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
叶永烈“苦孩子”出身的山东女李云鹤，凭借其争强好胜的个性和工于心计的天赋，闯荡上海滩而成为风流浪漫的蓝苹，“进军”延安而成为“第一夫人”江青；一身不安分的血液和那日渐膨胀的权欲，使那原本活泼率直的天性变成阴险歹毒，“文革”中她的心狠手辣使多少无辜蒙难！最终她变为人民公敌而沦为阶下囚。本书是作者一部力作，经过多次修改补充，以更加准确全面的史料和新颖独特的专访，公正、客观、生动地展示了江青不寻常的一生，成为有关江青的一部权威之作。
第一章 秘密抄家
夜半鬼敲门
子夜，万籁俱寂。上海淮海中路的武康大楼三楼三室，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谁呀？”保姆披衣起床，问道。
“开门！”命令式的男声。
“你是谁？”保姆又问了一句。
“开门！”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吻。
保姆刚把房门开了一条缝，一群凶神似的男女就拥了进来，约摸十几个人。一律便衣，男青年居多。进屋之后，立即把房门反锁。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午夜。
地点：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寓中。
郑君里和夫人黄晨①都被惊醒。一人看管一个，郑家的人都失去了行动自由。
①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本书作者采访了黄晨。
没有任何证明，没有说明来者是什么单位。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他们拉上窗帘之后，就动手抄家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端坐在沙发上，用眼神指挥着。看得出，他是头头。
年轻人们打开郑家所有的箱、柜、抽斗。看得出，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物，语言不多，动作熟练；把每一本书卷曲，用大拇指指甲按着书页，迅速地逐页翻卷过去，查一下书中是否夹着纸头；每一本线装的书，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挑开，查看折页之中是否夹着什么……
他们带来好几个米色拉链包，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头，尤其是信件，全被装进包里。就连黄晨的工作笔记，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之类，也都囊括一空。
直到清晨六点，头头说声“走”，这群人呼啦一下子就撤了。
郑君里和黄晨赶紧来到阳台，朝下俯瞰：只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分头而走，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郑君里觉得这群人来得增跷，去得突兀，当即打电话给单位——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
“红旗电影造反兵团”的头头异常震惊：赵丹刚刚来过电话，说昨夜一伙来历不明的“红卫兵”闯入上海湖南路八号三楼他的家中，一直抄至清早才走。不抄财物，唯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
紧接着，顾而已和陈鲤庭两家，也打电话向“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告急。顾而已和陈鲤庭都是“电影老人”。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燎原》、《槐荫记》等电影，还主演过许多影片；陈鲤庭导演了《丽人行》、《结婚进行曲》等影片，写了电影剧本《鲁迅传)｝等。
在上海坐镇的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马上接到来自电影界的密报。
“歼七”追抄一封信
一位军人领着我。漫步在上海市区一条幽静的马路，走进一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门。
像绿绒地毯般的草地，整洁的水泥路，一幢幢小巧玲珑的两层洋房。
这儿是空军招待所——巨鹿路八六九号。
军人指着一幢小楼对我说，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就是在那儿跟“联合舰队”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开秘密会议，写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军人又指了指另一幢小楼说道，当年“十·八”抄家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通宵坐镇指挥的，便是江腾蛟。
江腾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一九八一年进行公审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一九二○年，江腾蛟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这个县出生了二百二十三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改名红安县。江腾蚊本是这二百二十三名之一，然而，后来他却成了将军中的败类。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当林彪下达发动武装政变的手谕，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江腾蛟担任了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江腾蛟得意地斟满一杯酒，对“三国四方”——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和从北京秘密来沪的林立果狂笑道：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
江腾蛟成为林彪的心腹，代号“歼七”。
江腾蛟的形象，那挺直的腰板像军人，而戴上那副黑框眼镜则像文人。他多年在上海空军担任领导，家住离巨鹿路不远的高
很快地，她又获知，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昨夜也遭突然抄家。
同时行动，同样手法，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五家，显然有来头。
然而，李文静居然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未接到抄家者的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了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刊载《郑君里、黄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
这“不知名的红卫兵”究竟来自何方？受谁指使？
李文静急告当时正在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也愕然，不知何方神仙突然插手上海。
李文静后来这样回忆蹊跷的“抄家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晚赵丹、郑君里等人家被抄，我们认为事关重大，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未回信，仅叫警卫员带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引自李文静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交代材料。)
李文静答复电影界、京剧团的造反派：“不要管了！”
“夜半鬼敲门”，这“鬼”来自何方？五位被抄家的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如同蒙在鼓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受尽凌辱的郑君里，死于危难之世。
一年之后，一九七○年六月十八日，顾而已也饮恨而逝。
他俩至死不知那次神秘抄家的主谋是谁。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笼罩着中国大地的阴霾之气一扫而光，那个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主谋落入人民的法网。 “十·八”抄家案被列为“国案”进行审查，这才终于大白于天下……邮路。他把女儿送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他已是个“老上海”了。
一九六四年，他出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此后不久，林彪之妻叶群来到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四清”蹲点，亲手树起那个闻名全国的“活学活用”标兵——不识字的社员顾阿桃。江腾蛟侍奉叶群左右，忠心耿耿，被叶群看中了。以至当“文革”锣鼓敲响之后，林彪唯恐子女在北京不安全，秘密地派人把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蚊，如此推心置腹，江腾蛟已死心塌地为林彪卖命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已是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的江腾蚊，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长途电话，说有“重要任务”，当即秘密来京。
夜色苍茫。一辆轿车直奔钓鱼台十六号楼。车上坐着吴法宪和江腾蛟。他们刚刚进楼，叶群已坐在那里等他了。
没有寒暄，叶群开门见山：“江政委，请你来京，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一种特殊的信任感，使江蛟故不由得挺直胸膛，大声地说：“我一定尽力去办！”
叶群马上压低了声音，悄然在江腾蛟耳边说道：“是这样的：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任务并不太复杂。江青同志说，她有一封信，落到了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中。你设法把这封信追回来，但不要惊动别人……”
原来，就这么一桩小事，江腾蛟不由得感到轻松起来。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光是抄郑君里一家，目标太暴露了。能不能同时再抄几家？”
叶群不由得抚掌而笑，她也早已虑及这一点，只是故意不说出来。果真，精明的江腾蛟，也想到了这一步棋，跟叶群不谋而合。
于是，增加了四家，以便遮人耳目——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江青曾说起，这些人也知道她在三十年代的一些底细。
世上曾有过“陪斩”。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发明了“陪抄”。
为了绝对保密，叶群给这五家取了代号“老大”——郑君里；“老二”——赵丹；“老三”——陈鲤庭；“老四”——童芷苓；“老五”——顾而已。
抄家的主要目标是“老大”。其余“陪抄”的四家，估计也有“防扩散材料”。
叶群叮嘱江腾蛟道：“把信件、日记本、笔记本、画报，凡是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然后，你亲自押送到北京，交给我。直来直去，不要让任何人插手。”
江腾蚊不敢怠慢，唯唯领命。
翌日，江腾蚊就神秘地飞回上海……
后来，一九八○年十二月九日上午，江腾蛟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如下供认：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吴法宪打电话叫我来北京，还说叫我保密。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吴法宪让我上他的车一同去钓鱼台见叶群，……叶对我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这封信在哪个人手上不清楚，你可以回去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搜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等统统都拿来。叶群说要绝对保密。……”
教导队冒充红卫兵
朝沙发下看看，拉开茶几瞧瞧，江腾蚊在仔细检查着巨鹿路那幢小洋房，生怕暗藏着窃听器。
江腾蚊的干将——上海空军部队文化处长张彪，奉命来到。紧接着，组织处长袭著显、秘书处长刘世英、保卫处副处长陶崇义、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赶来报到。
六个脑袋，几乎凑在一起。江腾蚊轻声细语，交代了来自北京的绝密任务。但是，江腾蛟只说“首长指示”，并未讲明“首长”是谁，也不点明真正要追抄的是什么。江腾蛟又增添了于伶、周信芳两家，以遮掩真正的目标。
