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家族
宋路霞一个家族，因李鸿章的命运，先是大红，后是大黑，悬殊之大，有若天渊。这部家族沉浮史，本身就是近代社会变动的缩影，很值得研究。这个大起大落的家族，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竟出了那么多的人才，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散处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地，这种众多人才出于一家的现象更值得研究。家境、家风、家教、遗传基因、个人气质、逆境的锻炼，都在家族演变中发生作用。
一个家族与一个时代
晚清历史上，李鸿章活动极广，影响极大，争论极多。李鸿章去世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关于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传记、年谱、回忆录不胜枚举，论文难计其数。前两年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更使李鸿章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街谈巷议，家喻户晓。
史学界同仁都知道，李鸿章研究，成果极丰，起点极高，要出新意，已经难矣乎哉。在这样的心态下，我翻读《李鸿章家族》，原不抱很高期望，但是，读着读着，便渐渐地被书中内容所吸引，难以释卷。一个家族，因李鸿章的命运，先是大红，后是大黑，再逐步走出低谷，悬殊之大，有若天渊。这部家族沉浮史，本身就是近代社会变动的缩影，很值得研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兴旺的家族本不见多。同一时代，因环境、境遇的差异，不同的家族显现出不同的色彩。有的呈上山型，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如无锡荣氏家族;有的呈下山型，每况愈下，渐趋式微，如无锡张叔和家族;有的呈闪电型，稍纵即逝，旋起旋灭，如许多军阀家族。李鸿章家族则呈波浪型，时起时伏，蜿蜒向前。
这个大起大落的家族，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竟出了那么多的人才，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散处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地，这种众多人才出于一家的现象更值得研究。家境、家风、家教、遗传基因、个人气质、逆境的锻炼，都在家族演变中发生作用。这样的家族，实在是社会史研究的极好个案。
为了写这本书，作者搜集、查阅了许多第一手资料，除了已刊的李鸿章奏稿、文稿、各种传记，还有李鸿章、李瀚章、李经羲等人的未刊信札，李经方的长篇遗嘱，李鸿章的一支积善堂的田产目录，李蕴章的一支慎余堂的田产、盐票目录，李家彝所作的长篇“交代”……作者东奔西走，南下北上，作了大量实地调查，口访笔录，发微阐幽，合肥、芜湖、安庆、北京、保定、天津、威海、苏州、南京、扬州、杭州、香港，都洒下了她辛勤的汗水。
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首次披露，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缺憾，解决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李氏家族的了解。读李经方的遗嘱，从他的田产、房产、股票分布在芜湖、合肥、上海、大连、南京、安庆、天津、宣城等许多地方，投资房地产、银行、保险、盐业、纺织厂、砖瓦厂、铁矿等多种企业，可以知道近代豪绅与古代财主的区别。从其遗嘱聘请专门律师和证明人的格式，也可看出近代人法律意识的变化。
我读过宋路霞的多种著作，其共同特点是，以文献资料和调查访问相互印证、补充，都是用墨水和汗水写成的。我钦佩她的学识和方法，钦佩她的闯劲、钻劲、韧劲，钦佩她乐在苦中、以学术研究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境界。
作者本习中文，办过杂志，笔下功夫了得。在她潇洒流畅的笔下，本已非凡的故事，被娓娓道来，环环相扣，时而风轻云淡，时而金戈铁马，时而哀怨缠绵，让读者跟着情节的展开，或喜或忧，或发竖眦裂，或掩卷浩叹。
这是一本资料、义理、词章三长兼具的书，在存史、教化、娱情三方面，都值得一读。特此郑重推介。
2004年10月15日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本文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上海通史》主编)
第1节 八千亩地、珐琅钟、汇款单
香港国光船务有限公司的老板李国光先生，是位红光满面、整天乐呵呵的好好先生。他已年逾古稀，还整天带领着两个儿子和一班人马，在九龙尖沙嘴的写字间里忙得团团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卖力，他一脸苦笑地说:“我们底子薄，比不上人家，现在香港生意不好做，一切需要自己打理……”笔者马上当面揭穿他:“你什么底子薄？你不是拥有八千亩地吗？你这个大地主还叫苦，别人怎么办？”
“哈！哈！哈！……”他开怀大笑起来，“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八千亩地是不假，可是那早就是过去的事情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早成历史的陈迹了……我若现在还有八千亩地，还用得着在这儿忙乎吗？”
说得也是。
那么后来……
原来，这位国光老板是“真人不露相”的好手，笔者费了不少的功夫才弄清他的原始面目，原来他是晚清重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侄孙，也是晚清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孙子。他的祖父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大哥，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曾在曾国藩的幕府里办理军需(总理湘军后路粮台)，是个办军需、筹粮饷的能手，资格比李鸿章还老呢！老太爷对清廷有功，后来仕途一路青云，当过湖南巡抚、浙江巡抚、江苏巡抚(相当于省长)，还当过湖广、四川、漕运、两广共四个地方的总督，尤其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三年。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大官了，差不多相当于解放初的华中区的书记了。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个县太爷还能挣十万雪花银呢，何况掌管好几个省的总督呢，赚它八千亩地，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其实，自从太平军1853年打到安徽，李氏家族就整个地被绑上了战车，不仅是李鸿章、李瀚章，他们六兄弟中的李鹤章、李凤章、李昭庆，包括瞎了眼的老四李蕴章，全都置身于戎马倥偬之中。他们的老爸李文安，原在京城里当官，是刑部(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司法部)的中层干部，也被清廷从北京派回老家办团练(地方民兵)，还没等到打败“长毛”，就死在团练的岗位上……
从此老李全家就从一个书香之家，演变成一个军旅之家;后来又从一个军旅之家，演变为一个官宦之家。李鸿章则当上了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清廷倚为右臂的一代名相。尽管他们的祖父一代，还是个半耕半教的私塾先生。……
封建社会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作为宰相的侄孙，李国光沾点儿光还不是正常的吗？不沾光倒是不正常的了。他的祖父李瀚章思想守旧，木头疙瘩，不像李鸿章有办洋务的经验，挣了钱知道往沿海大城市里搞点投资，比如在上海买栋大房子，还买股票……李瀚章有了钱只知道在安徽老家买地，到他1899年去世时，名下已有四万多亩地了。他有十一个儿子，所以每个儿子分得了四千亩地，同时给每个儿子在乡下置办了一座大宅院，少则三进，多则五进、七进。李国光虽没去住过，但他听父辈说过，那都是在当时不得了的好房子，可知“半个安徽是李家的”、“宰相合肥天下瘦”，这些民间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李国光是李瀚章的第七个儿子李经沣的独养儿子，同时兼祧两房(老五李经沅无子，过继李国光为嗣子)，所以到了李国光继承家业的时候，名下理应就有了八千亩地和两座大宅院。说他是个八千亩地的大地主，还冤枉吗？
不幸的是，当时他只有七岁，而且在十二天内，接连死了两位老爸:嗣父因病死在北京;而生父却因临近年关要洗澡，就在屋子里生个炭火盆取暖。他对妻子和佣人说:“你们都走吧，我自己擦巴擦巴就行了。”结果这成了最后的遗言，他煤气中毒而去世。
那时他家已住到天津，出丧的时候，一个七岁的孩子拿着哭丧棒，披麻戴孝地走在送葬的队伍前面，后面跟着两个寡妇和两具棺材……人家家里在过年，他家里哭声震天。毕竟是李家，前来送葬的人成团成旅，人们在马路上排了长长半条街，吹鼓手把小号吹得昏天黑地，在当地传为一大新闻。
……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李家到李国光正是第三代！
“那后来的日子……”
“简单说吧，后来就是孤儿寡母地过日子。虽说有八千亩地，七岁的孩子，又奈若何？全靠乡下的账房打理。京城里虽说还有大伯父李经畲，但已年迈体弱，民国后不食周粟，已靠变卖故物度日，何况与家父又不是一个母亲生的，就不能指望什么。太平日子还好说，兵荒马乱的年头，乡下农民都逃难了，土地也荒芜了，账房报上来的数字永远是年年歉收。所以到了1947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还要靠业余去一家报社搞搞校对，调整调整版面，打打工，才能维持学业……”
换句话说，整整八千亩土地，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没影儿了。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没有了？”“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没有了！”他斩钉截铁地把两手一摊，一脸“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表情。
这在有正常思维的人看来，此话谁信呢？这要是在“文革”中写成交代材料的话，不被红卫兵往死里打才怪！解放那年他才二十二岁。
笔者本无兴趣打探人家的私事，尤其是事关家族财产的敏感问题。但是要弄清像李鸿章这样的中国超级大宅门的实情，不弄清他们的家底，如何能了解豪门的“霸气”？李家事，历史地来看，原本也不是李家的“自留地”，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学问大着呢。于是只好赖着不走，“逼”他拿出证据来。
谢天谢地，真叫皇天不负有心人，笔者终于目睹了在大陆绝对无法看到的、令人对“豪门盛衰”有了感觉的两样东西。一样是李家金山银山、蒸蒸日上时，慈禧太后赏赐的珐琅钟。
那是一个非常精致、色彩至今很鲜艳的长方形古典珐琅钟，原有一套十二个，原装的法国货，是当年法国公使进贡给慈禧太后的国礼，慈禧非常喜欢。那时她周围的太监迷信，认为送钟不好，不吉利，弄不好就成了“送终”了，所以建议慈禧还是赏给哪个大臣吧。慈禧本不想送掉，就推说“总督当中，谁有十二个儿子我就赏给谁”。谁知那时还真有多子多孙的人，结果下面报上来，说是李瀚章有十二个儿子，慈禧没辙了，于是就赏给了李瀚章。那包装得漂漂亮亮的一套珐琅钟，千里迢迢送达湖广总督府的时候，老太爷感动得跪在地上久久没起来……
其实李瀚章只有十一个儿子，说是十二个那是误传。李瀚章得了十二个珐琅钟，一个儿子一个，自己留一个。每一房都欢天喜地，视为无上的荣耀，轮番与那钟照相留念。传到“国”字辈手里时，人家是长房之子才能得一个，他李国光兼祧两房，一个人得了两个。有一年，其中有一个出了点毛病，他请一个懂行的亲戚打开钟的后盖看看，发现里面有当年的钟表匠作的保养记录，时间是在19世纪50年代，说明这批珐琅钟起码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现在这两个钟走时仍很准，只是闹钟不闹了，可知这御赐的东西都是真家伙。
另一样“证据”可就叫人揪心了，竟是一盒子发黄了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从香港汇往大陆的汇款单的存根，是寄给那些原先也有着四千亩地、一座大宅院和一个珐琅钟的人的后代……他们已经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家里的东西早已经卖得“见底儿”了，不得不靠别人接济过日子。这样的汇款每月有一批，每张少则三十元，多则五十元、八十元，养活那些早已把珐琅钟也卖出去填肚子的本家人。
翻检着眼前一小捆一小捆发黄了的汇款存根，1958年的、1959年的、1960年的……笔者哑然，顿时觉得有点西风古道瘦马的味道。
突然想起不久前曾经看到过的，一摞慎余堂(李家老四房)的田产目录，小楷手书的原稿，何年何月购进哪里的田，几亩几分几毫，购买人是谁，卖出人是谁，证明人是谁，价钱多少，方位何处，清清楚楚。这样的田产目录竟然有十七册，堆在桌上有一尺来高！这十七册田产目录的总数加起来，也未必能有四万亩地。而李瀚章的四万多亩地，怎么就变成了眼前一盒子汇款存根了呢？它们之间的距离，不过才隔了两代人……岁月之刀，是不是把老李家切割得狠了点？
《红楼梦》里说“忽喇喇似大厦倾”，那大厦说倾真的就倾覆了！
不知那些个每月翘首盼望着香港汇款的人们，他们是年老无子、体弱多病，还是吃喝嫖赌、风花雪月，以至于衣食无着？看看户头，居然有十户人家！时间从50年代中期，一直延伸到80年代初，户头当然是越往后就越来越少了，因为老人们渐渐都去世了，再后一代人又自知奋起了。他们遇着了李国光是他们的福气。
一个世受皇恩、位极人臣、屡获赏赐、权倾天下，几乎是金钱堆成的大宅门，在李鸿章死后也就是五十年光景，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潦倒到了如此地步！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如李国光等人，从一个报社的打工仔，一个被张春桥逐出《解放日报》的“狗崽子”，变成了尖沙嘴高档写字间里的大老板……豪门之事，陵谷兴替，哪是扒拉扒拉算盘珠子就能算得清楚的！
李国光打开了话匣子，哪一支、哪一房、哪一家、哪个人……
“文章经国，家道永昌……”按照李家老祖宗立下的子孙辈分表，此时的李国光更像一位历史老人。这八代人从李文安(1801年生)算起，如今已有二百多年了。二百年间八代人的盛衰往事，二百年间一个顶级大宅门的后院秘闻，掺和着国际风云、政坛恩怨、豪门诡秘、商场硝烟……还有那几起至今还说不清楚的谜案……李家事，怎么看都像一部近代《红楼梦》！
第2节 从熊砖井走向世界的大宅门
据说，李家最初的发家得助于一口井，一口神奇的井。这口井在合肥市以东三十里地。现在从合肥市中心乘中巴向东走，大约一个多小时，就会来到一个过去叫肥东县磨店乡的地方。这个地方论实际规模，似乎算不上个镇，顶多是个集市，现在虽已划入市区，但“开发”还远远没有跟上，举目望去，仍是农田和村舍居多，脚底下还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空气中弥漫着农村常有的稻草和牛粪的混合味道。
集市的北部有个不大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现在叫祠堂郢村。
这个村庄一百多年前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当地人无人不知这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老家，不仅村里有李家老宅、李家池塘、李家的拴马桩，村外还有大面积的李家的坟冢和护坟田。那座雕龙画凤、气宇轩昂的李家祠堂，虽说只有三进，但供应这祠堂日常开销的义田就有上千亩。久而久之，那村庄的名字也就因李家的祠堂而成了祠堂郢村。每年前来烧香祭祖的李家人，春秋两季，马拉骡驮，前呼后拥，动辄遮天蔽日……
转眼一百年过去了，现在它很少被人提起了，因为原先的李氏祠堂已经不复存在了;祠堂里的“神主”早被砸个稀巴烂了;不仅是李家的坟头，所有的坟头都被平掉了。自然，这个家族的高墙深院和荣华富贵，也伴着远去的岁月，早已烟消云散了……现在惟一还“值钱”，还时常被提起的，就是村头路边的那口古井。
这是一口有着数百年资历的、一圈井栏早已斑驳陆离，如犬牙交错的古井，开凿于明朝，是一位姓熊的地方官员带人挖掘的，所以史称熊砖井，无论是明清时代的肥东地方志，还是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献，都有记载。这样一口井，若是在大城市，恐怕早就被罩上了铁丝网，旁边竖了牌子，要想一照芳影还得收费也说不定。可这是在乡间，凡事似都打了折扣，没人来保护它，没人竖牌子，每天早晨晚上，村民们仍来挑水做饭，它的使用价值和别的水井没什么两样。
但是据说这口井有着非凡的法力，能给人以福音。当年有一个官员，为求保佑，特意从井栏上敲下一块石头，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现在看到的熊砖井，的确有一处豁口特别大。至于那个官员后来有没有高升，不得而知，但在这井旁边生活了多少代的李家，最后倒是真的发家了。
他们的远祖原先姓许，后来他们的一个祖先过继给一位母舅后才改姓李。姓李以来整整六代人，他们基本上都是背朝青天脸朝地的传统农民，与科举无缘，与官场更无缘。而从第七代人李文安开始，第七代、第八代、第九代，在不长的时间内，三代人中竟有四个人接连考取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历——进士，还有很多人考上了举人、拔贡、秀才。那时的规矩是“学而优则仕”，于是带动了整个家族，光宗耀祖，升官发财……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说，就因为从李文安的父亲开始，李家搬到这井边来住了，李家人喝了这井里的水！可知这井水有水平！
有传统意味的是，李家许多人活着的时候依井而居，死了之后就绕井而葬。他们中有的人在外闯荡了若干年后，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又回到了这里。还有些人即便活着的时候并不住在井边，但死后也葬到了井边！
李家的三世祖就葬在熊砖井以西的大老坟，是片离熊砖井仅半里地的松树林;四世祖也葬在大老坟;五世祖葬在熊砖井附近的小老坟，离井只有一里路;六世祖李殿华即是李鸿章的祖父，葬在熊砖井以北的枣树林，李家人称之为井上坟;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葬得也不远，离井数里路。到了李鸿章要入土为安的时候，他葬得虽远一点，但也没出肥东，在从熊砖井到合肥市的大路边上，离城十五里，地名叫大兴集。在这前后，他的兄弟、儿子，以及侄子、侄孙许多人都回到这里长眠，只有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这个驻英公使、“海派”人物，葬入上海的万国公墓。
若不是四十多年前的那场狂飚式的群众运动(“文革”)，这儿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晚清传统式官宦大宅门的博物馆。因为现在人们收集到的李家各式碑刻，仅仅拓片，堆在地上也有半人高。
李家人就是从这儿走出安徽，走向华北、华东、华南和沿海一线，进而走向世界的。
