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
李立变幻的风云后面有人，翻卷的波浪后面有事。人们对台湾海峡的关注，无一不是关注相关的人和事。换言之，只有对相关的人和事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了解台海风云变幻的原因，才能清楚波诡云谲的事件的底蕴。唯其如此，对海峡两岸的人和事，不可不察。李立同志的“目击台海风云”，就是了解海峡两岸重大事件及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个窗口。
第1节：老兵想家驾机回大陆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祖国和平统一史册的“华航模式”。
曾经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至今仍常常让人想起，而这一重大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呢？双方具体的谈判经过怎样？恐怕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谜”。为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抖落其厚厚的尘埃，我挖掘了大量的珍贵史实，并多次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他向我介绍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并回忆自己亲自参与处理“华航事件”谈判的这段历史。
老兵想家驾机回大陆
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离开大陆。刚刚18岁的王锡爵也随国民党的空军幼校迁往台湾。王锡爵毕业后，先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驾驶员；1967年，王锡爵转业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在那里担任飞行职务。从大陆到台湾一晃就是37年！
童年的美好记忆，家乡的故土亲人，无时不在他眼前萦绕。他太想家了，想生养自己的父母，想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
王锡爵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从事飞行事业以来，他的飞行时间多达2万小时以上，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王锡爵在台湾成家，生活上比较优越；但是，舒适的生活却难以弥补他思乡的忧愁。每每夜深人静，他常常不能入眠，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有时，他刚刚入睡，却又被噩梦惊醒。躺在床上，他盘算着，父母若还在世，也该有80来岁了。他是不是还安康？他们是不是也在呼唤着这个远离家乡的、不孝的儿子？人生是这样的短暂，看目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两岸是那样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有生之年，他还能不能见到高堂？年迈的双亲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他的心头。
1986年5月3日，56岁的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王锡爵任机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他们3人以前常在一个机组执行飞行任务，互相之间配合得都不错。
中午12点53分，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了。飞机在湛蓝的高空沿着A901航线平稳地飞行。
王锡爵坐在驾驶座位上，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飞机安全降落。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
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中国民用航空局
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几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5日，台湾“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三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
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
田纪云：“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他从台湾驾来的这架波音747飞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的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生长在首都土地上的鲜花。
王锡爵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及100多名记者说：“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我回来了，感到非常高兴！”神情激动的王锡爵，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今后常往来，大家可以回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朋友。”
得到消息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机场迎接37年未曾见过面的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面沧桑的老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己。在场的许多人都潸然流下了热泪。王锡爵的二弟王明安、四弟王平安和五弟王锡寿，也到机场迎接了大哥。
第2节：“不让第三者插手”
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见了王锡爵及王锡爵的父亲、弟弟等家人。田纪云副总理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还实现了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的宿愿，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田纪云副总理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进一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关于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从问题，田纪云副总理公开表明了态度。他说：“我们主张海峡两岸实行‘三通’，有来有往，来去自由。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大陆：冷静、平和、主动
一个星期过去了，台北这边仍旧保持缄默，未作任何反应。
5月11日，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5月3日我局曾致电贵公司，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波音747货机的处理问题，但至今未见答复，海峡两岸对此深表关切。
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祖国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位先生表示愿望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回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
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
因此，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
我们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对贵公司的处境和困难作了充分考虑后提出的。如果贵公司仍不愿意来办理接收事宜，则人和货机之所以不能迅速返回台湾，责不在我，请贵公司三思。我们再次吁请贵公司速做出决断，并尽快答复我们。
中国民用航空局
大陆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冷静、平和、主动；不利用这次事件刻意作政治宣传，但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两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的尝试；并希望借此打破“三不”僵局，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对华航来说，此事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华航是民营的自负盈亏的公司，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华航仅有两架巨型货机，王锡爵驾走的这架是1980年以6000万美元从卢森堡航空公司购买的；再加上机上的货物，华航的经济损失也是相当大的。然而，这次大陆方面姿态高，愿意主动将机、货、人交回，华航公司当然很想要。无奈，台湾当局迟迟不发话，他们只能在心里暗暗焦急。
“不让第三者插手”
“华航事件”发生后，我们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把话说到家了。事件发生后，我们及时表明了立场和态度。飞机着陆的当天即以我民航名义，致电华航，阐明事件性质，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人、机、货的处理。台湾方面极力避免与我正面接触，提出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或国际红十字会等与我交涉。中央毫不含糊地坚持“不让第三者插手”。
5月11日，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重申这是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还明确表示，如果对方觉得不方便，也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量。
台湾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指示，由杨斯德、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并委杨斯德以最后决定权。
杨斯德，1921年10月出生，山东滕州市人。历任华东野战军13纵队联络部部长，陆军、空军师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杨斯德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曾在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作战，并取得胜利。
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为重点进攻。在华东战场上，蒋介石命欧震率5个军由南线沿陇海铁路向我华东首府临沂进攻，在北线命王耀武、李仙洲率3个军由胶济线向新泰莱芜方向进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与我决战，消灭我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采取“声南击北”的方针，决定在南面阻击敌人，声言要与敌人决战，同时隐蔽地运动部队至北线莱芜地区，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消灭敌李仙洲集团。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被秘密派至敌46军，任该军军长韩练成的秘书，在工作中利用这一内线关系，千方百计地策应我军作战，坚定灵活地完成了陈毅司令员交给的重要使命。
第3节：穿过该部防区