按照江腾蛟的部署，张彪负责侦察七家地形。虽然张彪的脚有点瘸，行动却疾如电，迅如风。只花了半天时间，他就把这七家周围地形、出入路线查个水落石出。然而，神不知，鬼不觉，他的侦察不露形迹。
袭著显奉命组织抄家队伍。江腾蚊决定，这次以“上海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去抄家。袭著显从警卫排里挑了二十多名战士，假装红卫兵。不过，清一色的男青年，未免太“整齐”了。于是又从军内“可靠”的干部子女中，选了二十多人。
就在这时，张彪侦察回来了。他附在江腾蛟耳边，建议减去于伶、周信芳两家，原因是于伶家就在空军招待所对门，挨得太近容易暴露自己，而周信芳因主演京剧《海瑞上疏》，被当作“南方的吴晗”，不知抄了多少次家，已经没有“油水”了……
江腾蚊觉得张彪言之有理，也就放弃了于、周两家。
夜幕降临。四十多名假红卫兵，穿着各色便衣，集中在上海东北角、离虹口不远的新华一村。这个新村，一排排米黄色的楼房，位于僻静之处，在上海并不显眼。其实，那儿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来上海，常住那里。后来，王维国为林彪反革命政变秘密训练的敢死队——“教导队”，就住在新华一村，在那里进行格斗、捕俘和各种特殊训练……
秘密会议在新华一村空军图书馆里召开。夜里，那儿无人问津。张彪面对四十多个假红卫兵，下达“战斗任务”：“我们空军有一份绝密文件遗失了。据侦查，落到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这五个黑帮分子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领导上决定让你们化装成红卫兵，对他们进行彻底抄家。凡属文字材料、照片，都要没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暴露军人身份。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紧急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
江腾蛟作了如下五条规定(据张彪一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物品，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准动；”
“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
“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
“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
“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假红卫兵们被蒙在鼓中，唯有带队者才知道意图。迎着秋风，几辆卡车在昏黑、冷清的马路上急驶。郑君里家是重点，由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津两人带队。“一号”江腾蛟的女儿，也混在假红卫兵之中。
“二号”赵丹家，由袭著显带队。
“三号”陈鲤庭家，由张彪负责。
“四号”童芷苓家，由陶崇义负责。
“五号”顾而已家，由杨启良负责。
如同作战一样，五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
这五家都是上海著名的“黑帮分子”，都属“不设防的城市”。五路兵马虽然没有一纸证明文书，却如入无人之境，空手而去，满载而归……
江腾蚊通宵坐镇巨鹿路，守在电话机旁。总算一切顺手，五路兵马没有遇上任何“麻烦”……
以陈丕显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当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尚未被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印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月九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
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先是江腾蛟和张彪飞去，然后刘世英、袭著显飞去。“上面”交待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另加一小包。
当时的路名已经“革命化”了，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那时被改称为“反帝路”。来自上海的四位神秘客人，一下飞机，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卫球迎接，送往“反帝路”四十四号空军招待所，住入北楼六号门，江腾蛟住楼上，另三个住楼下。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抄家“战利品” 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见不得光。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九时许，空军招待所忽地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关闭所有的路灯。
路灯灭了。在一片黧黑之中，几辆轿车悄然而入，停在九楼六号门前，从车里闪出几条黑影。
据当事人张彪回忆：
“晚上九点多，江腾蛟把我的房门推开，叫我出来。我出来一看，是叶群、吴法宪、林豆豆，还有一个青年人模样，头一晃就被他们身影遮住未看清，因为都集中在楼梯上，我估计是林立果。送走叶群、吴法宪等以后，江腾蛟回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我进去一看，那麻袋东西没有了。”
直到那几辆轿车驶出空军招待所之后，那里的路灯这才重放光明。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及：那几辆轿车的车牌，全用纸糊上了！
那几个麻袋，放在轿车的后尾。
此后的事，当事人、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在一九八○年八月八日为特别法庭所写的证词中，谈得十分详细：
回到了毛家湾，叶群让把材料送到她卧室，倒在地毯上……在分类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材料完全是上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如赵丹、黄宗英、陈鲤庭、郑君里等……
“(大约过了三天)叶群说，江青同志指示，要将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去……我已经同吴法宪讲了，放到空军指挥所去，你和张云生一块去，放到空军指挥所去……”
“过了将近两个月，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去。过了一会，空军党办科长卫球把那包材料送来交给我，我一看原封未动，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很快叶群就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客厅，到办公室找我要走材料，并让我快点到后院小伙房捅开火炉子，说是要销毁这包材料。我到后院刚把火炉子捅开，叶群领着江青和谢富治也到后院来了。谢富治亲自拆封，和叶群他俩一份一份地填入火炉，中间还让我拿铁棍扎了几下，江青是在离火炉十来步远来回踱步。材料烧完以后，他们又回到前院客厅，我弄好炉子回到办公室，记得过了一会儿，江青和谢富治就走了。”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使江青脸红心跳的三十年代丑史材料。
她渐渐舒心，脚步也轻快起来。
然而，当她一想及那封落到郑君里手中的信，并没有抄来，不由得又双眉紧锁……
郑君里手中，究竟有什么信，使江青如此坐立不安？
郑君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钉。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
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
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六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均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一九五一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
“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一百五十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东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叶群。叶群邀她到毛家湾走走，她答应了。
三天之后，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寓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你替我拨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于是，江青说起了郑君里，说起了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叶群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
于是，十月八日深夜，一伙不速之客，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里家中……
据黄晨回忆，在抄家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进出，对我们搜身，叫我们把所有的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把君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槁、资料搜刮一空，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一九三三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苟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苟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引者注：《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苟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一九五八年写给郑君里的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写给他的信。
黄晨还回忆，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和另外一个人。
要说清楚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从头讲起……
第二章 真实身世
拨开云雾探真容行文至此，该表一表本文的主角——江青了。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大抵“锁在云雾中”的缘故，她的本来面目“寻常看不见”。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三十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好在她也有着“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一九七二年跟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维特克写作“江青记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三十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一九三○年——引者注)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团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当她拎着一只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她不过是十九岁的山东姑娘而已。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理，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一九一四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三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路易斯女士自述身世。
