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延赤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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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是那样气色鲜朗。生活不曾抹去她的热情，岁月虽然使人难以从她身上认出过去那个苗条而活泼的贺晓明，但握手的刹那，我就感到了旧时的热情依然在她美好的充分发展了的身体上悄悄燃烧。她的面颊和身体一样丰满，可是毫无臃肿之处，它们的丰满和谐构成了人生最成熟的美。
“怎么谈呢？”她投来一瞥，焕发出腼腆动人的微笑和光彩。
“随便，跟着感觉走。”我点点头。
于是，一种静谧无言的忆念神气渐渐弥漫开来，并且将强毅和伤心的两样感情，同时生动地反映在她那线条柔和的脸孔和明光闪烁的眸子里…… 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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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山，尘世与天堂衔接处，矗立着父亲的雕像。三个耄耋之年的老妪背了粮食一步一颤地登上山来。正与上山凭吊父亲的我相遇。再往上就没人家了；我纳闷地问：“老大娘，你们干什么去？”
她们停下脚，喘息着，终于说出话：“上山，烧饭。”
我更惊讶：“为什么上山烧饭？”
“我们三个烈属。”最前面的老人，牙齿已经不剩，说话难得听清，“男人都是跟他闹革命牺牲的，我们走几十里，就是要给他烧顿饭……”
那只血肉耗尽，只剩一张皱皮粘在骨头上的老手指向天地衔接的极峰，指向我父亲的雕像。我突然感觉心头一阵震荡，分明有万念跃动，却又头脑空空洞洞无所捕捉，唯有一颗心在孤独而亢奋地跳动。不知过去多久，那惘然的雾霭一样缥缈的痕迹渐渐在眼前凝结起来，便看到三个少女像白云一样轻盈地飘舞而上，终于在那人世的巅峰明光闪烁地舒展开情怀，毫无犹豫地显露出炫目的青春……
历史同当年阿娇一样去而不返，但是，那毕竟是存在过的辉煌，与更早的辉煌一代又一代地连接起来，宛然是不尽的江河，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悠久和高贵。
湖北钟祥县，堪称“紫气东来”。城东两山依傍：一曰松林山，弥漫皇家瑞气，葬有明世宗之生父朱佑(木元)；一曰龙山，山上兀立文风塔，形若锥体，风姿挺秀，直冲霄汉。“邑中人文之盛，盖由于此”。临山的贺家湾，生息繁衍着我的祖先。
其中一位祖宗叫贺从先，明末从军，随部由鄂来湘，清顺治初年慈利县九溪落户，康熙初年定居桑植洪家关，临近澧水的源头，便有了“安陆三迁来澧水，儒宗百代启人间”之说。用现在话讲，我的祖先是投笔从戎的文化人。大概这也是父亲后来做将军、做元帅却总是表现出内秀其心的缘故。彭真1982年8月12日在一次谈话中就说过，“他这个人看来很粗，其实不然”，他是“粗中有细”。
洪家关贺氏，以贺从先为第一代，到我的父亲贺龙，已经是第八代。
洪家关的老人，莫不将父亲当神人看。今天的青年可能觉得无稽之谈，但这却是历史事实，就连当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红军第二军团创始人之一，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在准备南昌起义时，给中央写的报告也承认“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为宣传之资料”。周恩来起草的南昌起义命令，也不是以党中央名义发出，而是以父亲贺龙的名义发出。那时父亲尚不是共产党员，却做了共产党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周逸群等十余名革命者潜回湘西准备重新举义。到了澧县境内一个村子，正在搞饭吃，枪声骤起，三十多名国民党兵忽然闯入村。父亲拔枪，冲出屋准备应敌，奇怪的事却发生了。三十多名举枪射击的敌兵在刹那间都中了魔一般愣住了，随即条件反射一般收枪立正。敌军官竟跑步上前，对贺龙敬礼：“报告镇守使，我、我们来搞点东西吃，没想到惊动了您……”
父亲追随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时，曾当过澧州镇守使。
贺龙把手一摆，说：“免了。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
这名敌军官又敬一个礼，恭恭敬敬，认认真真又无限荣耀地给贺龙站起岗来，直到贺龙吃饱饭，睡足觉，才小心翼翼送走贺龙。
贺龙从石首到桑植，一路所遇国民党部队和团防武装，一听贺龙的名，一见贺龙的人，明知他当了共产党，仍然踊跃着追随左右。周逸群等许多共产党人都不胜感慨。在大的历史革命和社会变迁中，谁能否认个人魅力的巨大作用呢？
在贺龙的革命生涯中，曾有多少次失败。队伍打散了，打光了，只要贺龙在，登高一呼就骤集起千军万马。在中国的革命史上，这样的统帅人物有几个？
这样的人物，名字就是旗帜。
于是，生活中的科学就成了传说中的神话。
一次，部队在横市附近被敌人包围，全军惶恐，父亲贺龙却叭嗒叭嗒吸着烟，指指天说：“莫慌，我叫老天帮忙，夜里要它一场大雨，借着大雨我们钻出去。”半夜，果然下起访沦大雨，父亲率部队借雨钻出包围圈。这件事不得了，三军都说贺龙是“活龙”，比诸葛亮借东风还厉害。父亲对师长段德昌说：“日晕三更雨，夜晕午时风。我不过是会看天，哪里能借雨？”
解释也没用，三军乃至百姓，还说他是“活龙”。
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同廖汉生一道回老家，坐汽车到桑植，一路千山叠翠，万木葱茏。有趣的是，每天一上路就下雨，一住下参观就天晴。我以为是父亲在天之灵保佑。先后参观常德、大庸、桑植、太平镇……见到那么多老人，听到了那么多动人的故事。
洪家关的老人都说我的父亲贺龙是水龙。我问为什么？他们举了三件事为证，并和我有争论。
我的祖母王金始是土家族的姑娘，原籍湖北省鹤峰县太平镇，与祖父所居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仅隔一山一水；山似虎踞，水似龙蟠。民间传说，山是汉族的儿子，水是土家族的女儿，他们相亲相爱，生前一道反抗压迫，死后化作山水相依。我的曾祖父重复了这个故事，将土家族姑娘罗氏娶回为妻；我的祖父也在重复这个故事，用两斗养子将处境艰难、为人做“闲饭”媳妇的王金姑赎出，接回洪家关结为夫妇。接人那天，雨霁日出，一道彩虹横跨桑植鹤峰。土家族的父老乡亲都说，山水阻隔，彩虹化桥；这是老天爷为他们架起的彩桥。
祖母怀了我的父亲那个，雨水多得吓人，临产的三天雷雨之声不绝于耳；澧水暴涨，汹涌澎湃。洪家关的老人都说，一团镶了金边的乌云就在祖母生产的屋机上徘徊不散，闪电一道接一道地滑落，喀嚓嚓地雷声惊心动魄。先是祖父慌了，燃起香烛祷告、接着贺氏族人纷纷燃起香烛。正慌得不知所措，内室里突然爆出一道婴儿的洪啼，直冲霄汉，接着便是接生婆惊喜的叫：“生了，生了，是个大胖小子！”
这个“大胖小子”，就是我的父亲贺龙。
祖父长吁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忽然又想起什么，冲出屋去看。煞是作怪，雨水零落，那团镶了金边的乌云已经散去。当贺氏宗族的人都赶来道喜时，已是云散日出，一片灿烂。于是，一个传说便流传至今，说贺龙不是凡人，是澧水里的龙投胎而生。
我曾解释：“那是迷信。南方多雷雨，这种巧合多了。”
洪家关的老人都说：“不迷信，为啥不传别人只传他？”
我说：“可能是他后来为做了些事……”
老人们说：“早80年就这么讲了，不是现在传。包文正是靠嫂子奶大，贺文常（父亲的原名）跟包公一样，也是靠吃嫂子的奶水活下来的。
这事我知道。祖母没有奶，父亲是靠他的堂嫂陈桂英奶大的，建国后还一再给这位奶大他的嫂子写信问候。
我说：“你们就是迷信，才把有关没关的事都拉扯一起去，越传越神了……”
老人们急了，搬出第二个证明。
澧水“奔流湍疾，道路为梗”。贺龙的曾祖父首倡修桥，由于工程浩大，“费用不赀，至斤腴亩以偿其负”，未能完工。贺龙的祖父“代继其役”，虽“屡筑屡圮，形神劳淬”，但“终获成功”。
贺龙七岁时，我的祖父便带他上了这座“屡筑屡记，终获成功”的桥。贺龙正望着桥下的流水高兴叫好，祖父忽然飞起一脚，将他踢下桥，跌落湍急的河水中。在人们片惊呼声里，祖父却拍响双手不慌不忙说：“莫怕，喝几口水他 就会游水，水里来就要水里去。”
就那么怪，贺龙在水中挣扎叫喊，没几下子居然真游起身子，独个儿爬上岸来。就这么一脚就学会了游泳。
现在，这座桥就叫“贺龙桥”。
我说：“这不能证明什么。在中南海，毛主席用稿费修了游泳池后，父亲带我和哥哥去游泳。父亲在躺椅上一坐，喝令我们不许在浅水处下水，要在深水区跳下去。我们眼一闭，牙一咬就跳下去了，也要喝几口水就游起了身子。后来哥哥贺鹏飞在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上拿到奖，我也是北京大学游泳代表队的成员，我们却都不是龙。我的儿子自小被我用自行车带去工人体育馆，叫他参加幼儿游泳学习班。第一天接回来，我就问他：‘会游了吗？’他一脸自豪：‘会了。’我问：‘怎么学会的？’他说：‘老师抱起来就一扔，扔到水里我就喝水喊救命。后来，后来也不知怎么就游起来了。’”
我家世代都是喝几口水就学会游泳了。
洪家关的老人们瞪起眼，举出第三个证明：你朝深水里跳，喝几口水就学会了游泳，可你怕雷不怕雷
我说：怕雷。一打雷，我和妹妹就不敢睡觉，就往妈妈被窝里钻。
老人们说：“贺龙自小就不怕。打雷不怕，打炮也不怕。哥老会的大小头子请贺龙去吃酒，桌子底下悄悄埋了土炮。贺龙端起酒杯时，就有人点燃了炮。轰隆一声巨响，这些大小头头虽有准备，仍然变色丢了酒杯。再看贺龙，举着酒杯滴酒未洒！就这么，少年贺龙便当上哥老会的“十排老么”。不是龙，哪来的龙胆？
我笑着摇头：“父亲不怕雷，那是胎教，奶奶怀父亲时，不是天天打雷吗？已经听惯了。”
更有一位老人认真地说：“贺龙带兵，不下雨不打仗，下小雨打小仗，下大雨打大仗，越水多越得胜。他为什么去洪湖？你老子就没跟你讲他打云落的故事？南昌起义他就想到了去洪湖！龙离不开水。
父亲贺龙率南昌起义的部队打到广东云落的时候，对一团团长刘达五说：“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占领广东的计划失败了，队伍也打散了。站不住脚就下海，你带一团当前卫，先把云落打下去。”
刘团长听到“云落”两个字，犹豫道：“云落不能打呀。”
贺龙问：“为什么？”
刘团长解释：“越大将越怕犯地名。你叫贺龙，又叫贺云卿。云落了，你这条龙也就完了，还能飞吗？云落一定不能打。”
贺龙哈哈大笑，说：“我不信神也不信邪。我这条龙，有云就飞，云落了可以钻海，钻不了海还有江河湖泊，仍然要翻江倒海的。”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贺龙果然在洪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关于这段历史，刘达五生前有回忆，父亲生前也多次讲过。没想到这段史实传回洪家关，竟成了家乡老人手中的证明，证明贺龙不是凡人，是投生人间的一条龙。
我终于明白，我虽然是贺龙的女儿，但父亲不属于我，只属于生他养他的人民。土家族始终坚持：贺龙是土家族的英雄，是土家族的母亲生养了他的父亲，又是土家族的母亲生养了他，他体内循环的更多的，四分之三的是土家族勇敢、剽悍而又智慧的血。洪家关的汉族乡亲们自然不肯“让出”贺龙，争议不下，便一站出一位读书识礼的老人说：“莫争了，汉族也罢，土家簇也罢，说到底是咱中华民族的一位大英雄。”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贺龙确实无愧于龙的子孙，是真正的龙……
在我祖先的血液里，踊跃奔腾着一种精神：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这种精神一代又一代传下来。
从第四代起，洪家关贺姓按“大廷良士，文学兴邦，光宗耀祖，世代永昌”十六字排辈。
第五代是“廷”字辈，贺廷璧是父亲贺龙的曾祖父。咸丰四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横征暴敛以供军用。百姓缴不起税赋的，不是被抓就是被砍头。当太平军由粤入湘时，贺廷璧在洪家关一带聚集数千农民，揭竿而起，响应太平军，攻入县城。后与清军相待两年，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贺廷璧被捕，判处秋斩。
临刑时，贺廷璧将自己带镣的双腿发力踩入土壤里，他像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与生俱来地眷恋着这方土地，将自己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同土地联系在一起。他面朝着澧水发出一声浩叹：天不随我志啊！
他是武艺超群，敢掷头颅的义士，又是读书知晓大义的秀才。他从澧水可以望到控揽万里的长江；昏聩腐败的清政府在太平洋上一只只兵舰的威逼下畏缩、退让、投降，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正顺那滚滚长江溯流而上，直达远僻的澧水源头；而千万两白银年年都要顺着滚滚长江流出中国、流向世界各列强。
他沸腾着一腔热血，死不瞑目！
他的妻子，我父亲的曾祖母刘氏女赶到了法场，一眼见到自己的丈夫昂首挺胸，两脚已经没入土壤决不肯下跪，高呼站着死，博得群众山呼海啸地支持的赞呼声。监斩官妥协了，不再要求受刑者下跪，朱笔一挥，判下行刑令。
贺廷璧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又(目真)目高呼：“老子死便死，头不能落地！”
古有人头落地为英雄悲剧之说。头不落地表示宁死不屈，坚信后继有人。
刘氏女冲入法场，扑到丈夫面前，向浩气冲大的大丈夫跪倒，庄严地撑开衣襟。她的丈夫感激地点点头，忽然爆出惊天动地的哈哈大笑，把头颅向妻子伸出。
一道寒光落下，那一腔热血喷溅而出，飞染如虹。刘氏女在刀光血雨中不曾吓晕，镇定勇毅地大撑开衣襟跃身飞迎，兜住丈夫滚落而下的头颅……
从此，“贺廷璧聚众造反，刘氏女仗义兜头”便历史地载入地方志，并在人民口中一代又一代传颂下来，鼓舞着后来人。单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贺家便前赴后继，牺牲八十余人。史之所谓英烈之家，有几个能逾于此者？
我的父亲贺龙，延续着祖宗的血脉，继承了先人的精神。他孕于中国签定《马关条约》的屈辱时刻，又是康有为领衔发起“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的前夜。当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时，他伴着隆隆雷声，轰轰烈烈地来到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一年后，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英烈的血再次流在刑场上，渗入黄土地。但是，那一种属于民族的激扬澎湃的热潮，终究是堵不住，淹不没，并且不断地发展着。我的父亲贺龙，就在这一年学会了走山路，走崎岖险峻的路。那崎岖险峻的路预示着历史需要再而三，三而四地流血、流血……
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不是油，而是血！
父亲贺龙，四岁学拳，五岁读书，六岁下田，像先辈一样文武不废，像先辈一样生活成长。读书的私塾与贺氏宗祠邻近，词内存在曾祖贺廷璧生前佩带的五尺长宝剑和重约一百二十斤的习武大铁刀。读书之余，父亲贺龙总要跑入词堂，抚摸曾祖留下的宝剑大刀，听堂叔讲“贺廷璧聚众造反，刘氏女仗义兜头”的故事，反抗旧社会的火焰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熊熊燃起。