早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初期，蒋介石就把李宗仁、白崇禧的46军由海南岛调至青岛待命。随后该军调至淄博，在李仙洲的统一指挥下向我鲁中解放区进攻。该军军长韩练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当时为蒋介石所赏识，亦为李、白所接受，实际上是代表李宗仁、自崇禧利益的人物。该部队从进攻解放区开始就惧怕被我军消灭，极力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一直不满，但对我了解不够，有一定戒心。杨斯德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及时向我方提供情报，作战中尽量迟滞、约束敌军的行动，干扰敌作战计划的实施，在我军包围了敌军后，促使韩练成放弃指挥，造成敌军大乱，策应我军彻底消灭敌人，取得莱芜战役大捷。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举行著名的淮海战役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我军共歼敌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为了夺取这一大决战的胜利，要求争取驻守在运河一线的国民党第3绥靖区原西北军冯治安部两个军起义。为此，华东军区领导派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深入该部，以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名义做掩护，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策动该部的起义工作。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 杨斯德在该部长期建立的工作关系和地下党员经过周密的部署，积极开展活动，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按照华野首长的意和规定的时间胜利地举行起义。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该部1个军部3个半师共2.3万余人于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让出了运河防守阵地，使我军得以迅速穿过该部防区，直下徐州以东包围黄伯韬兵团，切断正在西撤中的黄伯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继而包围并歼灭了该兵团，顺利实现了我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企图。这次起义的成功，是我党对该部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华野领导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在强大的军事形势配合下，依靠政治争取取得的胜利，它对赢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曾在致该部的贺电中称这次起义“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说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一行于5月14日离京，15日上午抵达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同志（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当晚，参加会谈的中国民航另两名代表卢瑞龄、刘远落同志也赶到香港。
对于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杨斯德说：
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我们遂于15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
15日下午，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台湾方面同意会谈，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并称华航有给“国泰”的委托信。为慎重起见，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并提出会谈前，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被台方婉拒。相反，他们提出，会谈时可否让“国泰”派1人参加旁听，作为公证人。另外，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由拒绝，只答应会谈前可由“国泰”1名先生引见一下。
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拖延时间反而不利，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于会谈地点，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我们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1名记录。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
5月16日，我们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发请示电；汇报会谈时间、地点的安排；台方的动态及可预见性情况；我拟采取的对策等等。并草拟了会谈交接书，请示批复。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定下我方的发言基调，由张瑞普同志进行试谈。
5月17日上午9时52分，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国泰”公司董事蔡仁志先生介绍了双方，双方握手致意，谦让着进入会场。会谈开始前，围绕蔡先生该不该留在会谈现场引起争议。台方认为，蔡先生是中国人，可以私人身份参加，对外可保密。我们则坚持不让第三者介入的立场，表示引到为止，会谈不要参加。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遂退出会场。
会谈正式开始。台方首席代表钟赞荣（华航驻香港分公司经理）抢先发言，称已接到我方11日的电报，并读了全文。同时，再次问我方，是否如电文所说的纯业务商谈。在得到我方肯定答复后，钟表示，大的原则他们都同意。
我方张瑞普重申了我们的态度。随后双方就人、机、货的交接地点、时间和方式进行讨论。我们提出交接在北京或广州，安全和技术保障都没有问题。台方表示广州可以，但要委托第三者。如直接交接，就在香港。我们未表示同意。台方代表陈恩锦（台华航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兼企划处处长）又提出是否先交接人员（包括王锡爵），飞机和货物再商量。我们坚持人、机、货同时交接的原则，同时明确指出王锡爵先生愿意留在大陆，我们尊重王锡爵先生本人的意愿，交接的人中不包括王锡爵先生。台方对此没有表态。这次会谈双方表明了各自的观点、立场和诚意，气氛很融洽。台方只要求与董、邱二人通一次电话，没有其他任何刁难性说词。我们建议，双方互相考虑对方的意见，下次再谈。
第4节：“业务性商谈”。
此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零15分钟，双方约定次日上午继续会谈。会谈结束后，我们立即向中央汇报首次会谈的情况，并请示首先力争在广州进行交接，若台方拒不接受，拟同意在香港交接。另外，我们还请示了在香港交接的步骤，并提出我们的建议。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我们拟定了第二次会谈仍坚持在广州交接的方案。
5月18日上午10时，第二次会谈开始，我方代表张瑞普首先发言，重申了我方坚持在广州直接交接的立场。台方表示在广州交接有困难。台方认为，“双方观念不同，制度不同，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不合适；而在香港双方都有公司，每天有十几架次的飞机起落，为什么不能在香港呢？”我方回答说：“香港安全恐怕有问题，目前又是英国管辖。在广州主要是为了交接安全、顺利、迅速，并无他意。”台方代表陈勋伟（华航香港分公司副经理、台湾情治人员）态度强硬地说：“在广州交接绝不可能，用不着再向公司请示，公司已充分授权给我们，再这样下去就没法谈了。”至此，会谈陷入僵局，双方建议暂时休会。回到新华社，我们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中央指示，拟定在第三次中仍坚持力争在广州交接，若实在不行时，可伺机转入第二方案，即同意在香港交接。
5月19日下午4时，第三次会谈在香港马会大楼9层举行。一开始，台方代表钟赞荣就提出了他们准备好的6个问题：
（1）、贵方在电报中表示纯属业务商谈，不涉及政治，可贵方一再说这是特殊事件，不比一般商业行为，这是否超出了业务洽谈范围了？
（2）、贵方一再强调人、机、货同时交接，可人是有感情、有思想、有尊严的，人与物怎能相提并论呢？
（3）、贵方扣留我机员十几天，直到现在没见露面，我们要求通个电话也不答应，原因何在？既然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为什么不能尽早释放？
（4）、贵方能将飞机从北京飞往广州，为什么不能飞往香港？香港启德机场每天有100多架次起落，可贵方却强调安全问题，请问是何原因？
（5）、贵方比喻说家人丢了小孩。我方机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小孩定义是什么？放飞机还有些技术问题，可放人没有技术问题，很简单嘛。
（6）、请问国际上有哪家航空公司扣住人、机不放呢？贵方事先划定了圈圈，提议不能变动，不考虑我们的困难，这样拖下去谁负责呢？
对于台方提出的这6条，我们明显地意识到，他们的目的是想先把人要回去。张瑞普同志回答说：“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事件，是指这架飞机没有按正常航线飞行。他的航线本来没有广州，但是在广州降落了，这就是特殊问题。人、机、货是一同到的，所以我们主张一起交还，这并不是把人和物相提并论。”随后，我们不与台方提出的6条纠缠，及时把会谈引入正题，催问对方是怎样考虑我方关于广州直接交接的意见的？他们继续坚持前两次的观点，并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和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转入第二方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张瑞普同志发言，重申了我们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但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安全、程序、手续等问题。我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会谈纪要、交接书和交接程序以及有关事宜3份草案。台方毫无准备，答应带回去研究。我们提出今后业务往来问题，他们表示“慢慢来”。
在第三次会谈中，当张瑞普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发抖。当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们倒茶。会谈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一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舆论上争取了主动。
第四次会谈仍在马会大楼，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7时。整个会谈比较顺利，主要是商谈会议纪要及具体交接事宜。台方表示，交接书很好，可以一字不改。至于会谈纪要，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第三，在这句话的后面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但第三条我们不同意增写，台方也没有坚持。最后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待，请贵方理解。”台方单方面签了字，我们未加理睬。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
随后，台方对我们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还我。我们说，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后登机，在机上办理了交接，我们将董光兴和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张瑞普祝董、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礼物不能接受。双方代表都对谈判的顺利感到满意，双方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是20天的华航货机事件，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第5节：“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为了落实党的对台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对台工作的展开，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在台湾的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之外，引起海内外的瞩目。作为参与“廖公信”起草人之一的耿文卿回忆道：
《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的对象是台湾人民；“叶九条”的对象既是台湾人民同时又是台湾当局。所以中央提出以廖承志的名义给蒋经国写封信，主要针对台湾当局，明确了我们的谈判对手。
这封信怎么写？真是颇费心思。廖公为此绞尽脑汁，并亲自写了信的开头一段，为整个信的内容、文风、文白兼容的语言风格定了调。
现在再来看这封信，依然能够看出我们对台湾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幻想的苦口婆心，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我具体分析一下这封信。
晓以大义：“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从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的高度，来说明统一对两岸人民的好处。“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这是设身处地地替蒋经国着想，若能在蒋经国手中实现两岸统一，则蒋经国名垂千古。“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先回顾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再说明分合利害。寓理于情，情理交融。
陈以利害：“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指出台湾问题纯属内政，“外人”无权干涉，奉劝蒋经国不要仰人鼻息，使台湾成为别人的附庸，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三思。”“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廖公从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的兴亡到蒋氏父子对历史的交代，言词恳切，同胞情，兄弟情溢于言表。