她，生于山东诸城东关。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淮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
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李德文启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小老婆生下的女儿，便是本文的主角——江青。她的乳名叫李进孩(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江青的出生年月，通常说成“一九一四年三月”，这因为江青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填表时这么写的，一九五○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六十七岁，亦即一九一四年生。本书也依此说法。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九六八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一九一二年。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
“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一二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因此，江青可能生于一九一二年。后来，又改口说成一九一四年，以显得更年轻些。
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
江青有个哥哥，名叫李建勋，又叫李干卿，生于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李云霞。江青出生时，父亲已六十岁。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的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
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关于李云鹤这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路易斯女士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她颇健忘。在此之前，她曾如此说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薜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薜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
江青的母亲离开李德文，确实是在元宵节：那年，诸城淮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有闲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满肚子的气。正在这气头上，江青的母亲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揍她，先打背，后打手，竟打断了她的小手指，痛得她泪如泉涌。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给了江青一巴掌，打掉了她的一颗牙齿。母亲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屏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的母亲出走之后，生活没有着落。她没有文化，只有气力，就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
她把江青寄养在亲戚家。 江青曾记得：
“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小时候，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
江青曾叹道：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
“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学戏生涯
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
张家的二少爷，名唤张少卿，又叫张叔平。此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大十六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
一九二四年，张少卿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一九三○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一九三三年七月，张少卿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KAHLHEH”，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二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鼎力相助江青——这是后话。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课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李云鹤小学毕业了。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家。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一九二九年念过一年艺术学校，也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破破烂烂……”
她所说的“艺术学校”，其实就是山东省实验剧院。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她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二十七号。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并非长久之计。
“一九二九年，我进入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这是一家实验剧院。我所学的以话剧为主，但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学校免收学费和膳费，而且每月有两元津贴。因为剧院只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而我没上过中学，严格来说，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剧院的女学员实在太少了。就在那儿只读了一年……”
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太作颇有声望。他是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赵太侔此人颇有来历。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
“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
“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①
①梁实秋，《雅舍怀旧——忆故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二五年五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
不久，赵太侔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工泊山为教务主任。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
王泊生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籁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陈崇娥，男同学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
顺便提一笔，一九二九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一九三五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也遭到江青的迫害。
关于江青考入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写道：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历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王庭树还写下关于江青的印象： “山东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年，西北军阀韩复渠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京去演出，我也参加了。”
“那年我只有十六岁，在北京吃尽苦头。我的行装简陋得很，甚至连内衣也没有。虽然我拿了家中最好的一条棉被，依然冷得发抖，因为被内的棉絮早因年深日久而磨薄了。那个时候的北京，漫天风沙，晚上阴阴沉沉。那时我还不懂政治，根本不明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义。我只晓得我要养活自己，我爱话剧。”
李云鹤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
“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
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湊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
“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渠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也许就在这次回去后，她竟跑到青岛去找到赵太侔院长(时赵已任青岛大学校长)。”
赵安置她在校中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当时梁实秋正任青大图书馆馆长。”
就这样，江青离开了北平，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料，那里成了她的人生的转折点……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江青曾向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事实上，赵太侔属于国民党的革新派，他在文学方面的观点，和胡适的观点接近，我一度曾受资产阶级赏识……”
“在青岛，听闻一多的课，名著选读、唐诗，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导《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闻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青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据江青自述，十七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就在这时，一个物理系的十九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大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南国社在上海公演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名剧《沙乐美》，演女主角的便是俞珊。此后，她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她，轰动了上海，成了名演员。
江青朝俞珊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她常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珊那里，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最初的爱侣黄敬
俞启威成了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一九四九年初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为了详细了解俞家身世，笔者几经周折，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北京访问了俞珊的胞妹俞瑾。当时年近古稀的俞瑾，眉目清秀，个子瘦弱，戴一副老花眼镜，穿一身老式的蓝卡其衣服，独居于一幢很普通的宿舍楼。步入她的住屋，墙上竟挂着从一九八五年起的一本本挂历——过时了她也不取下。她说从未有人前来采访。看罢我的介绍信，她陷入了回忆。她谈吐缓慢而清晰，思维很有条理。面对我的录音机，她谈起了她的三哥俞启威……