1981年，洪家关几十位九十岁以上的老人给我回忆过这样三个故事；
一次，县禁烟委员坐了大轿，颤悠颤悠来到洪家关。保长操一根棍子将赶来围观的百姓，连打带骂赶得四下选散。
同在私塾读书的一位富家子弟触景生情，很有“抱负”地说：“要做就要做这种人上人。” 贺龙也早已触景生情，冷冷问：“什么人上人？”
“还用问？”富家子弟翻个白眼，“你没想过当官？”
“你想当什么官？”
“我就当个能打人骂人的保长。”
啪！贺龙扬手打去一记耳光，冷冷说一句：“老子长大就专当打保长的官！”
1904年，贺龙八岁。天大旱，地如同燎燃着火焰。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不能遏止而升腾几近顶点，给了贺龙一个痛苦绝深的刺激。无数破了产的农民，走投无路的农民，被饥饿鞭挞着凝成群，汇成队，像一股又一股的黑烟，漫无目的地顺风游窜，寻找着地主，寻找着富户，寻找一切有粮的人家，去要求去抢夺一份吃的东西——叫做“吃大户”。
饥饿、饥饿、没有边际的饥饿。八岁的贺龙终于跟他父亲一道投入这饥饿的黑烟一样流窜的队伍中。他看到了褴楼枯瘦的男男女女：小孩子向着苍天张开垂死的嘴巴；妇女们的目光茫茫昧昧，带着绝望的痛楚和痴迷；强悍的男人们眼睛红通通燃着怒火，流动起骇人的毒焰。无数黑条条的干手臂举起了扁担，举起了杆子，要做最后一次挣扎……
然而，官兵开始捕杀。那马上舞刀弄枪的人，有的红马褂，有的在对襟团花马襟下罩了战裙，或在背后拖了发辫，或者头裹包巾粗辫绕颈，骏马驰向哪里，就把“饥饿”扑灭在哪里。天空激荡的是呼号，大地流淌的是血……
可是，“饥饿”冲不散，杀不尽。散了又聚起来，活着的路过死者的血肉，继续寻找那一线生机。贺龙跟随他的父亲，随一股饥民冲进城内，到公家义仓籴米。凶悍的堂勇挥鞭抽打饥民，贺龙第一次尝到了挨鞭抽的痛楚。他的父亲血性锐气，挺身而出与堂勇打起来。八岁的贺龙骁勇豪猛，腾身扑上，助他的父亲夺下堂勇的皮鞭，抡圆了反抽过去。从地方志上可以看出，那一次他是与父亲同时被抓，关入大狱。若不是遍地饥民，沾了“罪不罚众”的光，若不是县令怕激起更大民变，贺龙同他的父亲是绝难幸免一死……
从大狱里出来的贺龙，更酷爱武术，拜族叔贺士远为师，学得一身武功一，尤其是武当拳打得出神入化。十二岁，便仗义出拳在桑植县“打”出了名。
桑植县县衙有个姓陈的领班，其子会几下拳脚，是名武秀才。老子恶霸，儿子强暴，成为地方上一条“大虫”，时常骑马逛街，横冲直撞，明抢硬夺，百姓都侧目而视，不敢稍触其锋。
一天，洪家关赶场，武秀才骑马闯入，撞翻许多小摊，百姓们叫喊躲闪，乱成一片。父亲贺龙恰好来到，见状不觉大怒，抓起一根木棒，横身拦到马前，发声吼，雷一般响：“滚下来！”
武秀才吃一惊，勒马定眼看时，不过十二岁一个小孩，直觉得三分好笑，七分好恼。
“小兔崽子，我看你活不耐烦了！”
喊声未落，武秀才已经打马冲来。他自恃练过武功，等闲人交手，打倒三五个不在话下，一个娃娃还不是一鞭子的“菜”？只怕被马撞一下就跌没了这辈子……
然而，他万没料到，贺龙面对狂奔而来的烈马竟如岩石一样稳忍不动，近在咫尺时，那条木棒忽然虚晃一下，随着棍风呜呜，那烈马惊嘶着人立而起，随即闪向一边。武秀才的鞭子不曾触及贺龙，背后却在刹那间实实在在挨了一闷棒，屁股顿时离鞍，手脚四扬地掀下马来。
贺龙人踏步枪上，将尘埃里爬起的武秀才只一脚便又翻跟斗赐倒，抡起拳头一顿饱揍，揍得武秀才只剩下了讨饶的一口气。
父亲贺龙赤脚踏牢武秀才胸脯，精光的拳头照准武秀才面孔说：“别说你才是个武秀才，你就是武状元，敢来洪家关撒野，老子也敢打翻你！”
“是是是，不敢，再不敢了。”
“不论哪里，只要你再敢作恶，叫我知道了，除非你脑袋比它硬！”
贺龙说着，落拳捶在垫路的一方青石上，青石顿时裂成几块。武秀才吓得翻身跪倒，连磕几个响头。
“滚！”
武秀才听到这声喝，不异听了大赦令，在乡亲百姓的哄声里，一溜烟逃回县城，就那么鼻青脸肿地找到他爹，把贺龙告到县衙。
知县把“打人狂徒”捕来，押上大堂，探出头望时，不禁目瞪口呆。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将县里有名的武秀才打个落花流水的竟是个娃娃！
贺姓族人请一位举人帮忙，把武秀才鱼肉乡民，欺凌百姓的劣迹揭出来。知县见士绅民众都同情贺龙，只好当堂释放贺龙，并革除了武秀才老爹在县衙里的官职。
这段故事，也历史性地记入地方志：“夏，因在洪家关集上痛打骑马撞入的恶霸陈小藩之子涉讼，在家族和主持正义者帮助下，官司打赢……”
于是，“贺龙伢子是神仙下凡”，“七岁找‘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打翻武秀才”的说法便在整个桑植县不胫而走。
吃多大苦，办多大事。我的父亲贺龙，为了谋生，十三岁便当上了许多成年人都望而却步的“骡子客”。那是山恶水险，盗匪丛生，强人出没，税警明夺豪抢的最艰难险恶的路上奔生活；贩几驮货，赚两吊钱。那是真正的血汗钱，生命钱。
艰苦险恶的生活不但磨炼了贺龙的勇气和意志力，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和心胸。
湘西的山川，格外地表现出奇突、惊险、壮美；奔腾的澧水孕育出山里人热烈豪迈的精神和性格。贺龙日后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能不说“精神出于山川”。
湘西的城镇幽美、秀丽，街面上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他看到穿着漂漂亮亮“玻璃衫子”的太太小姐，看到挺挺抖抖长袍马褂的老爷少爷，也看到褴楼憔悴破破烂烂的乞丐和逃难人。其间还罗列着兵痞、流氓、强盗和娼妓。无限的爱和无限的恨，无限的同情和无限的不平，汇聚交融，煎熬着他的心。当他赶着一匹四蹄踏雪的山花骡走过一镇又一城时，一种原始的充满血性的反抗浪潮便在胸腔里澎湃着，冲撞着，随时要喷发而出。
十四岁，他便摩拳擦掌要和税警对着干，虽然被几个伙伴劝挡住，仍然咬牙切齿指着税警说：“几个汗水钱让你们挤光了！这回要钱没得，打个条了，咱们二回见，不怕不还帐！”
十五岁他便对伙伴说：“我们要搞刀枪，打皇帝，才有饱饭吃！”
十六岁时，父亲贺龙在川东黔江县赶骡马市。一个云南的马客赶来一匹烈马，贺龙带着一种暗暗赞赏的目光看那烈马看得出神。
父亲爱马，也学会了相马。俗话讲：“先买一张皮，后买四个蹄”。那马通体雪白，银闪闪地泛着油光；碟子大的四蹄稳稳踏在地上。它有松鼠一样的面孔，老虎一样的胸脯，鼻孔宽敞能插进三根指头！再细打量，那匹龙马高贵的体姿洋溢出一种傲气，墨黑的眼球透着放荡不羁的野性，两只耳朵灵性地转动着察听四周的动静……
“喂，小伙计，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马客拍打他肩膀，得意洋洋地挤挤眼。
“好马！”贺龙发自内心地赞叹。
马客不看龙马却上下打量贺龙，忽尔粲然一笑：“年纪不大就敢论马。你要敢骑上它跑两圈，这匹马分文不取，白送给你。”
贺龙两眼一睁：“说话算数不？”
那目光不同凡俗，马客怔了一瞬，但很快又释然了。他在那转瞬间对龙马和贺龙作了个对比，不无好心地警告：“当然算数。丑话放前面，多少会家子不敢骑，又有多少会家子栽下来，断胳膊断腿，你要是逞强，摔死了可跟我不相干。”
贺龙微微一笑，笑得那么轻松，那么平淡，笑得马客生出一丝懊悔，忐忑不安地看着贺龙朝他那暴烈的龙马凑近。灵性的龙马立刻感觉到逼近来的威胁，仰头曲颈，前蹄用力刨地，抖鬃举尾喷响鼻，终于龇出金黄的牙齿，沉下头来死死盯紧贺龙，发出一种威胁的愤怒的沉闷的嘶鸣。就在烈马拿不定主意是攻是退之际，贺龙淬然起动，飞身而起，疾若闪电，不容人看清动作，已然跃上马背。几乎是同时间，白龙马也愤激地发作了，长嘶着人立而起，转瞬间前蹄猛落，弓背低颈，拼命翘起后蹶，圆鼓鼓的臀部直竖上天去；后蹄刚落，前蹄又起，开始猛烈地甩颈，就那么脾气大发，跳踉不止，并且拚命甩颈想咬住贺龙。贺龙如胶皮糖一样粘在马背，贴紧马颈，任凭山岳摆簸，休想动得他分毫。白龙马又一次嘶吼，忽然放开四蹄，狂奔而去，那是“颠马”的跑法。即便驯服的“颠马”，骑一炷香的工夫，也会“省下一双鞋，颠碎一顶帽”，何况是未经驯服的暴烈的白龙马……
白龙马驮着贺龙颠向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只隐隐听到马嘶声在山峦里时时传出，告诉人们那惊心动魄的较量仍在继续。已经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别说颠碎一顶帽子，就是铁打的汉子也该颠碎骨架了。众人正惶惶议论间，只听得远处蹄声得得，嘶声悠悠，懂行人都不由得由惊转喜。不用看，只有驯服了的走马才会踏出这种轻盈明快的小碎步。
果然，贺龙骑在白龙马上，从山弯处转出来。那一副轻松洒脱的姿态，不由人不喝彩。他在众目注视之下，又策马绕了两个大圈，然后驰到云南马客面前。
“还算数吗？”贺龙笑着问。
“我没说不算数。”云南马客拍拍湿漉漉的马颈，大手豪爽地一挥：“送你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贺龙爱马，接收下来，从怀里掏出一把钱拍在云南马客手里，“这算我的一点心意。”
云南马客笑了：“行，小老弟够仗义。”
就在这一年，贺龙参加了哥老会。他的父亲当了哥老会的“闲散大爷”，少年的贺龙由于“崩雷”响在眼前面面不改色，当上“十排老么”。
那时没有共产党，也不曾传入马克思主义。像历史上的某些农民起义一样，反抗有时是利用宗教或帮会组织。哥老会虽然不能超越愚昧古老的发展阶段，虽然存在着迷信和浓厚的宗教色彩。虽然表现着散漫，没有纲领，以及远离科学，但是，他们竖起了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大旗。这个旗帜一竖，就使他们在本质上有了伟大和光辉。这是比一切号称有知识懂科学而又甘愿“再当了百年殖民地”的奴才都要伟大和光辉，因为民族和民主的精神绝不会在奴才身上产生，只能在决心当家做主的主人身上闪烁。
于是，我的父亲贺龙，开始了他的探索和组织革命起义的斗争生涯…… 贺龙与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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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的将帅中有两大奇迹：
徐海东大将戎马一生，全身几乎被打零碎，从头到脚伤痕累累，以至伤疤摞伤疤而数不清，却奇迹般地活下来，活过“古稀”之年。父亲贺龙戎马一生，历经千万战，却奇迹般地一次也没受过伤，即使用菜刀面对持枪敌人搏斗，也不曾擦破一块皮。
在红军的将帅中有两位特殊经历的传奇式人物：
许世友进过少林寺，亲近武和尚，少林棍打得八面威风，父亲贺龙上过武当山，喜欢道士，武当拳打得出神入化。至今武当山的道士们还传说着贺龙当年与他们的前辈论武交友的种种故事。他的一身武功在组织起义的初始阶段是发挥了很大作用。
父亲开始组织起义早于“闹红”，没有“闹红”时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明火执杖”轰轰烈烈地搞，那时还是少数先进分子和勇敢者的秘密行动，必须保持隐蔽性和突发性。没有手枪，能够作为隐密武器的莫过于家家做饭都要使用的菜刀了。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在江西永新县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现在，稍懂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但具体说法又不同。有说两把菜刀，有说三把菜刀，甚至有说八把菜刀的，这些说法又都有当事人的回忆为证。到底哪种说法准确？
其实都不假。
斗争环境及条件使父亲贺龙与菜刀结缘。“小试菜刀”不算，靠菜刀起家的大的起义活动就有三次。
第一次“菜刀革命”发生在1915年腊月，袁世凯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之后没几天。
湘西的冬天，有一种潮湿的寒气，那是北方的风与南方的水交融，凝聚出一种特殊的钻透力和屠杀力。于是，石门到鹤峰那葱茏的景象便消失了，变得千山峥嵘，万木凋零。然而，石门与一鹤峰的交界点，那座环山傍水的泥沙镇，却在一片凛凛的肃杀之中显出另一番喧腾的热气。
这是腊月十七，泥沙镇的赶场日。街市上的热闹嘈杂自不必说，张记饭庄里更是声浪鼎沸。四桌酒席，围坐了三十余人。有贺龙的骡马客，有鹤峰来的土家族“老庚”，也有泥沙镇团防局的几名枪丁。碰杯声、划拳声、粗旷豪放的开心大笑声，飞出饭庄，传向大街。不过，细观察你会发现，那热烈中还藏着亢奋、激颤，甚至是紧张。仿佛是被什么明知危险却又跃跃欲试的某种大胆的念头所缠绕，许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将目光向居中一席上的年轻人瞄去，在他那结实精壮的身体上追逐探寻……
他实在太年轻，才十九岁，却很明显地是这些二三十岁青壮年们的核心。他的上唇刚出现一层还不够“胡子”的茸毛，眉毛浓黑，有力地弯在额上，眼睛大而俊毅，很深的双眼皮，黑眼珠凝聚了熠熠的光彩；挺秀的鼻子下，双唇交合呈着柔和的双弧线。一旦他笑起来，眼睛和嘴唇就会变成弯弯的三个“月牙”，很有感染力，常会引得四桌客人都跟着开心大笑。
他就是我的父亲贺龙。
他成为朋友们的核心，不仅因为伴随他与生俱来的有关神龙下凡的传说；不仅因为他七岁打“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就打翻了武秀才；也不仅因为他十三岁开始赶马帮，闯荡江湖，广交两湖的英雄豪杰，最主要的还在于他已经投身革命，由留学日本回来的陈图南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革命”这个词，现在的人都觉得太平淡，太家常了，三岁孩子也会说。那时却不然，实在太陌生，太新鲜，简直比阴阳八卦还神秘。毕竟是活了几十年，头一遭听说这个词，就是听贺龙讲的。
前几天贺龙赶着骡马来到泥沙镇，分别把多年来结交的朋友联络到一起，揭露袁世凯是“窃权弄柄，专制皇帝”。他说：“我非常赞成孙中山的主张。别人说他是孙大炮，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特别是同他所组织的“八义团”的英雄，都是有着金兰之交，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兜底告诉了他们：“袁世凯搞复辟，当皇帝。我们就要搞革命，拖枪建武装，讨伐袁大头！……
经过一番密议，“八义团”的朋友们分头活动，动员组织了这三十多名义士，就定在今天这个赶场日，要举行“泥沙暴动”。
可是看看贺龙，他并不提夺枪，也不讲起义，好像压根没有这回事儿一般，只顾谈轶事，谈风土人情，特别是谈马，谈马帮的那种豪放不羁，自由自在的旷野生活……
贺龙这种轻松豪放的神情自然可以镇定人心，免除惶恐，但也使起义骨干，那些勺＼义团”的朋友们感到一丝纳闷。有人忍不住悄悄探手怀内，硬梆梆的还在，那是磨快了的菜刀。 当贺龙提出打团防局时，有人担心地说：“没得家伙呀，空手打得了吗？”
有人说：“多打点大刀长矛，实在没得就拿齐眉棍！”
“不行，这些家伙都不能拿，太显眼。”贺龙胸有成竹，不慌不忙说，“能用的家伙是现成的，不用找。”
“什么家伙？”
“菜刀。”
“菜刀？”
“对，杀得猎狗就杀得奸人。”贺龙笑着说，说得很轻松，“掖在怀里还隐蔽。”
贺龙就是讲再大再危险的事，也不变那种轻松的神态和语气，朋友们最佩服他这种大将风度，马上齐了心：“要得，就拿菜刀跟他们干！”
现在，起义的人早聚齐了，贺龙为什么不谈“大事”，只顾喝酒讲闲话？正在大家疑惑得有些忍俊不住，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匆，匆掀帘而入，对贺龙附耳低语几句。
贺龙微微一点头，脸上的笑容瞬间敛尽，做了一个手势。于是，张记饭庄陡地静下来，静得惊心动魄。
谷绩延已经关严门。贺龙缓缓起身，双拳一抱：“我贺云卿今天找大家来，要商量一件大事，相托各位，不知愿不愿跟我一起干？”
