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与北京
曾保泉前面的话
《红楼梦》这部不朽的小说，与中国古代其他一些著名的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如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等，这是指作为小说的《红楼梦》，就它所包蕴的思想、艺术、语言等等诸方面而言，括而言之，即继承了传统。当然，《红楼梦》还有其独创的新意，这里不赘言。此外，还有一点也是相通的，就是小说与作者的关系。苏东坡在《签张文潜书》中说：“子由(苏辙)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墨点为笔者加)小说亦如文章。要研究小说，是离不开作者的，尤其是有影响的作品。否则，人们为什么那么费劲地考证施耐庵、兰陵笑笑生、吴承恩等等诸多作家呢。而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不了解作者及家世，更难免有雾里看花之感。中国一些著名小说的作者，正如唐人贾岛的诗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进而至于苏东坡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固然，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们照样可以研究小说本身，但总不能说不受一定局限吧。以《水浒传》来说，作者是否是施耐庵，是否有施耐庵其人，学术界就已争论不休，甚至方枘圆凿。再如《金瓶梅》这部对《红楼梦》影响颇深的小说(注：《红楼梦》第十三回脂评：“深得《金瓶》壶(应为“壶”之误)奥。”脂评所言，亦可移作对《红楼梦》的概评。)，其署名兰陵笑笑生的作者，究竟是谁，尽管学术界考究出几位，但至今尚难以确证到底是谁。这难道对研究小说本身，不受一定影响吗？别的不说，起码，对作者创作小说的意图，就难以探究得很明白。
《红楼梦》与上述小说又有其不同。因为，《红楼梦》中所写的内容，与作者的家世、遭遇有着很直接、很密切的关系，这点，已为很多学界人士所认同(注：影射学、索引派、纯小说等诸观点，近年虽仍有人持论，但毕竟是少数；戴不凡、李百春等诸先生对曹雪芹著作权的否定，亦引起学界的反驳。虽然真理可能会在少数人手中，但我这里说的是“已为很多学界人士所认同”，而没有说全部。)我认为，将《红楼梦》中的贾府，与金陵的曹家一一比照，从而以《红楼梦》为依据，考证曹家，这是很难圆其说的。但也不能否认，《红楼梦》中，用了多种方法反映了曹家的不少史实。因此，研究《红楼梦》，更不能不探讨曹家家世，亦更离不开探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身世生平。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很特殊的。
有关曹雪芹的生平，经传上是一点也没有的，就连他的上一辈都没有资格被列入传中。我们所知道的，仅是一些笔记、诗话、诗集中的零星记载。这些记载，有的可靠，有的传闻，有的失实，有的谬误，还有的出现矛盾，以至到现在学界还存在歧义和争论(注：如曹雪芹的生年、卒年，学界争论了几十年，至今未有定论。)。
再有，就是以脂砚斋为代表的早期《石头记》抄本中的批语，简称“脂评”或“脂批”。这些批语的作者，多与曹雪芹有极密切的关系。在大量的批语中零星透露了一些曹雪芹生平及曹家身世的材料。这些材料也需要做审慎的考究，因为蛛丝马迹，令人难寻，“吉光片羽，不成体段而已”(注：引句见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脂评中提到了“云龙雾雨”、“草蛇灰线”、“云罩峰尖”、“烟云模糊”、“暗透法”等术语，虽是评《石头记》，但脂评本身何尝不是如此。甚至脂砚斋等人为谁，我们尚未讨论清楚呢。这其中还有流传的抄本问题，如后人传抄的南京靖应鵾藏本的批语，有的很重要，但因原本“迷失”了，故学界对这些批语的可信与否，意见不一。
近年发现的有关曹家的清代档案，也是弥足珍贵、极为重要的资料，除个别的出现矛盾外(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及以后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材料中，比如曹頫究竟是谁的嫡子等等。)，应是可靠的。
除了这些历史上见诸文字的记载之外，民间还有口碑传说，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参考，因为它可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其实这些口碑传说，现在也多载诸文字了。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如何辩伪存真(注：口碑传说，考察其真实性是很重要的，有的传说不一定真实，亦可称为传说，但就很难归入曹雪芹的史传中去了，如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曹雪芹的传说》。这其间，应将具有史料价值的传说，与作为民间故事的传说区分开来。)。
此外，近几十年来，忽然发现了据说与曹雪芹有关，甚至就是曹雪芹的文物，甚或“故居”也发现了，曾经很兴旺了一阵子，这里面的名堂，真是“一时也说不尽”，留待后面正文中再说吧。
曹雪芹的一生，一路上闪闪烁烁，好似“其人深不愿人知之”，连脂砚斋、敦氏兄弟、张宜泉等等他的亲朋好友们，也似不愿详谈，这其中的奥妙，实在耐人寻味，惹人暇思。
仅就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来看，要搞清曹雪芹的生平，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尽管如此，海内外学人，仍孜孜不倦地探讨曹雪芹的身世，借用柳永二句，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亦足见曹雪芹之伟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喻之于曹雪芹，似亦不为妄言吧。而学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之精神，亦足以感人。自1920年以后，以故适、俞平伯、顾颉刚等诸位学界老先生，比较系统地研究《红楼梦》及考证作者的生平家世，虽囿于当时史料等诸方面原因所限，挡在曹雪芹面前的迷雾，没有拨开多少，但轮廓是大致出来了。嗣后几十年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曹雪芹的身影逐渐清晰一些了，于是关于曹雪芹的论文、著作相继问世(注：关于研究曹雪芹的论著，这里不一一列举，本书所引用的，或于正文中提到，或附于各节的注释。)。但由于材料仍然是相当地不充分，在对曹雪芹的研究中，疑窦、矛盾之处依然很多，故自二十年代起，红学界的老前辈以迄至今，在论著中亦多有用疑心、怀疑、推测、推论等等用词，可见治红与治曹之难。我在本书中所遇到自感难解的问题，自是也免不了用上这类词语，在这里先要交待一下。
我先是搞《红楼梦》的研究，后又搞脂研斋评，同时更想“见”作者其人。因为作品与作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红楼梦》与曹雪芹。除了平时关心学界的动态外，1981年春，恰好我随冯其庸、顾平旦二先生，用了几天时间，在北京考察了史料记载中有关曹家遗迹和曹雪芹的行踪，发现并考究了一些新的线索。加以对已发表的关于曹雪芹生平的论著，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于是产生了想写一本关于曹雪芹的小书，于是又到南京、苏州、扬州、无锡等地做了考察，而重点却仍是放在北京，我亦曾在香山、卧佛寺一带做过考察。因为曹雪芹主要生活于北京，《红楼梦》的写作也是在北京，曹雪芹的亲友也多是在北京，直到曹雪芹凄凉地逝世也是在北京。因此，经过考察，在已发现史料的基础上，在前人论著的基础上，想写一本《曹雪芹与北京》的念头就产生了。
书名既为《曹雪芹与北京》，人物、地点、事件，就必然局限住了；但正如前述，因此也可以写得更集中些。曹雪芹在南京度过了童年、少年，这点很重要。但是，他主要生活经历和创作在北京。假如硬要以籍贯来划分的话，那就十分困难了(注：如以《五庆堂曹氏宗谱》为准，曹雪芹的始祖，即第一世曹良臣的籍贯当是安徽寿州安丰人，曹良臣是大明洪武年间的开国功臣，但并非曹家始祖(此据冯其庸先生所考)。至于再往上溯，宋大将曹彬之后、“魏武之子孙”，那更是遥远了。而传至第九世曹锡远(第四房)，已“从龙入关”了，此前曾住辽阳，“令沈阳”。这一支入关后，其实倒与北京有着很密切关系。传至曹雪芹已是第十四世。如将曹雪芹划为寿州是不确的，划为辽阳籍有史料可证；而周汝昌先生又有丰润籍之说。一个作家的籍贯与其作品有时很难说，如文康与《儿女英雄传》；又如李汝珍与《镜花缘》，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等等。当然曹雪芹之与《红楼梦》有其特殊的情况。辽阳曹是否从丰润曹分支出关的，“土著”是否在丰润，目下尚还待令人信服地进一步考证。)。
从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算，至曹雪芹的父辈曹顒、曹頫，三代人先后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年，由繁华鼎盛，烈火烹油，直至被抄家回京。曹雪芹一生的命运，与他的祖上有着极密切的关涉。因此，我在首章“举家返京”中，认为有必要先叙一叙曹雪芹上几世的情况，何况，这其中还对曹雪芹的生父、生年等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燕市生涯”、“庐结西郊”、“巨星殒落”三章，则集中写曹雪芹与北京的关系了。第五章“红楼京迹”，系写曹雪芹的心血之作《红楼梦》与北京的关系。总之一句话，本书写的是“曹雪芹与北京”。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写作有三个依据：即已发现而我又收集到的诸种史料以及已出版的有关论著，再加以我自己的考察。这其中，收集资料的困难，冷暖甘苦自知，遗憾的是资料远不完备。如系同意某位方家的见解或综合出一个结论，则在行文中一一注明，绝不敢掠美。但曹雪芹是如此的难写，故笔者虽小心翼翼地提着心，却仍有惴惴不安之感。一是耽心把这位令后人如此景仰、感佩的作家写走了样子；二是曹家“是非”多，学界意见多，二百多年积存的种种“疑案”，那绝不是一个人、一时间能解决的，这在事实上已经无可争辩地完全证明了：曹雪芹可能“十年磨一剑”，写出一部《红楼梦》，可我们的红学家倾毕生精力也难搞清曹雪芹。好在我们有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争呜，我相信可以使曹雪芹的身世、形象，更加明了于世人。
探赜索隐，钩沉致远，尽力拨开曹雪芹身上的一些迷雾，是我写本书的愿望和宗旨。但我的考证、我的推论、我的考察，我对别人的论证的附同和异议，是否均允当，那我是决不敢妄言的。是与非由学界和读者来评定吧。
本书根据内容分为若干章、节；但同样根据内容，每章、每节字数不求平衡，而是以内容而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需要多说的则多写，勿需赘言的则少述。又，本书所记年岁为虚岁。谨做说明。
本书欢迎批评、指正。
雪芹族谱
关于曹雪芹祖上的情况，现在可据掌握的史料比较多，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辽东曹氏宗谱》、《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等，还有不少地方志、墓志铭等等也足资可查(注：其他如内务府有关曹家档案、李煦档案、《楝亭集》等等多种。)。曹家的世系，本节无必要一一细述，但也要略加说明，因为曹氏一族，确实复杂；曹氏籍贯，亦存歧议。而《红楼梦》中有多少曹家的影子，也很难详考。为此，不少治红学者及红学爱好者，对此颇为关注，可说在情在理。当然，把曹雪芹上几十代的祖宗都翻出来，加以详考，而与曹雪芹无多大关联的话，似乎无此必要；而反过来，如果不把曹雪芹祖上复杂的关系理清，不把矛盾的籍贯辨明，对曹雪芹这位著名的作家、对这位深受家世影响的作家，以及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不能不说要受一定影响。此即为写本节的目的。
在研究曹雪芹家世方面，已有不少贤达下过一翻功夫，做过许多考证研究。其中，用力最勤，考订最为详备的，当推周汝昌和冯其庸先生，亦即前者的《红楼梦新证》，后者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二书有英雄所见略同者，也有意见相左者。我在这里综合二书的考证成果及其他诸家的论证，做一简单的缕析，其中亦兼有我个人的意见。
《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中“凡例”第一条即云：“本书主旨在考证《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历史真实性，从而确定其史料之重大价值。本书考证以《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简称《五庆堂谱》----笔者注)正本为依据，以副本作参考。”主旨已说的非常明确。
为此，我将冯其庸先生制的《五庆堂曹氏宗谱世系表》中有关部分，简要缩制；同时并将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制的《曹氏世系表》、以及《红楼梦大辞典》(注：冯其庸等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 月版。)中附录的《曹氏世系简表》和朱淡文先生的《曹氏家族年谱简编》(注：载《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第3辑。)所附《曹氏家族世系表》，依以上所述顺序，均照原表一一列于下面，以便作参考和比照(见下页)。
我们先考察一下曹雪芹的始祖，这一问题看起来距曹雪芹太远了，似无此必要写入本书中。但问题有另一方面，即曹雪芹的籍贯，或者说他的祖籍，到底在那里。
据《五庆堂谱》，曹家始祖(第一世)为曹良臣，冯其庸先生考证为安徽寿州安丰人，而非扬州仪真安丰，冯先生又考出，曹良臣只有一个儿子曹泰，而非《五庆堂谱》中所写的“生三子，长泰，袭爵；次仪，封丰润伯；三俊，授世袭指挥使，封怀远将军”(仪，另一抄本作义)。则曹俊非曹臣之子，那么《五庆堂谱》中始祖为曹良臣应不可靠，而曹俊才是“五庆堂”的始祖(注：详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俊有五子：升、仁、礼、智、信。据《五庆堂谱》，曹雪芹是四房曹智的后人。但四房自曹智以下，有五世“因际播迁谱失莫记”，直至九世曹锡远，才按世系逐代记述。
据1923年出土的“明故孺人曹氏圹记”，曹俊为辽阳人。但曹俊上代的原籍，是否为辽阳呢？这就很难说了，因为除《五庆堂谱》及“圹记”所载外，查不到更多的材料了。不过，现按目前的史料，以辽阳籍为妥，传到曹雪芹，已是第十三世了。
曹俊所处的时代，大致可以推考一下。曹俊的女儿据“圹记”所载，亡年五十九岁，于明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殁，为公元1499年，上溯出生为公元1441年，即正统六年。那么，曹俊当为永乐至成化间人。
《五庆堂谱》中曹良臣次子曹义，实有其人，但非良臣子。那么这个曹义与曹俊，并非如谱中排行为二房、三房了，因为良臣只有曹泰一个儿子。而曹义与曹俊有什么关系没有呢？《曹雪芹家世新考》中说：“我们在考证曹义的一节里，把曹义的上三代和下六代都弄清楚了，连《五庆堂谱》不清楚的问题，我们都给它作了订补，我们同样没有在曹义的全部可信的史料里，找到一点他有弟弟叫曹俊的材料。”就是说，“他们三人是各不相关的，是被《辽东曹氏宗谱》的最早修撰者以讹传讹地拉扯在一起的(注：详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三章第四节。)。
曹义是扬州仪真人，因功封丰润伯，故《红楼梦新证》说“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线索”(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第一节(1976年版下同)。)，但曹义一支只传到十一世就断而无续了。曹义卒于天顺四年，终年七十一岁，上溯生年当在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这个时代恰巧与曹俊生活的时代差不多。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则提出曹家的原籍是丰润。主要依据是曹寅的《楝亭诗钞》、《緶阳曹氏族谱》等。主要证明曹寅与丰润籍的曹鋡“确有着‘骨肉’的关系”(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第一节113页。)， 而并非是“同姓联宗”。同时还指出：“我宁愿相信曹寅在康熙年亲口所说的话，而不敢相信同治年增修《五庆堂谱》的那种五世空白的‘接续法’。”(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第二节〔附记〕。)
曹家的原籍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过我倒可借用周汝昌先生上面所说的话，即相信“曹寅在康熙年间亲口所说的话”。曹寅的《楝亭诗钞》为其晚年定本，署“千山曹寅子清”，曹寅又曾署作“长白曹寅子清”。据《嘉庆一统志五十九奉天府·山川》载，千山为长白山支脉，可知“千山”与“长白”均是泛词，而“千山”则较更具体一些。千山，亦名千顶山、千朵莲花山，其名胜寺观，辽金以来即为著名，至明代更建有五大禅林，盛名亦显。清嘉庆间姚元之有诗咏云：“明霞为饰玉为容，山到辽阳峦障重。欲问清天花数朵，九百九十九芙蓉。”王尔烈咏诗说：“一千峰里烟霞胜，十六景中图画存。”以上可知取名千山之意。曹寅署“千山”，自是指出其籍贯。周汝昌先生也指出：“张玉书有《游千山记》，说：‘辽阳城南至五十里为千顶山。’这才是曹寅署‘千山’的真意义罢。”(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第一节112页。)
做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不会将自己的籍贯搞错，再往上溯到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几部志书上都说他是奉天辽阳人(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第一节112页。)。 曹振彦的父亲曹锡远(一作曹世选)，《五庆堂谱》载：“锡远：从龙入关，归内务府正白旗……”当亦为辽阳人。
曹雪芹的上五代均为辽阳人，就这一点讲，他本人当亦为辽阳籍，应是没有疑义吧。
本节当就此打住，但还有补充几句的必要。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里，提出“丰润县人”，并指出：“我指的正是辽阳的曹氏到底是土著还是移民……”“曹雪芹的远祖，当是明永乐以后由丰润出关。”(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第一节115页、119页。)也因此，对《五庆堂谱》的二世祖曹俊，只将“明故孺人曹氏圹记”介绍了一下，未提及是曹家的先祖，因为与他提出的“丰润籍”不合。
回到本节开头，无论是从《曹雪芹家世新考》和《红楼梦新证》，无论是辽阳曹或是丰润曹，我认为都没有令人十足信服的证据，来证明曹家的“原籍”在哪里，我这里所说的“原籍”，即如周先生所说的“土著”。曹俊的上世既不知；辽阳曹是否是丰润曹分出关外的一支，更欠确切的佐证。这里不做详细的分析和介绍，目前，我们知道曹雪芹的“籍贯”是辽阳即可以了。因为从曹锡远(世选)来讲，已上距曹雪芹五代，而这五代并无继续，也为学界所认可(注：《曹雪芹家世新考》、《红楼梦新证》都分别引用史料，史料中提到辽阳曹与丰润曹都是宋代初年大将曹彬之后，则曹家“土著”岂非应为灵寿(今河北真定)，又，“将军魏武之子孙”，曹家如是曹操的后代，岂非又应是安徽毫州籍了。这真是越考越远，越考越难了，固非本文范围之内。雪芹的籍贯(土著)亦不是本书、本节考证或论辩的重点，特做说明。)。而做为曹雪芹来讲，有这五代的族谱一般说已经够了，尤其是对本书来说。他幼时生活于金陵，少年时迁回北京，度过了他的大半生，最后卒于北京。这点，做为本书来讲，却是很重要的。
金陵世家
曹家虽籍属辽阳，但从曹雪芹高祖(注：高祖这里可为泛称，见梁章钜《称谓录》。)曹锡远(世选)即已“从龙入关”。曹家隶属正白旗，当时归九王爷多尔衮统辖。多尔衮的睿亲王府第在今东安门一带，康熙年改为玛哈噶喇庙，乾隆间称为普渡寺(注：多尔衮及普渡寺此处一笔带过，我们知道曹家跟随入关的主子就可以了。普渡寺今尚在，气势雄伟。该寺与曹家祖上有关，但与曹雪芹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因此，雪芹随全家返回北京后，他是否到过这里，就难猜测了。)。自此，曹家开始入京。曹锡远一传至曹振彦，再传至曹玺，即曹雪芹之曾祖。曹玺于康熙二年，以内务府工部郎中，“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注：见冯其庸引《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曹雪芹家世新考》第96页至98页。)。时当公元1663年，这是曹家始任江宁织造的年代。
