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大抗战
郑光路8年抗战，300万川军出川抗击日寇,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这段洒满鲜血的历史，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冠名为《川人大抗战》出版。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川人大抗战的历程，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这段历史的长篇专著。
第1章 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刘湘入驻成都
通过时间隧道回头去看抗战前夕的成都，这座西南重镇还真是古色古香。
1935年2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成立四川省政府，7月6日后省政府衙门陆续从重庆迁成都。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场暴雨后，天气凉爽。时近黄昏，一行车队从东门外的牛市口缓缓开进成都。车到了天福街，眼前是护城河，已可看见东门古城墙……
一个身着戎装，身材高大、面色微黄的高级将领从黑色轿车里下来，他就是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和他同车的是他的心腹谋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
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一等参谋，1915年初，随袁世凯派到四川督理军务的陈宧到成都，任将军府中将副官长。1924年还曾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
刘湘下车，跺跺脚，对身边头戴博士帽、身着黑色长绸衫的邓汉祥说：“从重庆坐车，路上颠簸了两天，总算到成都了……鸣阶，我们不坐汽车，走进城吧！”
邓汉祥高兴地说：“好，好，甫公说得甚是。我们走进城去，既可了解省城街市风情变化，又可舒展下身子！”
两人缓步而行，卫士们紧随其后。
当年成都不大，府河上的东门大桥已是城外，刘湘手抚桥上石栏杆远眺。对成都很熟悉的邓汉祥说：“这东门大桥是百姓俗称，实名‘长春桥’，又叫‘濯锦桥’。在光绪癸未年修补时还挖出块宋碑，看来为宋代所修建无疑！”
只见清流中，东门外大码头艄公摆渡、渔翁搬罾垂钓，河畔柳树青青。刘湘遥望远处跨金水河合江处的“大安桥”和雕栏画廊的安顺桥，微叹一声说道：“成都好美啊，十多万户，四十多万人。20多年来，我在成都周围打了好多次仗，在这座城里头杀进又杀出，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安逸过……”
“甫公，你如今是堂堂省主席了嘛！今后军政都由甫公主宰，川省各路诸侯也不会再胡乱混战了！”
刘湘等人过了桥，到城墙下。苔藓斑驳的城门上大书“迎晖门”，进了东门城门洞，东大街闹市顿入眼帘。邓汉祥对刘湘说：“据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官府统计，成都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16条街道，都很狭窄。较繁华的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多不及二丈。科甲巷更狭得可怜，仅数尺宽，两三个胖子并肩走也麻烦！民国后，街道才多了几条，东大街也宽了一些。记得大清末年时，这条名震巴蜀、富丽无比的东大街，可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呢……哈哈，但那时也不过宽约三四丈罢了！”
东大街两旁人家屋檐都与阶齐，下雨时行人可以檐下避雨，晚上又可摆“夜市”。只见满街各字号的首饰铺、绸缎铺、皮货铺、土洋百货以及专卖京、苏、广货的商家栉比鳞次，黑漆金字大招牌像比赛般一家比一家辉煌夺目，行人熙熙攘攘……街边隔不多远便摆有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长方形石缸，缸内水草飘曳，鲫鱼、鲤鱼在里面悠然游荡，像在显示老城的慵懒古旧……
身后张副官惊讶问：“甫公，怎么街上还喂鱼哟？”
刘湘笑道：“喂啥子鱼啊？那是用来贮水灭火的，叫太平缸！”
邓汉祥接着说：“从乾隆四十九年起经过几次大火灾后，这条街就防患未然……张副官，你没看见街边隔不多远就摆着麻搭、火钩等救火家具？那是前清丁葆桢丁制台命商铺制备的，此风至今犹存！”
为防火，街两边建筑处处有高耸的风火墙，造型典雅、多彩多姿。路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城里人、乡下人，都把来逛东大街当成最时髦而快活之事，路上已很有些坑坑洼洼。
刘湘走到下东大街，停下步子说：“我记得这里原来有座牌楼嘛！横额写的是‘既丽且崇’四个金晃晃的大字。”
邓汉祥说：“甫公说得对！那是根据汉朝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的文字来的。1924年杨森当省督办独霸成都时，实行啥子‘新政’，为拓宽东大街，拆除了这座牌坊……甫公，你看街右那座‘府城隍庙’，如今更热闹了！”
刘湘朝城隍庙内望去，只见里面有酒馆、汤圆、面店、杂货铺、算命卜卦、杂耍跑滩…….闹哄哄的。他笑道：“三教九流、抓拿骗吃的人都跑到城隍庙头，恐怕反把阎王、小鬼都要吓掉魂了！”
身后张副官和卫士们呵呵大笑，齐声说：“甫公说得好巴适哟！”
他们走到城守东大街，邓汉祥说：“此处明代为都司、提学道署所在地，到前清时为守护省城的‘城守游击署’，所以这街叫城守东大街。甫公，你看街南那家‘香风味饭店’，腌卤最负盛名，‘荣盛豆花饭店’听说也很有名气……”
刘湘望着“城守游击署”的破房子，皱眉说：“你看那啥子游击署，房子偏偏倒倒的，破烂不堪……今后要整治一下！”（本书作者注：抗战时城守游击署旧屋成为四川省图书馆，至今旧址犹存）。
再走几步，刘湘站在十字街头，指着右边一条热闹街市说：“这就是杨森1924年当省督军搞‘新政’时的得意之作，他修的春熙路了！”他又往左边那条街一指，说：“那是走马街，你看全是带铺板的青瓦平房，好气派！”
身后张副官问：“请问邓秘书长，咋个叫走马街哟？”
邓汉祥答道：“走马街再往左一拐，就是督院街。前清时候，全川各地有多少官员骑着高头大马去督院拜见总督大人啊！”
邓汉祥捻须又微笑说：“清朝垮杆，1912年3月11日，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1914年改为省巡按公署，1916年又改为省长公署。1919年4月‘防区制’形成后，先后坐镇成都的啥省长、督军、督办、总司令等，走马灯样频频换人……办公地点大都在督院街！” 刘湘重临故地，也很感慨：“是啊，只说这10多年来，1921年是刘存厚，1922年5月后是刘成勋，1924年后是杨森，1928年11月后是我幺爸刘文辉……先后都在那条督院街组织省政府督川。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啊！”
东大街、春熙路几里长的大街上两三层楼的铺面，又高、又大、又深，整齐干净；招牌全是黑漆金字，富丽堂皇。
他们走到中东大街暑袜街南口，邓汉祥手指两旁街楼说：“甫公，你看这东大街好热闹！街南有宝元通百货公司，又有万钰银楼，是省城银器业最早最大之商铺。又有中西大药房，创设于光绪二十七年，为本市西药业之最早！盐市口南端，街口原为鱼市所在。盐市口，是全城大盐市……”
刘湘说：“我当小娃娃时候，就听说东大街的‘夜市’最有名了，说从宋朝时候这条街就有‘夜市’习俗，成都人称为‘赶东大街’。我爸每次到成都做米生意回大邑安仁镇家头，都要夸东大街的‘夜市’闹热得很，说每天夜里大街上屋檐下，挂灯笼、点火烛，摆满地摊摊吆喝叫卖……一直到打二更三更后才收市！”
