激增促进了维持人口增长的农业的改进；而食物供应的增加反过来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农民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荒种地，而且随人口的增长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的西进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的东进运动。例如，到１３５０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一千五百个，由十五万到二十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渡过易北河，排挤东欧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随着征服者进入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人挺进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１０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侈品。到１４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外围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等。尽管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另外，定期大集市对商品销售也很重要。这些集市出现在商路两旁，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一体。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１３５０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九十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在西北欧，商人则拥有社会地位，其财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同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强调放弃财产，商人毫无声誉。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垫子、吃大蕉叶、无物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因此，在东方诸帝国中，商人毫无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只有在欧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他们正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治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到１０世纪时，西欧已变成封建小国的聚集之地；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获取已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几种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诸城市有时结成像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的、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无限多样，不断变化。
而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如今，随着王室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更明确地说，它与某些代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制度和货币。１４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三十五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六十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两百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售价的一半。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到15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公元４至10世纪，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金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从１０世纪到１４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各国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国。到１５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１３８２：变革中的中国和西方
美妙新世界：进步中的西方(3)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对促进中世纪后期的各项富有建设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军东征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１４世纪大萧条后加快了速度，结果，使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世救赎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１３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此希望他们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然发现了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皈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
１４世纪开始的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显然比中世纪观点更有助于对外扩张。关于人类本身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念，一种对其高贵和创造力的新的信任。人们无需再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需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德西迪里·伊拉斯谟（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ｕｓ Ｅｒａｓｍｕｓ，１４６７—１５３６，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者）在其名声达到顶峰时，表达了他的信任和欢乐。他大声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见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为什么不能再变得年轻呢？”
西方思想的活跃和丰富，较之当时保守的东方社会要更胜一筹。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统治着社会。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革新发明，成为在各方面维持现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样，在穆斯林国家，学校忽略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着重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同儒家学者一样，对西方的事情既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对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１２００至１５００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六百吨到八百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一百五十吨到两百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１３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舵，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１４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综合了北欧、地中海和中东早期船只各自的特点。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一百到两百个划手及其食物和装备，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同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携手并进的。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重要的领先地位。
最后，上述诸因素使欧洲富有激励人的、独特的活力。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无止境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理视野和商业野心，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给他们以沉重打击，留下了深深怀念。他们向往广阔的世界，也确实需要并强烈要求外国产品。因此，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必将扫清海路，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 １４０２：郑和下西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从燕王到明成祖(1)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从燕王到明成祖：朱棣的陆地和海洋
元明之间的朝代更替对于西方人来说不是一个东方朝廷政治脸面的变换，而是切实地关系到了他们的生死存亡，受歧视多年的汉族人在获得政权的过程中将西方人视为和蒙古人一个阶层的敌人。西方人和蒙古人一起随着朱元璋建立明朝退出了中国的领地，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遭受到了自古以来最严重的停滞。
在郑和出生三年之前，朱元璋建都南京，国号为明，是年为洪武元年。半年之后北京陷落，元朝的末代皇帝惠帝逃亡到北方蒙古人的世居地，而此时的中国还有一些地方仍处于元朝旧臣的统治之中。郑和的出生地云南昆阳州便是属于元朝梁王的领地。朱元璋此时还不具备攻打云南的军事实力，在郑和十二岁的时候傅友德的大军才逼死了梁王，将郑和掳回了明朝的皇宫中充作宦官。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登基之后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内政建设上，所以在建国伊始实行海禁政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朱元璋知道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大多都是不适合民间使用的奢侈品，对小农经济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好处，交换回来的物品无法用以养民强兵。明初的海禁主要是禁止沿海民众私自下海与外国人通商，同时也是为了制止他们和东南沿海的倭寇勾结。