俞家是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鲁迅的同乡。祖父俞明云(一八六○——一九一八)，字恪士，号弧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甲午中日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云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亦即校长。一八九八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云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就是俞明云。俞明云著有《弧庵诗存》四卷。俞明云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
俞明云之妻也是名门闺秀，乃曾国藩的孙女，曾记泽之女。
俞明云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内中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那房子人称“俞庄”。俞家在北京、上海、南京也都置有房产。
俞明云三兄弟，他是长兄。他的小弟弟的长子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交通部长。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即蒋经国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
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则是傅斯年夫人。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年一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
俞明云的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算起来，俞大维是俞启威的堂叔，一个成了国民党政府大官，一个成了共产党高级干部。
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任铁道部技正、陇海铁路局局长。据俞瑾回忆，俞大纯在日本学化学，回国后在南京家中制造炸药，不慎爆炸，幸未受伤。在当时，私制炸药要判杀身之罪，俞大纯赶紧躲往德国，直至几年之后才悄然回来。
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
长兄俞启孝出生于北京，后来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
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
老三便是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在兄弟姐妹之中，唯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
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大姐俞珊其实是“老大”，出生于日本，喜爱文艺，成为演员，父亲以为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沙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登载她的剧照、报导，受到社会的尊重，很多朋友在她父亲面前称赞她的成功，父亲也就只得作罢。
小妹便是俞瑾，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如今退休，独自在家看看电视。她说，她看过印着姐姐剧照的画报，也看过姐姐演的戏，觉得姐姐确实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
俞瑾记得，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应召而来。
在俞明云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到了一九三○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据俞瑾回忆，三哥黄敬(由于他后来以“黄敬”之名传世，下文均以“黄敬”相称)从小就与众不同。他没有“少爷”架子，跟佣人、轿夫们挺讲得来。那时，有一个名叫小亭的佣人专门伺候他，“三少爷”待小亭如同手足。“三少爷”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一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
俞谨记得，俞家在北京先是住西单劈柴胡同一号，后来迁往阜内大街五十九号鄂家大院。那是一幢豪华住宅，院子里种着海棠树、杏树、牡丹、芍药。暑假里，黄敬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母亲跟人搓麻将，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惊诧不已……
其实，黄敬加入共产党，最初是受大姐俞珊的影响，虽说俞珊并不是中共党员。他随俞珊一起，也参加了南国社。
南国社是田汉创办的。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湖南长沙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一二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校长便是徐特立。一九一七年随舅父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改学教育，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结为挚友。一九二二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一九二五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戏剧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一九二七年，扩大为“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南国社有着明显的左翼文化团体色彩。
黄敬在南国社，结识了演员宗晖。他本名谢伟棨，中共地下党员。在宗晖影响下，黄敬在上海静安寺等处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这位“三少爷”的思想逐渐左倾。
一九三○年初冬，由于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青岛，黄敬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翌年暑假，他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
在青岛大学，黄敬和王弢(后来改名王林)同住一屋。这位王弢，便是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
虽说王弢已经注意到黄敬思想左倾，不过，并没有马上发展他加入中共，其原因是黄敬的家庭背景颇为复杂，需要对他进行考察。当时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当时化名李春亭)，向王强说过了这样的意见。这样，当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尚不是中共党员。
十九岁的江青加入了中共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几天之内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
江青和黄敬，都投入了学生运动。
江青曾这样自述：
“青岛学生请愿，我被大势所激发，对赵太侔老师说：‘我要参加请愿。’他立即反问：‘你也要去捣乱？’我一时答不上来，转身离去，知道他一定因此非常不高兴。……我终于明白他的见解是错误的，便决定参加青岛的左翼演员同盟。”
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在此之前，据云江青有过一次婚姻。徐铸成曾这样写及：
“一九二八年前后，我那时已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了。有一个山东实验京剧团到北平(那时北京刚改称北平)演出，记得我曾去看过《打金砖》，演的是汉光武的故事。这出戏唱词很多，特别在最后凌烟阁自责一场。主角就是该团的团工王泊生，其他的演员姓名，都没有刊登海报，是否有女角李云鹤登台，我就无从查考了。”
“但李云鹤当时确是该团刚培养出来的小旦，而且当他们回到济南后，不久就由媒的之言，和一个后生结婚了。……大概是因为嫌弃新结婚的小丈夫太‘土头土脑’吧，也许那时自认为是‘江上有青峰’，怕长期隐没在白云之中？总之，这个小女人是逃出了家庭，偷偷到了青岛，投奔赵老师求助。自然，她的学历是不够上大学的，无可奈何，赵太侔给她在该校图书馆安排了一个图书收发员的位置。没多久，她竟和正在山大(引者注：山大，即山东大学。青岛大学曾改名山东大学)读书的赵教授的内侄黄敬，由卿卿我我而正式宣布同居。”①
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书林》一九八八年六期。
江青的那位“小丈夫”究竟是谁？徐铸成没有说及。美国罗斯·特里尔所著《江青正传》一书，根据江青当年的老同学、后来在台湾的王庭树的回忆，写及了这一段往事：
“云鹤回到济南，没有人提出给她一个工作职位。她也没有舒适合意的家可归。她当时知道，她缺乏正规高等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她看来，只有凭自己的才能、个性或阴谋抓得到的东西才会是她的。
“有个姓费②的青年，是中学毕业生，爱好京戏和地方戏，到艺专去看《湖上惨事》的演出。可巧云鹤那天晚间上场。费君这个济南商人的儿子，被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迷得如醉如痴。费君是个禀性孝顺、务实的人，比云鹤大几岁，人长得也很像样。云鹤非常高兴，她在《湖上修事》里出场，引起了观众当中一个人的激动。她和费君会过几次面。
②此处误译为费，应为裴，即裴明伦。
“艺专一关门，云鹤没有事做，而且手头桔据，因为她在艺专呆了几学期，她和留下的家庭成员的距离比以前更远了。不止一个朋友劝她顺从大势，求得保障：‘不可让金龟跑掉。’这是面临‘好出价’的姑娘的座右铭。一九三○年底，她和费君结婚，按照社会风俗，去费姓商人家里住下，做一个受拘禁的儿媳妇。……”
“这段姻缘只有几个月，最末几星期家里一团骚乱，喧闹争吵不休。人家闲谈议论，说云鹤懒惰，‘睡觉睡到日上三竿’(大约上午十时)才起，‘像个指使别人去厨房给她端来菜的阔太太’似的在那里坐着。人家指责她对费君的母亲缺礼教，受不惯家规的约束，总离家跟一伙人聚会或找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能理解她已经不是在舞台，而是处于费家排行最低的新媳妇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①
①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就这样，江青的第一次婚姻告吹，从济南前往青岛。她后来的历史表明，她的每一次婚姻的破裂，总要离开原先居住的城市，跑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番新的生活。
江青跟黄敬的相爱，倒是真心实意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同学张栋材(现在台湾)这么回忆：
“在青岛大学时，李云鹤虽只是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但靠了和赵太侔的关系，被允许到中国文学系旁听闻一多的‘名著选读’，她就坐在我的邻桌。同时我和她的爱人俞启威则共一宿舍，所以对他们两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江青和黄敬志同道合。黄敬虽说读的是物理，却喜爱文艺，在南国社当过演员。他在青岛组织了“海鸥剧社”，江青也参加了。海鸥剧社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除黄敬、江青外，还有王弢、崔鬼、王东升、张福华，王弢为社长。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文艺新闻》，称青岛大学的海鸥剧社是“预报暴风雨的海鸥”。海鸥剧社和上海左翼剧联领导人赵铭彝取得了联系。
江青和黄敬结合，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是新潮人物，不拘泥于这些礼仪；另一方面也由于俞家是名门望族，择媳择婿总希望门当户对，江青出身低微，这样的婚事难以得到俞家父母的认可。