邓汉祥频频点头：“我1915年随陈宧到成都时，这里交通还很落后，除闪悠悠的‘滑竿’、轿子外，就是马车了……马车总站就设在城守东大街口，粪骚臭冲天，行人掩鼻而过。马车上有五六个座位，招手即停。1924年后，杨森当省督军，才不准马车在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市区通行……”
不时有黄包车从大街上经过。还可见到太太、小姐巍巍然高坐包车上，仆人、丫环紧跟车屁股后奔跑……
刘湘说：“如今街上鸡公车、马车、滑竿都少见了，黄包车倒比以前多了！”
邓汉祥笑着说：“1913年留学日本的郭玉珊、韩子葵等人归国，在包家巷成立省甲种工业学校，生产仿日本式黄包车，所以又叫东洋车……有钱人家以有私人‘包车’为荣。那些身穿黄布背心号衣的，是‘公用’黄包车夫，这倒和重庆一样。甫公，你听那一路叮叮当当之声，倒构成一幅闹市繁华图。十里长街，简直就是芙蓉城的《清明上河图》啊！”
当然，这位省府邓秘书长不一定晓得：这些躬腰拉车汗流浃背的车夫，都是交押金、托人情，好不容易才在车行老板处租到车的。抗战前夕的30年代，被成都人称为“怪物”文人的刘师亮有首《哀黄包车夫歌》，鲜活地描述了黄包车夫受尽滥兵歪人之辱的情景：
“黄包车，快些走，先生今天会朋友。先到新化街前(注：娼妓街)去玩耍，再到望江楼上吃花酒。转来顺到过九眼桥，毛家公馆推牌九。问问路，二十里，铜钱一串就足矣！争多争少欲为何？你把先生瞧不起。先生不是普通人，立刻就要医治你！车夫争钱大无耻，骂声车夫你该死！不去当兵来拉车，给你几个嘴巴子。打得车夫无言答，垂头丧气面如死。不见军警干涉坐车人，只见车夫两泪汪汪流不止……呜呼呜呼吾同胞，‘革命区域’有如此！”
刘师亮说的是，此时四川已属“国民政府”管辖，成都也是“革命区域”了，然得势的军阀旗号虽变，穷人仍然受苦。
刘湘、邓汉祥等人看见街上不时还有自行车出现，全是英国“邓禄普”、“三枪”等洋货。“邓禄普”商标是白胡子老头，被人称为“老人头”。“三枪”商标是三支洋枪架在一起。刹车要脚板反起蹬，称为“回链刹”……
张副官在身后说：“甫公，成都的‘洋马’（注：解放前自行车被称为“洋马”）比重庆多！我听说每辆要银元150元左右，一般人哪买得起啊？连以旧翻新的‘洗澡车子’都俏得很，四川‘展言子’的俗话叫‘骑了又漆，漆了又骑’！”
说得刘湘笑了。邓汉祥说：“甫公，你看青石桥与西东大街拐角处的‘马裕隆’商铺，从1907年开业，就是省城最早、最大的洋货商店！”
刘湘看那家商铺招牌上大书“马裕隆专售各国通商货品”。邓汉祥说：“‘洋马’算啥子？1926年，上海马裕隆总店为成都店订购了一辆英国‘哈雷’牌巡警用大型摩托车，千辛万苦从长江水运直抵成都。店主老板的大公子正读中学，居然无师自通跌跌撞撞能开动了！那年我到成都，就见东大街上摩托车轰隆轰隆、烟雾滚滚，连野狗也追随其后怪叫呢……街两边青年后生艳羡无比，妙龄女郎秋波频送，站在东大街上齐喊‘啊哟，打屁车又开来了！’甫公，你说有趣不？”
刘湘呵呵大笑：“鸣阶，硬是有趣！”
邓汉祥说：“不久，‘马裕隆’又从上海运到一部‘奥斯汀’小轿车。店主两父子大起胆子学开车，结果冲烂一家店铺挂伤了人，赔偿几十个大银元才完事。”
刘湘说：“我晓得这件事！这辆车子被我幺爸刘文辉二十四军的旅长、‘花花太岁’石肇武买去。1929年6月的一天，这个石肇武带两个漂亮婆娘，从他宽巷子的石公馆直奔东大街，横冲直撞，在春熙路凤祥银楼前，把一个讨口子撞死了。这石肇武马不停蹄仍乱冲，又把一个挑担卖汤圆的小贩碾得稀巴烂！”
刘湘说的这个石肇武，在1933年刘湘和他幺爸刘文辉为争当四川霸主而展开的混战中在邛崃被刘湘部捕杀，脑壳送到成都少城公园高悬示众。
邓汉祥说：“是啊，所以甫公后来杀了‘花花太岁’，省城市民都骂‘活该’，都称颂甫公为民除害！甫公如今统一了四川，省府入驻成都，川省此后励精图治，一定面貌全新！”
刘湘被说得很高兴：“走，到督院街省政府去！”
1935年9月1日，45岁的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正式在督院街本部办公，宣誓就任省主席…… 刘湘和夫人“刘甫婆”
距成都近百里的川西平原上，有个丰饶秀美的古镇——安仁镇。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五日，刘湘就出生在此。他祖父名公敬，字玉麟，是个武举人。父亲文刚，字鉴堂，绰号刘刚子，经营谷米生意。他家有水田40余亩，另还和刘文彩、刘全山两户合营水碾一座。
据刘姓族谱记载：刘氏原籍安徽徽州，清朝初年移民到安仁镇开基的始祖名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亲，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传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荣昌盛，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子墩”改名为“刘子墩”。传到第九代刘文辉和第十代刘湘叔侄时，盛极一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显赫的刘氏家族。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是刘文刚的长子，自幼惯于劳作，读书之余经常帮助老父推车运送谷米。
别看安仁镇当年很偏僻，民国期间却出了不少川军将领。本地人都传说刘家“祖坟上硬是栽了弯弯树，葬在白虎穴”，是块“风水宝地”！当年你要是走到大邑县，到处都见得到算命瞎子、风水先生口水四溅地在说“谶语”：“刘备五虎大将之一赵子龙的坟就埋在大邑县静惠山，所以这里出武将”，“你们没见刘甫澄大人当军长的二十一军，刘文辉大人当军长的二十四军，他叔侄两爷子的番号，恰与纸牌中的‘丁丁’、‘二红’相合，而‘丁二红’就是纸牌中的皇帝嘛！所以，二刘联合则可问鼎中原，黄袍在身坐龙廷，硬是比蒋委员长还厉害呢！”
人们将信将疑，把出了两个省主席、四个军长的安仁乡视为“圣地”。直到1969年本书作者当知青，下乡处离安仁镇不远，还经常听见有句顺口溜：“四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就是说：刘家当过军长的就有刘湘、刘文辉（刘湘的幺爸）、刘元瑭（刘文辉的胞侄）、刘元（刘文辉的胞侄）。至于当过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的，简直就多如牛毛！
刘湘与刘文辉是叔侄关系，官也当得最大（省主席）。刘湘的父亲同刘文辉是嫡堂弟兄。刘文辉弟兄6人，刘文辉最幼，及其显赫后，四川人也多跟着刘湘戏称他为“刘幺爸”。
解放后“名闻全国”的要算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刘文彩在安仁镇的公馆被建成为“地主庄园”，装鸦片烟的地屋也被设计成“水牢”……全国来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每天“忆苦思甜”、泪飞如雨，“打倒”的口号响彻云霄。公馆内的《收租院》泥塑还漂洋过海办到了外国。
其实在解放前，刘文彩的名气和他的幺弟刘文辉、侄儿刘湘相比，差得天远！
且说刘湘幼年读私塾，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1906年，陆军弁目队招生，不满17岁的刘湘投笔从戎，背着父亲跑到雅安应考，被录取，次年4月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旧历正月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夏毕业。
刘湘性情含蓄，少露锋芒，对同学则虚心求教。他每天只晓得埋头上课，从不过问政治。他喜唱军歌，集体游戏时，常被推为领唱。因他下眼皮有疾久治不愈，同人说话眼睛爱半睁半闭，总像瞌睡没睡醒似的，同学多戏呼他为“刘瞎子”。他跑腿打杂很勤快，又热心公务。队官喜欢吃鳝鱼，他去代为剐剖，弄得满手是血，队官对他大生好感……
刘湘块头长得大，相貌看似憨厚老实，少言寡语不为人注意，冬天还常流清鼻涕……同学中谁也没料到这个有些“瓜眉瓜眼”的同学，日后竟会在四川独领风骚！只有同学刘炳勋（字佛澄）的父亲，一个清朝八旗军队驻防成都的官员，他慧眼识英雄，对刘湘甚为赏识，特嘱炳勋与之深交，还常予以钱财资助。后来刘佛澄一直追随刘湘，官至旅长及机关枪司令等。