曹玺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六月间卒于江宁织造任所，在任二十二年。同年十一月，康熙首次南巡，至上元，以江宁将军府为行宫，并亲至江宁织造署，抚慰遗孤，遣内大臣尊莫。玺生前曾蒙获康熙赐蟒服、加正一品、赠御书“敬慎”匾额，及御制诗，并曾两次督运入京陛见。可见，从曹玺首任江宁织造，即获康熙赏识。这当然也有另外的重要原因，即曹玺之妻孙氏，系康熙保母之一，此乃一层特殊关系，必须说明(注：萧奭《永宪录续编》。)。如康熙三十八年夏四月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尝观史册，大臣母高年召见者，第给扶称老福而已，并赐宸翰，无有也”。(注：冯景《解春集文钞·御书萱瑞堂记》，此事当时人及后人多有记述者，足见非比寻常。)引此一段，无非说明，曹家自曹玺及妻孙氏起，即获康熙之天恩宠渥。尤其在曹玺出任江宁织造后，曹家开始荣耀起来。
关于曹玺之生年，很少有人提及，包括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主要是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佐证。冯先生所引之《江宁府志·曹玺传》、《上元县志·曹玺传》中均未提及生年或享年多少。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里，考出曹玺妻孙氏生年为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即公元1632年，并云：“既得孙氏生年，曹玺之生年乃可推知必不甚悬远。”(注：《红楼梦新证》第220页。) 我们不妨略做推算。
据上述两志之《曹玺传》，曹玺赴江宁之任前，曾“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拔入内庭二等侍卫”、“升内工部”。征山右(大同)是在顺治六年(公元1649)。补侍卫，《上元县志》云“及壮”，按此“壮”非《礼记》指之“三十曰壮，有室”，有据此认为“曹玺在内务府被选充侍卫，年当三十岁(注：吴新雷即据此认为“曹玺在内务府被选充侍卫，年当三十岁”，见《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又有据此认为“曹玺又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注：朱淡文据此文认为“曹玺又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恐误，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 “及壮”应是指青年，“后汉书·循吏传·任延》：“拜会稽都卫，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李贤注：“壮，少也。”又唐韩愈《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夫失少妇，子失壮母，归咎无处。”亦指年轻。《管子·轻重丁》：“男女当壮，扶辇推舆，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及壮”意同“当壮”，有“到长大时”之意。曹玺子曹寅约十五六岁入侍卫，傅鼐十五岁，宋荦则十四岁，当然也有入侍卫年龄稍长者，如纳兰性德，因性德十五岁举顺天乡试，入侍卫当在此之后，约十八、九岁(注：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徐乾学序。)。按，性德比曹寅大三岁，曾同为侍卫，见《通志堂集》徐乾学序和曹寅《题楝亭夜话图》(寅有“忆昔宿卫光明宫，楞伽山人貌姣好”之句，楞伽山人，性德之号)。如按概算，曹玺补侍卫或为十六岁左右，而不会到三十岁才补个三等侍卫。“征山右”或在二十岁左右。如据此推考，曹玺出生，则在天聪三年(公元1629)前后；即算二十五岁左右征山右，生年当在公元1624年前后，比妻孙氏大三至八岁，尚不至于“悬远”到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曹玺或出生于后金天命九年到天聪三年之间(公元1624至1629)。我以为约出生于公元1629年似较合理，卒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享年五十六岁左右，不超过六十岁。则曹玺赴江宁任时为三十多岁。
曹家自曹玺提出任江宁织造后，不仅屡蒙皇恩，且终康熙之世，曹家已成为“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因此，对曹玺略做小考是必要的。
曹玺据《五庆堂谱》，又名尔玉，有弟曹鼎，又名尔正。鼎生宜，宜生颀。自曹玺起，曹家分为二支。本节专述曹玺一支。
玺生二子，长寅，次宣。玺另有一女，小于宣，嫁傅鼐；鼐曾任内务府总管、兵部、刑部尚书等。据《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第十页“曹寅”条末特别提到：“甥富察昌龄，字堇斋，阁峰(鼐字阁峰)尚书子，有时名，集未见。”《八旗文经》虽编于光绪间，但非孤证。李文藻《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乾隆己丑(公元1769年)……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李文藻，号南涧，乾隆进士，好藏书，达数万卷，其上所记，当为可信。鼐有三子，长昌龄，次科古，三查纳。昌龄兄弟与雪芹之父为姑表兄弟。
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九月初七日。曹寅为曹雪芹的亲祖父，而非曹宣，关于此点，下节予以专述。
曹宣为曹寅之弟，据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即宣，为避玄烨讳)，情愿纳监生，二十九岁。”则其生年当为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比曹寅小四岁。曹寅《楝亭诗钞》卷三《支俸金铸酒枪一枚寄二弟生辰》于“百花同日著新绯”句下自注：“生辰同花生日。”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二月”条下有“花朝一节：“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可知曹宣生于二月十二日。潘荣陛为雍、乾时人。“花朝”实因时代、地域不同而有异，亦有云二月初二日者，有云二月十五日者(注：宋吴自牧《梦梁录·二月望》：“仲春十五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又，《广群芳谱·天时谱二》引《诚斋诗话》：“东京二月十二日花朝，为朴蝶会。”另引《翰墨记》：“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其他记“花朝”者亦多。)。但潘荣陛距曹氏兄弟时代相近，且又说的是帝京岁时，故二月十二日应为可信。
自曹玺于康熙二年离京赴任江宁织造，曹寅、宣兄弟随父之任。曹玺一支始居江南。玺赴任时，曹寅六岁，曹宣二岁。
曹寅是否曾为康熙之侍读，史传无明确记载。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有述及，兹摘录如下：
寅自幼侍读事，邓之诚先生见告出某书，书为1939年顷购于琉璃厂文芸阁，价二三十元间，八册一函，约为康熙间刊本，四字书名，甚怪异，亦无著者名，藏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惟以书名失记，待检。按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二十二叶九《怀曹子清诗》，起云：“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正可为此事佐证。……康熙帝自九年冬开经他日讲，设侍读、侍讲学士，十年又增设满、汉字侍读等员，正其向学之日，亦合。
另，朱淡文先生之《曹寅小考》，首节即论“曹寅曾为康熙伴读的佐证”，文长不引(注：《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
曹寅何时为康熙伴读呢？如以康熙十年算，则曹寅十四岁。我以为，康熙十年既增设满、汉字侍读等员，则以是年曹寅入为侍读较合，至早为十三岁，即十三、四岁。另据顾景星(与曹寅有舅甥关系)《荔轩草序》：“既舞象，入为近臣。”近臣，当如周汝昌先生所说，“亦即指侍卫言”。舞象及另一典舞勺，均出自《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又云：“成童，舞象，学射御。”疏：“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舞象之典，用于曹寅颇为切合。曹寅入侍卫，当在十五六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乙编“曹寅”条案：“寅年十三，挑御前侍卫。”则不知何所据。因十三岁正是舞勺之年，如为康熙伴读则较适宜。
从康熙十年(或九年)曹寅为康熙伴读，后为侍卫、銮仪卫，迁仪正，一直随侍康熙左右，至康熙二十一年，达十一年之久，此亦可证曹寅与康熙关系非同一般，可谓君臣总角之交。自康熙二十二至二十九年，曹寅复兼任佐领，迁内务府郎中、广储司郎中。二十九年四月出为苏州织造，见同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提到“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曹寅”，可证此时曹寅已被任苏州织造。另，尤侗《艮斋倦稿》卷十《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江南通志·职官志·文职》所记均合，当为确实。时年曹寅三十三岁。离京前，曹寅为弟宣及子、侄辈捐纳监生。
曹寅继祖曹振彦、父曹玺之后，他又在北京住了几达二十年，在北京当有一番经营，任职江南之后，经营当亦未曾断。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雪樵、西堂扫花行者，别号还有柳山、柳居士、柳山聱叟，又署紫雪庵主人、棉花道人、嬉翁等，总之，号较多，而以荔轩、楝亭最显。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十一月，曹寅调江宁织造(注：尤侗《艮斋倦搞》卷十《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司农曹公之驻节吾吴，自庚午四月，迄壬申十一月，奉诏移镇江宁，计前后二载有八月……”)。此前，曾进京陛见康熙，不光仅是述职，恐康熙亦有所面命，此当在情理之中。曹寅任江宁织造，至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兼苏州织造。周汝昌先生所据为天津《民国日报》1948年10月19日所载张芷臬《墨苑杂说》所云：“……其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则两处兼任。”这其实是因为曹寅内兄李煦于康熙三十二年三月赴苏州织造任(注：王利器《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262页， 引证宋荦《漫堂年谱》。)，曹寅已于年前十一月之江宁，苏州织造暂时空缺，故寅兼任，这或许就是我所说的康熙当有所面命之一吧。
至是，曹、李两家分署江宁织造与苏州织造，两家的关系是亲戚关系，与康熙关系也不寻常(李煦母亦曾为康熙保母)，而与曹雪芹之写作《红楼梦》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这个重要的关系，我们留待后文再说。
曹寅幼承庭训，后为康熙伴读，同受业于当时著名的大学士熊赐履，学业的根基自然扎实。而曹寅又多才多艺，喜吟咏，诗词一生写作不缀，有《楝亭诗钞》八卷、《楝亭诗别集》四卷、《楝亭词钞》一卷、《楝亭词别集》一卷、《楝亭文钞》一卷(寅殁后第二年门人总汇为《楝亭集》付梓)。曹寅且擅书画、精鉴赏、爱撰杂剧、富藏书、常刻书。现今流传的《全唐诗》等，即曹寅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时在扬州奉旨主持刊刻的。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其《续琵琶》杂剧，《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借贾母之口提到此剧，可知对曹雪芹的影响。
曹寅又好广交当时名士，可考知的好友有如下：
纳兰性德，满州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长曹寅三岁，为曹寅在青少年时代在北京结识的好友，曾同为侍卫，寅任织造后，仍互有题咏。性德为有清一代大词人。
韩菼，江苏长洲人，官至吏部尚书。与曹寅同出徐乾学门下。二人交谊甚厚，常有诗文唱和，曾为《楝亭图》题诗，撰《楝亭记》并曾作序寿曹寅。
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荦任江苏巡抚达十四年，正是曹寅任江宁织造时，二人同僚，常交游唱和。
张伯行，曾任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与寅同僚。其所撰《祭曹荔轩织造文》，记载了与曹寅的交往及曹寅事迹，
张云章，字汉瞻，号朴村。先入李煦幕，后与曹寅晤面订交，诗酒赓和，赏鉴书画，考订典籍。其《祭曹荔轩通政文》，所叙交往颇详。
张见阳，緶阳(河北丰润)人。善书画金石。曾即兴绘《楝亭夜话图》并题咏，图中所绘为张、曹及施世纶。
施世纶，即古典小说《施公案》中的主人公。官江宁知府时与寅有唱和之作，《楝亭夜话图》中的人物。
龙侗，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与曹寅在北京相识于王士禛家中(可知寅与士禛亦相识)。寅官苏州织造后，人过从更密，诗、文、戏剧为共同之爱好。撰《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等多篇。
洪昇，曹寅写杂剧《太平乐事》，昇作题记，后曹寅迎洪昇至江宁，集南北名流，共观《长生殿》，并有厚赠。
朱彝尊、陈维崧、毛际可、姜宸英、施闰章、傅山、汪琬、邵长蘅、阎若璩等，都是有清一代著名文人学者，均为曹寅在京中任侍卫等职时相识，多有唱和。寅后尤与朱彝尊关系密切。施闰章之孙施僄与寅亦有交往，僄诗《病中杂赋》自注：“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复转。”脂评曾忆述“树倒猢狲散”等语，可证《红楼梦》与曹家的关系。《萱瑞堂记》即际可撰。
其余如梅庚、杜山介及子杜亮生、金埴、唐继祖、郭振基、王朝谳、刘廷玑(脂评曾引其《在园杂志》)均与寅有深交。而为《楝亭图》作画题诗者达五十余人(中有与上述人物重复者)，多为名士，可见曹寅交往之广。
至于顾景星，曹寅称之为“舅氏”，关系非同一般，疑景星之妹(或表妹)为寅生母，此中关系则颇微妙，有对此做考证者(注：《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
另，曹鼎望(曾修《緶阳曹氏族谱》、《丰润县志》)之次子曹鈖、四子曹鋡，均与曹寅交往密切。寅《楝亭集》中分别称“二兄”、“四兄”，他们倒底是什么关系？亦值得探讨，因鼎望一族为丰润人，这又迁涉到曹雪芹的籍贯了。兹不枝蔓(注：可参见《人民日报》1992年8月2日的有关报导。)。
曹寅自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调任江宁织造，克承父职，直至病逝(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21年)，驻江宁二十年。
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主持接驾，由此可见圣眷之隆。《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曹家到了雪芹祖父曹寅这一代，正可说是烈火烹油，鲜花簇锦，正是鼎盛的时代。
寅有前妻某氏，据《楝亭集·吊亡》一诗，约卒于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寅继室为李煦从妹，约在康熙二十六年成婚。据现知史料，寅前妻无所出。
曹寅之后，雪芹之父曹顒叔父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至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曹家被撤职抄家，翌年返京。
曹玺自康熙二年任江宁织造，到雍正五年曹頫被革职，中间虽有隔断，但也有六十年的历史。曹家可谓是金陵世家了。
生父生年
曹雪芹的生父，及雪芹的生年，红学界一直存在歧义，参商之见，简直无法统一。先说曹雪芹的生父。
这个问题，括而言之，迄今有两说：一为曹顒之子，一为曹頫之子。这又迁涉到雪芹的亲祖父是谁，如为曹顒之子，则亲祖父应为曹寅；如为曹顒之子，则亲祖父应为曹宣(荃)。这原本在存有两说情况下，也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最充足也是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所列举的诸多材料了，其余尚且不论(如谱牒等)。但是后来有关曹家的史料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因此，也就出现了新的问题。直接与上述两说有关的，是在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代表，向大会公布了一件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这确是一件重要的史料，兹将原文照录如下(注：《历史档案》1984年4期。)：
总管内务府咨行户部
案据本府奉称：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顺，情愿捐纳监生，十三岁；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颜，情愿捐纳监生，三岁；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情愿捐纳监生，二十九岁；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之子曹顒，情愿捐纳监生，二岁；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之子曹鮋，情愿捐纳监生，五岁；都虞司所属玉田县镶黄旗鹰户刘勋之子刘成章，情愿捐纳监生，六岁，北京汉人；都虞司所属住玉田县镶黄旗鹰户张文芳之子张昙，情愿捐纳监生，十八岁，北京汉人；■锡管领下住蔡村收豆人季秀之子兆儿情愿捐纳监生，十七岁，北京汉人。等因。将此等人名各缮一绿头牌并拟将此送部等情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为此咨行。
这件重要档案披露的材料，同我在本章第一节《雪芹族谱》中所列四家的曹氏世系表，均出现了矛盾之处，虽然表三、表四发表时间是在这件档案公布之后的1990年，而表三的“说明”中还指出此档案亦为该表的根据之一(另一根据为《五庆常谱》)，但在关键之处与此档仍有不合，如曹顒依然列为曹寅之子，曹颜依然列为曹宣(荃)之子，就很明显。
档案馆的张书才、高振田二先生对此档案史料发有专文予以“初探”(注：《红楼梦学刊》1984年2期。)，并在文章最后，结合有关材料，绘制一份简表。
据此表，曹寅的亲生儿子，可以肯定的是曹颜和珍儿，而曹顒在生父曹荃下、继父曹寅旁，都打了(？)号。张、高文章中也认为：“惟曹顒的情况比较复杂，尚需进一步发掘史料，方可最后论定。”
为此，把曹寅与曹宣的子女分别搞清楚是必要的，虽有种种困难(如史料中的矛盾，史料之不足等等)，但亦当尽力探讨，疑义之处，共相析之。
曹寅生有二女，长女曹佳氏，嫁平郡王纳尔苏，这是学界不争之论。问题是曹寅这位长女，即曹雪芹的大姑，生于何年，亦即是否是曹寅子女中年最长者。纳尔苏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佳氏生年当在同年或稍后。嫁纳尔苏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注：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材料》，“江宁织造曹寅奏谢复点巡盐并奉女北上及请假葬亲折”、“江宁织造曹寅奏王子迎娶情形折”。)，时纳尔苏十七岁，曹佳氏不会太小。此女为寅继室李氏所生。
据上引档案，曹寅还有个儿子曹顺，康熙二十九年纳监生时十三岁，则生于康熙十七年(1628)。这位曹顺，不仅远远大于曹佳氏，且不可能是继室李氏所生，只能是前妻所生。但我们从现知的其他档案、史料看，正如上节所说，“前妻无所出”，而《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材料》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奏折中，明记：“曹寅弟弟之子曹顺呈称：“我伯父曹寅自四十五年五月起接办铜事，……我伯父曹寅……。”这个曹顺应为曹宣长子。曹顺如为寅子，除非早殇，不然何以曹顒能继任江宁织造？这亦可为顺为宣子之佐证。新档与此亦相抵牾。另，张、高二先生文章中承认新档中“也可能存在二处错漏”，并说：“另外，这件咨文中关于‘曹寅之子曹顺’、‘曹荃之子曹顒’的记载，与《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中所收康熙四十八年以后的有关档案相矛盾。对于这种记述上的矛盾现象，我们认为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档案的记载有误，即这两种记载中必有一误，而其中很可能是这件咨文的记载与史实相悖；二是档案的记载无误，即这种记述上的矛盾现象，恰是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历史真实，揭示了曹氏家族内部复杂的继嗣关系。在经过初步的研究以后，我们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惟曹顒的情况比较复杂，尚需进一步发掘史料，方可最后论定。”我倾向于认为，这件咨文不仅“可能存在两处错漏”，而且在曹顺，曹颜、曹顒和曹寅、曹宣的嫡亲关系上也可能存在误记。