这三十多人，除“八义团”的志同道合的起义骨干，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要办“大事”，并不明白具体内容。但这气氛已使他们感到非同一般。一阵不安的骚动之后，大家肃静下来。带来稳定和勇气的是贺龙那双火炬一样明光闪烁的眼睛，庄严而热烈地从每个人脸孔上扫过，充满了激荡人心的魅力。
“云卿有事只管说，”站起一位骡马客，“有你挑头，什么大事我们都敢干！”
“就是把皇帝老儿拉下马，咱也敢！”土家族的老庚们豪气冲天。
“只要用得着咱弟兄，”一刀子一割的事儿咱也不眨眼！”一名团丁被酒力鼓荡用力拍响胸脯。
“好，我就直言了。”贺龙左手叉腰，右手握拳撑在桌面上，“袁大头卖国，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为的就是当皇帝。我要拖枪组织武装，响应孙中山，讨伐袁世凯！今天我想请大家一道去夺团防局的枪支。这事很危险，可是都不敢干国家就更危险。”贺龙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朝桌上一剁，“没别的意见，请大家来就是要咬蛮跟他们干！”
湘西的山里人血性豪侠，土家族的老庚们更是剽悍勇毅。互相交换一下眼色，立即鼓噪而起：干！咬蛮跟他们干！”
贺龙举起酒碗：“今天我和大家盟个誓；响应孙中山，护国讨袁，万死不辞！”
大家轰然而起，举起酒碗：“响应孙中山，护国讨袁，万死不辞！”
在贺龙的血液里，不但秉承了湘西山里人的热烈豪侠，湖北土家族老庚的剽悍勇毅，而且继承了湖北钟祥县贺家湾的祖先“邑中人文风之盛”的学识和智慧。他第一次搞起义就表现出超人的谋略，望着参加起义的几名团丁说：“你们几位来跟我认老庚，助我一臂之力，事成之后我是要报答的。现在团防局的士兵都出去赶场了，没去的也被我的弟兄叫走，送他们几吊钱去赌宝。刚送来的消息，团防局只剩下一个哨兵和抽大烟的局长。我们现在马上行动。我带十个人去团防局提枪，得手后马上奔所市，那里还有二十条枪。张大发带十个人奔南北镇，就在永茂茶行藏身，候到晚上，枪丁们吸鸦片时，你们冲进去把枪提了就走，尽量不纠缠，到走马坪再歇脚，然后回桑植同我会齐……”
张记饭庄里的酒席转瞬间散去。鱼贯而出的人三三两两奔向各自目标。贺龙大踏步直奔团防局，或近或远跟了十名志同道合的义士。
“站住！”团防局的哨兵横枪喝问，“干什么的？”
“嘿嘿，”贺龙笑得一脸粲然，“你看看这是什么？”
哨兵见贺龙去怀里掏东西，便探出头去看。这种动作他见惯了，掏出来的不是钱就是鸦片。可是——他眼前忽然一花，脑子还没转过弯，那道寒光已经冷森森地闪过。哨兵一声不响就倒了下去。
十位义士一拥而入，干净利落地拖了二十条长枪，并从烟榻上活捉了团防局的局长唐臣之。
近千人口的泥沙镇轰动了，贺龙拖着二十条枪，押着唐臣之，从集市上走过，对镇上的群众及四乡赶场来的农民宣传：“我们提了团防局的枪，活捉了唐臣之。受唐家欺压的，想出头的就跟我们干哪！天亮的日子在后头……
贺龙在泥沙镇及南北镇共夺得团防局四十余条枪，聚集了三百多人，建立起：“湘西讨袁独立军”。他联络附近各县民军万余人，两次攻打石门县，由于民军缺乏训练，武器粗劣，又没有统一指挥而未成功。
这次“菜刀革命”失败了。民军散去，参加泥沙暴动的三十余名骨干被当地团防惨杀二十九人。父亲贺龙并没有灰心，马上重新组织力量，又开始了第二次“菜刀革命”。
春色怡人的三月天，给洪家关带来了勃勃生气，也带了骚动不安。贺龙提统子（即领头），聚集二十一名义士，又准备起事了。大家正忙着扯腰带、扎包头、打裹腿，外面已经喧闹着围来许多长辈，门里门外堵着劝：
“你们这些伢儿，硬要闯天祸呢！”
“那是要砍脑壳，烧屋子的。刚砍下二十九颗脑壳，还不知消停几日……”
贺龙缠不过这些老人，悄悄传下话：“到屋门口搞不安静，我们到樵子湾朱大爷家里去。”
二十一名青年义士分头赶到樵子湾。朱大爷是个光棍，开着火铺。青年们将自家带来的米和肉煮饭吃，朱大爷将门一关，再没任何人来打扰。
一个攻打桑植县芭茅溪盐税局，为民除害，夺取枪支的计划就在这顿饭中最后商定了。
芭茅溪离湖北鹤峰不远，地形险峻，扼住湘西通往黔川的交通要道。盐税局在这个咽喉之地设卡，有十二个兵，十二条毛瑟枪。他们横征暴敛，过往货物见三抽一，交不出税就扣人卡货，老百姓恨透了这些人，贺龙赶马帮多次在此受到敲诈勒索，深有体会，所以把夺枪起事的目标首先定在了芭茅溪。
可是，贺龙发现了问题。由于上次起事用了菜刀，怕闯天祸的老人们有了经验，都将家里的菜刀看严了。二十一名青年，只有贺龙、贺勋臣、韦敬斋三个人各有一把菜刀，其他人至多不过腰别个“小签子”，缺少合手的家伙。
“没得关系。”贺龙略一思索，充满信心地说，“寿卿和春之当探子，前走一步，咱们天明前探得他们睡死了再动手。我们三把菜刀在前打门，占标带三个人跟着冲，寿云你们四个把油纸伞缠上布，放桐油里裹一裹，跟上来照红（打火把），贺占卿你们九个人搞包围，管保掳他十二条枪！” “探子”下午出发，贺龙率领其他人傍黑出发。樵子湾到芭茅溪一百多里地，贺龙口更天赶到，在约定的河边与“探子”碰了头。
“局子里的兵都嫖女人去了，剩下五六个也在局子里睡死哒。”韦寿卿小声报告，“这阵子正好下手！”
贺龙对说过的话，极少婆婆妈妈去重复，只把手一挥，率先向盐税局扑去。这要比“反覆交待”更能调动人们临战的精神和士气，二十一名青年立即按计划要求的那样行动起来。
“三把菜刀”在前打门，刚出师便受阻。因为盐税局是两层楼的木房，大门用两寸厚的红松木板做成，并且闩了腿粗的大木杠。如果一下子撞不开门，受惊的敌人就会持枪反抗，后果将不堪设想。
“你们让开。不要出动静。”贺龙沉声喝退众人，独个儿上前，距门三步站定，开始运气，胸腔里发出一道低沉的龙吟一般的声响，又像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一种闷闷而隐约的滚雷；渐渐地，他全身由静而动，又由动而静；重新获得的静已然是激颤的静，如箭在弦……
众人也跟着静得激颤。若是这一撞解不开门，惊动敌人作好准备，这次行动就八成失败了。
蓦地里一声怒喝，恰似崩雷爆裂，贺龙发功了，团身撞向那道大门，这叫“肩撞”。轰隆喀喇的巨响，声震四野。那道大门骤然闪开，腿粗的杠子断成两截，飞了出去。贺龙全身连同一扇门板一齐扑倒下去，卷起一片飞尘。“两把菜刀”随着撞倒的门板冲进尘土飞扬的大门。
税警姜队长也是练过功的人，随着撞门那声巨响，已然从床上跳下地，顺手抄起床旁的一根齐眉棍，冲出耳门，正看到两个人影冲人，也不打话，棍风呜呜，拦腰扫去。韦敬斋眼快，闪身一把扭住棍子，顺势朝怀里一拖，姜队长脚下稍一踉跄，贺龙已经鲤鱼打挺般跃起身，菜刀一挥，那颗强横一世的人头便咕噜噜滚落于地。
“三把菜刀”并着膀子继续朝里冲，四名手握“小签子”的青年紧随其后，左右追随着用油纸伞点燃起来“照红”的义士，呐喊声中冲入右边房门，捞到八条毛瑟枪，从床脚下拖出盐税局的李局长。
六十年后，八十五岁的韦寿云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对贺龙青年时的神力兀自感叹不已。“肩撞”大门不说，一手拎起盐税局长，确如捉小鸡的一般，厉声喝问：“还有四条枪在哪里？”
李局长四脚不着地，嘴张一张，舌头恰似粘在颚上了，就是讲不出一句话，右手抖个不住地往楼上指。
“捆了！”贺龙像扔一束稻草似地将李局长扔在尘埃里，直扑楼梯。
可是，楼上的敌人早被惊醒，正扯掉楼梯，并用椅子来挡楼梯口。贺龙指挥义士们搭人梯，人顶人往上冲。连上两个人都被敌人用椅子砸伤，摔落下来。
贺龙喝一声：“占标！”王占标将身一矮，贺龙飞身跳上王占标肩头，右手操一把菜刀就往楼梯口上冲。可是，对准他的已不再是椅子，而是毛瑟枪黑洞洞的枪口。
当时的毛瑟枪灌子弹不方便，只能塞一粒打一粒。开始敌人手忙脚乱，毛瑟枪没灌好子弹，只能用椅子往下砸人。两个回合后，一支毛瑟枪灌上了子弹，便黑洞洞地朝冲上来的人伸出。
“砰！”枪声啊在屋子里格外惊心动魄。
再看贺龙，竟像没事人一样将左手搭上了楼梯口。后来便有人传说：“贺龙神人，刀枪不入”。其实不是那么口事，只因他练功人眼格外明锐，身手敏捷矫健，在枪口对准他的刹那，并没吓闭了眼，反而睁圆眼，将菜刀一横，准准地挡在枪口前，将那粒子弹这飞向一边。
敌人再往枪里灌子弹是来不及了，便抢圆椅子劈头砸下来。贺龙略闪闪身，顺手用菜刀一拨，椅子便从敌兵手里脱飞而出，被挑出老远。贺龙菜刀不停，在空中旋个弧，寒光掠过，反手砍断敌兵一条腿。惨叫声中，贺龙左手略撑一下，精壮的身躯已经飞上楼，再复一刀，砍死了疯狂反抗的敌兵。剩下三名敌兵挤成一团，高举双手叫喊饶命。于是，楼上的四条枪也被掳到手。”
几支火把将盐税局满院照得通红。镇上的百姓们以为盐税局起了火，都围来看。贺龙趁机打开仓库，将盐巴财物分散给穷苦一百姓，又命令李局长将帐本、公事（文件）全部交出，抬到天塔里一把火烧光了。
接着，贺光又率领青年义士们乘胜打了分水岭团防分局，提枪四支。回返洪家关时，樵子湾的财主带了几十支火枪拦截，想夺回这十六条枪。
当时二十一名青年义士正在走到潘家山。山险林密，地主武装人多势众，黑压压堵住去路，火枪砰砰，打出一片青烟，弥漫了去路，并且发出阵阵狂吼：“想活命的把枪放下！”
义士们连续作战，已经有几人负伤，都疲惫不堪，遇到这种情况，不免有些慌。再看贺龙，面对砰砰震响的乱枪，居然腰也不弯，叉腿稳稳立在路中间，脸上是一副讥闻的冷笑。
“几条火枪，打兔子去吧。”贺龙朝身边的田子云把手轻轻一挥，“打几枪叫他见识见识。”
这二十一名义士中，只有日子云会打毛瑟枪。大家帮忙灌子弹，田子云连放几枪，那边传来几声中弹的惨叫：
“哎唷，是快枪……”
“烟子都没得，是快枪不是火枪……”
于是，这伙“人多势众”的地主武装掉头就跑，顷刻间便如鸟兽散，逃得无影无踪。
贺龙回到洪家关，举起“讨袁护国军”的旗帜，自任总指挥。他招兵买马，加紧军事训练，在很短时间里便组织起几百人的武装，奔袭慈利三官寺，消灭了屠杀泥沙起义二十九位义士的凶手都团总，又挥师攻占桑植县城，宣布桑植独立，护国讨袁。到四月下旬，贺龙创建的这支武装正式编入程潜将军的护国军序列，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
人民反袁举义风起云涌，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于六月郁郁死去。他所统率的北洋军阀们互相争权，分裂成直、皖、奉等派系；护国军的将领们也为争夺权利开始互相兼并、冲突、厮杀，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贺龙第二次“菜刀革命”的成果，也在军阀混战中被葬送了……
然而，救国救民的理想却不会被葬送，它永远在贺龙的心头明光闪烁。第二年，也就是1917年，贺龙又组织了第三次“菜刀革命”。 深灰色的迷云低低地压迫着大地，古老迟暮的常德市在烟雨中更显凄清衰朽。这是1917年的12月，我的父亲贺龙出狱之后，经常像大树般阴郁地立在道旁沉思；四周围人迹渺渺，独个儿神情冷冷。
他追随孙中山，参加中华革命党，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两次“菜刀革命”，却都在军阀混战中遭到失败，先后三次入狱。失败使他更加认清军阀、官僚、攻客的本质，也使他迷惑：正确的道路在哪里？
张勋复辟，段棋瑞反对恢复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一年来发生的这些大事，使贺龙更加拥护孙中山，他也投入到护法军的队伍中。万没想到的是，身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的张学济。却玩弄阴谋，将他关押，把他的部队吞并了。现在他出狱了，孤身一人，任凭冷雨秋风吹打，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云卿，到处找你。”他的父亲，我的祖父贺士道寻来了，将伞撑在儿子头上，“跑这里淋雨来了？”
贺龙抹一把脸上的雨水：“淋淋脑子清醒。”
贺士道想起关于儿子是水龙的传说，再想想目下的处境，叹口气说：“唉，莫淋了。随我走吧，回乡务农，图个平安。”
贺龙缓缓摇头，望着他的父亲：“图得上吗？”
贺士道张了张嘴，没说出声。
“爷爷给你改名立堂，是想立起宗堂；奶奶给我改名振家，是想振兴家业。结果呢？”贺龙眉头一皱，眉宇间便绽起形似“山川”的纹络。他的目光透出了隽冷的思考：“您七立八立，揭不开锅；我七振八振，当了骡子客。后来，咱父子拥护孙中山，明白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有了建立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抱负，这才有了奔头。丢了这个抱负，咱还有什么活头？”
贺士道点点头又摇摇头：“话是这么讲，可你赶马时，人家关过你两次；参加革命党，又坐三次班房，算得是死里逃生了。这就是你曾祖讲的，天不随人志啊！不如好好收场，莫干了，莫学你曾祖被砍了脑壳……”
“莫干？”贺龙脸上恢复了惯常那种血性、强毅的气色，咬着牙，“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万年。我不拖枪，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我就不信队伍拖不起来。孙中山搞队伍还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搞出了民国来！”
知子莫若父。贺士道叹口气道：“你呀，自小就是胆大包天，仗义为人。既然你认准了孙中山，要闯就闯去吧。不过，外面人生，要拖队伍还是回家乡好拖。我先走一步，帮你打打底儿，等你回来起事。”
贺龙在革命的初始阶段，多次获得他的父亲及姐妹们的大力相助。他的父亲、弟弟、姐姐和几个妹妹，先后为革命捐躯，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这些都是后话。
贺龙回到小旅馆，屋里迎出一个人。定睛看时，是原来的部下谷顺如。
“你怎么找这里来了？”贺龙问。
“弟兄们不服张学济吞并，几个人一商量，脱队跑了。他们口乡了，我潜回常德就为寻找你。”谷顺如拉住贺龙的手，“云卿，大家还盼你能提统子，重新拖枪搞起咱的武装，跟那些军阀斗！”
“好兄弟，你算跟我想到一块了！走，到屋里去议。”贺龙拉谷顺如回屋，谈了大半夜。最后认为还是回家乡好拖枪建武装。第二天一早，两人便离开常德返回家乡。
路经桃源县，遇到一起赶过马帮的朋友刘开章，贺龙讲了自己的打算，这位朋友佩服贺龙的志气胆识，借一笔钱给贺龙：“云卿，你拿着当路费，买枪支，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走到桃源、慈利两县交界的两水井时，又遇到一位朋友吴雨霖。吴雨霖一把拉住贺龙：太巧了，这真是天意。”
“有什么事吗？”贺龙问。
“我是专来投奔你的。”吴雨霖敞开衣襟，腰上赫然插了两把明晃晃的菜刀，“这家伙你喜欢吧？”
“好样的！”贺龙两手抓起菜刀，碰撞出铿锵之声。
“我还给你带来一笔生意。”吴雨霖附耳小声说，“慈利县新来个县长，乘了轿今天上任，身边跟有七八个护兵……”
“打团防局，我用了八把菜刀，打盐税局用了三把菜刀，现在我们有两把菜刀。”贺龙将一把菜刀交吴雨霖，自己留一把掖在腰间，已经拿定主意。“走，跟上他们，提他几条枪！”
父亲贺龙与吴雨霖尾随上任的县长之后，迤逦而行。走过一段路程，果然寻到机会。两名护兵不堪山路行走的辛苦，坐在路边休息。贺龙与吴雨霖走到他们身边时，突然动手，挥起菜刀砍倒两个掉队的护兵，夺了枪就走。
接着，他们又用赶马帮的朋友借给的那笔钱买了一支马枪，给了谷顺如。这样，三个人就有了三支枪。
他们走到石门县与鹤峰县交界的南北墩时，又获得一个重要消息。有一支川军被湘军击溃，残部二十三人窜到南北墩，持枪在集市上强行敛钱作盘缠，准备逃回四川。
这是个夺枪的好时机！桑植老乡在这里做生意的人不少，受这些川军敲诈，都愤愤不平。发动起他们来，不怕办不了大事。
于是，贺龙出钱包了一个茶坊，将做生意的桑植老乡请来三十多人。贺龙的大名在桑植县雷一般响亮，这些乡亲一见到贺龙，都欢欣鼓舞，激动不已。一阵热烈的问候之后，贺龙双手抱拳说：“诸位乡亲，我贺云卿请大家来，有一笔生意相托，是一笔大生意……”