朱元璋和中国大多数开国皇帝一样，稳定政权是第一需要，而使用的方法也大同小异，都是通过削弱功臣的力量并将军政大权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中。在朱元璋称帝的三十年中，通过各种借口基本上肃清了开国功臣的力量，包括当初带兵攻打云南将郑和带回南京的大将傅友德和蓝玉等大将都被处死，无一幸免。在另一方面通过“胡惟庸案”废除了丞相制度，六部政务都直接向皇帝个人直接汇报。朱元璋的统治方针影响了之后明清所有的帝王，对中央集权的要求成为历代皇帝首当其冲的要求。
虽然朱元璋将自己的权力建立在中央政治恐怖手段之上，但是他又为几十年后郑和下西洋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重要准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朱元璋称帝时诏告海外各国继续来朝贡，但是他看出了这些朝贡对于明朝来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经济利益，于是规定了每次朝贡的时间间隔、人员数量和船只大小等。即使这样，也为郑和下西洋积累了相当多的东南亚各国资料。第二，洪武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建设也许要算是农业建设了，通过持续鼓励农民开荒，在建国二十年的时候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比开国时增加了五倍之多。这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先期的财富积累，否则朝廷也无法支付每次出航需要的大量物资。第三，朱元璋虽然靠着开国大将们得到了天下，但是在治理上却把主要权力分封给了各位王子，而四王子朱棣得到了元朝的首都北京，并且拥兵自重。这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这位四王子朱棣最终夺得了天下，而朱元璋赏赐给他的小太监郑和成为他的心腹并在他在位的时候率领了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成功出使西洋。
朱棣是朱元璋众王子中最骁勇善战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深得朱元璋的信任，被委以戍守北方的重任。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的死给朱棣带去了继承皇位的希望，但是朱元璋并不希望儿子们为了皇位自相残杀，于是巧妙地立朱标的二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这样就避免了儿子们的争斗。但是朱元璋去世后新的争斗就开始了，虽然他在死前下了诏书不允许诸王来南京奉孝，但是诸王都已经怀有异心。朱允炆在做太子时就时常担忧王叔们不服自己的管理，在登基之后听从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卿黄子澄的建议着手削藩，先后逼死或者罢黜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等父辈亲王，对握有重兵的燕王朱棣虽然一直有削兵的想法但鲜有借口。而朱棣在其他诸王的身上也看到自己的处境，甚至用装疯卖傻来躲避建文帝的寻衅。在建文帝下诏捉拿燕王府的侍从时，朱棣决定起兵，但是打的旗号不是反对建文帝，而是“靖难”——号称是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弄臣齐泰和黄子澄等人。朱允炆和朱棣这对侄叔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年，主要战场在华北平原和黄淮流域，最终军事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朱棣取得了胜利。而朱允炆在皇宫的一场大火中尸骨无存，只从火中取出了皇后的尸体。建文帝在明代一直没有得到承认，直到乾隆元年才被追谥为恭闵惠皇帝。这个不知所终的逸帝也成为朱棣心中永远的心病，而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中传说最多的便是在海外寻找这位可怜的皇帝。
取得胜利的朱棣特地发布了一个奸臣榜，名单有五十余人，最有名的是当初建议废黜燕王的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而三人随后都被处死。前朝的旧臣纷纷归顺新帝，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开启了明代著名的永乐盛世。在朱棣分封功臣的时候，没有忘记他倚重的燕王府诸太监，其中立下了军功的郑和被任命为正四品内宫监太监，是等级最高的宦官。
朱棣的燕王府在元朝的首都北京，当年各国来往的使臣商人们在城外建造了不少异国风情的建筑，而且留下的元朝故事也给朱棣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多年和北方蒙古人的交战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关于西方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朱棣和居于南京的父亲朱元璋有着很大的不同，洪武皇帝取得了天下主要是维持已有领地的安宁和富强，而对于朱棣而言，元朝鼎盛时期的庞大国土更能打动他。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朱棣是惟一一位五次御驾亲征大漠的皇帝。虽然朱棣没有取得成吉思汗那样的胜利，但是对稳定边疆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朱棣如此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远征也足以看出他的疆土意识非常浓厚。他的土地梦和海洋梦还是维持了整整一生，一直到他第五次率兵亲征死在内蒙古的军营里。