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回来。二百年间，天翻地覆，物是人非，后代早已散居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国大陆，还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澳洲、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安居乐业，和他们的老祖宗一样，从事“洋务”的居多，干文教事业的也不少，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讲起安徽合肥，只要说是姓李，他们就会掰着手指头“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地计算一番，然后判定你是哪一房，是不是他们老李家的嫡系。年纪大的，还会提起“熊砖井”。这口熊砖井，现仍蹲在那个原先的地方，蹲在那个无数李家人走向新天地时的村口路边。过去是这个姿势，现在仍是这个姿势，远远地，用它那残缺的井栏，切割着乡间的风景。它已伤痕累累，最深的绳沟已能伸进一只成人的手……每天，仍向村民们奉献着清清涟漪。第一个背井离乡去闯天下的李家人，就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他是李家“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八代人中的第一代人。
第3节 典狱长的家事和婚事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801—1855)，号玉川，又号玉泉，别号愚荃，榜名文轩，是个心地善良的司法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诗人。他这个司法官可不是县衙里的“无公道”，而是京城里刑部的执法官，曾任主管广西、奉天、山西的司员，当过提牢厅和秋审处的主管，掌管着犯人的生杀大权，还亲自管理过两个监狱。照理说，这可是个肥水大得可撑船的差事，哪个犯人家属不有求于典狱长呢？而李文安在刑部一干就是十八年，一贯秉公办事，官私毫无闲言，最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相当于现在公安部侦缉局的局长。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兴起，他们父子必须放下公文簿去打仗，这个职位他恐怕可以一直坐下去的。这个职位得来实属不易，完全是他二十年辛苦寒窗，拼命读书的结果。
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是个“五十年不进城”的乡下读书人，家有几十亩地。他总不进城，但总想从黄土地上走出去，于是对科场功夫甚为在心。但是他考试总不顺利，科场屡次失意，后来就在家设馆教教学生和孩子读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他家是一处三进的小瓦院，算不上很富裕，至多相当个中农，年成不好的时候，日子过得就很紧张。他的孙子李鸿章曾揭过家里的“老底子”，曾在信中和他弟弟鹤章怀旧:“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总非长久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李鸿章家书》)可见早年李家日子并不好过。但是李殿华心气很高，立志让四个儿子都能读书做官，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为此，不惜工本地请来科场高手当家庭教师，助儿子们攻读、备考。
四个儿子中总算小儿子李文安实现了老爸的理想，于江南乡试中举，四年后又考中了进士，从而跻身于京城衮衮诸官之列，使李家这个淝水边的中农之家，一夜之间“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庐州府志》)。李文安即是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惟一的一个进士。
考中进士在当时真是何其了得！多少人苦读一辈子也不得入其门。李鸿章的淮军哥儿们中，只有刘秉璋一个人是进士。他的同党唐殿魁、唐定奎家，打仗能行，读书不行，二百年间，整个唐氏家族只考中了一个秀才，所以他的后代唐德刚先生正话反说:考进士考不中是正常的，而考中是不正常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全国每四年才有一次考进士的机会，每次只有百余名幸运儿能够登榜，比现在的博士还难考，可见科举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文安早年读书读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身体很弱。别人家聪明的孩子四岁就开始启蒙了，他到八岁才读书。到了十三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老爸望着他直发愁，没看出他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才，还以为他贪玩不用功，就叫大儿子李文煜来督阵，专门管着他读书。
李文煜科场也不顺心，考中秀才后就再无长进，也学老爸的样子，在家开馆收徒教书。这个大哥对付小弟也真厉害，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学，一直要念到大年夜为止，毫不放松。毕竟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结果李文安中了举而大哥未中，几年后李文安又中了进士，而他几个哥哥都名落孙山。
不过李文安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读到三十五岁那年(1834)才江南乡试中举。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灯煎熬，期间也当教书先生，或收徒，或馆于人家，但自己的功课绝不放松。中举后又过了四年，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快四十了，度过了他的人生的大半截(据李文安《都门望云思乡赋》)。
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他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同族，甚至超过同胞的关系，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初做京官的他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整体，除了他们的考官，他们之间往往比官场上的其他人更亲近，更能够理所当然地相互帮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性格比较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同年中始终与曾国藩拉得挺紧。那时曾国藩不过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不过是个编编史书的闲官，后来才当上礼部、兵部、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而李文安早早地就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为师，跟其学“经世之学”，一旦到了他们要奋发进身的时候，就派上大用场了。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他本人作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刚厚重，坚持依法断案，每到秋审最后断案的时候，披览案卷总到深夜，力求准确地量刑，不冤枉一个好人，“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李鸿章为其母亲写的《墓志铭》)。其实，历来官场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认真，又不能太认真，要看是什么事。你什么事都太认真了做官就不讨巧了。问题是李文安安徽人的脾气，凡事都太认真了，就必然不讨上司的喜欢，所以他始终没能当上“部级干部”。他们同年中别人都升得挺快，他弄来弄去还在看监狱。
尽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们看得清楚，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狱囚的善举，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那年头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没人关心，谁还去关心那些狱囚呢？
有《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数首为证。诗曰:
一汤一饭浅深量，是否堪餐每自尝。
甘苦可推军十万，狱中留得姓名香。
晚饭散过号腹来，双眸炯炯不胜哀。
狱中幸有推恩米，例自先生到此开。
棘墙深闭见天遥，溽暑熏蒸未易消。
赖有仁风吹隔座，蒲葵五万共招摇。
托钵沿门醵俸钱，秋深检点补黄棉。
先生更给病囚被，寒到圜扉不耸肩。
(司狱王燮堂)
是说他管提牢厅时，下属两个监狱，他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到底是刑部的大狱，竟然关押了五万囚犯！每个监狱从南到北往返一圈五里地，两个监狱每天走一遍就是十来里路，他总是坚持每天亲自到场巡视，仅仅这一点就很不容易。
他严禁狱吏虐待囚犯，规定囚饭每人要保证给足一满勺饭，为了防止狱吏克扣斤两，遇到开饭他就要亲自检查，并且亲自尝尝生熟。狱中开支有限，晚饭后伙房关门，而遇到那些晚饭后才押解到狱的囚犯，他不忍其饥肠辘辘，就自掏腰包，捐米煮粥，聊以慰藉。春夏季节狱中易发传染疾病，他早早派人熬好了药做好准备。甚至夏天买来扇子和席子，冬天捐献棉衣，还在每个“所”备置十二条棉被，供生病的犯人发汗养病之用……可见他除了心地善良，还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所以在他管事期间，狱中没发生过意外死亡之事。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挺满意的，在其诗中一再流露出得意之情:
每思工部千间厦，更爱香山万里裘。
我且按囚给大被，铺秥草刈野塘秋。
南北奔驰十里程，衣冠整肃踏沙行。
给筹鱼贯分餐际，堪念嗷嗷待哺情。
衣冠整肃待衙参，每日平安竹报谙。
常愿两监无病帖，论功不厌纪窗南。
(李文安《贯垣纪事》)
他的《愚荃敝帚二种》付梓于同治年间(1866)，已在他去世十年之后。那时他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早已是清廷的命官，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湖南巡抚，为之写序和跋的人本可以大加恭维，大吹大捧，写序人本可以是当朝大吏，或皇亲国戚，然而不然，为之写序的不是亲戚就是同事，人们一再称颂他的仍是他的善良和清廉。
他的善良还为他促成了一桩不错的婚姻。
当初在磨店老家时，有一年他父亲抱回一个正在出天花的女孩。那女孩在路边啼哭不止，浑身发烫，显然是个被遗弃的病孩。李殿华虽身在乡下，毕竟是个小知识分子，略懂些医道，尤擅长儿科，见了心怜之，于是抱回家收治，几番调治后居然治愈。女孩病虽好了，但脸上却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点，这对女孩来说，是个不小的缺陷。女孩没有地方去，就成了李家的一员，长大后就在李家帮着干活，她要以辛勤的劳动来报答李老太爷的养育之恩。她既然要整天跑进跑出地干活，也就没有必要像深闺里的小姐一样裹小脚了，同时也没有亲生母亲在旁监督她裹脚，那双自由自在的大脚就成了她生活中的好帮手，什么重活儿都不含糊，但久而久之成了村民们的笑料。
一个脸上长了麻点，蹬着一双大脚，又整天在地里干活儿的姑娘，长大之后是无法找到一门好婆家的，何况还是个被丢弃的孩子，亲爹娘还不知在哪里。但她不知道，有一双善良的眼睛早就在注意她了，这就是李家的四少爷李文安。李文安是个心慈面善的人，见不得人家受苦。有一天他晚上从外面回来，看见姑娘劳累得倒在灶门口就睡着了，就顺手脱下外衣盖在姑娘身上。其父闻知后，知道儿子对姑娘有情，遂命之结为夫妇(见丁德照、陈素珍编著《李鸿章家族》)。
孰料新娘子有很强的帮夫运，她的非凡才能在婚后不断地表现出来。原来她也姓李，特殊的身世，使她不仅吃苦耐劳，泼辣能干，遇事有“豁出去”的气概，而且有很高的智慧。她善于治家，前半生非常辛苦，后半生极其享福，应验了中国人的那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老话。
她是李家的大功臣。丈夫在家时要读书备考，在外时要秉公做官，家中一切，就只能由她负责打理。她还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六男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兄弟;两个女儿，大女儿嫁记名提督、同县张绍棠，二女儿嫁江苏候补知府、同县费日启，都嫁得十分风光。她的大智慧还在于，每当丈夫和儿辈遇有升迁，别人总是喜笑颜开时，她却不然，她总是不露喜色，反而沉静地时时以盈满为戒，显示了“福人”的真功夫。
上苍也回报了这位苦心的女人，让她在后半生大富大贵，活到八十三岁，比丈夫李文安多活了二十八年。
她晚年跟着两个当总督的儿子过，在总督衙门里当她的太夫人，享尽天下荣华富贵，根本不在乎乡下的那几进小院了，所以他们在熊砖井的老土地上，并没留下她的大宅院。她的儿子们帮助清廷打败太平天国后，有一年总督“换防”，李鸿章从湖广总督的位子上北调京畿，去任直隶总督，留下的湖广总督的职位恰好由他的哥哥李瀚章接任。当时她正跟儿子住在总督署内。总督要掉换了，而老母亲是同一个，老太太是不需要“挪窝”的，走了一个总督是她的儿子，再来一个总督还是她的儿子。乡间邻里不无羡慕地传出话来:“人家李家是总督换防而老太太不用换防。”其福份真是人人仰之，无以复加。此后两个总督又有过几次这样的“换防”，老太太仍是“他们换他们的防，不关我事”。
她的后半生，不仅享受了一般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还屡受皇恩。
她七十五岁生日时，适逢慈禧太后四十寿辰，清帝为笼络汉臣，推恩及亲属，特下《褒赏谕旨》:“内阁奉上谕，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年近八旬，特沛恩施，著赏给御书‘松筠益寿’匾额一面，紫檀三，镶玉如意一柄，大卷江绸袍褂料二匹，大卷八丝锻袍褂料二匹。”(《文安公之配李太夫人褒赏谕旨》)1882年，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久病不愈，皇上又下谕旨，赏李鸿章一个月假期去湖北(李瀚章的督署)探望，并赏其母人参八两，以资调理(见《文安公之配李太夫人赠参养病谕旨》)。可是那八两人参并没有养好老太太的病，老太太于圣旨下达的当日就去世了。于是清帝再下一道谕旨:“内阁奉上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秉性淑慎，教子义方，今以疾终，深堪轸恻，朝廷优礼大臣，推恩贤母，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到籍后，赐祭一坛，以昭恩眷。钦此！”(《文安公之配李太夫人饰终谕旨》)
在中国，这是没有几个老太太能够得到的至高恩宠。
次年三月，载着李母灵柩的大船从汉口沿长江而下，一路上各地官员迎接送往不敢怠慢，中经巢湖、店埠河、全羊河水路运至磨店乡，合葬夫墓。在磨店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盛大的典礼。
这还没完，在她去世二十多年以后，清廷还追封她为一品夫人，晋封为一品伯夫人，晋赠一品侯夫人。那时不仅是李瀚章、李鸿章，连他所有的儿子都已去世了，清廷还在念记着她，可知她的身价在晚清历代皇帝眼里，都是不低的。
第4节 “读书做官”变成了“招兵打仗”
李文安在京城刑部当官十八年，虽然只是个司局级(郎中)的干部，由于他宅心纯厚，克己奉公，无甚奢望，虽没有什么大红大紫，但日子总算过得也还平稳。尤其是在京的最后几年，好几个儿子都来到北京，不是读书就是当官，妻子李氏也来京城住过一段时间，家中自是一派喜气洋洋。二儿子李鸿章最出色，1847年考中进士，入了翰林，先为庶吉士，后为编修，父子俩同为进士，都成了京城官场上的人。大儿子李瀚章也考中了拔贡，步入仕途。那可是每十二年才举行一次的省级选拔考试啊，每个府的府学只有两个名额，每个州或县学，才只有一个名额，在尖子里拔尖子。李瀚章考中后分配到湖南当县官，初到湖南时，湖广总督裕泰一见就唤起了“第六感觉”:“他日继吾位也，必李令也。”三儿李鹤章虽屡次乡试不第，好歹也是个秀才了。四儿李蕴章、五儿李凤章和六儿李昭庆都是国学生，都曾来京城读书，李凤章还当上了国史馆的誊录官。如此子弟兵云集京城，李文安怎能不欣慰呢！
谁知好景不长，不几年，“一声霹雳震天响”，他们就一个个卷铺盖回安徽老家了。不仅没有官做了，而且“读书做官”一下子变成了“招兵买马”、书生打仗了。这主要是南方的太平天国狂飚兴起，席卷了半个中国，又从武汉顺流而下，直捣江南和安徽的缘故。李氏兄弟面对老家安徽的省城安庆失守的严重局面，只好感叹“生于末世运偏消”了。
据说安庆失陷的警报传到京城时，李鸿章尚不知最新情报，正在海王村逛书摊。一个知情的同乡人见了他劈头就问:“你难道还不知咱们的省城已失陷了吗？为什么还在这儿闲逛？”李鸿章顿时感到时局严重了，连忙去找同是安徽籍的京官、时任工部左侍郎的吕贤基，怂恿他上书朝廷，建议立马组织精兵强将赶赴前线，夺回江淮战略要地，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大清北方的安全。
吕贤基认为说得不错，就令他代为执笔，自己签个名上报皇上即是，因为在此之前，李鸿章经常为之代笔。“文忠归，翻检书籍，审查时势，惨淡经营，而得长篇”，写完奏疏已经深夜，幸好他住的地方离吕贤基家不算远，就赶紧差人送去，便于第二天早晨吕贤基上朝时呈递上去。报告送走之后，李鸿章蒙头大睡，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
他心里惦记着昨天的事情，未见有消息传来，就直接驱车到吕贤基的家里听动静。谁知刚跨进吕家的院门，只听见里面嚎啕哭声一片，像是死了人一样。他还没反应过来，只见吕贤基从里面跳了出来，朝着他大声叫道:“都是你害的我！现在倒好，皇上派我回乡督办剿匪。你害我，我也要害你！我奏调带你同行，当我的帮办！”(见刘体智《异辞录》)
不知李鸿章当时有没有被他那阵势吓唬住，反正这回要放下书本去打仗是无疑了。不仅他本人要回乡督带练勇，半年多后，太平军接连拿下了桐城、舒城，庐州(合肥)也危在旦夕，实行戒严，清廷再次震动，他的父亲李文安也被派回去练勇协剿了。
其实，李家父子早就预感到局势不妙，迟早要挺身而出的。因为那时清廷的八旗军早已形同虚设，全不能打仗了。一旦有紧急情况，“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而且，地方上多年不打仗了，军队又实在少得可怜，偌大一个庐州府(现合肥)，守兵只有五十余名，全省能够动用的兵额，不过四千，这如何能挡得住太平天国的滔天洪水？所以太平天国短短两年时间就横扫了半个中国。刚刚当上皇帝的苦命天子咸丰，只好大派汉族官吏的用场，把他们尽可能地赶上战场。既然官军不可恃，那么就鼓励那些有本事的在京官吏，打回老家去，通过他们自己本乡本土的各种关系和势力，培植新的武装力量吧。所谓回乡“结寨团练”，就是一招。