第二天，晨光熹微，二十三名川军士兵背着大枪匆匆踏上四川的归程。离开南北墩三里，便走人山谷里，路旁是一人多高的田膛。正走得匆忙，前面田膛上忽然跳出一个粗壮的汉子，系腰带、扎包头、打着裹腿，黑洞洞伸过来一支枪筒，吼声如雷：“不许动，缴枪不杀！”
早已成惊弓之鸟的二十三名川军士兵一时间都呆住了，想逃，两腿却筛糠一般迈不得步。田塍上，前后左右已是吼声一片，“不许动”，“缴枪不杀！”
几乎是条件反射，二十三名川军士兵同时举起了双手，腿一软，齐齐地跪倒一溜。
最先跳出来截住这二十三名川兵的粗壮汉子，就是我的父亲贺龙。几十年后，他在自己的履历书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司之游击司令。”
这才是人们常说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那段故事。这次起事之后，贺龙打击贪官污吏，缴警察队的枪，打盐税局，消灭横行乡里的恶霸，把财物和粮食分给穷苦人民。这些行动都不同于其他军阀部队，所以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独立地打开一个局面。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将队伍发展成一个军，如毛泽东所言：靠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
这一个军的人马，在父亲贺龙的率领下，最终成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军。 情义、原则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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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贺龙是个有原则的人，同时又是重感情、讲侠义的人。他厌恶那种标榜原则便六亲不认的极左面孔和作为。他认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是虚伪的，也是不长久的。
父亲十三岁便当骡子客，赶马帮讨生活。有天煞黑歇到一家伙铺，搬条高板凳，站上去卸下驮子，接着又铡草喂骡子。伙铺里还歇了个骡子客张盛勋，三十二岁正当壮年。他见贺龙小小年纪精明干练，有股不凡的气宇，便主动上前搭话，互相结识了。
那时，当骡子客有个讲究，见荤才吃饭。贺龙不吃荤不喝酒，端一碗包谷粉子饭，面前放一碗“和渣”便大口小口吃起来。
“伢儿，怎么不吃荤？”张骡客问。
“家里还有几口子人呢。”少年贺龙回答。
张骡客心里一动，问：“伢儿，你往哪里去？”
“鹤峰。”
“我们一路走好不好？”
少年贺龙望着张骡客点点头：“我喜欢和年纪大的人一道走。”
“为什么？”
“可以摆龙门阵，多听听长见识。”
张骡客豪迈说：“我比宣统皇帝还要大二十八岁。”
那个时代，敢拿皇帝比年纪实在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胆量的。张骡客又豪侠地说。“伢儿，我看你比宣统皇帝还要强点，以后你就跟我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我赶骡子的力钱比你多，每天的饭钱我包了。”
就这样，少年贺龙与张骡客像亲兄弟一样赶着骡子，早起晚歇，爬山越岭，闯过多少盐税卡，摆过多少龙门阵，贺龙学到了大量社会知识以及江湖上的规矩。
七月的一天，贺龙说：“张大哥，家里带信叫我回去，我要跟你分手了。”
张骡客动情地拍拍贺龙的双肩：“舍不得哟。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迟早总要分手的。有什么难处吧？”
“没有。您待我这么好，日后我要报答的。”
张骡客将十几吊钱塞在贺龙手中：“伢儿，我看出你是个有大出息的，走吧，咱们后会有期。”
贺龙双手合十，道一个恭喜：“张大哥，眼下我没有别的好报答，发个愿，愿你百岁不老。”
张骡客有眼力，二十年后贺龙已是军长，专程去看望了张缧客，离老远就高喊张大哥。
“张大哥，给你些骡子吧。”贺龙真诚地说，“现在我赶的骡子可多理。”
“不要不要，你的骡子多，有大用场。”张骡客连连摆手，“你当了军长，还来看我，这就是我的造化了。贺军长，我们出门人讲的就是个义字。”
“张大哥，么得军长啰！还不就是跟您赶骡子的常伢子？”贺龙唇上已经留下一道黑胡子，笑得却还像少年时一样天真无邪，“老哥这个义字讲得好，义侠交友，厚待故交，这是纯心做人的重要一条。张大哥，这里有些钱你要收下。”
“既然讲的是义，再莫提钱。”张骡客说：“贺军长还记得你发过的愿吗？一定要送，我就要你发过的愿。”
“记得记得，愿你百岁不老。”贺龙从来不忘贫贱之交，说过的话全记得。他指天说：“那好，愿你百岁不老。老天敢不随我愿，我就跟老天干！”
天随贺龙意，张骡客1980年7月病逝，距1910年7月贺龙第一次发愿70岁，享年102岁。
义侠交友，厚待故交。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是这样，入党后还是这样，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及元帅之后仍然是这样。
1950年2月25日，青年刘冠群随着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成都商业街四川省委所在地。这套建筑曾属国民党特务组织励志社，也是蒋介石来成都的下榻之处，向来给人以阴森肃杀之感。然而现在，携着新春气息的南风已经吹绿了天府，吹红了桃李。昔日“魔鬼的宫殿”如今变成解放大西南的指挥中心。
刘冠群迈着轻盈的步履。他的脸上，肃穆的神情之外还洋溢着暗暗的喜悦。当他在会客室里坐下来时，虽然盼望早一刻见贺龙，但是他也明白需要等候。因为还有七八个国民党起义将领等候接见呢，也还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在等候，像他这样初来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怎么能着急？他默默地垂下眼帘，睫毛颤动着，可以想像出，他已经沉入静谧无言的回忆与遐想中……
刘冠群的父亲叫刘达成，农民出身的烈性汉子，又是位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他追随贺龙，参加北伐，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红军时代的战争，伤瘫双腿后退伍还乡，宁肯做一名贫困潦倒的磨石匠，始终不为反动派做事。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刘冠群才接到通知：“贺老总想见见你……”
司令部一位干部朝他招手，示意请他上楼。刘冠群稍稍一怔，马上兴奋得红润了脸颊。贺老总不忘故交，有这么多重要人物等候接见，贺老总首先要见的却是他这位故人之子！
刘冠群上楼，走进右角一间较大的会客室，一眼就认出了常在照片上见到的贺老总。他激动地鞠了一个大躬。 贺龙已经快步赶到他身边，一把拉住他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
“像，鼻子眼睛都像你老子……就是身体没有他那么结实。”贺龙不住地点几下头，脸上漾出忆念，漾出感慨，“多大年纪了？”
“二十七岁。”刘冠群略显拘谨地回答。
贺龙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边吸边又打量一遍刘冠群，像是要更多地找出故人的影子。墓地，他眉头微皱，急切地问：“你老子有饭吃吗？”
刘冠群伤感地小声说：“他负重伤以后，回了云南大理，靠磨大理石过日子……现在还是这样。”
贺龙将头微微仰起，望着天花板慢慢地慢慢地吸烟，他的眼神有些黯淡，吐出的青烟似乎笼罩了抑郁的思念和忧虑，声音也变得低沉沙哑：“他该有七十了吧？”
“今年整七十。”刘冠群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没田没地，没房没钱，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靠两只手磨石头吃饭。”
“你马上发个电报！”贺龙将夹着雪茄的左手一扬，下定决心地大声说，“要你老子到四川来。先到重庆，就在重庆等我！”
刘冠群垂下头，难过地摇一摇：“他来不了……”
“为什么？”
“在石门，他的两腿都打残废了，一步不能走，只剩两只手磨石头，养活我们这一家人……”
贺龙望着刘冠群，片刻的沉默，眼圈蓦地红了。
“北伐的时候，我们打公安，打输了。部队在澧州两三个月，搞整顿。周逸群抓政治，你老子抓练兵，我们的部队就大变样了。去打宜昌，吴佩孚的兵比我们多，枪比我们好，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一个师就把宜昌拿下来了。那一仗缴的枪，每个兵多扛一支都扛不完。那时候，贺锦斋是旅长，你老子是第一团的团长。”
贺龙在会客室里缓缓踱步，缓缓吸烟，缓缓回忆着说：“南昌起义前后，我的队伍里也有两派：革命派和投降派。你老子始终跟着我。他和贺锦斋的感情特别好，也很佩服周逸群年轻有为。可惜啊……石门一仗！”贺龙长长吁一口气，不胜感伤，“你老子打残废了，贺锦斋打死了！锦斋死的时候只有你这么大，也是二十七岁！你老子在汉口医伤，还做了不少工作，帮着买枪买子弹。后来敌人围剿，我们就没有办法和他联系了……
贺龙停下步，朝刘冠群一招手：“你老子为革命做出牺牲，功不可没。既然来不了四川，我派人去看望他，叫当地政府照顾他，来，给你介绍一下，”贺龙指指一直陪在一旁的另一位负责干部，“你到他们革大去学习吧，他就是李长路同志，你们的校长。”
贺龙早为故人之子想好了出路，事先便把成都革大的校长请了来。
这时，贺炳炎等部队将领进来了。贺龙向他们介绍刘冠群，介绍刘达五当年的战功和目下的处境，并且连连感叹。
“他父亲要是不打残废，现在比你们都强，当然也可能早已打死了。”贺龙用一种惘然的神情看着周围：“‘运气’，这个东西，恐怕是有的。运气来了，门坊都挡不住；运气走了，牛也拉不来。这在哲学上应该怎么解释？”
贺龙亲自带着故人之子穿过走廊，到隔壁办公室，叫有关干部给刘冠群写好去革大学习的介绍信，送下楼。握手告别时还一再嘱咐：“要好好学习，唔！要常常给你老子写信。告诉他，我念着他哩，我们会见面的！”
此后，贺龙多次给刘冠群去信，关心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多次给故人刘达五去信，并请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带去照片，带去关怀和问候。大理县杨县长也受托，同李军长一道去慰问刘达五。中央但凡有老同志去云南大理，贺龙总要托他们去看看这位“功不可没”的故人刘达五。可惜，刘达五双腿残废，出不得门，1952年就病逝了。贺龙在建国之初，平匪靖边，恢复生产，繁忙公务，没能抽出时间见见这位故人，深以为憾。但他始终没忘关怀故人的妻子、儿子，请当地政府给予优抚待遇，并常常托人到故人家中去慰问，直到“文化大革命”自己含冤去世前，还念念不忘当年的战斗生活和共同奋斗过的“故人”……
父亲贺龙在四川还收留并托养了十几名亲朋故旧的孩子，送往干部子弟学校学习。这些孩子多是烈士后代，父母亲人当年都曾追随贺龙闹革命。在胜利之初，建国不久，这样对待亲友是容易触碰那个敏感问题的，即会不会有人议论这样做违背政策，不够大公无私？
父亲贺龙没有为了避嫌而不要情义。正如王震所言，他“待人热情，诚恳，豁达大度”，“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父亲贺龙多次表示：胜利了，当官了，搞鸡犬升天是错误，那样做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但是当官了，就六亲不认了，也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是共产党，连好人也不是。
生活中，原则与情义，党性与情性是常常发生矛盾的。有了矛盾怎么办？就要做出牺牲。父亲贺龙又是怎样做出这种牺牲的呢？……
北伐的军歌还在武汉三镇的上空回荡，但那低垂的几乎笼罩了全部天空的乌云仿佛预示着什么；空气显得那么沉闷，每个人都能感觉出呼吸的困难。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八日又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一切反动的力量都联合着行动了起来。吴佩孚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反扑武汉，奉系军阀张作霖出动十万大军沿京汉路南下，企图夺取武汉，与吴佩孚共同扑灭革命。国共两党于此形势下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贺龙所统帅的独立十五师受命沿京汉路东侧攻占开封。
回到师部，贺龙准备召集军事会议，可是参谋长陈图南、军部副官长柏文忠等人都不在。
“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贺龙皱起眉头问。
沉默中，军官们互相望望，终于有人说：“又到汉口大旅馆去了。”
“师座，进武汉之前您有命令，不许嫖妓……”
“我看不光是这个问题，据说朱绍良也去了。”旅长贺锦斋说着，膘一眼周逸群和刘达五，
贺龙一口接一口吸着雪茄烟，神色冷峻。朱绍良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一再向贺龙传话，只要贺龙拥护蒋介石，马上可以委任他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当国民党中央委员，而且要在南京为他造一栋楼置一份产业。朱绍良见贺龙不语，以为动心了，便凑近低语：“你要注意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
贺龙当然知道周逸群是共产党员。他从嘴里拔出雪茄烟，目光闪闪望住朱绍良：“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朱绍良茫然地摇摇头。
贺龙冷冷地：“我在想，要不要把你抓起来送交军法处处置。”
朱绍良吓出一身冷汗，忙不迭溜走了。
贺龙明白，他的队伍里军官正逐渐分成两派。以参谋长陈图南为首的一派是右派，这一派的骨干在本师资历深，都是带兵军官，实力雄厚。左派的领袖是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以广东来的新生力量为骨干，半年来已经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了上百名的共产党员。这一派虽然资历浅，但是有贺龙明显的支持，所以同右派的抗衡中还略占上风。一个月前陈图南曾私下对贺龙说：“云卿，看来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你莫要看武汉表面上很平静，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部队里，有些事也值得注意……” 党内外形势越来越紧迫地逼来时，贺龙清楚，对于他来讲最要紧的莫过于自己的意志力必须及时选择出一个确定的方向。他的脑子里转动周恩来、叶挺、朱德、林伯渠、周逸群等人，也晃过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朱绍良乃至南京的蒋介石……他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做着比较，他将各党派的领袖人物一个一个地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地进行着比较。七年前他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越来越接近共产党，现在他要做出最后的关系终生的决定性选择。