朱棣还派遣女真人出身的太监亦失哈带领一千名士兵和二十五艘船去管理女真人的地方，并在其地设置了奴儿干都司以行使统辖权。在西部藏地问题上，朱棣同样派遣了一名太监侯显，并且听从他的建议招安活佛间接统治西藏，实现了长时间的和平。朱棣之所以在疆域问题上频频使用太监，一是因为太监在靖难之中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二是因为太监属于内宫官员，难以和外臣勾结图谋不轨。所以，当朱棣想要实现大洋之梦的时候派遣的仍然是一名太监——郑和。
朱棣称帝之后，昔日的周边国家并没有否认他是个篡位者，来朝贡的依然有，只是数量比起太祖年间要少了一些。东边的朝鲜和日本朝贡很及时，一者是它们畏惧明朝的武力，二者它们在朝贡中获得了大量的馈赠，尤其是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大量钱币甚至在本国一样充当了通货。对于东南亚各国，朱棣登基后依然实行的是朱元璋的“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策。 １４０２：郑和下西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从燕王到明成祖(2)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从朱棣在永乐元年就命令各处筹备建造海船的原料来看，郑和能够下西洋是朱棣在靖难之时乃至更早时候就有所想法的。关于郑和下西洋，自古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总结一下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寻找失踪了的建文帝。朱棣率兵攻进南京的皇城之后，建文帝便失去了踪影。对于这个由朱元璋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朱棣还是心有忌惮的，毕竟他才是正统。此后的数年中不断地有传闻建文帝出现在西南甚至海外，而身份大多是僧人。朱棣在位时处死了十几位被谣传为建文帝的僧人，对建文帝在海外的消息则难以确定。朱棣担心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会利用建文帝的特殊身份建立小朝廷乃至反扑，因此派遣郑和探寻建文帝在海外的踪迹。郑和的船队虽然装载着大量的货物，但是主要船员还是士兵，这些士兵从海外归来时就留在南京执行戍守之职责。关于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即使到现在也依然是中国皇族历史中最神秘的事件之一，几百年来多种说法莫衷一是。
二、招抚张士诚在海外的残部。张士诚和朱元璋当年一样都是反元义军，但是成者为王败者寇，朱元璋最终击溃了张士诚的军队，而后者的残部逃到了海外。朱棣担心这些人在海外壮大起来，因而派遣了近三万人的庞大船队出行西洋，在宣威的同时如果遇到这些反明势力可以一举剿之。
三、探询海外各国军事实力。朱棣久居北京，听说元朝旧事定然很多，其中必有关于西方大国的描述。郑和的船队在永乐年间六下西洋，不仅到过东南亚各国，而且其主船队和分船队到过阿拉伯和东非，详细地了解了沿途国家的基本军事情况。
四、向海外各国展示大明国威。从朱棣为亲王时能征善战，为皇帝时五次亲征漠北中就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个有着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个喜欢炫耀军功的皇帝。每次亲征都会耗费巨大的国家财政支出，而郑和下西洋同样如此。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连鱼米之乡的江浙也爆发了饥荒，户部尚书夏原吉不得不亲自去解决饥荒问题，而在同时，国家的征伐和海外远航计划没有半点改变。朱棣完全是以天朝上国的天子身份面对随着郑和船队来朝贡的国家的。海外来朝的使节们在中国境内私自交易时，朱棣也不加阻止，并说“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即使在爪哇国西王杀害了郑和部下一百七十余人时，也没有命令郑和攻打该国，只是责令爪哇赔偿六万两黄金，最后只赔了二万两，朱棣也大度地不予追究，他所说的话也表明了他对海外各国的态度：“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邪？”外国国王和使节在永乐年间不断来华朝贡觐见，对朱棣命令郑和六下西洋起到了不断的推动作用。
五、为明代兴起的工农业寻找海外市场。经过洪武三十年的努力，明朝的农业发展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在洪武二十八年时，朱元璋满意地说国内的农业生产已经相当之好，满足了军国之需，已处于较高水平。虽然靖难战乱损害了正常的经济发展，但是在朱棣的治理下很快得到了恢复。以江南苏、松、嘉、湖为中心的丝棉纺织业，以南京和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为领先的造船业，分布于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陕西、广东、四川、云南等地的制盐业；福建、浙江、陕西、云南诸省的银矿业；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以及河南、四川的冶铁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等都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盛极一时。即使国内流民仍然大量存在，但是从政府财政上来看，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南征北战和郑和出海的需要了。明代的丝绸、铁器和瓷器制造量很大，在对外贸易中可以交换到金银以及国内需要的香料等。
六、以官方贸易的名义促进民间贸易。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时立下了“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的命令，明成祖自然不敢违背祖训。但是他寻找到了另一条道路，就是通过郑和下西洋这种官方行为和海外各国开展贸易，一方面仍然执行太祖的民间禁海政策，另一方面制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船只和船队。在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周期性很强，也是为了持续地有规律地进行中外贸易。