外国观察家也认为刘湘“显得极为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有两个英国人曾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尽管刘湘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但是既无性格，又无才气……” 但外国人也有眼光敏锐的！英国的托勒1921年就说：“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但他的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叫人永远难忘。他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刘湘1909年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凭他四川人形容他“装猫吃象”的大智若愚和英勇善战，一二十年间连连高升：由排长、连长、团长、师长直至军长、省主席……
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四川老百姓脑壳上虽然少了“猪尾巴”辫子，但仍没过几天太平日子。1919年4月“防区制”正式形成后，兵如土匪，川内各派军阀抢地割据，占山为王，每个防区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四川活像争王称霸的大戏台！
1928年7月，蒋介石派人来川，拉拢利用刘文辉、刘湘控制四川。9月，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刘文辉（二十四军）、田颂尧（二十九军）四个川军军长在资中县召开联合会议，讨价还价很久，商定组织省政府，并达成协议，由刘湘任裁军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任省主席，邓锡侯和田颂尧分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
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
刘湘19岁时与本县苏场一个姓周的农村女子结婚，岳父大人务农兼做裁缝。
后来刘湘发迹后，深以夫人无名为憾。贴心“师爷”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故又称为“刘周玉书”。刘湘被人称为“甫公”，妻以夫贵，夫为公，夫人岂有不称“婆”之理？四川话中“甫”、“虎”同音，刘周玉书有点横蛮泼辣，有母老虎之威，于是就被刘湘部下喊成了“刘甫婆”，她的真实姓名倒逐渐隐去了……
刘甫婆嫁到刘家后起早摸黑，吃苦耐劳、节俭度日，一文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当刘湘去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养公婆，还把绩麻纺花凑起来的钱，两百文、三百文地带给刘湘打零用。刘湘当了大官，她还是爱穿件旧蓝布衫，脑壳后头蓄着四川农村妇女常见的俗称“大粑粑”的发髻，农家本色未改。她还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像有些官太太那样描眉画凤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呼奴使婢。这些，都令人不得不翘大拇指夸赞。
曾在刘湘幕府当过女“参议官”的秦德君老人摆过“刘甫婆”许多有趣的龙门阵：
“刘甫婆”比刘湘还大几岁，十分泼辣。刘湘有个参谋长郭昌明，40岁才安家，和一位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初上任时，郭参谋长带着年轻妻子专程到刘湘家拜见刘湘夫人。他们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很朴素的农村妇女在埋头洗衣服。郭夫人上前问：“大嫂，军长夫人在家吗？”那位“大嫂”抬起头来，没有答话。进屋把围裙解下，从容地走出，到郭夫人的面前双手拍拍身上的灰尘，拉扯拉扯衣襟，冷冷问道：“你看看，我像个军长夫人吗？”然后又尖酸地反问道：“你是哪家的小婆娘？”
原来，在刘湘幕府里，凡是出现年轻漂亮的女子，她都一概叫人家是“小婆娘”，弄得那些年轻的夫人、太太们都不愿上她家的门……郭夫人回头抓住郭参谋长大哭大闹，一口咬定郭昌明是有妇之夫，骗了她，不然军长夫人为啥子把她叫做“小婆娘”呢？
刘湘习惯召集高级官员到他家的客厅里议事，“刘甫婆”最喜欢偷听。这些官员们有时趁刘湘不在，故意你一言、我一语编造刘湘找小老婆的故事刺激她，惹她吃醋出洋相……她在窗外越听越生气，常怒不可遏闯进客厅，把茶杯、茶壶、烟盒、花瓶、古玩摆设、桌椅等等砸得稀巴烂。要是此时刘湘进来碰上了，就会对夫人一阵拳打脚踢。尽管“刘甫婆”满脸是眼泪，但看见刘湘因为打她累得大汗淋漓，她就赶忙端来热水，绞出湿毛巾给丈夫擦汗，还拿来蒲扇给丈夫扇风……惹得大家捂着嘴巴鼻子忍不住地笑。
刘湘想治她，只有在经济上卡她，家庭开支每月只给100元，想逼她主动退位。可是夫人要人不要钱，要权不要财。她身边有她的亲信周晓岚、刘树臣哼哈二将，都是她的亲戚，管理着枪支、弹药，刘湘部下任何一个师长、旅长不通过这哼哈二将，就拿不到一枪一弹。而刘夫人自己极能吃苦，也不在乎钱，她在家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烧锅做饭，还要兼搞副业，喂猪喂鸡，什么都做，就是不准刘湘讨小老婆。她自己因为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也练得结结实实的……因此，刘湘始终拿他这位夫人没有办法。
“刘甫婆”当上四川“头号夫人”后，农家妇女朴实勤劳之风未改，很被人称赞，所以她曾担任四川省“新生活运动总会”地方分会的会长。许多人都说：“刘甫婆堪当此任，有资格！”
但“刘甫婆”也难改农村最追求当“土老肥”的习气。最引起众议的：是说她贪财，买田买地不少。据说买得太多了，嫌写契约麻烦，就印了很多空白契约，买时填上一张就了事……
“刘甫婆”购田买地可能还不算凶的。川军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和他的3个师长，每人在郫县都买有3000亩良田；下面很多旅长、团长，也都在郫县购置田地100亩以上……刘湘老家大邑，军人户数只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却占有大邑县百分之六十六的田地，全县每户军人的田地平均有三千亩之多！最大的一户拥有的田地达三万亩之巨……
难怪一个中国记者1932年就这样写过：“刘湘是以军纪严格知名的，但是他的部属在所驻的防区里却为所欲为……这些四川的王爷生活豪华、妻妾成群，大多拥有堂皇的住宅，购置沃土良田……”
“刘甫婆”把刘湘管得紧，刘湘也算得是洁身自好，终其生不赌不嫖不抽鸦片，更不敢讨小老婆，在生活大多风流腐化的川军将领中，确算既少见又难得了。
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
刘湘统一四川和“刘神仙”奇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早就想统一四川。1928年7月后，他派人来川八方奔走，想拉拢四川最有实力的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刘文辉（二十四军）、杨森（二十军）、田颂尧（二十九军）这五个川军“巨头”。
但川军地方军阀都想当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窝里斗”正在起劲，岂甘俯首称臣？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1931年4月27日在成都举行省政府成立典礼。哪晓得刘文辉在“省主席”宝座上屁股都没坐热，刘湘为争当四川王，又六亲不认向他的幺爸大打出手：1932年10月，“二刘战争”闹剧“砰砰砰”地开演了……
