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
叶永烈第一章 “文革”浪潮中白姚蓬子
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我真佩服汉字创字者的巧妙构思，炫耀的“炫”字用“火”与“玄”组成：只有象“火”焰一般光彩“眩”目的东西，才值得向人“炫”耀！
他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一九六六年初冬，他的深蓝色的中山装上，忽然金光四射。那是一枚灿灿耀目的五角星像章和一枚长条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章。虽说那时候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章差不多人人都有，可他的那套“章”却是部队里发的，惟有现役军人才能每人领到一套。在“老九”成堆的大学里，他胸前的像章成了“稀有元素”。
他腆着大肚子，挺着胸膛，抬着秃顶的脑袋，昂然步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那像章引来人们的“注目礼”。他兴奋不已，飘飘然了。
“姚先生。你的这套像章从哪里来的？”已经不只一个人向他发问了。
“孙女儿给的！”他得意洋洋地用“绍兴官话”答道，那声音中充满自豪感，荣誉感，优越感。他所要炫耀的，与其说是那“光焰无际”的像章，倒不如说是这句话。
谁都明白，他的两个孙女儿，还不够入伍年龄哩，哪来部队发的像章？他所说的“孙女儿给的”，其实就是“儿子给的”。
他的儿子何许人？众所周知，姚文元也！
姚文元的两个女儿，那时寄养在他——姚蓬子家中。他胸前璀璨夺目的像章表明，姚文元最近来过上海，把像章送给了老子哩。
哦，他所炫耀的，是他那个在“中央文革”的儿子！
未过几时，姚蓬子更加神气活现，臂上又多了一件闪射着火红光芒的炫耀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
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作为大学教师、作家的他，戴着个“工人造反派”袖章，那副模样何等滑稽。他却趾高气扬，招摇过市，惟恐别人没有见到他臂上的红布圈儿——那是“革命”的象征！
可惜，好景不长。那红布圈儿才戴了十几天，他还远远没有戴得过瘾，就忽地不见了。
非常遗憾，迄今虽经多方“考证”，尚未能确定：姚蓬子的“造反”袖章，究竟是被“工总司”收去了呢，还是他吓得不敢戴了？
据推测，多半是因为他吓得不敢再戴了。
他干吗有点害怕呢？
原来，他的那个“工总司”袖章，毕竟太刺目了一点。
才戴了一两天，就有人向“工总司”反映：“姚胖子”(他的雅号)解放前是“作家书屋”的老板，是资本家，怎能混入“工人造反派”？“资本家参加造反派不象话，工总司不是统战部”！
也有人确实有那么点“造反”精神，调查了姚莲子的“入队”问题：
一查，他是直接找“工总司”头头，加入工人“造反队”的；
一查，他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
于是，开除了他的“队籍”。至于那红布圈儿，是否当场没收，不得而知。
总之，姚胖子炫耀品，从两件减为一件，只剩下胸前的像章。
对于“开除队籍”，姚蓬子很有些愤愤，满腹牢骚。
很快的，这消息长了翅膀，传入那个“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脚：“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请他入队都请不到呢！他参加‘工总司’，是姚文元对‘工总司’的支持。这样，‘工总司’的后台更硬了。你们怎么可以把姚蓬子开除了呢？” 很快的，这消息又长了翅膀，飞进那个“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耳朵里。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锦江饭店宴请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工总司”组织组的头头，问起了怎么会开除姚蓬子的“队籍”。张春桥阴沉地说：“你们要写检查！”
就这样，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只小小的袖章，王洪文发急了，张春桥发怒了……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当然，胸前的那个像章，臂上的那个红布圈儿，只是姚蓬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实，岂止于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那篇“震撼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对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事说：“我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话说得挺“谦虚”。然而，却是十足的炫耀：须知，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总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惟有江青知、张春桥知，姚文元知，连陈丕显、曹获秋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姚蓬子却知道儿子在写什么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父子之间何等亲密，那就用不着加任何注解了。
“文革”风云骤起，姚文元平步青云，从一个“刀笔吏”、“棍子手”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姚蓬子把姚文元身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醒目地压在玻璃板下，每一个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见到这张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见到这张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荣”身份——姚文元之父。
一场“文革”，仿佛把中国大陆宽广无比的国土，化为一座大舞台，各色人等皆为演员，纷纷“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龄，早已失去那种“革命朝气”，心似古井，不会参与演出“闹剧”。不料，他却似乎仍有着一股不亚于红卫兵们的“造反”劲头，表演十分“精彩”。
看着红卫兵们贴大字报、印传单，姚蓬子心里痒痒的，他居然组织上海师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师，也成立了“战斗组”。
那年月，每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称。姚蓬子嫌“红旗”太滥，“星火”太多，“井冈山”、“东方红”之类也处处可见。他一拍脑瓜，建议取名“劲松”，立即获得一致通过。
深知内情者明白，“劲松”者，姚文元也！
“劲松”，怎么会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难考证：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上，那篇《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乃姚文元手笔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上，那篇《“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署名“劲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拣起儿子的笔名作为战斗旗号，以为有儿子的光辉的庇护，可以所向无敌，旗开得胜。
从此，在上海师院常常出现署名“劲松”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从此，墙头壁角常常出现“革命造反”传单，署名“劲松”
“儿子英雄，老子好汉”。姚蓬子领导着“劲松”战斗组，“昂然挺立”似“劲松”，在上海师院热闹过一阵。
无独有偶。有如此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动之下，居然也“朝气蓬勃”。
她不甘寂寞。虽然她无职无业，一名家庭妇女而已，居然也组织“战斗队”，也扯起“造反”旗号。
她的“战斗队”的名号，属于“稀有元素”，曰：“闲散劳动力造反队”！ 在队里，队员们尊称她为“革命妈妈”，叫唤声显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她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风暴”中，就在她的儿子伙同张春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的时候，她也如法炮制，在里弄里进行“夺权”。
她，率领着“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冲进里委会，抢走了“木头疙瘩”——里委会公章，就算是“夺权胜利”了！
她把里委会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儿，嘴巴终日如同“开口笑”。
当她把“胜利”的喜讯告诉儿媳妇——姚文元之妻金英，儿媳妇倒有点着急了。
金英劝她：“里委会的图章拿不得，赶紧送还吧！”
真可惜，在家里藏了三天三夜的“木头疙瘩”，不得不拱手交还给里委会。
她的“夺权”闹剧，不得不匆匆闭幕。
自称“挨鞭子的奴隶”
周修文的“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在里弄里斗争居委会党支部委员。
姚蓬子更带“劲”，以“劲松战斗组”组长的身份，宣称自己是上海师院中文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虽然他“大舌头”，讲起话来口齿不清，却在中文系资料室门口，叫住了从他跟前走过的党员殷海国，象高音喇叭似的吼叫道：
“你们党员都是既得利益者！”
“现在是受迫害最深的人最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
“拿着鞭子的人，是不会知道挨鞭子的奴隶的痛苦的！”
这位二十年代的诗人，把心底的愠怒喷泄出来，指着党总支委员的鼻子呵斥着。
这还远远难解心头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在“一月革命”的“凯歌”中，上海师院中文系资料室里口号声连绵不断，声震大楼。
墙上挂着大字标语：“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
上午，会议由“劲松战斗组”组长姚蓬子主持。他用一口“绍兴官话”，洪亮的声音，替那些受屈者伸冤，批斗着系党总支的负责人。