李文安早就在暗中操作了，他不断有信写回老家，叫家乡的哥儿们筑圩练兵自卫，先为防患预备之计，同时把在京读书的三儿李鹤章也打发回家，叫他弃文从武。所以在他们父子回到安徽之前，当地早已是山头林立，圩主横行了。所谓圩主，都是些有势力的地主乡绅，趁着天下大乱，自立称雄。圩主之间是“贼来则相助，贼去则相攻”，并无官府的统一领导，诸如吴长庆、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刘铭传、潘鼎新……都是当时不可小视的地方势力，后来在编练淮军时，都成了老李麾下的强将。人们所谓的“庐州团练整齐”，其实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与李文安的工作是直接有关系的。官派团练大臣的任务是要把这些游兵散勇组织收编起来，帮助朝廷对付太平军和捻军。
书生带兵打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吕贤基临出京的时候与其母亲告别，自知此一去必定有去无回，跪在地上大哭一场。去和咸丰皇帝告别的时候，君臣两个相对又是大哭一场。李鸿章在后来和何莲舫的诗句中有“谏草商量擀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追伧同胞烈士魂”之句，说的都是当时的实情。李文安虽不惧死，但回乡后不到一年半就战死了。
李文安从未打过仗，起初运气还算不错，初战安徽临淮，又战庐州和巢县，战事还算顺利。他会同御史袁甲三(袁世凯的伯祖父)和安徽巡抚福济，屡战屡胜，曾大破捻军，还曾亲率乡团千余人，联合清军，攻破了庐州城外的农民军营垒。在庐江的白石山一战中，直接与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对垒，围城打援，居然打败了英王的一支部队，切断了庐州城的外援。可是后来在会攻巢县的时候，后勤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军粮不足，那些临时招来的士卒们吃不饱肚子，就不肯卖命了，自然就劳师无功。李文安回到团练公所郁郁不乐，借酒浇愁，竟发病猝死。他临终前还不忘遗命其子:“贼势猖獗，民不聊生。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汝辈当努力以成吾志！”
有其父就有其子。后来李家六兄弟都加入了剿灭太平军的战争，为清廷卖死命。两位女婿也不示弱，也为老丈人脸上添了不少光。大女儿张绍棠夫妇在李家困难的时候，曾屡番接济李家，令李鸿章数年后还感激不尽(见李鸿章《诰封一品夫人亡妹张夫人家传》及其给弟弟的信)。李家子弟兵中，除了老四李蕴章因有眼疾，只在其大哥李瀚章的衙门里做过短时间的差事，不能直接率兵打仗，其余都上过战场，并有累累战功。
第5节 曾国藩的“钱袋”李瀚章
李瀚章的学位和官位都比其弟李鸿章差了一截，打起仗来，“帅气”和“霸气”也略显不足，但他有他的长处。他有经济头脑，会“抓钱”，会当家，会料理后勤，周旋人事，办事扎实可靠无二心，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讨上司喜欢的。这可能与他在家是老大，其父初到京城做官时，他必须学会帮助母亲管家，安排全局有关。李瀚章(1821—1899)名章锐，号小泉、筱泉、筱荃，晚年自号钝叟。他命运不错，除了刚入仕途时碰上连年打仗外，战争结束后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从湖南省的一个小县官、总理湘军的后勤官，一直升到湖南巡抚、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一生没有什么大的跌宕坎坷，他既没有二弟李鸿章那样闻名中外，也没有鸿章那顶“卖国贼”的帽子，是个非常务实的，有点老土兮兮的地方官。
他是1849年的拔贡，又朝考一等，很不容易。因其老爸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他得以拜曾为师。也许他们父子原本就跟曾国藩有缘，1851年当局分配工作时，他就分配到了曾国藩的老家湖南，在永定县当县官。
不知他的运气是好还是不好，1851年正是洪秀全起兵反清的时候，第二年就打到了湖南。当时他原本要调任益阳当代理知县的，还未及上任，太平军就已打到了长沙城的城门下。湖南巡抚骆秉章立马把李瀚章派上用场，命他率兵把守长沙城的南门天心阁。李瀚章在此之前还从未打过仗，临危受命，身先士卒，居然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虽无显功，也得到了六品衔的奖励，显然清廷是看到了他的忠诚。
他到湖南的第三年，太平天国的势头越来越猛，直逼长江边，这时曾国藩也被朝廷赶回老家来打仗了，李瀚章遂成为曾的忠诚部下，随营差遣。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设立湘军后路粮台(后勤处)时，曾国藩认为李瀚章“醇厚明白”，头脑清楚，忠诚可靠，于是叫他当后勤总管。李瀚章知道，军粮军饷就是军队的生命，就是胜利的保障，他的父亲李文安在安徽战场上脑筋动足，出钱出力，就是因打巢湖时军粮没有跟上，结果引起部卒哗溃，大败而归，连老命也送掉了。这种萧何式的差事，是万万马虎不得的。
但是军队的给养毕竟要有来源，连年的战争，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清廷拿不出多少钱来，全靠部队就地筹饷。清廷只给政策，不给饷银。战线不断扩大，筹集军饷的活儿就是个无底洞，李瀚章肩头的分量可想而知。他又在江西主持过报销局，后来去广东专办牙厘(设卡收税)，都是专为湘军筹集军饷的，的确颇有成效。难怪曾国藩一再表扬他:“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时常想着要对他专折保奏。
李文安去世不久，庐州(合肥)失陷。李家老家合肥东乡磨店距城只有三十多里地，村里男女老少都在逃难。李瀚章身为长子，这时就把母亲、弟妹都接到了江西，先住奉新，后住南昌。在此先后，他们兄弟都成了曾国藩的帮手。
1862年春天，清军与太平军的对峙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口。太平军虽然由南而北地打过长江去了，但没有继续北上直捣皇宫，夺取全中国，而是挥师折向东南，扑向风光绮丽、物华天宝的江南。这就给了清军大大的喘息时机，同时给了老曾以极大的灵感，调兵遣将，接连作出重大决策。
其中与老李家有关的就有两条:一是派李鸿章去上海借洋助剿;二是派李瀚章去广东，到这个太平军的大后方，兴办厘卡，筹集粮饷，以接济久围在南京城外的曾国荃部和浙江的左宗棠部。
李瀚章和他的六弟李昭庆是这年八月同时到上海的。九月，李瀚章从上海乘船赴广东。李鸿章为创设淮军，还托他在香港采购三千支天字号洋枪。从此，他在广东的任上，为李鸿章的淮军不知办了多少军火(见王尔敏《淮军志》)。李昭庆则被二哥留下，在淮军里带兵。
广东一地历来是对外贸易的老根据地，康熙时代就有十三行专干海外贸易，商品经济非常发达。李瀚章在广东设厘卡八处，每月可得厘金数万两，大大地充实了曾国藩的“钱袋”。李瀚章活儿干得不错，官运就来了，第二年就升任广东按察使，第三年又升任广东布政使(相当于主管财政的副省长)，第四年当上了湖南巡抚，从此名列封疆大吏之列。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清廷要恢复经济，振兴市面的时候，他还在浙江巡抚任上大力抓过盐务，议定章程，恢复旧法，招徕“引商”。后来在湖广总督任上也为“盐引”、“盐税”问题动足脑筋，既要严格税收，保证国家的利益，以备军饷，又要不伤害盐商，保证场商、运商的积极性，使他们有利可图。这实际上是历朝历代官府衙门的永久性课题。
过去有种说法，历来办盐、管盐、业盐的，没有不发财的。但凡能与盐业沾上点边的，必是吃喝不愁。李瀚章一辈子管钱、管粮、管盐，但是他的儿子当中没有一个盐官和盐商(他的七儿李经沣后来当上扬州盐栈栈长，那是在李瀚章去世多少年之后的民国时期的事，是沾了他的女婿、国民党的财政部次长张福运的光)，官私上下在经济方面对他并无闲言。他为官这么多年，只有为朋友(李鸿章的同年杨延俊之子杨宗濂)受过一次用人不当的告状。到了七十五岁的时候，却为征收“闱姓”税(流行于广东一带的大型赌博活动。李瀚章为筹军饷，主张对其收税，不主张取缔)的事情，引得舆论大哗，受到弹劾。那时已是甲午之后了，李鸿章垮台了，墙倒众人推，李瀚章也成了失势的老马，被人赶回家了。
李瀚章真的是眷恋自己的老家，他从官场上退下来后，本可以到大儿子李经畲或二儿子李经楚家里养老，因李经畲在北京有大宅门，李经楚在上海也有大宅门，哪里都不会亏待他。他却执意要回合肥老家，也许，他已非常厌倦官场，连同城市也厌倦了，也许他真的是太累了。1899年，七十九岁的李瀚章死在合肥老家，那正是李鸿章因甲午战败，遭到全国声讨的时候，也就是李家的好运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他眼一闭，什么都不看了。他一生只看到了李家的上升时期，基本没有看到李家的败落，从这点上说，他的福气不错。他死后，清廷念及他的毕生贡献，给了很多荣誉，如给予谥号勤恪(勤奋而谨慎)，赐祭葬，赐祭文，御制碑文，国史馆立传，赠(追认)荣禄大夫，任内一切处分悉以开复(全部取消);给他的大儿子李经畲(翰林院编修)和二儿子李经楚，“遇缺即补”的优惠(遇到可以提拔的机会，优先提拔)。 他不仅有十一个儿子，还有十个女儿。十个儿子中就算老大、老二本事大，下面的小哥儿们始终没能超过他们。老三李经滇，是个拔贡，当过直隶州知州和汉口造纸厂会办。老四李经湘，亦文亦武，当过淮军的统领，也当过外交官，还办过教育。老五李经沅，国学生，是个职业外交官。老六李经澧，历任嘉兴电报局总办和哈尔滨电报局总办。老七李经沣，国学生，长期在陕西当县官，所以他的两个女儿叫国秦、国邠，都是以与陕西有关的地名为名。老八李经湖，国学生，是江苏候补知府。老九李经淮早逝。老十李经粤是公子哥儿，基本没做过什么事。最小的儿子叫李经淦，也是早逝。
他的十个女儿尽嫁豪门大户，有嫁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子孙传樾的，有嫁光绪另一帝师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瑄(曾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弟弟)的，还有嫁曾国藩的最小的外孙的，即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和上海道聂缉椝的小儿子聂其煐……他们又为李氏大宅门增添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李瀚章的经济细胞源远流长，他的后代中出了几个善于办实业的好手。别的不说，单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都是他的后代创办的。交通银行的第一任总理是他的二儿子李经楚，中国银行的第一任总理是他的外孙孙多森(李瀚章二女儿的二儿子)。一家人占据了中国两家最大的银行的首把交椅，这是何等的“价位”？
如果说李瀚章一生为官，对子孙后代还有什么其他影响的话，那么他与晚清皇亲、广州将军长善的友谊，无形中对他的后代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的二儿子李经楚及孙女李国奎一家，长期租住了长善的儿子志钧和志锐在北京的大宅院，即西单以北的著名的粉子胡同中的三个大宅院。那粉子胡同，实际就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珍妃和瑾妃的堂兄弟家。长善是两个皇妃的亲叔叔，她们的父亲叫长叙。志锐、志钧是她们的堂房哥哥。她们有一个亲侄女他他拉氏，民国以后改名叫唐石霞，即是光绪的弟弟溥杰的元配夫人。皇妃还有一个堂房侄女，即志钧的孙女儿，民国后(约在20年代)嫁给了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的曾孙李家炜。这是李鸿章家族近百年来，到了第四代人，才与皇亲国戚“攀”上的亲，而那时，大清王朝早就完蛋了，皇亲们已没落得一塌糊涂了。民国后一些势利的人管满人叫“臭旗人”，而李家人则不然，可见他们的心性与众不同。
李瀚章家四代人与长善家保持了美好的友谊，派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容待后叙)，这大概是老太爷不曾料到的。
第6节 翰林变成“绿林”的李鸿章
李鸿章的脑袋瓜儿大概就是比别人聪明，首先是读书聪明，悟性过人，会考试。李鸿章的父亲中举是在三十五岁，中进士时已快四十了。而他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他的几个兄弟穷追猛赶也没赶上。李瀚章二十九岁时考上拔贡(从秀才中考试选拔出的优等生)时，李鸿章已中进士两年了，此后李瀚章学业再无长进。老三李鹤章十五岁就跟父亲去京城读书了，二十岁时还没读出个名堂，就由其老爸花钱捐(买)了个国子监生(即国学生，清廷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二十六岁时仍是个秀才，后来横竖考不上也就死了这条心。老四李蕴章少年时患眼疾，有情可原，只能捐个国学生。老五李凤章小李鸿章十岁，早年也被老爸带入京城读书，曾游太学，没念出名堂就在国史馆当个誊录员，二十岁时原计划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的，却因太平天国兴起而作罢。老六李昭庆的学历也只到国学生为止了。他们读书的功夫都不及李鸿章。
李鸿章天生聪颖，学什么像什么。小时候老师带他去池塘边洗澡(那池塘在磨店乡祠堂郢村，是个很大的水塘，如今还在)，把衣服往树枝上一挂，随口吟出“千年古树为衣架”之句，他马上接口“万里长江作浴池”。他的父亲翻阅家中账本，不时感叹:“年用数百金，支付不易。”他望着窗外的春光，嘴里念叨:“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其父要两个儿子都练习对对子的基本功，以将来应付科举，出上联为“风吹马尾千条线”，李瀚章老老实实地来了个实对，为“雨洒羊皮一片腥”。而李鸿章则虚空夸大，神驰万里，出口为“日照龙鳞万点金”！牛皮哄哄，胆大包天，无意中道出了心底的霸气。
他年青时作的《二十自述》和《入都》诗，更是气冲霄汉的人生宣言，曾被传颂一时。
其诗云: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鸥。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二十自述》)频年伏枥向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藉此可求文益友，胡为悒郁老吾身。桑乾河上白云横，惟祝双亲旅社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六年官宦持清节，千里家书促速行。直待春明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入都》)字里行间充溢着郁积待发的万丈豪气。
李鸿章有了这样的才情和心志，又有了曾国藩的“年家子”的身份，可以拜在曾国藩这个大儒的门下，自是没有不成功之理。难怪曾国藩对他“大爱之”，料定他有济世之才。李鸿章1845年来到京城，成为曾门的学生，果然两年后(丁未科)中了二甲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成绩名列前茅，于是入了翰林院，与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的郭嵩焘，闽浙总督、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及曾国藩的幕僚陈鼐，并称为“丁未四君子”，都被曾国藩看好。这一科的状元是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若干年后成了李鸿章的亲家，他的孙女嫁了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李鸿章三年后成了翰林院编修，又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这些名衔很好听，其实干的都是些摇笔杆子、歌功颂德的清闲活儿，乏味得很，对李鸿章这个才高八斗、“气吞万里如虎”的鬼才来说，并无很大的刺激。
然而，很大的刺激很快就来到了，那便是1851年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大概命该李鸿章做不成诗人和文人，他在翰林院只坐了六年板凳就去干“绿林”了，被同乡吕贤基拖回老家打仗去了。拿枪杆子毕竟不同于握笔杆子，回乡的头几年，李鸿章真的是尝到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滋味。他刚到安徽的第二个月，太平军就占领了江宁(南京)，建都为天京。才半年多，他的上司吕贤基就在舒城战败后投水自杀了。
第二年年初，他的老家庐州(合肥)也失陷了，安徽巡抚江忠源战死，安徽布政使刘裕鉁，知府陈源兖，同知邹汉勋、胡子雍等一大帮子官员也都战死了(实际是庐州被攻占后，巡抚江忠源受伤投水自尽，他身边的官员也都随之投水)，他的家园也被太平军荡平。第三年，他的父亲李文安战败抑郁而死。他怀着家仇国恨，带着小部队东征西突，全无经验，也全无本钱，全是打“浪战”。在运漕镇、东关、巢湖、含山一带打游击，虽打过小的胜仗，荣获过六品衔，但更多的是农民军漫天而来，而官军兵败如山倒，有时竟是全军覆没。
形势实在是太严峻了。他先是入幕周天爵(安徽巡抚)，后来又跟从新的巡抚福济，但都不得要领，因为大家都是文官带兵，大家都不会打仗，意见分歧，地盘屡失。他们虽然曾经一度从太平军手里夺回过庐州，可是不久又被夺回去了。安徽成了拉锯战的战场，每天都有坏消息报来。1858年，安徽已成太平军的主战场，官军方面以郑魁士为统帅。时李鸿章心高气盛，面对太平军的攻势总是心有不甘，对郑魁士的退避战略也大为不满，认为你越是退避敌军就越是猖狂，所以坚持应当迎面痛击，大战一场。郑魁士并不把他的牛气冲天放在眼里，但被他逼急了，就说:“你这么想打仗，叫你带兵，你能保证打赢吗？”李鸿章说:“我保证打赢！”郑魁士又问:“你话说得好听，你敢立军令状吗？”“立就立！”李鸿章立马书就递过去——写张纸还不是小菜一碟吗？这原本就是李鸿章的老本行，可是这么一来李鸿章可就惨了。
七月，“官军与贼战而大败，贼漫山遍野而来，合肥诸乡寨皆被蹂躏，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李文安)先已捐馆(去世)，傅相与诸兄弟奉母避之镇江，而自出谒诸帅，图再举，既落落无所合”(见薛福成《庸龛笔记》)。这一仗太平军大破清军，李鸿章的团练队伍全被打垮了，他们兄弟连自己的老娘都保不住了，只好逃跑。战后他想东山再起，但败将败名，谁还相信你呢？这一仗打得他自己在安徽也站不住脚了，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好在大哥李瀚章在江西曾国藩幕府，全家就都逃往江西。他单枪匹马，牛皮已吹破，只好也灰溜溜地前往江西，先是到大哥那里，然后伺机入曾国藩幕。这大概是李鸿章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候。
大哥永远像父亲一样关爱着二弟，后来的几十年中，每到关键时刻，大哥多少总能帮上他的忙。他们兄弟间的情意，若干年后，到了李鸿章为李瀚章写墓志铭的时候，他再也掩饰不住了，也没有必要掩饰了，挥洒得满纸深情。六年“绿林”生活，整天狼奔虎突，生死无定，李鸿章心力交瘁，不知出头之日在何时，“昨梦封侯今已非”，“书剑飘零旧酒徒”，又是借诗言志: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袖携淮海新诗卷，归访烟波旧钓徒。遍地槁苗待霖雨，闲云欲去又踟躇。这大概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先苦其心志”的磨炼吧。