同一时刻，汉口英租界一码头后花楼口的汉口大旅馆里，在高级的“福字”房间，独立十五师参谋长陈图南也在召集着秘密会议。那时虽没有“窃听器”之类的担忧，但发言却是诡秘的。比如，用“老板”来代表“贺龙”或“师座”，用“先生”代表周逸群，用“老资格”代表陈图南。
“照你们讲的，老板是拉不过来了？”陈图南神色阴郁地听完几个人的议论，紧皱眉头问。
“老板跟先生越来越近，已经是言听计从。”副官长柏文忠轻拍一下桌子，“老资格，我看就死了这条心吧。”
朱绍良慢悠悠的分析：“蒋总司令上次派李仲公秘书长来劝你们老板，你们老板把他抓了，押送到总指挥部。我这次找他谈，要不是过去有些交情，也得叫他抓起来。蒋总司令都拉不过来，你们能拉过来？笑话了。”
机枪营长陈策勋忽地站起身：“妈的，拉不过老板拉部队，我们机枪营我说了算，还有手枪营长陈佑卿、步兵营长刘锦星，还有一团的营长陈黑，四团是文忠的老底子……”
陈图南压压手势，厉色阻止陈策勋的大声喧嚷，然后不无讥嘲地：“只要老板在，把我们这些人全加上，又能拉走几个兵！”
陈策勋眨眨眼，沮丧地垂下头。他明白，独立十五师一万多将士全是凝聚在贺龙的名字周围，别人无法替代。
朱绍良慢悠悠地声音又响起来：“老板不报销，一切无从谈起哟。”
“比言一出，不啻是崩雷爆烈，那些军官全变了色。目瞪口呆良久，才缓缓响起惊惶的议论：
“老板神人，是活龙下凡，动不得啊……”
“他的昆仑金刚体，刀抢不入，谁能报销他？”
“只怕没人敢朝他开枪……”
陈图南将手一摆，冷森森地：“全是迷信，无稽之谈！我跟他相交十多年，深知其人，没有三头六臂，一样肉体凡胎，穿草鞋冻裂了脚一样流血，打一枪照样穿了眼。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他接近共产党，唐生智停了他几个月薪饷，当兵的领不到饷，只要有人挑头，部队一起来闹饷，我看他就到头了……”
“福字”房间里的密议天天不断，独立十五师闹晌的风潮也越演越烈。贺龙敏锐地察觉闹饷的背后有名堂，决定亲自向官兵讲明情况，对挑头的人做出处理。他首先通知一团徒手集合，带入师部侧面的大智门火车站广场。贺龙历来胆大心细，去讲话时，一反不带卫队的习惯，这次带了整整一个手枪连。
果然，情况有些不正常，部队没有按命令徒手集合，而是全副武装地进入广场。以往，师长到场，部队要吹三番号欢迎，全体立正敬礼。今天没有号声，没有立正敬礼，全体官兵抱抢而坐，只有值日官跑上去敬礼报告。
贺龙还了礼，随即将手一挥，挥退值日官。队伍前已用两张方桌拼成一个讲台，贺龙并不忙上台，他走入队伍中，伸手从一名士兵怀里拿过枪，哗啦，枪栓拉开，一颗子弹跳了出来。
全场鸦雀无声。那名士兵吓得全身发抖。
贺龙冷笑，一言不发，将空枪掷还士兵，背手走几步，再抓过一支步枪，哗啦一声枪栓响，便又跳出一颗子弹。
贺龙捡起子弹，吹吹尘沙，转动着弹头看看，扔还给士兵。他大步走到队前，手枪连已经紧张地横列于队前，要保护贺龙。
贺龙坦然一笑，用手势叫手枪连坐下，自己正面暴露出全身，目光像闪电一样朝全场一掠，声如巨雷：
“退出子弹——枪上保险！”
一片枪栓声里，紧跟身边的警卫员小声劝道：“师座，太危险，下次再讲吧。”
贺龙唇际漾起一丝冷笑，他随身提来一只黑皮包，拍一拍，交给勤务兵，走向方桌拼成的讲台，纵身一跃，在讲台上稳稳立住了。
“同志们！”贺龙开始讲话，“出师北伐以来，第一团官兵作战勇敢，取得了很大胜利，不愧‘精锐一团’的光荣称号。现在第二次北伐已经誓师，部队不日北上，大家还要做好准备。目前上面的款子未到，军饷有困难，一时发不下来……”
“师长不发饷，我们就不上火车！”队伍里突然跳起一个人喊，马上又有几名跟着站起来朝台上挥拳挥枪，大喊大叫：
“不发饷就不北上！”
“哪个敢上火车就朝他开火！”
队伍乱了，手枪连跳起几名战士朝闹事的地方跑去，想设法制止。据曾经跟随过贺龙三年的勤务兵、现任贵州省铜仁县政协副主席刘庆铭回忆，贺龙当场示意随来的勤务兵打开大皮包，甩出一捆绳子。厉声说：“现在有人在里面捣乱，要闹饷，你怕贺云卿不会杀人吗！？”说完之后，就点名将第一连、第四连、第五连连长和二营营副一个个喊出来，押走执行军法。最后押走第四连连长时，四连连长喊：“弟兄们，你们看着我们去死，看得过意吗？闹得饷大家得，你们就看着我们去死吗？”话音刚落，一些士兵就乱哄起来。突然，队伍中响起枪声，场上更加混乱。贺龙刚跳下桌子，枪弹已把桌面下的横木打断了……
师部秘书张达举当时正靠在师部大楼的窗口观望，他也回忆了目击的现场情况：贺龙讲了不长时间，下边就哄哄闹起来。突然间，有几个人站起来，伸出拳头向台上叫嚷，又比手划脚向全场叫嚷。接着哄闹就更大了。闹些什么，听不清楚，只感觉得要出什么大事。手枪连中有几个人从前排到队伍中，看样子是制止那几个带头喊叫的人。就在这个时候，乒乒乓乓响了几枪，是朝着台上打的……
过去，贺龙的部队也发生过欠饷的情况。因为贺龙不谋私利，不置私产，银行没一文私人存款，一切同部下同甘苦，所以从未发生过闹饷的事情。绝大多数官兵心里都明白，欠晌是因为汪精卫、唐生智搞鬼，闹饷的根本目的是破坏北伐。所以，绝大多数官兵并没跟着闹，真正闹的只是少数人。当乱枪射来时，贺龙跳下桌子，从部队外围飞跑而过，他的前面是一堵两米多高的大墙，墙那边是第八军第四团。陈图南等人精心安排的这些闹兵变的骨干，乱枪齐发，料定贺龙绝难脱逃了。其中一枪将贺龙的帽子都打飞了。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贺龙并未被大墙拦截住，毫无停顿地一脚踏上墙体，身子一纵，手已搭上墙头，只用一只手一撑，整个身体就如飞燕一般越墙而过，全部动作都是在眨眼间完成的。 于是，那早已在广大官兵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便再一次强烈地震撼了整个部队：贺龙真神人也！惊呼声中，开过枪的乱兵扔下枪就逃，没开过枪的官兵也都跑散了。
汉口大旅馆那个“福字”房间里，陈图南一伙听到师部那边传来的一片乱枪声，都喜形于色。是啊，台上台下，咫尺之间，十几条枪齐射，就是十个贺龙也都打死了。柏文忠得意忘形地说：“老板报销，先生难逃，老资格要当师长、军长了。”
柏文忠讲“师长、军长”是有些道理的，贺龙统帅的本来就是一个军，被汪精卫、唐生智整编成独立十五师，目的是削弱贺龙领导的部队，现在要打吴佩孚和张作霖，还得以贺龙的部队为主力，不得不恢复其军的建制。陈图南、柏文忠一伙以为夺得兵权，投靠蒋介石，“老资格”陈图南当军长当然没有问题。
有些老人回忆，贺龙经调查，得知兵变的实际策划者是陈图南、柏文忠一伙，并有人揭发出他们讲的话：“老板报销，先生难逃，老资格要当师长、军长了。”便马上采取措施，逮捕并枪决了陈图南等为首的分子。这些回忆其实还不全面。贺龙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历来慎重，历来重情义。何况陈图南与他相交十几年，更不会枪毙。
陈图南与贺龙是桑植老乡。他确实资格老，1912年孙中山就任命这位同盟会会员为川黔湘联络使，返籍发展组织，准备武器，开展讨袁武装斗争。陈图南慕贺龙之名，首先到洪家关拜访贺龙，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使贺龙初次接触到孙中山的救国学说，投入民主革命，并经陈图南介绍，于1914年秋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第二年，便一道在石门县泥沙镇靠菜刀举义，夺枪组织讨袁护国军。陈图南还曾协助贺龙在桑植开办军事讲习所，招收青年，学习孙中山的演说和军事、政治、文化，然而，大浪淘沙，革命向前发展，不断有人落伍，沉淀，或不革命，或反革命。1921年，当贺龙开始接触和靠近马克思主义时，身为中华革命党人的陈图南却大谈特谈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了。1927年，当贺龙已经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公开宣布：“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时，陈图南不但坚决反对共产党，而且也背叛了孙中山的遗训，背叛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
发生了“主义”之争，贺龙也并不是要“杀人”。他曾对全体将士宣布：“你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娘老子问好。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
贺龙光明正大，有情有义，这与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可是，陈图南等一伙，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要拉走部队，并且玩阴谋杀贺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贺龙也没有马上“捕人”“杀人”。他仍请陈图南到司令部来，真诚地同他谈话。
陈图南错误地认为贺龙的真诚是处境凶险，心生怯意，要看风转舵了，趁机游说：“只要你拥护蒋总司令，回手打共产党，打这个武汉国民政府，不但可以当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他们还答应扩师成军，立许你三百万大洋！”
至此，贺龙确实搞清了陈图南的真面目和全部罪行，才报请武汉国民政府，请予判处陈图南等三人死刑。
有位谷老太爷是贺龙的长辈，也是陈图南、柏文忠的长辈，要亲自来为陈、柏向贺龙求情，甚至要“跪死在贺龙面前”。贺龙搀扶起他，沉痛地说：“您老人家不要这样。我贺云聊重情义，谁不知道？可是，为情义牺牲主义，云卿万万不敢。”
这三名为首的反动分子，便在汉口市济生三马路被当众枪决了。
田子云曾经跟随贺龙参加泥沙暴动，是最早举义的一个，但后来背叛革命，投靠军阀，鱼肉百姓，结果被贺龙杀了。贺占卿是贺龙的侄儿，追随贺龙参加革命，立有战功。但后来背叛主义，欺压百姓，贺龙命一位排长带着士兵抬一口棺材去处决了侄儿贺占卿。当贺占卿的父亲贺文沛去找贺龙时，贺龙说：“沛哥，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你的儿子仗势作恶，欺压百姓，我屡次劝告，他不听。所以我把他惩办了。你是懂理的，应该想得通。你老了，今后的生活不用担心，我负责。”
父亲贺龙，对人民爱得深，对主义信仰真，所以为人民，为主义，可以做出任何牺牲。
该杀的要杀是一种牺牲，还容易做到。该杀的不能杀，甚至还要重用，这个牺牲就更大也更难做到了。
那是1925年初，贺龙率领部队驻澧州，准备北伐。
一天，贺龙与贺敦武、谷青云等麾下几位旅长及陈图南、严仁珊等幕僚议论扩大北伐队伍的问题。谷青云说，澧州一带活动着一支民间武装，有几百条枪，要有能招拢来。可以壮大北伐队伍。
可是，贺龙周围没有谁同这支队伍的头头熟识，找不出合适人去活动。有位幕僚犹豫道：“有个人能把这支队伍招来，只怕师座不肯用。”
贺龙急问：“是谁？”
“柏家厚。”
这话一出口，屋里顿时静下来。贺龙吸着雪茄烟，垂下眼帘若有所思。
柏家厚是贺龙的杀父仇人。贺龙唯一的亲弟弟贺文掌才十五岁，就被柏家厚捆在甑子里活活蒸死了。
贺龙是有名的孝子，他同父亲贺士道的感情极深，这不仅是由于血缘之亲，而且有共同的追求，多次一起举义，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贺士道就是为了协助贺龙扩充靖国军，带着贺文掌赴澧县购买枪弹时，遭柏家厚袭击中弹身亡。就在贺士道牺牲前两年，贺龙曾专程去黄石观音寺拜望智莲和尚，听。说智莲和尚已不幸病逝，便特地给智莲刻了一块石碑，立在墓前。现在这块“智莲纪念碑”就保存在湖南博物馆。贺龙为什么这样怀念智莲和尚？就因为智莲曾救过他的父亲贺士道。当贺士道被敌兵追杀时，智莲将贺士道藏进供奉菩萨的神柜中，使他得以脱险。贺龙对智莲的感情有多深，对柏家厚的仇恨就有多深。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就在贺龙沉吟间，几名旅长已愤然出声：“柏家厚是师座的杀父仇人，恨不能把他抓住活蒸了，哪里能够去请他……”
“不，”贺龙将手一摆，定下决心，“为国办大事，个人私仇不能计较；孙中山委任我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授我中将衔，我在就职仪式上刚讲过，龙当激励保国卫民之素志，以尽义务于国家。现在袜马厉兵准备北伐，怎能以个人私仇影响国家之大事，先生之主义？”
说罢，贺龙便给柏家厚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一位幕僚去找柏家厚。
柏家厚见信后，始而惊愕，继而大受感动，对那幕僚慨然表示：“请转告贺师长，他如此宽宏大量，不计私仇旧怨，家厚敢不竭尽全力以效犬马之劳？家厚一定不负师座委托！”
柏家厚几经努力，终于把这支队伍拉过来，跟随贺龙一道参加北伐。贺龙就派柏家厚当团长，带领这支部队。 一排龙，一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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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贺龙与他的政委关向应友谊极深，用当时老红军的话讲，叫贺关一体，好得穿一套衣服，亲得像一个人。
“贺关一体，亲得像一个人”不假，“好得穿一套衣服”却不准确，有点误会。他们一个司令一个政委，不是穿一套衣服，而是穿一样的衣服。贺龙自己做件咖啡色皮夹克，同时也给关向应政委做一件；自己的军装加个斜插兜，关政委的衣服也必定有。一句话：吃的穿的铺的盖的，要有都有，要没都没；兄弟也不会那么整齐一致，夫妻也没那么亲密一体。
父亲贺龙与母亲薛明结婚后，薛明也常去看望关向应，她就喜欢听关政委聊天，不但能懂得许多道理，而且能从聊天中得知贺龙的许多往事，更多地了解这位“传奇式”的丈夫。
“老总是好人，难得的好人。有人说他就喜欢找背运，有人说他一辈子自找倒霉，其实这正说明了他人格的伟大和精神的高尚……”关向应斜靠在垫了枕头的床栏上，不紧不慢地给薛明讲贺龙的“自找背运”。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黄兴在两湖联络哥老会，扩大反清力量。孙中山闹革命几起几落，贺龙始终不渝站在孙中山一边，越是革命受挫，他态度越坚决：
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被迫转到上海，这是孙中山企图依靠军阀武装完成其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失败。远在川东的贺龙得知孙中山处境困窘，马上派人赴上海晋谒孙中山，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孙中山非常感动，给贺龙写了封回信：“周参谋持来大札，备悉一是。边缴久戎，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谓干城之奇，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后来，孙中山与列宁通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后来，孙中山委任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授中将衔。当时父亲贺龙还不满二十九岁。他接受委任令后一个月，孙中山便逝世。噩耗传来，贺龙万分悲痛，下令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以示哀悼。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血雨腥风中，大批共产党员及革命者被屠杀，意志薄弱者纷纷叛党脱党。就在共产党处于最危难之际，贺龙又“自找背运”以一军之长的“尊贵身份”，脱下皮鞋换草鞋，不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不当江西省政府主席，不为三百万大洋所动，领导并直接指挥了“八一”南昌起义并且在革命的最低潮之际，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对于贺龙的‘自找背运’，蒋介石十分不理解。”关向应笑着摇摇头，咳过一阵，又接着说，“抗战开始后，1938年，老总跟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去洛阳，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军官会议。老总回来跟我说，蒋介石还找他单独谈了一次话……”