他的开场白，富有煽动性：
“中文系党总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为严重！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揭发！”
姚蓬子说罢，得意地坐在主席座位上，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尽管因患气管炎，他已经戒烟，此时此刻不得不破例，以求提起精神投入战斗。须知，往常的学习会；他总是无精打采，就连看电影时也往往会发出如雷鼾声。然而，如今他的双眸不断闪射着明亮的目光。每当进入斗争高潮，他会抓着时机振臂高呼口号，使会议的“温度”不断上升。
虽然姚蓬子有一肚子的“冤气”，可是，他沉得住气，整整一上午，只替别人“伸冤”，不为自己“平反”。他，不慌不忙，沉得住气。
下午，会议继续在原地举行。姚蓬子宣告“引退”，改由另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充当主席。
下午的会议，火药味儿比上午更浓。会议的主题是为姚蓬子“平反”。“劲松”队员们连珠炮似地发问：
“你们为什么抄姚蓬子的家？”
“抄姚蓬子的家，等于抄中央文革！”
“整姚蓬子的黑材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 犹如粤曲《步步高》似的，批斗会的调门，越唱越高。
到了最高潮，姚蓬子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洪钟般的声音，震得窗玻璃都摇晃着：
“我已经写好一份告全上海人民呼吁书，题目叫《我要控诉，我要呼吁》。如果不给我平反，我随时都可以向上海人民散发。我要追查抄家的黑后台！我要追查匿名信！”
抄检姚家始末
抄姚蓬子的家，近乎“太岁头上动土”！在上海师院，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人人皆知。当姚蓬子把抄家的消息告诉姚文元，姚文元震怒了……
抄姚蓬子的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群“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干的。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多，一封贴着四分邮票的信，寄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
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写着：
“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领导收”。
不敢怠慢，办事员把信送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手中。
信很简单，字极蹩脚：
“姚蓬子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把手枪藏在屋檐里面，你们快来，我们在弄堂口等你们。”
落款为“几个红小兵”。
事情来得突兀，紧急。
办公室里，几个青年教师传阅着这封信。
“去查一查！”四个青年教师召来四五个大学生，匆匆吃过晚饭，从教师通讯录上查到姚蓬子家的地址，就出发了。
四个青年教师，都不过二十来岁，浑身“虎”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带着学生，来到上海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找到了姚蓬子家的弄堂口。
令人遗憾的是，不象信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在弄堂口等待他们。
他们闯进了里委会。里委干部看了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也以为姚蓬子家值得查一查。
一幢三层楼房，那便是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当年用金条买下的私宅。响起了敲门声。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姚蓬子面前，声言前来“扫四旧”。
姚蓬子脸上，出现惊惶的神色。一双金鱼眼瞪得大大的。
无奈，他只得接受这群年轻人的指挥，“协助”他们“扫四旧”。
年轻人们口口声声说的是“扫四旧”，眼睛却盯住屋檐、墙洞、床下、皮箱之类容易藏匿手枪的地方。
姚蓬子的家，真是够乱的。横一本，竖一本，椅子上、茶几上、窗台上，到处是书。
查过底楼。那里是姚蓬子的书房。没有发现枪支，只查到一些属于“四旧”的书。
查过二楼。那里是姚蓬子夫妇的卧室。在箱子里，查到周修文的尖头皮鞋、旗袍之类——这在当时是属于“四旧”。周修文连声喏喏：“该扫‘四旧’！该扫‘四旧’！”
查过三楼。那里本是姚文元夫妇的卧室。当年，姚文元和金英结婚后曾住在那里。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跟老子“划清界限”、搬到康平路去住了。眼下，床上睡着的，只是姚文元的女儿。在三楼，年轻人们细细查过屋檐，似乎没有任何藏枪之处。姚蓬子在一旁睁大了眼睛。如同堕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到屋檐之下去“扫四旧”？！
几个小时过去，不见手枪踪影，年轻人们只得作罢。他们把“四旧”物品集中在底楼书房里，关照姚蓬子道：“你自己处理！”
于是，年轻人们双手空空，离开姚家……
这便是抄检姚蓬子家始末。 没有核实，没有证明，光是凭着一封“红小兵”的检举信，就到姚莲子家“扫四旧”——这在今日听来仿佛如同神话一般，然而，在当年却确实如此。“破四旧、立四新”的“雄文”，出自姚文元之手。不料，年轻人们却到他的老子家“破四旧、立四新”。
姚蓬子耿耿于怀。“抄姚蓬子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借助于儿子的“虎威”，姚蓬子一口咬定，那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有“后台”，受人指挥去“抄中央文革”的“家”！
非常遗憾的是，那群年轻人“办事不牢”，在姚蓬子家抄家(严格地讲是“抄检”)之后，随手一丢，把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丢了。
这下子，姚蓬子更来劲了，说年轻人们在编造谎言，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检举信”，完全是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虽然，将近十来个年轻人，还有那位系党总支书记和里弄干部，都证明看过“红小兵”的检举信，都说信是确实有的。但是姚蓬子不信，说这些人都在那里“炮打中央文革”！
沸沸扬扬，一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
就在“劲松”和另一个战斗队召开“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翌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只得按照姚蓬子的要求，在他家的大门上，贴上红纸头，醒目的标题三个字：《道歉书》！
姚蓬子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红纸头前嘟嚷道：“哼，连锣鼓都不敲，算什么‘平反’？人家贴红纸头，都是敲锣打鼓的！”
“劲松”战斗队终于解散
自从“平反大会”旗开得胜，“劲松”战斗队军威大振。姚蓬子益发趾高气扬，动不动斥责党员干部是“特务”、“狗腿子”、“国民党”。
“劲松”战斗队的油印机也哗啦啦地印得欢，传单的印数与日俱增。前来索取传单的，交换传单的，门庭若市，其盛况不亚于当年作家书屋的门市部。
就在“劲松”们“劲”头十足的时候，忽然，一张大字报贴上门来，如当头一棒。
其实，那张大字报写得挺简单，而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劲松”战斗队。
那张大字报，只不过全文抄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总共六条，人称“公安六条”。大字报在“公安六条”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条”的，不许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贴在“劲松”战斗队的门上，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劲松”战斗队沉默着，队员们双眉紧皱，躲在小房间里一筹莫展。
队长姚蓬子用双手托着下巴，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宣布退出‘劲松’战斗队！”终于，一位头发灰白的队员，打破了沉默。他说罢，站了起来，走出了“劲松”战斗队。
“我退出‘劲松’战斗队！”
“我也退出‘劲松’战斗队！”
又有两名队员一边说着，一边朝外边走去。
宣布自动退出“劲松”战斗队的人，越来越多。队长的双眉紧紧地拧在一起，拉住队员道：“就这么一张大字报，‘劲松’就散伙，太丢脸了吧！”
可是，队员们各怀心腹事，掂量着门上那张大字报的分量。
一九六七年三月，“劲松”战斗队终于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脸沮丧，一蹶不振，再也没“劲”了。
没几天，他交来一张病假单，从此躲进小屋，不再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特别是当他听说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成立了“姚蓬子专案组”，他战战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细有朝一日被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他常常做恶梦，梦见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重演一九五五年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然而，当他醒来，看见玻璃板下那张儿子一身戎装、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实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他不住地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空虚、惶恐的灵魂。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说实在的，在上海师范学院，知道姚蓬子的底细的人，倒并不多。
认真点讲，姚蓬子并非上海师范学院的正式职工。他只是那里中文系的兼课教师而已，主讲中国小说史。中文系每月发给他一百元。“文革”开始以后，“停课闹革命”，上海师院也就不给他发工资了。他不属于上海师院教师编制之内，没有“教授”头衔，连“讲师”职称也没有。上海师院没有姚蓬子档案。