徐恭时先生有《寅宣子系似丝棼----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初析》一文，剖析颇中肯綮。关于曹寅，其中提到：“从旧存档案细考，乏过继关系的痕迹。如若以单独材料否定旧档案，扦格难解。由于他是雪芹之祖父尤宜审慎改断。”唯文长不能多引(注：《历史档案》1985年2月， 另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85年3月。)。
这件咨文如张、高二位所说，“在迄今发现的所有有关曹寅子侄及曹荃的档案中，是年代最早，内容最为集中详细的一件，具体地记载了曹顺、曹颜、曹頫、曹顒的支系和年龄，记载了曹荃曾任南巡图监画及其年龄，为曹雪芹家世研究提供了不少前所未知的家世史料，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注：《历史档案》1985年2月， 另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85年3月。)
这件档案未记曹頫，是否漏记？还是曹頫尚未出生？我看应是后者。曹頫生于何年？没有明文记载，但大致可推算出来。我推算出他大约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注：亦有推曹頫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者，谨供读者参考，不赞。)，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奏谢继任江宁织造折”，这是曹顒死后，曹頫过嗣，刚上任，他在折中自称“黄口无知”，虽是奏给康熙，但“黄口”一词却不是可以随便用的，黄口一词古指儿童，虽曹頫自称，岂能与年龄出入太大？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初二康熙对曹頫的请安折批云“尔虽无知小孩”，虽是老皇帝的口气，但“小孩”二字也不是随便用的。“黄口”未成丁也，“小孩”未冠也。康熙五十七年为公元1718年，康熙五十四年为公元1715年，如曹頫约生于1700年，正是未冠、未成丁之年。此说若不差，则曹顒要比曹頫大十一岁(顒生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曹佳氏约比曹頫大十岁。
周汝昌先生在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四的曹连生奏折后云：“按连生本年称‘年当弱冠’，应为十七、八岁。汉贾谊为博士，终军请缨，并年十八，皆称‘弱冠’，旧时此词用法可参看。清制王公亦十八行冠礼。”(注：《红楼梦新证》514页。) 依周先生之“按”，曹顒应生于康熙三十四年(以十八岁为“弱冠”)。那么曹寅诗“堂前儿女”的儿除顒外又会是谁？珍儿尚未出生。
周先生用《后汉书·胡广传》中贾、终二人之典，参解曹颙之年岁，未必尽妥。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左思未必就正是十七、八岁时“弄柔翰”。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初，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刘禹锡中进士在唐贞元九年(793)， 时年二十二。另一则我认为很有说服力，曹寅先有《荔轩草》诗集，舅顾景星为其作序，中云：“……(寅)既舞象入为近臣，今始弱冠，而其诗清深老成……”文后署“己未四月朔，黄公顾景星书于都门旅次”。己未为康熙十八年(1679)。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1658)，顾氏言“今始弱冠”时，曹寅己二十二岁(见《楝亭集》序一)，这难道是顾景星错了？曹顒连父亲生前编刊的诗集都没看过？
“文章切忌参死句”。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要斗胆地参一参。“年当弱冠”，若换“年方弱冠”自不同，“既冠”若换“方冠”也不同，一字之差，意思就不一样了。曹连生奏折中说：“……奴才年当弱冠，正犬马效力之秋，又蒙皇恩怜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俾携任所教养。……”我以为第一、二两句不能分开解。具体说，奏折中的“弱冠”指二十岁左右为妥，意谓正当成人，因此有下句“正犬马效力之秋”。
由此，康熙二十九年的《咨户部文》中，曹顒二岁，当是比较可信的，若是，则曹顒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五十一年曹连生(顒)奏折称“年当弱冠”，时年为二十四岁。可是问题又出现在曹顒与曹佳氏二人孰大？前已谈及，曹佳氏生年不早于康熙二十九年(即不应早于其夫平郡王纳尔苏的生年)。如此则曹顒为长，曹佳氏为次，另一女为三，殇亡的珍儿为四。
朱淡文先生在《曹氏家族年谱简编》一文中，将曹佳氏编在康熙二十九年“约生于本年前后”，并亦认为曹顒生于康熙二十八年，但在后附《曹氏家族世系表》中(见本章一节表四)，却列曹佳氏为长、曹顒为次，这就令人费解了。即表与年谱本身出现了长、次之颠倒。而周汝昌先生将曹顒排在寅次女之下，亦令人费解(见表二)。康熙四十八年曹寅次女入京嫁某侍卫，奏折中云“臣有一女，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而康熙五十一年时，周先生认为曹顒“应为十七、八岁”(见上文)，那么四十八年时，曹顒只有十四、五岁，如是，则“送女同往”当改为“陪女同往”，因为同行入京的是二姐，长幼有序。此亦可参解上文曹顒“年当弱冠”之年岁，即康熙四十八年时顒二十一岁。 愚拙见，如《咨户部文》年龄不误，则顒应为长。
康熙五十年冬，曹顒生有一子，见张云台《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时顒在京任职，年22岁一23岁？一般认为，此子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前即殇，学名不知。(注：吴新雷先生《〈村集〉所反映的曹家事迹----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收入《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吴氏认为“这可能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但此子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如是曹雪芹，则卒年为五十二岁了，与曹雪芹朋友悼念中所说“年未五旬而卒”、“四十年华赴渺冥”等均不合，难以说通。疑此子是否未能成年。)
曹雪芹生父是谁，学界有两说，一为曹顒遗腹子，一为曹頫子。多年来之所以争论不已，因为这不论对研究曹雪芹还是《红楼梦》都是很重要的。
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载明：“十三世，顒，寅长子，内务府郎中，督理江南织造，诰封中宪大夫，生子天佑。十四世，天佑，顒子，官州同。”另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天佑”作“天祐”，“曹天祐，现任州同。”
自三十年代李玄伯之后，王利器先生后在《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霑》一文中，详细考证论述了曹天祐即是曹霑，曹顒妻马氏的遗腹子，也就是曹雪芹。天佑与霑之关系，典出《诗经·小雅·谷风·信南山》，王先生在本文中对祜、佑、祐三字考证颇深，并加以其他的佐证。较之周汝昌先生在别无旁证的情况下，主要依凭曹雪芹的好友敦诚的一句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认为只能暂按四十岁的年寿把雪芹推为雍正二年(1724)，王先生的推论就要充分多了。我是赞同这一观点的(注：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四辑，又见王氏《耐雪堂集》。近又有提出曹雪芹为丰润曹顒之子，见《人民日报》1992年8月2日报导。 此实为新论，因未见考证文章，故未敢说奇谭也。)。即曹雪芹是曹顒之遗腹子。
其实，冯其庸先生在其《曹雪芹家世新考》中，也承认曹天佑是曹顒的遗腹子，只不过认为，曹天佑不是曹霑(曹雪芹)，曹霑是曹頫的儿子，二人均恰是康熙五十四生。但冯先生未提出论据。倒是冯先生在这一节最后的注释中，说的较明白：“最近承香港程靖宇先生来长涵，详细论述了曹天佑即曹霑即曹雪芹的问题，惜本书版已排好，不能详引。我认为‘天佑’与‘霑’，字义上确是关联紧密，与曹家的实情亦相吻合，因无更多确切的资料足资论证，故未敢遽作此论也。姑记于此，以待进一步研究。1980年1月19日附记。”
考证曹雪芹的生父、生年，不仅重要，而且，因为史料之少，又很艰巨。我们只能在现有史料之中进行种种考证和推论，但由此又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认为目前情况下，在考证和推论上，当做一比较。比较一下，那一家的考证较为翔实，推论较为公允，如果能做此一比较，识者自会心中有个谱。当然我并不排斥各家之论，包括胡适先生的45岁(生于康熙五十七年)、吴新雷先生的52岁(生于康熙五十年)等诸说。因为这是百家争呜。因为真理自有公论，也自有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当然，我有我的见解。
因此，我认为，曹雪芹的生父应当是曹顒，也是马氏遗腹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即1715年。
另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戍本第一回楔子云：“……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上有一条朱笔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另据传录靖应鵾藏本(已迷失，毛国瑶先生手录批语)，第十三回有一条双行夹批，落款为常村，应为棠村(当系抄手之误)。仅据甲戍本之眉批(参证靖本)，则知曹雪芹有个弟弟，叫棠村。曹雪芹如果是曹顒的遗腹子，那么这个曹棠村，当为曹頫之子，其生年小于曹雪芹，卒年当在甲戍(1754年)以前。根据甲戊本批语，参照靖本落款，棠村当亦如雪芹一样，并非原名。曹雪芹原名曹天佑(从五庆堂谱)，后单名霑，号雪芹、芹溪、芹圃，另从批语的棠村与雪芹并署来看，棠村当为字、号为妥，其本名则不详了。从批语外，雪芹这个弟弟的生平难考。如果他生于1716年(设按比雪芹小一岁)，卒于1753(设按比甲戍早一年)，则享年不超过三十八岁，他为雪芹早年的《风月宝鉴》一书写序，可见兄弟二人关系甚笃，亦有相当文才。这是我的推论。
另外，曹頫除棠村外，是否还有子、女不得而知。
根据以上诸节，参证其他材料，我绘制了一份曹雪芹家族关系表，以供读者参阅，也供同仁批评、比较(见下页)。
另，徐恭时先生此后又发表了《秦淮梦幻几经春----曹雪芹生年新析》一文，对曹雪芹的生年又做了综合考证，主要从敦诚诗句、张宜泉诗及题注，参以其他辅证，仍认为雪芹生年为康熙五十四年己未，即1715年。因文长难以引录。另，霍国玲先生的《曹雪芹生辰日月考》，徐先生认为“论证颇细，具有新见”，霍先生“结论定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公元为1715年6月4日”徐先生又认为，“拙意霍提日月，可以采用”。本文首先旨在考证曹雪芹的生年、生父，至于“悬弧令旦寻日月”，正如徐先生所说，“更乏直接文证”。本文旨不在此，考证雪芹的生年生父，如说尚有“文证”，而我写本书的目的在于，考其生年、生父，来论证“曹雪芹与北京”的关系，而不是像周汝昌先生批评胡适先生的“就赶不上繁华”了那样简单。因此月日之出入，本节不想枝蔓。除非再考证《红楼梦》的内容及脂砚斋批语等，那就不是本书之范围了。而徐先生于此，亦略有提及(注：《红楼梦学刊》1990年4辑。)。至于我对“赶繁华”之说的异议，后文再提。
我从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一七四五 乾隆十年 乙丑”找出一条来商榷，引文如下：
(前略)按《红楼梦》本书第一回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等语，又甲戍本第一回前七言律亦云：“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若不寻常。”可见惨淡经营，更历十载。按甲戊本第一回已有“至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之语，是年雪芹三十一岁(墨点笔者加，下同)，故余以为如作者自云“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半生即是三十岁，而非“年方半百”之半生；其语疑即甲戍重评再录定本时所加者。自甲戍上推十年，约当本年。(以三十岁为半生，清人集中每有此例)。
周先生既以敦敏《懋斋诗钞》编年而定为卒于癸未，而又以敦诚诗“四十年华付杳冥”而定为雪芹存年四十，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那么上段引文明说“是年雪芹三十一岁”，而又定为“半生即是三十岁”，如果雪芹存年四十，而这三十岁又不知是如何定的？
再一条，《四松堂集》中《寄怀曹雪芹霑》“扬州旧梦久已觉”句下有一条小注：“雪芹曾随其先祖织造之任。”《四松堂集》是敦诚故后由其弟桂圃和兄敦敏整理刊刻的。问题出在这条小注错了，雪芹未赶上他祖父曹寅时代的繁华。或云此注为桂圃所加，因是他刊刻的，所以注错了，但证据何在？而兄敦敏在集前还有一篇《敬亭小传》的长文，写于嘉庆元年丙辰(1796)(纪昀的序也是这年写的)。桂圃刊刻之前，敦敏没有看过？我们从二敦的集子中，可以看出他们兄弟关系是如何的友爱和敦睦，弟弟的集子于刊刻前未予审阅，而只写一篇小传于情理似乎不合。另外，即便是桂圃所加，他是从哪儿听来的，不会像袁子才那样随便一说吧。这条注，说明对曹雪芹的年龄并不十分清楚。
再者，敦诚的“扬州旧梦久已觉”，“废馆颓楼梦旧家”，敦敏的“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也说明曹雪芹不会是生于雍正二年(1724)。雪芹一家于雍六年被抄家返京，那时他如五岁。而雍正元年，曹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雍正在批曹頫的奏折中云：“……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甚为严峻。雍正二年，曹頫奉旨交怡亲王允祥看管。雍正四年，曹頫两次因织缎粗糙分别被罚奉一年和诘责追赔。雍正五年，曹頫被罢职，曹家财物，“固封看守”。曹雪芹如生于雍正二年，从他一出生，曹家就没有平安过。到雍正五年时，曹雪芹才四岁，他如何能有“旧梦”，如何能梦“旧家”，尤其是，他如何能“忆繁华”？因为他生下来，曹家就无法繁华了，他如何“忆”？以上史料俱在，可以复按(注：上述雍正元年后的曹家情况，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材料》等。)。
雍正二年(1724)之说，实在不能成立。
如是，则反证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说，则更为充实、合理，此说不仅凭诗句，而且有几条“文证”。
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之说应当成立。
我们既隆重纪念过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及二百二十周年(虽然壬午、癸未之争未定)，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纪念这位伟大作家的诞辰呢？我感到惭愧，也感到遗憾。
宦海波澜
曹雪芹出生于南京(金陵、江宁)，那是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公元1715年)，这在前文已论及。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生父曹顒已病故于北京。他的叔叔曹頫，蒙康熙帝特准，过继为他的爷爷曹寅为子，继生父故后，仍任江宁织造，是曹家的最后一任。
我们由此可以算下来，自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于康熙二年即公元1663年春天，在内务府郎中任上，即由北京派为江宁织造，是为首任。曹寅与弟曹宣随父赴任。
这里要提到重要二事：玄烨(即位后年号为康熙)出生后，曹玺妻孙氏被选为玄烨保母，时年二十三岁。另，曹玺子曹寅侍读玄烨，故康熙与曹寅自幼便有密切关系。这与曹氏一家，终康熙之世，始终得到宠信，关系非比寻常，有很重要的前因。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十一“名宦”记：“曹玺，字完璧，康熙中督理江宁织造。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陛见，陈江南吏治极详，赐蟒服，加一品；御书‘敬慎’扁额。”另，《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载：“……丁巳、戊午两督运，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剀。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
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玺卒于任所，十一月康熙南巡，亲至玺署，抚慰诸孤，遣内大臣尊莫，赐以“御书”。又熊赐履《经义堂集》卷四《曹公崇祀名宦序》：“易箦之五月，遇天子巡幸至秣陵，亲临其署抚慰诸孤，特遣内大臣以尚尊奠公，若曰：‘是朕荩臣，能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
曹玺卒后六年，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子曹寅又被派任江宁织造。寅上任后，更为康熙所宠信。就是说，到曹寅奉派到江宁织造任上后，曹家更是锦上添花，曹家也成了名符其实的“钟呜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了(注：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回27页。)
康熙即位之后，曾六次南巡。首次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时当曹雪芹曾祖父曹玺去世不久(见前文)。二次为二十八年(1689)，时曹寅在北京任内务府郎中，未曾到江宁任。三次康熙三十八年(1699)，曹雪芹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康熙特以织造府为行宫(注：1983年于南京开红楼梦研讨会，笔者与几位学界朋友到大行宫小学参观，并见到几块零落地面上下的大太湖石，特意取一小块以为留念。)，此为曹寅首次接驾。据冯景《解春集文钞》卷四《御书萱瑞堂记》云，康熙“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尝观史册，大臣母高年召见者，第给扶老福而已，亲赐宸翰，无有也。”在旁人看来，曹寅为康熙亲臣、世臣。此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四十六年(1707)南巡，均驻跸于江宁织造府。康熙第五次南巡时，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五十一年三月《佩文韵府》开刻。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三日，曹寅病逝于扬州书局。康熙闻曹寅疟疾病重，特颁赐“金鸡拿”，赐御马星夜赶送，并详细朱批如何服用，最后又批：“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可见康熙对曹寅的病关切之重。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曹寅赴江宁织造任，至去世，任职二十二年，接驾四次。甲戍本《石头记》第十六回回前总批有：“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昔感今。”(按此回写贾府上下准备元春省亲事)。又《红楼梦》第十六回借赵嬷嬷口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暖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堆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填海的，‘罪过可昔’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赵嬷嬷又说：“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这些钱买虚热闹去？(注：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十六回217页。) 又庚辰本夹批：“点正题正文。”小说中甄家，即曹雪芹指江南的曹家真家，并通过赵嬷嬷之口点出“接驾四次”之事，借用古人语“尽信书不如无书(注：见《孟子·尽心下》。)做个比喻，《红楼梦》本是小说，不能尽信，但批语与小说两相印证，再证以史料，仅此一处却可说“绝非向壁虚构”(其余与此处非关，后有关章节再叙)。