动以感情：“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握，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廖公和蒋经国幼时感情很深，所以信中对蒋经国深为挂念，多有嘱咐。“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廖公的这些话，以情动人，或引用蒋经国的话，或引用我们领导人的话，说民族大义，抒兄弟情深。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第6节： 同窗私谊，民族大义
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廖公在信中引用台湾方面的谬论，逐一进行驳斥，指出其危害性。耿文卿说，廖公的这封信，有些词句有典故、出处，我这里略作解释一二。
青少年时期，廖承志和蒋经国同在原苏联莫斯科求学。当时天气特别寒冷，晚上，他们俩就同盖廖承志的大衣。所以廖公在信中就这样写道：“幼时同袍，苏京把握，往事历历在目”。原来是“俄京把晤”，后来讨论时改为“苏京把晤”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是蒋经国的座右铭，廖公在信中引用这句话，是以蒋经国的身份来说的，动之以情。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是引用了周恩来的话。60年代，民主人士为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纷纷给对岸的老朋友写信、搭桥。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周恩来在审阅时加了4句话：“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80年代初，邓小平给来访的美籍科学家陈树柏（陈济棠的儿子）的亲笔题词，用在这里含意深刻。
“遥望南天，诸希珍重”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当年，一些高层民主人士给台湾写的信报送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批了4句话：“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然后，民主人士将毛主席的这4句话写进信里，并指出是我们领导人写的，让台湾当局知道我们的政策。
“伫候复音”是邓大姐审阅时加上的。希望台湾当局拿出诚意，尽早与我们谈判，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此外，像“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等语，是中央台办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从大量的台湾报刊中找出来的。廖公在信中引用蒋经国的原话，更具说服力，也更能动之以情。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用个人的私谊，浸透渲染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也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民族大义昭然明示天下。
同窗私谊，民族大义
之所以由廖承志出面给蒋经国写信，这里面还有些由来。
1982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亦称中山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时期的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共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成为龟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台湾海峡是国民党凭借的天堑，加上美国第七舰队的驶入，他们可以与中共暂时不再往来，像驼鸟一样，自顾而无视世界潮流。然而，毕竟两岸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两岸人民往来的天堑吗？中共中央决定将统一祖国提上议事日程，作为80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那么，怎么向对岸沟通呢？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坚持不接触，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公开“交往”，只是炮击金门和福建前线军事阵地的“对敌”大广播。
世事沧桑，在中共党内，能自然而然地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了，这份兄弟情，当然也包含了复杂的纠葛着的豆萁相煎成分在内，但不管怎么说，四海劫波兄弟在么。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国民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得力干将，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出现思想路线的严重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何香凝相信杀廖乃蒋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明目张胆这么干，所以，两家关系依然没变，党内还是同志，但实存心结。廖、蒋两家后代虽有往来，恩怨情仇却是深深难解。
第7节： 蒋经国：“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受中央之命出任主任。由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还有一批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隐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阔啊！廖承志此信写得是文采焕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措辞遣句丝丝入扣，滴水不漏，确实令人印象极深。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白话文一统天下之时，廖承志的这篇文言文公开信，对于还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异有着较强的亲和力，成为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仅展现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鼓励和劝慰，甚至训斥，有相当的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以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是中国百姓的恒愿。现今，大陆进入规整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桌面了。是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笔。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步骤之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蒋经国：“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蒋经国主政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诡秘伎俩”，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开封信转到了蒋经国手中，蒋经国戴着老花镜，读着廖承志这封言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信。蒋经国读了此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他是否也受到感动？或是内心深处受到了某种触动，也不得而知。不过，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思考着怎样回复这封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他要公开表明台湾当局坚硬的立场，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一贯回绝态度。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信自然是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并借机恶毒攻击祖国大陆。
宋美龄的回信可以说是恶气充盈，但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认识到“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尽管联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义，迟迟不入正题。但到了1985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隔绝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资金向大陆迸流，邓小平本人也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由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台湾的改革步伐。于是就有了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一番反复研读之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第8节： 走一条统一之路
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开始了国共两党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在出乎人们设想的轨道上拐弯，意料之外的事不幸发生了。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蒋经国准备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就随蒋经国的去世而无法实施了。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可谓有功有过，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思路是，要稳定台湾，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与大陆开始接触，建立走向统一的态势。第一点是民主化，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全面选举，包括直选所谓的“总统”；第二点是本土化，为了减少与台湾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虑到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在选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个后来搞分裂出卖了国民党的土生土长的农经专家李登辉来担任“副总统”，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三点是作为“完成前两点的关键”，必须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他清楚，不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党就无法继续掌握政权；第四点也是震撼性的，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可见，前三点是为了稳定台湾，而稳定台湾的最后结果是第四点，也是目的。