这些原因都有各自的理由，或许真正的原因只有朱棣一个人明白吧，如果是为了其中任何一个理由出海可能都不太确切，而综合起来看并且结合当时的情形还是能够揣摩出一些端倪的。朱棣因为是靖难称帝，所以在当权之后必须转移国内对其非正统夺权的不满，于是通过免除战乱地区赋税，扶持农业发展，加强边境安全，化归万国等一系列措施，扭转了朝廷和民间对其不利的看法，并且切实地增强了明朝的国力和国家荣誉感，同时朱元璋时期继承下来的文臣治国和藏富于民也安定了朝野。拓展疆土加强海外贸易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且能够满足民众对一个强盛的泱泱大国的期待，同时也满足了朱棣本人做一名汉武帝、唐太宗那样的君主的欲望。
郑和下西洋能够实现，朱棣个人的想法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朱棣病死漠北之后，郑和的船队也不得不停歇在南京，直到宣帝时才有了一次出海的机会，而此后便销声匿迹了。明成祖朱棣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支持持续航海远征的皇帝，他的去世可以被看作中国古代文明走向衰弱的第一道序幕。 １４０２：郑和下西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反对下西洋的大臣们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反对下西洋的大臣们：从妥协到毁灭
从朱棣决意派遣船队下西洋之后，一直到成化年间，朝廷中执反对意见的大臣并不鲜见，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费用主要包括四类：建造两千多艘海船的费用、六下西洋携带的无数物品的费用、对西洋各国的赏赐，以及给郑和船队随行人员的赏赐。毋庸置疑，这是一支让明成祖喜忧参半的船队，而为其解决忧患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同时也是一贯反对郑和下西洋的大臣领袖。
夏原吉或许是历史上最有才干的户部尚书，无论是在太祖朱元璋面前，还是在成祖朱棣或者后来的仁宗和宣宗朝，都受到了重用和尊敬。夏原吉早年丧父，勤力奉母，入朝后朱元璋很是赏识他的才干，而当时的户部尚书郁新更是对其青睐有加。在洪武年间明朝的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库殷实，这些都和夏原吉的杰出政治才能颇有关系。朱棣靖难之后在户部仍然启用了郁新和夏原吉，在郁新死后，夏原吉掌管明朝户部数十年，为永乐盛世作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
夏原吉与郑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虽然成祖时期宦官和朝官之间已经有了罅隙，但是夏原吉和郑和两人在职权上并没有利害关系。对于郑和而言，下西洋是君命，而对于夏原吉而言，完成下西洋之前的筹备同样也是君命，他们与其说是对手，不如说是战友。但是夏原吉在下西洋这件事情上一直持反对态度，即使是在兢兢业业操办筹备事宜时仍然反对下西洋。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江浙遭遇了饥荒，而夏原吉亲自“布衣徒步”，顶着烈日去赈灾。由是，下西洋似乎一开始就成为夏原吉心中的一个死结。
在郑和前四次下西洋的十年之中，这支近三万人的船队仅从内府中就支取了六百万两左右的白银，而明朝中叶一年的财政支出才三百万两左右。这些还不包括明成祖对来华的各国君臣或者使节的赏赐，而这些费用也是异常惊人的，永乐年间平均每年有七个使团来华，而第六次下西洋时跟着郑和船队来华的居然有十六个使团一千余人，成祖皆命令有司按其等级厚加赏赐。同时，郑和船队每次胜利回航都会受到朝廷给予的金银和实物慰劳。
从《明史》的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为国家财政大臣的户部尚书夏原吉是多么的困难，又是多么的能干：“当是时，兵戈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原吉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夏原吉尽心尽责地发展农业经济，进行盐铁等税务改革，为永乐年间数次耗资巨大的活动提供了经费。在朱棣死后，夏原吉立刻上书仁宗，要求罢下西洋事，节约国用。面对这位三朝元老，仁宗言听计从，下诏曰：“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于是浩浩荡荡下西洋的海船被搁置在南京的港口，而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那些航行在大海中多年的船员变成了闲散的守城官兵。
宣宗即位后一样对夏原吉非常尊重，这位经历了四代皇帝的户部尚书仍然反对郑和下西洋，郑和只好在南京修缮各种庙宇聊以度日。一直到宣德五年郑和才等到了机会，因为夏原吉在这一年去世了。宣宗命令郑和准备次年第七次下西洋，这也是郑和一生中以及整个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下西洋活动。
在永乐年间，由于朱棣的支持，大臣中虽然对郑和下西洋颇有微辞，但是大多数反对者还是保留了意见，如夏原吉这样持续坚决反对的不多。直到永乐后期，国库经过多年支付征伐安南和漠北、修建北京城以及下西洋等，已经颇为吃力。这时大臣们才陆续开始建议成祖罢远航。连当年支持郑和下西洋的中书舍人袁忠彻等此时也向皇帝进言“取宝之非”了。此外在成祖就北京皇宫失火事宜上“诏求直言”时，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大臣认为郑和下西洋导致了“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侍讲邹缉也进言给外国的赏赐导致国内通货的大量流失，是不当之举。这些大臣的话再加上夏原吉摆出的国库收支状况，使得成祖虽然非常恼怒，但也不得不下旨暂停下西洋。
纵观郑和下西洋之事，夏原吉在奏折中屡次反对下西洋，但是郑和的前六次下西洋还是一波接一波持续了整个永乐年间，而每一次成行都有夏原吉的重要功劳。即使是最后一次下西洋，也得益于夏原吉的悉心治理积累起来的财富，或者，得益于他的去世。