江青曾这样谈及自己当时生活的困境：“我每月拿三十块钱薪水。十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很高，除下的二十元不够我开支。……”
中共在青岛大学的活动，受到青岛国民党警察局的密切注意。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弢成了密探追捕的对象。
“到上海去躲一躲，我的家在上海。”黄敬对王弢这般说道。
于是，黄敬秘密地陪伴王弢前往上海。安顿好王弢的生活之后，悄然返回青岛。
黄敬接替了王弢的空缺，担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他是赵太侔的内侄，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中共党员。
不久，黄敬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年七月，一桩突然发生的事情，使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这是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密探逮捕……
第三章 初闯上海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匆匆踏上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
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胀，呕吐不已。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向她献殷勤。看出他不怀好意，她更加心绪不宁。
所幸当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她左等右盼，终于见到一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前来接她。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峡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十七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十九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涉足影戏圈。一九二五年，二十三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据云，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喊来的出租汽车之后，这才记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轮船的甲板上了！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田汉的大名，对于江青来说，早已如雷灌耳。田汉是南国社的创始人，跟俞珊、黄敬都熟，跟江青的老师王泊生、吴瑞燕也都很熟。江青所演的《湖上惨事》，编剧便是田汉。
田汉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他参加发起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担任“左联”常委、“剧联”党团书记。
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
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二十四岁罢了。
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一天，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踅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一九七二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
田汉、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径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径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成千上万次用铅字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公尺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一九二六年底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九年秋由团转党。一九八四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十五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十五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一九二八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一九三○年四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径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正因为日沉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拈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径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她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一九三二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重新入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黄敬前来上海寻找江青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谁。这是徐明清头一回见到黄敬。江青一见到黄敬，兴奋得流下热泪。
俞启威在青岛被捕后，经他的父亲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通“关节”，才终于被救出狱。借口养病，黄敬离开了已经很难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岛，来到上海。这时，黄敬的两位母亲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铜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里。他从姐姐俞珊那儿知道江青在上海，于是他便到西郊北新径找江青。这样，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本来，哈同路上的俞宅华丽而又宽敞，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俩居住是很便当的。无奈，黄敬的生母不承认这门亲事。任凭黄敬怎么说，他的生母不许江青进家门。黄敬跟他的“大妈妈”——俞大纯的大老婆关系不融洽，自然，也无法在“大妈妈”那里找到落脚之处。
黄敬求助于徐明清。陷于穷困之中的“晨更工学团”，哪有地方给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请一位老师让出住房，给黄敬和江青临时住了几天。后来，黄敬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江青搬了过去，算是有了个住所。他们又开始生活在一起。不过，这时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俞启威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那天，徐明清没有参加游行。那是因为“工学团”里有人把标语贴在“工学团”所在地的黑色竹篱笆上，引起北新径镇警察的注意，传唤“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于是，徐明清去了。
“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俞启威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启威带着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党组织当即要她离开“晨更”。经过陶行知以及陈望道夫人蔡葵等社会关系介绍，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郑裕志的帮助，徐明清由该会劳工部介绍到上海浦东工作，去主持该会在那里办的一个女工夜校。浦东与上海繁华市区(即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那里像北新径一样冷僻，徐明清在那里安身……
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黄敬和江青来到了北平。
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去中国大学旁听《资本论》，讲课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李达自一九二三年脱离中共，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黄敬一起，也去旁听李达的讲课。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当时她每月只有七块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吃咸菜、馒头。只是她没有说及她做的是什么工作。
几个月后——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间，徐明清听说“李先生”又从北平回上海了。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为江青当时用“李鹤”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为什么又回上海呢？原来，她跟黄敬到了北平之后，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对，在经济上不予帮助。黄敬只能从姐姐俞珊那里要到一点钱。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于是，独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学团”，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里了。借助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
江青也去浦东，在徐明清那里的女工夜校当教员。这时，她化名张淑贞。
一九六○年五月，大抵江青还不是“旗手”，还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缘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及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引者注：指徐明清)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引者注：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是这样对维特克说的：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十月下旬，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于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四二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离北新径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某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江青的化名——引者注)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另一个当事人罩某，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忆道：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厦里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国西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①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去保释江青。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采访。据合，他本名宋秉全，当时用名家分农。