蒋氏父子不管如何顽固，对于一个中国，他们没有丝毫动摇过，他们只承认国共兄弟之争，尽管血雨腥风，也决不允许国家分裂。蒋经国也许在生命最后的晕迷中已经回光返照地明白，台湾与大陆的隔断，必将断送国民党本身在台湾的应有生命力和法统合理性。所以，必须最终与大陆走在一起，走一条统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与领导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关系重大，蒋经国回应大陆毕竟太迟缓了，最后的决策也太晚了。他的死来得非常突然，但并非出乎意料之外。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数次眼底出血失明，晕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对糖尿病来说是足以致命的食品，他无所顾忌地照吃不误，还喜欢开怀畅饮，他对劝阻的医生说，“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来是你们医生的事。”就这样，他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了，但蒋经国本人毫无知觉，自以为身体完全可以撑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马不停蹄地准备国民党十三全会的人事案；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密商对大陆政策的改变。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5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岛内，大陆籍人士大都是国民党1949年退缩台湾的军政人员，他们一代而亡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后代不得回大陆，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湾的并不多，就是留在台湾的，也日渐本土化，失去了与大陆的气息相应，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传统势力日渐凋零，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蒋经国，在大陆发出的强有力统一声音和台湾岛内党外运动的呼声及在“台独”声浪的夹击之下，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考虑与大陆的联系了。因为对于一贯坚持“中国必须统一”的蒋经国和去台的老一代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台湾今后将往何处去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严肃课题，蒋经国作出了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分两步实行，第一步是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观光限制，允许台湾民众以港澳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民众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凡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从而迈出了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后，台湾当局又逐渐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和翻印，有限度开放大陆中药材和农产品的进口，放宽对两岸通邮和经贸往来的限制。
海峡毕竟有了春水涌动。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
这样，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第9节： 蒋经国为贾亦斌主持婚礼
蒋经国曾主动为贾亦斌与谭吟瑞的婚事操劳，为他们当证婚人，并负责主持他们的婚礼。谭吟瑞还是名人之后，她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孙女儿。贾亦斌是经同事徐思贤的介绍认识她的。蒋经国知道贾亦斌要与他素来敬仰的谭嗣同烈士的后代结婚，很是高兴。本来贾亦斌准备婚事简办，并没有把举行婚礼的事告诉他。后来，蒋经国主动找到贾亦斌，在办公室当着众人面对贾亦斌说：“你们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接着又说：“这样吧，我来为你们作证婚人，你们的婚礼事宜，也一应由我们机关来筹办，不用你们自己操心了。”这话一出，简直就是命令，同事们都很热情地为他们操办婚礼而忙碌起来。
贾亦斌回忆道：婚礼那天，蒋经国、徐思贤、郑果、徐恒瀛等和青年军管理处的全体人员百余人全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蒋经国以主婚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态度亲切而又极为幽默，博得全场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我当时比较兴奋而又紧张，事隔多年，竟然怎么也回想不起他当晚讲话的内容，只是当时欢乐、热闹的情景还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像昨天一样鲜活生动。这样的婚礼，可真是别有情趣，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不容易了。
婚后，蒋经国又派了一辆吉普车将贾亦斌夫妇俩送到北碚温泉度蜜月。第二天，重庆的《大公报》、《和平日报》还报道了贾亦斌结婚的事。同事们都认为，贾亦斌的婚礼得到了蒋经国如此重视，是难得的荣耀，因而表现出对贾亦斌异乎寻常的尊重。贾亦斌也觉得蒋经国确实对他厚爱，也因此对蒋经国非常感激。
一个月的蜜月刚过了一星期，彭位仁就派司机接贾亦斌夫妇俩回重庆。原来，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正筹备改组工作，事务非常繁忙。贾亦斌一回重庆，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并筹建国防部。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各部，并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6月1日，国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此时亦奉命撤销，该处的三位副处长各自承担不同任务：彭位仁负责筹建国防部监察局；邓文仪负责筹建国防部新闻局（仿美国体制，后改为政工局）；蒋经国负责筹建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后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要贾亦斌帮他筹建，同时要求贾亦斌对青年军的复员工作做一次全面检讨，以总结经验。就这样，中断了贾亦斌度蜜月。1946年7月，贾亦斌先飞南京。
一个月后，贾亦斌夫人谭吟瑞也随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办公厅主任戴奇之等人同机来南京。第二年（1947年）6月1日，贾亦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蒋经国知道后，当即向贾亦斌道喜，并特派人送来50元礼券，以示祝贺。
没过多久，贾亦斌接母亲来南京带孩子。那时，南京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贾亦斌一家人的生活始终很清苦。贾亦斌的一个堂哥贾肇先曾来他家住了几个星期，当时贾亦斌的生活很艰苦，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他。他回家后常对人说，在亦斌那里简直饿得发慌，没有东西吃，菜里放几片肉，薄得像纸一样，风都吹得起来。可见贾亦斌的生活之清苦。
蒋经国见贾亦斌生活太拮据，养家不易，每逢过节，总要派人送来一二百元补助费。钱虽不多，但情意可感。
当时，蒋经国在南京手头也不宽裕。他和秘书住在励志社2楼，只有两间房，一间办公室，一间会客室兼宿舍，而蒋方良和孩子住在杭州，所以生活很不方便。贾亦斌曾问他为什么不把家眷接来一起住？他说：“没有房子”。贾亦斌信以为真，想办法为他找到了一套房子。可蒋经国仍然没有把蒋方良接来，反而又把房子让给了留苏同学刘汉清等人居住。贾亦斌感到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让方良住在杭州是宋美龄的主意。因为方良是苏联人，当时南京设有苏联大使馆，宋美龄担心方良与苏联大使馆发生联系，而蒋经国又是留苏学生，易于造成美国人的猜忌，会影响到美蒋关系。至此，贾亦斌才恍然大悟。
蒋方良在杭州平时无事可干，就由秘书陪着她打麻将。方良没什么钱，打麻将只能赢不能输，秘书没有办法，只好让着她。方良钱用完了，就跑到南京来找宋美龄，开口喊“妈妈”，喊得很亲热。宋美龄很高兴，就给方良一些钱。每次都这样，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方良来南京找宋美龄喊“妈妈”，就知道方良又缺钱花了。这成了当时南京一个趣闻。
第10节：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的“铁腕”使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贾亦斌，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贾亦斌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时，贾亦斌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贾亦斌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贾亦斌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先在扬子饭店住下，旋即去外滩附近的中央银行看望他。但在那里，他忙于接待许多客人，无暇与贾亦斌交谈，于是他对贾亦斌说：“这里不好谈话，还是今天晚上8时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号)来谈为好。”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贾亦斌按时到了逸村，蒋经国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座之后，他得意地问贾亦斌：“你看怎么样？”想听听贾亦斌对他在上海政绩的评价，并且满以为贾亦斌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而贾亦斌却毫不隐晦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贾亦斌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惺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贾亦斌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贾亦斌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贾亦斌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现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贾亦斌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贾亦斌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贾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贾亦斌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贾亦斌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缺乏，生产停顿，到处出现抢购风，老百姓怨声载道。贾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现了一片抢购风潮，贾亦斌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贾亦斌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接下去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旅馆之后，贾亦斌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贾亦斌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贾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来贾亦斌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认为在当时打击豪门、严惩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涨的物价，对老百姓也不失为有利的一着。特别是当遇上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贾亦斌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对于国民党，贾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对于蒋经国，贾亦斌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几年来他对贾亦斌恩遇甚深，无论以公以私，无论作为部下和朋友，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提醒、劝告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为此，贾亦斌主动到逸村二号去见他，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他本来情绪就不好，见贾亦斌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了，他本来就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以训斥的语气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贾亦斌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竟然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为自己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贾亦斌拍案而起，一掌击在桌上，大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这就是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说到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的一幕。尔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他以个人须尽孝来为不能为国尽忠辩护，明显是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根本不能接受，于是便进一步对他说：“你有对你父亲尽孝的问题，而我只有对国家民族尽忠的问题。如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国人，又何能救国家？”说罢贾亦斌便拂袖而去。回到饭店，贾亦斌连夜给他写了一封长达14页的长信，再次予以敦劝，结果自然仍是失望。