第7节 曾门“刺头”“忝为门生长”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的弟子，虽然出京之后因战争原因，彼此少有联系，但有李瀚章在曾的幕府之中，就不会没有李鸿章的消息。按说曾国藩原来对李鸿章感觉不错，在此战败沦落之时，曾老师不会拒绝他入幕的。谁知事情并不顺利，原因是曾老师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要用你，是看中了你的才华，但也看清了你的缺点，看你一副骄兵必败的样子，先要收拾一下你的锐气，让你先坐坐冷板凳再说。薛福成在他的《庸龛笔记》里继续写道，李鸿章见过曾国藩后，曾并没有主动让他留下来。等了近一个月，李熬不住了，就托他的同年、正在曾的幕府中做事的陈鼐前去打探风声。陈鼐很聪明，在老师面前先是旁敲侧击，但不得要领，后来看不下去了，就直截了当地为之充当了说客——曾老师的架子还没放下呢。陈鼐对老师说:“少荃(鸿章)过去不是您的学生吗？他这次来，是想来侍奉老师的，愿在老师的身边得到锻炼。”曾老师酸劲正浓，毫不松口:“少荃嘛，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咱们这儿这么个小地方，像个小水沟一样，怎么能容得下人家那高船巨舰呢？算了吧，还是叫他到京城去当他的京官吧！”陈鼐不依:“人家少荃这些年已吃了不少苦了，经过很多磨难了，远不是当年意气用事的少荃了，老师为什么不可以试用一下呢？”这么一说，曾国藩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李鸿章遂得入曾国藩幕府。但曾老师规矩大得很，起初他觉得很不舒服。
曾国藩每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把要说的话说了，要紧的事情商量了，然后处理别的事情，这是多年的习惯了。而李鸿章一到晚上就生龙活虎，与人讨论、争辩是非，动辄几更天，一到早晨就懵懵懂懂，起不了床，总不想参加一大早的“会餐”。有一天他慌称头疼，想“赖餐”，可是曾老师不依，一次次派差弁来叫，不一会儿巡捕官也来催了，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的”，李鸿章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连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跄跑过去。那天的早饭曾国藩铁青着脸一句话也没说，直到吃完后才冲着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耳！”说完走人。把李鸿章吓得张口结舌地愣了半天。话又说回来，李鸿章懒散归懒散，正经活儿还是干得不错的。他为曾国藩掌管文案(当秘书)，无论奏稿还是批示，都写得条理清楚，合情合理，严丝合缝。
数月后，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也甚感曾老师的与众不同，觉得从前辅佐诸帅，都是茫茫无所归，现在到了曾老师这里才像找到了指南针，获益匪浅。但时间一长，李鸿章那过于自信、敢于犯上的老毛病又犯了，像个“刺头”，屡教不改，在老师面前有时好像他是老师似的。1860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把大本营设在安徽祁门，李鸿章大不以为然，认为祁门地形如同在一只锅的锅底，周围可以居高临下，是兵家所谓的“绝地”，必须赶紧离开，否则一旦有紧急情况，没有进退的余地。他向老师进言，老师不听，老师有老师的考虑。他不够识相，一再申辩，老师也不耐烦了。曾府里只有他这么一个“刺头”，弄得老师火气又上来了:“你要是害怕在这里，你走好了！”折腾一番，大家不欢而散。
不久又发生了弹劾李元度的事情，他和老师又是大吵一通，结果产生了更大的裂痕，最后竟一甩袖子走了！李元度原是有功于曾国藩的湘军元老，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勇气，使他打消了战败自杀的念头。如今就因为有一仗没听曾的劝告而遭战败，曾国藩一气之下要弹劾他，并要李鸿章写奏折。李鸿章不同意这么做，在曾的面前极力为李元度开脱，他列举了李元度多年来的功绩，以及与曾一起共患难的艰苦岁月，说明主帅不可以对部下这样无情无义。他一个人说服不了老师，就鼓动全体幕僚一起去与曾理论，弄得老师下不了台，老师更是不依了。最后他撂挑子:“您一定要弹劾他，我不敢起草！”曾国藩还怕你这个“刺头”吗？曾的幕府里人才太多了，曾本人就是湖南大儒，写个奏折还难得住他吗？曰:“你不起草，我自己起草！”李鸿章还不示弱:“您若要这样的话，那我要告辞了！”你来这一招又有什么可怕？我老曾没有你就不能活了吗？挥挥手:“随你的便！”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老李不走也得走了。
于是离开安徽，再次回到江西去找大哥。也不知大哥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亲兄弟，估计李瀚章只能“捣捣浆糊”而已。但在江西，又有什么好日子过？半年之后，他那元配夫人周氏不堪漂泊的苦难，不幸病逝了。李鸿章真是沮丧透了。再说曾国藩幕府里没有了“李屠夫”，人家照样没吃“带毛猪”，人家照样还收复了安徽省的省城安庆！曾国藩的大本营遂移往安庆。心里很不是滋味的李鸿章，这时更加尝到了冷板凳的味道。尽管如此，他还是由衷地为湘军的胜利而感到高兴，毕竟只要湘军坐稳了安庆，长江中游的战争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战略上讲，拿下太平军的天京就指日可待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自无长期隐居下去的必要，于是很识时务地给老师写了一封信，对安庆的收复表示祝贺，尽管他没出上力气。你李鸿章肚子里有几根肠子曾老师还能没有数吗？这次当老师的也态度宽松了，他要派李的用场，就主动给了他台阶下，回信中说:“你要是在江西无事，可以马上前来。”李鸿章要的就是这句话，于是立马打点行装，赶赴安庆。至于他后来编练淮军，赶赴上海，收复苏常，出任江苏巡抚，进而署理两江，都是在到安庆之后的事情，都是安庆之行带来的“运道”。
而从他初至安庆到荣升江苏巡抚，时间不过才两年耳，可知老师安庆的一封信，对他李某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十年后曾老师仙逝，他不能不大发悲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兄本为拟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又从千里之外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说的都是实话。
第8节 九千淮军衣衫褴褛地开进上海滩
1861年7月，当李鸿章重新来到曾国藩身边的时候，太平天国之役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湘军已夺回了安徽省城安庆，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局势;在南京周围，有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部重兵压境;太平军建都南京后没再大军北上，直逼北京，而是派小部队北去意思意思，把重点改为进攻长江三角洲，去中国最富庶的地方——镇江、常州、常熟、昆山、苏州、上海，捞实惠去了。但是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几次攻城不下，上海租界里的英法联军，还有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机动部队(洋枪队)，以及少数清军，不那么好对付。同时，太平军内部上层发生内讧，大开杀戒，先自削弱了不少战斗力……这就给曾国藩以可乘之机。清廷一看有“苗头”，忙不迭催促曾国藩，利用眼前大好时机，乘胜追击，力争一举拿下南京。但这时，在上海城内被太平军围困了很久的商人和士绅们，感到吃不消了，他们的生意和生活已经受到极大的影响，他们怕夜长梦多，上海一旦陷落，整个江南必不可收拾，于是派代表到安庆来讨救兵了。
1861年11月8日，上海官绅厉学潮、钱鼎铭等人，代表被太平军围困在上海县城里的商人和士绅，乘外轮来到安庆面谒曾国藩。他们递上苏州宿儒冯桂芬(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回苏州办团练，苏州沦陷后逃到上海)的一封长信，信中陈述了冯对形势的分析和援军上海的战略主张。冯桂芬认为，上海一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对内辐射江浙，对外广通欧美，不仅历来是国家的赋税重地，而且是军队的饷源重地，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官军也将有兵而无饷，后果可想而知。他又分析了目前上海“将怯兵惰，旦夕不可恃”的状况，而上海又是苏杭及外国财团所聚集的地方，物宝天华，人杰地灵，月可征得饷银数十万两，若落入太平军手中则天下更无太平之日了。目前乘太平军内讧之际，官军大可与洋人的“洋枪队”配合，克敌制胜。钱鼎铭等人甚至声泪俱下，叩头乞师。
当时曾国藩和清廷的眼光只看到南京就在眼前，急于发重兵拿下南京，没有看清苏浙两地大有钳制南京的后劲，所以起初曾国藩对开赴上海颇有些疑虑，一是担心上海地方太远，宛如“飞地”，一旦形势有变化，“声援不相达”;更重要的是，上海一地，南面和北面已被太平军占领，而东面是大海，在军事上是个“死地”，没有回旋的余地，万一失利反而不合算，因此犹豫再三。而李鸿章鬼才心眼多，他从丰富的饷源看到了士卒作战的积极性，从太平军大军攻城不下，看到了上海的“人气”，甚至看到了“以沪平吴”的前景，所以极力怂恿曾国藩派兵前去。曾国藩最初的计划是让曾国荃当主将，而配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副手分兵援沪，也以上海一地丰富的饷源相号召。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两，实为天下膏腴。”谁知曾国荃的见识还远不及他大哥，他不理这一套，一心要在拿下南京上创建头功，这就给了李鸿章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有一天曾国藩召集湘军将官开会，商议援沪事宜，结果将官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想去那个“死地”找死。这下急坏了搬救兵的上海人，钱鼎铭遂夜访李鸿章，以“世交”的身份再次拍胸膛，以丰厚的饷源相保证，怂恿李鸿章主动请缨，编队前往。他说上海一地有的是钱，缺的是能打仗的兵和能领兵的将。李鸿章问他，将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像你这样的就行。李鸿章的高明在于“于众疑处而不疑”，恰恰认为援兵上海，是一个独立崛起的好机会，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自告奋勇，愿意编队前去。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淮军。
而在当时，他手里还无一兵一卒，还只是个曾国藩的文案(秘书)呢。李鸿章受命编练淮军，因前有他们父子办团练的基础，跟合肥肥东、肥西的哥儿们都混得不错，所以数月即成。他叫他的弟弟李鹤章去家乡肥东招募丁勇，把过去被打垮的摊子再收拾起来，他自己则把重点放在肥西。因为肥西历来民风强悍，各个山头、豪绅、地头蛇筑寨自保，几成传统，咸丰以来更是山头林立，号称“民团”，与官方主办的“官团”不是一码事，甚至战斗力更强些，是些地方主义的死硬分子。他们在数年的太平军、捻军和清军的拉锯战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形成了几个山大王——周公山下是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张老圩;大潜山以北是刘铭传的地界，就是有名的刘老圩;大潜山以南是唐殿魁、唐定奎兄弟的领地，筑起了唐老圩，还有一个董老圩;紫蓬山一带则有周盛华带领的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筑的周老圩……附近还有地方的武装组织“官团”在活动。
他们在合肥、庐江、舒城、六安交界处的方圆百里的地方互为犄角。时间久了，经过战争的优胜劣汰，形成了张、周、刘三大支武装，而以张树声势力最强，成了三山的首领。也就是说，抓住了张树声，差不多就抓住了整个肥西的武装。这回又是老天长眼。张树声的父亲张荫谷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关系不错，当初李文安回乡办团练的时候，还曾把他召入幕府。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自然就有了与之通话的资本，他们成了“世交”。终于有一天，张树声把周氏兄弟和刘铭传请到了自己的圩子里，仿照桃园三结义的办法歃血为盟，然后对他们说，咱们兄弟这些年来很不容易，但是长期这样当山大王也不是回事，男子汉总得要个功名。
听说李家的李少荃现正在曾国藩的手下做事，正在编练淮军，饷银不愁，我们不如去投奔他吧。几位兄弟想想既然没有别的出路，也就同意了。于是由张树声起草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湘军大营。据说曾国藩看到这封信后，兴奋地拍着李鸿章的肩膀说:“独立江北，今祖生也！”把他比做东晋的祖逖了。于是树字营、铭字营和盛字营有赖以建。拿下了“三大王”，李鸿章又去找潘鼎新、吴长庆和刘秉璋。潘鼎新和刘秉璋自幼是同学，还曾一起去京师求学，一开始住在庐州会馆，拜在李文安的门下。
李鸿章考中进士后，老太爷就有点搭架子了:“以后你们跟着我的儿子学就行了。”所以，名分上潘鼎新和刘秉璋还是李鸿章的学生呢。后来刘秉璋考中了进士留在了京师，而潘鼎新只考上举人只好回老家。潘的父亲被太平军杀死后，潘正在三河镇办团练，誓死为父报仇，所以李鸿章一封信过去，他正求之不得，立马率部前来。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是跟李文安一辈的团练头子，与李家也算有过交往，战争中也被太平军所杀，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李鸿章通过刘秉璋去说合，也将其拉到自己的麾下了。至于刘秉璋本人，因是京官，李鸿章则按正规手续向清廷打报告，正式调动过来的，他的家乡也被太平军洗劫得很干净。李鸿章自己的父亲和妻子也是死于战乱的。如此如此，李鸿章手下汇聚了这样一帮子与太平军有杀父之仇的将领，官兵的情绪和战斗力可想而知。
李鸿章太明白安徽人的心性了，面子比天大，乡情比地深，只要够交情，要头也能给。哪怕有一丝八竿子打不上的“关系”，说有用的时候就有用了。所以他尽可能把老乡的关系用足用透。用这种动之于乡情的手段，曾国荃手下的悍将、安徽桐城人程学启也被他“挖”了过来。就这样，他七捣鼓八捣鼓，居然历时仅数月，就拉起了有十三个“营”的上万人的淮军部队。与此同时，李鸿章还留意招募幕僚，他的安徽同乡周馥(从此跟了他四十年)，还有后来成为亲家的蒯德模、蒯德标这时都成了他的幕僚。当然，跟刘秉璋更近乎些，他们从师生关系发展到同僚，后来又发展到亲家，天下太平后，李刘两家共配对了七门婚事。
1862年4月5日至5月29日，这支新组建的淮军前后分七批，乘坐钱鼎铭等上海士绅花18万两白银租来的英国轮船，前往上海。据周馥后来的回忆说，船过南京的时候，清清楚楚地看到江边堡垒上全副武装的太平军将士，一个个剑拔弩张，他们只是由于外国轮船而不敢开枪，眼睁睁让淮军从眼皮子底下溜过。而淮军士兵也生怕遇到意外，一个个闷头不敢出声。九千淮军，就是在这张外国“虎皮”的掩护下，到了上海前线。
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花花世界，此时已有了二十年的开埠历史，满天满地都是势利眼，哪能看得起这群叫化子般的淮军呢？大概除了钱鼎铭等少数人，没多少人会相信，这帮老土能够打仗，能够打败太平军。讥讽的语言，嘲笑的眼光，不时袭向军营。李鸿章当时驻扎在城南的徽州会馆，他沉着地对部下说，不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但看谁会打仗。要想叫流言蜚语销声匿迹，关键看能否打胜仗。
他一方面严肃军纪，抓紧训练士兵，积极备战，另一方面自己也要熟悉环境，包括与在沪的中外官员“过过招”，尤其注重考察洋人的军队和武器装备。他甚至不惜化了装，混上英法联军的军舰，看看洋人到底有多少实力，武器到底有多么厉害，为什么能顶得住太平军的进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不断地惊叹，人家那枪、那炮，尤其是那落地开花的大炮……哎呀，把他羡慕得只差眼珠子没弹出来。李鸿章的聪明还在于他绝对是个现实主义者，从那一刻起，他就无时无刻不想着办洋务的事：我们自己也要造枪、造炮、造军舰！还没等他去造枪、造炮、造军舰，战斗就打响了。1862年6月，太平军的李秀成率万人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战略围攻，形势紧急。然而李鸿章已通过在广东办厘捐的大哥李瀚章，火速从香港买了三千支洋枪，用来训练队伍。在此关键时刻，当大哥的又一次帮了他的忙。进入上海的第一仗关系到李鸿章的声威和淮军的军威，关系到能否在上海站住脚，只能打胜，不能打败。他亲自到第一线督战，一个也不要想逃跑(这第一仗交战的地点正是现在的上海西部的虹桥开发区)。
当时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据说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这时也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烈。春字营的张遇春率队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渐渐退了下来，刚跑到桥边，被李鸿章撞见。李回顾左右说:“拿把刀来，把他头砍了！”吓得张遇春不得不硬着头皮返回去再战。张遇春是淮军最早的营号，又是李鸿章的亲信，在此万分紧急的关头，李鸿章要拿他来开刀，其他将领看在眼里，只有铁心死战。正在这时程学启部来了个里应外合，终于击退了太平军。接下来8月和10月，又是两场恶战，由勇猛善战的程学启部和刘铭传部，打太平军的谭绍光部，一场在上海西区的北新泾(现在已是高科技开发区)，一场在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是率领着洋枪队上场的，打得极其过瘾，大获全胜。这就更加坚定了李鸿章要大力办洋务的决心。
接连三个胜仗一打，是骡子是马已经拉出来溜过了，上海人不得不佩服这帮土里土气、穿着像叫化子一样的淮军，中外人士不得不拿正眼来看李鸿章了。英国人的报纸也大拍马屁，说这支淮军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清廷也大为欣慰，马上把原先给李鸿章的那个虚衔去掉，改为实授江苏巡抚(两个月后，又被任命为五口通商大臣)。这样，李鸿章就因战功而当上了江苏省的“巡抚”，开始考虑如何进攻省会苏州了。李鸿章从1853年回乡帮办团练，戎马十年，打到现在总算打出点名堂，可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也。他本人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给曾国藩写信说:“有此胜仗，吾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慑威，吾师可稍放心，鸿章亦敢于学战。”(见翁飞《李鸿章的官场艺术与人际权谋》)
第9节 苏州杀降暴露了铁血心肠
1863年春天，整个战局发生了很大转折，原先是太平军围攻上海，现在轮到淮军去围攻太平军了。李鸿章部署了三路合围，仍由屡建军功的程学启部打头阵，还有英国军官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其前身是华尔率领的洋枪队)从旁配合，实行战略反攻，首要的目标是拿下江苏苏州。苏州是忠王李秀成经营有年的根据地，标志着对苏南一带的占领，在城中建有富丽堂皇的忠王府。按说他是要坐镇其中拼死抵抗的，可是这时也正是他们的老窝天京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刻，将领腐败，军心涣散，互相残杀，各自为政，他就不得不回过头去照应老窝，而把苏州城交给了他的死党、慕王谭绍光。他哪里知道，天京上层一乱，他们脚底下的基础已经大为动摇了，上行下效，苏州的军心也涣散了，人心思降。谭绍光虽然忠心耿耿，效命忠王，但不等于下面的中层干部都能效命忠王，恰恰是中层干部中出了大问题。