曹寅故后不久，子曹连生于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即奉旨补放江宁织造，康熙并批：“连生又名曹顒，此后著写曹顒。钦此。”但曹顒任职仅两年即于康熙五十四年初病故。实际上，曹顒因仅任职两年，又是康熙的晚辈，虽其母孙氏尚在，但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康熙仍即命将曹寅第四侄曹頫承嗣袭职，頫于当年二月二十八日抵江宁织造府。
终康熙之世，始终维护曹家的江宁织造职务，这并非无故。自然，康熙与曹家关系密切(尤与曹寅)，为维护曹家的香火，甚至将曹宣的四子过继曹寅为子，仍袭江宁织造之职，这一方面是隆恩浩荡，也是康熙较重旧情，不忍看曹家败落之故。而另一方面，实际上还别有隐情。
这个隐情就是曹家，包括任苏州织造的李煦(他是曹寅的内兄，关系极密)。都亏欠了大量的亏空。虽然康熙想尽办法弥补，但仍然终康熙之世，实际上还有巨额亏空，这就为曹家的披抄，留下了重要的祸根。
早在1921年，胡适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注：《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1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就已经提到了：“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变成贫穷的情形。我们看曹寅一生的历史，决不像一个贪官污吏；他家所以后来衰败，他的儿子所以亏空破产，大概都是由于他家都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收藏精本的书，刻行精本的书；交结文人名士，交结贵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们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以至于亏空，以致于破产抄家。《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墨点为原文所有)我不同意“《红楼梦》是‘将真事隐去’的自叙”，它是“杰作”，但却不是“自然主义”的，除去这两点之外，胡适先生却是指出了曹家被抄家的原因，而其中最主要的却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造成了亏空，这亏空的造成，又主要是因为曹寅的四次接驾，到曹雪芹的父辈曹顒、曹頫，这亏空已经造成，想弥补也已根本力不从心，不可能了。顺便提及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孙文成也都有巨额亏空。况三家关系密切，也都接过驾。 自雍正上台，一改乃父康熙之作风。一是二人性格不同，二是二人当皇帝的情况不同。康熙八岁登基，而雍正则四十六岁才入主紫禁城。如果说康熙“宽厚”的话，那么雍正可说是“严猛”。他早在即位之前，即已悉知户部及地方道府州都有着大量的亏空，他对此极为重视。
康熙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去世，雍正掌权，十二月十三日即给户部下达全面清查的命令，可见他雷历风行之作风。雍正元年又普遍清查地方上的亏空。
从雍正元年起，从中央(甚至到郡王)到地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查，上至履郡王允■、敦郡王允礻我，至内务府官员李英贵；地方上从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封家产的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江苏巡抚吴存礼以及李继漠、宋师曾、李世仁、王舜、李玉堂、苏克济、赵世显等等高级官员(注：参见冯尔康《雍正传》第142、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与曹雪芹有关的，是首当其冲的苏州织造李煦，他们是姻戚关系(前已述及)，两家如同一家。总督查弼纳元年六月十四日奏称：李煦亏空共银三十八万两，经查家产以之抵补外，尚亏空二十五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两余。由此，雍正二年李煦全家被抄，家中物品估价抵偿欠银，并将其房屋赏给年羹尧，仆人217名 除年羹尧拣取外，余者在崇文门变卖。至雍正五年二月，李煦因交通“阿其那”(即雍正的死对头兄弟允禩)被流往打牲鸟拉，其原因是“李煦买苏州女子送给阿其那”。至此，李煦一家彻底败落。李煦当时家中妇孺十口，除李煦外，尚有九口。
同年十二月，曹頫因“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联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严拿；家人之财产，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织造官员绥赫德到彼之后处理”。上摘引内务府档中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政治问题(注：《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载《红楼梦研究集刊》十辑。)。
又，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张书才先生，就新发现的一条奏折，提出：“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将曹頫革职，又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谕令查抄曹頫产，并在六年六月审案结束时，将曹頫枷号，催追分赔骚扰驿站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可见，曹頫确是由于骚扰驿站获罪，在审拟过程中究出转移财产，并案追及亏空，才被革职，导致了‘百年望族’曹家的彻底败落。”(注：有些同志认为曹家被抄，曹頫因骚扰驿站被枷，是政治问题，主要依据是雍正六年七月新任职造随赫德奏云：“江宁织造郎中奴才隋赫德跪奏，为查明藏贮遗迹，奏闻请旨事：窃奴才查得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内有藏贮镀金狮子一对，本身连座共高五尽六寸。奴才细查原因，系塞思黑(按即胤礻唐被贬名)于康熙五十五年遣护卫常德到江宁铸就，后因铸得不好，交与曹頫，寄顿庙中。今奴才查出、不知原铸何意，并不敢隐匿，谨具折奏闻，或送京呈览，或就地毁销，奴才惶悚仰切之至，谨奏。”认为曹頫之获罪不仅是亏空和骚扰驿站，而同李煦交通阿其那一样，是窝藏思黑镀金狮子被发现。而隋赫德的奏折并未明说，只云“不知原铸何意”，后此事亦未闻有何结论，故笔者不敢轻率赞同，如果说有政治问题的话，恐也与李煦之获罪有关，正文中已说过，“两家如同一家”，姑记于此，以待求证。)
从雍正元年到五年，曹頫始终因亏空问题而惴惴不安，这从他的几次奏折中就可以看出。如果说李、曹两家欠几十万两有人说是“小巫”而认为是依附奸党获罪的话，那我们再看看下边《镶红旗档》中的一折：
一一 黄字二十号 雍正三年十月十二日
A
为查奏员外郎常保亏空银两情由折
B
a·奏
○镶红旗满州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户部来文内开：“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据仓场衙门奏称：‘康熙五十七年、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六十年余米亏空一案已议结，将余米平均分派满汉监督。老米七钱，梭子米六钱，仓米五钱，著该旗、该地方有司限期一年，严加催比补偿，完案后报部。倘若限期之内未完，则即参奏，交该部严惩不贷’等语”咨呈在案。
臣等窃查，臣旗华兹佐领下鸿胪寺赞礼郎费扬古，任禄米仓监督之时，亏空三项余米计四千九百二十八石一斗有奇，折银三千二百九十九两八钱有奇。费扬古所有五栋房八间，每间折银三十两，共计二百四十两，霸州所辖马房村有二丁田，每丁田折银二十八两，共计五十六两。奴仆三口，每口折银十两，共计三十两。房田奴仆折银三百二十六两解消，尚亏久二千九百七十三两有奇，无有着落。佐领华兹、骁骑校华色，小拨什库保勒等具保前来。
孙柱佐领下太常寺少卿穆利珲任北新仓监督之时，亏欠三项余米八千一百四十六石九斗有奇，折银五千三百八十五两七钱有奇。穆利珲有七栋房屋五间，每间折银三十两，……计值五百五十五两。奴仆六口；每口折十两，共计六十两。无田土，将房产、奴仆共折银八百六十五两解消，尚亏欠四千五百二十两七银有奇，别无着落。对此，佐领孙柱、骁骑校蔡格、小拨什库头柱等具保前来。
铁单佐领下原员外郎常保，先前亏空广膳库银一百四十八两八钱，旧青片银二十七两，两项共亏空银一百七十五两八钱。常保无房宅田土，所有两口人折价二十两。将其他子前锋索柱之钱粮每月扣除三两，四年四月扣完等因具奏在案。今，常保任北新仓监督之时，亏欠三项余米共计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三石八斗有奇，折银一万零七百七十一两四钱有奇。常保房田奴仆皆无，故无有着落。管佐领副护军参领阿西兰、骁骑校札尔布、小拨什库丰盛等具保前来。
臣等窃查，费扬古、穆利珲、常保所亏空之米。皆系国家正项钱粮，身为监督，亏米千万石之多，逾期分厘无所赔偿，其情甚属可恶伏乞，将自仓场衙门所亏欠之余米，著该旗限期一年严催赔补，倘仍未完，即参奏交部，严片不贷具奏。准此。将费扬古、穆利珲革职审理，彼等之房田奴仆没官。除常保身故毋庸议外，将常保之子前锋索柱亦交刑部从重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雍正三年十月十二日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
护军统领．副都统臣布达西
副都统臣德成
参领臣梭标
参领臣旺常
参领臣朔标
副参领臣佟寿
C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将赞礼郎费扬古等带来见过具奏，奏上谕：“此事法明已经奏过，各自亏欠之余米数目不等，必须分别偿还不贷，不准以另项亏空之米纳入，对此，查明具奏。”钦此。(注：见清雍正朝《镶红旗档》。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为笔者删。)
费扬古欠三千多两，穆利珲欠五千三百多两，常保则共欠一万零九百多两。前两人不说，“除常保身故毋庸议外，将常保之子前锋索柱亦交刑部从重治罪”，这比起曹家等所谓几十万两的“小巫”来，又怎么说？
在曹頫家产被查封的同时，杭州织造孙文成也被罢职。三家织造的败落，主要是经济亏空，李煦的被流放，则因交通雍正的对头允禩。如果说还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只能推测三家是康熙的旧臣，但康熙的旧臣有多少被抄家了呢？不过，可说这三家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一《理足国帑》一条中云：“康熙间，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享以驭国用，故国帑亏绌，日不暇给。宪皇即位后综覈名实，罢一切不急之务……凡一切赃款羡余银，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又《世宗不兴土木条》云：“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余尝闻内务府司员观豫言，查旧案档，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祠，以备祈祷雨场外，初无特建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故当时国帑丰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昭梿为乾嘉时人，皇室之后裔。其所记载的掌故，受到李慈铭、袭自珍、魏源等名家的肯定。
由以上两条，我们可以看出雍正与康熙之不同。
至于争夺皇位之事，本文不枝蔓。
由曹玺起，至曹頫止，曹家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近六十年，由鼎盛到败落，经历了一场可说巨大的宦海波澜。
重返北京
曹家被抄家时，曹雪芹十三岁，他是耳闻目睹了全家被抄的惨状，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接任曹頫织造职务的是隋(缓)赫德。
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逮问返回北京，这年。隋赫德有奏折云：“江宁织造郎中奴才隋赫德跪奏，为感沐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穷奴才荷蒙皇上天高地厚洪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于未到之先，总督范时绎已将曹頫家管事数人拿去，夹讯监禁；所有房产什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固。按奴才到后，细查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頫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奴才即将欠户询问明白，皆承应偿还。再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宠荣已极。……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注：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另萧奭《永宪录续编》67页：“頫之祖□□(按，疑为“曹玺”二字)，与伯寅相继为织造，将四十年。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及卒，子顒嗣其职；顒又卒，令頫补其缺，以养两世霜妇；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赀，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上闻之恻然！”(注：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从以上两条，我们可以看出，曹家在京尚有房屋人口；至曹頫，曹家在江宁任职共六十年，但至最后为还亏空，家中财物，已比曹寅之时代，天壤地别矣。故而“上闻之恻然”，这是雍正想不到的。另，据隋赫德奏折曹家在京中尚有房屋财产：
内城两处，外城鲜鱼口一处，及宝坻受田。当亦被没收。
自此，曹雪芹在少年时代经历了一场永生难忘而又破裂的幻梦之后，随着全家回到北京。
曹家的遭遇，是很惨，但比起来李(煦)家来说要好一些。全家被抄不说，李煦被流放打牲鸟拉，家属余九人，家仆除年羹尧挑拣之外，余者皆被变卖于崇文门。曹家也被抄，曹頫被枷，但不同的是“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
据史料载，雍正五年(1727)，李煦以七十三岁高龄，被流经打牲鸟拉，七年(1729)李煦死于役所。有子二人，李鼎、李鼐，女一人，嫁正黄旗参领兼佐领黄阿琳，此三人或均生有子女，惟不详。李煦兄弟五人，弟四人，有内侄、甥女等(注：李果《在亭丛稿》卷十一。)。想苏州进京亲属中当有子、孙辈，与曹雪芹为舅辈或同辈。细情待考。
而曹頫被枷号逮京，家属亦离江宁返京。除曹頫外，有曹雪芹祖母李氏(李煦堂妹)、母马氏、頫妻、弟棠村，頫是否还有子女，尚不得知。曹家的老弱孤寡是如何进京的呢？也就是说，是走陆路，还是水路？
因史料无征，我们只能推测。曹家是于雍正六年返京的，具体月、日不清楚，但曹家除曹頫外，主要亲属均系老弱孤寡。曹雪芹祖母李氏，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李煦奏折中云“頫母(即李氏)年近六旬”，(注：李果《在亭丛稿》卷十一。)至雍正六年(1728)时，当七十一二左右，为曹家之老祖母；年少者如曹雪芹十四岁，棠村约略十岁左右。曹頫是否还有年幼子女，不得而知。
曹家虽然被抄，总还有些细软等物，这等于是全家搬家，也是非同小可的家中大事，况且是远上北京，路途遥遥。
那么曹家是如何回到北京的呢？简言之，即走的是陆路，还是水陆？
我认为曹家举家返京走的是水陆。当时虽然有官道，但远非是今天的柏油公路，骑马、乘车虽然快些，但却不如水陆之安稳，后者对老弱孤寡来说，是方便多了。这一点，我在《曹家档铺今何在》(注：《李煦奏折》。)一文中已经提到过。
走水路，自然是由江宁(今南京)上船，沿长江而下，经镇江、丹徒而转入大运河，经过漫长的航行，而到达北京。
在返回北京的沿途之中，曹雪芹的一家，会在当年雪芹爷爷曹寅任职或停居过的仪征，镇江、扬州等地停下来，伤心地回顾往事吗？尤其是他的祖母李氏，更是不堪回首忆当年了。
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继曹顒亡故之后，曹頫继任江宁织造，在当年的七月十六日的奏折中说：“……窃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按，此句很重要，后文将论述)，今复荷蒙天高地厚洪恩，俾令承嗣父职。奴才到任以来，亦曾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注：见《红学散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我们知道曹家原来在京中的产业。
曹雪芹一家终于到了北京。除曹頫获罪被枷外，曹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上述档案提到住房有三所，到底在哪？
1982年上海召开的《红楼梦》研讨会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了一份雍正七年(1729)七月刑部移会内务府的档案，内云：“今于雍正七年五月初七日，准总管内务府咨称：查原任江宁织造外郎曹頫，系包衣佐领下人，准正白旗满州都统咨查到府。……查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頫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注：《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由此我们知道，“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已没，另给“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并有家仆三对。但只有住房和家仆，倒底如何“度命”，靠什么生活？
曹家京城及江省的家产人口，既然“俱奉旨赏给隋赫德”，而隋赫德却给予曹家适当照顾，曹家是待罪的家属，隋赫德自己敢擅自如此做？他当没有这个胆量。实则是奉了雍正的圣谕，才敢于这么做。从上引档案看，是隋赫德出面处理的，这里必有内情。从另引隋赫德奏折中云：“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则就明白了。雍正并没有把曹家逼入绝境。而李煦一家余下的九口也有可能回京，境况当更惨。
曹雪芹一家回京后，住的“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具体倒底在什么地方，如今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沧桑变化，现在要寻找遗迹，不必说，是相当困难了。
不过我们可以借助于《乾隆京城全图》，此图经前人考为绘制于乾隆十五、六年(1750、1751)。这点当无疑义。那么上距雍正七年(1729)也就只有二十年略多，不能说一点变化没有，但变化也不会有多少，应是可信的。此图绘制之精细、准确，可说是北京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注：如清人吴长垣的《宸垣志略》、日本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会》等均不以此为长。)
鲜鱼口、蒜市口，相距不太远，而且档案中只笼统提到这两个地名，倒底具体在什么地方，就颇难寻找了。曾有的同志在报上介绍了这十七间半具体地方，有的还言之确确，说访问了现在的房屋主人，但因某种原因，不好说这具体地方倒底在哪里。
因为这是曹雪芹随同全家回京后的第一处住所，曹雪芹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有必要搞清楚这所房产的具体地址和情况。这是曹雪芹在北京的第一个故居。
但是，要搞清楚却颇为困难。笔者曾经考察过蒜市口一带，但已难以寻找确切的遗址了。就史料来说，这十七间半，究竟是怎样一所房子？总不会是十七间半一排吧。而这半间又是怎么回事？我查找《乾隆京城全图》，几乎遍数这一带每座宅院的间数，集中在十七间、十八间房一所的宅院。但这半间却一时不曾明白，倒底如何算法，因为一般盖房无有盖半间之理，十七间房当是两进或几进的院落，那么街门似应不会盖成半间。这半间算是个疑点，囿于陋闻，尚未见有人说清楚。
但是有个前提，即地点当在“蒜市口地方”，只能在这个地方找。如果我寻找不错的话，曹家的这十七间半，在蒜市口以北不远。这不是曹家外城鲜鱼口的“空房”，鲜鱼口在正阳门外，而蒜市口在崇文门外，隋赫德给予曹家“度命”的十七间半，当是另外给的，比起鲜鱼口要偏僻了。
我所查找的“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的位置，与别位所说不同，它大约位于今天的蒜市口北，在香串胡同一带，实际在今日崇文门外偏南路西，正属“蒜市口地方”。
它的旧址已不可寻，我依《乾隆京城全图》复制如下，供讨论(见下页)。
因为这“十七间半”是曹雪芹到北京后第一处住所，它曾是曹雪芹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地方。曹雪芹在这里也经历了难忘的生活。因此有必要做一番考察。