上海经济管制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蒋经国为了给自己壮大声势和炫耀力量，又准备于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双十节10万青年大检阅，他要贾亦斌负责筹备。贾亦斌将当时驻守苏州的青年军203师和驻守上海郊区的青年军209师调来上海，加上杭州、嘉兴两所青年中学的学生和“戡建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及各大专院校青年军复员学生，约7、8万人，对外号称10万。检阅仪式在上海虹口体育场举行，由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徵陪同蒋介石进行检阅。10月10日清晨，蒋经国要贾亦斌驱车前往东平路蒋宅迎接蒋介石。等贾亦斌赶到东平路，才得知蒋介石已乘飞机前往虹口。贾亦斌万万没有料到：近在咫尺的虹口体育场，蒋介石还要坐飞机去！事后听说这是军务局长俞济时临时出的一着妙计：先从东平路驱车到虹桥机场，坐飞机到大场机场，再坐汽车到虹口体育场，这样可以绕过上海闹市区，以避免遭愤怒的群众拦阻包围。如此草木皆兵，贾亦斌听了只觉得啼笑皆非。当天的大会主席是蒋经国，尽管内心空虚，他还是装出充满信心的样子，态度慷慨激昂。队伍经蒋介石检阅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由精兵作先导，接着是摩托部队、炮兵和荷枪实弹的步兵，后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各界人士。游行队伍出虹口公园后，沿四川路、外自渡桥、外滩、南京路行进，一路有气无力地呼喊口号，最后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宣布解散。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检阅纯粹是虚张声势，它预示上海的这场闹剧就要落幕了。
第12节： 溪口“考察”，化险为夷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变成了废纸，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抢购狂潮，许多人被挤死、踩死，情况混乱到了极点，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随着经济管制政策的失败，蒋经国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结束。结束那天，贾亦斌陪同他乘车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以沙哑、悲哀的声音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并向大家告别。宣读完毕，蒋经国黯然泪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后对贾亦斌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蒋经国离沪前召集亲信开会，情绪低沉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自己要守纪律，多保重。”并指示王升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保存，活动停止”。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闹剧至此结束。
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相当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观消极，情绪极度低落。回南京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贾亦斌曾到励志社去看他，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付之一炬。贾亦斌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他回答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绝望情绪溢于言表。贾亦斌感到他的无力和可怜，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上海“打老虎”给贾亦斌以深刻的教训，贾亦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内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民党政权由他们掌握，只有走向灭亡。贾亦斌曾寄希望于蒋经国，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他也不能摆脱其父亲和家族的决定性影响，最后终于同他父亲合流，贾亦斌对蒋经国所抱的幻想最终破灭了。在贾亦斌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或者随波逐流，跟着蒋经国，作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决然，弃暗投明。贾亦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贾亦斌从小读孔孟之书，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对贾亦斌影响甚深。想到蒋经国对贾亦斌的知遇之恩，一旦要弃他而去，心中确实不忍，又担心被人指责为“忘恩负义”，为此一再踌躇不决。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贾亦斌终于认识到：忠于个人是小忠，忠于国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弃大忠，就是无原则的“愚忠”，两者不能俱全之际，只能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国民党执政20多年，腐败无能，弄到天怒人怨，为民所弃，已是不争的事实。民心所向即是个人选择的最好指南。贾亦斌不愿意执迷不悟，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去殉葬，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
溪口“考察”，化险为夷
1949年3月初，蒋经国突然电召贾亦斌去溪口见蒋介石。贾亦斌知道这是“鸿门宴”，说明蒋经国已对贾起了疑心，想借此考察贾。去还是不去，贾亦斌颇为踌躇，因为此行关系到嘉兴起义的成败，必须请示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贾亦斌迅速赶到上海宝山路联络站，同李正文、段伯宇急商对策。经过全面分析，认为蒋经国不可能掌握贾亦斌与地下党联系的真凭实据，贾亦斌并没有暴露身份，蒋经国对贾亦斌也只是怀疑。因为当时地下党与贾亦斌只是单线联系，在预干总队内部也没有发展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反倒引起蒋氏父子增加对贾亦斌的怀疑，并可能先采取行动，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只有冒着危险，毅然前往，以行动消除蒋氏父子的疑虑，才有可能挽救正在酝酿的起义，因此会议决定贾亦斌以去为好。
于是，贾亦斌便装着十分坦然的样子，随同国防部监察局长彭位仁一起前往溪口。到达溪口已近傍晚，他们俩住进了武岭学校。当天晚上，蒋经国没有露面。贾亦斌躺在床上反复告诫自己，遇事要冷静、沉着、克制，对蒋氏父子的态度要表现得与其他将领一样自然。贾亦斌还琢磨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及应付之策。想到地下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与期待；想到起义是顺应民心的正义之举，贾亦斌内心充满了大无畏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天清晨，先期来此谒蒋的预干团上校主任秘书楼锡源趁彭位仁外出散步，房内只有贾亦斌一个人时，进来悄悄告诉贾亦斌：“有人向蒋先生告密，说你有思想问题，准备带领队伍投共。”他接着又对贾亦斌说：“蒋先生今天8点找你谈话。谈得好没有事，谈得不好就别想回去了。”贾亦斌很感激同事的提醒。果然不出所料，蒋经国对贾亦斌已起疑心，想借溪口之行来考察贾亦斌，如果贾亦斌应对时一语不慎，漏出破绽，顷刻之间便会招来杀身之祸。贾亦斌望着窗外，初春的溪口显得山清水秀，贾亦斌却感到杀气重重。贾亦斌又想，“蒋经国不干脆把我抓起来，说明他没有拿到确凿证据，还在犹豫迟疑之中，只要我处理得当，沉着应付，有可能使局面转危为安。”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关键时刻，贾亦斌的头脑反而更加冷静清醒。
贾亦斌想到彭位仁是自己的老上级，彭始终器重和信任贾亦斌，贾亦斌进陆军大学和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工作，都是他推荐和介绍的。现在贾亦斌要争取他的同情，使他向蒋经国进言，也许可以解贾亦斌之危。所以等彭位仁散步回来，贾亦斌即满怀委屈地向他诉说，蒋经国听信告密而对他产生怀疑之事。彭听后，埋怨贾说：“你这个人呀！遇到不满意，就发牢骚，现在问题来了吧！”看得出来，彭并不相信外面关于贾亦斌的传言，对贾亦斌的处境抱有同情之心。 8时许，蒋经国果然约贾亦斌到丰镐房二楼会客室见面。贾亦斌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蒋经国了，这时他已经从上海“打老虎”失败后的颓丧中恢复过来。这次见面没有了以往朋友之间的热情，他态度严肃，话语不多，两只明亮的眼睛始终在打量贾亦斌。一见面，蒋经国劈头就问：“你在嘉兴待的时间很久啊！部队怎么样？”贾亦斌神态坦然地回答道：“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星期。部队思想问题很多，官兵们都很想念领袖（指蒋介石），可否请领袖去训训话，以安军心。”他很干脆地回答：“不可能。”贾亦斌又问：“领袖没空，你能否去？”他又简短地回答：“我没有空。”蒋经国停了一下，好像漫不经心地突然说：“预干总队开往福建建阳。”边说边紧盯贾亦斌，看贾亦斌的反映。贾亦斌知道他在试探，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好！我回去就带部队开往福建建阳。”并建议他告知参谋总长顾祝同，因为顾祝同曾表示预干总队学员经短训后，即分配到新建的30个军去当下级军官。蒋经国听后说：“可以，我会打电报给顾祝同的。”为了早日脱离虎口，贾亦斌顺势提出：“我可否早点回去作准备？”“不行，你可以住几天，这里还有重要事情，领袖还要找你谈谈。今天就谈到这里。”蒋经国说完，即起身送客。
接下来的几天里，蒋经国派他的机要秘书萧涛英陪贾亦斌游山玩水，实则监视考察，形同软禁；同时还派人到嘉兴预干总队进一步调查贾亦斌的情况。贾亦斌知道自己已落入樊笼，只好表面上装着兴致勃勃，随人到处游山玩水，以消磨时光。当时贾亦斌的处境十分危险，只要嘉兴稍有风吹草动，贾亦斌就再也难以脱身。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焦急万分。贾亦斌曾想趁机逃出虎口，到四明山上去找中共游击队，但监视甚严，无法脱身。贾亦斌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忍耐下去，坚持到底。
大约过了3、4天，蒋经国突然通知贾亦斌：“今天晚上，领袖请来了上海京剧团，在武岭学校演出《龙凤呈祥》，约你和我们一家人一同看戏。”“请我看戏，要我到溪口来就是为了看戏？莫非是戏中有戏？”贾亦斌暗忖，耳边仿佛响起了荆轲刺秦王的一首悲壮歌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心里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要对贾下毒手，贾亦斌决不会束手待毙，一定要像荆轲那样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出乎贾亦斌的意料，看戏现场很温馨。蒋介石坐在第一排，他的长孙和孙女坐在两旁。贾亦斌和蒋经国及夫人方良安排在第二排，身后坐的全是侍卫。在看戏过程中，贾亦斌曾动念想学荆轲刺秦王那样，拔出手枪打死蒋介石，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但贾亦斌想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嘱咐，“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不主张暗杀”。于是放弃杀蒋行动。整个看戏过程很平静，看完了戏，蒋氏父子对贾亦斌未作任何表示。
这场“戏”演完了，蒋氏父子对贾亦斌的考察似也告一段落，显然他们没抓住贾亦斌什么把柄，但蒋经国仍然不放贾亦斌回去。贾亦斌担心日久生变，一直在寻找机会争取早日跳出这个牢笼。机会终于来了。
3月11日上午，贾亦斌照例又由人陪着“游山玩水”，自雪窦寺妙高台下山途中，正巧遇见蒋经国陪同阎锡山上山。那天，蒋经国显得情绪很好。贾亦斌趁机向他提出，溪口风景已游遍，想回嘉兴为部队开往福建作安排。也许蒋经国经过8、9天的监视考察，未发现贾亦斌有什么“异常”情况，在嘉兴预干总队也没抓住贾亦斌什么把柄，一时无法处置。今天见贾亦斌要求返回嘉兴，趁着高兴，就爽快地答应了。贾亦斌得到他的允许，如同出笼之鸟，一刻也不敢耽搁，当天就同彭位仁一起离开溪口经宁波回上海了。
此次溪口之行，是贾亦斌同蒋经国的最后一面。很多年过去，贾亦斌才从方庆延处得知，蒋经国从上海“打老虎”失败后，就已对贾亦斌产生了怀疑。据方来信说，1948年11月上海“限价”失败后，蒋经国去奉化前，回到南京励志社2号住处。那天天气阴沉，蒋经国打电话到预干局找方有事。大约上午10点左右，方庆延到了励志社。蒋经国一个人在房间里，埋着头坐在沙发上。方进去后，蒋一摆手指着对面沙发示意他坐下，一手拿起一支烟，一手拿火柴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说：“简直是众叛亲离了！你知道贾亦斌……这个人的情况。……你要主动接近他。必要时全权负责处理他。”方对蒋这一指示采取了淡然处之的态度。不久，方随预干局去广州，遂不了了之。由此可见，此次溪口之行确系险象环生，千钧一发。由于贾亦斌机智沉稳，才得以化险为夷。