姚蓬子甚至可以说是个无职无业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他本是作家书屋老板。如果说，他有什么工作单位的话，那就是作家书屋。自从作家书屋在解放后关闭之后，他就靠定息和存款过日子。也写点文章，译点书，不过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专业作家。
自从一九六三年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课以来，他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工资收入。不过，他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那里并不过问他的政治情况，也没有审查过他的历史——因为他不属于那里的编制之内。
姚蓬子引起上海师院红卫兵的注意，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
那时候，上海师院五个群众组织——“红师院公社”、“千钧棒”、“东方红联络站”、“红卫战斗队”、“二二○起义部队”，联合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查上海师院一个老教师的三十年代历史问题。
红卫兵们来到离上海师范学院只有几站路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那里收藏着大批三十年代旧报刊。
物理系的一个女红卫兵埋头查阅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一页又一页，细细地翻查。
忽然，她的心收紧了，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姚蓬子！
那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赫然登载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姚蓬子是资本家，这，人们是知道的；然而，姚蓬子是叛徒，红卫兵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于是，他们全文抄录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于是，红卫兵们组成“姚蓬子专案组”。
于是，上海师范学院里出现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姚蓬子》！
心惊肉跳，肉跳心惊，(足卷)缩在小楼里的姚蓬子，意识到大事不妙。
消息马上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
上海师范学院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一切群众组织，都不得成立“姚蓬子专案组”。外调姚蓬子，必须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姚蓬子历史材料，列为“防扩散”材料。
“康办”的一道命令，保住了姚蓬子。
“姚胖子”以手加额，松了一口气。
然而，一九六八年四月，从青海省公安厅打来的长途电话，不仅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连江青都过问此事了……
西宁。青海省公安厅。两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手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外调介绍信，提审那里在押的一个历史反革命罪犯。
罪犯写了外调证明材料。按照规定，外调材料要经青海省公安厅盖上公章。
就在盖公章之际，两个年轻人受到盘问。因为青海省公安厅公安人员看到外调材料上，写着这么一句：“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
“你们为什么要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公安人员扣留了两个年轻人。
“我们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的！我们是经公安部同意到这里外调的。？”两个年轻人挥动手中的介绍信。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公安部。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电话中明确地答复：“这两个人是经我同意，前往青海外调的。”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答复：“派往青海外调的杨、刘二人，确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成员。”
青海省公安厅无奈，只得放掉那两个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知道了这回惊动了公安部，惊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头头，虽然未被青海扣留，也不敢马上回上海。他们到重庆、武汉避风头。过了好一阵子，才悄然返沪……
青海公安厅的电话，惊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
谢富治怒气冲冲地问那位副部长：“他们去青海外调，是你同意的？” “是的。”副部长答道，“他们持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介绍信，是符合组织手续的。何况外调的是姚蓬子问题，他
“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谢富治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训斥副部长道，“你敢答应人家外调姚文元的父亲，你的胆子不小哇！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想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
谢富治当即报告江青。
江青大发雷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罪恶阴谋！”
江青转告汪东兴，要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电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赴京，责问为何派人前往青海外调姚蓬子？
与此同时，谢富治下令：“公安部档案中有关姚蓬子的材料，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带着文件，飞往北京。
他当面把文件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文件说明了来龙去脉：
一九六七年十月，由中共中央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厅周扬专案组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议，应对上海的三十年代文化界人物进行审查，以便为周扬专案组提供材料。这位负责人根据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三十多名审查对象，内中包括姚蓬子。这份报告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审阅。他批了“同意”两字。于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姚蓬子专案组”，该组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后来改名为“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第六组。张春桥曾三次听取过“姚蓬子专案组”的汇报。到青海外调的两个人，确系上海“姚蓬子专案组”成员。
原来，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是姚蓬子的保护伞！
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有如下“保密”规定：
“姚莲子专案组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办公室要单独，不准与其他三十年代专案组交流材料”；
“有关姚蓬子问题的材料不准外泄，一律交市专案办公室”；
“通知上海师院革委会，不准任何群众组织成立姚蓬子专案组，不准批斗”；
“不准上海师院、上海作协的组织组接待外调人员直接找姚蓬子谈话，调查提纲要经市专案办公室审批后方能叫姚蓬子写证明材料”；
“对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的单位人员要注意，要详细登记，严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发现问题要马上报告市专案办公室处理”；
“对姚蓬子的审查不能象其他专案对象那样搞，不能搞隔离。让他在家里，用不着到学校去”；
“专案组要与姚蓬子家所在的里弄党组织联系，要他们做好对姚蓬子的安全保卫工作。如有人问姚蓬子家住在什么地方，回答不知道”；
“专案组对姚蓬子的问题作些外调，也要叫姚蓬子交代自己的问题，但目的不是为了定姚蓬子的案，而是通过他了解三十年代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一些情况”……
如此这般，专案组对姚蓬子实行保护，那是最清楚不过的。专案组成立之际，一位“领导”便定下了调子：“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有谁能定他的案？”
就是这么个“专案组”，江青也还摇头。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姚蓬子专案组”接到王少庸的“四点指示”：
“一，姚蓬子专案组不搞了，专案组人员解散。
“二，调查材料集中，登记造册，上缴市专案办公室。
“三，不准对姚蓬子搞批斗。如一定要搞，必须打报告，经上海市委批准。
“四，不准接待外地的外调。如一定要了解，须经中央文革批准。”
好家伙，姚蓬子从此成为“中央文革”属下的“保护人物”，谁也不能碰，谁也不能查。
姚蓬子专案材料到哪里去了呢？ 王承龙把全部材料密封，送交张春桥，锁入保险箱。
逍遥，安乐，从此姚蓬子躲在小楼里，万事大吉……
审查者受到反审查
乐了姚蓬子，苦了“姚蓬子专案组”成员们。
当“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到来的时候，“姚蓬子专案组”的成员们成了“审查对象”。这，叫做“反审查”！