从此，曹雪芹在北京开始了他的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
附带提一笔的是，北京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北京的书中，插有一张详细的北京地图，在距我上述考察的曹家地址西南不远，有个叫“山子石”的地方。但不见于《乾隆京城全图》，因为该图所标地名、胡同名很少。而以后我所查北京地名，却没有这个“山子石”。“山子石”这个名称，当不会见于近代。它是否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建造大观园的那个“山子野”有否关联呢？顺便提及而已。
城南度命
曹雪芹一家，回到北京后，住在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而原来曹家旧有的京中(内城)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恐怕是被抄没了。据所知，回京时，除曹顒被枷号，为待罪之身外，曹家有曹寅妻李氏、曹顒妻马氏、曹頫妻、曹雪芹、曹棠村。曹頫是否还有幼小子女，曹家是否还有其他亲眷，一起回京，尚不得而知。曹家还留有家仆三对。可知人口，曹家主仆至少十一人。
曹雪芹一家如果仅有蒜市口地方一处住房，那么全家回到北京后是如何生活呢？生计问题怎么解决？正如前边奏折中提到的，“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的，仅靠这十七间半房屋吗？这是说不过去的。
拨给曹家蒜市口地方的房屋，实际上不是“度命”，而是安家。要“度命”靠什么？
前引曹頫于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的奏折中曾提到：“……奴才到任以来，亦曾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
曹家在江南经营了几十年的房屋财产，倾刻之间全完了(被雍正赏给了抄没曹家的隋赫德，后隋赫德亦被雍正抄家)，回到北京，只有靠京中的一点产业了。隋赫德不会再奉谕赏给曹家其他度命产业。
这点产业，当为奏折中所说的“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典地和当铺，应不会没收，因为曹家就靠这点产业“度命”了；否则，只给十七间半房屋，维持一家至少十一口，“度命”二字无法解。
我们先谈那所本银七千两的张家湾当铺。
张家湾位于通县县城东南约十余里处，是通县一处重要乡镇，在古代，它的地理位置也是颇为重要的。
张家湾，是由于元代万户张瑄督海远至此而得名，见于《通州志》等。元、明、清三朝，南来漕运粮艘均经运河驶至张家湾，然后起卸运京，或直接运京。北下船艘亦多经张家湾。这是由于张家湾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形成的。
张家湾三面临河，东有玉带河，中间偏北有肖太后河穿过，南有凉水河。肖太后河、凉水河与玉带河汇通后，流经东门二里至里二泗寺，汇入大运河。水路十分方便，因此，它是京师东边的一座重要的码头，船只往来十分频繁。肖太后河相传即是当年肖太后运粮南下与北京交战之河，故以名为河。玉带河经通州而与通惠河相通，而通惠河当年可直通到什刹海，为皇运的重要水道。凉水河、肖太后河亦可直通京师。从河运来讲，张家湾地理位置的重要可想而知了。当地旧俗谚云：“船到张家湾，舵到里二泗；船头接船尾，一共八里地。”还有“东到砖头山，西到立禅庵”之说，可以想见当年船运盛况。
张家湾多水，因此多桥。据史志载，旧城北有广利桥，城西有广福桥，城南有善人桥、通运桥等，现仅存后者。
出旧城南门即为通运桥，桥名见于《通州志》，盖为东边通运河之故。桥为单孔石桥，孔身高大，自是便于漕运。桥下流水西通肖太后河，可直通京师。笔者因河水尚浅，想下水一探究竟，而当地老人亦云桥孔内嵌有石碑。于是我涉水至桥孔下，孔内昏暗，依稀可见的碑文是：“明万历三十三年建。清源陈进儒监造。”两行十六个大字。证之《通州志》记载：“明万历三十三年内监张华请改建石桥。”两相印证，年代不爽，可知明代后期即已对此桥之功用引起重视，而重加改建。桥南北两岸为驳运码头，现仅桥西南岸仍有十数块巨石罗列岸边，想即为当年码头遗址。
在张家湾镇的北边，我们看到了旧城遗址。城为明嘉靖年修，至清末时候已经废圯了。现仅存南门垛址和南面城墙。进南门往东走不远即是张家湾粮库，据当地老人(注：陪我们考察的是穆城贵老先生，当时是通县政协委员。回族。另有白髯老翁亦曾指点，唯未及回讯大名。)和粮库同志说，粮库即原来粮仓旧址改建，南来漕运至张家湾，卸皇粮存于此仓中，现粮仓遗迹已不可寻。
笔者考察了旧城遗迹，该城面积不大，为正方形。城墙多已坍毁。东西南北原各有一门，现仅存的南门遗址正对通运桥，相距不远。张家湾城的修建原为衙署所在及驻防之用。旧城内原设有漕运厅署、和合驿丞、巡检署、张家湾营都司及粮仓等。在这个地区除通州外，张家湾为唯一设兵驻防之处，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注：复原图见《红学散论》(笔者与顾平旦合著)182页。)。
旧城内实际上是官衙、仓库、驻兵所在。真正繁华之处是在南门外通运桥一带及桥迤南之东西街上。过去，张家湾集市有：菜市、猪市，草市、骡马市等，单日为集，当时确是热闹非凡。另，南门外原有花椒胡同，也是做买卖的地方。
张家湾寺庙亦多，史志载：西门外有园通寺、弥陀寺、立禅庵、关帝庙；北门外有孤州寺、兴国寺、铁牛寺、观音寺；东门外有东岳庙、佑民观；南门外有火神庙、小圣庙、海藏寺、古城寺等。顺便提及，佑民观即里二泗寺(今称里二泗)，史志载：顺治八年，福临曾幸此，那是肯定到张家湾了。康熙六次南巡，当是沿运河南下，甚至是经通惠河至张家湾，至里二泗寺，沿运河至扬州、镇江、江宁(南京)等。从《康熙南巡图》中可以找到根据。这是笔者陋见。 曹家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几十年，其职责是供奉皇宫所需用品，此外曹家及其亲戚也经常往来于京师、江南之间。张家湾不仅对朝庭重要，对曹家也是重要的，因此，曹家在此开设当铺，以便南北往来随时可提取银款，以备需用。这座当铺可以至早推到曹寅时候。
康熙四十七年，曹雪芹的舅祖父、苏州织造李煦上奏折说：“二月二十八日曹宜奏佛自张家湾开船，于三月二十八日到扬州，一路平安无事。”(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材料》。)曹、李两大家在京师、江南往来之中，我们现在虽仅发现这一条奏折可知曹宜曾路经张家湾，并由张家湾开船南下，但从此奏折中我们可以做一分析。奏折中特别提到张家湾，并特禀明“自张家湾开船”，即是说由此开船，才算离开京师。我们从奏折中也可看出张家湾的重要地理位置。此外，康熙四十五年曹寅奉旨北上遗嫁长女，曹寅女及妻李氏是奉命乘船北上，他自己走陆路。还有曹顒的堂兄曹颀南下，李煦、曹顒奉谕差家人护送做乐器人上京并呈各样竹子(七千余根)及磬石，曹頫奉命由京师南下过继李氏为子接任江宁织造，以及李煦于康熙五十四年提到的“目下不必进京、候秋冬之际，率领曹頫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等等。直至雍正六年曹頫继李煦获罪被抄，举家返京，都可能是走的水路，则张家湾是必经之处。
曹家这座本银七千两的当铺，位置在通运桥南一条东西向主要街道的路北。据当地老人说，当年确曾有一座当铺，而且是张家湾唯一的一座老当铺(还有后开的当铺)。这座当铺是一座四合院，临街的铺面已折建为张家湾派出所和人民银行张家湾营业所。正房七间，也在1967年折除，改建为张家湾镇第六生产队队址及饲养室，西厢房原在派出所院内，亦已拆除，唯东厢房三间仅存，古旧破败，早已废弃不用，看来年代是很久远的了。除了这废弃的三间东厢房外，其余的拆除改建，其中的一条原因，恐怕在当年是“危房改建”。我据考察，证之史料，绘了《张家湾镇示意图》(注：复原图见《红学散论》(笔者与顾平旦合著)182页。)，并拍了仅存三间东厢房的照片(注：见《红学散论》插页图版八。)。拍照时间是1981年。当时是同冯其庸顾平旦二位专程到张家湾考察的，同时也考察了通县城内的李卓吾墓和燃灯佛塔等地(注：我在通县下放的四年中，跑过大多数的乡村，北至徐辛庄，南至永乐店，通县城北的乡村比城南少得多，土地一般也不如南边广阔，六百亩典地不会太分散。证之史料，通州四界的变化不是很大。重要的是，从曹家将当铺开在张家湾的用意看，典地似不会太悬远。)。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卓吾的墓在通州城北关。我们知道曹雪芹的思想(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思想)深受李卓吾的影响，这已有学者论及，笔者也是认同这一点，这里不再阐发。而要说明的是，张家湾距通州城十余里，李卓吾墓则在通州城内。曹雪芹如果以马带步，到通州瞻仰李卓吾墓，那是很方便，很自然，也是心向往之的事。以上我是推论，实话说确实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推论是否合乎情理呢，有待大家判断。
曹家在张家湾的当铺，维持到何时，目下还很难有准确的论断，但至少到曹雪芹晚年，也即穷困潦倒的时候，这座当铺恐怕已不属于曹家了。根据脂批和其他史料的综合考证，曹家在乾隆朝，很可能还又经历了一个动荡的大变化。这留后面再说。
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不仅到过通州，而且还去过张家湾。宜泉后人所辑其《春柳堂诗稿》中，有两首五言律诗，一为《通州道上》：“未熟东来路，沿村问去程。看山含寿色，听水带仁声。众鸟争枝坠，群鸿作字精。一鞭残照里，得意马蹄轻。”从首二句看，想是初赴通州，从未二句看，是以马代步。诗意和情绪颇佳，但诗中未写明到通州何事。另一首《赴张家湾寻访曾祖枢》：“宗柩遗萧寺，高僧不可寻。特留三月宿，要觅百年音。枯古风前土，空基月下阴。知情非有处，徒抱问津心。”诗题即很明白道出。
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为其嫡孙张子介整理，付之梨枣，时已在光绪间。《诗稿》按诗体编排，而不象敦敏的《懋斋诗抄》，诗有注年，可以参考。因此，宜泉的上述二首诗，尚难考定年代。另外，宜泉是否仅去过两次通州，从第二首诗看，恐怕不只。另宜泉与雪芹何时订交也待准确考订。但这两位有着相似遭遇的好友，都与通州，张家湾有着关系，这真是巧合了。他们的相识会不会与此有关呢？尚难蠡测。
曹家在京的产业中，前述还有“通州典地六百亩”，典地自当在通州境内。我推测，这六百亩地很可能是在通州城的南边，这南边又有两种可能，一是距张家湾不太远(或可能含张家湾)，一是再往南。而曹雪芹这一支的祖茔，是否有可能就在这典地之中？则曹雪芹就可能不只一次到过通州。此点待考，一因曹家祖茔在哪尚不知，二因典地与典当有所区别。
本银七千两的当铺，对维持曹雪芹祖孙三代主仆十余口人的生活，恐怕是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仅假设一下，如果每年有二千四百两收入的话(除去当铺掌柜，伙计等等各种开销)，那么曹家每月收入二百两，就是说每天不足七两银子。雍正既然谕旨让曹家度命，且给留下仆人三对，而不是象对李煦全家那样做的太绝，这六百亩典地当不会没收的。
曹雪芹一家自返回京城，搬入蒜市口的房宅以后，主要就靠当铺和典地来度命了(注：我考察在十年前，如今变化很大。另蒙钟跃群先生告知，她与端木蕻良先生考察时，听当地人说当铺在花椒胡同。俟当再考。)。这比起江南的繁华生活，自然是有着天壤之别了。何况叔父曹頫还被枷号在狱中。
败落望族
曹頫获罪，曹家被抄，在江宁经营了几十年的“大厦”，顷刻瓦解，所有产业均转归他人。曹雪芹一家怀着怎样的心情又回到北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在北京蒜市口居住时的生活，比起当年在江宁，那自然是清苦多了。曹雪芹做为十几岁的少年，是亲身经历的，他赶上了繁华(注：赶“繁华”，本周汝昌先生驳胡适先生之说。周先生主雪芹生于1724年，即雍正二年，享年四十岁整。胡适之先生则假设四十五岁，他在1947年《与周汝昌书》中，第二点提到：“最要紧的是雪芹若生得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周先生驳胡先生赶“繁华”之说有理，因胡适之先生的推论颠倒了，即为了赶“繁华”，而定雪芹的生年，这未免显得软弱无力。我所以提出雪芹“赶上了繁华”，是因为我亦主雪芹生于1715年。因此，这是自然之事，我认为合乎情理之中。由卒年逆推生年，是一种推论的方法，但如果有了生年的推论，岂非更有说服力。关于雪芹的生卒年，后文还有论证。话说回来，其实真正赶上繁华的是雪芹的祖母李氏，再次则是母马氏，三则是曹頫。雪芹赶上的是曹家繁华的结尾和劫难的开始，实际雪芹赶上的是曹家的兴衰变幻的时期。)，也赶上了凄凉。他感同身受，这家庭生活中风云变幻的烙印，已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以至于以后写入《红楼梦》。但曹家华竟是“从龙入关”的，雪芹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后逐渐兴盛，尤其是到祖父曹寅时代，是曹家的鼎盛时期。曹家是在被抄家的情况下回到北京，不过正如《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所借用的两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注：这句话见于《红楼梦》第二回和七十四回，典出自萧统《文选》中曹頫《六代论》和《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这话用来形容京中的曹家，倒也恰当。
曹家遭遇不象李煦家悲惨，落个家破人亡的结果。曹家毕竟还迁回了北京，毕竟还可度命。那是因为李煦是“政治犯”，以私通雍正死对头八阿哥胤禩(贬名阿其那)入罪，被列为“奸党”。而曹頫则借用当今用语，主要是“经济犯”。从判处情况来看，曹家只是曹頫一人获罪。这在雍正时代，可以明显看出雍正的态度，凡对他帝位有威协，凡做出过种种不利于他帝位的人，不管是亲兄弟也好，其余阁僚属下也好，决不肯轻易放过。从历史上看，皇室中争夺帝位而兄弟阋墙，不乏先例。但唯有康熙后期为最，太子废而黜，立而禁。二十几个儿子多数拉帮结派，各立山头，手腕之毒辣，争夺之惨烈，可说史无前例。雍正登上帝位以后，为巩固他的地位，自然是清除异己，包括他的几个对头兄弟。对雍正的为人来说是不奇怪的。
我之所以对此略作阐述，是说明曹頫并非是因“奸党”获罪的，也就是说导致曹家被抄、曹頫被枷号，主要是经济原因。红学界一直流行着曹家被抄是因为政治原因一说，这点我不敢苟同。正象十几年前我撰文不敢苟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补天思想一样(注：拙文见《红学散论》第44页至62页。)。实情如何，我们要靠史实的考证和推论。雍正六年七月初三日，奉命抄家的隋赫德上奏一折：“江宁织造郎中奴才隋赫德跪奏，为查明藏贮遗迹，奏闻请旨事：窃奴才查得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内有藏贮镀金狮子一对，本身连座共高五尺六寸。奴才细查原因，系塞恩赫于康熙五十五年遣护卫常德到江宁铸就，后因铸得不好，交与曹頫，寄顿庙中。今奴才查出，不知原铸何意，并不敢隐匿，谨具折奏闻，或送京呈览，或就地毁销，均乞圣裁，以便遵行，奴才不胜惶悚仰切为至，谨奏。”
这是流行“政治原因”或“奸党”说的主要证据之一，其余则不足为论了。塞思赫即康熙第九子胤礻唐，他与八阿哥胤禩结为一党，是雍正的死对头。“塞思赫”与“阿其那”一样，均为雍正登基后所“赐”贬名。
我们将这条奏折与李煦获“奸党”罪名的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内务府请旨折及同日的内务档(注：参见《红楼梦新证》621页。) 做一比照就很清楚了。查审、判处李煦买苏州五个女子送给胤禩的案情非常详尽，判处非常明确。内务府议以秋后斩决，雍正改为“宽免处斩，流往打牲乌拉”。而隋赫德奏镀金狮子一折，仅是据实奏明，未表明倾向如何，奏折中仅说“或送京呈览，或就地毁销，均乞圣裁，以便遵行，奴才不胜惶悚仰切之至”。将这件奏折中镀金狮子一事与李煦买五个苏州女子一事，做一剖析，或可分辨更清楚些。且不管李煦是否情愿，总是买了五个苏州女子送给胤禩，这是事实；胤礻唐铸镀金狮子，“后因铸得不好，交与曹頫，寄顿庙中”(黑点笔者加)，这一“送”一“交”，显然情况有相当大的不同，二人是否均当列为“奸党”，应不判自明。
周汝昌先生提出：“按塞思赫(或作塞思黑)即胤礻唐之贬名，雍正帝之眼中钉也。此狮子固可能为胤礻唐当日寄顿，与曹家无涉。然此时既经发现，隋赫德又诚然不敢隐匿，则关系曹氏满族生死毁全矣。此事后情详细不可考，疑有拯曹氏未致一败涂地者。”周先生“按”中前半段至“与曹家无涉”，乃情理之中，我亦附同此观点。但最后一句话却不敢苟同。在周先生看来，“疑有拯曹氏未致一败涂地者”，换句话说，或许是疑有曹氏亦也被列为“奸党”之意吧。我则不认为如此，曹氏未致一败涂地，是因为曹氏并未被列为奸党，隋赫德奏折尚不致于“关系曹氏满族生死毁全”。曹頫因“骚扰驿站”而被枷号，比起“奸党”来，罪名自然是轻多了，现找不出有拯曹頫者；曹家被抄，系因经济问题，亦未有拯曹氏满族者。而曹頫如果因为镀金狮子被列为“奸党”，揆情度理，更有谁敢拯曹氏一家？恐怕连怡亲王允祥和刚袭平郡王的福彭，以及傅鼐也不敢。这正是因为雍正是雍正，而不是康熙，也不是乾隆。当然，隋赫德这一奏折之后，未见下文，无有史料可征，而我也仅是凭现有材料做此结论。 我之所以做如上的推论，排除“奸党”或者换句话“政治问题”一说，是因为曹家如惹上这个嫌疑，那谁还敢沾曹家的边？谁还敢与曹家有来往？
做此推证，也正牵涉到曹雪芹一家在北京的命运和生活。这是关键之处。
曹雪芹一家住进蒜市口一带十七间半的宅院之后，曹雪芹一家的情况，迄今为止，近乎成了迷。只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在雍正朝中期，曹頫是待罪之囚。其余，我们只好从蛛丝马迹中去探寻了。
这蛛丝马迹，我指的是《红楼梦》和脂砚斋评。
《红楼梦》第十三回“奏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回末写凤姐想“宁国府中风俗”，“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委；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这是凤姐分析宁府中的弊端。甲戍本有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今余想恸血泪盈。”庚辰本夹批：“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注：“三十年前”为1724年，曹雪芹虚岁十岁，“作书人在何处耶”，我认为乃含蓄指出“作书人”雪芹在南京(江宁)。)另，迷失的靖藏本传录的眉批除个别字不同外，与甲戍本一样。甲戍本现为发现的最早抄本(注：甲戍本即“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本”简称，是再评本或重评本(见该书首页)，但初评本迄未见传世，且初评本是否有此条批语亦属渺然，故我们暂按甲戍本推年。关于初评本的年代，后文论及。)，甲戍为1754年(乾隆十九年)，如批语写于是年，上推三十年为1724年，时为雍正二年，曹頫为江宁织造，曹家为亏空银两之事，正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脂评指出“旧族后辈”，“余家更甚”，“想恸血泪盈”，这并非泛评，或什么“空谷传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脂评术语可以等同看待或分析。这是作者借《红楼梦》有为而发，而批者亦情不自禁地“失声大哭”。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曹家(或及李家)当年家中的一些大概。七十四回探春说了这样一句：“……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是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凤姐五件事，脂砚斋评，探春的话，若同时参照，笔者以为，曹家家中，当年本身便有种种弊端，只是具体我们尚难以蠡测罢了(李家或亦类似)。这是我提出来的见解，诚请学界批评。
苏州织造李煦家属十四名(一说十五名)，而仆人二百十七名。相对比照，曹家之仆人在抄家时为一百十四口(见前隋赫德奏折)，曹寅故后，人口当有减少，如戏班子等，但也自是“大族人家”之气派。以曹寅当年之豪阔交游，家中幕僚蔑翁当亦不少，恐连李煦也比不上(其花耗自也可想而知)。
第四十一回写妙玉在栊翠庵治茶款待宝、黛等人，靖本有一则眉批：“尚记丁巳春日，谢园送茶乎？展眼二十年矣！丁丑仲春，畸笏。”(注：“靖本”即扬州应靖鵾家藏本，此本尚未公诸于世便告“迷失”。幸毛国瑶先生手录靖本脂批传于世。学界中对靖本脂批的可靠性，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存持疑者，有存肯定者，也有否定者。我对靖本脂批做了一点研究和比较；1983年参加南京红学会，在南京博物馆我面晤了毛国瑶先生，当面聆听了毛先生介绍靖本脂批的抄录情况。由上，我对靖本脂批持肯定态度，这点，与一些红学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过，关于靖本及批语还有研讨之必要。)丁巳为乾隆二年(1737)，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整二十年，丁巳年曹雪芹二十三岁。曹雪芹一家当仍住在蒜市口，因曹頫乾隆元年左近才被恩诏“宽免”，后一点我同意法国陈庆浩先生的意见，即：乾隆八月即位后，“十月，恩诏‘八旗及总管内务府、八旗包衣佐领人等内，凡应追取之侵贪挪移款项，倘本人确实入家产已尽，著查明宽免。’曹頫亦在宽免之列。”(注：《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较》增订本第771页。 中国友谊文化出版公司。)需要指出的是，十月是内务府请旨折，乾隆下恩诏是九月十三日。内务府折后列汉文单，其中分赔花名中有“雍正六年六月内，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頫等骚扰驿站案内，原任员外郎曹頫名下分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交过银一百四十一两，尚未完银三百二两二钱……。”而真正宽免当在十二月十六日，内务府本日奉旨：“著俱宽免。钦此。”乾隆与乃父雍正不同，他主张为改从宽，他提出：“君臣惟日孜孜，交勉不逮，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注：《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戍条。)可与上条“恩诏”参证。在此之前，曹雪芹一家当不会离开蒜市口。