从溪口回来后，贾亦斌积极准备起义。1949年4月7日凌晨，一场震惊中外的嘉兴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出了嘉兴城之后，林荫即到嘉兴国民党城防司令部报告。该部又立即分别急电国民党国防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浙江省警备司令部。这对国民党政府自是一个心脏起爆，顿时慌乱一团。当天凌晨，住在溪口小洋房的蒋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寥寥数字的急电：“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下落不明”时，整个溪口一片惊恐沮丧。蒋经国犹如心头被剜了一刀，悔恨交织地“为此痛哭流泪向乃父检讨”（蒋经国亲信蔡省三语〉。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痛斥其子“无能”，“用人失策”。
第14节： 蒋经国派人香港行刺贾亦斌
1949年春的溪口之行，是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蒋经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继续其下半生的政治生涯。从此，他们俩天各一方，海峡阻隔，不得相见，而双方的间接交往却并没有断绝。5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1950年，贾亦斌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后，发誓要除掉贾亦斌。
贾亦斌说：“记得当时住在香港九龙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我与旧部约好在尖沙嘴的半岛饭店见面，还没谈几句，我发现情况不对头，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当即决定中止会谈，迅速撤离。”
贾亦斌出了饭店就租了一辆计程车，即发现后面有车跟踪。贾亦斌要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3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后来，知情者告诉贾亦斌，跟踪贾的特务曾说：“贾亦斌太机警了，本来差不多要得手了，却还是让他逃掉了。”
随后，贾亦斌从原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随贾亦斌去香港的郑重为那儿得知，蒋经国在获悉贾亦斌秘密进入香港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要他设法除掉贾亦斌。
王新衡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他受命后找过郑重为，要郑参与除贾行动，并传达蒋经国的指示：打探贾亦斌的住址，可得5万美金；活捉贾亦斌，可得20万美金。
当时，国民党已派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即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处决贾亦斌。并许诺，处决贾亦斌后，可在台湾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在台湾仍无安全感，可移民巴西，并确保安度终生。
蒋经国为何必欲去贾亦斌而后快呢？贾亦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贾亦斌率部起义后，蒋经国受到蒋介石的痛斥，唯除掉贾亦斌才能解蒋氏父子心头之恨；二是蒋经国自建情报系统后，与国民党原情报系统各派矛盾日益尖锐，贾亦斌的起义使其陷入受人攻讦的口实；三是青年军中大量军官与贾亦斌过往较密，他以为只有除掉贾亦斌，方可消除其嫡系部队的心腹之患。
在香港，贾亦斌的活动是很危险的。但为了“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贾亦斌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跨海传话，重续友谊
由于贾亦斌曾是国民党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的特殊身份，又是国民党青年军的上司，所以后来他曾到福建沿海对去台的青年军将领，如驻金门的刘安祺、驻澎湖的郑果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罗又伦将军、宪兵司令王永树将军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迅速举义归来。
1957年3月，驻台美军上士雷诺枪杀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竟被美军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引起台湾当局和民众的不满与公愤。5月24日，台北市民捣毁了美国驻台的“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五·二四反美事件”。美国报刊一致认为蒋经国及其亲信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刘自然事件”表明美蒋矛盾达到了高峰，也反映出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仍然具有民族意识，是值得称许的。贾亦斌从中又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蒋经国的性格，即不愿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之下，私心甚感快慰。于是发表广播讲话，对刘自然之死表示悲愤，对台湾民众的反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
同年，贾亦斌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会上，贾亦斌向台湾当局呼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
六七十年代，蒋经国逐步从其父手中接过权力后，推行若干“革新”措施，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在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使台湾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尤其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对“台独”势力保持警惕，采取了压制和防范措施，这是贾亦斌最为欣慰的。贾亦斌说：“记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公报》公开发表前夕，周恩来设宴庆贺，我当时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应邀出席。有一位随同尼克松来华的叫克莱因的美国官员，与蒋经国的私交甚深。当他得知我与蒋经国关系非同寻常后，主动走到我身边，说他与蒋经国很熟，问我是否有关于国家统一或私事要带信给蒋经国。我当即回答：‘中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需外国人代劳。如去台湾则请代我个人向经国先生致意和问候。’”
1979年，贾亦斌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统一工作组常务副组长。
翌年，贾亦斌随以王首道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国，贾亦斌见到了包括徐思贤在内的诸多青年军时期的老朋友。旧友阔别重逢，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大家都认为应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尽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984年，贾亦斌赴香港访问，著名作家江南先生如此评论道：“贾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在香港时，贾亦斌与台湾的彭位仁先生通了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说：“‘总统’（指蒋经国）很想念你啊！每次我和‘总统’见面都要谈起你。”贾亦斌告诉彭位仁，自己始终不曾忘记蒋经国先生及所有在台湾的老朋友，并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尽一分力。
第15节：蒋经国派人北京见贾亦斌
1987年，蒋经国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他认为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能不变”，主张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两岸人员往来。此前，蒋经国已对两岸学术、文化、科技、体育、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接触解冻；取消了大陆为“完全禁航区”的决定；对两岸转口贸易实行“不干涉”政策。而这一年“华航事件”的圆满解决，又开启了两岸官方谈判的先例。
到了1987年，蒋经国更是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之举，显示出他在晚年力图“对历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祈求。
贾亦斌看到蒋经国做出一系列缓和两岸对立，有利民族统一的举措，由衷欣喜。贾回想起自己与蒋经国的恩恩怨怨，更企盼能在统一的民族大旗下，和蒋经国再度携手于一途。
就在同年5月，贾亦斌陪同台湾访美学者陈学明博士，游览溪口蒋氏故里。在蒋介石母亲王采玉、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墓地，贾亦斌不无感慨地对陈博士说：“希望经国先生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贾亦斌还特意在起义前同蒋经国见面的丰镐房会客室，在蒋经国手书的“以血洗血”石碑前留影，并赋诗一首：“喜逢旧地又重游，浮想联翩夜不休。共赏京昆武岭校，同商调遣丰镐楼。后凋松柏干犹盛，洗血石碑泪直流。但愿妙高台再会，私情公谊话从头。”
照片和诗作，都由陈博士带回美国，并通过关系转交给了蒋经国。后有人传来话说：蒋经国看到了照片和诗作时，心情颇佳。
蒋经国派人北京见贾亦斌
此后不久，一位受蒋经国之托的人秘密来大陆。他既是蒋经国的部下，同时也是贾亦斌的部下。他找到贾亦斌，问了贾亦斌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陆对和谈有没有诚意？第二个问题是你可不可以沟通？
对于第一个问题，贾亦斌回答说：“确有诚意。”并请来人回去后转告蒋经国。贾亦斌还分析原因有三：第一，50年代初，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很明显是要以武力解决。后来，讲祖国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还有一种就是和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政策，和平统一放在了前面，而且申明武力只在万不得已如“台湾独立”或外国入侵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
第二，你也许注意到了，大陆明确了今后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一直在为争取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努力，怎么会在自家海峡两岸搞冲突呢？我们怎么可能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呢？
第三，如果我们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就要渡海作战。现代的渡海作战，必定要动用现代化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不仅台湾变成一片焦土，而且临近台湾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是大陆经济发达区域，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这一带必然要遭到严重破坏。虽然统一了，但代价巨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为上策。
至于第二个问题，贾亦斌明白来人说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贾亦斌与蒋经国原本感情很好，可以说是相当好的朋友。但贾亦斌起义后，蒋经国欲去贾亦斌而后快，所以怕贾亦斌记仇；二是不知道贾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上层传话。因此，贾亦斌说：“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大局，我会从大局出发，不会计较个人恩怨，何况经国先生对我还是恩大于怨。”至于有没有条件去沟通，我说：“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老实、不讲假话，因而有一些朋友，应该可以沟通。”
贾亦斌也反问来人，“经国先生有没有诚意”？来人回答：“经国先生有诚意。”贾亦斌再问，“诚意表现在什么地方”？来人说：“一是美国人在压经国先生，想把他换掉。美国人觉得他不太听话，美国“抑蒋换马”的念头长年不散，蒋经国与美国的矛盾始终不得缓解。近几年，美国一直暗助台湾党外势力围攻国民党，逼蒋经国放权。二是台湾内部也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如老兵要求返回大陆探亲的呼声越来越高，台北、台中闹得很凶，老兵们上街游行。蒋先生说：‘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离乡背井那么多年，我怎好强压他们的请求呢？’这些都需要同大陆接触，所以蒋先生确有诚意，是认真的。”
第16节：“尚有余篇惜未成”