过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黄敬从上海寄出的。原来，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脚，又来到上海。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妈妈”那里。黄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妈妈”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见一面。
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记得，黄敬的“大妈妈”家在一条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华，但是还可以。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据曾任许涤新秘书的向枫同志回忆，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之后的江青无处落脚。百般无奈，只得求助于黄敬的“大妈妈”。这样，她和黄敬暂时在“大妈妈”家借住。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发低烧，有点神经质，脸色很难看。因是保释，她还得定期向伪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收到家中的电报，说是母亲病重。
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病。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去吧，让她避一避风头。”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谁知，徐明清一说，江青马上表示愿意去。当时的江青，在“大妈妈”家日子难熬，正巴不得有一脱身之处。
黄敬也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黄敬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徐明清的老家，在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于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大山脚下。如今，那儿成了牛头山水库。
从上海花了二十多元路费，徐明清带着江青来到这个山青水秀的江南小村，如入仙境。江青那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子里的亲友都友好地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然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屋。
这里简直是个“保险箱”。四面环山，只有村前一条路。有谁来了，远远的就看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事，朝山后的小路上一逃，躲进大山之中，纵有几千人马也难以寻觅。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徐明清便回到家乡，躲过灾难。
江青初来时，天天发低烧，双颊红润。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探亲，他是北平军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徐明清请他为江青看病。他断定江青得了肺痨(即肺结核)。经他诊治，江青低烧渐退，肺痨渐愈。
徐明清的父亲也为江青诊治，徐明清的父亲是老郎中，用中草药为江青治病。很快，江青的病也好了。
小俞不时写信来。从信中得知，黄敬离开上海去北平了，仍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在那个远离十里洋场的江南山村里，江青简直过着疗养生活。空余时，打打毛线衣，如此而已。她的脸色由黄转红，人也变胖
在南坳村住了两个多月，江青想离开临海，上北平找黄敬去。她希望和徐明清一起去上海。徐明清因母亲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况且春节即将来临(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日)，希望在家里再住些日子。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小俞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给了她路费，并一直送她到临海汽车站。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走后一个多月——一九三五年三月，徐明清见母亲恢复健康，离开了临海，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徐明清仍去浦东，在那里主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这时，“剧联”的成员樊伯滋曾向徐明清了解江青到哪里去了，徐明清把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了他。
第四章 明星生涯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樊伯滋向徐明清打听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江青写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来上海。
头一回来上海，她在北新径镇“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清苦的教员，用的是李云鹤本名；
第二回来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用的是张淑贞化名；
这一回来上海，她跟前两回全然不同。她以艺名蓝苹进入活剧界、电影界，成了一颗明星！
在那次被捕之后，她“退却了”，因为“受不了客观环境上的打击”，她放弃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署名蓝苹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们的生活》中，隐晦地谈及：“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
这“客观环境上的打击”，这“某一个时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这一“客观环境上的打击”，使她不愿再从事艰辛、风险而又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当演员、当名演员的强烈欲望。她当时心中的偶像便是黄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话剧，一举成名，跃为红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在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邀她南下，参加这次演出！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起来的。那年月，没有钱办不成事，他们请张善琨投资，这才张罗起来。张善琨此人，最初靠着帮助上海投机家黄楚九搞香烟宣传起家，后来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经营者，手头渐阔。于是，他又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鹤龄，当年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万籁天，他是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教师，王泊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同学。魏鹤龄在《娜拉》中演南咳医生这一角色，而万籁天则是《娜拉》的三位导演中的一个。有了万籁天和魏鹤龄的鼎力相荐，于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向江青发来了邀请信。
江青后来在她的《从(娜拉)到(大雷雨)》①一文中，写及她“初出茅庐”时的心态：
①蓝苹，《从(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学识》一卷五期。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我永不忘记阿！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
江青所说的“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是指她和黄敬的孩子。当时，江青怀孕了。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抵沪时，为了能够上舞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徐明清陪她去做手术，头一次见到她流那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娜拉》，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
江青新来乍到，而《娜拉》剧组的阵营颇强，使她不由得感到紧张：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的是赵丹，饰柯乐克的是金山，魏鹤龄扮演南陵医生，吴湄饰林敦夫人……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着在舞台上出人头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关成败之举。
当时，她曾说：
“在排《娜拉》的时候我曾经提心吊胆地用过功……”
“记得，那时我曾经为读剧本失过眠，每当夜里隔壁那个罗宋裁缝的鼻鼾声代替了那闹人的机器声的时候，我总会从枕头底下摸出易卜生集来，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每一句对话……”
她也细读着郑君里译的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暗暗地捉摸着。
此时，她取了艺名蓝苹。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崔万秋印象中的蓝苹
《娜拉》还未上演，就已经引起报界的注意，内中，有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他也是山东人，江青的同乡。
台湾报纸几年前对晚年隐居美国的崔万秋作了这样的访问记，介绍其人：
“崔万秋为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对日本历史及文学，造诣甚深。崔先生生于山东，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
“崔先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参加曾虚白先生主持之《大晚报》，担任该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化界。”
“在主编《大晚报》文艺版期间，崔先生自撰长篇小说《薪路》及《群莺乱飞》，在该报连载。”
“崔先生出身于日本国立大学，本拟从事学院派之学者生活，故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书籍。”
“崔先生在文学上师事日本白桦派领导者武者小路实笃，曾翻译其作品《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并翻译日本最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藤森成吉的《谁逼她如此？》(戏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记》。”
“崔夫人张君惠女士亦长于写作，曾留学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习声乐，并以余暇习插花，属草月流，曾获该流‘家元’(祖师)敕使河原苍风授予‘模范奖’。”
“当崔万秋在《大晚报》主持副刊时，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后来改名蓝苹)前额留着刘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飘然从青岛到上海‘打天下’。由戏剧家洪深之介绍，蓝苹获识崔万秋。崔先生向以奖勉青年艺人为职志，和蓝苹又有山东同乡之谊，当蓝苹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时，曾在报端予以推介，蓝苹乃在话剧界崭露头角。……”①