更要紧的是，他还不知道他这回的对手李鸿章的厉害。李鸿章是个惯于搞招降纳叛的老手，对部下和对手也惯于搞恩威并施和“抚剿联动”的。他那三角眼往下稍稍一斜，一个鬼点子就又上来了。当他知道他的部下郑国魁曾与城中的八王之一的纳王郜云宽拜过把兄弟的时候，就命其抓紧策反。郑国魁也是合肥人，巢湖上的盐枭出身，因触犯族规杀死族长，从家里逃了出来，成了太湖上的土匪头子，太平军得势的时候曾在太平军里混过，现在淮军得势了，又投奔了淮军。在程学启的授意下，他开始秘密活动。
终于在一天深夜，在苏州城东北的阳澄湖(就是现在著名的大闸蟹产地)上，飘来了一只负有特殊使命的小船，程学启在洋人戈登的陪同下，秘密与城中纳王郜云宽、康王汪安钧接头。程学启也不知哪里来的权力和胆量，居然向他们提出，杀死谭绍光，让出城池，封你们两个人二品武官。这两个人官迷心窍，居然相信了。他们也不想一想，你程学启才几品官，怎么能有权封二品官？于是由戈登作证，大家折箭为盟，誓不反悔。程学启还和郜云宽交换了生辰帖子，八拜为交，结为“兄弟”，以示生死不渝。
这一切谭绍光居然毫无知觉，可见也是个官僚主义者。几天后，郜云宽等八人(即所谓“八降王”)趁他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突然发难，刺杀了这位年轻的战将，打开城门，把程学启的清兵放了进来。但事情做到了这一步，郜云宽等脑子似乎又清醒点了，他们先只让出了半座城池，就停下来再讲条件，对原先的条件有所反悔，只答应让出一半城池，自己仍要占据另一半，同时要求自己的部下不能拆散，要成建制地编入淮军，至少要编二十个营……程学启当初封人家二品官都有权有胆，这回要来点实惠的他反而没权没胆了，说是回去要请示请示。
他当晚出城来到李鸿章的幕帐，劈头就说这八个人不可靠，应当及早诛灭。李鸿章毕竟是翰林，起码比程学启要文绉绉一点，有些犹豫不决。他认为杀降古今中外都不是好事，信誉和人格上损失太大;另外，这一仗打完还有常州、常熟呢，那里的守城将官必然拼死抵抗，不会投降了，这给后来的战役必将带来更大的困难。但程学启听不来这一套，瞪着眼朝着李鸿章吼道:“他们的人比我们多几倍，你知道他们是真降还是假降？他们和我们同住一城，万一发生兵变，到时候你脑袋怎么掉的怕你还不知道呢！”说完一甩袖子就走了。
李鸿章被他这么一激，脑子也转过来了，连忙奔出去拉住老弟……第二天上午，李鸿章亲自进城接见“八降王”，安排了盛大酒宴，说是要当面封赏他们为副将和总兵。“八降王”不知是计，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来了。李鸿章装模作样地念了封赏的名单，就请他们入席举杯庆祝。这时进来一个马弁送来一封急信，李鸿章就趁势说暂时离开一会儿，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正当“八降王”酒酣耳热之时，进来了八个武弁，每人手里拿着一套清军的顶戴官服，跪到酒席前说:“请大人更换顶戴”，八个人已完全放弃了警惕，高高兴兴地站了起来换衣服，谁知就在这一霎那，八个武弁迅速地从衣服底下抽出了匕首，朝那降王刺去。很快，八个人头就在八个武弁手里了。
“八降王”被杀以后，他们的部队见是上了当，顿时作困兽斗，群起与淮军决一死战。但是他们群龙无首，只能是混战，而淮军是做好准备的，所以他们人数虽数倍于淮军，但已不抵用了。李秀成的十万精锐，仅仅几天时间就被干光了。占了上风的淮军在城里杀红了眼，接下来就趁势劫掠，疯狂扫荡，满城大乱。李鸿章上街一看不得了，起先淮军将士手里拿的还是缴获的兵器，后来就全是老百姓家中的财物了。于是一把揪住程学启:“你不是说你的军队纪律好吗？今天你看看，怎么样啊？”程学启飞身上马游行街市，想亲自压一下势头。谁知刚一走到街口桥下，就看到他的一个营官左手抓着一个妇女，右手夹着一个姑娘，连拖带拉地正从桥上下来，他气得无以言状，一骨碌从马上下来，朝天大叫:“我跳河死了吧！”“你们这是逼我死呀！”那营官急忙拉住了他，长跪谢罪，局面方才渐渐稳住。苏州杀降不是一件小事，中外一片哗然，尤其是洋军官戈登，他认为他是当场谈判时的证人，背信弃义这给大英帝国带来了耻辱，提着左轮手枪气势汹汹地到处找李鸿章算账，还威胁要率领常胜军发动兵变，帮助太平军打官军，吓得李鸿章不得不到一只小船上去办公。后来李鸿章还是用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一招，渐渐安抚了他。
在后来攻打常州的战役中，还派了他大用场。因为有了苏州杀降的教训，常州城里的太平军守军再也不相信淮军的任何人，上下一心，誓死不降，拼命到底。常州城墙又高又厚，易守难攻，淮军那时还没有重磅大炮，久攻不下来。李鸿章思之再三又想到了戈登，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他手里有几门开花大炮，威力极大。可是戈登还在生李鸿章的气呢，怎么办？大丈夫能伸也得能曲，低头说软话吧。这回李鸿章采用了迂回战术，请出赫德(英国人，清廷聘为总税务司)前去说服戈登。结果还是重磅大炮有发言权，大炮拉上去不久就把常州城墙轰了一个数丈宽的大豁口，轰出了气势，轰出了胆量，攻城淮军一哄而上，占领了城头，很快就占了上风。李鸿章和他的哥儿们一个个看得都直了眼，他再次从洋枪利炮上认识了西方。
不打不成交。有了这次大功，戈登的所有坏处李鸿章都可以容忍了，他与戈登后来也成了铁哥儿们，无话不谈了。几十年后，戈登已在苏丹战场上被击毙。李鸿章1896年出使欧美到达英国时，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这位老朋友，特地到他的墓地上祭拜了一番。
第10节 李鹤章一气之下回了老家
李鹤章(1825—1880)，字仙侪，号继泉，又号季荃，别号浮槎山人。是李家老哥儿们六个中的老三，也是个会打仗的主，在打太平天国的几年中也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还挨了枪子儿负过伤。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以文带武，战略加战术，高屋建瓴，是个帅才;而李鹤章是以武尚武，就短了一口气，缺乏点后劲，只是个受人指挥的将领。但他也有不小的军功，原本也可以升官发财的，可是后来阴差阳错地“背”了运——二哥怕清廷忌讳，功高震主，不敢多为他请功;清廷在大获全胜之后洋洋得意，说过的话不算数，也把他老兄给忘了，评功行赏的时候，只给了他一个甘肃粮道(管粮食的官员)权作打发，弄得他兴味索然，一气之下竟回了老家，从一介武夫变成了一个乡间的大财主。按说李鹤章从军的资格并不比李鸿章轻，只是不会读书，没有功名，不被人很看重而已。他十五岁就到京城老爸那儿用功去了，可是科场不顺，“屡战屡败”，考到最后还是个秀才，只好作罢回老家，还是面向现实，干点实用的活儿。适逢太平天国兴起，天下大乱，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卷入了战争，他那在京城里中了翰林的二哥也要回乡打仗了，他就在家乡揭竿响应，数月之间就拉起了数百人的团练乡勇。
团练队伍不是清廷的正规军，是没有军饷拿的，而是要靠民间出钱养活的。几百人的队伍“要钱要粮要子弹”，想必他为此也破费了不少。第二年安徽形势更加恶化，李氏兄弟的父亲也被“下放”回乡办团练了，李鹤章已经是个民团的小头头了，毅然率队来到老爸的麾下。那几年的安徽，正是太平军、捻军和清军来回打拉锯战打得最艰苦的时候，一会儿太平军打下了庐州，一会儿官军又收复了，一会儿又被太平军夺去了。巢湖等地也是，一会儿被太平军占领了，一会儿又丢了，一会儿又夺回去了……兵马蹂躏，民不聊生。
在这期间，李鹤章跟着父兄打了不少恶仗。当时合肥有个叫夏金堂的屠夫，杀牛聚众，有了千把人的势力，暗中跟太平军的陆遐龄往来，约期起事。李鹤章探知了此事，抢在他们起事的前头，率百余练勇突然包围了村子，先把夏某父子干掉了，遣散了他的部众，为官军消除了一个隐患。后来打巢县、打无为、打东关，他都能身先士卒，率部立功。所以当时的安徽巡抚周天爵为之请功，赏给六品顶戴。打下无为后又赏加五品衔，以州同选用(作为州一级干部的候选干部)。1858年秋，太平军再次攻入庐州城，李家的老宅被烧掉了，田地都荒了，团练也被打垮了，李家兄弟只好护送老娘往江西逃命，因为大哥李瀚章正在曾国藩的幕中做事，那里尚不失为一个安全地带。
李家其他几个兄弟就在这时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李鸿章是有名的“刺头”，遇事爱坚持己见，总爱跟人和老师争长计短;而李鹤章不同，比较随和，虽也在曾府做事，讲起话来令老师要舒服得多。打安庆的时候，李鸿章因与曾老师闹别扭跑了，没参加，而李鹤章则是参加了的，虽没有大功，但也受到了嘉奖，赏戴花翎，以知县留湖北补用。不久李鸿章回到了曾幕，奉命编练淮军前往上海，李鹤章充当了二哥的帮手，在肥东招兵买马。临到发兵的时候，二哥李鸿章是率兵乘英国轮船到上海的，而李鹤章真是苦命，则是带着有五百匹马的马队，以及后续部队，迂回绕远到淮扬里下河，从海门过江，再避开太平军绕道浙江，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上海。李鸿章命他为“督办前敌防剿事宜”的督办，负责协调统率淮军的前锋部队，在上海与太平军最初的的几个胜仗中，如青浦、北新泾、黄渡之战，解四江口之围，都有李鹤章的功劳，到沪不久，清廷特诏加四品衔，以知州用，品阶又升高一级。
1863年元月，太仓太平军守将蔡元龙诈降，列队欢迎淮军入城。李鹤章信以为真，骑马来到城下，这时伏兵大作，李鹤章左腿被击中，血染衣裤。他裹伤整军再战，七天后与程学启部会师，终于拿下了太仓。在李鸿章最大的“马上封侯”事业——攻取苏州的战役中，李鹤章也是参加了的。当时城内主要用了杀“八降王”的手段，而城外则打得异常惨烈。李鹤章大概就是命苦，洗劫苏州城，火光七日不息的好处他没捞到;“左手抓一个妇女，右臂夹一个姑娘”的艳福更没享到，而星夜驰马，刀光血影，屁股上挨子弹的份儿他都享到了。当初程学启是从昆山正面攻苏州，而李鹤章则受命攻江阴以取无锡，来断苏州右臂。太平军十余万兵马正集结在江阴、无锡界上，从顾山以西，纵横数十里，“吹角连营”。李鹤章兵分三路进军，亲自率马队和群字营、忠字营上阵，屡挫太平军之锋，又夜半烧其营垒，焚毁其炮船，俘斩万余。经过数月激战，终于打下了无锡城。
战后清廷评功行赏，给李鹤章再升一级的奖励:“以道员记名遇缺简放”。道员相当于一般行政市市长的级别，但这只是一个资格，还不是实授，还要等到“遇缺”的时候，也就是什么时候在位之人死了、走了或另有他任，才有可能让你去填空。但是清廷对他还另有话说，在嘉奖令中说他“能与其兄同心戮力，为国宣勤。此次未行破格之奖，正为该员系李鸿章之弟，以示该抚功不自私，俾得推劳将士，鼓舞众心。李鹤章当益自勉力，指日常郡、金陵次第奏捷，克成全功，更当与刘铭传、郭松林等同膺懋赏”(《清史稿·忠义传》)。这些话，李鹤章都记住了。后来打常州，李鹤章冒雪领兵强攻，破太平军城东营垒。又参与围城打援，“躬冒矢石，奋勇争先”，建立了功勋，被清廷赏穿黄马褂(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到了打金陵(南京)时，李鹤章可以立大功的时候，李鸿章却按兵不动了。 因为苏南一带基本已经“粤氛肃清”，南京这一最后的堡垒已成瓮中之鳖，打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但这是曾国荃两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果，老李怎么可以在此唾手可得的时候，去抢人家两年经营之功呢？所以尽管清廷一再下令催其火速前往，他总是一会儿有这事，一会儿有那事，顾左右而言他。曾国荃那头当然十分紧张，生怕马上要到手的桃子被人摘走了。只有曾国藩十分清楚，“江宁破在旦夕”，“功在垂成”，李鸿章屯兵不进，这是李鸿章在让功啊！可是他这一摆高姿态，李鹤章可就苦了，这下无出头之日了。金陵一役打得相当惨烈，是用挖地道的办法，挖到城墙根底下，请了一个专门搞火药的行家，放进去四万斤炸药，把城墙炸飞后，才攻入的。
湘军曾挖过几十条地道，弄不好就被发现了，太平军不是往里边灌水、烟熏，就是借此地道反守为攻。被发现一条就只好废弃一条。那个炸飞城墙，起了关键作用的地道原本也是被太平军发现过的，是个废弃的旧坑道，太平军对其没再注意，他们没想到正是这条旧坑道最后把他们送上了天！战后评功行赏，人家都升官发财、加官加禄，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爵，加太子少保;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刘铭传也升任总兵……而他李鹤章呢？只有曾国藩转赠他一块御赐奖武金牌，清廷那头早就把他给忘了，只象征性地给了个甘肃甘凉兵备道打发打发。那是个边远地区，谁都不想去的苦地方，而且，还是个道员。原先在打完无锡的时候他不就已经是道员了吗？怎么还是个道员？凭什么是这样？肯定是二哥李鸿章捣的鬼，他为了保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牺牲亲弟弟的前途！
其实清廷那边也有清廷的说法，原先以为你李鹤章也会去配合攻打南京的，所以先给个空心汤团鼓励鼓励，谁知你后来并没有真的参战，那就不能再行赏了。然而李鹤章想不通，无论怎么说，原先你朝廷是说过要与刘铭传等一并受奖的！那个廉价的甘凉道我也不要，宁肯回老家！曾国藩这个老领导为人还是不错的，看出了李鹤章的尴尬处境后，极力拉着他一起做事。在接下来的剿灭捻军的战争中，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他向清廷奏报，李鹤章旧伤未愈，请求将甘凉道开缺，而留营总理湘淮军水路全军营务，这实际上还是个名高而实空的职务。李鸿章也感到对这个弟弟有些不够味儿，在他表示不愿去甘肃的时候，曾设法为其在南方福建一带谋个官做，但李鹤章也不去。
后来还是半推半就地跟着曾国藩北上了。据说李鹤章的夫人是个性格刚烈的奇女子，在打常熟城时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时看到清廷蒙人，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本已一肚子气，再看李鸿章这个当哥哥的自己高官厚禄到手，却在那里假惺惺地“捣浆糊”，好像李鹤章是个多余的人，被你们安排过来安排过去的，好像需要你们恩赐一口饭似的，火气比丈夫还大，更加起劲地拉丈夫后腿，坚决不干了，宁肯回老家种地，就不相信不靠你们就得饿死！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李鹤章的官运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他好歹很不情愿地跟着曾国藩走到了清江浦，最后还是下决心回老家了。其实李鹤章回老家对他个人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他后来置房子置地，又兼营盐业、茶叶和当铺，果真大发其财。那时战争已过去，国家正需要发展经济，他们老李家是清廷的功臣，做点买卖还能不开绿灯吗？他在原肥东温家大村造起了李家楼，又在合肥城里造五进豪宅(就是现在淮河路上作为李府陈列馆的那处大宅院)，安徽四乡八县都有他的仓房和典当。原温家大村的李家楼，据说共有四百多间房间，一半是他的，另一半归李鸿章，所谓的宰相府，就是指此。不过李鸿章本人到底住过没住过，还是个问题。此房周围的田产和房产均作为义庄和公产，永不典卖，合肥曾有《李家楼田宅禀县立案告示》档案，详载其事。
可是后来在抗战中李家人逃难，房子被日寇抢占，抗战胜利后又被村民们拆毁了。李鹤章发财后在家乡干了不少好事，如建义仓、义学，重建文庙、武庙、文昌、城隍、火神诸祠，又主持修府学、考棚、书院，还重修了《庐州府志》。大哥二哥责其领修《合肥李氏宗谱》，他二话没说，独立出资并规划，越二年完成。1879年山西大旱，曾国荃告贷诸行省，李鹤章立马捐献巨款助赈，曾国荃很感激，为其奏请赏加二品衔。后来曾与李还结为儿女亲家，即曾国藩的孙女(即曾纪泽的长女)嫁给了李鹤章的小儿子李经馥。可惜曾家小姐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
李经馥有个侧室陈氏，生下一个孙子李国芝(李瑞九)。他们赶上了好时候，天下太平了，不用打仗了，可以尽情享用老太爷创下的基业和赚来的钞票了。事实证明，事情总有正反两面，发财是好事，但钞票太多了对后人来说未必全是好事。他的这一支总体来说，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挣钱的不多，花钱的不少。他的三个儿子中，只有老二李经羲有出息，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民国后还当过几天国务总理。其他老大和老三，都是远近有名的花花公子，享福的料。合肥肥东文化馆的研究员丁德照先生的《李鸿章家族》一书，说到李鹤章的大儿子李天钺(经楞)时说:“天钺平素不务正业，慵懒奢纵赌荡，寻花问柳，乡民深恶之。天钺侍从在肥讨债殴死人命，官民不敢言。合肥知县孙葆田检验尸伤，百姓怕县令威于豪强，检验不实，观者数万人。葆田令仵作(官署里检验死伤的人员)认真验尸，得致命状，谳遂定。”可见是桩不小的人命案子，已激起民愤，也激起了县官的义愤。
当时正是李家的权势最炙手可热的时候，李鹤章或许已去世，而李鸿章还在世，闻知其亲侄子在老家胡作非为，不知作何感想？丁文中讲到李鹤章的小儿子李经馥时也没有好气，说:“经馥生而秀颖，其父管教较严，后因身病体羸弱稍松弛，其母周氏尤怜爱。经馥幼时习学书史不忘，数百言操纸笔一挥而就。经馥少年放荡不学，幼时还在乡里出语烂漫。其父死后，经馥更无进取之心。岳父曾纪泽出使欧洲，累书相招才行。路经英国，翁婿游览伦敦，一日思归，竟径去不顾。”可知是独往独来的性格，连老丈人的面子都不顾，只知坐吃老太爷的家业。他死的时候，儿子李国芝才五岁。李国芝民国后来到上海，大概是奔着他二叔来的。那时他家还是很有实力的，在安徽开有森林公司，在上海开有银行，还投资房地产，家里在江苏路上有花园洋房，进口汽车有好几部。上行下效，李国芝也是个大少爷，一辈子会花钱会唱戏而不会经营，花的都是他爷爷的钱。家业最后就只能是车子越乘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不过他还是干过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在上海开办了一个李树德堂电台，播放京剧演唱节目和故事节目，听众也可以打电话点播节目，高兴时他自己还能吊上一阵嗓子，受到海派票友们的欢迎。他是海上著名的票友，是“久记”票房的骨干，为京剧不知花了多少钱。到了解放初，家底吃得差不多了，他最小的一个儿子李家庞就出来工作，穿上军装当兵去了。
至于李鹤章解甲归田后到底赚了多少钱，谁也无法详细统计，反正足足养活了四代人是无疑的。也就是说，从李鹤章1865年回老家起，直到解放前夕，整整富了八十多年。三个儿子中老二李经羲头脑最清楚，洋务传统代代相传，后代中李国松、李国筠、李家煌、李家炜、李家炯、李家煐、李家庞等均各自有成。再下一辈中更知发愤，还出了几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外交家、前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著名建筑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李道增，著名美籍华人、钢琴演奏家李道基，详情后叙。
第11节 李昭庆最小却“走”得最早
李昭庆(1835—1873)又名章昭，字子明，号幼荃，是李家六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安徽老乡们最寄予同情的一个。他原本也是李家将中的一个，是淮军里领兵打仗的一员猛将，可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只活了三十九岁，而且是死在他二哥李鸿章天津的衙门里。老百姓总是容易同情弱者的，爱为弱者打抱不平——为什么李昭庆年龄最小却死得最早？为什么死在李鸿章的衙门里？为什么李鸿章不按常规过继他大哥或者三弟的儿子，而要过继老六李昭庆的儿子呢？他总有对不住老弟的地方吧？心虚了吧？……安徽老乡们找出了很多“疑点”，来说明李昭庆的死因大有问题，其结论大致是说——李昭庆的死肯定与李鸿章有关。还有的“揭露”就更具体了，说是昭庆长得身高马大，一表人才，非常英俊，战后赴京进宫获慈禧召见时，被留在宫中宴游数日，引起满朝文武背后议论纷纷。