罪名是明摆着的：“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炮打中央文革”，“扩散‘防扩散材料’”……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连上海师院中文系几位研究鲁迅著作的老先生，也成了“一打三反”的对象：因为鲁迅著作中多处提及姚蓬子，他们曾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过研究。不料，那也被视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所幸鲁迅先生早亡。倘若鲁迅先生健在，势必会被拖到隔离室，勒令交代其“炮打中央文革”之累累大罪！
下面摘录“姚蓬子专案组”组员之一沈震璐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写的揭发材料，足见当年的“反审查”何等酷烈：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个红卫兵。因为我参加过姚蓬子专案组，掌握姚蓬子的叛徒、特务罪行，‘四人帮’竟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我原是上海师院中文系六七届毕业生，于一九六八年分配到解放军六三四一部队所属的泰州红旗农场劳动锻炼，原已宣布一九七○年二月回上海安排工作，忽接上海市委命令，全体锻炼学生留农场参加一打三反运动。于是，二月下旬，上海师院派来的郁某、周某，宣布经市委、师院批准，对我进行审查。从此我受到了三个月的隔离审查，以后又监视审查两个月。七月中旬，宣布回上海工作并继续接受审查。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又一次受到审查。
“在农场五个月的审查过程中，上海来人对我进行了逼供。套供、诱供，手段极其卑劣，从精神上对我进行极大的摧残。他们一再逼问我，为什么参加姚蓬子专案组？是谁指使我参加的？把材料扩散给谁了？为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提供过什么材料？在审姚过程中搞过哪些其他活动？妄想逼我承认参加专案组是为了要收集姚文元的材料。他们骗我，说我接触的几位红卫兵负责人有的已经畏罪自杀了，有的已经被捕，有的已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说我是红革会头头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了(后来回上海才知道，当时他们并没有受到审查)。又威胁我，再不按他们的要求交代，就要以反革命论处了。因为涉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要累及父亲弟妹的政治生命，更不用谈自己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了。
“每天从清早到深夜，在昏暗的小草棚里，几个人不停息地对我搞车轮大战，轮番训斥，逼写材料。要我把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参加文化大革命起，直至审查前的一切行动回忆出来。晚上最多只能睡着三四个小时。他们还常常指着外面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要我想想还要不要自由。每隔一个多星期，连里就要组织一次对我的批判会。……
“由于他们长时间的摧残，在第三个月我病了，风湿性关节炎发得很厉害，又出现了严重的血尿。尤其是精神上感到控制不住了。我要求治疗，要求给点安眠药，使大脑有所休息，避免精神分裂。市委派来的人竟然以防止搞阴谋为借口，不予治疗。后因我精神确已陷入紧张、恐怖状态，双眼日夜不能闭合，学生中的卫生员李婷婷不忍看着我变成精神病，向他们提出由她担保不出事，才批准我每天服一粒海拉明，略以镇定。其他疾病未作任何治疗。我幸好没有变成精神病，但记忆力丧失了，甚至连前两个月中自己回答的问题和写过的材料也记不起来了。所谓的专案组这才被迫暂时不隔离我，但仍不许与任何同学接触、讲话。那时，同学韩晓明看我病得吃不下饭，就趁我不在时悄悄在我床上放了一包廉价的香脆饼，竟被连夜召开全连批判大会，批她包庇反革命沈震璐。逼得这个同学连夜出走，经过同学们四出找寻，半夜才从荒野的河畔找回来，没有造成不幸……
“对我的审查，前后竟进行了三年半……”
这就是“反审查”——审查者受审查！
诚然，沈震璐等还算是“市革会专案组”成员，命运尚且如此。至于原先红卫兵们成立的那个“姚蓬子专案组”，更是遭到了严厉的“反审查”。
一手遮天，销毁“防扩散”材料 鲁迅笔下的阿Q，因为头上长了几处癞疮疤，便“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扩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
对于姚蓬子来说，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如同头上的癞疤。对于成了“中央首长”的姚文元来说，父亲的癞疤，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本来，父是父、子是子。父亲的癞疤，与儿子何干？偏偏在“文革”中，流行“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红卫兵们叫得震天响的口号。显然，照此推理，姚蓬子反动，姚文元混蛋了。于是，姚文元千方百计要为父亲这丑——其实，也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中央首长”的“光辉形象”。
上海人笑称：“江青的‘蓝苹’，张春桥的‘狄克’，姚文元的‘蓬子’，是三块揭不得的癞疤！江、张、姚这伙“上海帮”的三块癞疤，都与上海滩紧相连。
江、张、姚既成一帮，也就互遮“癞疤”。为了包庇姚蓬子，江青下过“指示”，张春桥写过“批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出过力气。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上午九点十五分，上海师院的武保组里火光闪耀。有人清点，有人监视，有人点火，一举烧毁了九份关于姚蓬子的“防扩散材料”、这是遵照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亦即“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头目徐海涛的“指示”办理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又是一把火，烧毁了关于姚蓬子的“防扩散材料”十七份。
原上海师大清队复查人员何家余，曾这样谈及销毁姚蓬子“防扩散材料”的经过：
“大约在一九七二年五校合并前不久，原师院工宣队政委张某某送来一张已销毁的材料清单，是双线格纸一张，最后有张某某和军宣队负责人刘某某的签名。销毁的是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对象审查材料中剪下来的涉及姚蓬子的材料。通过原清队办公室负责人洪某某告诉我们，在清队复查中也要注意把涉及到姚蓬子的材料，都要剪下来。说这些材料虽不属‘防扩散’，但‘不宜扩散’，‘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这是一办徐海涛来师院时个别作的‘指示’。在清队复查中也照此办理。在一九七五年清队复查告一段落，我离开武保组时，由洪某某主持销毁了第二批。包庇姚蓬子，就是为了包庇姚文元。”
在这两批销毁的“防扩散材料”中，有姚蓬子在“文革”中写的检查、大字报底稿，也有别人揭发姚蓬子的材料。此外，在别人的交代、检查中，凡涉及姚蓬子的，也一概销毁。
于是，在上海师院，再也没有“整”姚蓬子的“黑材料”了。
我追寻着当年的“姚蓬子专案组”的材料。
一纸公文，道明了这批材料的去向。那公文上方，印着一行鲜红的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公文的右下方，盖着这个委员会的红色大印。
公文全文如下：
春桥同志：
十一月九日静安区公检法军管组，送来有关姚蓬子的材料一袋共两本。现送上请查收。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章)
1968·11·9·
公文的右上方，写着张春桥的亲笔“批示”：“何秀文同志存，勿扩散。春桥十一月十日。”
何秀文，即张春桥秘书。张春桥在收到这一袋姚蓬子材料之后，迅即“批示”“勿扩散”，何秀文遵嘱把材料锁进了保险箱。
如今，这锁进保险箱的姚蓬子专案材料，又到哪里去了呢？
甚费周折，在一个重要的档案部门，我总算在一堆“文革”的“核心”材料中，找到牛皮纸封皮的卷宗，上面有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姚蓬子专案”字样。打开一看，却是个空心汤圆，里面放着的，只是几份销毁姚蓬子专案材料的请示报告、销毁材料目录、销毁经办人的签名之类。卷宗中原有的数十份外调材料以及姚蓬子写的自传，全部销毁！
其中的一份请示报告如下：
市委：
最近，我室十四组在清理防扩散材料过程中，发现一份姚蓬子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写的材料。这份材料是这样形成的：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红卫兵小将配合刘少文(引者注：刘少文在解放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专案组调查刘少文历史问题过程中，通过姚蓬子了介(解)刘少文的有关方面问题，做了笔录，姚蓬子亲手写了这份材料(详见附件)。现请示这份材料如何处理。 附：材料共拾壹页。
(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
天头上，写着“绝密”、“急”字样。姚蓬子在一九六七年写的一份材料，到了一九七三年有什么可“急”的呢？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也确实“急”。就在翌日——五月十六日，王少庸便在这一请示报告上“批示”道：“天水、景贤、秀珍同志，此件拟销毁，妥否？是否需报洪文同志并请阅示？”
按照当年的习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圈，这叫“圈阅”。一旦“圈阅”了，也就表示同意。
于是，姚蓬子亲笔所写的长达十一页的材料，被销毁了。
又一份请示报告如下：
关于处理姚蓬子有关材料的请示报告
市委：
原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在结束专案审查时曾将姚蓬子的有关材料移交给我室文艺专案组(即当时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最近该组在全面清理专案材料时，对这部分材料提出要求处理，鉴于去年我室十四组清理出有关姚的材料已报请市委领导同志批示同意销毁，因此对这批材料，我们意见也予以销毁。
当否，请审批。
(附材料目录一份)
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王少庸于七月二十八日作了“批示”：“拟同意。请天水、秀珍同志阅批。”
在马天水、王秀珍画了圈圈之后，这批总共三十二份、一百零八页的重要材料，付之一炬。