丁巳仲春日“谢园送茶”，据前推证，当是指在蒜市口家中发生的事。“谢园送茶”，颇为费解，因可兹参考的资料几乎没有，笔者陋见，尚未闻有对“谢园”做专门考证者。笔者也仅据以上所述做一些推论。“谢园送茶”，含一地、一事。一地即“谢园”，究竟在哪里，一事指“送茶”，是指雪芹(或及曹頫)送茶与别家，还是别家送茶与雪芹家，又或是雪芹在家中送茶？起码我认为送茶之事与雪芹有关，不然畸笏何有此批，且于批语中问于雪芹？那么“送茶”一事当如何理解更为合理或比较合理呢？我们固不能以《红楼梦》中所写之人之事，处处比照曹家，但也不容否认《红楼梦》中不仅有曹家的影子，甚至隐含有曹家的一些具体事实，这当是不争之论。
“送茶”之事，正发生在曹頫被宽免，雪芹一家历经磨难之后，新逢团聚之时。畸笏二十年后做批时仍不忘记，而且还问雪芹尚记“谢园送茶乎”，此事看来并非什么大事，不过是“送茶”而已，但细酌又似不是小事，因为是件令畸笏二十年后都难忘的事。春日正是旧历阳春之际，正在新正以后之时，也或许刚过或早过。雪芹一家的大劫难已应，正当庆贺。因此，我根据以上的推论并参照畸笏所批针对栊翠庵之事，认为“谢园送茶”一事或许发生在雪芹家中，也就是蒜市口的家中。如上述推论不谬，则谢园即为雪芹家中的小园，其位置在府宅的东院，有门可通(见本书第一章《重返北京》一节笔者所绘复制图)。“送茶”一事，在雪芹家中或可关系到如上所说的大事。这可能是亲友送茶来庆贺。如推论相反，则谢园或为某亲友家，雪芹与曹頫送茶。当然，靖本迷失，批语是抄录，姑仅做如上分析。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写醉金刚倪二借钱与贾芸一段，庚辰本有一条眉批：“余卅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是余不是(疑为“足”字)心事也。壬午孟夏。”同回靖本有一条回前总批：“‘醉金刚’一回文字，伏芸哥仗义探庵。余卅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复不少，惜不便一一注明耳。壬午孟夏。”署年均为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上推三十年为王子，即雍正十年(1732年)。壬午年的批语为畸笏做。批语说“卅年”，可能是整三十年，也可能是总其成数，但也前后相差不会多大。雍正十年，曹頫或已释放，也许禁于家中，均属推测。从这条批语我们可以推论出雪芹一家曾得到过相当一些亲朋友好的周济，但遇到过不及金刚者亦不少。畸笏的批语是借题发挥，并非三十年所遇均是“金刚之样人”，这应不言自明。但畸笏对此，三十年来亦颇多感慨，未能忘怀。此批可推测雍正后期雪芹家中的境况。
总其以上，我们可知曹家在江宁时不仅欠了大量经济亏空，以致被抄，而曹家这样的大家庭，内部弊端恐也不少。我们可以想象，曹寅殁后，先后继任的曹顒、曹頫都是年轻人，而曹頫更是承嗣任职。唯一望重的，则是雪芹的祖母李氏夫人了。而李氏这位老祖母，是否像《红楼梦》中的贾母呢？我们较难考证，因为对李氏基本不了解。反正贾府中王夫人、凤姐、探春都不能将贾府管好，宁府则自贾珍以下就更是不用提了。但曹家毕竟也算是“百年望族”，亲朋好友，故旧僚属，诖大点，可谓多不胜数。雍正自允雪芹一家在京中度命，则给予雪芹一家帮助的人，三十年来自也不少，当然，借用畸笏的批语，“不及金刚者亦不少”。
雪芹一家自迁入蒜市口后，虽然曹頫一人获罪，但雪芹一家的生活还不算是度命唯艰，无亲无靠，一下子全垮下来。这正是应了前述《红楼梦》中的一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吧。
而雪芹自十四岁入京后，在蒜市口十七间半的家中，自也由少年长为青年。雪芹自幼即遭劫难，现在，他更是成熟了，对世态人生，社会炎凉，也更进一步感同身受而了解更多。对这位天纵奇才，家学渊源的年青人来说，为他以后写不朽的《红楼梦》，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京城姻戚
曹家为“百年望族”，其姻戚、故旧、朋友，前已有略及，本文的重点则在京中姻戚方面，兼涉其他关系。姻戚的辈份，依雪芹而论。曹家自曹寅时为鼎盛之期，我们就从曹寅一代起缕述曹家的姻戚。这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经历的变化，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在本书第一章《生父生年》一节中，曾制有曹氏家族关系表，可以参阅。
曹寅共兄妹三人，寅为长，弟宣(荃)次之，三为妹某。曹寅这个妹妹，是雪芹的祖姑，与雪芹祖母李氏为姑嫂关系。这位祖姑，据考是嫁给傅鼐(注：如周汝昌《红楼梦新征》96页。)。按傅鼐生于1677年(康熙十六年)，卒于1738年(乾隆三年)。曹寅生于1658年，弟宣生于1682年。傅鼐比寅弟宣还小15周岁，则适傅鼐者当为寅、宣之妹。寅妹适傅鼐的依据如下：《八旗文经》五十七“作者考”曹寅传末云：“甥富察昌龄，字堇斋，阁峰尚书子，有时名，集未见。”阁峰为傅鼐字，昌龄既为寅甥。则傅鼐当为寅妹夫；又，李文藻《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亦记有：“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亦为佐证。则傅鼐为雪芹祖姑父。
傅鼐世居长白，姓富察氏，祖上有军功。鼐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入右卫，雍正二年任汉军镶黄旗副都统，寻迁兵部左侍郎，三年改盛京户部侍郎，四年革职(按，此时正曹家危难之时)，九年复职，授军营参赞大臣，未行，入宫为近侍。乾隆元年三月受署兵部尚书，十二月改刑部尚书，先尝为内务府总管(按，织造署正归内务府管，曹頫被获亦在乾隆元年前后，傅鼐或可能施以援手)，二年授满洲正蓝旗都统。三年因事落职入狱，寻病卒于家，年六十二(按，雪芹祖姑母是否健在不得而知，年龄当不会大过傅鼐。傅鼐所居的“稻香草堂”待考。
傅鼐生有三子，长昌龄，次科古，三查纳。其中长子昌龄与雪芹家还有些关系，昌龄喜藏书，累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昭琏《啸亭杂录·昌龄藏书》载：“傅察太史昌龄，傅阁尚书子，性耽书史，筑谦益堂，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按，纳兰性德斋名)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另据李文藻《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云：“乾隆己丑……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而归于昌龄者……”乾隆己丑为1769年，盖曹家早已再次彻底落败，雪芹亦已故去(按，畸笏叟批《石头记》的最后署年为1767年)。雪芹祖父的藏书于己丑前“归于”祖父的亲外甥，岂不可悲。
昌龄字晋蘅，一字堇斋。生年待考，雍正元年(1723)进士，至1769年前收舅舅曹寅藏书，已近46年。我推测其生年，大约在康熙三十九年(即公元1700年)前后。昌龄比雪芹大一辈，与已故曹顒以及曹頫同辈。以亲属关系讲，昌龄当与雪芹家有来往，按理亦应对京中曹家有所帮助或照顾，但史料无征，难考昌龄与雪芹家的关系如何，即：是好是坏还是一般，不得而知。但雪芹一家在北京的最后败落，雪芹的贫困潦倒，直至流落西山，苍凉故去，昌龄当在世。其中内情，难以推测，但又颇值得继续探讨。至于昌龄弟科古、查纳与雪芹家的关系则尚乏文献可查。
曹寅长女曹佳氏嫁平郡王纳尔苏，时在康熙四十五年。纳尔苏是雪芹的亲姑父，父曹頫的亲妹夫，祖母李氏的亲姑爷，与曹雪芹一家的关系非比寻常。举一件事可足资证明，纳尔苏在雍正四年，被宗人府议奏“贪婪受贿”，雍正谕旨：“……著将多罗郡王革退，在家圈禁。其王爵令伊子福彭承袭。”(按，此中亦可见雍正对福彭的态度)纳尔苏在雍正四年即被革职，可到雍正十一年(曹雪芹一家已返回北京)，内务府却审办了隋赫德以财物钻营纳尔苏的一件案子，反过来说亦是纳尔苏向隋赫德索借财物。隋赫德曾奉令查抄曹家并接任江宁织造，曹家在江南的家业雍正又全部赏给了隋赫德。纳尔苏为曹家至亲，虽曹寅、曹頫已故，但仍向着曹家。名为借财物，而实际上是为曹家向隋赫德索要，纳尔苏叫第六子(六阿哥)福静出面(按，福静亦为曹佳氏所生)为雪芹家索借银子二次共三千八百两。纳尔苏专找上了隋赫德，其态度岂不十分明显。
曹家虽已败落，但毕竟是“百年望族”，单是曹寅的两个女儿均嫁给了王族，隋赫德虽是奉旨抄了曹家，但内心毕竟有惴惴不安之感。所以此案还有离奇之处。内务府的奏案原件云：“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谨奏：臣遵旨讯问原任织造绥(隋)赫德以财钻营一案。……”这件案子当从两方面说，隋(绥)赫德故有钻营之意，而纳尔苏亦何尝没有勒索之情。此案却定为“绥赫德以财钻营一案”，此其一；奏案结尾云：“绥赫德理宜在家安静，以待余年(按，绥赫德江宁织造任已被革退)，乃并不守分，竟敢钻营原平郡王纳尔素(苏)，往来行走，送给银两，其中不无情弊。至于纳尔素，已经革退王爵，不许出门，今又使令伊子福静，私与绥赫德往来行走，借取银物，殊干法纪。相应请旨，将伊等因何往来，并送给银物实情，臣会同宗人府及该部，提齐案内人犯，一并严审定拟具奏。为此谨奏。”
这是请旨将迁涉这个案件的绥(隋)赫德及纳尔苏两家“案内人犯，一并严审”。
但结果又如何呢，雍正的谕旨是：“绥赫德著发往北路军台效力赎罪，若尽心效力，著该总管奏闻；如不肯实心效力即行请旨，于该处正法。钦此。”丝毫没有提到纳尔苏及六阿哥福静，岂不离奇。奏案中说隋赫德“不无情弊”，这是实情，雍正十一年，已被革去江宁织造，在京城闲，而又抄过并被赏赐曹家房产的隋赫德，去钻营已被革爵的纳尔苏，确是“不无情弊”，这情弊很明显，明眼人谁不情楚？
奏案还提到在详讯隋赫德子富璋时，有这么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复详讯富璋，据称：从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后来沈四带六阿哥并赵姓太监到我家看古董，二次老平郡王又使六阿哥同赵姓太监到我家，向我父亲借银使用。”这说明曹雪芹一家到北京后，去过纳尔苏的王府(恐怕不只一次)，而且去的目的之一，从所引上文的前因后果看，亦很明显，就是请曹家的长婿长女求助，于是生出向隋赫德索借财物之事。此案审于雍正十一年十月，索借财物则始于十年十一月。曹家“行走”平郡王府，在曹家于雍正六年住进蒜市口十七间半，到雍正十年之间，即1728年至1732年，此时雪芹为十四至十八岁。
当然，曹家去平郡王府，也恐不仅是为了上述一件事。至于曹家人往平郡王府行走的都有谁，难以判断。如果推测的话，则可能是曹頫(与纳尔苏平辈，姐夫与小舅关系，如是，则曹頫可能已被释放，但此点待考)，曹雪芹(纳尔苏夫妇的亲姪，与福彭、福秀、福静为亲姑表兄弟)。而雪芹祖母虽年事已高，辈分也高，但去平郡王府的可能性却不是没有，比如去看望女儿、女婿或求助等事，这是很有可能的；而雪芹母马氏与曹佳氏应是以姑嫂关系相称，亦有此可能；曹頫妻则远了一点。总之，比较有可能的是曹頫(待考)和曹雪芹(雍正十年，雪芹已十八岁(当无不去之情理)，还有就是雪芹祖母李氏。另外，也不排除得力仆人。
反过来说，雪芹姑母曹佳氏(雍正四年，纳尔苏被革爵，“不许出门”)及子福彭、福秀、福静等，从亲族情理讲，亦不无去蒜市口看望雪芹一家的可能。
以上均因匮乏史料，只是推测，但我这个推测，自觉尚不无一定道理。
乾嘉时代裕瑞的《枣窗闲笔》(署思元斋著)记云：“其(指雪芹)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裕瑞的记述虽很笼统，但符合事实，可为参证。
纳尔苏夫妇有七子，其中曹佳氏生四子，即长子福彭，康熙四十七年(1708)生；四子福秀，康熙四十九年(1710)生，雍乾间曾任三等侍卫，乾隆六年(1741)因病退，二十年(1755)卒，年四十六；六子福静(靖)，康熙五十三年(1714)生，比曹雪芹大一岁，乾隆间封奉国将军，授三等侍卫，卫，十三年(1748)因病退，二十四年(1759)卒，年四十六；末子福端，雍正八年夭折。
纳尔苏卒于乾隆五年(1740)，雪芹姑母曹佳氏卒年不详(或早于纳尔苏)。
光平郡王府一家，曹雪芹就有亲姑姑，姑父，亲姑表兄弟四人(福端在雪芹一家迁京后不久即死去)。总之，雪芹一家与平郡王府一家，关系绝非乏乏，惟史料极少，难以钩沉。
曹雪芹的大表哥福彭，是几个表兄弟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
福彭比雪芹大七岁。史学家戴逸先生在《曹雪芹与平郡王福彭》(注：载《燕都》1990年1期。) 一文中提出如下的看法：“他(指福彭)英年早慧，才华出众，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曹雪芹和他年龄相差不大，福彭长于曹雪芹六七岁或十余岁(因曹雪芹生年尚无定说)，两人必有来往。除至亲关系外，亦当有惺惺相惜之情。由此推想：曹雪芹思想和性格的某些方面也许受到表哥的影响，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这一推想有相当的合理性。”福彭幼年时即被康熙养育宫中；雍正四年，福彭年仅十九岁，继为平郡王；六年，雍正将福彭选入内廷，与两代皇子们一起读书，其中即有弘历(后继位为乾隆)；九年，雍正任二十五岁的福彭为定边大将军；福彭与弘历关系匪浅，同窗时，弘历称“圆明居士”，而福彭称“如心居士”，乾隆即位前，将自己诗文辑为《乐善堂全集》，卷首即为福彭作序，而福彭当时做为大将军正统兵乌苏里雅苏台。乾隆登基，即召回福彭，任协办总理。但没几年，福彭又退出中枢政权，不过乾隆对福彭仍不薄。十三年，年仅四十一岁的平郡王福彭病死，谕旨“缀朝二日”，谥曰“敏”，曹雪芹三十四岁。后福彭长子庆宁袭爵。
平郡王府在石驸马大街的西口内路北，今已改称新文化街。雪芹姑夫纳尔苏的祖上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克勤郡王岳托，到纳尔苏的父亲纳尔福袭爵时，封为平郡王，至乾隆四十三年福秀子庆恒袭爵时又改回为克勤郡王。笔者自幼年便住在附近，后又同老友赵洛、顾平旦兄和冯其庸先生分别考察过，我自己也乘地利之便去两次拍照。因介绍平郡王府的文章已有(注：如赵洛《宝地》189页， 《红学散论》193页 (平郡王府一文为顾平旦撰)，我拍的照片见《红学散论》图版九，冯其庸先生拍照片见《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此处不再赘述。现克勤郡王府(平郡王府)已属文物保护单位。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现该府遗址的前边是新文化街第二小学，而后边则是幼儿园，属后边保存完整。我五十年代时进去过，前边也完整；改为小学校后，街门改，进门后也已辟为操场了。该府原址形貌，《乾隆京城全图》绘之，王府颇为精整(注：复制图可见赵洛、平旦二兄文章内。)。
曹雪芹还有位二姑，名已难考，为雪芹父曹顒之妹。这位二姑，也奉旨嫁与一位“皇上左右”的某侍卫(注：曹寅奏折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资料》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八日折。)。康熙四十八年(1709)，曹寅奏折云：“再梁九功传旨。伏蒙圣谕谆切，臣钦此钦遵。臣愚以为皇上左右侍卫，朝夕出入，住家恐其稍远，拟于东华门外，置房移居臣婿，并置庄田奴仆，为永远之计。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兴言及此，皆蒙主恩浩荡所至，不胜感激涕零。”
雪芹这位二姑及姑父，曾移住在东华门外。据萧爽《永宪录续编》记：“寅……二女皆为王妃。”则这位侍卫，如同福彭一样，后来也袭了王爵。遗憾的是，雪芹这位二姑父，不仅姓名待考，关系也尚无蛛丝马迹可循。雪芹这位二姑是否生子，更是无从考起。这位二姑父的为人如何也是个迷。从情理讲，雪芹的二姑及姑父，对回京后的曹家也似应有往来和给予照顾；但是却又实在是难以推实。 除上述外，另有一位显赫人物也很值得探索，他就是傅恒。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十六回，侧批中提到了“文忠公之嬷。”《红楼梦大辞典》(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版。) 我负责编写“脂砚斋评”一栏，对“文忠公之嬷”这一辞条，我是如下解说的：“《红楼梦》第十六回，写贾琏乳母赵嬷嬷听说皇上准许后妃省亲，便说道：‘……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庚辰本在句末有朱笔侧批五字：‘文忠公之嬷。’清代乾隆时谥‘文忠’的，只有傅恒，傅恒之姐嫁乾隆为孝贤纯皇后。‘文忠公之嬷’指的是赵嬷嬷，意即赵嬷嬷所说的话，实为傅恒乳母的口气；赵嬷嬷即如‘文忠公之嬷’，但并非就是。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认为：‘……文忠公之嬷，显然指的不是‘大小姐’元春，因为‘嬷’不等于‘母’，所指仍该是赵嬷嬷，不过比传抄地位稍误而已。乳母的来源，往往是外家或亲戚，则此批盖谓‘赵嬷嬷’为来自傅恒家之嬷。’另参见有关曹雪芹家世条目。”
我的意思是，仅凭五个字的侧批，很难断定赵嬷嬷即是“文忠公之嬷”；但我也引了周先生的意见：“则此批盖谓‘赵嬷嬷’为来自傅恒家之嬷。”周先生是将傅恒列入曹家“姻戚”的(注：周汝昌先生意见详见《红楼梦新证》105页至109页。)。我之所以不能断定，一是尚考证不出傅恒与曹家有什么姻戚关系，仅凭五字侧批是难以为据的；二是《批本随园诗话》卷上有一条批云：“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皇后、王妃之说当指元春和探春，但元春并非为皇后，也大不过是皇妃，探春远适，六十三回也仅是暗示而已。此批与《红楼梦》有不合之处，或属于当时附会之说。但傅恒之姐确是乾隆的皇后，若与“文忠公之嬷”批语联系起来看，似乎又有马迹蛛丝可探寻。而主要的是这五字侧批很关键，但又很突兀，耐人思索：批者是谁？
傅恒(？—1770)，姓富察氏，号春和。甚为乾隆倚重，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会典馆总裁，一等公。后画功臣百人像于紫光阁，他居首位。他与曹雪芹大体同一时代，但与曹家究竟有否姻戚关系，还是另有其他关系，仍然待考。但是他的侄辈却与曹雪芹或他的《红楼梦》有关系，且留下了史料。估将傅恒列入此节，有关内容留待后文再述。
曹雪芹一家，在北京还有曹家本族的亲戚，也需再要说一说。司参见本书第一章二节中《曹雪芹家族关系表》及第一节中诸表。
雪芹的叔祖曹宣，字子犹，是祖父曹寅的亲弟弟，生于康熙二年(1662)(注：亦有可能生于康熙元年，仅相差一年，本文不详辨。)，比祖父小四岁。“宣”字因避玄烨的“玄”字音讳，档案中又称他为荃，所以曹宣、曹荃实为同一人。雪芹曾祖父曹玺调任江宁织造时，曾将寅、宣兄弟二人带到江宁。
曹宣生前曾任过侍卫、管册府(管理内庭典籍)、物林达(司库)等。兄曹寅承袭父职，并数典巡盐，为三品通政使，圣眷甚隆，生前身后声名颇振。尤侗虽称曹宣有“妙才”(注：见尤侗《曹太夫人六十寿序》。)，比起乃兄来，却是天差地别。曹宣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11)。宣有四子，多曾由伯父曹寅带往江南抚养，曹寅《栋亭集》中不止一次提到，其他史料、档案亦言及。可见曹寅之苦心。
问题出在雪芹这位叔祖与祖父关系不和。有人曾考证过不和的原因(注：朱淡文《曹寅小考》，载《红楼梦学刊》1982年3辑。)， 条分缕所，引征颇详，本文不具述。关系不和，在当时不仅寅、宣兄弟的亲朋友好知道，甚至恐怕连康熙皇帝也知道。雪芹祖父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病故后，父曹顒于同年补放江宁织造，五十四年顒又病故，谁再袭职？为此，康熙也颇费了脑筋。本年正月，内务府折中有康熙谕旨：“……曹顒自幼联看其长成，此子甚可惜！朕在差使内务府包衣之子内，无一人及得他，查其可以办事，亦能执笔编撰，是有文武才的人，在织造上极细心紧慎，朕甚期望。其祖其父，亦曾诚勤。今其(家)业设(若)迁移，则立致分毁。现李煦在此，著内务府大臣等询问李煦，以曹荃(宣)之子内必须能养曹顒之母如生母者，才好。原伊兄弟亦不和，若遣不和者为子，反愈恶劣。尔等宜详细查选，钦此。”折中又云：“本日据李煦禀称；奉旨问我曹荃之子谁佳，我奏曹荃第四子曹頫佳，可为曹寅之妻养子。奉旨：好，钦此等因。查曹顒之母不在此处，臣等向曹顒家人罗汉询问曹荃之子，尔主人应选何人？据称曹荃之子曹頫忠厚，是母慈子孝，我主人以为养子都好等情。……因查曹荃诸子中，惟曹頫可为曹寅妻之子，请补官主事，袭江宁织造之缺。为此缮折谨奏请旨。内务府大臣兼工部尚书赫奕、署内务府大臣兼中录章京马齐等谨奏。奉旨：依议，钦此。”
可知，因寅、宣兄弟不和，在承嗣问题上，康熙也很谨慎慎。另，康熙的谕旨中所云：“原伊兄弟亦不知，若遣不和者为子，反愈恶劣。”这句话颇为笼统，似指寅、宣兄弟，又似指曹宣的四个儿子，他们互相之间似乎即不和。曹寅在《栋亭集》中提到宣二子曹鲉(乳名骥儿)“骥儿新戴虎头盔”，并有《途次示侄骥》五律三首。曹寅对弟弟的孩子看来都很喜爱。但《栋亭集》中也有“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之诗句，这已在诗中明确表示对于弟宣之子并非是不分轩轾，而是公开褒扬三子曹颜、四子曹頫。
承嗣为寅子，以维护曹寅江南若大的家业不致分毁，并继任江宁织造，补官主事(后升员外郎)，这恐怕是曹宣的几个儿子都想过继的。因为曹寅卒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子顒于五十二年二月莅任，而于五十三年底(至迟不过五十四年正月)即病故，在任不过两年。曹寅所创下的基业、在江南的声名，江宁织造一职的地位，对曹寅的几个儿子来说，过继为曹寅子，岂不是好事。