在郑和死后，英宗曾意欲派遣都指挥马云等出使西洋，大臣们都不敢反对。这时名不经传的忠义前卫吏张昭上疏：“安内救民，国家之急务，慕外勤远，朝廷之末策。汉光武闭关谢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国内附，皆深知本计者也。今畿辅、山东仍岁灾歉，小民绝食逃窜，妻子衣不蔽体，被荐裹席，鬻子女无售者。家室不相完，转死沟壑，未及埋瘗，已成市脔，此可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费，益以府库之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大臣们都认为言之有理，而马云的西洋之行终未能成功。到了成化九年，宪宗皇帝追慕先帝功绩，有意遣人重下西洋，便派人去取郑和下西洋时的水程记录。兵部尚书项忠派下属去库中找了三次都没有找到，在项忠诘问下属时，元老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并且在他的指使下，将郑和下西洋所有的航海图和记录等史料全部焚烧了，这给后世研究郑和下西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算是郑和研究中最大的遗憾。自此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再也不提下西洋之事。
下西洋的反对派们从最初的对朱棣的决定妥协到最终的毁灭了下西洋的所有的资料，不仅成就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也永远地结束了这段壮举，并且在历史中留下了永恒的遗憾。 １４０２：郑和下西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下西洋的拥护派(1)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下西洋的拥护派：和尚、相士、太监和军人
虽然不断有朝中大臣反对郑和下西洋，但除了朱棣之外，也有一批支持下西洋的拥护派，只是拥护者的身份一般不是朝中的大臣，而是和尚、相士、太监和军人。这些人以各自的特殊身份影响着朝廷的决策，甚至对明朝中后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做过和尚，在他称帝后立下了规矩，不允许文人在文章中提到“僧”甚至“生”，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会被处死。而佛教也正因为和这位开国之君有着特殊的关系而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且有时甚至能够左右朝政，比如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的朱棣最为重视一个人的意见，那就是僧人道衍。朱棣的靖难成功中功劳最大的也许就是他了，而在决定派遣郑和下西洋时，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道衍虽然是个僧人，但是其背景和主张都与僧人无关。道衍本名姚广孝，十四岁出家做了和尚。后来又事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之学，同时道衍博闻广识，精通各家学说。相传他在游嵩山寺时遇到了当时最有名的相面家袁珙，后者在看到道衍的相后说：“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没想到道衍不怒反喜。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下诏懂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受聘为官，但是道衍不愿为官。后来太祖选高僧侍奉诸王，宗泐举荐了道衍。燕王朱棣和道衍相谈甚欢，于是道衍就跟着朱棣回到了北平。在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相继问罪周、湘、代、齐、岷诸王。道衍于是一再劝朱棣举兵，而朱棣当时非常迟疑，认为民心向着建文帝，但道衍却说：“臣知天道，何论民心。”在劝说朱棣举兵成功后，道衍在王府中秘密练兵并且制造武器。在朱棣靖难的三年多中，道衍在其中多次进行军事谋划，胜多败少，并且在关键时刻敦促朱棣一举南渡长江，攻克南京。《明史》认为：“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道衍不仅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天下平定后还和解缙一起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撰，实是文武兼备。正因为道衍的这些才能，朱棣对他言听计从，并且在其生前死后给足了荣誉。
道衍和郑和之间关系很好，在燕王府时便在一起共事，都在靖难之中成为朱棣的心腹。郑和后来加入佛教，应该也是道衍和尚在其中牵线。郑和曾经广修寺庙，而且还出资刻了很多佛经送往各寺庙收藏，在佛经上他曾自我介绍过：“大明国奉信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郑和的佛教身份也是朱棣派他出使西洋的原因之一，因为西洋各国信奉佛教的国家不在少数，郑和兼有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的身份，能够更好地和各国进行沟通。道衍在朝廷中的地位以及和郑和的亲密关系也让很多大臣有所忌惮，不敢贸然反对下西洋之事。
在朱棣靖难之中，相士袁珙及其子袁忠彻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在古代信天命的情况下，相士能够在特殊时刻起到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作用。袁珙是元末明初最有名的相士，据说曾经为百名元朝官员相过命，生死祸福无一说错。后来被道衍和尚姚广孝推荐给了燕王朱棣，认为朱棣必是九五之尊，在朱棣登基后还为未来的仁宗和宣宗相过面，认为他们会做皇帝，于是“储位乃定”。袁珙的儿子袁忠彻也擅长相面，早在燕王起兵前就秘密地为朱棣相过各下属的面相，在朱棣称帝后又为朱棣相过文武百官的相貌，包括姚广孝、夏原吉和郑和这些重臣。