那是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一间小客厅接待了贺龙。当贺龙在侍从引领下踏进门时，蒋介石立起身。他没有迈步迎上，立在那里两眼不眨地望着贺龙，有点出神的样子。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见过贺龙，也听过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当然也传入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常常纳闷，为什么出类拔萃的将领都叫共产党拉去了？
贺龙从容庄严地走过去，伸出右手：“委员长！”
“哦，贺将军！”蒋介石仿佛刚回过神，忙伸手出去，并且勉强带出笑容，“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打交道可很久，从北伐时候开始。”贺龙的闪闪目光同蒋介石的目光相遇。蒋介石的目光颤了一下，转身做个手势：“坐吧。”
蒋介石自己也坐下，不得不提一句北伐：“你在湖北、河南打得都不错，那时我就很注意你……”
蒋介石突然停住嘴。确实，那时他就高看贺龙，竭力想把贺龙拉过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求贺龙，他先后派过三名代表，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许以上海南京的小楼，许以三百万大洋……他还不曾花过这么大代价，结果呢？第一次派去的李仲公秘书长被贺龙抓起来送交了总指挥部，第二次派去的朱绍良又被抓起来，押往九江交军事法庭，第三次派去熊贡卿、梁素佛，不但被贺龙抓起来，而且进行了公审，最后居然予以枪毙……
从此，蒋介石死了这条心。这些往事现在怎么好提呢？蒋介石缓缓呼口粗气，转了话题：“你的一二○师部署情况怎么样？”
“配合忻口战役，我们攻占了雁门关、太和岭，截断了忻口之敌后方的主要交通道路。”贺龙介绍情况，“友军失守忻口，太原告急，我一二○师派兵至大同、雁门关、忻县及太原以西，在北起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离公路的广大地区分散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蒋介石缓缓点头，又问：“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摇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
“秃的？”蒋介石下意识地将手在剃过的光头上挠过。
“没有刺刀，秃的。”贺龙做个手势。
“懊。”蒋介石把头点一点。
“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喔，困难不少……”蒋介石表示同情地点点头，却绝不提给一二○师补充装备，眼皮慢慢眨动两下，忽然把眉头一皱，望着贺龙问：“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跑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笑，爽直地将手一划，划出分道扬镳的那条线：“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已经当惯了领袖，很久没人用这种语气手势同他讲话，最初一怔之后，脸沉下来，但马上又想起对方的身份，不便发作，可也无话好讲，彼此都沉默了。
这种尴尬对蒋介石讲还善于应付的，他喝过一口茶，便将手轻轻摆过：“过去的事算了。”他用了比较亲近的语气，“云卿，你家里可好？”
贺龙望一眼蒋介石，那目光令蒋介石心悸，刹那间便后悔不该问了。然而晚了，贺龙嘴角冷冷地牵动一下，硬梆梆掷来一句：“我家的房子被烧，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八十多口子，剩下我贺龙一个拿枪的。” 蒋介石虽有点思想准备，贺龙的回答仍然出乎他所料。当年他下令“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对苏区围剿，石头过刀，林木过火，何等的惨绝人寰，却并未料到对贺龙一家也是“房子被烧了，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如今面对这位“剩下”来的“拿枪的”贺龙，他那一时的尴尬是任何人都不难想象的。他嘴唇微笑，面对贺龙愣了片刻，终于将嘴巴一抿，鼓出一点说话的勇气。
“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
他再不敢将目光转向别处，一眨不眨盯着贺龙，并且朝贺龙的腰间频触频瞄，匆匆讲几句“大敌当前，合力抗战”之类的话便草草结束了这次会面。
据说，蒋介石直到望着贺龙走出屋门，才松了一口气，朝靠背椅上一仰：“以后我不要见他了。”
蒋介石这一辈子，无数次地听到贺龙，无数次地说到贺龙，见面却只有这唯一的一次。以后虽然还有见面的机会，他都是把手一摆：“我不要见他。”
他是不是害怕贺龙？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三十年后林彪搞反革命时，似乎是和蒋介石一样的毛病。当贺龙按毛泽东的意见去同林彪谈话时，据林彪秘书讲，整个“林府”上下紧张，派专人在叶群指挥下监视贺龙的腰际，怕他是个“拿枪的”。
国民党蒋介石将贺龙的家里人“杀光了”，却杀不绝。用老同志们的玩笑话讲，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很快便怀了“龙种”。听到这个消息后最感高兴的，自然又是关向应。不幸的是关向应患了病是肺结核。那年月，那环境，肺结核无异于现在的肺癌，算得上是绝症。有幸的是，薛明有孕，亲密一体的老战友又要多个接班人。关向应一次又一次叫薛明来聊天。
“老总和我两个人无话不谈，彼此了解得像一个人。他爱兵如子，比我会关心人。我们两个人看了好多书……”关向应声音悠缓的讲述着，像是在讲一个古老而亲切的故事。“他这个人聪明，知识面非常广……”
“你别乱夸奖。说他打仗行，我相信；说他有文化，知识面广，我不信。”薛明摇头，“他这个人厚重少文。”
“你了解我了解，你跟他结婚才多久，我他去一起打仗，回来睡一个屋子吃一锅饭，又有多少年？”关向应咳一阵。薛明帮他轻轻擦去额上的汗。关向应喘口气：“你说，老总和周逸群哪个文多？比文谁能比赢？”
“还用问？他们俩一文一武配合那么久，当然周逸群是文胜，他是武强了。”
“你片面了不是？”关向应笑道：“给你讲个事儿。周逸群和老总比文，拿来一本小册子，两个人先比赛阅读。贺龙读完一遍，周逸群已经读完一遍喝了一杯茶还帮贺龙纠正三个错别字。结果是周逸群赢了。接着比赛背诵，同样一段文字，贺龙读二遍就背出来了，周逸群没背下来。结果是老总赢了第二局。第三局比赛理解，周逸群联系古今中外多，贺龙联系社会现实和民族历史多，比了个平手。最后结果是平手。你说我是不是乱夸奖？”
薛明脸红红地喃一声：“算我没说还不成？”
“老总懂历史，懂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一般的领导同志都比不了他。他讲理论话不多，可是言简意赅，一说就是本质。老兵常说：‘贺龙三句话，胜过一堂课。’你有这个本事吗？你当组织部长的没有，我当政委的也没有。”关向应半靠枕头，仰面望着天花板，情思悠悠地继续说，“多少年我们睡一个屋子，夜夜聊天，聊历史人物，天南地北。有人把他比作夏伯阳，我非常不同意。夏伯阳怎么能同贺龙比？他不是师长团长的角色，老总么，他是统帅人物，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我们聊天，都对岳飞这个人物有好感，常常谈起岳飞……”
薛明点点头，她听许多老同志讲过，岳飞在贺龙心目中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北伐时，贺龙首战鄂西，以装备简陋的一个师，击溃吴佩孚数倍于己的兵力，攻克宜昌，俘敌两个整师，缴获了其全部武器装备，一时间，贺龙的名字如隆隆雷声滚过湖北。大军向北，保卫京汉路，穿越上蔡，强渡瀑河，将张学良集结于小商桥、逍遥镇一线的奉军主力彻底击溃。接着克临颖，一路歼灭朝阳寨、石佛寺、朱仙镇，最后攻占开封府。
贺龙在下达命令时，曾鞭指地图慨然道：“开封，就是宋朝时候的汴京。我们现在走的恰好就是当年岳飞北伐的路线。收复汴京，直捣黄龙！我们北代的‘黄龙’在哪里？就是北上幽燕，直捣奉京！”贺龙所言奉京就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巢沈阳，他将鞭一挥，指向各团指挥官：“不过你们要注意啊，小商桥是大将杨再兴落马的地方，当心落马哟！”
北伐军攻克开封，士气高昂，声威大震，本可以一鼓作气，“北上幽燕，直捣奉京”。可是，宁汉分裂，蒋介石背叛革命，准备西征武汉，贺龙一天接几道命令，严令他率所部回师武汉。
“又是十二道金牌啊！”贺龙痛心顿足，“我们比岳飞，只多走了几步路，可惜可叹！”
同贺龙参加北伐的老兵都知道这段史实，当时贺龙麾下的团长刘达五对此也有详细的回忆。由此也就不难明白贺龙为什么对岳飞的感情特别深。
关向应回忆他与贺龙谈论岳飞的情景，将目光转向薛明，换了深沉的口吻，缓缓道：“人无完人。岳飞不错。老贺也不错。他需要有个家庭，家庭要有个孩子。我现在是病人了，都说贺关一体，我只希望贺龙有个好家庭，好妻子，养个好儿子。共产党人不是不讲感情，也希望有天伦之乐。我们共事十多年了，我对他佩服，我就希望他有个孩子。我整天躺床上起不来，没事情。我连这个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
“关政委，你想那么远……”薛明脸红上来。
“不远，快了。”关向应的脸更红，那是肺病人所特有的红色。“我躺床上没事，就想老贺。我看到他有了家庭，有了妻子，我还要看到他有孩子。我起个名字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关政委，”薛明羞涩地喃喃着，“你休息，以后再谈这事。”
关向应咳一阵，深深喘口气，坚持说下去：“贺龙的孩子应该是学字辈。学什么呢？我们俩都喜欢一个人。”
“谁？”
“讲过了。夏伯阳乱闯，差点事儿，我们还是喜欢岳飞。岳飞北伐打到朱仙镇，贺龙北伐多走几步打到开封府。岳飞字鹏举。学飞不好，叫学举也不好。名字么，有名有字。把岳飞的名和字各取一字，我看就叫鹏飞吗。好不好？”
这名字确实不错，可是……
薛明说：“关政委，您是有学问的人，当然起的名字好。只是这事还早些。”
“不早。”关向应擦去额上的虚汗，胸脯微微起伏，“你愿意就是这个名字吧，我不定哪天就会死呢……”
“关政委！”薛明连忙握住关向应的手，“不，不许你瞎说。你会好的，你的病一定会养好的！”
关向应平静地笑笑，平静地闭上眼，平静地关照一句：“叫贺鹏飞。”
1944年9月28日，大雨倾盆。薛明一边忍受着剧烈的腹痛，一边喃喃：“又是下雨。”
仿佛要证明那个迷信的传说：贺龙就是活龙，如今他的后代要出生，素以干旱闻名全国的陕北，居然整日大雨不停。当那雨线扯天扯地，看不清一条条，只剩了一片片，一阵阵，在地上射起无数箭头，在屋檐落下万千瀑布之际，蓦地一声婴啼，接着便是医生护士的欢喜声：“男孩，是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我的大哥。
消息随着风随着雨，迅速传向四方，传到贺龙耳朵里。当时贺龙正在参加“七大”准备会议，听到得了消息，没有马上回家，只是笑，笑得眉、眼、嘴都成了月牙形，两个拇指轮番去擦眼角笑出的泪水。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电话来了：“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接着，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人纷纷打来祝贺的电话。
第二天，贺龙才打马赶回家，进门便抓个小板凳朝地上一摆，笑着喊：“来，咱们给孩子洗个澡吧！”
“白天不要洗，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着丈夫说。
“不，就现在洗。”贺龙当年七岁就被他的父亲扔进河里，学会游泳。现在他可舍不得把刚出世一天的儿子扔河里，抱着儿子不撒手地说：“让儿子早得水。”
“那你就洗呀。”薛明在床上说。
贺龙的眉毛、眼睛和嘴巴又笑成五个月牙，手脚不知往哪里放好：“我不会洗这么个小玩意儿，你来帮帮。我就这点时间，马上要走，马上洗。”
薛明只好下床，帮忙弄来一盆水。贺龙将儿子放入水盆，抓着儿子的小手拍水，嘴里念念有词：“打打水，打打水……”
妻子嗔怪一声：“你别玩孩子。”
贺龙一把推开妻子伸过来的手：“不教就会游水了？他才一天。你给孩子吃什么呀？”
“奶粉。”薛明没有奶。
“喝那清水怎么行？”贺龙皱眉毛，“两天我出去给他打牙祭。”
“他不会吃！”
“我教。”贺龙信心十足，“打只豹子给他吃！”
话音才落，贺炳炎身后跟着一群将军，一阵风地闯进来，高门大嗓地问：“老总，给儿子起名了吗？”
“关政委说叫鹏飞好。”
“嗨，叫什么飞呀。我的儿子是打雷生的，叫贺雷生，老总的儿子是下雨生的，顺着干，叫雨生吧！”
随贺炳炎来的将军们七嘴八舌乱参谋：“贺龙的儿子要有龙字才好。就叫小龙吧！”
乱过一阵，贺龙的儿子便叫了贺雨生。为有龙字，小名就叫了贺小龙。
贺雨生也罢，贺小龙也罢，关向应政委都不予以承认。他坚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贺鹏飞。
从听到贺龙得子的消息，关向应当天便拒绝再吃奶粉。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关向应重病在身，为保证他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给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现在他不肯吃了，无论护士怎样劝也不肯再喝一口奶。
“我不行了，我要养后代。”关向应在病床上咳着，喘着，断断续续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关向应始终坚持把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开，延安一片悲声。延安和晋绥都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贺龙为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绝。在晋绥召开的追悼会上，他念悼词，泣不成声，终于没有念完，掩面放声大哭，悼词只好由别人代替念完。
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是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如今“贺存关去”，贺龙悲不自胜，痛定思痛，对妻子薛明说：“儿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起的名……”