这批重要材料中，包括姚蓬子在“文革”中所写的三份交代、周修文写的一份材料，此外还有知道姚蓬子三十年代情况的文艺界人士和原国民党中统特务写的材料。特别是姚蓬子所写《我所知道的叛徒》，长达二十二页，内中详细谈及姚蓬子自己叛变的经过，被化为一团纸灰！
我来到姚蓬子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因为户口档案上有着姚蓬子在一九五五年被公安部逮捕的记录，竟然也被抽走、销毁！本来，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户籍资料是永久保存的档案。姚文元凭借手中的权力，生怕父亲被捕那一行记录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就来了个销毁！
最令人震惊的是，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那里保存的姚莲子档案，即《沪公侦H叁(54)第7315｝和《沪公侦H秘(55)第38140》，只剩下档案卡片，而档案不知去向—…·须知，这是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上海市公安局审查姚蓬子时的档案材料，居然也因属“防扩散材料”而被抽走……
然而，火焰只能吞没档案，无法改变历史。每一个人留在历史上的足迹，如铁铸刀刻一般，无法任意涂抹。
何况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犹在，何况当年的公安办案人员犹在，何况印在《中央日报》上的《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犹在，更何况姚文元无法一手遮天——他可以在上海为所欲为，尚不能把手伸进公安部，公安部档案室所保存的姚蓬子的档案犹在，姚莲子在一九五五年所写下的《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仍然完好无缺地锁在那儿的档案柜里。
姚蓬子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第二章 曾经是左翼作家
本是阔少爷或者象我一样/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露丝，在撒手前……
本来，这样抒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小诗，连同他的作者——二十年代混迹文坛的姚蓬子，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只是因为其子姚文元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姚蓬子随之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细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后来曾是红色的，忽地变成黑色，渐渐又褪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不仅是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姚文元头上的一块癞疤。在姚文元平步青云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曾以“严防扩散”之名为姚蓬子遮掩。正因为这样，云谲波诡，姚蓬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其实，就连姚蓬子本人，也曾在其诗集《银铃》的“自序”中写过：“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正如草木不能逃避节季的支配一样。”如今，撩开那神秘的面纱，为姚蓬子曝光
姚莲子，其实是笔名。他写文章，常署“蓬子”。
他的本名叫姚梦生，“梦笔生花”之意。字“裸人”。他又名姚梦圣，“梦见圣人”也。他取笔名“蓬子”——“蓬瀛之子”，总是跟幻梦、圣人、仙境之类扯在一起。
姚蓬子乃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人氏。
姚公埠是个小镇，离诸暨县城四十来里路。从杭州坐火车到诸暨湄地下车，再转公共汽车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轮，更方便些：从杭州沿钱塘江航行，转入支流浣江，可以直抵姚公埠。上午开船，下午便到了。
诸暨是浙江的望县，当年越国的古都，西施的故乡。民国以来，诸暨列为浙江的“一等县”。一九八九年冬，当笔者访问诸暨时，这里正在由县改为市。
诸暨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就以本世纪而言，国民党少将以上有一百多人是诸暨人，如蒋鼎文、宣铁吾等。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俞秀松、谢侠父、宣中华、张秋仁、汪寿华、冯文彬、钱之光、钱希均(毛泽民之妻)等，也是诸暨人。诸暨也出了不少文化人，如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诗人何植三、翻译家孙大雨等。诸暨农业也发达，这里流传一句话：“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意思是说，诸暨湖田的粮食熟了，可供天下人吃一餐粥。
姚公埠在诸暨县城东北，本是个姓柴的人居住的小村。相传宋朝时姚家从河南开封南迁至浙江富阳。不久，有姚姓两兄弟亨德、亨利迁往诸暨，亨利被柴家招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这小村住下成家。此后，柴亨利家族衰落，姚亨德家族兴旺。人云：“这是以柴烧窑(姚)，“窑(姚)越烧越旺，柴越烧越少”。于是，小村遂成为姚姓天下。 小村濒临浣江，相传是西施烷纱之江，又称浣纱江。当时，江上无桥，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做“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渐发展，由小村变成小镇。
姚公埠是一个建在堤上的小镇。它的一边是浇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的地势低，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地里，只好建在堤上。于是，姚公埠成了一个沿江而建的狭长的小镇，象一条带鱼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据说，是由一个姚姓老祖宗繁衍下来的。
在姚公埠，有一座房子，人称“九间头”——那房子南、东、西各三间，共有九个房间。在“九间头”对面，有一座象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进大门，是一个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两层楼房，上下各为三间(后来扩建为上下各为五间)。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那喉咙又响又亮，站在院子里喊一声，连“九间头”的糊窗纸都要抖几抖。此人姓姚名西曜，有田一百二十亩，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数得上的地主了。这些田地，是从曾祖父姚杏生、祖父姚麟秀、父亲姚宝槐手中传下来的。姚宝槐是清朝秀才，两度赴绍兴考举人，未中，疯癫而死……
光绪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顶从二十里外盛兆坞抬来的花轿，使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张，按老规矩，也就唤做“姚张氏”。
姚张氏过门不久，为姚家添了一个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事。“翻译”成公历，也就是一九○六年。
姚西曜希望儿子成个秀才，取名姚梦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不论在讲坛上，在家中，当他慷慨激昂起来，声音常常会使窗玻璃为之不断震动。
姚张氏是个和颜悦色的人。虽说姚西曜发起脾气来翻江倒海，使姚张氏一声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丝棉被上一般。姚张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没有一个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渐渐兴旺起来，加盖了三间楼房，后来又扩建为上下各五间。
姚西曜当上了“圩长”。那里把堤称为“圩”。圩分段“承包”。圩长，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圩长”大约相当于居民小组长。
在生下姚蓬子八年后，姚张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梁实秋先生于一九七四年写的《槐园梦忆》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一九四八年冬从北平选抵南京时，“第二天她得到编译馆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梁实秋乃编译馆馆长，姚舞雁多年来在梁先生手下干事。
姚西耀在乡下当了一辈子上财主，希望儿子有点出息。在姚公埠念过私塾之后，姚西耀就把儿子送到绍兴上中学，后来姚蓬子讲话有点“绍兴官话”的味道，便是绍兴中学给他留下的“印记”。
中学毕业之后，他远走高飞，考入了北京大学。
一九二四年夏日，姚张氏常常发烧，气喘，不断地吐浓痰。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脸上还长出许多红点。
就在这个时候，十八岁的姚蓬子从北京大学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姚张氏的病越来越重，水米不进。
姚西曜赶紧从几十里外请来医生。医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连连摇头，写下处方，连饭都不吃，就拎起出诊皮包走了。
医生不吃病家的酒莱，这意味着病人已病入膏肓。
医生临走留下一句话：“如果病人脸上的红点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还来不及去抓药，妻子脸上红点褪去，一命呜呼。
仁立在母亲坟头，姚蓬子久久无言。他把无限哀思，凝在一首题为《自从我死去了母亲》的小诗里。
逝者长眠，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流逝。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馒刚刚扫去，姚家小院挂起了红花、红布，燃起了喜庆的鞭炮。
一顶花轿进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张氏死去的当年便娶了继室，叫冯雅琴。比起姚张氏来，冯雅琴显得更为精明能干，尤其是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鸣雁。