贾亦斌将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还请来人带去一封给蒋经国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可惜就在蒋经国准备派重要代表再谈判时，却不幸于1988年1月14日在台北病逝。噩耗传来，在大陆的原经国先生部属和旧友，无不为之震惊和悲痛。贾亦斌于次日致电蒋经国治丧委员会，表示深切哀悼。唁电中写道：“惊闻经国仁兄不幸逝世，悲痛莫名。回首当年，辱承吾兄知遇，屡委重任，是所难忘。抗战期间，吾兄深怀国恨家仇，毅然带头参加青年军，主持政治工作，竭尽心力。去台以后，吾兄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近又作出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之决策，此皆国人所称道者也。而今统一大业尚待海峡两岸共同努力完成之时，不意吾兄与世长辞。溪口一别，竟成永诀，于公于私，均甚痛惜。特电悼唁，尚望方良女士和其他家属节哀。”
贾亦斌感叹道：“蒋经国的去世很可惜，他为推进祖国统一做出了实际努力，突破了昔日蒋介石设置的禁忌，这是非常难得的。”贾亦斌始终怀疑，为什么一切正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时，蒋经国却突然“病故”，而此前他的身体状况基本稳定，没有一点征兆，而且死的时候七孔流血。当时有人对蒋经国的死因可疑，台湾曾出过一本小册子——《蒋经国死亡之谜》，贾亦斌也有同感。
蒋经国的猝然去世，对原本发展势头较好的两岸关系是非常不利的。贾亦斌深为痛惜。回顾贾亦斌与蒋经国将近40多年的交往，始以反帝御侮而合，中以政见不同而分，终以和平统一而合。分合之际，演绎出贾亦斌与蒋经国一生的恩怨情仇。贾亦斌与经国先生，公谊为重，私情难忘，曾殷切希望他能在晚年为祖国统一作出历史性的贡献。然而天不遂人愿，经国先生在两岸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时不幸去世，怎能不为之痛惜！悲痛之中，贾亦斌当时写下了《哭经国兄》一诗，表达了他对蒋经国的深切怀念和哀思。诗云：
“萍水相逢知遇深，骤闻噩耗泪沾襟。难忘报国从军志，时忆轸民建设心。开放探亲赢盛誉，严防‘台独’最伤神。知兄此去留遗憾，尚有余篇惜未成！”
第17节：来之不易的名古屋决议
何振梁，一个注定与奥林匹克结缘的人。他曾经积极争取国际奥委会支持、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中国，经过中国人民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他曾经为台湾参加北京举办的亚运会而与台北奥委会进行谈判，并签订两岸体育界的第一个书面协议，使两岸交流从此更加热络起来；他曾经为北京两次申奥而殚精竭虑，深受人们称赞。还有曾被媒体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一票之谜”，更是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个中曲折，且看何振梁娓娓道来。何振梁，原国家体委副主任；曾经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为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执委及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
来之不易的名古屋决议
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第50次雅典全会上，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国奥委会。同时，台湾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但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却未经全会讨论，悄悄地把台湾的奥委会以“中华民国”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力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此后，我们为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反对国际体育组织的错误做法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于1958年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根据《告台湾同胞书》的基本精神，中央批准了在国际组织中对台湾的新方针，把蒋帮的提法改为台湾当局，驱蒋的提法改为撤销台湾当局会籍或会员资格。在一些非政府性国际机构内，除了全国性席位由我有关部门机构占有外，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章程的不同规定，可以允许台湾非政府机构作为我有关机构的分支参加，或允许其作为非全国性机构参加，名称可以是“中国X机构台湾分会”或“中国台湾X机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冠以“ROC”（中华民国）或单独用台湾名义。
新的方针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打开长期未能解决的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僵局开辟了道路。在过去多年的工作基础上，在国际奥委会内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助下，经过会内外的大量工作，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并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即名古屋决议。其内容如下：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决议（1979年10月25日于名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
国际奥委会将执委会名古屋决议交委员们通讯表决，获绝大多数同意。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台湾方面在经过1年多的抗拒之后，最终不得不接受决议中规定的条件。1982年，台湾方面申请加入亚奥理事会。但是他们既想进去，又不想按名古屋决议办。亚奥理事会没有同意他们的申请。
1986年，台湾又提出参加亚奥理事会的申请，并表示同意按奥林匹克模式入会。我们认为只要台湾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名古屋决议，就可以同意台湾加入亚奥理事会，并欢迎台湾地区派出运动员参加北京的亚运会。后来，台湾的入会申请顺利通过。
萨马兰奇的倡议
对国际体育领域里的政治问题有着特殊嗅觉和兴趣的萨马兰奇，1987年5月突然倡议，由他出面邀请海峡两岸的运动员共同参加由他提供奖杯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杯”比赛，地点可首先在中国大陆，第二届在台湾。当年，萨马兰奇是在国际奥委会伊斯坦布尔全会期间向何振梁提出这个倡议的。他说，提这个倡议的目的是推动海峡两岸的体育交往，以此作为台湾运动员去北京参加亚运会的第一步。萨马兰奇征求何振梁的意见。由于这事突然又特别重要，何振梁只原则性地回答说：“倡议如能实现，将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体委同意萨马兰奇的倡议，有关部门也认为是件好事，应大力促成。于是，中国奥委会答复萨：“支持你的倡议，比赛地点可以同意轮流在海峡两岸进行，比赛项目可以进一步商议。”
对于台湾来说，这个倡议却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他们既不能拒绝，又不便接受。他们认为，目前两岸运动员直接比赛尚不具备条件，但同意在第三地并有第三队的情况下进行此赛。萨马兰奇于是建议1988年5月在香港进行有我们和中国台北及香港队参加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杯”乒乓球比赛。我们立即表示同意。
1988年2月15日，萨马兰奇邀请何振梁、台湾的徐亨和刚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吴经国商谈“主席杯”比赛事，徐亨借口已去外地而不来参加。会上，萨马兰奇开门见山，建议“主席杯”比赛在香港举行，时间定在6、7月间，项目为男子排球及乒乓球男、女单打，分两天赛完。萨马兰奇除自己出席外，还邀请国际排联和国际乒联的主席及祖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奥委会出席，三地均用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名称和旗、歌。何振梁表示赞成，吴经国则希望7月以后再作商议。萨坚持原议，并指出：“如果比赛成功，将更有利于台湾方面参加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为了台湾加入亚奥理事会，国际奥委会帮了不少忙，如果台湾方面不参加，抵制1990年亚运会，将很不好。”
第18节：签订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
同年12月，何振梁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地区）奥委会大会，台湾的徐亨和吴经国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应徐、吴二人的要求，何振梁同他们会晤。会晤时吴经国提出，希望澳门和新加坡也参加“主席杯”比赛。显然，台湾方面的这个意见是想改变“主席杯”原来为海峡两岸的特殊情况而举办的宗旨。何振梁说“对澳门来参加，我们没有异议，但从体育上讲，澳门没有可以跟海峡两岸相等水平进行竞争的项目。但请新加坡参加就不妥了，虽然新加坡是由华人为主组成的社会，但它是个独立国家，不宜邀请。”何振梁当场就把新加坡问题给否了。第二天，应萨马兰奇主席的邀请，何振梁和屠铭德、台湾的徐亨和吴经国、香港的沙理士和杨骏骧在萨马兰奇住处商谈“主席杯”事宜。萨马兰奇同意何振梁关于不邀请新加坡的意见。大家商定于1989年4月7日至10日在香港举行。只举行乒乓球比赛，设哪几个小项目待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商定。原拟排球比赛暂缓。第二年4月比赛结束时宣布第二届比赛在何地何时举行。原则上是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三地举行。后来，由于1989年4月6日，中国奥委会与中国台北奥委会已经谈妥并签署了书面协议，台湾地区将正式派团来北京参加亚洲运动会，“主席杯赛”已无必要，就此搁置了下来。
签订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
1989年4月6日，何振梁作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同中国台北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庆华，签署了关于台湾地区体育团队来大陆参加国际比赛的协议，这是海峡两岸体育界之间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根据国际奥委会名古屋决议，会址在台北的奥委会只能是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用英文写的)，旗和歌都与他们过去使用的不同。
对于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的中文译文，我们习惯于译成中国台北奥委会，这也顺理成章，台湾却把它译成中华台北奥委会。长期以来，对这个中文名称一直是各说各的。在第三国参加国际比赛时，因只用英文名称，不存在中文译名问题，而在用汉字表达地名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则使用这些国家本身的字母，将Chinese Taipei的发音拼写出来，代替汉字译名问题，但是在北京举办亚运会，无法避开中文名称问题。于是，如何翻译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这一名称，成为双方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1988年9月，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举行。我们和台湾地区的体育代表团都参加了。来自台湾的一些记者围住何振梁问，“大陆是否可以同意台方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北京亚运会？”何振梁回答说：“我们欢迎台湾同胞按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规定来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为什么台湾方面要以‘中华台北’这一名称作为前提条件？”何振梁反问记者：“你们能否告诉我‘中华’和‘中国’的区别何在？”台湾记者语塞。显然，台方是通过记者来试探我们的态度。
12月，在维也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各国奥委会大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台北名誉委员徐亨和委员吴经国向何振梁提出，希望私下谈一谈。过去同他们见面时，只是寒暄一下，没有认真交谈过。12月7日晚，双方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单独会晤。
寒暄后，吴经国提出，他们愿意派队参加北京亚运会，但要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何振梁指出，“‘中国台北’的译法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台湾有些人反对用‘中国台北’，究竟‘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区别何在？”双方争论不下，并商定于1989年1月18日在香港会面。
1月18日，何振梁和屠铭德与徐亨和吴经国在香港再次会晤。这期间，由于台湾当局着意进行所谓“弹性外交”。我们决定先看一看再说，暂不松口。这次是两岸奥委会代表正式会晤，吴经国等因为怕台湾情况多变，日后变卦不好说，专门拿了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的书面委托书。会晤在文华酒店何振梁的住房进行。