于是，这个寄托了无限情谊无穷忆念的“鹏飞”，便永远不可改变地做了贺龙之子的名字。 哥哥之后，母亲薛明又生了我和妹妹。巧了，都是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之际生下来，分别取名贺晓明和贺黎明。这个“明”，不仅是天明，也是继承了母亲薛明的“明”。于是，毛泽东由陕北渡黄河赴西柏坡的路上，住晋绥司令部时，见到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便幽默地将大手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划过，说。“老总啊，你家里是一排龙，一排明，”他换成京剧的腔调，摇晃着肩膀和身躯，做着得意的样子迈开京剧台步，“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坐当中，你们好得意啊，哈哈哈……”
由于父亲有许多传奇式经历，他的四岁学掌，七岁打“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打翻武秀才，十七岁杀死一名催租伤人的豪绅家的枪丁，十九岁便开始靠菜刀起家，连续三次举义，独立创建了一个军的队伍，并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他一生骁勇善战，杀敌无数，这一切都容易使人把他想象成粗犷、剽悍、豪猛的人物，类似京剧舞台上哇呀呀吼声震天的花脸儿将军。
这其实是误会。天大的误会。恰恰是那些长期共事的老人们没有这种印象，说他勇毅而不粗鲁，强硬而不蛮横，生得来一副豁亮肚肠，待人热情、诚恳、大度。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少，眉眼常是笑眯眯地呈现出弯弯的月牙形，登高一呼可以山摇地动，乎日里说话却是柔和缓慢。他的衣食住行要比一般人“讲究”，那是一种文明和进步。他喜欢练字，偶尔也作首诗。一位研究军史的同志说：“他其实是儒将之风。”他就像一张反差强烈的黑白照片，对旧社会的叛逆与对共产党的驯服，对敌人的狠辣与对人民的热恋都是同样的强烈。
在我们子女面前，他的慈爱多于严厉。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孩子，全家只有我挨过唯一的一次打。
那天，母亲正在织毛衣，我们在旁边玩。父亲叫我们别给妈妈捣乱，我们并不在乎父亲说什么，只觉玩得高兴。当我从母亲面前跑过时，恰好毛线团滚落下来，滚到我脚边。父亲错以为是我捣乱，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抓起把尺子，就朝我的屁股上打，打第一下我就委屈地尖叫起来：“不是我！”打第二下，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种反抗的血液便在全身沸腾了。我扭头在父亲的手腕上用力咬了一口。父亲淬不及防，哎哟一声，松开手。我扑向母亲，母亲抱起我就走，走到另一间屋里不再出来。
片刻，父亲推门进来，他的神气已经显出希望和好。
“你看把孩子打的！”母亲脱下我的裤子，屁股蛋上赫然几条红印，“你不知道你的手重吗？”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亏。”父亲息事宁人地赔上笑脸，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大约是为了“赔偿”打孩子的损失吧？父亲正式宣布：“这次我带晓明去北京。”
这是1953年。父亲过去到北京开会，从不带孩子。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决定带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着我，这使我便觉得光荣骄傲，真有点飘飘然呢。
“晓明，”父亲抱起我，胡子在我脸上扎一下，“你到北京有什么要求？”
过去我很怕父亲的胡子扎，这次为了感谢父亲给我的荣耀，我高高兴兴接受了这一扎，翻着眼珠边想边说：“嗯，要看毛主席，要看天安门！嗯……还要着雪！”
父亲笑了，说：“前两个要求么，给你办到。第三个要求，这次可办不到了，北京已经是花红柳绿，看不见雪喽。”
“能看见。”我坚信不移地望住父亲，“叔叔都说你会、会、会叫风来会叫雨来！”
“呼风唤雨？哈哈哈！”父亲摇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有！好多叔叔都说你会。”
“会也不行啊，”父亲改变了办法，“叫来一场雪，不就把树把花都冻死了吗？那怎么行啊？”
于是，我放弃了第三个要求。那时进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亲特意带我去一趟拍卖市场，买了条紫色的旧裙子，回来改一改，前面缀个小和平鸽，就成了我的进京礼服。
母亲还特意训练我一番：“见了毛主席要有礼貌，不许淘气。”我问：“妈妈，见了毛主席我说什么好呀？”母亲笑着说：“你不是早就唱过吗？‘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我就跟着往下唱：“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领导，我们才能得胜利。”
“对了，”母亲满意地点点头，“见了毛主席，你就说，毛主席你好。懂了吗？”
就这样，我随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当天就坐三轮车去看了天安门。然而，见毛主席就没那么快了。父亲或者叫我去坐有轨电车，或者叫我去东安市场买小金鱼，就是不提带我去看毛主席的事。
其实，这件事一直搁的父亲的心上，他是在寻找机会。当他感到有个机会时，便对我说：“走吧，今天带你进中南海。”
那时我并不知道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父亲将我放在杨尚昆家中，他便独个儿走了。杨尚昆的爱人和孩子都在，陪我聊天。
“你在重庆看过电影吗？”杨尚昆问。
“看过。”我像个小大人似地点点头。
“看过什么电影？”李阿姨问。
“苏联的。”
“看过《三个坦克手》吗？”
“看过。”
“《拖拉机手》？”
“看过。”
“《勇敢的人》？”
“看过。”
“幄，你看过的电影真不少哪。”
我自豪地笑，眼睛得意的膘来膘去，一下子膘见父亲返回来了，忙喊：“爸爸！”
“走吧。”父亲拉住我的手。
“干什么？”我边走边问。
“带你去看毛主席。”
“真的？”我又跳又欢呼：“噢——”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叫我见到毛主席，费了不少心思。他得知今天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里谈事，便把我带入中南海，放在杨尚昆家。他先去谈事情，看场合是否适合，然后再做打算。大概这次气氛比较轻松随便，不是那种开会或正式汇报的气氛，父亲便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说：“主席，我女儿一直想见见你……”
“来了吗？”毛泽东问。
“带来了。放在尚昆同志家里。”
“带来么，带来我看看。”
父亲带我走进菊香书屋的客厅里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拉着父亲的手不放，眼睛盯着毛主席，小声说：“毛主席，你好。”
“喔，这不是一排明吗？”毛主席笑着立起身，过来抱起我，“长这么大了。”
“我叫贺晓明。”
“你妈妈叫薛明，你妹妹也叫明，叫……”
“贺黎明。”父亲在旁边说。
“对，你妈明，你也明，你妹妹又明，这不是一排明吗？”毛泽东的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我的妹妹贺黎明便有了另一个名字，叫贺又明。
毛主席把我抱到屋中间，那里摆个桌子，他打开小罐，从里面抓几块糖放在我手里，说：“吃糖。”
我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毛主席，忘了说话。父亲过来抱我，一边说：“晓明，毛主席还要谈工作，爸爸送你回去。”
“好，跟我们的晓明再见。”毛主席跟我握手。
“毛主席再见。”我一步三回头地随父亲走出了会客厅。
“晓明，爸爸好不好？”父亲在院子里问。
“爸爸好。”我亲了父亲一口。父亲甜甜地笑了，那是满足了女儿心愿之后的愉快的笑。
1954年11月，父亲调北京，催母亲带我们尽快到京。到京那天，正是晚上。父亲站在灯光下迎候我们，他的头上飘舞着雪花，老远就喊：“晓明，爸爸已经满足了你的第三个愿望，你看看这漫天飞舞的雪，看哪。”
我没有仰头看天，我只看我的父亲，张扬起两只手臂向他冲去，边跑边兴奋极了地喊：“爸爸！我的好爸爸——” 元帅的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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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曾参加编写有关父亲贺龙作战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的著作《贺龙用兵》，因为元帅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想谈谈父亲贺龙的衣食住行，因为元帅的衣食住行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出发对一位元帅进行文化的评价，也有助于了解他的性格。
父亲贺龙，对穿衣有研究也有讲究，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常是“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这与他们的家世不无关系。
贺龙的祖父是个“驰怒马，挽强己意气氵光氵光，力屈等夷”的武秀才；他的父亲却又是“心秀手巧，善于刀剪针线”的裁缝。贺龙自幼喜舞先人用过的宝剑大刀，同时又随父亲学得心秀手巧，梆得一手好针线。听父亲母亲“斗嘴”，知道一点他们当年恋爱的罗曼史。父亲向母亲表示爱慕之意时，母亲曾犹豫“缺少共同点”。父亲马上反驳，并说出五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裁缝”。
贺龙说：“还有共同点。你姓王，你父亲叫王锦发。我母亲也姓王，叫王金始。”
“你怎么知道的啊？”薛明惊讶地叫起来，目光在贺龙身上稍触即离。
“哈哈，”贺龙得意地笑了。“没说错吧？你母亲是做衣服的，我父亲是裁缝。对不对？”
“这算什么共同点？”薛明小声嘀咕。
“可以共同研究衣服啊，我们还可以比一比缝纫嘛。”
父亲和母亲这一生没少以缝纫为“共同语言”，至少我是见过他们比赛缝纫的，就是用嘴比，动嘴不动手地从量体、选料、剪裁一直比到缝纫、镇边，互相炫耀自己“做”出的那件可意会不可眼见的成衣。当然，最终总是比成平局，谁也不服谁。
父亲贺龙对穿衣的讲究，与他投身戎伍后，注重军容风纪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说：古人打仗还讲军威，讲个衣甲鲜明呢！在我有记忆中，父亲每做一件衣服，必要立到穿衣镜前，做几个姿势，马上能指出服装的不足，有时叫裁缝改，著改得不合意便也曾自己动手，这里裁瘦，那里加肥，必须穿出去挺挺抖抖，威武雄壮不可。
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罗坤山将军回忆说：“贺老总经常批评我们邋遢。怎么不邋遢？那时的军装就是缝起来能穿就行，我们又不像他会自己改改。他有两个斜插兜，我们没有。”
当时，一般军官服有四个大贴兜，里面装点东西便显得鼓鼓囊囊。唯有父亲贺龙，军装要经自己重新设计改制，在保留制服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设制两个斜插兜，隐蔽于贴兜之下。不显山不显水地装些东西。其实这与他惊险的斗争生活有关。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有两只隐蔽的斜插兜，在某种特定的危急场合，如果敌人以为他四个兜都空了，松口气时，他很可能种不及防地从斜插兜里掏出小手枪，转危为安。
他只为政委关向应设制过同样的斜插兜。
贺龙对衣装的讲究，给他那一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成为共和国元帅后，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都曾注意向他“看齐”：休息时和他穿一样的甲克衫，一样的裤子，手持一样的拐杖，曾留下许多“三帅一体”的宝贵照片。
但是，贺龙讲究衣装合体，样式美观，绝不讲究华丽名贵；讲究整洁干净，决不允许奢侈浪费。抗战时，父亲穿一件缴获敌人的皮大衣，建国后，干干净净传给了我的哥哥贺鹏飞；后来，哥哥又把大衣干干净净传给了我；再后来，我又干干净净将这件仔细缝过不少补丁的皮大衣传给了妹妹贺又明。又明穿着这件皮大衣到延安，到上丹县去插队。返京时，妹妹将皮大衣干干净净地送给了陕北乡亲。妹妹说：“当年我父亲就是在陕北穿上这件大衣，现在就让这件大衣永远地留在陕北作个纪念吧。”
父亲注意自己的衣装，也注意部下的衣装。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我们见老总时，都得注意一下衣装，他那时就讲卫生，说讲卫生是讲文明，谁衣装不整不卫生，肯定要挨批。”
大军入川时，许多干部不喜欢川剧；过去没听过，现在乍一听接受不了。说“听川剧得少活半年”，看见就想跑。贺龙严肃地批评干部们，是在会上批评：“大军入川，你们看不看川剧，是检验你们能不能在四川人民中间扎根的重要标志，也是看你们能不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关系如何的一个标志。”
这一讲，干部再看川剧便不逃跑了，渐渐地，接受了川剧，喜爱了川剧。
有次看川剧，大家都鼓了掌，唯独贺龙没有鼓掌。演出结束后，贺龙接见剧团领导和演员们，将他们戏装的衣领、袖口及袜子分别指点出来：“太脏，你们太脏了。你们在台上，战士们在台下，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们，你们演再好，脏了就不可爱了。演戏要讲穿‘三白’：领口、袖口、袜子白。台下的人不讲卫生不行，台上的人不讲卫生更不行……”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有次打胜仗，他穿上一件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贺龙见了，手一指：“脱下来，送延安去。”
廖汉生说：“老总骂我邋遢，我们打仗缴获了好衣服，刚想精神两天不再邋遢，身上还没穿热呢就要送延安。”
贺龙说：“你这脑壳要敲敲呢，要把延安把中央放第一位。你不要邋遢延安就要邋遢？再说，干净就好，谁告你非要穿呢子大衣不可？” 在那物质匮乏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父亲既保持着艰苦朴素又决不肯邋遢自己，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卫生，讲究精神风貌，领导着穿衣的“新潮流”。他常说：我父亲会裁缝，我也会裁缝，这个优势别人比不了。所以，建国后，军装的设计样式，每次他都能提出具体意见，讲出内行话。他的意见也总是极受重视。
不过，他在穿衣上也曾“赶潮流”，学过别人。这就是学周恩来总理。
记得有一年冬天，贺龙不肯穿薛明为他准备好的毛裤，发现新大陆似地问：“你看总理的风度好不好？精神不精神？”
“那还用问。”
“总理就不穿毛裤，大冬天也只穿两条裤子。我跟总理学，毛裤不穿了。”