1933年，最后一次四川军阀混战，以刘湘大获全胜而结束。刘湘成了四川最大的军阀，拥兵一百余团，既是国民党的二十一军军长，又是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
但1934年秋冬，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闹得轰轰烈烈。川东南，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又转战而来。这对刘湘当“四川王”是严重威胁。而此时，蒋介石正以“剿匪”为理由，势力侵入四川，也想吃掉刘湘。
从国民党“中央”到川内各界，对刘湘攻击也甚多，尤其是攻击他的“以神治军、以军干政、以政扰民”！
原来，民国时期的四川，江湖术士之类“妖人”不少，“道行”最高的“妖人”，当数“刘神仙”刘从云。此人道号“白鹤”，四川威远县人。最初当了几年占卜、星相、堪舆等花样的江湖跑滩匠，后来用江湖中“瞒天过海”、“做大路子”的招数，自称奉玉皇大帝旨意，代天宣化慈航普渡，以挽“红羊劫难”。自1911年起他开始传道，广收门徒，十年后信徒已成千上万。
“刘神仙”在川中设108个坛馆供坐镇菩萨，神灯长明。108馆分成6通(通即总坛)，6通108馆中又各设一只“渡人舟”，上舟者皆为骨干分子。如此舟36人就称“36天罡”，72人就称“72地煞”。声势渐大，于1926年在成都设“静德馆”和一只舟，在重庆成立“事圆馆”和一只舟。
刘湘早年好友、前文提到过的川军二十一军机关枪司令刘佛澄，最先“上舟”入教。他对刘湘说：“刘神仙早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神通大得很！”
于是刘湘也顶礼入道，夫人“刘甫婆”本就信佛，更迷信“刘神仙”。军长夫妇既皈依“神仙”莲台下，二十一军各级军官岂不争当徒子徒孙！刘从云有次酒后失言道：“从此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实，刘湘本意，是想以神教治军，利用宗教迷信约束其部属。所以当时明眼人都说：“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他和刘神仙各有所图。
刘从云懂些兵法军事，以“诸葛神机”著名。一次刘湘和二十军军长杨森联合作战攻鄂，久无战况消息。刘从云掐指推算道：“三天内定有佳音！”果然三天内捷报飞来。于是“刘神仙”大名远播。
1929年夏，“刘神仙”在刘湘支持下成立道门军队。他筹集信徒入道礼金23万银元，购回德国步枪3000支、手枪200支，由各“通”选送3000道徒作士兵，成立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号称“神兵”。到1931年，“神兵”已扩大到一万四千万人，由“刘神仙”直接指挥。川军几乎所有重要将领都成了他的门徒，并分别赐以道号法名。如刘湘赐号玉宪，潘文华赐号玉羽，唐式遵赐号玉美，王缵绪赐号玉道，王陵基赐号玉豹，杨森赐号玉勇，邓锡侯赐号玉齐……
1932年，川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在潼川结盟，共同对付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神仙”对众军事将领说道：“我已算定冬至之前，二十四军必败！”这次三军联盟后，“刘神仙”以“前敌总指挥”头衔率“神兵”攻入成都，果然将刘文辉二十四军打得落花流水！刘神仙得到刘湘二万五千块银元的奖赏，在成都三槐树街购置大公馆。这是“刘神仙”最春风得意之时。
1934年秋天，刘湘召集第二次“剿匪军事会议”，让刘从云当了“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挥六路会剿。
刘从云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神坛三跪九叩后，两个侍童各扶住丁字形乩笔的一端，在沙盘上颤抖晃动起来。刘从云长声悠悠道：“神驾降临，诸弟子跪接。恭请神灵指示.众弟子前程和‘剿匪’的军机！”众川军首领纷纷下跪。
也有许多人不买刘从云这个野神仙的账。
开会之前杨森说：“我妈死了，我都没磕过头。老子怎能给刘从云下跪？”最后碍于刘湘情面，只好一起下跪，却窝了一肚子闷气，回去骂了几天娘。
川中老牌军阀王陵基向刘湘发电报称：“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
而刘湘的第二师十五团团长严啸虎，更早就曾上书要杀掉“妖人”。外号“范哈儿”的师长范绍增常在跪拜时骂“刘神仙”：“我日你娘！”“哈儿”对人说：“我日他先人他都不晓得，狗屁个神仙！” 江湖妖人刘从云巍巍然当上“委员长”，驻节南充发号施令，命将出兵不但占卜吉时良辰，还要掐指定方向。一次命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潘师长照其指定的方向前进，面临大山，又遇断岩，急忙电报请示。刘神仙回电话责备魏师长：“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嗦？”把个魏师长鼻子都要气歪了，答道：“是不是还要我军临岩舍命？”一时传为奇闻笑谈……
此次围剿红军，“神军”却一败涂地。川军各部全破口大骂“刘神仙”装神弄鬼贻误战机。众人在成都西御街安抚委员会召集会议，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刘神仙”晓得漏子捅大了，只好溜之乎去也。风云一时的“刘神仙”及其“神兵”，从此销声匿迹……
1934年11月刘湘上南京拜谒政府主席林森，林正色对刘道：“听说四川还有啥神仙、神兵呀？时至现代，讲究科学，不能以神道设教自欺欺人啊！”说得刘湘面红耳赤俯身而退……
1946年冬，“刘神仙”到上海，范绍增把神仙介绍给杜月笙。杜为神仙在南京路大庆里找了个公馆，神仙便又在沪上当起了“相天下士”的高级“跑滩匠”。杜月笙、范绍增为神仙定下“工价”：每相一命金一两。此时的神仙不再穿古怪道袍，而身穿狐裘貂褂，口衔雪茄，身后徒儿四人皆西装革履，巍然高坐，来相者皆达官贵人，神仙大名又传遍上海滩……
解放后，刘神仙终于“贬下凡尘”，被政府逮捕，在“劳动改造”中死去……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刘湘用“神仙”使“六路会剿”红军失败，部下怨声载道。他不得已求助中央国民政府，要钱、要枪弹、要实权。蒋介石正千方百计把手伸向四川，立刻同意先发给四川炮弹500发，枪弹200万发，“剿匪”经费500万元……
于是，蒋介石利用“剿匪”名义，从各方面渗透四川，派嫡系部队入川，以贺国光为首的行营参谋团也到重庆，同川军共同“围剿”红军。
蒋介石为与刘湘“合作”，大给“甜头”：任命刘湘统掌四川军政大权，发给军饷……1935年9月1日刘湘名正言顺在成都宣誓就任省主席。至此，祸害全川近20年之久、各路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宣告结束，四川全省行政得到统一。
但川中各路军阀又岂甘居刘湘之下！这便产生了刘湘同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其他川军派系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势力深入四川后，想进一步削弱刘湘势力。蒋介石心里想的是：“我要你刘湘等人的川军和红军作战，两败俱伤！”
这个心态，也和刘湘想让川军其他派系在“围剿”红军中去打头阵送死，是“英雄所见略同”……
“峨山训练团”的风波
1935年8月，秀甲天下的峨眉山不再幽静。松林曲径中出现许多操天南地北口音的军人们……原来，蒋介石为分化、控制川军，开办“峨山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刘湘（二十一军军长）为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邓锡侯（二十八军军长）、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为团附。川军营长以上军官多被调来受训。