一九三七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便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情，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八十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他有心，她有意。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象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家，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
象征派诗人
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诗。
青春焕发的姚蓬子，沉醉于诗的幻梦。
一九二四年盛暑，料理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借助于一位同乡的介绍，来到了上海，在光华书局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脱去长衫，穿上西装，姚蓬子昂首阔步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那时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今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是商业街，而四马路则是文化街。
徜徉在四马路，姚蓬子如鱼得水，以为中国虽大，唯此街于他最直。在四马路上，中华书局、梁溪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群众图书公司、有正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国华书局、来青阁，比肩而立。自四马路转角往南，棋盘街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民智书局、武学书局、公民书局、中华图书馆、扫叶山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局鳞次栉比。不远处，有着会文堂书局、新民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千顷堂、蟫隐庐。
这里是书的王国，文化的殿堂，作家的摇篮，书商的市场。
一九二四年六月，四马路上一家名叫“光华药店”的铺子，被新创办的书店买下，挂出了“光华书局”的招牌。
光华书局给四马路增添了气息，它是那里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籍的书店。老板乃上海出版巨子张静庐。他先在上海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商报》。后来，他想在《商报》办个出版部，印行书籍。张静庐与郭沫若相熟。当他来到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郭寓，郭沫若痛快地答应给他两部书稿——《三个叛逆的女性》和《文艺论集》。张静庐开始印郭沫若的这两部书，便打出了“光华书局”的牌子。正巧，四马路上有一家光华药店支撑不下去，要出租店面，张静庐就租了下来。于是，“光华药店”变成了“光华书局”。有趣的是，开业之后，仍不时有人进来问：“卖药吗？”
郭沫若的两本书为光华书局打响了第一炮。此后，郭沫若等编的《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也都由光华书局印行。光华书局与创造社结下了深缘。
张静庐先生是浙江镇海县人氏，跟姚蓬子算是大同乡。借助于一位熟人的介绍，姚蓬子进入光华书局，担任编辑。从此，他踏上了上海文坛。
头一回去见张老板，姚莲子西装毕挺，领带打得端端正正。
才几天，他就扔掉了领带，又过了几天，解开了衬衫领扣，再过几天，连西装扣子也不扣了。他是一个随便惯了的人，受不了“束缚”。不修边幅、散散漫漫的他，又常爱激动。一旦激动起来，他就不住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即便夜深人静，他也会突然跳下床来，写下抒发自己激情的诗句。
一九二九年，姚蓬子在为自己的诗集《银铃》写序时，曾追忆当初：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门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坡、阿尔志跋绥夫等等，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
他是感伤的青年。他是苦闷的青年。他是变态的青年。他仿惶徘徊，忧心忡忡。他又不甘于沉沦和寂寞，不屑于堕落和潦倒。
迷惘的他，卷入了法国的象征派诗潮。那是十九世纪末发端于法国的新浪潮。象征派的诗人们以为，写诗应当“主观”，应当“唯心”。在他们的目光中，世界是双重的叠合现实世界痛苦而虚幻，另一个世界则真而美。他们用诗暗示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亦即“象征”。悲观的情调，废颓的色彩，成为他们的诗的主旋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象征派诗潮风靡欧洲。接着，冲击着中国。姚蓬子一拍即合。
诗是内心的独白。姚蓬子的诗，映照出他的一颗苍白、凄冷的心。
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秋，姚蓬子仿佛觉得整个世界在坠落，在枯萎。现在可以查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便是《秋歌》： 黄叶，无声地飘堕着，
象梦一般的，
或叹息似的，
负着露和泪坠落在地上了。
远寺的钟，
滞重得有如病驴的蹄声；
听新蹄声淹没了旧的，
我欲低泣。
秋的情调凄迷我的心：
破塔，野寺，
都市的遗址，
都沉入旧情的回忆！
奄奄的叹息，
逸出我的咽喉了；
可是奔不到三五步，
又消失在空中。
哦，诗人面对凛冽、悒郁的秋风，不住地叹息着，低泣着。
诗人低头吟叹，见到墙角的一张破琴，又是一番悲凉的惆怅的感触，袭上了心头。
姚蓬子来回踱着方步，哼成了一首《破琴》：
零落的琴，
比掩在黄草中的歌唇还要寂寞，
比古庙的钟，更寂寞。
残弦进裂在秋风中了，
它褪色的襟角与裙边，
都睡满了尘丝，青苔。
再不会，梦见了诗人，
曲调未成，就拍翅向他飞奔；
晨露上，也再不见琴声驻停。
孤独地，看春花换成黄叶，
看月缺又圆；
秋月下，偷顾影子，活象架枯骸。
大抵诗与杜康如影随形，蓬子也总离不了酒瓶。他写《酒后》，如同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
靠在老旧的绒布枕上，
一个缺嘴的酒瓶
和几卷未成稿默坐枕旁。
乘灯火打睡在纱罩里，
几只饿鼠，得我允许似的，
放浪地舐食着残肴。
飞向青年诗人那里去了吧，
梦之神，我几回凝视，
瞧不见她翅子的一羽。
沉郁的乡思，凄凉的笑，
一向是侍候我颜色的奴才们；
此刻是，风样的，影踪都没有了。
处于青春期的年轻诗人蓬子，不时向“处女的纯洁的心”献上自己的情诗。大抵因为向往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缘故，他喜爱法国作家果尔蒙的小说。他一边写点短诗，一边埋头于翻译果尔蒙的长篇小说《处女的心》。
蓬子写过一首总共只有六行的《小诗》。诗虽短，情颇浓：
我将装饰花环在你发上，
珠练儿在你白嫩的颈项上，
轻纱的衣服在你身上，
金钏儿在你手腕和足胫上；
更将我灰白的颤抖的唇儿，
装饰在你猩红的唇上。
月下，花前，窗口，床边，蓬子一次次为Rose——玫瑰花儿一般的“露丝”，写下了热恋的诗句。
呶，蓬子的《今晚》：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弱似飘泊的幽魂哟，
又似墓头花的悲寂。
露丝，今晚的我俩。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
在忍痛的撒手前。
有如喝醉了浓酒，
露丝，忘去一切吧，
莫让忧思爬上你芳颜。
或者象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蓬子写下的《蹀躞》，则把满腔情思献于菲菲。他把一片痴情化为诗行。值得说明一句的是，诗中的五行“……”是原文如此，并非引录者的删节：
透过了半开的窗，
灯光洒在草地，
冬霜般凄白。
我知道菲菲，
在楼头忸怩地窥望；
怕横空飞过的夜鸟，
知道了伊底偷窥；
处女的娇羞的情，
灰白的夜幕下，
放花在伊底心窍了；
又象被捆在魔绳里啊，
伊圣洁的视线，
夜的幻美诱它不住，
石榴子似的星也不，
总离不开草地的瘦影；
处女的纯洁的心，
(爱的责任命令她了，)
担心露水的苍白
将染白了我微红的面颊，
风将吹我生病；
但一夜不见，
焦急又煮碎了伊底心； 夜的游虫都已家睡，
夜莺也放下了笛时，
伊还焦思着：真病了。
每晚每晚，
我满装了虚幻的欢情，
被爱的骄矜漾在我心，
不管风寒露重，
含笑蹀躞在伊后门。
直到西风吹我病了，
才知一脉芳情，
从不曾飞进伊底心；
我夜夜的相思，
夜夜都死在伊门外。
诗抒情。罗曼谛克的诗人蓬子，用他的诗向世人披露自己的心扉：他的苍白，他的凄凉，他的烦闷，他的情思。
这些写于六十多年前的晦涩、灰色的诗，在这六十多年间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只是为了勾出当年姚蓬子的形象，我才从发黄发脆的故纸堆里找出了这些诗……
遥夜沉沉，他期待着黎明；昏昏欲睡，他谛听着无声处的雷声。他的心境是芜杂的，他的心态是多元的。他曾用这样的“象征”，道出自己内心的痛楚与奋争；
“中国近十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合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与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莲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倘徉在四马路上。一九二五年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