事情被曾国藩知道了，跑去质问李鸿章，李鸿章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而令其弟自杀(据丁德照、陈素珍《李鸿章家族》)。这种传言在安徽乡下流传很广，无非是为弱者打抱不平。其实只要查一查时间表，就会发现对不上号了。曾国藩在1872年3月就已在南京去世了，而李昭庆进京是在1872年5月的事，曾国藩怎么会知道他死以后的事情呢？而且，李经方被过继给李鸿章是在1862年，是李鸿章率淮军在上海打了虹桥、北新泾等胜仗以后，荣升江苏巡抚的时候，也就是李鸿章感叹自己功名已就，而年已四十岁还膝下无子的时候，这时距李昭庆之死还有十一年光景。况且，儿子能过继给当了高官的哥哥，该是说明了兄弟俩之间的亲情要超过其他兄弟吧。
《庐州府志》上对李昭庆很有夸奖:“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章得雄直气。”年纪轻轻就获得了监生的功名。其父李文安曾写诗夸他:“小时诚了了，长大岂不佳？”对他寄予厚望。可是人的命运并不是一人能控制的，他后来的命运的确不佳，仗打了不少，苦吃了不少，但官没当上(有名义而没有实授)，最后命也丢了。其父去世的时候他刚二十岁，天下正大乱，他的大哥、二哥、三哥或办团练，或在外当官，他就在家侍奉老母。不久庐州府被太平军荡平，他的家乡被洗劫，他们兄弟只好陪着老母逃往江西，投靠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大哥李瀚章，从此兄弟几个都先后聚集在老曾的麾下。1862年夏天，李瀚章奉命去广东办理厘金的时候，也正是李鸿章率领淮军初抵上海，实施“以沪平吴”战略的时候。李瀚章原计划是带李昭庆一同前往广东的，他们先一起到了上海，准备从上海乘船去广州。
这时他们三兄弟在上海碰了头。如果这时李昭庆按原计划继续跟大哥往南走，一辈子就当个后勤粮草官的话，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戎马倥偬、积劳成疾的事了。然而二哥李鸿章正是重任在肩，手下缺人的时候，就把他留下了。这么一来，他就跟李鹤章一样，在二哥手下听命，成了淮军将官中的一员。他曾奉命回安徽招募勇丁;在湘军大军围困天京的时候，他负责专防无为州城;后来在与江浙一带的太平军交战中，守常熟，打嘉兴，他都参与了前线的指挥作战;战事稍停，他自然也跟李鹤章一样，得不到特别的奖赏。李鸿章为了避嫌，不便为自己的弟弟请赏，宁可奖励别人。这样，李昭庆劳而无功，力气都白费了，自也是对二哥一肚子气。
然而仗还是没尽头地打，打完太平军后又要去剿捻。曾国藩还特别属意于他，已奏派他去训练马队，以期能在苦战中得到历练，建立功勋，而不必借诸兄之门荫以成名。那时李鸿章还有些不舍得呢，他明白小弟有多少能耐，故曾国藩来信时，他的回信中只提李鹤章而不提李昭庆。但是曾国藩是一定要带他去剿捻的，因为曾的湘军暮气已深，打了十几年仗，无法再战，已基本遣散了，而要带淮军去剿捻，不带上个李家将怎么能行？淮军毕竟是支地域性极强的、以李鸿章个人为中心的子弟兵，带上李昭庆，就更便于跟各路淮军将领联络(据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
李昭庆招募了二千人的马队，另有亲军泉字营和忠扑营近千人，原本也想在曾帅的带领下建功立业的，可是剿捻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的特点是机动性特别强，马队强悍，整天狂奔来去转眼无影无踪。李昭庆以淮军统领员外郎的名义，率数千兵马千里追逐，日久劳而无功，就渐渐自觉无味了。这期间曾国藩还写信给他，希望他能独当一面，务必要择劳苦之事而任之，帮助二哥御此大敌，并且语重心长地说:“吾两家门第太盛，人忌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也别无保家之法。”可是李昭庆毕竟年轻，“视事太易”，难耐艰苦，况且脾气也不是太好，与诸位将领未能协调好。1866年底，连曾国藩都感到剿捻无功，需要“曾瓜李代”了，而李昭庆又何功之有呢？所以才有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曾与李掉换个位子，由李鸿章带队继续打！李鸿章的淮军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总是喜欢在李鸿章脚下盘桓”，大概李比曾更重哥儿们的义气，更舍得重奖。由李鸿章再次出掌淮军剿捻，又值淮军蓬勃向上时期，自是别具一番气象。
未出一年，就大败东捻于山东境内，东捻首领赖文光和任柱先后死于刀下。这期间，李昭庆已有了独立编制的武毅军和马队共万把人，整天奔驰在湖北、安徽、山东、河南广大的区域内，与捻军往返周旋，不得休息。每次鏖战，李昭庆“匹马斫阵，所向无前，虽盛暑寒冬，与士卒同劳苦”，也许就在那时已落下了病根。很不巧的是，那捻首赖文光原先已是李昭庆的瓮中之鳖，可是在追赶了数百里后，赖文光跑到了扬州，却被留守扬州的吴毓兰部活捉了，功劳就是人家的了，到头来仍是“事不奏功”。年年辛苦不少，战后论功，只得了一个记名盐运使，而且并无实授，只是个空衔而已。李昭庆当然闷闷不乐，向二哥坚决要求回家去，弄得二哥毫无办法。弟弟毕竟年轻，随他去吧。
时在1868年春节(据《淮系人物列传》)。几年后(1872)，李昭庆到京师办事(由前署督臣何璟奏明赴部引见，何璟是李鸿章的同年)，顺便到天津看看二哥，谁知竟然旧病复发，“咳嗽日夜不绝声，先痰后血，血尽则痰，浓晦胶粘，医谓肺肾两经先绝”，在北京时还大吐血。数日后李鸿章派人接他回天津府衙调治，竟数月无效，最后因吐痰不出，手足俱动，哽咽气绝，年方三十九岁。据说李昭庆临去世前还在生二哥的气。李鸿章去看他，他把头转到床里面去，不高兴理他。据李经方的内弟刘晦之《李昭庆之死》一文说:“赖文光就擒之日，太常(李昭庆)虽踵至，已徒手无卫矣，仅论前功，以运使候补。是时军中保案，动辄万余人，武职奖札多弃之不取，贱视可知……军务底定，文忠复避嫌，不为推荐。于是入官则无实授之期，改途又乏出身之路，益郁郁不得志……其后至津省兄，郁郁病际，遂不起。卒前数日，文忠往视，太常移面向内不与语。”(据刘晦之《异辞录》引)李昭庆去世后，李鸿章非常难过，曾有长信写给兄弟，讲述治病的过程和安排后事诸事。他顿时觉得非常孤立，亲人越来越少了。
李昭庆的后代倒是兵强马壮，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另有一儿早逝)，老大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老五李经翊过继给李凤章;老三李经榘住在芜湖“三大人公馆”(李家人称小花园，现为芜湖第八中学)，当他的“三大人”，一辈子过着士绅的生活;老四李经叙是“四大人”，在芜湖的住宅当地老百姓称之“四大人公馆”(李家人称长春花园，现为芜湖少体校)。李经叙跟他的大哥一样，是个外交官，但命苦得很，在李鸿章的幕僚伍廷芳的提携下，两次出洋出任秘鲁和墨西哥公使代办，可惜死在任上。李经榘的老丈人是李鸿章的丁未同年、我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李经叙的老丈人是翰林院编修、广东人许其光。
李昭庆的四个女儿嫁得也很风光，大女儿嫁苏淮扬道吴学谦;次女嫁合肥著名清流干将、清廷驻英国留学生总监蒯光典;三女儿嫁给上海道邵有濂的大儿子邵颐;四女儿嫁的是老李的铁哥们、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大儿子刘体乾。李昭庆的后代突出的特点是出了一批外交官——除了李经方和李经叙，孙子辈中还有李国栋，出使奥地利大臣二等参赞;李国源字仰尼，民国后任职外交部，曾出任驻仰光代理总领事。他这一房中还出了一个国民党的大官——中央银行最后一任总裁刘攻芸，是李昭庆的孙女李国珍的丈夫。
第12节 克虏伯大炮的终生崇拜者
李鸿章天生一个劳碌命，打太平军打了十一年，好不容易总算打完了，又要去“剿捻”;北上“剿捻”剿得差不多的时候，天津那边又来事了。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了，平民教民，杀杀打打;一边是外国人打死了天津知县，捣毁了衙署器物;一边是中国人火烧教堂、领事署，打死了法国领事和秘书……中国人冒犯了洋人，那还了得？何况还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于是七国连衔抗议，开来军舰示威，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外国军舰已集结在渤海湾大沽口了，直接威胁着北京……眼看又要引发更大的国际争端，清廷一看大事不好，赶紧把最强悍的淮军调到天津，以防不测，同时叫李鸿章来帮助曾国藩处理这棘手的教案问题，顺手把李鸿章推上了外交前线。
李鸿章马不停蹄地率兵赶到天津，真的是没有一天闲工夫。在他之前，他的恩师曾国藩已经在处理这个事件了，把双方来了个各打五十大板，想尽快把事件平息下去。但是想不到事情很不顺手，民情沸腾，不肯买账，“媚洋”、“洋奴”的帽子满天飞。主要是天津是个有着深厚反帝土壤的地方，离北京也近，有的地方官员还有着皇宫里的背景，事情就尤为复杂。结果曾国藩没有为太平军和捻军送命，却为此天津教案送了命，事情还没办完身体就吃不消了，一年后去世了。李鸿章当然也不愿与民众为敌，但是处理这件事宜快不宜迟，迟了又要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洋鬼子不就是仗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吗？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麻烦。鸦片战争时期的场面李鸿章没见过，但是打“长毛”时华尔和戈登手里的洋枪洋炮的威力，李鸿章还是亲眼领教过了。
尽管还是朝议纷纷，尽管挨了不少天津人的骂，尽管朝廷内部也并不完全认同他的做法，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在曾国藩办案的基础上，继续快刀斩乱麻：杀掉主要“打教”人员二十人，充军发配二十五人。就双方死伤的人数来说，基本算是一命偿一命，双方扯平了，好歹就算是“结账”了。但是为了安抚民心，争取舆论的支持，李鸿章再次操起了“痞子腔”。据说到了真正处决“打教”人员的时候，拉出去砍头的并不全是真正的杀洋人、烧教堂的人员，有一部分原本就是死刑犯，该着要死的。李鸿章以这些人来充数糊弄外国人，天津的老百姓就暗暗叫好。而且，又在原定的二十名死刑犯中，又解救了四人，重新判为徒刑发配，这就又缓和了不少气氛。
洋人那头则用“糖衣炮弹”来轰，也算轰平了。不过洋人方面还要求赔偿五十多万两损失费。李鸿章这时是宁肯花钱买太平，五十万就五十万吧，赶快给我退兵！清廷那头要的就是快赶那些军舰走路，满朝的衮衮诸官，一看见大沽口的军舰就掉了魂，他们总在担心鸦片战争的噩梦重演！李鸿章也被此教案搞得精疲力尽，心里恨得要死。鬼子不就是欺负咱们没有快枪利舰吗？不就是欺负大清军事上弱吗？眼前尽快平息教案还算是小事，大事是如何赶紧自强、自救。
中华帝国一旦强大了，看谁还敢欺负？洋枪洋炮洋舰，咱们不会造，难道还不会买吗？先买他一些“利器”和“制器之器”，又有何难？然后收买他们的能工巧匠，收买他们的技术，以利我们仿造，天长日久，不信大清赶不上去……买洋枪洋炮洋舰船是需要很多钱的，但是只要严格设卡收厘，加强税收管理，堵塞财政漏洞，同时派出大员，给予优惠政策，设法振兴民族工业，广开财源，富国了就必能强兵！其实当初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先后创办的炸弹三局、上海制造局、广方言馆，组织人员大量翻译西方科技图书，包括德国的军事书籍……出发点均是在此。
那时不仅是李鸿章，清廷的满朝文武都认为，中国的古老的典章制度是没话说的，问题就是兵器不如人家，所以才受欺负，于是要想方设法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同时研究如何仿制，几乎是上下一致的呼声。李鸿章终生以此为己任。《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的编纂主持人、李鸿章的曾侄孙李家锦先生在总结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的办法时说，其实这与他跟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没什么大的差别，不过是一要善于借力，也就是会周旋，正面进攻不行就打擦边球;二要充分使用“糖衣炮弹”，进行攻心战;三要适当地耍点“痞子腔”。
有此几条，就常能无往而不胜。果然，他的老师曾国藩没能摆平的事情，他一到场，三下五除二就算摆平了。清廷看这个安徽人本事真不小，既会打仗又会跟洋人周旋，奏折上得很合尺度，把外国军舰也哄走了，那就太好了，那就别让他走了，留在天津吧，往后跟鬼子别扭的事还多着呢，恐怕一辈子都干不完呢。很快，李鸿章得到了任命(1870年8月)，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而曾国藩仍回任两江总督。接着又命他兼任钦差大臣(即后来的北洋大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了。直隶总督，那可是全国的总督之首啊，历来都是清廷最信得过的人才有望“中标”;北洋大臣，那更是清廷的半个臂膀，掌管着洋务、海防等诸项内外要政，若非心精力果，与朝廷肝胆相照的开放型的干才，绝非能胜任。那时的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列强没事找茬，那洋枪洋炮、坚船利舰整天就对着你家门口，清廷就没有一分钟安心。
北洋大臣干的就是个最麻烦的差事，那是朝廷对外周旋的前沿阵地，还是对内洋务自强的前沿指挥部。不仅要面对虎狼般的流氓列强，背后还要时时防备明枪暗箭。因为在那个连天文学、算学也不让创办，连铁路也不许修建的时代，迂腐的传统势力是足可以置你于死地的。1872年，李鸿章又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至此，李鸿章的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成了清廷眼里最有用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利，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换枪换炮，提高作战能力，巩固海防。原先对付“安内”的功夫，现在要面对洋鬼子了。他要利用天津这个华洋杂处的有利环境，抓紧更新武器装备，以备不时之需，这就需要一批洋幕僚、洋朋友、洋顾问，需要一批属于自己的翻译人才和擅长洋务的干才。 在当时，没有一个督抚大员像李鸿章那样，敢于在身边聚集那么多的洋幕僚和洋技师，他把他们当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窗口，天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能很快知道，以至于人们现在能看到的李鸿章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身边没有洋人的，这在“教案”迭起的时代，需要多大的勇气！洋幕僚们则有意无意地，客观上也常代表本国的利益，在向李鸿章施加影响。这样的“朋友、客人和同事”的关系，是晚清七十年中的新鲜事物。但是买什么品牌的大炮小炮才最经济致用，清廷开头心中并不很有数。19世纪60年代，淮军只是通过军火走私商，买到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品牌，反正总比中国原始的土枪鸟枪要强得多。那时中国的兵器还停留在冷兵器和旧式火器并用的时代，火器以抬枪、抬炮、鸟枪为主，特点是铜铁浇铸，管式滑膛，前装散弹，用火绳和燧石点火……这样的原始兵器发射慢，射程近，命中率低，以此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大家水平相差不大，还算马马虎虎，而对付克虏伯大炮或是阿姆斯特朗大炮，甚至铁甲兵舰，那不是笑话吗？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再次感叹老李的命好。
因为这个时候，地球的那一边及时地爆发了一场战争——普法战争，为老李送来了威力无比的德国克虏伯大炮，那炮声让老李兴奋无比，把他的目光再次引向了万里之外。普法战争中，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大炮大出风头，尤其是色当一战，普鲁士第一军的一百二十门大炮，以排山倒海之势，集中轰向法军的阵地，不仅把法军的炮阵压得根本抬不起头来，而且把法军的步兵也挡在了二千米之外，为普鲁士军队成功地赢得了时间，最后赢得了胜利。这一战役奠定了普鲁士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德意志统一的基础，意义极其重大。普鲁士军队使用的大炮就是克虏伯的新式大炮，所以人们说:“普法战争的胜利，实际上就是克虏伯大炮的胜利。”因为这些大炮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陆军兵器。李鸿章闻知此事后对克虏伯大炮简直就佩服得不得了，羡慕、眼馋极了，他梦中的淮军就应当是普鲁士军队这个样子。他一再感慨德国人的政治军事，把德国视为中国的榜样，他在奏折中给清廷洗脑筋:“该国(德国)近年来发愤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与英俄各邦并峙。”所以他在主持引进西式兵器时，通过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和格林兵器比较，最终看中了克虏伯大炮。他计划用克虏伯大炮来装备京津一带和长江一线的炮台。这期间他有信给他的洋务干将丁汝昌:“津案结后，自强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长江以炮台为经，轮船为纬。但保津畿、长江自固根本，外人必不敢轻视。”……世界上是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在李鸿章最需要克虏伯的时候，恰好也正是克虏伯需要李鸿章的时候。普法战争之后，德国迅速成为世界军事强国，武器质量、性能不断得到刷新，其本国需求有限，正处在全力向各国推销他们的武器的时代。德国克虏伯公司是建于1811年的大型工业集团，最初只是生产钢铁，逐渐发展到铁轨、火车车轮等其他重工业的各个领域，但真正令其震撼了世界的，还是他的“全钢后装”的后膛大炮。19世纪50年代，老克虏伯的儿子阿尔弗里德·克虏伯为了证明其生产的钢材的优质性，开始生产枪炮，决计用枪炮来打开世界的大门。这一招果真灵验，经过普法战争，克虏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帝国兵工厂”。
最初，他们的枪炮只是销往国外，普鲁士军队并没有配备克虏伯大炮。而到了普法战争时，该公司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发展，制造军火也有了二十年的历史，普鲁士陆军方才采用了他的大炮。而克虏伯大炮的确很争气，在战争中把自己的广告成功地轰向了全世界。战后各国的订单就源源不断了，它就赢得了世界“火炮大王”的盛誉。从此克虏伯公司索性把经营的重点放到军火生意上了，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也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最大的军火商。克虏伯打中国人的主意是煞费苦心的。
当他们的推销人员得知李鸿章对德国并无恶感时，竟肉麻地送上一张李鸿章的画像，和一封足以把老李捧得晕晕乎乎的赞美信，借此跟他拉关系(据《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其实，不送画像和赞美信，李鸿章也是喜欢克虏伯的，现在克虏伯自己找上门来，岂不正好？李鸿章不仅要买大炮，要上海的机器制造局仿造大炮，还要了解和学习德国的军事装备、训练方式、战略战术等等，当然首先是要购买德国的兵器。德国驻华公使也是克虏伯的好帮手，还有德籍海关税务司人员，以及德国洋行等，不知克虏伯使用了何等锐利的“武器”，使得这些德国人都在为克虏伯奔命。