军官们在升旗场和大礼堂，看到几幅巨大醒目的大标语：“拥护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团结一致复兴民族！”
军官们私下议论纷纷：“日本鬼子越来越嚣张，咋个没有看到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有人猜测：“是怕惹外交麻烦吧？”
当时不少军人都渴望抗日，对此不免感到失望。
蒋介石每周至少在大礼堂讲话二三次，有时也出席早晨的升旗典礼。他一身戎装，昂首挺胸多次训话：“首先，中国必须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第二，为了建国、为了复兴，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要攘外必先安内！”
刘湘则私下对刘文辉、邓锡侯说：“他老蒋高吼‘要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在打我们的算盘……我们应该高吼‘攘外自然安内’！他老蒋以‘中央’名义，打起‘维护法统、国体’的旗号发号施令，我们就以‘接受原则、商量办法、实行拖延’十二字方针来对付！”
刘文辉、邓锡侯虽与刘湘有隙，但对蒋介石而言，又是“一家人”了，故都频频点头赞成：“甫澄，你说得对头！” 蒋介石并不仅仅想消灭共产党，也想把各省地方势力、地方军队一扫而尽。他很厌恶川军，有次讲话中愤慨地斥责四川军队的丑恶：“我从成都乘车来峨眉，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踞傲，毫无革命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蒋介石评论一些军官“毫无革命军人仪态”本是实话，但川军军官不服气，下来交头接耳：“人家不晓得是你嘛，没有敬礼，就引起你老蒋这么大肝火……老蒋太骄横，对我们川军太轻视了！”
陈诚，历任“剿共”各路总指挥，严于治军，强调“精神教育”，素有实干家与战术家之称，因清廉被人称道，深受蒋介石宠信。他在升旗训话时，骂共产党“共产”，骂地方军队贪鄙，说自己廉洁：“连共产党都佩服我。福建红军进入浙江我的家乡，在打土豪时，没到我的家，说陈辞修是个穷光蛋！”
陈诚声色俱厉训道：“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据《独立评论》1934年2月26日报道：川军某某部队里，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一位美国外交官早在1929年底的报告中也说过，当时川军25万军队中，只有一半人有可用之枪。川军官兵中抽鸦片烟的人多不胜数，还总是拖欠军饷、入饱私囊……”
他还骂地方军队是“土匪式军队”！下面的川军将佐们听得垂头丧气、心里冒火。就连蒋介石也觉过分，要他说话缓和一些。
刘湘在训练团任副团长，蒋对他表面客气，但身为四川军政之首，在自家地盘上低头受管受教，岂能心甘？所以，他每每借故不到，即使到场，也只是闷闷不乐勉强应付。
蒋介石为要把川军军官们都收入自己麾下，也大给甜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部下。希望你们努力剿赤，尽忠报国，将来自有无限美好的光明前途！”他为拉拢和分化川军，要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还亲自分班接见旅长以上军官。
陈诚也约会团长以上军官……刘湘手下“大将”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见有糖吃，此后即渐渐向老蒋“靠拢”了。
邓锡侯、刘文辉二人同任团附，住在报国寺幽雅楼上，享受特殊待遇。见刘湘受老蒋冤气，虽幸灾乐祸，却又难免兔死狐悲！眼看老蒋借机大挖各川军墙脚，当然内心气闷。
二人每次大会都来参加，都曾作专题报告。
邓锡侯弦外有音，讲“枪口对外”，他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良心！”他讲话尽是通俗诙谐的四川口头语，所以很受川军人员欢迎。
刘文辉讲话题目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复兴民族”！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极艰苦的岁月里如何忍辱负重，团结内部，外抗强敌，杀身成仁……川军军官听了非常兴奋。
但是中央军的军官却攻击他，如万耀煌集合第一连学员讲话说：“要相信我们的事业，反共、抗日都是要成功的！相信我们的委员长是成功的民族英雄，决不会像岳飞等人，尽是失败英雄。你们不要听刘文辉胡说八道，失去信心！”
刘文辉很扫兴，此后也未再登台讲话了。 从“反共”到“联共”
发生许多不快，刘湘怄了许多“阴气”，胃病都气翻了。他身体看似魁梧，其实像有人说他的那样：“泡桐树子，外头看起又粗又壮，里头是空的！”
他为缓和矛盾，有天在峨眉山蒋介石住处，披肝沥胆地吐露了一番肺腑之言：“湘的胃溃疡病十分严重，自知将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所以勉强担任川省军政职务者，一因受委员长的知遇，当此国家多事之秋，不忍决然引退。二因受地方父老的培植，在川担任军政职务二十余年，无一善政报答桑梓，故不能不竭力从事。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在川对于国防上的布置，请放手为之！关于四川军民两政的措施，也请明白指示，湘无不唯命是听！但希望中央在川人员通力合作，才能收效啊！”
言外之意是要“中央”不要搞小动作，乱挖墙脚。刘湘说到动情处，已是涕泪满面。
蒋介石毫无所动，仅泛泛答复说：“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敷衍之辞、不着边际，刘湘深感失望。
刘湘回成都，把这一经过告诉“军师”、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愤然说：“我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白讨无趣……看来，紧跟老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面带憨相”的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为求自保，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
刘湘命令心腹干将：“首先，要加强本系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稳固部属，不被老蒋‘挖墙脚’！第二，暗中密切联络两广、云南、山东等地各反蒋势力，互为呼应。第三，要一改过去拥蒋反共方针，采取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老蒋，我这个四川的‘剿匪总司令’，也要‘联共’了！”
但刘湘想“联共”，也有担忧：1927年他部下王陵基、兰文彬一手制造过重庆“三三一血案”，自己又与蒋介石一度关系密切，围剿红军……
与共产党关系亲密的冯玉祥，1933年5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后派高兴亚、郭春涛、汪导余、李荫枫、郭秉毅等人，到刘湘部任军事教官或高级顾问，他们向刘湘转达冯玉祥对时局的看法：
“第一，必须抗日，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才能团结一切反蒋力量。第二，必须与共产党交朋友，现在四川的心脏已被蒋的实力(参谋团、别动队)插进了，敌人应该是‘蒋’而不是‘共’，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蒋’，不是你刘湘，所以应与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听完这席话，觉得冯分析透彻，“啪”地在茶几上一拍，大声说：“冯先生真知我者！现我下了决心，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我尽力所能及地释放在我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但要求共产党不要在我的军队中发展组织！”