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一九二四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一九二五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里，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一九二五年冬，十九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一九二七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妆。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象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邃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不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一九二五年，他才十九岁，便已是C。P。——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了姚蓬子。姚蓬子意识到，“下部编辑”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部编辑”突然从上海消失了。据他说，父亲潘莘华病重，他不得不回宜兴照料去了。
“下部编辑”半年后，方才露面，脸晒得黑黑的，显得老成得多。半年之间，他仿佛长了好几岁。
其实，那是他接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投奔江西南昌去了。那时节，郭沫若已经不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了，投笔从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在南昌，要办一张报纸，需要得力的编辑。他记起了潘汉年，把“小伙计”请来了，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二十一岁的潘汉年成为领队，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回到上海，向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
表面上，潘汉年还在编他的《幻洲》半月刊，还在做他的“下部编辑”。几个月的戎马生涯，使他迅速地变得成熟起来。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加强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书记。
潘汉年着手在上海文化界发展中共党员。他考虑到姚蓬子虽然正陷于颓唐，却是因为对国家的前途失望而忧心。他委婉地向姚蓬子透露了自己的意思。姚蓬子当即表示了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愿望。
于是，由潘汉年作为入党介绍人，姚蓬子在一九二七年底，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伙计”，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自从成为“C。P。”，近朱者赤，姚蓬子在潘汉年的影响下，从灰色的阴影中迈上了光明之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的上海《新文艺》杂志上，刊登了水沫书店的“水沫丛书”新书广告——蓬子诗集《银铃》出版。广告是这么介绍《银铃》的：
“蓬子先生是研究着象征派的法国文学的人，所以他(的)诗也完全有着象征派的法国诗风。《银铃》一集是他以前的诗底精选集。据作者自己说，以后的诗格又要改变了，那么这集将成为他的诗艺上可贵的遗产，爱读作者之诗的人不可不购一册。”
确实，自《银铃》诗集出版之后，蓬子的“诗格”变了。他从忧伤转为激进，从彷徨转为前进，从月儿花儿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他的诗从颓废中振奋起来。
他的《银铃》，自一九二九年三月初交上海水沫书店刊印，才十几天——三月十五日，就出现在上海各书摊上了。初版印了一千册，薄薄的六十五页，定价三角。 《银铃》共收入蓬子早期诗作三十八首，即《秋歌》、《破琴》、《野柳》、《今晚》、《新丧》、《莫要娇笑》、《酒后》、《蹀躞》、《悼——》、《寄S。M。》、《黄昏》、《痴》、《从此永别》、《小诗》、《古城》、《红灯憔悴后》、《重来》、《岁暮》《荒村》、《春情》、《银铃》、《田间》、《在你面上》、《怪松》、《他》、《莫心痛》、《秋》、《小诗》、《医生》、《ToMary》(本书作者注：即《致玛丽》)、《自从我死去了母亲》、《雪夜》、《歌舫》、《是葡萄憔悴在蔓藤上的夜了》、《苹果林下》、《坂道上》、《我枯涩的眼光》、《我愿我的心是一条可爱的小径》。
他选取了其中的一首《银铃》，作为诗集的名字。这首《银铃》如下：
新雨之后荒园是泥泞地，
啄木鸟儿丁丁地伐木园树上，
更啄落了潮润的新鲜的红蕊。
我穿上了古老的，宽大的木屐，
独自漫步在，漫步在雨后的荒园。
我心儿忽地疼痛，流注着血般。
“什么东西刺伤了你？”我禁不住自问。
“衰老的记忆又重回心头了！”
老旧的故事幕开在记忆里：
一群漂亮的，红面庞的女孩，
和我同坐接骨木的长凳上面，
(争夺地讲述着故事，背诵着诗篇)
啄木鸟儿抛下树皮在她们帽檐。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如今郁金香依旧似旧的娇美，
啄木鸟儿依旧丁丁地伐木园树内。
但流亮的，清丽的笑声沉默了！
再听不见一串银铃儿的摇荡！
哦，《银铃》，原是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久久难忘的她们的银铃儿般的笑声！
姚蓬子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为《银铃》所写的《自序》，倒是他自己当时思想的真实剖析。这篇《自序》，写及了自己往日的烦闷，后来的沉默，今日的奋进，可以说是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思想日渐进步的印证。
这篇《自序》是姚蓬子早年思想的自我剖析，颇为难得，故全文照录于下：
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的，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梭罗古勃革命后不再写什么文章了，苏德曼寂寞地度着他凄凉的暮年。从这两位去年刚逝世的老文豪的晚年的殁落，我们可以证明历史是不会对任何人殉私情的。
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宜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有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门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Nietzsche，Schopenhauer，Baudelaiee，Poe，Artzibashev等等(引者注：即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美国诗人坡和俄罗斯极端悲观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散文作家阿尔志跋绥夫)，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们。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引者注：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哲学家PierreCharron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Basapou。)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日下，时代已不允许你叹气；除了推着时代的轮子往前跑，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催促历史早点完成它的使命外，还有说什么空话的闲暇，所以，我是沉默着已三年了。
搜集在此地的诗本来是无须印成册子出版的。因为有时想到自己短促的二十三年问的心境的变迁，正合着历史的演进，当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时候，正是五卅前后(引者注：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两千余学生上街，与巡捕们发生激烈斗争)，旧的殁落从都会蔓延到乡间，整个宗法社会陷在消极的崩坏状态中的时候。为了纪念我自己，所以冒昧地将这些诗付印了。
愿亲爱的读者们放下这本无聊的小册子，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来。 中国诗人姚蓬子身上，有没有俄国诗人叶遂宁的影子？鲁迅的近乎先知先觉的话，姚蓬子并未在意。鲁迅的话竟成了姚蓬子命运的预言……
姚蓬子亲耳听见了鲁迅的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边，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后来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么样的容易！
到了下午四点，演说结束，开始选举。当场选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姚蓬子，华汉等。
“左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工作部、总务部。姚蓬子出任执委兼总务部长——在众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所以“总务部长”之职非他莫属。后来他成为作家书屋老板，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的“才华”。
自从成为“左联”的执委之一，姚蓬子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有了经常的接触。
他已“告别”了法国的象征派，不再写那种忧思忡忡的小诗了。
他把手头已经开译的法国果尔蒙(出书时，蓬子却又译为“果尔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妇人之梦》翻译出来，交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年二月付排，一九三○年三月就出版了。
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这本书长达四百三十八页，从一九三○年十一月由光华书局印出初版之后，成了畅销书，印数远远超过了果尔蒙的小说。除了自己动手翻译外，姚蓬子还组织了“欧罗巴文艺丛书”十多部译稿。
姚蓬子对苏联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选译了八篇苏联小说，编成《俄国短篇小说集》一书。这本书最初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局于一九三一年印行。后来，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后，又重印多次。