但是康熙知道曹家的事，而曹寅大舅李煦(苏州织造)也正好在北京，李煦岂不详知曹家的内情？故康熙命内务府大臣询问李煦，李煦则明奏：“我奏曹荃第四子曹頫佳，可为曹寅之妻养子。”于是曹宣最小的儿子曹頫过继为曹寅子，袭职江宁织造。按，曹宣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曹頫至迟生于四十二年(或四十三年)，若按是年生，頫承桃袭职时为五十四年，虚岁十三岁，虽然是年三月曹頫上折中自称“黄口无知”，但十三岁还未到成童之年。《礼记·内则》云：“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刘允济诗《经庐岳想洛川有作》：“礼乐富垂髫，诗书成舞勺。”舞勺学文，舞象学武，年十五为成童。故我前亦推论曹頫生年大概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承嗣时较大可能为十六岁。康熙五十七年六月，曹頫奏请安折，康熙批云：“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这是又三年的御批，仍称曹頫为无知小孩，如我前推不谬，则曹頫年十九，未到弱冠(按，指二十岁)之年。从这条御批看，康熙对曹頫既嘱“所关非细”，而从后两句看，老主子对小奴才的态度又颇亲切。总的说，曹頫在康熙年间，任职江宁织造是平安无事的(当然也不是没有告曹頫的，但并没有动摇他的职务)，曹家也依然维持着祖先创下的基业。
从血缘关系讲，曹頫有亲兄长三人，即长兄曹顺，约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次兄曹鲉，约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兄曹颜，约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588)。(注：均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等同志的《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载《历史档案》1983年1期。) 这三人均为曹雪芹的堂伯父(曹顺生年存疑)。
曹雪芹的这几位堂伯父与叔父曹頫，兄弟四人，关系不和，这亲兄弟四人关系不和究竟内情是怎么回事，虽有人探考过原因，但其中也有难以令人信服之处，不过，关系不和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否则，为什么康熙谕旨中突出强调：“……若遣不和者为子，反愈恶劣。尔等亦详细查选，钦此。”但是不是四兄弟间彼此均不和呢，尚未有史料可以索探。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新材料(见前引)，曹宣的四个儿子中，长子曹顺大次子曹鲉八岁，曹鲉大三子曹颜两岁，曹颜大四子曹頫十七岁(此点存疑)。曹顺要比曹鲉大二十三岁(或二十二岁)，曹鲉也要比曹頫大十四岁(或十三岁，)。曹頫与三位兄长的年龄相差太大。康熙五十四年曹頫过继为曹寅子之前，康熙已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不和，那么，曹頫当时年龄过不了十三岁(舞勺之年)，尚未成童。按理说，曹頫的三位兄长之间的不和应是明显的，因为他们三人早都成人，连曹鲉也于康熙五十年已任职宁寿宫茶房，而曹頫当时不过才十二岁。三位兄长如何会与这位年幼的小弟弟不和呢？
但是，曹家的事情，远非那么简单。这不和的根源，要追溯到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叔祖曹宣，曹寅是一脉单传至孙雪芹，而曹宣有四个儿子。从曹寅的《栋亭集》中有夸奖曹宣二子曹鲉的诗有指出“成材”在三子曹颜、四子曹頫的诗，诗题为：《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载《栋亭诗别集》卷四。辛卯为康熙五十年(1711)，珍儿为曹寅幼子，殇于是年，第一首为：“老不禁愁病，尤难断爱根。极言生有数，谁谓死无恩。拭泪知吾过，开缄觅字昏。零丁摧亚子，孤弱例寒门。”此诗可证珍儿为曹頫之弟，曹寅这一支确是“零丁”、“孤弱”。第二首为“兼示四侄：“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承家望犹子，努力作奇男。经易谈何易，程朱理必探。殷勤慰衰朽，素发满朝簪。”第三首则为“寄西轩诸友”。此西轩非真州，即仪征之西轩，(按，有认为西轩只在江宁，愚以为漏了另一处)(注：从曹寅诗“骥儿新戴虎头盔”看，曹頫二哥曹鲉(骥)很小便由伯父曹寅抚养。曹頫当亦很小。三哥曹颜或亦如是。)，乃曹寅江宁织造府中的西轩，这是因为珍儿殇于江宁，应是没有疑问的。
这组诗作于1711年中历三月二十六日，从诗题看，此时曹寅不在江宁织造署(珍儿殇于江宁家中，所以诗题中有“闻”字，也不在仪征(诗题中有“寄”西轩诸友)，那么曹寅当时在扬州，正在催征亏空，这有其他史料可佐证。
曹寅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初秋，自编刻《栋亭诗钞》八卷，其中收有本年所作诗，但是却没有将作于前一年的这三首组诗收进去，“不欲付梓”。寅殁后不久，其门人郭振基等又“网罗搜辑”，刻别集四卷，词二卷，文一卷，成于1713年。这组诗正收入在《栋亭诗钞别集》。曹寅生前所刻《栋亭诗钞》，是自己选订的，其删下来的则“命小胥钞录藏诸箧衍”，曹寅故有“披砂砾而检晶荧”之意，但个别的诗作是否另有别情呢？我所指的即为这首组诗，尤其是组诗中的第二首。
组诗三首互相是有关联的，上引了前二首，我们不妨再看第三首，当可知其中的关联：“聋耸双荷异，凄迷复此晨。那堪无事老，长做不情人。薄福书囊远，偷生药里亲。磋跎非一致，丰啬恐难论。”从情调看亦是很伤感的。三首均忍恸珍儿殇感而作。此三首组诗，曹寅生前未编入集中，借用乾隆堂兄弟私昉对《红楼梦》评语中的一句话：“……恐其中有碍语也。”曹寅另一首《吊亡》亦未编入《栋亭诗钞》中，也是门人补入《别集》中，那是另有隐情。而这组诗，依拙见，“碍语”当出在第二首上。首先题目中有“兼示四侄”，四侄是指亡弟宣的四个儿子吗？不是，而是专“示”第四侄曹頫。当时曹頫十岁，年幼，父曹宣已故去七年，所以曹頫被伯父曹寅抚养于江宁织造府。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十九日，曹頫奏折中云：“……窃奴才自动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可为佐证。曹頫当时在江宁。且诗题“寄西轩诸友”，西轩也在江宁织造府内。因此，“兼示四侄”，即指曹頫无疑。第二首是写给曹頫的，诗中首联即明显指出：“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而在此诗之后一月，宣三子曹颜即被录取为宁寿宫茶房。曹寅对弟弟曹宣的四个儿子当然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诗中明确道出能成材者在三侄、四侄。宣子兄弟之间本就不和，曹寅的这首诗不啻是火上添油吗？而不和因素中，是不是也有曹寅对四个侄子的亲疏有关呢？我看有此可能。从《栋亭集》中，有夸奖二、三、四侄的诗；唯没有写曹宣长子曹顺的诗。曹寅虽都给三个侄子(曹頫尚未出生)捐了监生，那恐怕也主要是考虑与弟曹宣的关系。而《栋亭集》未载的曹氏家族内情，恐怕还要复杂。
曹頫是由京中南下继任江宁织造的。他又何时离开江宁北上入京呢？这当是曹寅病故之后，康熙五十三年冬李煦、曹顒带同曹頫一同进京。继曹顒病故后，曹寅一支后嗣无人(雪芹尚未出生)。康熙亲命由曹荃(宣)诸子中挑选一个“必须能养曹顒之母如生母者，才好。原伊兄弟亦不和，若遣不和者为子，反愈恶劣。尔等宜详细查选，钦此”，并让内务府大臣等询问正在京中的李煦，其实李煦心中早已经对曹家内情有数，立奏“曹頫佳，可为曹寅之妻养子”。曹顒的家人罗汉亦说“曹頫忠厚，是母慈子孝”承祧继任之事就这样定下来。
这是件曹家的大事，结果是十五、六岁“黄口无知”的曹頫过继为曹寅子，并且接任了江宁织造一职，并即补官主事。这对曹頫来讲，确是天高地厚的洪恩。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曹頫蒙此旷典奇恩，自是激切感戴之至，但是，也就此激起了三位兄长与他的不和。终康熙之世，曹頫总算平安；雍正即位，曹頫的霉运就接二连三地来了，终致抄家、枷号，全家回京。
上面较多探析了曹氏一族的复杂关系和雪芹几位堂叔伯的情况。因为曹宣这一支是雪芹的本族，未出五福，加以祖父曹寅又从小抚养过几位堂叔伯，堂叔父曹頫又承嗣为祖父寅子。按理讲，曹氏这两支的子孙，关系应是较密切的。虽然雪芹一家进京后，两支的关系尚不清楚，但不和的种子却早已种下了。
雪芹在京中还另有一门曹家本族的亲戚，论关系则要更远一辈，但也有必要简述一下。雪芹高祖曹振彦有子二人，长曹玺，次曹尔正(曹鼎)，尔正子曹宜，宜子曹颀。曹颀与雪芹父曹顒、叔父曹頫为平辈，雪芹称颀为堂伯父，但这位堂伯父是否名颀，仍尚待考。《五庆堂谱》载颀为宜子，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诰授武义都尉。《八旗画录》亦载为宜子。《八旗氏族通谱》亦载颀为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但内务府奏折中又两次提到曹颀为茶房总领，而《栋亭集》中又有《喜三侄颀能画长干为题四绝句》，诗中小注提到子犹(曹宣字)，宣三子曹颜确曾录取为宁寿宫茶房。曹颀到底为谁之子，尚难确定，今估从前者，为曹宜之子。雍正三年传旨赏曹颀烧洒胡同房一所，五年赐御笔纸“福”字一张。据内务府折，曹颀卒于雍正十一年。其子嗣不详。
曹雪芹一家在北京的姻戚，以及亲情的关系谨做如上的介绍和探考，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比如苏州织造李煦一家，与曹家是福祸与共的亲戚，雍正二年被抄，李家仆人217名 除年羹尧拣取外，余者在崇文门变卖，李煦一家十口，雍正五年李煦被流放，而其余九口呢？是被变卖(也在崇文门)？还是遣回北京？还是风流人散？仍然是个迷？有对此探讨者，但史料匮乏，难以登堂窥室，得见李家败落后的具体情况。但以曹、李二家的关系而言，很有必要探讨。乾隆登基，李煦已早死。李煦的子孙同时获罪，是因李煦而引起的，此时或稍后，其子孙或可能恢复自由之身，那么雪芹一家在京中的姻戚中，当有李煦的后人，或李煦的后人仍有流落南方者。
家祸重遭
这一节我想对任何一位研究“红学”或“曹学”的学者、专家，都会感到非常难写。事实也确实如此。道理也很简单，即乾隆初年以后有关曹家的直接史料，甚或迁涉曹家的史料几乎是空白。令研究者难以下笔，难以考证和推论曹家到北京后，又因什么原因而再次遇祸，致而“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乾隆初以后，雪芹一家何以彻底败落，就象舞台上拉了大幕，观众不知曹家人为何不出场了，而雪芹也是后来才隐约露面的。但我写本书，这一节是绝然绕不过去，也逃不过去的。
我们先看一看有关曹家的直接史料。
《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注：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是专门研究本谱的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于顺治十八年重修，历经乾隆朝，至同治十三年左近重修，所以谱名有“重修”二字。
这部《五庆堂谱》以曹良臣为始祖(一世)，二世曹俊下分五房，即昇、仁、礼、智、信。本书所说的曹氏一支，谱中记为三世四房曹智之后，又“因际播迁谱失莫记”而中隔五世而至九世曹锡远、十世曹振彦；十一世分支曹玺及弟曹尔正(另谱名鼎)；十二世曹玺子分支为曹寅及弟曹宣；曹尔正子曹宜；十三世寅长子顒，次子頫。谱中“顒”字左行下记：“寅长子内务府郎中督理江南织造诰授中宪大夫生子天佑。”“頫”字左行下记：“寅次子内务府员外郎督理江南织造诰授朝议大夫。”另十三世宜子“颀”左行下记：“宜子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诰授武义都尉。”十四世天佑，下记：“顒子官州同。”关于四房曹智这一支传至十四世曹天佑而止。
此谱何以名为《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五庆堂”是何意？冯其庸先生说：“原来曹俊(笔者按，即三房)的第三个儿子叫曹礼，曹礼的第十二代孙(如以曹良臣算起，则为十四代)叫曹继祥，继祥的儿子叫清保。此人曾做过九江镇总兵等官，他一生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为敌，最后于咸丰三年被农民起义军打伤身死在江西南昌。他有五个儿子，长曰惠庆，次曰溥庆，三曰荣庆，四曰积庆，五曰裕庆。所以取名为‘五庆堂’。……可知‘五庆堂’的取名，大概是在咸丰时期。又据谱文提到同治八年的事实，联系此谱卷首转录的同治十三年衍圣公孔祥珂的题词，可见五庆堂重修此谱(也就是最后一次重修)，大概是在同治八年到十三年之间。”(注：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是专门研究本谱的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由此，我们不难明了这部《五庆堂谱》以三房曹礼以下记述最为详尽，“五庆”已到十六世。而其他四房如一房泰到十四世，其中八世“名失莫记”；二世俊至十二世，但四世至七世“因际播迁谱失莫记”，四房智(雪芹一支之祖)到十四世天佑，上有三世至八世也“因际播迁谱失莫记”，五房信到十六世，但“并九世因播迁谱失名俱莫记”。所以，这部曹氏宗谱何以名为“五庆堂”，何以三房记述详尽，就很明白了。
虽则如此，但我仍然对此谱的真实性是肯定的，这里不细说。
但遗憾的是，四房至顒子天佑而止，宣子也止于曹頫，另一支于宜子曹颀而止。再往下没有了。
而我们本节要考察的正是曹頫和曹雪芹这两辈人，谱中曹宣以下只有曹頫，而頫的三个兄长亦皆没有记载。本书第三节我已认证此谱中曹天佑即曹雪芹，此处不赘。
《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是现今唯一的一部有关曹氏的宗谱。
另有一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或简称《氏族通谱》，是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命修(本年八月雍正卒，乾隆未改年号)，乾隆九年(1744)十一月刊成。这部《氏族通谱》所收的年限或当于乾隆八年以前，也即1743年以前。其中有关曹家的记载也极少。如本谱云：“曹頫：原任员外郎。”另：“曹天祐，现任州同。”至曹天祐以下没有了，但这部《氏族通谱》刊于乾隆初年，曹頫及曹天祐均在世，且又是乾隆钦命，并亲写序文，应是较可靠的。
关于曹頫和曹天佑，两谱记载有大略相同之处。即曹頫任员外郎，曹天祐官州同。不同之处是《五庆堂谱》记頫为“寅次子”，“督理江南织造”，“诰授朝议大夫”，《氏族通谱》则记：“原任员外郎。”曹天佑，《氏族通谱》记“曹天祐”“现任州同”(以上墨点均笔者加)，并误记为“元孙”。
《五庆堂谱》曾重修过，而且不只一次，重修时参照之一，我认为极可能有乾隆初钦命而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冯其庸同志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39页：天佑 顒子，官州同。下有按语云：“《五庆堂谱》正本此两行字墨色稍淡，与前面的墨色和笔迹不同，似为后来添补。又“顒”字此处两本(按，指此谱的正、副本)均未避讳。”我补充一点，即“顒子，官州同”并未按谱例左移一行，而是直书“天佑”之下，又原谱十五世改为十四世，这均为添补的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二谱均言天佑(祐)为顒子，官州同，而《氏族通谱》又指出“现任州同”，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氏族通谱》所修刊的年代是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九年(1744)，如按前边所云修谱止于乾隆八年前，此时正是曹頫获免，曹雪芹也正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即弱冠、而立之间。毫无疑问，“现任州同”，正是在这个时间内。 据两谱载，曹雪芹曾任过州同，《氏族通谱》又明记是在乾隆初。我们探讨一下雪芹任州同的情况。清制设府、州、县，如京畿一带，自顺治定都北京，即置顺天府，顺天府所属各州统称为直隶州；另，顺治间将辽阳府(即盛京)改为奉天府。顺、奉二府不同于一般的府。此外的府，相当于省，府的长官为知府。府下设州，州有直隶州与散州，州的长官为知州，前者为正五品，后者为从五品。辅助知州的佐贰官有州同、州判，前者为从六品，后者为从七品。州同、州判分掌钱粮、水利等等。现在我们不清楚的是曹雪芹任何处的州同，是直隶州，还是其他散州？不过我们如前述，曹雪芹大致在乾隆初年到八年之前是任过从六品的州同。如果曹雪芹是“现任州同”那他这段时间就可能不在北京，问题是不确知任职时间多长(州同不同恩荫)。
从前面所述，曹頫在乾隆即位初，即被宽免。曹雪芹一家，在一些亲友如纳尔苏及子福彭、福静及雪芹二姑父(此时已当王子，也可能有所帮助)还有傅鼐等亲友的帮衬下，京中留给曹家的一点祖业如典地和当铺等，也有一定收入。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曹家比起雍正六年抄家后的生活，又有复苏的兆头。当然，曹家永远不会有江南的那种日子了。
曹頫这时四十岁左右，虽被宽免，但是否又被起用了呢？有认为曹頫于乾隆初被起复为员外郎，此说待考。因《五庆堂谱》载：“頫 寅次子内务府员外郎督理江南织造，诰授朝议大夫。”一、“内务府员外郎督理江南织造”，这句是连在一起的；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亦证“原任员外郎”，而雪芹现任州同。或曹頫继江宁织造时补官主事，后递升员外郎，亦有此可能。又，《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提到“曹頫升任江宁织造郎中”，《氏族通谱》载“曹顒，原任郎中”。《五庆堂谱》亦载曹顒为“内务府郎中，诰授中宪大夫”，曹頫先补官主事，继任织造的。按清制，主事为正六品，员外郎从五品，郎中为正五品，可能頫任织造时，后递升为郎中。《氏族通谱》载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为正三品。
《五庆堂谱》所载，頫“诰授朝议大夫”，颇令人难解。除这个谱外，没有其他佐证。另外，頫何以会受到皇帝的诰授？而且清制正五品以上才能由皇帝诰授，而《氏族通谱》却又未载？如设想《五庆堂谱》不误的活，那只可能是在康熙末年曹頫升任郎中之后。到雍正六年曹頫被枷号，诰封也被撤消。此前不久，江宁织造已被撤职，家也被抄了。乾隆间当是不会的了，因为《氏族通谱》未载。且后来他可能成为“废人”，据庚辰本十七、十八回正文有一段：“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有一则夹批：“批书人领至(过)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姐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此条如为曹頫所批，先姐当指嫁平郡王纳尔苏的曹佳氏，曹寅之长女。《五庆堂谱》是家谱，曹頫如确曾诰授，虽后又被撤封，但也会写上去的。估仅据谱载而做此推想。但我还是有点存疑。不然，则所载或当有误(注：如果曹頫死后诰封，以曹家遭遇来看，似说不通，亦无线索可寻，仍是存疑。)。
总之，乾隆初年，雪芹一家由曹頫的宽免获释，总算全家无事了；由亲友的帮助及京中的家业，生活也较宽裕了；雪芹的出仕，也为曹家的“前程”，带来一线光明。此时的曹家，似乎又感觉到阴霾一扫，雨过天睛，重又萌发了兴旺的景象。当然这个景象是比不上江南时了。
但是，曹雪芹一家的幸遇，好景不长，像是回光返照一样，乾隆初年这一段不久，曹氏家族突然从史料中，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雪芹任官从六品的州同，以后也不见下文。到雪芹再从新露面时，则是从他的好朋友敦敏、敦诚兄弟的集子中获知。
敦诚(1734—1792)，敦敏胞弟，早慧，五岁入家塾，十一岁进右翼宗学。有诗文才。著有《四松堂集》，是敦诚故后由其兄敦敏、弟桂圃整理作序刊刻的。另有抄本《四松堂诗抄》一册，保存在刊刻本未收入的十五题三十九首。另外还有抄本《鹪鹩庵杂志》存以上两本所无诗二十九题，以类分，无系年。兄敦敏(1729—1796？)著有《懋斋诗钞》。关于二敦诗中题到曹雪芹的有多首，都是研究曹雪芹的珍贵资料。为便于推考，现先引敦诚《寄怀曹雪芹霑》一首，全诗如下：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觉， 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 且著临邛犊鼻禈。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上“四”，下“離”)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时余在喜峰口劝君莫弹食容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这首诗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这是雪芹朋友中写雪芹身世、为人比较全面的一首。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 西窗剪烛风雨昏”，记述了雪芹再次露面时，已是在“虎门”了。