何振梁主动把话题转入1988年12月在维也纳双方谈及的台方使用什么译名参加亚运会问题。何振梁指出，由于台方不断有政界要人强调以接受“中华台北”名称为前来北京参加亚运会等国际比赛的前提条件，使问题复杂化。目前已不是如何翻译Chinese TaiPei的技术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了。尤其是近来台湾当局推行“弹性外交”，更使我们对台方坚持以此为前提条件的意图提出疑问。所以，现在不能同意他们用“中华台北”。
关于何振梁的这番话，徐亨和吴经国一再表示可惜，说他们将难以派队来大陆。徐亨还表示，他多次告诫那些人不要乱说话，言多必有失，这类事双方悄悄地谈，容易解决得多。
这以后，双方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各自不断地进行研究。台湾方面的分歧很大，有坚持原来意见的，也有认为可以不坚持“中华台北”的名称的。他们传话过来说，大陆是老大哥，照顾一下小弟弟的困难。
3月8日，我们向报界透露，“在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前提下，有关参赛的技术性问题，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经过磋商，不难解决。相信两岸之间的体育交往，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年将有新的突破。”
台湾方面立即理解了这一信息，认为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这时，台湾方面传来消息说，如果在台湾队参赛的名称上能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台北奥委会的秘书长李庆华愿意来同我们正式会谈。当时，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来回传递消息的人是当过台湾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齐剑洪的儿子齐伟超。齐伟超在香港做生意，来往大陆和台湾，所以两边都接得上话。
第19节：哪有先承诺再商谈的
3月9日，何振梁约见齐氏父子，约李庆华同吴经国一起来香港商谈。齐伟超问何振梁能否承诺同意台方的要求。何振梁说：“哪有先承诺再商谈的？承诺了就不必再商谈了。谈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3月15日，何振梁与中国奥委会的正副秘书长魏纪中、屠铭德到了香港。16日晚，齐伟超通报李庆华已到香港，希望马上就谈。何振梁考虑当晚的谈话可以不作为正式会谈，决定由魏纪中、屠铭德先与他初步接触。双方相互有所了解，对正式会谈有好处。于是，魏、屠与李见面。通过接触，得知李庆华对我们的底牌已摸清楚。何振梁考虑再三，决定明天不能拍板定案。在我们同意用“中华台北”的名义的同时，要让台方对我们去台湾参加国际性比赛应按国际奥委会决议作出一定的承诺，并且要台湾撤销对两岸交往所设置的种种人为障碍。
17日上午，何振梁同李庆华会谈。李庆华强调，各说各的方案会带来不少问题。他希望我们从更大的范围着眼，同意台方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他还表示“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的得会大于失。”何振梁于是不再与他继续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讨论，而是提出这次会谈，是两岸奥委会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不仅要讲台湾地区体育队伍来大陆参赛的条件，也应把大陆的体育队伍到台湾地区参加国际性比赛的条件作为统一的内容进行考虑。既然双方都已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决议，那么大陆的体育队伍到台湾参加国际性比赛时就应该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进行，名称是中国队，打五星红旗，奏《义勇军进行曲》。
对何振梁提出的问题，看起来李庆华并没有思想准备。他表示，你们用中国的名称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对旗、歌没有表态。何振梁再次强调了名、旗、歌问题，并提出，两岸的体育交往中，台队已来大陆。但台湾当局对大陆入台设置障碍，这样难以实现双向交往。李表示同意何振梁的意见。
何振梁表示相信他的话，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出现问题，希望李庆华取得有关方面的正式认可，并和何振梁签订协议，希望尽快在双方认为合适的地点进行。
4月4日，海峡两岸的奥委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会谈。我方仍然是何振梁和魏纪中、屠德铭。看来台湾方面已经请示了最高当局，愿意有所承诺。会谈时，何振梁直截了当地提出，不管是台湾的体育队来大陆，还是大陆的体育队去台湾参加国际比赛，都应该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办。至于Chinese Taipei的中文译法，我们可以尊重台湾方面的习惯用法，在比赛以及会议等正式场合，主办单位都称台湾方面为“中华台北奥委会”。至于大陆的体育队伍去台湾参加国际比赛，如果台湾方面一时做不到按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办，唯一的办法是台湾不申办国际正式比赛。考虑到李庆华先生目前的处境，会谈如果达成协议，双方可以做口头承诺，而不以书面形式签字。如台方不便，我们也可以承诺不向外界透露这次会晤。但是台湾应承诺体育队伍来亚运会及其他在大陆举行的亚洲国际比赛，也承诺不以这次协议作不利于两岸交往的宣传。
李庆华看见我们的态度明朗，表示，如果大陆的体育队伍去台湾参赛，名称无问题，但旗、歌目前还有困难。他还说，大陆杰出人士访台的条件，正努力解决，“既然请客人来访，就不应对客人附加任何条件。”他还说，这次会晤可以公开。于是商定4月7日上午10时，两岸奥委会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同时向新闻界公布这次会晤结果。
次日中午，何振梁请李庆华和齐伟超夫妇吃饭。出乎何振梁的意料，李庆华提出，最好有一个书面协议，何振梁当然同意。于是李庆华拿出事先拟好的草稿。大意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及活动时，大会（即主办单位）在文件、手册、名牌及所作的广播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须称呼其为‘中华台北’”。何振梁作了两点改动：一是在台方赴大陆参加比赛的一句前，增加“将按国际奥委会决议”；二是把最后一句“均须称呼其为……”中的“须”字册去，改为“均称之为……”。李庆华同意。于是双方共同签署了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最后的书面协议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活动，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大会（即举办单位）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之信函、制作之名牌以及所做的广播等等，凡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下面则是何振梁同李庆华两人的签字。
协议签订以来，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参加国际比赛和其他比赛的人次已数以千计。大陆地区的体育队多次访台。两岸奥委会领导人也往来海峡之间。隔绝了40年之久的两岸体育界从此架起了交往与沟通的桥梁。
第20节：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童小鹏真正参加对台工作是在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后，他作为其中的成员之一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当然，这以前童小鹏也一直关心台湾问题。童小鹏，福建长汀人。1930年，他16岁时投身革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随周恩来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秘书、机要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长、秘书长，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1947年3月，他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央城工部、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年至1966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初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干校。1973年回中央统战部，1977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2年退居二线，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童小鹏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的演变十分清楚，回忆起来如数家珍。他先向我介绍50年代的对台形势：
1956年以前，我们的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就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苏联政府也准备为我提供解放台湾的渡海设备。中央以朱总司令的名义，郑重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还成立了由粟裕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积极筹划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武力阻挠我解放台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使台湾问题复杂化，解放台湾的日程因此被推延。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我们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自己祖国完全统一。1955年1、2月间，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毛主席在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毛主席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使台湾政局趋于稳定，解放台湾面临客观上的困难；二是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三是美蒋在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上的矛盾突出，使和平解放台湾存在可能性。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行前毛泽东和党中央确定“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的可能”。会后，经过苏联、英国、印度等国的斡旋，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中美之间开始有了外交上的接触。这为我们和平解放台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有：省亲会友，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和平解放，互不破坏；留蒋军队，由蒋治台。
为了进一步让全党了解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1955年7月30日，周总理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指出，解放台湾有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我们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到了1956年，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又有新的发展。1月25日，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根据这一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基本方针，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周恩来总理还身体力行，亲自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马坤时说，如果你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和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的老朋友，他认识毛泽东，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次谈判破裂后，打了3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是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总理还说，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人历史。
毛主席也进一步指出，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对此进一步进行说明，他说：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