《俄国短篇小说集》的首篇《人性的风》，作者便是鲁迅提及的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BorisPilniak，蓬子译为“皮涅克”)。鲁迅把此人作为从“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国短篇小说集》还收入莱昂诺夫(LeonidLeonov)的《伊凡底不幸》，A·托尔斯泰(AlexeyN。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诺夫(PanteleimonRomanov)的、《恋爱的权利》，理定(VladimirLidin)的《青春》，略悉珂(N。N。Liashko)的《铁链的歌》，亚莱克西夫(GliebAlekseev)的《异样的眼》。
在《译后杂记》中，姚蓬子谈及了他偏重于选译俄国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在译成这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有在本书后面附几句话的必要。
第一，要将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新俄短篇小说，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作一完整的迻译，在我底能力与时间固然也办不到；但要在象这样一本薄书里要求获得一个完壁，也是实际上所不容许的事。现在译在这里的，除略悉河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所以多译同路人底作品，是因为，几部出现在新俄文坛上的巨著，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译到中国来的却很少。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观念，纵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也要将这部译集作为介绍同路人作品底一个小小的尝试。
第二，这数篇小说完全是从英译转译来的。虽然想尽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说底风格，但以我底文笔的不美丽，不畅达，而且又是转译来的，要丧失原文底不少精彩这缺点，是没有方法可以弥补过来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莲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还与杜衡合译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长篇小说《结婚集》，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后来，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改由上海大光书局印行。
蓬子和《北斗》
一九三一年盛暑，格外的热。一个短发、穿连衫裙、二十七岁的少妇，常常来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泼、开朗的，由于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几乎没有笑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轻声地商量着。每一次，总是她点了头，姚蓬子去办。看得出，她决断迅速，说一不二，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
这位湖南少妇，便是蒋冰之，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南的显宦门第，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便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频，是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她从二十三岁时以笔名丁玲发表作品，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了文坛…… 一九三○年五月，她和胡也频从济南来上海，潘汉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们。经潘汉年和姚蓬子介绍，丁玲和胡也频双双参加“左联”。十一月初，在“左联”会议上，胡也频当选为代表，准备前往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当胡也频到上海东方旅社接头之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二月七日，上海龙华响起一阵枪声，胡也频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渊。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抑制心灵的巨创。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在上海兆丰公园秘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她说：“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是工作！”于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艺月刊主编。丁玲在上海文坛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当然是主编的合适人选。毕竟孤掌难鸣，何况那时的丁玲，尚未入党。于是，冯雪峰和潘汉年给她调来两名助手，一个便是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也担任一部分编辑事务；另一个是“左联”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负责编辑译稿。这“三驾马车”，便成为创办“左联”刊物《北斗》的“开国元勋”。
丁玲在她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这样述及《北斗》的创刊以及她与姚蓬子的合作：
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引者注：“巴尔底山”即英文“突击队”译音)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于(引者注：沈起予，四川巴县人，生于一九○三年，卒于一九七○年，现代作家、翻译家。一九二○年起到日本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国。一九二九年再度去日本。一九三○年初回国，参加左联)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
就这样，姚蓬子与丁玲共事，一起致力于创办左联的重要刊物《北斗》。
一九三一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日——九月二十日，一份崭新的大型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书报摊。那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黑色的天体图，标明着北极星和北斗，上方印着两个黑色刊名大字《北斗》。
二十五岁的姚蓬子非常活跃，不光是热心于跑印刷厂、编稿子，而且居然也写起小说来。《北斗》创刊号就刊载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幅剪影》：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挽着手，拖着自己底怪长大的影子，穿过了一条小小的潮湿的狭巷，弯到霞飞路上了。夜色是那样好，从马路两边的绿油油的长青树上飘下来的风，拂去了行路人面上的热气，汗，疲倦，以及一切热天里担当不住的天气的压逼，拿凉快掷进你心窝里，使你感到舒服。举首看看天上的星星，正象挨在身边的那女人底微笑的眼睛，颗颗都象漾在水里面，没有一点泥垢，没有一颗不干净，不晶莹。云象深蓝色的天鹅绒，软软的，软软的，铺遍了这无边涯的天。是这样甜美的初夏夜！是这样醉人的夜色！白日的辛苦和疲劳，此刻已飞出了他底肢体，越过了马路上的整齐的列树底软语的枝梢，越过了瘦长的电线木，越过了高高矮矮的砖瓦的屋脊，象一缕柔软的青烟，象一轮淡淡地荡开去的水晕，消失在夜底苍茫里，消失在繁多的灯光与人影里了……仅有一种说不出的非忧郁也非甜蜜的东西塞满他底心；一只嫩软的白净的手儿握住他粗黑的手里；一阵醉人的脂粉的浓香刺进他的鼻管里……
大抵原先写诗的缘故，他的小说散发着诗的气息。在这篇小说中，他写了一个“在无可奈何之中想拿英雄的梦想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底女性”。
在《北斗》一卷二期(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出版)上，发表了蓬子的短篇小说《一侍女》：
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跟着风，卷动着挑在店铺子底檐角上长幡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马路上，被那些闲行在街上的人们践踏着。红红绿绿的电灯晃耀在沿街两边的店屋内，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内的商品更显出了它们底立体形。毛绒衫，项因，秋大单等等，从已经被遗忘的箱子里重新披到人们身上，在黄昏的街头斗着风。在街上消度着夜晚的人们，仿佛全是安闲的，幸福的，无所事事的。
他们有的进了影戏院，有的进了咖啡馆，有的在绸缎铺里剪裁秋衣—…·挤在这些人们中间，有一个曾经当过咖啡店的侍女而现在已在贫病交逼中失业了三个月的年青的姑娘，紫英。
过去她曾经有过光荣的日子，是给过了一些男人梦想的。在她底苹果似的圆润的肥颊上，曾经有人以偷取了一个吻算作伟大的胜利的事情也曾有过，但自从花园咖啡(馆)倒闭后，她底光荣已经离开她，腮颊上的苹果也仿佛萎烂了。……
姚蓬子，躲在亭子间里写上海。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说。他写弱女子，写“空虚底女性”，写旧上海的畸形，写十里洋场的暗角。他的作品，仿佛用小小的酒盅，盛着淡淡的哀愁。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一卷四期上，蓬子的短篇小说《白旗交响曲(一段暴风雨时代里的插话)》，篇末注明“十二月初，于上海”。这篇小说与以往不同，写了上海“宝山路上的血”，写了“一簇簇预备出发南京请愿的学生们”，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国难临头的时节，我们无论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