刘湘开始把“联共”、“反蒋”付诸行动。
当时，康泽的“别动队”和复兴社特务组织，正风尘仆仆在全川各地调查地形、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刺探川军各部军事情报，在刘部开展“军运”，分化川军……
刘湘命令部下：“我们也要建立特务队，让冷开泰去当队长，给我专门刺探老蒋‘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的情报，以牙还牙采取对策！”
共产党人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人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1936年，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到桂林与中共代表直接会晤，同李宗仁等桂系将领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协定》，要点是联合反蒋抗日。刘湘还设立了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
1937年，中共中央派李一氓与张曙时两次来川会见刘湘，转交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接着，罗世文作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来川与刘湘联系。
刘湘也派代表王干青、叶雨苍到延安学习经验。他们回川时，每次都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一些礼品给刘湘。
一天，郭秉毅拿了一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写给刘湘的信给田一平看。田是绥署少校参议，驻武德励进会工作。毛泽东的信中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帮助……
刘湘的亲信财政厅处长甘绩镛等人商议：“给延安送款一万元！”这在当时是很管用的一笔巨款了。
意见上报刘湘。素来精打细算的刘湘慨然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他立即批示：“帮助五万元！”
刘湘部下和田一平、郭秉毅等共产党人有些吃惊，私下异口同声夸赞：“甫公这次好爽快！”
1936年刘湘还通过冯雪峰、王昆仑、郑育之等人，秘密资助中共六万元巨款。
“恶龙难斗地头蛇”，刘湘有了共产党作后盾，有冯玉祥、李宗仁等各地杂派势力相呼应，又有一批高级顾问、谋士“贴紧”，刘湘决心同蒋介石排斥异己、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政策相对抗！
抗战前夕，四川各派政治势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此消彼长、矛盾错综复杂……
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
四川灾情引起国际关注刘湘当上省主席后日子并不好过：除蒋介石处处紧逼外，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又逢大旱，灾情蔓延全四川！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外国记者看见，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到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敛尸……汽车颠颠簸簸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一丝不挂、骨瘦如柴，手上拿着赖以吊命的树叶……
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记者关于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照片，内心依然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杂志，写信说：“兵连祸结，田地废耕，饥荒成了人祸下的必然现象……到了七月七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的重镇，给养着大量的部队和军政人员，对照着饥荒的惨况，这种发展确实始料不及……”徐宗懋先生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准确记录，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确实，只有了解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惨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本书作者曾花大力气查阅了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大饥荒之惨烈程度，远非徐宗懋先生提供的那几张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期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最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36年春夏，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传至刘湘手里：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
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刘湘报告：“甫公，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即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大灾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据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他惊讶之余说：‘简阳为推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他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这是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中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又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5月2日)，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典夔（注：甘绩镛号典夔），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本书作者注：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据报：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嘛？”