和姚广孝以及郑和一样，袁忠彻跟随朱棣多年，所以能够不避嫌地直谏，因为他的话语非常有分量。在下西洋之前，朱棣曾询问过袁忠彻：“以三保领兵如何？”他回答道：“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袁忠彻的回答让朱棣非常满意，也坚定了由郑和率领下西洋的想法。但是袁忠彻在永乐后期又“谏外国取宝之非”，或许不是针对郑和个人，而是他的一种性格吧。在《明史》中，对袁忠彻的评价远不如其父：“然性阴险，不如其父，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于上前龁之。”但无论怎样，他在下西洋之前对郑和的肯定使得下西洋之事能够顺利成行，并且也支持了郑和数次下西洋。
最支持郑和下西洋的也许是太监们了，正是郑和这样的太监得到了成祖的重用，太监们才走上了明朝历史的大舞台，并且在永乐朝后日益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明朝衰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或许是明成祖朱棣最想不到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吧。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严令宦官参议政事，并在宫门口刻了一只铁牌，上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是因为朱元璋看到了元末宦官败国的情形，所以在洪武初宫内的宦官还不足百人，直到洪武末年才在《祖训》中厘清宦官职权，初步完备了内宫太监的设置。但也明确宦官不得与外臣勾结，不得参与政事，不得穿戴外臣官服，不得超过四品俸禄等等。而在建文帝登基后，对待太监更加严厉，外出办事的太监稍有不得体的举动就会被送到有司处罚。但是在朱棣的燕王府邸中，太监们却得到了重用，不仅能够参政议政，甚至还能够亲自领兵。
朱棣重用太监也是逼不得已，建文帝派遣了众多官员去北平监视他的行动，而他只能更多地依赖王府内部的下属行事，太监近水楼台自然先得月了。朱棣府中的太监来自不同的民族，很多人在靖难之中立了大功，在朱棣登基后加官进爵，郑和等少数民族的太监还得到了赐姓的殊荣。永乐年间，朱棣大量起用宦官处理政治事务，尤其在对外交往上面，多为宦官所为。比如永乐元年，内官监宦官李兴奉敕去暹罗国；永乐三年之后，遣内宫监太监郑和六次率领船队下西洋；永乐八年，都督谭青军营中有太监王安等监军；此外还命令太监马靖镇甘肃，太监马骐镇交阯。永乐十八年置东厂，太监在其中刺探大臣以及民间的情报。综合而言，永乐年间宦官主要行使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等诸大权，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朝结束。
郑和作为职位最高的太监，他得到皇帝的重用也自然能够提高整个宦官阶层的地位，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在郑和下西洋中，不仅他的副手王景弘是高级别的太监，而且船队中很多高级官员都是太监。在第四次下西洋时，船队上有正使太监七人，副使太监五人，少监和内官内使五十三人，共计六十五名太监，这一数目是洪武时期整个内宫太监总数的一半左右。没有众多太监在朝廷和海外对郑和的大力支持，郑和的航海也不会顺利。而受到重用的郑和也更多地为自己所属的阶层谋到了更多的利益，是以虽然大臣们时常提起朱元璋的太监不能参政的祖训，朱棣都没有听从，反而给予了太监更多的权力，在后来太监们俨然有了一个类似于外廷内阁的内宫内阁，势力越来越大以至最终垄断了朝廷的大多数权力。 １４０２：郑和下西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下西洋的拥护派(2)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永乐年间由于朱棣的强势治理以及朝中诸多大臣的抵制，太监们并没有干涉政务，更多地是起着监督、监视和出使的作用，尤其是在出使上。成祖在位期间，只有两位宦官得以在《明史》的列传上出现，排在第一的自然是郑和，而排在第二的是出使西藏的太监侯显，由此可见在永乐年间明朝的出使事宜基本上都是由太监垄断的。而且太监们的势力也和郑和以及侯显等人的出使成功相得益彰。
此外，跟随郑和出使海外的军人也是航海的积极支持者，虽然下西洋的船队并不是一支以征伐为目的的海军舰队，但是在明代朝廷的记述中，提到郑和下西洋时还常用“舟师”或者“帅兵”等字眼。同时客观地来说，每次下西洋的人员配备上，军人占据了其中的大多数，并且在郑和回国修整期间，船员们还有守备南京的军事职责，所以又可以说郑和的船队不仅是一支海外贸易的商业船队，也是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船队。
在永乐十一年的郑和西洋之行中，“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其中“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军人在郑和船队中的比例高达９８％左右。在每次胜利回航后，船队随行人员都会得到赏赐，虽然航海中也有难言的艰辛，但是军人们还是乐意参加航海以快速获得军功升级，相比征伐安南和远征漠北，航海中兵员的损失率是很低的。在每一次航海前后皇帝都会下敕书欢送出航以及赏封出航人员。比如在永乐十四年七月，明成祖在“官军自西洋还”后对礼部官员说：“将士涉历海洋，逾十数万里，经数十国，盖亦劳矣，宜赏劳之。”于是都指挥赏钞二十锭，指挥赏钞十八锭，千百户卫所镇抚赏钞十六锭，火长（即船长）等赏钞十五锭，旗军人等人赏钞十二锭。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七年设置了宝钞提举司，并从次年发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这是明代发行的惟一货币。宝钞的面额大小不一，最大的是一贯。郑和船队中的军官受赏的应该是这种一贯的钞，二十锭计二十贯，即二十两白银，合黄金五两。明代官员俸禄普遍很低，有一次朱元璋到五品大员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家中微服私访，没想到罗家破破烂烂，连张像样的椅子都没有。而明朝著名的海瑞任七品知县时为了给母亲做寿才买了两斤猪肉，而他平常吃的蔬菜都是在衙门后院自己栽种的。所以朱棣给予的赏赐已经是很高了。在永乐年间，郑和的六下西洋都很连贯，而随行官兵获益甚丰。在随行官兵的支持下，郑和的航海事业也屡立功劳，比如成功击败大海盗陈祖义、平息苏门答腊内乱等，俱受到了朱棣的嘉奖。