我们先说一说“虎门”。自从敦诚的这首诗被现后，引起学界的重视，其中对“虎门”一词的考解，又经历了一个过程。先是不知“虎门”何解，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注：胡适此文最早发表于1921年，后收入《胡适文存》。)，后又有据李卓吾《读杨升庵集》卷十九页“虎门”条：“蔡邕《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今之祭酒也。汉曰虎观，取此义。’则可指官学国子监，但此说与清制不合，被否定，并另据《周礼·地官》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等，解虎门可以指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认为敦诚与雪芹当年同为侍卫，如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1953年版)。后1957年吴恩裕先生据《八旗文经》载果毅亲王允礼的《宗学记》等，考出“虎门”是右翼宗学，又据《宸垣志略》载，认为在宣武门里的绒线胡同。1964年周汝昌先生另据《京师坊巷志稿》，指出右翼宗学在西单牌楼以北的石虎胡同。“虎门”一词经过学人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探索，终于考出“虎门”即右翼宗学，敦诚诗中的“虎门”，当时在石虎胡同。
简述如上，是为说明“虎门”一词的重要，及敦诚诗句“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的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曹雪芹在北京一段重要的生活经历。如考证不确凿，则众说纷云难以搞清曹雪芹这段时间的真实情况。
石虎胡同今尚在，右翼宗学的遗址也还保留。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说几句。因为右翼宗学是雪芹后又现身的确凿根据。
石虎胡同是一条不长的胡同，位于西单北路东，紧靠华威大厦(西单购物中心)，右翼宗学遗址则在胡同内不远路北，现今华威大厦之后。在华威大厦刚施工时，即传出右翼宗学遗址将被拆除的消息，一时学界等有关人士纷纷呼吁，并在报纸刊登文章。最后，总算保留下来了，并且将大门油漆一新，又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这使笔者很有感慨。且不谈右翼宗学的前身与沿革，就年代谈，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就规模看，可比得上北京一些有名的王府；民国初年为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所居，后为松坡图书馆及蒙藏学校，再后为民族学院附中。因此它一直保存基本完整；它又是确证曹雪芹与好友“西窗剪烛““高谈雄辩”的地方。仅就这几点看，它几乎要被拆毁，这难道不令人感慨吗；如今得以保存，真是幸甚！
《红楼梦大辞典》言敦诚“十五岁进右翼宗学读书”(注：《红楼梦大辞典·作者家世交游》“敦诚”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台湾高阳先生(许晏骈)言“乾隆九年敦诚入右翼宗学”(注：《高阳说曹雪芹》，90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3月版。)， 乾隆九年为1744年，敦诚十一虚岁，周汝昌先生言“敦诚从十一岁(乾隆九年)进宗学读书”(注：周汝昌《曹雪芹小传》，120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4月版。)。 根据敦诚胞兄敦敏(长敦诚五岁)的《敬亭小传》(载《四松堂集》)开头有一段云：“敬亭，余仲弟也。名敦诚，别号松堂。生而秀异，性灵警，素为严慈所钟爱。五岁入家塾，即解诵读。十一入宗学，执经问难，为师长所期许，十三随余从叔父月山公学……乾隆戊辰，弟年十五，出继先九叔祖定庵公已故子讳宁仁为嗣……乙亥二十二宗学岁试考入优等。”(墨点笔者加)另外，《四松堂集》卷二《感怀十首》第一首《世父拙庵公》第一句“东山丝竹尝教育”下有小注：“记戊辰己巳间，余年十五六，每归自宗黉(墨点笔者加)，伯父便来召，家优歌舞，使预末座，回忆卅余年事矣。”二敦之言应不误，则我认为敦诚曾两入宗学，第一次十一岁，第二次十五岁。这一情况不应忽略。 “当时虎门数晨夕”，“当时”是什么时候？不会是敦诚第一次入宗学。敦诚虽早慧，但毕竟年龄太小，况雪芹比敦诚大十九岁，“数晨夕”当是敦诚自己所说“余年十五六”的时候，这个时间为乾隆十三年(1748)。
敦敏比敦诚大五岁，敦诚十一岁入宗学的时候，十六岁的哥哥敦敏也有可能入了宗学，并可能认识了雪芹。如是，则雪芹与敦氏兄弟相识于宗学，或在乾隆九年(17744)。 不过要说明这是我的一个推想。因为乾隆九年，也即公历1744年，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值得注意的一个年份。《红楼梦》也即又名《石头记》，流传下来的早期各抄本中，有一抄本一般称之为“甲戍本”，甲戍本是“甲戍抄阅再评本”的简称，现存此本虽是原底本的过录本，但确有一“甲成本”是不可否认的。甲戍为乾隆十九年，即公历1754年。该本首页首行顶格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值得注意的是该本不仅有其他抄本所无的“凡例”，而且还有其他各本所无的一首七言诗，兹抄录如下：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我这里着重指出的是最后一句“十年辛苦不寻常”。甲戍为1754年，如果据此诗而上溯十年，正是1744年(乾隆九年)，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年代(但题脂砚斋重评)。
我之所以如前所说是我的一个推想，是因为乾隆八年或七年之前，雪芹官任州同，他的一家正呈复苏之景象，何以在乾隆九年开始写起《红楼梦》来。这之间，曹家必有重大变故，雪芹州同之任如被罢掉(或辞官)，则他有可能到右翼宗学谋个差事。但我之所以说是我的推想，是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无可以征信的史料，来考知雪芹具体是何时到右翼宗学，并与敦氏兄弟交往的。我的这一推想，聊供参考或探讨吧。
因为，敦诚十五岁再次入宗学，与雪芹有“数晨夕”的交往，毕竟还有敦氏兄弟的诗文可供参考。这时是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如此，那么乾隆七、八年至迟到乾隆十三年之间，雪芹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呢。这期间几乎是一段空白，学界有对此努力做了不同的探考，也有研究曹雪芹者，略过此段极为重要的“空白”。当然，这段空白太难以探考，因为可以说迄今难以找出直接有关曹家这一时期的史料，哪怕是一两条。而雪芹，从任州同到右翼宗学之间，亦可以说是空白，颇难索探。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有研究者认为曹天祐(“祐”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不是曹霑(雪芹是后来起的)。雪芹生年除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说外，还有康熙五十年(1711)(注：《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 吴新雷文章见该书70至90页。)、雍正二年(1724)(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77页。)、康熙五十八年(1719) 等。我的观点已经明确了，曹天祐即是曹霑，生年为公历1715年，前文中已述及。这里又补述，是因为曹雪芹的年龄，与他这一段的遭遇也是有关的。
对于曹家再次败落的推考文章，迄今不多见(也许笔者寡闻)。首先用力最勤的当属周汝昌先生，见之于《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1739乾隆四年己未》条，首行即云“曹雪芹十六岁，家重遭钜变”。起因是“十月，治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逆谋案”。此案迁涉的有允禄、弘皙、弘升、弘昌、弘皎、弘普等乾隆的堂叔和兄弟行，“同日，平郡王福彭以属下包衣大、披甲人生事，自请议处”。“按起居注册，此条紧接记于上条弘皙一案(所据为内阁《上谕部》)之后，则福彭以包衣大、披甲人生事而自请处分，显与弘皙大案有关”。周汝昌先生在列举案情后，又综述：“余疑曹家之最后惨破，与此一大案有关。此案之主要人物，为胤礽(笔者案，康熙之废太子)、胤祥、胤禄三人之子，曹家与之皆有牵连。如胤礽家，曹寅在时其乳公凌普常往索求银两；胤祥家，则雍正曾明言胤祥甚疼怜曹頫，故交与胤祥照管。至胤禄家，更在早即有曹頫为其茶上人役。再自平郡王之情况考察之，此一大案情既交福彭、讷亲二人审讯，而其后乃改由康亲王、和巴尔图等议奏；尤显者，议事大臣向为福彭、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来保之列名中，自是不复见福彭名字(直至七年十二月始复见)。此必福彭自身之亲戚，属下人等，与此案发生干连。其包衣大、披甲人既有生事之情，若系细故，决不致使一平郡王销声匿迹至数年之久。自此数方面关系观之，曹家于乾隆初元复得小康后，盖即又于本年之大逆案中再遭巨变。”
简言之，周汝昌先生认为，曹家是和这件大案有了牵连，“势不出四年、五年之间，固甚显然矣”。附带说一句，周汝昌先生同时认为乾隆元年“曹頫官内务府员外郎”，这也是他主“中兴”说的一条理由吧。
台湾高阳先生在《横看成岭侧成峰----写在〈曹雪芹别传〉之前》一文中(注：《高阳说曹雪芹》，90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3月版，引文见71、72页。) 提出了另外的见解：
我所要描写的曹雪芹的真面目，也就是《曹雪芹别传》的内容是如此(墨点笔者加)：
及至乾隆即位，福彭内召，复入军机，成为乾隆的心腹，权力仅次于庄亲王胤禄；这因为他们从小亲密、关系特殊之故。当然，曹頫是起复了；而且还升了官，由员外升为郎中，奉派了好些阔差使。境遇优裕的曹雪芹，复成纨诖；但以性之所近，渐渐成了个少年名士。
到了乾隆四年，福彭由于未能消弭一场潜在的政治危机，渐失宠信。乾隆十三年春天，孝贤皇后在德州投水自杀，流言四起，大伤帝德；于是乾隆杀大臣立威，渐有牵连及于福彭之势。积劳加忧烦，福彭在这年冬天，中风不治而薨。
曹家的靠山倒了，谁知祸不单行，第二年正月初五，和亲王府失火(笔者按，和亲王即乾隆同父异母弟弘昼)；祸首曹頫，于是第二次被革职抄家----这一次很惨，因为落井下石的人很多，抄家抄得相当彻底，不但猝不及防，无法稍留退步；而且还有好些债务要料理。
乾隆十五年庚年乡试，曹雪芹捐了个监生下场；如果中举，下一年会试联捷，成了新科进士，则积逋可缓，新债得举，境遇又可改观。无奈曹雪芹最讨厌的就是八股文；结果仅中了一名副榜，等于未中。(曹雪芹中“副榜”，高阳先生另有文专考)
以上仅举两位先生的见解，但大体说可算是一类代表，既曹家的再次败落，仍是因宦场的风云变幻所致。其中前提均是曹頫于乾隆初重被起复，周先生提出起复为内务府员外郎，大概是根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败落时间不出乾隆四、五年；高阳先生则云曹頫不但起复，而且是由员外升为(工部)郎中，这是因为他认为曹頫即《红楼梦》中的贾政，败落“直接因素是工部督修和亲王府不谨失火所致”(注：《高阳说曹雪芹》，90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3月版，81页。)， 时间是乾隆十四年。但败落原因和时间均不同。
《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四辑，刊载了朱淡文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曹氏家族败落原因新说》。该文前边有一段带综述的话，现截引如下：“……我们认为：曹氏家族的败落并非雍正帝一手造成，整个曹氏家族在雍正朝后期(约雍正八、九年)似又复苏。将各方面的材料综合考察，曹氏家族的全面败落当在乾隆六、七年间，其直接原因乃家族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激化，由兄弟不和到彼此告讦、自相残害，并由此而导致了来自皇室的打击，以致造成整个曹氏家族的迅速败落。”这种见解，确实可以称为新说。
该文分四节，即：
一、雍正年间的曹氏家族；二、曹氏家族破败的时间；三、曹氏家族彻底破败的原因；四、余论。为便读者了解，分别做一简述。
从第一节看，作者谈的是整个曹氏大家族。该节的“雍正间曹氏家族成员简表”中所列有曹顺、曹頫、曹宜、曹颀。其中曹顺为曹頫的嫡亲长兄；曹宜则为雪芹曾祖父曹玺弟曹尔正之子，曹颀为曹宜之子。宜、颀一支属玺弟尔正之后，如从尔正算起，这一支至曹頫是第三代，至雪芹已是第四代，故这一支与曹頫、雪芹已不算很近的一支，頫与颀是同一个曾祖父曹振彦之后。所以我说作者谈的是整个曹氏未出五福的大家族，作者所说的基点即在于此。本节的结尾作者说的很清楚：“曹氏家族在雍正年间虽已濒临末世，在外面看来还是烈烈轰轰，一次对其局部(按，指雪芹家被抄，曹頫获罪)的突然打击并不能使它就此解体没落。”
该文第二节主要是根据屈复的一首诗而考证曹氏家族破败的时间。该诗为组诗《消署诗十六首》之十二，组诗有小序，该文作者录如下：
消署诗十六首 吾年二十七出关浪游，今年七十有六矣。凡一粒一丝、寸纸点墨皆赖友朋，然得力者少。癸亥客姑苏，老病酷热，独坐一室，挥汗成雨，长饥可忍而仆怨莫解，作绝句若干首。其人之生死、贵贱、亲疏皆不论，意之所至，在我不在彼也。
曹荔轩织造
荔轩，康熙间织造江宁，颇礼贤下士，当时称之，所著有《楝亭诗集》。
直赠千金赵秋谷，相寻几度杜茶村。
诗书家计俱冰雪，何处飘零有子孙？
作者接云：“据组诗小序，此诗作于乾隆癸亥夏，即乾隆八年，公元一七四三年。”又云：“我们根据《弱水集》所载诗词钩稽互考，得知屈复自雍正十年进京后，一直滞居京师，直至乾隆八年初方始南下。故屈复有亲见曹氏家族全面破败悲惨过程及场面之可能。”作者着重点是屈复诗第四句，同时对曹家当时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因此，如果我们说整个曹氏家族在乾隆六、七年间曾经历了一场‘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巨变，那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该文作者在第三节中开头有一段总结：“在综合考察现有史料之后，我们认为，曹氏家族败落原因应是：家族内部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矛盾复杂尖锐，从兄弟不和发展到招接匪人，彼此告讦、互相残害；由此而引来最高统治者的残酷打击，造成了整个家族的彻底败落。”作者针对这个结论，从四个方面提出论证，其一：曹氏家族的内部矛盾；其二：“脊鸟鹄之悲，棠棣之威”与“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脂砚所认为的雪芹之创作动机；其三：“子孙不肖，招接匪类”----畸笏所认为的曹氏家族败落原因；其四：“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曹雪芹对封建宗法家族败落原因的总结。
吴恩裕先生的《曹雪芹丛考》一书卷四《曹雪芹生平事迹杂考》，杂考颇详，而唯独对曹雪芹家的这一段情况没有有谈，吴文是杂考，但亦有遗憾之感。
笔者陋见，曹家再次败落(而且很彻底)的原因可概括为外因和内因，亦或二者兼有之。由于至今还未发现一条直接迁涉曹家的史料，所以，凡勇于探索雪芹一家此一段史实的海内外学者，多是以迂回的方式，从外围来试图攻破这一迷障，即如朱淡文先生的观点，基本上亦是从小说《红楼梦》和脂评中去挖据、探考。这在未发现有关新史料之前，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实在是太难以攻入了，哪怕是一个缺口也好。
在此，我引一段在国立新加坡大学任教的皮述民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考论集》(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自序中的一段话：
我曾经对红学研究做过一个比喻：曹雪芹和他的批书助手设下了擂台，百余年来打擂台的人不计其数。最早是索引派的高手出阵，但由于完全摸不清对方门路，所以纷纷大败；半个世纪前胡适掌门带领一批人马上台挑战，总算认出了台主所使乃是一路非常复杂的曹家拳法，虽也打中对方几拳，但最终自己露出破绽，还是败下阵来；最近这二、三十年，海内外各门各派，南拳北腿，相继出场，有的野心勃勃，要领教全套七十二路曹家拳法，有的单为破解其某一招某一式而来，虽单独斗，无有不败，但总体的成绩，已非常可观。打擂台的人，有的屡败屡战，有的是踏着别人的血迹前进，这样前仆后继的打法，那擂主以不变应万变的七十二路曹家拳法，迟早会有被全部破解的一天，是可以肯定的。
皮述民先生的比喻很生动，也颇恰当。我写本书，尤其是某些章节，比如本节，就是踏着别人的足迹(恕我改为“足”字)前进。不管是曹雪芹的“迷踪拳”也好，脂批作者及雪芹亲朋的“烟云横糊”派也好，乾隆的独家掌门人也好，也要试着攻一攻，如果战败，也还要“屡战”。
言归正传。
我对曹雪芹一家败落原因的探考，即是在前人史料和今人文章(例如上述)的基础上去做一综合、比斟，而提出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意见。
我们先探考雪芹一家在京中败落的时间。
周汝昌先生云“势不出(乾隆)四年、五年之间”。
高阳先生云福彭死后第二年，即乾隆十四年。朱淡文先生云“曹氏家族在乾隆六、七年间曾经历了一场‘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巨变”。从乾隆四、五年到乾隆十四年，时间不出这十年之内。这个时间范畴，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如果乾隆四年之前，即乾隆即位不出三年，曹家在北京又遭惨败，那真是福祸瞬息间，太快了，而且找不出可寻的痕迹或缘由，事理说不通。如果在乾隆十四年之后，那时雪芹已到右翼宗学(或云正黄旗义学)，而不是官州同了，也说不通。曹頫任江宁织造，开始走上霉运到被枷号，是在雍正元年到六年，五、六年的时间。但曹家在江南时，声势、地位、关系、家产，那是三代人六十年积累下来的，既便有研究者说雍正在争夺皇位后排除异已，曹家牵涉了进去，这是多大的大案，但曹頫及曹家也并未在一两年之内突然全家遭难。曹雪芹一家到北京后，曾经在雍正末到乾隆初又逐渐缓过点儿气来，逐渐复苏(除非否定曹家到北京后又有所复苏)，但也非比当年，败落时间不会达十年，当在这十年之间内，探索出一两年，或两三年的时间。那么，应当是在什么时候呢？
周汝昌先生的“不出四、五年之间”说，其由来是乾隆四年允禄、弘皙等的逆谋案，曹家被迁连进去，同时，平郡王福彭也出了事(但未被议处)。假设周先生之说成立，但这样大的逆谋案，光王室成员就迁涉六、七个，有乾隆之叔允禄，有废太子允礻乃长子弘皙等等，如果说四、五年之间，乾隆忙于处理这些王爷、贝勤及他们的宗族、亲信，时间上说的通，因为四年十二月平郡王福彭等还在审讯此案，乾隆对此案又重新加重定罪。周先生又引《永宪录》卷四一条：“乾隆五年，今上修秋称之制，以饬武备，庄亲王子有密谋，为告密者所觉。今上逮之，方夜半，锢高墙。次日，仍出围以安众心。庄亲王止革禄米而已。盖今上豁达大度，每出巡，不严警跸，……”并云：“此则不知四年之事误记为五年，抑明年事态犹有发展，惜遗档零落，竟不能详。”而若与此案有间接牵连，或稍涉牵连而又非王室家族中者，则恐怕要到乾隆六、七年间，甚或到八年，余波才息。曹家假若与此案有所牵连，则我认为败落时间当为乾隆六年到八年，而并非四年或不出四、五年之间。
高阳先生所指时间更为具体，曹家惨败是在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五。这个时间我认为也值得商榷。曹雪芹一家返回北京后于雍正末年开始复苏，渐趋兴旺达十五年之久，这可不是短时间。而曹頫升为工部员外郎，为正五品，这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五庆堂曹氏宗谱》中均未见记载，前谱止于乾隆九年，如曹頫于乾隆十年至十四年的四、五年间中，由郎中升为员外，但何以不见诸史料(包括笔记、杂记等)，高阳先生本人于此也未提出任何证据，那么他是据何提出的呢？他认为曹頫即贾政(字存周)，根据是《红楼梦》八十五回“贾存周报升郎中任”。时间为什么定在乾隆十四年呢？原来他在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发表过《红楼梦中元妃系影射平郡王福彭考》。另从台湾龚鹏程先生文章(注：《遥指红楼——夜访高阳于〈曹雪芹别传〉发表前》，载《高阳说曹雪芹》76——84页。)中得悉高阳先生的如下看法：
“如今”他(指高阳)从福彭和元妃的关系上，更证明了一百三十回须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第五回提出的‘虎兔相逢大梦归’，到八十六至九十五回始有解答，伏线千里，谁能续得出来呢？不宁惟是，透过后四十回，我们还可以解决曹家归旗以后的生活、红楼梦创作年代，及流传、以及若干脂批的真实意义……等问题。譬如八十五回‘贾存周报升郎中任’，即指曹頫由内务府员外调升为工部郎中。第一回咏英莲诗所说‘佳节须防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甲成本批：‘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又伏后文葫芦庙失火事。’而葫芦庙失火，更有眉批：‘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这便指出曹家召祸之间接因素是福彭死亡，直接因素则是工部督修和亲王府不谨失火所至。
笔者所以详引，唯恐断章取义；引文过长，又与本节所探讨的无关，估先引此一段。高阳先生从《红楼梦》和脂批中探考曹家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