①怀远，《(江青前传)作者崔万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国际日报》。
崔万秋从一九四八年起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一九五二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一九六四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一九六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隐居于美国。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写出了《江青前传》一书。在该书中，崔万秋写了他最初认识蓝苹的经过：②
②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且说在一品香吃过午饭，洪深热心地邀我去参观《娜拉》的排练，前辈盛意难却，便跟他一道前去。
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注：《娜拉》的三位导演之一)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
我笑答：“当然，当然。”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洪深向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洪深又向我说：
“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我笑答：“当然，当然。”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那一县？”
“诸城。”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分，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便用“皓齿”恭维她。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维特克夫人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
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引者注：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娜拉》在这里首演。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户。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上海《晨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赵丹，他是一个年青的艺人，他的长处并不是天赋的，他没有标准的健美体格，而且他也并没有怎样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诚恳，对于剧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体验。而在艺术上，他肯刻苦地锻炼。在《娜拉》中他饰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他能刻画出郝尔茂这样的一种人物来，一个家庭的主人翁，一个社会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绅士。在易卜生当时代的欧洲一直到现代的中国，郝尔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这剧中，郝尔茂要算是难演的角色，但赵丹很轻易的胜任了。
其次，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显缺点，即有时的步行太多雀跃了；有时的说白国太快因而失却情感了。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
人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怜极了。
二十一岁的蓝苹，头一炮打响，她成功了！
她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一遍又一遍读《娜拉》。她发觉，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以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
“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挪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
后来，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中，也这么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为“《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
不过，舞台毕竟受着多方局限，一场戏的观众不过几百人、上干人，难以出“大名”。
蓝苹期待着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电影——如果当上电影演员，银幕拥有比话剧多得多的观众，她便可以名扬四海了。
进入电通影业公司
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邨(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
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宇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紧接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二十八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著作。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
“‘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一九三五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四○五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玉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也出去了。于是她便坐在网球场旁闲眺。不一刻，也手痒起来，居然也提了丢在一旁的网拍，参战起来，只挥拍几记，就知道她是内行。”
“晚上，在膳厅里，经理马德骥，替她介绍，方知这位是新近参加演员阵容的蓝苹小姐，并且还替她补自一句说：‘蓝苹小姐是话剧界有名之士。’”
仅仅演过一部《娜拉》，蓝苹就成了“话剧界有名之士”；以此为跳板，她跳进了电影圈子里。
蓝苹进入“电通”，正值“电通”在筹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该片由夏衍编剧，由司徒慧敏导演(这是司徒慧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杨霁明摄影，演员有王莹、施超、周伯勋、吴湄。蓝苹来到之后，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摄，饰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自从主演话剧《娜拉》一举成名，关于蓝苹的种种报道多了起来。她进入“电通”，成为“影星”，更是记者追逐的对象。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各种报道之中，笔者以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连载于《民报》的《蓝苹访问记》，还算比较真切地写出当年二十一岁的蓝苹初入电影界时的形象。
现照录原文如下：
蓝苹访问
《民报》记者李成
八月四日，吃好了中饭，搭十七路无轨电车到荆州路下来，向西约摸跑了数十步，那用白漆写在黑篱笆上斗大的“电通影业公司”这几个字已映在我底眼睑里了；虽然酷炎的太阳光芒直射着我，满身如雨般淌着汗珠，但因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处所，所以这却使我有“乐极忘悲”之感，只兴奋地向前迈进。
跨进了大门，门房便站了起来问我找谁，我一边用手巾拭着汗珠，一边告诉他要找蓝苹小姐，但他也只应一声“唉”，却不再问我底姓名就一溜烟地向宿舍那里跑进去了。过了一会，门房转出来，站在摄影(棚)底门口，用手在招呼着我，于是我就大阔步地跟着他走进了会客室。
这时，刚巧有一个青年埋头在弹钢琴，蓝苹小姐很起劲地站在旁边练习嗓子。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条子纺绸旗袍，脚上也只穿一双白帆布鞋，连短统反口的袜子都没有穿而裸着。她底脸上既没有擦一点粉，又没施胭脂，当然口红更是谈不到了。还有她底头发也不像‘娜拉’那样卷烫着，却只在前额上留着几根短发(俗呼‘前留海’)，其余都是朝后梳着，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样的妖艳与讨厌，而是好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蓝小姐一听到我底皮鞋声，她把头回了过来一看，就好像“小鸟儿”一般活泼泼地向着我迎面跳过来，一边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一边满脸浮现着笑容开口说道：
“今天天气特别来得热。唉，这里还有一点儿风，李先生，请坐吧！”
“是的，今天特别来得热。蓝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来挂在椅背上。
“没有什么，空闲得很，因为司徒慧敏先生这几天生病，所以没有拍戏……”她把头低着，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虽然我自己拼着命吊起来嗓子，但台下较远的观众老是听不清楚，所以我近来每天在练习嗓子。”接着她便谦虚地笑嘻嘻说道：“李先生，请指教！”
这使我感到为难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对于戏剧毫无研究，是门外汉，当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来回答她了。
“那可不敢当。前些时候报纸上批评我底台词念得太快了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时常想矫正过来，事实上却很不容易。这就是我底缺点。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办得到了。”
这时，大家都静默无言地对坐着，凉风不时还可以从窗口送进来。于是我就把自己底话匣打开来：
“蓝小姐府上哪儿？”
“山东济南。”
“府上还有谁？堂上大人都健在吧？”
“只有一个白发年迈的老母，父亲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小弟弟。此外，还有一个可怜的姐姐和她底两个孩子。”
“蓝小姐今年芳龄……”
“一百岁。”她自己不觉破口大笑起来，接着又反问我：“你猜？”
“……”我摇了摇头答她。
“告诉你吧，老了，已经有二十二岁了(指虚岁——引者注)，哦……”长叹了一口气：“真的，女人过了二十五岁，一切都完了，不是快要老了吗？”
“哪里？年轻得很，你是有极大的前途的！蓝小姐，进‘电通’已有多少时候了？”我一边勉励她，一边又问她。”
“在公演《娜拉》以前，虽然已经进电通了，但那时还是临时演员，完全是试验性质的。正式签订合同是在公演《娜拉》以后。”她说话底声音很低，在她底心中若有所思似的。
“每月报酬多少？可否告诉我？”
“那有什么不可以？很少，只六十只大洋一个月，我只得住在公司里，就是想节省几个钱。因为家里边的生活费还需要我负担呢。每月我总得要寄回去四十元，余下的二十元作为我自己底零用。”说到这里，她把托在额下的两手伸张开来，愁眉不展地硬装着笑容：“家里他们除了我以外，谁都没有收入。我的姐姐因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所以也和我一样没有什么特长的技能。我想自己以后有机会，总得再多学习一点东西，多读点书。”
“蓝小姐对于各报上关于《娜拉》演出底批评有什么意见没有？”
“他们对于我都太客气了，实际上我有什么，完全是瞎闹的，不过我总觉得‘娜拉’底个性太和我相近了，所以我很喜欢演这个脚色。就是对于‘娜拉’底台词，我从没死读过。告诉你，我还只念过两遍，不知怎地，连我自己也都觉得莫名其妙，竟会很自然地从我底口中背出来。不消说，现在我还都没有忘记会背得出来。至于尤娜女士在自由谈上批评我在骂柯乐克的时候，以及觉悟后对于滔佛底反抗态度还欠凶，这是我不同意的。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已经太凶了。还有她批评我在娜拉出走时候的瞬间的高潮表现得不够，这一点我是接受的。虽然我已是用九牛二虎之力拼命提高嗓子和精神，但这大概是因为我演得时间太久而疲倦了的缘故吧，始终只允许我达到这个地步。”她越说越起劲，但她底态度可脱不了像那“小鸟儿”一般天真烂漫。接着她真的好像娜拉已觉悟后似的由懦弱而转为强力的富于理智的反抗精神，把眉头皱了一下，咬紧着牙齿兴奋地说道：“不过我自始至终相信在高唱‘妇女回到家庭去’的声浪中演出《娜拉》，正如吴湄女士所说的，的确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了；但可惜易卜生没有把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怎样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诉我们……是的，不应该做‘小鸟儿’；做男子底奴隶和玩具，不应该把自己底生命为男子而牺牲，我们妇女应该自立，不应该做寄生虫！”