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树子，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刚饿死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上，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叫观音土的白泥巴。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而发生械斗死伤事件。各地均报：灾民把白泥巴吃到肚里，又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
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这年三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下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听了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怵目惊心的人吃人
身在省城的刘湘，陆陆续续终于了解更多更惨烈的灾情：1936年春夏开始的近一年时间内，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子割下煮在铁罐里……街上的人发现了，打了他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若有单人前往吃肉时，他就将吃肉的人打死……被查出后，将他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令人怵目惊心的资料：
马奈联保的农民王大妹姐弟俩被送县政府惩办。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两人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四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杠棒把他们打死，又煮来吃了……
还有一例更令人心惊肉跳：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四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三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三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周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要转身，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带三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面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空头“赈灾”与“拜神求雨”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
刘湘看了，连吞几口冷气！他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再不赈灾，恐怕饥民要跑到成都把我都嚼了！”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而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了，学法律出身的他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而应正名为人身正当防卫。理由是：“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位县长引经据典，此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则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
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持续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百分之九十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边境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甫公，你看《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
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要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树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竖旗杆不吉利，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聚集起来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
甫公，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刘湘搔搔短平头，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齐干、迷信、国旗、中央政府？硬是有些说不清楚喃，不过打死老百姓也不应该嘛！”
甘绩镛又说：“还有大批难民涌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在城内埋葬了近四千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大为恼怒了：“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死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既对不起川中父老，又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如今，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在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甫公咧，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的，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的铲铲！”
病急乱投医，为解旱情，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
刘湘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他和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都祈祷声声连日不绝。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