他们游说李鸿章，说是德国人既不在中国贩卖鸦片，又不在中国传教，不会有什么令清廷头大的教案问题，也不存在鸦片战争的问题。德国跟中国国土离得很远，又没有海岸和领土上的纠纷，没有任何宿怨，应该成为好朋友……(据《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这些话，老李都听进去了，认为没错。实际上在那前后几十年间，直到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前，德国人的确没有找太大的麻烦，这就从感情上近乎了许多。李鸿章的这种崇尚克虏伯的情结，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史都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他身后的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张学良，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兵器技术大都是以德国为范本的。蜂拥到日本去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后来培养基层军官的事。从洋务运动到抗战爆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德之间的军事交往从来就没中断过。追根究源，还是李鸿章带的头。
从现在李鸿章留下的堆积成山的奏折和信函中，人们可知他并不是一味盲目地崇尚德国，而是作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的。他1874年在给清廷的关于海防的奏折中，不知多少次地提到了他对克虏伯大炮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曰克虏伯，专造后膛全钢之炮;英曰阿姆士庄，专造前膛熟铁包钢之炮;又有瓦瓦司厂，后膛以钢包钢之炮。论攻坚致远，前膛不若后膛;论稳固经久，后膛不若前膛。故行仗小，炮宜用后膛，取其轻而及远;轮船、炮台所用大炮，究以前膛为宜。此洋炮之大略也。”开始他还以为前膛后膛各有利弊，后来又进一步深化了认识。
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谈到:“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所需子弹之价格与炮价相等。”基于对克虏伯大炮的认识，李鸿章率先在淮军中组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式炮营，采用克虏伯后膛钢炮装备，编制上也仿照德国的炮营兵制。在一些水师中也配备了克虏伯大炮。1877年，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已经装备了十九个炮营，共有克虏伯大炮一百一十四门。每营有正勇一百四十四名，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六门，马匹一百五十匹，车十九辆。已经装备炮营的部队有亲兵前营、盛军、护卫营、铭军、乐字营。“此时的淮军，炮营完全独立，用以配属铭盛各军，以使淮军成为国内惟一劲旅。”(王尔敏《淮军志》)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李鸿章更是大量地购买克虏伯新式兵器。这期间已经过了小日本窃据台湾事件和中法战争，客观上都促使清廷加快了实行军事改革的步伐，克虏伯后膛钢炮更是空前地受到欢迎。
1888年夏天，李鸿章定购了两百万马克的克虏伯军备物资，用来装备威海卫和大连湾的海军基地;两广总督张之洞购买了五十二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还计划与克虏伯谈判，投资三百万马克，在中国建一座炮厂;盛宣怀用十一万两银购买了四门克虏伯大炮。1889年，李鸿章麾下的天津军械所通过信义洋行，购买了价值五百五十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用来装备北洋海军的海岸防御系统。这是克虏伯在华贸易的最大一宗。买了先进的兵器还得有人会操作。所以当克虏伯的使者瑞乃尔1870年带着他的大炮来到山东登荣水师的时候，李鸿章一点也没有感到鬼子的“兵气”，反而把瑞乃尔留在了淮军中，聘他为教官，要他为中国服务，瑞乃尔便成了克虏伯派到中国的最早的军事教官。1872年，李鸿章又托克虏伯公司再推荐人员来华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军炮法，结果克虏伯方面代为雇了该国都司李劢协来华，约期三年。在李劢协任职期满将要回国时，李鸿章又派了七名淮军基层将官跟其前往德国，继续学习德国军事。被派去的人是:卞长胜、刘芳圃、查连标、袁雨春、杨德明、朱耀采、王得胜。
他们学成回国后，被派到淮军各炮营当教练，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军事科技人才。1888年冬，李鸿章又从北洋武备学堂中选拔优秀学生赴德国学习军事，先入德国军校见习，继入克虏伯炮厂接受炮术讲习及构筑炮台的工程训练。这次共选派了五名学员，考中第一名的是段祺瑞，其余几个是吴鼎元、商德全、孔庆塘、腾毓藻。他们留德一年，学成回国后都派上了大用场。段祺瑞最为突出，几年后就出任新建陆军的炮队统带(很多年之后，他竟与李家成了亲家，他的大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侄孙李国源);吴鼎元当上了新军第五镇统制；商德全先任陆军学校校长，后任天津镇守使;孔庆塘后任云南普洱镇总兵。
在此前后，国内一批技术人员和兵工专家也不断地受到李鸿章的派遣，到克虏伯或德国其他兵工厂考察，其中有金陵机器局的技术人员王承荣，他回国以后不久，金陵机器局就开始仿造克虏伯小炮。还有晚清杰出的科学家、军工专家和翻译家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他在英、法、德国考察了三十多个兵工厂，也考察了克虏伯厂，回来写成的《阅克虏伯厂造炮纪》，对该厂的生产流程和设备运转作了详细的介绍，对于后来中国仿造克虏伯大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从南到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凡有大清炮台的地方，都能看到克虏伯大炮那高昂的头颅，基本完成了1874年海防大讨论中形成的关于海岸炮台设施的部署，同时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能够掌握和仿造西方先进武器的军事人才。
可悲的是，花这么多精力、花这么多钱买来的国防兵器，在后来的实战中并没有为中国赢得多少荣誉，除了在中法之战中还打了几个胜仗，刘铭传在台湾还派了些用场之外，最后在甲午之战中，由于决策和指挥的诸多问题，使很多炮台最终都一败涂地。旅顺炮台、大沽炮台、威海炮台，这些炮台简直就是李鸿章的命根子，那是他二十多年的心血所在，都装备了全中国最好的大炮。旅顺炮台失守时，据说李鸿章老泪纵横——那不仅是他的心头肉，还是他终生的强国之梦，他岂能不老泪纵横？战败归战败，李鸿章还是不能释去克虏伯情结。一年之后(1896年)，他以七十三岁高龄奉命作欧洲之行的时候，尽管已显出老态，在洋人面前几乎已经豪气全无，甲午战败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但他到了德国，还是没忘记往远在埃森的克虏伯炮厂走一趟。在克虏伯，他自然受到了空前隆重的接待，他毕竟是该公司几十年的大主顾。克虏伯还专为他印制了四张一套的明信片，赠送了不少礼物。至今在克虏伯公司的历史陈列室里，还悬挂着他的肖像。
关于这些礼物，其他东西现在已经很难查询了，但有一样肯定是李鸿章所喜欢的，并且现在还留在上海，那是一门克虏伯当时新研制出来的小钢炮的模型。当年李鸿章回国后把这个模型送给了他的小儿子李经迈(李经方和李经述都跟随李鸿章出国，惟独李经迈没去)。李经迈去世后就传至他的儿子李国超手上。李国超在1949年前出国时，因行李过重，将五只箱子寄存在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处，箱内之物就包括了这门小钢炮模型。解放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这五只箱子也被带了过去，由上海图书馆继续保存，结果一存就存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90年代，安徽社科院淮军研究中心牵头主编《新编李鸿章全集》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收集资料，该中心的主任翁飞先生在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馆长王鹤明先生的安排下，曾来到上海图书馆，破例得以打开了箱子，目睹了那五个箱子里的李家故物，看见那门克虏伯公司的小钢炮模型居然依然在焉。据翁飞先生说，箱中还有李家祖宗画像、家庭账簿、图书资料和照片、书信等，应当是研究李氏家族的权威材料，也是研究近代家族史和城市生活史的生动材料。
但是2001年李氏家族在编写《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俗称李鸿章家族“老六房”)时，李鸿章的曾孙李家骁先生与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的吴胜副馆长，以及笔者，到该馆要求参考阅览这批李家故物时，却遭到了拒绝。该馆当时的近代文献中心主任说是“未经整理的文献，一律不开放”。其实她不知道，翁飞早已向我们露了底，我们不便当面说穿罢了。后来笔者又多次与该馆交涉，然而直到笔者走笔至此，仍旧未能获准参阅这批资料。
第13节 铁路之难岂能难倒李某人
在晚清满朝文武中，最早、最起劲地鼓吹兴办铁路的大员也是李鸿章。他的原始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海防。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又吃紧了，边疆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危机。在北方，沙俄利用“阿古柏事件”出兵强占了新疆伊犁;在南方，小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侵略了我国台湾;英国人又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廷签订了《烟台条约》，并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遥远的西南地区……为了加强海防，为使沿海七省联为一气，战时能呼应连通，及时运兵，共同御敌，他提出必须兴办铁路。在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大办实业的思想和战略，其中就强调了铁路的军事战略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其他官员也积极附和，因为参与大讨论的都是各地督抚，而且都是沿海最吃重的位置上的封疆大吏，面临的危机感是共同的，意见也容易趋于一致。可是这些意见递上去，买舰买炮的事情初步定下来了，而铁路问题并没有下文。朝廷里的保守势力相当大，说什么“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以种种理由阻止。与十年前的那场关于京师同文馆内，是否应设天文、算学一科的大讨论一样，讨论来讨论去，各执一词，各不相让，最后的决定权自然在清廷手里。对于洋务一直懵懵懂懂的皇太后，“亦不定此大计”，于是就采取绝口不谈的态度。
李鸿章熬不住这种沉默，就常去跟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通声息。奕?就是当初帮助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的、光绪皇帝的六叔，他是清王朝文武百官中，难得的一个洋务细胞非常活跃的一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实际上充当了李鸿章的主心骨。由于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在保守派那里还挣了一个“鬼子六”的雅号。李鸿章不断地向“鬼子六”施加影响，极陈铁路之利益，请求先试造清江至京城这一段，以便于南北转输。可是“鬼子六”一脸苦涩，他有他的难处。虽说他是军机大臣，又曾是慈禧的同盟，但政治这玩意儿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盟，说明有共同的利益，但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一致。
慈禧对铁路一直没有概念，花费又属巨大，是不会轻易点头的。奕?也不愿在朝廷里树敌过多，还指望李鸿章他们“自下而上”地“运动”呢。那时候的中央也怪，真是屁大的事都要下面请示汇报，对下面实在也是管得太多，真也太难为了李鸿章和他的哥儿们。现在人们看李鸿章上的奏折，党政军大事固然不少，实事求是地说，也有不少属于鸡毛蒜皮屁大的事。比如他要派几个人跟外国教练学本事、他聘请的外国教练人品如何、他要办个外语学校等等，都要打报告，所以要修一小段运煤的铁路，自然也要打报告批准。不知那些督抚大员整天要泡在公文里那么多时间，于公于私何益？这么一来，可害苦了后世文史工作者，后人就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做整理工作：上海图书馆内的盛宣怀档案就有十五万件(号称《盛档》);安徽省翁飞他们编的《新编李鸿章全集》已经编到了三千万字了，还是打不住。
这样看来，那时候当个官还真的要有点科举的功夫，否则怎么应付得了那山海般的公牍？可怜的李鸿章只好来个阳奉阴违，先在下面搞点小动作再说。于是先拿唐山的煤铁矿区作为试点，修筑一段运煤的铁路，总共才十里路程。然而就这么一点“毛毛雨”，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878年，先由开平煤铁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唐绍仪家族的前辈，近代中国的第一代买办，原英商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来被李鸿章“挖”来为清廷办事)出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经费由矿务局自己筹集。这么好的事，竟因清廷里大臣反对，没有修成。1880年，再次由唐廷枢出面“泡蘑菇”，提议从胥各庄到涧河口开一运煤河道，同时于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修筑一条连接河道的轻便铁路。为了避免朝臣的非议，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好歹得到了恩准。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他表面上在敷衍，暗中继续做小动作，伺机得寸进尺。但无论如何，几经斡旋，中国自己造的第一条铁路终于在1881年6月9日开始动工兴建了(以后此日就定为中国的铁路节)。尽管这条铁路总共才十里长，采用每米十五公斤的轻型铁轨，使用由英国工程师金达设计、由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蒸气机车(火车头)，那是一台才一人多高的小火车头，但这毕竟是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和第一台火车头。
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众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他神情严肃，没有流露多少高兴的样子。他知道，前面还会有麻烦。果然，铁路上一旦行驶了火车头，流言蜚语又来了，说是“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结果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车皮就再次被驴马拖载代替。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直到1882年，不晓得捣了多少“浆糊”，才又恢复机车牵引。但是这仅仅是你们要运煤的破例，并不是说明从此就允许你们造铁路了，中国修铁路的阻力还多着呢！李鸿章当年麾下的名将刘铭传也是主张修铁路的积极分子，1885年他已是台湾第一任巡抚。他曾跑到北京，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大谈铁路问题。他指出:“中国与外国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多且强也……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旅行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他也主张先造清江至京城这段铁路。
清廷大员一看即知，这是在重弹李鸿章六年前的老调，实际上这也确是李鸿章苦心策划的“自下而上”的运动而已。想不到刘铭传的这一奏折在清廷大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该不该修造铁路的问题，洋务派和保守派再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波及全国上下的大讨论，其意义表面上在于铁路，而实质仍在于是不是应该对外开放，引进新技术、新事物的问题。其中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封疆大吏，有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清廷里的赞成派海军大臣奕?、“鬼子六”奕?等人已经落势了;反对派主要是那些在朝的官员。
那些人整天关在紫禁城内，两耳不闻城外事，只知道抱着祖宗章法行文断事，振振有辞地迷惑西太后，就连后来以鼓吹“新政”出名的光绪帝师翁同龢，当时也是个反对派。这帮老顽固的存心捣乱，可害苦了洋务派大员。狡猾的李鸿章看看光动口不行，还是得动手啊，于是设计出一条妙计:让西太后亲眼见识一下，火车究竟是个啥玩意儿，让她亲身体验一下火车的神奇的魅力，或许对于推动铁路的兴建有利。于是他决定送西太后一件“小玩具”——在西太后居住的西苑(即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让皇亲国戚们都感受一下钢铁的气息，开开眼界，就算是一次铁路交通的最高层次的启蒙教育。听说是外国人要送一件“玩具”，自然阻力就小了，居然得到了认可。