我们几个孩子插话：“大冬天不穿毛裤怎么行，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总理不穿毛裤，又特别能熬夜，那是会一种气功。”
“没关系，我跟总理学学试试。”父亲从此也不肯穿毛拆了。
父亲在参加革命前，喜欢穿蓝底云字花的衣服，北伐前留下过这样的照片。红军时喜欢军装要合体平展，建国后，条件好了，“讲究”也更多了。比如：灰衣服是白天穿，黑衣服是晚上活动时穿。他喜欢钓鱼，钓鱼时必要穿卡其布衣服网球鞋或米色裤，鹿皮夹克，戴一顶巴拿马礼帽。现在仍保留一些这样的照片。
他很重视外事活动时的衣装，说仪表风度代表着国家的精神面貌。有次外事活动需要带夫人，他就说：“晓明，你帮你妈穿衣服去，平时穿邋遢不要紧，外事活动要打扮好。”我帮母亲打扮一番，请父亲“验收”。父亲盯住母亲，深情地打量打量，点头说：“一鸣惊人。”于是，母亲红着脸笑了。
和穿衣一样，父亲对吃也很“讲究”，许多老人都说他是“美食家”。他这个美食家首先表现在不挑食，什么都能吃，会吃，爱吃；敢吃异味，敢品新味；能吃出花样，吃出名堂。
有一种菜叫鱼腥草，土话叫摘耳根，父亲很爱吃。我闻着有异味，本是唯恐避之不及，见父亲吃那么香，便生出疑惑，莫非和臭豆腐一样闻着奥吃着香？
“我也吃一吃！”我下了决心，夹一筷子入口，忽然嘴巴一咧，那股又似鱼腥更似铁锈腥的异味顺上颚直冲脑门，胃一上翻，就要吐。
“吃掉，”父亲严厉地一声，“不许浪费！”
我屏住气，把嘴里那一小口鱼腥草咽下去，难受得就像吞了只苍蝇。
“我的妈呀，还有比这更难吃的？”我又漱口又大喘气，不可理解地问父亲，“你怎么能吃这股味？”
“你不会享受。”父亲用筷子指点我，“没吃过的东西吃到了，这就是一种享受。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咬一口，咬一口就知道甜不甜。多数人喜欢吃甜，一吃就接受了。可是苦味、辣味、腥味就不那么容易接受。越不容易接受的滋味一旦接受了就越持久，吃惯了就上瘤了，战士们一吃一脸盆呢。这也跟看戏一样。大军入川，看不惯川剧，一听说想跑，说那声音听一次叫人少活半年。听进去了，就上瘤，听流行歌不会有听川剧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文化艺术享受呢，享受不了才可惜哩！”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道理这种原因吧，父亲是南方人，却喜欢吃小米饭、山药蛋；母亲是北方人，偏爱吃大米饭、新鲜鱼。
当年贺龙率部进军西南，许多山西干部不愿入川留川工作，思想工作不好做。贺龙听了汇报，把手一摆：“什么思想工作不好做？”两句话的事，遇上秀才就越搞越复杂。”
在干部大会上，贺龙也不要麦克风，在台上两腿一叉，大声说：“我们南方干部到你们北方来吃了八年小米，抗了八年战，现在我带你们北方干部到南方去吃几年大米还不行呀？还要再做多少思想工作？”
就这么两句话，问题全解决了。
父亲把大米叫“大米子”、小米叫“小米子”，叫得很亲切。他那湖南腔，搞不好还会听成“大妹子”“小妹子”。
父亲说：“大米子越嚼越甜，小米子越嚼越香。”
父亲不但爱吃小米饭，还爱喝棒子面糊糊，长时间不喝就会馋这一口糊糊。也爱吃杂面条，面疙瘩汤之类，都是晋西北的特色。我的母亲薛明祖籍是山西，对棒子面糊糊、面疙瘩汤之类当然也熟悉。老俩口虽然无需下厨房做饭，但像比缝纫一样，也经常比做饭手艺。那也是口头上比。贺龙滔滔不绝地讲一番拌面疙瘩汤，熬玉面糊糊或是蒸小米饭的手艺，薛明便挖苦他：“别听你爸爸吹牛，他整天开会打仗，都是警卫员帮他熬碗糊糊喝，他要熬准得熬糊了。”
我插一句：“爸爸也不学炒几样大菜，那才叫手艺，学熬糊糊算什么手艺，拿得出手吗？” 父亲摊开两手，做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有啥办法，你妈那个山西就是个穷地儿，只能喝上棒子面糊糊。”
母亲马上反唇相讥：“别提你们湖南那个穷，种个西瓜长得不比山药蛋大，放到菜缸里还晃里晃荡响。”
在我们的哄笑声中，父亲常常跟母亲挑战：“说你山西人你就真山西人了？你是天津长大，在山西还不如我呆的时间长，喝糊糊你也不如我呀。”
“我不如你？”母亲毫不示弱，“我跟你比喝糊糊。”
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哄闹着要看父母比试喝糊糊，他们还真地比试两次。熬了糊糊，用大海碗盛了，一边吹气一边丝丝噜噜转着碗圈喝，“山西人”喝糊糊真是一种艺术，那丝丝噜噜的声音就很撩拨人的食欲。比赛结果，还是母亲先喝完了。笑声里，全家人享受到一种开心的天伦之乐。
其实，作为湖南人，父亲贺龙真正爱吃的还是家乡饭。他常常带着神往之情，给我们讲家乡的糍粑的馨香；还有一种油粑粑。父亲说：“摆个小油钢，把粘粘的米面放到勺里，勺子沉入油锅。油就翻腾出花来，熟了就拿出勺，一个扣一个油粑粑，里面要是包了馅就更上讲究了……”
父亲还爱吃一种家乡饭就是：“和渣”。那是将豆渣和蔬菜炒出来的，很好吃，又有营养。还有湖南腊肉，父亲更爱吃。他说：“咱家乡那里，都有一个土坑，冬天烧炭，土炕上支个木架子，杀了猪就挂上去，用烟火熏，油滴下来，火苗在炭里跳，有的甚至熏一年，那腊肉就别提有多香了……”
父亲贺龙投身革命后，不断探索革命的真理和革命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在不断吃着过去闻所未闻的“食物”，甚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不得不像祖先神农尝百草一样去吃各种野草；他打遍全中国也吃遍全中国各地的“风味”。父亲曾讲过很深刻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能吃家乡饭，吃不得其他新东西，那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在父亲眼中：“江青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是在广州，有年春节，陶铸请客。吃到半截，江青忽然退席了。
我正纳闷为什么？服务员端上来了蛇羹。原来是上这道菜之前。先通知江青一声，她临时退席躲避蛇。父亲笑着说：“江青没出息，见不得这东西。”
吃过蛇羹，江青才重新回到席上来。
父亲也曾几次请毛主席吃饭。他总是把毛主席叫毛大帅，在延安就这么叫：“薛明，晚上请毛大帅来吃饭，多留些辣椒。”父新贺龙亲自钓来鱼，说湖南人爱吃辣椒和鲜鱼，远离家乡请客要请家乡饭。偶尔搞到一点腊肉，或者给毛主席送去，或者请毛主席一道来吃。
吃饭时，母亲薛明替毛主席夹鱼，往出弄刺。毛主席边吃边说：“在外吃上一顿家乡饭，真是一种享受啊！”
父亲见毛主席吃得香，便用拇指抹抹胡子，开心说意地将眉眼和嘴巴都笑成了月牙形。
父亲不喝酒，从我记事起他就不喝酒。据说他年轻时酒量不小，能喝一斤。岁数大和身体的原因，不喝了。他是个很有节制的人。
我曾问父亲：“喝一斤你不醉呀？”
父亲带着神秘的笑容说：“这里有名堂。喝酒前先吃两口黄油，酒量就增大不小。空肚子喝才容易醉。”
父亲也有开酒戒的时候。周总理访问缅甸，在昆明停留时，吃饭大家都向总理敬酒。父亲怕总理喝太多，便挺身挡上前，把敬来的酒全喝掉了。到这时我才相信，父亲虽然平时不喝酒，但他确实有酒量。
父亲讲究吃，对炊事员自然挑选严。建国后，贺龙选炊事员，叫警卫参谋王金水到食堂去看看。一看卫生，二看饭菜做的好不好？香不香？王金水看过之后，选中了朱庆康师傅。刚解放，阶级斗争还很激烈，政治审查必不可少。这一审就审出了问题，说朱师傅有许多亲戚去过缅甸、泰国。王金水便如实向贺龙汇报：“就数朱庆康饮菜做得好，做得香，也就数他社会关系复杂……”
父亲贺龙把手一摆：“我就不相信他老朱那么复杂呀，他就敢在饭里下毒毒死我？我就不信我和他老朱建不起感情来！”
就凭这两句话，王金水就去调来了朱庆康师傅。朱师傅来后，与父亲贺龙建起了深厚感情，就像一家人那么亲。他天天动脑子将饭菜换着花样上。贺龙始终保持了那种追求新鲜，愿意吃没有吃过的东西，朱师傅便也注意猎奇猎新。如去上海，他听人说一道菜叫“烤冰淇淋”。现在这算不得新鲜了，许多人都知道，在50年代却是很少听说。朱师傅很聪明，去看一遍就学会了，并且举一反三烤出许多花样。他将冰淇淋夹在蛋清之间，烤出来外焦里冰，又烫又凉。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烤香蕉、苹果之类，父亲吃着新鲜很高兴。
后来，父亲有了糖尿病，吃饭不再像过去只是求新猎奇，而是在医疗方面越来越讲究。朱师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付出许多心血。每次做饭，他都要计算，一棵菜热量是多少，一个猪蹄儿热量又是多少，既要保证营养，又不能热量过多。
这时，饭桌上常有父亲的“专菜”，一般就是一碟青菜。那依据毛泽东的四句话：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心胸开阔，坚持走路。父亲称这四句话毛主席第一个是为体育系统写的，印成小册子，体委的人都看。
我们做子女的都可怜基本吃素的父亲，他整天馋，越馋越不能吃。过去他所喜爱的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由于糖尿病忌食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而不得不恋而远之。更何况有母亲的严格监督。冬天烤红薯，他馋得受不住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求我们，“给点，给我吃一点吧。”
“不能吃，”母亲拦住，一红薯含糖量很高，你还要不要本钱了？”
母亲说的“本钱”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父亲摊开两手，做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有啥办法，你妈那个山西就是个穷地儿，只能喝上棒子面糊糊。”
母亲马上反唇相讥：“别提你们湖南那个穷，种个西瓜长得不比山药蛋大，放到菜缸里还晃里晃荡响。”
在我们的哄笑声中，父亲常常跟母亲挑战：“说你山西人你就真山西人了？你是天津长大，在山西还不如我呆的时间长，喝糊糊你也不如我呀。”
“我不如你？”母亲毫不示弱，“我跟你比喝糊糊。”
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哄闹着要看父母比试喝糊糊，他们还真地比试两次。熬了糊糊，用大海碗盛了，一边吹气一边丝丝噜噜转着碗圈喝，“山西人”喝糊糊真是一种艺术，那丝丝噜噜的声音就很撩拨人的食欲。比赛结果，还是母亲先喝完了。笑声里，全家人享受到一种开心的天伦之乐。
其实，作为湖南人，父亲贺龙真正爱吃的还是家乡饭。他常常带着神往之情，给我们讲家乡的糍粑的馨香；还有一种油粑粑。父亲说：“摆个小油钢，把粘粘的米面放到勺里，勺子沉入油锅。油就翻腾出花来，熟了就拿出勺，一个扣一个油粑粑，里面要是包了馅就更上讲究了……”
父亲还爱吃一种家乡饭就是：“和渣”。那是将豆渣和蔬菜炒出来的，很好吃，又有营养。还有湖南腊肉，父亲更爱吃。他说：“咱家乡那里，都有一个土坑，冬天烧炭，土炕上支个木架子，杀了猪就挂上去，用烟火熏，油滴下来，火苗在炭里跳，有的甚至熏一年，那腊肉就别提有多香了……”
父亲贺龙投身革命后，不断探索革命的真理和革命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在不断吃着过去闻所未闻的“食物”，甚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不得不像祖先神农尝百草一样去吃各种野草；他打遍全中国也吃遍全中国各地的“风味”。父亲曾讲过很深刻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能吃家乡饭，吃不得其他新东西，那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在父亲眼中：“江青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是在广州，有年春节，陶铸请客。吃到半截，江青忽然退席了。
我正纳闷为什么？服务员端上来了蛇羹。原来是上这道菜之前。先通知江青一声，她临时退席躲避蛇。父亲笑着说：“江青没出息，见不得这东西。”
吃过蛇羹，江青才重新回到席上来。
父亲也曾几次请毛主席吃饭。他总是把毛主席叫毛大帅，在延安就这么叫：“薛明，晚上请毛大帅来吃饭，多留些辣椒。”父新贺龙亲自钓来鱼，说湖南人爱吃辣椒和鲜鱼，远离家乡请客要请家乡饭。偶尔搞到一点腊肉，或者给毛主席送去，或者请毛主席一道来吃。
吃饭时，母亲薛明替毛主席夹鱼，往出弄刺。毛主席边吃边说：“在外吃上一顿家乡饭，真是一种享受啊！”
父亲见毛主席吃得香，便用拇指抹抹胡子，开心说意地将眉眼和嘴巴都笑成了月牙形。
父亲不喝酒，从我记事起他就不喝酒。据说他年轻时酒量不小，能喝一斤。岁数大和身体的原因，不喝了。他是个很有节制的人。
我曾问父亲：“喝一斤你不醉呀？”
父亲带着神秘的笑容说：“这里有名堂。喝酒前先吃两口黄油，酒量就增大不小。空肚子喝才容易醉。”
父亲也有开酒戒的时候。周总理访问缅甸，在昆明停留时，吃饭大家都向总理敬酒。父亲怕总理喝太多，便挺身挡上前，把敬来的酒全喝掉了。到这时我才相信，父亲虽然平时不喝酒，但他确实有酒量。
父亲讲究吃，对炊事员自然挑选严。建国后，贺龙选炊事员，叫警卫参谋王金水到食堂去看看。一看卫生，二看饭菜做的好不好？香不香？王金水看过之后，选中了朱庆康师傅。刚解放，阶级斗争还很激烈，政治审查必不可少。这一审就审出了问题，说朱师傅有许多亲戚去过缅甸、泰国。王金水便如实向贺龙汇报：“就数朱庆康饮菜做得好，做得香，也就数他社会关系复杂……”
父亲贺龙把手一摆：“我就不相信他老朱那么复杂呀，他就敢在饭里下毒毒死我？我就不信我和他老朱建不起感情来！”
就凭这两句话，王金水就去调来了朱庆康师傅。朱师傅来后，与父亲贺龙建起了深厚感情，就像一家人那么亲。他天天动脑子将饭菜换着花样上。贺龙始终保持了那种追求新鲜，愿意吃没有吃过的东西，朱师傅便也注意猎奇猎新。如去上海，他听人说一道菜叫“烤冰淇淋”。现在这算不得新鲜了，许多人都知道，在50年代却是很少听说。朱师傅很聪明，去看一遍就学会了，并且举一反三烤出许多花样。他将冰淇淋夹在蛋清之间，烤出来外焦里冰，又烫又凉。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烤香蕉、苹果之类，父亲吃着新鲜很高兴。
后来，父亲有了糖尿病，吃饭不再像过去只是求新猎奇，而是在医疗方面越来越讲究。朱师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付出许多心血。每次做饭，他都要计算，一棵菜热量是多少，一个猪蹄儿热量又是多少，既要保证营养，又不能热量过多。
这时，饭桌上常有父亲的“专菜”，一般就是一碟青菜。那依据毛泽东的四句话：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心胸开阔，坚持走路。父亲称这四句话毛主席第一个是为体育系统写的，印成小册子，体委的人都看。
我们做子女的都可怜基本吃素的父亲，他整天馋，越馋越不能吃。过去他所喜爱的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由于糖尿病忌食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而不得不恋而远之。更何况有母亲的严格监督。冬天烤红薯，他馋得受不住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求我们，“给点，给我吃一点吧。”
“不能吃，”母亲拦住，一红薯含糖量很高，你还要不要本钱了？”
母亲说的“本钱”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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