与其说郑和的支持者们出于各种想法尽心尽力地帮助他完成了下西洋的壮举，不如说郑和航海的时代天时地利人和，虽然在他身后太监们的力量更为强盛，虽然仍旧有皇帝想要再次派遣船队下西洋，但是都没有成行。或许是因为明朝再也没有比永乐年间更加强盛过，再也没有朱棣那样强势而有雄心壮志的皇帝，也再也没有一个有着建功立业理想的忠诚的宦官群体。 １４０２：郑和下西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郑和：朝圣之途(1)
作者 : 王海洲、潘旺
郑和：朝圣之途
１４世纪最后一年的靖难是郑和人生最大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他不再是一个卑微的太监，而因屡立军功累擢至最高级别的太监，并且带领了世界上空前庞大的船队在三十年中七下西洋，完成了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壮举。
太监对朱棣靖难成功起了很大的帮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燕王府中的太监在建文帝大肆监视朱棣的时候承担了很多战前准备工作；其次，燕王府中的太监在靖难时无论是坚守北平还是领兵作战都立下了赫赫军功——史书中记载在战争中有名叫狗儿的太监曾领军与南兵对战勇猛异常，并“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同时还记载郑和“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第三，在靖难中朱棣曾经对立刻攻打南京犹豫不决，而建文帝宫中的太监由于不满建文帝遵守太祖祖训对他们过于严格，而偷偷向朱棣告密，云南京城中空虚等等，由是朱棣决意不顾后方空虚挥兵南渡长江，并夺得了皇位。在众多立下功劳的太监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郑和的功绩，但是从朱棣封官许爵时提拔郑和为最高级别的内宫监太监可以看出，郑和必定立下过骄人的功劳且深得朱棣信任。
在朱棣举起靖难的旗帜时，二十八岁的郑和已经做了十七年的太监。在这十七年中他积累了大量的军事经验，对随后在靖难中立功以及在将来成功率船队下西洋提供了重要的帮助。郑和的一生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跟征战联系在一起。１３７１年（明洪武四年）郑和出生在云南省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同一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傅友德率兵进攻四川，而此时云南还在前元的梁王统治之下。朱元璋把兵力主要用于巩固已有的领土上，数次招安梁王都未能成功。郑和十一岁那年，又是傅友德在太祖的命令下率领三十万大军进攻云南，一路势如破竹最终逼死了梁王，而郑和也是在那时被掳到了傅友德的明军中。因为朱元璋对太监管束异常严厉，所以明初常由军队在外征战时掳得孩童阉割后送入宫内充当太监，郑和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郑和何时跟随燕王朱棣，史料上并无详细记载，一般说法是郑和随着傅友德的军队回到南京，在六年之后又再次随着傅友德的军队调防北平时被燕王朱棣所用。如此看来郑和不仅在皇宫中任过职，而且还跟傅友德的军队参与过征伐。在皇宫中做事可以结识一些太监，或许靖难之时很多太监密告朱棣南京虚实，郑和在当中起到了不少作用。而跟随傅友德大军征伐，郑和则学到了很多军事知识，否则在史书中也不会记载郑和是“以军功”为朱棣提拔的。
如此则不能不提傅友德，是他把郑和掳到军中并阉割做了太监，同时也是因为傅友德率大军攻打云南，郑和的父亲在战乱的那年中去世。由此来看郑和跟傅友德之间就有杀父之仇，净身之恨，但是也正是傅友德又把郑和带到了北平结识了朱棣，从而成就了郑和伟大的一生，如此来看傅友德又是郑和的贵人。傅友德一生无数征战，跟随朱元璋后更是百战百胜，行军打仗智勇双全，常常身先士卒，屡次受伤而毫不在乎。如跟随常遇春在鄱阳湖中战陈友谅时，轻舟掠过敌方前锋，“被数创，战益力”；攻打武昌时，“诸将相顾莫前，友德帅数百人，一鼓夺之。流矢中颊洞肋，不为沮”；攻打安陆时，“被九创，破擒其将任亮”。由此看出傅友德的勇猛过人，深得朱元璋喜爱，被封为颍国公，儿子娶了公主，女儿嫁给了晋王世子。在洪武二十三年时，朱元璋派遣傅友德跟随晋王和燕王北征沙漠，在擒得乃儿不花后又复征宁夏。这时可能是朱元璋将太监赐给燕王或者晋王，郑和便跟随着傅友德北下了。次年傅友德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备边北平，郑和大概是在这一年进入燕王府。燕王屡次征战，而傅友德一般都偕同，郑和有着军中经验，作为朱棣身边的人也得到了更多的表现机会。最后朱元璋也帮助郑和报了仇，没过几年便寻了一个借口将傅友德这名立下显赫战功的开国大将赐死。
在郑和于永乐三年下西洋之前，朱棣已经在称帝之初派遣了李兴、郑和等出使日本和暹罗等国，在对航道和西洋有些了解后，经过两年多的筹备，终于营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由郑和率领远涉重洋。之所以由郑和率领，不仅因为郑和在靖难中立有战功，且是燕王多年内侍深得信任，也不仅是姚广孝、袁忠彻以及诸太监的支持，还跟郑和本人的特殊宗教身份等有关。
在永乐二年之前，朱棣称呼他身边的心腹太监时还是“马和”，就在这一年，朱棣赏赐内宫太监时不仅将马和擢升为宫内监太监，而且还赐姓“郑”，从此那个有着胡人之姓的马和就被“郑和”所替代。马姓本非中原之姓，郑和的祖上据考证是西域的伊斯兰教贵族，后来迁徙到了云南定居。在郑和出海之前，曾请求礼部尚书李至刚为其父立碑，在其中记述了郑和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叫“马哈只”。“哈只”并不是名字，而是伊斯兰教众对去过天方（即麦加）朝圣的穆斯林的尊称。郑和的爷爷和父亲都曾经徒步千里并远涉重洋到达天方朝圣，他们没有料到自己的后辈有一天能够率领数万人施恩威于西洋，再次到天方朝圣，继续父辈的道路，成为中国穆斯林的骄傲。虽然郑和十一岁就被带离了故乡，但是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在第三次下西洋回国之后，郑和去云南为祖先扫墓并度过了整个斋月，在第四次下西洋之前还聘请了西安清真寺的掌教哈三随行，以在西洋各国传播伊斯兰教，并多次修缮南京、西安以及泉州等地的清真寺和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