“蓝小姐近来作何消遣？到上海后看过什么影戏？”
“很少出去，因为钱的关系。到上海后，我只看过瑙玛希拉底《闺怨》，虽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总感不到兴趣。还有茂利斯布佛莱底《风流寡妇》，真的我很喜欢那女主角麦唐纳底态度和表情的活泼。”想了一下：“对啦，我记起了，还有我在北方看过凯丝琳·赫本底《小妇人》，虽然她长得这样丑陋，但我也很喜欢她那副天真烂漫、活龙活现的态度和表情。华雷斯皮莱底《金银岛》，我也看过，但这里他底演技却不见得怎样的高明，不过听说他在《自由万岁》里是演得很成功，因为经济关系买不起票；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哈哈！”突然大笑了起来，“真好笑，这些片子还都是轮映到三等戏院，只花两毛钱才去看的。”
“对于国产片的意见呢？”
“从前在济南的时候，看得很多，什么《火烧红莲寺》、《空谷兰》之类的片子，我也以为很不差，相当有趣味，当然我那时是不懂什么内容和形式的。现在我只看过《女人》、《渔光曲》、《新女性》、《桃李幼》、《姐妹花》、《重归》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员。在我最喜欢的就是阮玲玉，的确她是很会演戏，而且能够扮的角色很广。她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女演员。还有王人美底那像野猫般的姿态和表情，我也很欢喜。的确，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陆丽霞那样，就觉得做作和扭捏了。至于胡萍和胡蝶她们底经验当然是够丰富，修养工夫也很充足的了，但和我都是无缘的；我不喜欢看她们所演的戏，并且她们底演技看起来也老是停止在这步似的，一年一年都是这样，总看不出有什么进步。哈哈，得啦得啦，不要说了吧，真的，我自己发了疯不是！试问我自己懂得什么？居然批评起人家来了，那不是笑话吗？对不起，李先生，请不要见怪，我是瞎扯的，胡说八道的。”她低着头在沉思着，好像在懊悔说错了话似的觉得有点难为情，两颊上绯红着。
“这有什么关系，各有各的意见，谁都可以自由发表。蓝小姐……”不想她等不到我说完，就抢上来说道：“真的，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得。告诉你吧，那真好玩，就是我拍《自由神》的戏，连自由也都莫名其妙。当初我以为是也像舞台戏一样按照顺序系统地拍下去的，不想是无头无尾地在东拍几个镜头，西拍几个镜头，所以我相信自己这次演出一定是一塌糊涂，失败是必然的，成功可不要说了。不过我也并不因此而灰心，我正在想：假使以后有机会，任何性格的角色，我都得要尝试一下。”
“蓝小姐会跳舞吗？”我问。
她就笑眯眯地把头摇，说道：“不会。不过我到过跳舞场一次，那是朋友硬把我拖进‘大光明’戏院隔壁的那所跳舞场去，但什么名字我可记不起来。因为我最讨厌看见那丧心病狂的舞女舞客，所以我只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一个踱了出来。”
“蓝小姐已经结婚过没有？”
看上去她好像很怕羞似的，低着头笑嘻嘻地说道：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还没等她说完话，我就抢上去问她：
“蓝小姐可否把爱人底名字告诉我？”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女人更应该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底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他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蓝小姐进过什么学校？”
“我因为从小便和母亲寄养在姐姐家里，虽然得到姐夫底帮助曾受过高小教育，但从姐夫去世以后，我也就再没有升学的机会了，所以我也只得在家里自修了。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小说。真的什么书都看过，从《西游记》、《红楼梦》起，到《呐喊》、《羔羊》、《虹》，还有从外面翻译过来的小说，现在叫我背还都背得出来。但在我最坏的地方，就是死也不肯看科学的理论书，以前我曾进过王泊生先生他们主持的山东实验剧院，大约有一年多。”
谈到这里，我就向她告辞出来，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大概已经有五点半钟了。……
这篇《蓝苹访问记》，除了真实地写出二十一岁的蓝苹的生活、处境，还写出了她的泼辣，她的勃勃野心。至于她公然向记者所宣称的：“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这是她的“恋爱信条”。她说这番话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此后，她在上海朝三暮四，闹得沸沸扬扬，便是她的“恋爱信条”的“实践”结果。她“根本反对结婚”，为的就是不受婚约的束缚，朝秦暮楚。她所追求的“事业”是当“大明星”，她把恋爱、同居当成通向“大明星”的梯子……
第五章 唐蓝婚变
唐纳其人初入“电通”，蓝苹并不得意。在《自由神》一片中，她所演的是第七号人物。男女主角是周伯勋和王莹。她，只是配角的配角，在影片中没有多少镜头。
演《娜拉》时，她是第一号主角。如今落得个配角的配角，她心中窝囊。虽然她不过二十一岁，却早已懂得“演员不捧不红”的出名诀窍。
江青开始了她新的恋爱。这一回，江青把她的爱，奉献给在上海电影界颇有影响的影评家唐纳，赢得了他的“捧”。
“蓝苹到上海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华龙路的小公寓里，那公寓的二房东是个罗宋女人，下面是一家罗宋大菜馆。她的吃饭问题，天天在这罗宋餐馆里。她的原籍是山东，到上海的目的是投身银幕。当然罗，一个漂亮的女人，何况她又有各项具备的条件，国语也说得好，早年在山东国立戏剧学校读过书，舞台经验也颇熟悉。当她踏进了电影界以后，第一个男朋友是唐纳。那时唐纳正为《晨报》的每日电影撰文，于是便大捧蓝苹，蓝苹就在这基础上奠定了她艺术的生命……”①
①雷雨，《女明星时代的蓝苹》，《海星周报》第二十三期，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这是当年《海星周报》上《女明星时代的蓝苹》一文中，关于蓝苹同唐纳结合的报道。作者已把话说得很明白：蓝苹爱唐纳，为的是借唐纳之笔作为“天梯”，以便能够爬上“大明星”的宝座。
唐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几乎已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
其实，唐纳并不姓唐。他原名马骥良，后来改名马季良、马继良、马耀华，用过笔名罗平。后来客居巴黎，名唤马绍章。
唐纳跟黄晨同乡，苏州人氏，他跟黄晨、江青同岁，生于一九一四年，属虎，甲寅年。
唐纳之“唐”，据云是由于他的奶妈姓唐。父亲马佩甫是铁路职员，给唐纳取了奶名“仁官”。
唐纳四岁时，父亲去世。不久，他过继给大伯父马含蒜。
唐纳在苏州私立树德中学上学时，用的学名是马继宗。
他在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上高中。当时，胡绳(即项志逖)、袁水拍(即袁兴楣)也在这所中学求学，比他低一届。这时的唐纳，已开始喜爱文艺，思想也转为左倾。他是学校戏团的主要演员，演过左翼话剧《工场夜景》、《活路》、《SOS》等。②
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人物》一九八九年三期。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到国民党警察局的大搜捕。唐纳也受到警察注意，不得不从苏州逃往上海，落脚表叔陆尹甫处。经陆尹甫介绍，进入上海大陆银行当练习生。
一九三二年夏，唐纳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依然爱好戏剧，成为学生剧团中的活跃人物。
唐纳入圣约翰大学读书，英语流畅，中文文笔也不错。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笔姚苏凤是唐纳同乡，约他写影评。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就为《晨报》写些稿子，从此与电影界结下友谊。影评署笔名“罗平”或“唐纳”。由于影评不断地出现在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专栏里，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他也给《申报》的《电影专刊》、《新闻报》的“艺海”、《中华日报》的“银座”、《大晚报》的“剪影”撰文。
唐纳的影评，文笔流畅，而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颇有见地，在读者中很快就赢得信誉。尤其可贵的是，他思想倾向进步，执笔常赞誉左翼电影，抨击那些精神鸦片。
给人留下颇深印象的是，他参加了反击“软性影片”的论争。
那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现代电影》第六期，发表了《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鼓吹只有“软性影片”才是“观众的需要”，说“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宣称“我们的座右铭是，‘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
左翼电影工作者在夏衍等人领导之下，决定迎头痛击“软性电影论”。反击的第一枪，便是唐纳打响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日，唐纳在《晨报》上发表《太夫人》一文，尖锐地批评了“软性电影”。六月十二日，唐纳又发一文，即《“民族精神”的批判谈软性电影论者及其他》。翌日，夏衍便以笔名“罗浮”发表《软性的硬论》，与之呼应……
这下子，姚苏凤便受到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在六月二十八日登出反驳唐纳、夏衍的长文《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从此，唐纳不再为《晨报》的“每日电影”写影评了。
一九三四年秋，唐纳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任编剧。这时，“艺华”正在拍摄阳翰生编剧的影片《逃亡》。导演岳枫为了使影片增色，决定配上主题歌和插曲，可是无人作词。正巧唐纳来了，岳枫便请唐纳写词。唐纳居然一口答应下来。
唐纳写了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聂耳与他合作，配上了乐曲，使这两首歌广为流传。现摘录《塞外村女》片段，以飨读者：
暮鸦飞过天色灰，
老爹上城卖粉归，
鹅毛雪片片朝身落，
破棉袄渍透穷人泪。
扑面寒风阵阵吹，
几行飞雁几行泪，
指望着今年收成好，
够缴还租未免祸灾。
唐纳长得一表人材，有如“奶油小生”，居然被电通影业公司的导演袁牧之所看中，要他当演员！
那时候，袁牧之正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找不到合意的男主角。在袁牧之心目中，男主人公李梦华是一个贫穷潦倒而又富于痴情的知识分子；他一见到眉目清秀的唐纳，仿佛是扮演李梦华的“本色演员”。虽说唐纳从未上过银幕，而这一回要领衔主演，他又居然一口应承下来。
于是，一九三五年，唐纳从“艺华”调入“电通”，当起演员，同时主编《电影画报》。
多才多艺的唐纳，演戏也演得不错。在影片中，他神魂颠倒地追求由张新珠饰的女主角张小云。特别是在演出失恋时饮毒酒自杀，简直演得活龙活现！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的《影与戏》，这么形容唐纳：
“提起唐纳，大凡是略微关心一些影坛的人，谁都晓得他是一位很活跃的影评人。他，可以说一个身子，半个站在电影圈里，半个站在电影圈外。”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时报》，曾以《青年作家酷嗜电影》为题，简略地介绍过唐纳身世：
“唐纳现年二十二岁(指虚岁——引者注)。原籍苏州。曾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自幼即嗜电影，且爱好文艺，笔名‘罗平’。为文简洁流畅，颇得一般人之好评。当在圣约翰大学二年级时，即大负声望。影界友好多怂恿其实行入电影界工作，唐亦不能自持，乃于前年秋季入艺华公司担任编剧事务。去岁经袁牧之介绍入电通公司，主演该公司声片(即有声影片——引者注)《都市风光》。初上银幕，即大露头角(时其爱人蓝苹亦在该片中充当重要角色)。唐除在该公司担任演员外，并主编电影画报，工作颇称努力。惟任职不久，电通公司即告歇业。本年六月一日改入明星公司，仍担任编剧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