1888年年底，这时距李鸿章上的《筹议海防折》已十四年了，古老的皇宫西苑里，从中海紫光阁经时应宫、福华门，进入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铁路，和一台小火车头及六节小火车车厢。这个风驰电掣的“玩具”，为深宫后院首次吹进了现代化的劲风，着实让从未见过火车的皇亲国戚们开了眼界。慈禧是个聪明人，她悟出这个世界的轮子的确是转得快了，从而由不置可否的态度，转向了明确地支持修建铁路。李鸿章的一番苦心，总算没白费。五个月后，清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内称:“(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虽然讲得羞羞答答，半吞半吐，但毕竟是宣告了长达十余年的关于是否应当修建铁路的大论战，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至于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个“广告”——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太后讨厌宫闱大内中火车机车的声响，车厢虽然还在轨道上走，但是不用火车头牵引，而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滑行了。现在人们尽可以自由地发挥想像，那该是一道何等滑稽可笑的奇观！大清王朝关于禁修铁路的牙关终于被李鸿章及其哥儿们撬开了，这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件事。几年后，李鸿章因甲午战败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全国大规模地修办铁路之事，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李鸿章的死党盛宣怀的肩上。然而他的日子并不比李鸿章好过，面对着的是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三无”局面，实在是难为他办无米之炊。盛宣怀是个出名的能吏，著名的京汉铁路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工通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洋务派们办铁路，原本是图谋自救自强，维护大清王朝遥遥欲坠的风雨茅庐，但谁又能料想得到，数年后却闹起了“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呢？
第14节 “请进来、走出去”的先驱
在大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显然感到了人才的极度缺乏，所以在举办近代学堂、选派人员出洋留学和聘请洋教师的过程中，表现了他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早在1863年他还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就采纳了苏州宿儒冯桂芬的建议，奏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这个广方言馆名义上是仿照京师的同文馆建制，实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文馆实为八旗子弟的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广招周边地方十四岁以下儿童入馆。同文馆仅仅是个外语学校，而广方言馆除了学外语(分英、法、日、俄班)，还学自然科学知识，不仅培养翻译人才，还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才，学制三年。1869年，因为江南制造局是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的大本营，设立了翻译馆，引进了很多西方科技和工程技术人员，著名的西方翻译家和科学家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都在其中任职，还有中国的著名数学家和科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人才济济，师资力量更趋完善，就把广方言馆并入了江南制造局，招收十五到二十岁的学生入学，除了外语，又增设算学、舆地等学科，学制改为四年。
这个学校，应当属于中国最早的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在上海广方言馆创办后的第二年，李鸿章又对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发起了挑战，这无疑是个绝对大胆的改革创意。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排斥近代科学技术教育，是中国在自救自强中，人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而中国要想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必须学习制造外国利器，而要造出先进的外国利器，必须先要引进外国的“制器之器”，并且要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中国人把太多的聪明才智用到章句考证和应付八股文上去了，而一旦要对付西方的坚船利炮，却无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的多么大的浪费和悲剧！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沿着这个思路，他向清廷提出，应当把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也列入科举的内容，变通一下考试制度，“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让那些在科学技术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也能获得科举的功名，这样不是可以带动全局了吗？可是那时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改革教育的事情根本还轮不上排进清廷的议事日程。
在一般人眼里，李鸿章的思想也跳越得快了些，连他的铁哥儿们兼老亲家、也是进士的刘秉璋都不同意，上面当然就不会有下文。直到1897年，已经经过甲午战败的清朝政府，终于痛定思痛，下诏决定在科举中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选拔实用人才了，这比李鸿章当年上奏要求“专设一科以取士”，整整晚了三十三年。
1871年9月，由容闳提出的官派幼童留美的动议终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第二年第一批幼童得以从上海起程出国，这是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的结果。原定每年从沿海各省选出三十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聪慧幼童赴美，连续选派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幼童，先入美国一般学校，再入军事院校或船政院校，连续在美学习十五年，以期学到真本事，回国时正是三十岁上下，正是可以为国效劳的时候。
1872年8月，首批年龄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得以在上海登船赴美。这个破天荒的计划，虽然在十年后因遭到了保守派、反对派的阻挠而告部分中断(已经在大学就读的近六十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而还没有进入大学的幼童，除了在中等学校就读外，就只能在一些专门学校进修一段时间后就返回了)，但毕竟首开官派学生留美的先河，为日后的人才培养创下了范例，何况十年间，还为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中有五十多人考入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大学。回国后他们中许多人卓有成就，除了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还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唐廷枢的侄子)，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唐廷枢的儿子)，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寿臣……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回来就职于北洋水师、天津水师学堂、鱼雷学堂、电报学堂，也有些人被送到开平煤矿和天津医院。他们中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外交界。这项开创性的计划从上层来说，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李鸿章，因为曾国藩在第一批幼童尚未出国之前五个月(即1872年3月)就去世了。
此后的一切奏章和矛盾交涉，凡是涉及到上层的，无不由李鸿章一肩担当。他那些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的信函，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关键时刻还惊动了美国总统格兰特。李鸿章对于上海的格致书院(即上海格致中学)的支持和赞助，也能体现他的中西兼容、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格致”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的简化，是说必须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晚清时代的人，把从西方传进来的光学、电学、化学、地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统称为“格致之学”，而格致书院的创办，正符合李鸿章倡导的摆脱旧科举的藩篱，大办“新学”的主张，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所书院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及在沪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创办的、以理工科为主的近代学校，最初的八名校董中中外人士各占一半。
中国人中除了徐寿父子，还有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和一位清军副将王荣和。1874年，当徐寿写信给李鸿章，请他给予支持时，李鸿章非常高兴地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不仅为之捐款银一千零八十七两，还为学校题写了“格致书院”的横匾。这所学校是中外合办、亦中亦西的，采用中西结合的方针办学，除了固定的科目，还定期邀请中外著名学者来校讲演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为了使学校教育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也为使地方督抚大员更加了解学校的教育情况，沟通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学校还别出心裁地定期请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以及津海、东海、江海、浙海、粤海等海关的关长(海关道)为学校出考试题，命学生课试，优秀者给予奖励。
李鸿章曾多次被邀请为学校试题的命题人，他出的题目有:中西格致说含义异同;西方格致说源流考;化学原子名称中译问题;《周髀算经》与西法平弧三角近似说;德奥意合纵、俄法连衡论等等，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时事政治各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他这个科举出身的进士，在近代硝烟的熏陶下，已具备了不少自然科学的知识。当时如果清廷给他更大的权力，说不定他那时就会办起清华大学了呢！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上多年，李鸿章始终是近代学堂的积极创办者和支持者，大凡各类于洋务有补的专业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海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都是他亲上奏折，并悉心维护的。
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近代职业军官，有不少成为后来的叱诧风云者，如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冯国璋等人皆是，可知其影响之深远。
第15节 北洋大臣身边的弟兄们
旧式科举制度出身的李鸿章，对于近代洋务诸项要政不可能是先知先觉、无师自通的，他的聪明在于除了悟性高之外，主要还在于他能客观地看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善于学习，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广闻天下事，不让自己成为瞎子和聋子，善于调动和运用别人的聪明智慧，愿意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此，他必须有一批头脑绝顶“拎得清”的下属和朋友进入他的幕府，充当他的“脑外之脑”。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个成功者，数十年间，他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之间既是主仆，也是朋友和师生，有时甚至互为师生。这些人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尽共所能地为李鸿章换一个近代化的脑子，尽力为他排除一切前进路上的困扰，实现他的目标。
正如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先生所讲的那样:“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做是幕府制度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福尔索姆估计，前后进入李鸿章幕府的大约有数百人(据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李鸿章就是这支数百人的“乐队”的成功的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不仅是北方的军事、实业、税收、人才培养，整个清廷的内政外交，事无巨细，常常都在他的运作之中，有时清廷也要仰仗他的威势。除了甲午战败，清廷还从未给他使过脸色。他幕府中的中国人无疑都是洋务和外交方面的优秀人物，其著名者为: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周馥、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朱其昂、丁汝昌、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观应、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郑孝胥、吴汝纶、袁世凯、唐绍仪等等。
在他的亲友之中，只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轮不上。在他看来，张佩纶有辩才，粗中有细，口无遮拦，但耿直可爱;李经方有译才，通五国文字，性格沉稳，勇于任事。可知他要用的人，才识和忠诚都是绝对重要的。周馥(1837—1921)是跟李鸿章时间最长、关系最铁的幕僚。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的安庆时代开始，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闭眼为止，他都跟在李鸿章身边，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短时间去内地任职，但“风筝”的线还捏在老李手里，一旦老李召唤，他就又来了。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建唐胥铁路等等，凡是交给他办的事，都是尽可以放心的。他又是个不要名利、不要官做，死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的老疙瘩。
直到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大吐血，黄泉路近时，他一直守在旁边。李鸿章咽了气而死不瞑目，还是周馥用手为之合上眼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份男人之间的人情美、义气美，是一种怎么赞美都不会过分的、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一类故事。
盛宣怀(1844—1916)是一个干练的、天生的经商能手，具有常州人特有的聪明与狡猾。他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汉冶萍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办过对外商务谈判，除了在修建铁路应当先修哪一段的问题上与李鸿章有分歧外，其他诸项实业都是干得很利落的，有能吏之称，是李鸿章的一只臂膀，也是李鸿章在上海的一只“眼睛”。唐廷枢(1832—1892)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的最大的洋行——号称“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后来受李鸿章“感召”，前来为中国人办事，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主持开采开平煤矿，创办唐山细棉土厂……他干了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也是李鸿章办实业的得力干将之一。
马建忠(1844—1900)的哥哥马建勋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在李鸿章的幕府，并将弟弟马建忠引荐给他。马家是天主教世家，精通外语。马建忠是老三，老二是更有名的马相伯。三兄弟号称“马氏三杰”(其实还有第四杰，即三兄弟的姐姐马氏。在发生教案的时候，是姐姐马氏带他们逃难的，转辗到了上海徐家汇。姐姐后来嫁给安徽籍人士朱懋斋，又培养出了四个上海史上留名的儿子，他们是朱志尧、朱云佐、朱西满、朱季琳，朱志尧即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创办人)。马建忠既是外语人才(后来不仅精通英、法文，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那正是李鸿章所急需的，于是就让他去留学，进一步培养。1876年他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是当时公派留学生中学位最高者。回来帮李鸿章办洋务，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事务，也管过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