1937年5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有篇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 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天府之国”的四川为何弄得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
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民国后四川军阀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四川人民，就是在这种极严峻悲惨的形势下共赴国难的。仅在半年后，四川就为抗战提供了在全国各省居第一位的人力、财力和粮食，使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可靠基地！由此也不难想象，这是多大的努力和牺牲！
第4章 四川人民的抗日呼声
少城公园风情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威风凛凛的四川巡抚年羹尧，在成都大城垣内新筑一城，专驻八旗官兵及眷属，此“城中之城”称作“满城”，又叫“少城”。宣统三年(1911年)，成都将军玉昆及巡警道周孝怀等人，在此建造起少城公园——这是四川第一座“公园”。
1914年后，公园内修建起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气势巍峨直指蓝天。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此碑就是为纪念四川保路运动死难烈士而造的。
纪念碑西侧空地有体育场和“较射场”，前清状元骆成骧及军阀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人先后是“射德会”会长，常在这里兴致盎然地“雕弓较射”。体育场之南，有森森楠木林、小桥流水、荷花池。公园东边的静宁餐馆、桃花源等川菜馆，烹炒的“回锅肉”、“麻婆豆腐”香气四溢，令公园外的行人也馋涎欲滴……
公园临半边街的角落，是省国术馆。馆门两侧刻有“仁者必有勇、君子无所争”的对联；在抗战前夕，馆内“强国必先强种，强身必先习武”的雄壮吼声已震耳欲聋……
那座“四川父老其功也伟哉”的纪念碑国内闻名。但更吸引国内人士的，是少城公园内的浓荫、绿天阁、永聚、鹤鸣、枕流、同春、射德会、文化、荷花池等各个茶馆。这里每天坐满三教九流的茶客。竹椅子、盖碗茶，吃瓜子、谈生意、冲壳子（川话，即吹牛闲聊）……不时有人大呼小叫：“来碗茶！”“堂倌”高吼一声：“来喽！”便左手夹着重重叠叠的茶碗、茶船和盖碟，右手提着长嘴铜壶风风火火跑来，变戏法般咣咣当当把“三件头”抛在茶桌上，眨眼间已泡上了沸沸滚滚的香茶……茶客便熟练地用茶盖轻轻搅动茶叶，一面慢慢呷着热茶，说：“巴适，巴适！”（川话：舒服之意）
茶园就是一个小社会，各行各业大都在某一个茶园内聚会。如“射德会”茶园茶客多是国术、体育界人士。绿天阁、浓荫的茶客多是文化人、教师。每年阴历六月和腊月假期，各中小学校管事的到这里招人，名为“优礼延聘”，实则廉价选人。被称为“叫咕咕”（蝈蝈）的教师们人头攒动，拉关系、托人情，竞争激烈，市民戏称为“六腊之战”（四川打过“泸州纳溪”的军阀内战，称“泸纳之战”）。茶园中，接了聘书者“拈伙食”有望了，自然喜气洋洋；盖碗茶喝得淡如白水仍无人问津者，只好强装笑脸在茶桌间乱窜乱拱去“毛遂自荐”。还有人板着“苦瓜脸”一直傻坐发呆……
一位教育界老前辈曾对本书作者说：有一个穷教师走投无路，喃喃乱念着“‘六腊之战’胜战场，欲哭无泪想跳江。天苍苍，地茫茫，咋个回家见婆娘啊！”自此莫知所终，只苦了家中伸长颈项苦盼的婆娘娃娃……
公园里还有当时成都最大的体育广场，这里是省城各种集会必到之地。1924年5月1日，中国Y·C团（即吴玉章等人组织的中国青年共产团）在此举行盛大的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1925年4月，在此召开过隆重的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1928年夏天，举行过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等14人被枪杀的“二一六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抗战前后，少城公园更是成都各进步团体如“海燕社”、“成都学生救亡联合会”等讲演、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处。《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民主万岁》等抗日歌曲和戏剧经常在此演出，令蜀中父老热血沸腾……
少城公园，可说就是四川、成都社会的“缩影”。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少年时代在成都上中学，课余最爱到少城公园大操场踢坝坝球。赛前他先去“鹤鸣”茶铺买一碗“报到茶”，给“堂倌”打个招呼就离开，赛罢返回鹤鸣，买一盆热水洗脸，再端起凉了的酽茶一边细品、一边“侃”球经……直到1983年，杨尚昆来成都还指名要到公园去坐茶馆。他回忆往事时说：“当年不是‘一次性消费’，人暂走茶虽凉，座位仍然有效……花钱不多，其乐无穷！”
许多外省人到成都，也首先朝这里跑。比如，如今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抗战前夕到成都时才刚满20岁，一心想学“剑仙”功夫去打日本人。几十年后他仍很怀念少城公园：“里面有茶座、有棋室。泡上一壶茶，坐半天一天都可以，走的时候再付钱。中间有事离开一下，只要把茶杯盖反过来放，茶博士就不会把它收掉。没有钱的不喝茶也可以，茶博士问你喝什么，你说喝玻璃，就会送来一玻璃杯的开水。这种农业社会的风气现在大概不会再有了！” 公园里名人贤士不少，经常可以看到穿长袍的、踏芒鞋的、拖辫子的……各种各样古怪的人都有。南怀瑾穿一身中山装，又是浙江人，开始时引来了很多人怀疑的眼光。但慢慢地，他们了解这个小伙子只是想求学问道，也就不怀疑了。有一天，茶园里又来了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古怪——这就是有名的以讲“厚黑学”闻名的“厚黑教主”李宗吾。
李宗吾(1879~1943)称为教主，其实孤家寡人一个，“厚黑教主”是他自封的。他是四川自贡市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早期曾任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四川省视学、四川省政府编纂委员等职。他写的《厚黑学》一书，揭露历代统治者奸诈权术和官场丑恶现象，在抗战之前已颇有影响……
“厚黑教主”爱在茶馆内高谈阔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脸面厚、心子黑罢了！曹操心黑乱杀人，明目张胆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到了极点。刘备脸皮厚，生平善哭，俗话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脸皮厚如城墙，心子黑如煤炭，也不算本事，还要‘心子漆黑，招牌透亮’。如今一些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已练得‘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了！”
许多人都晓得“教主”在借机骂大小军阀，津津有味围着听。
南怀瑾对他讲：“老师，你就不要再讲厚黑学了，不要再骂人了。”李宗吾说：“不是我随便骂人，一些人脸厚心黑，我只不过是把他们的假面具揭下来！”南怀瑾说：“听说中央都注意你了，有人要抓你呢。”
“教主”一挥手说：“嗨，兄弟，这个你就不懂了，爱因斯坦与我同庚，他发明了相对论，现在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我发明了‘厚黑学’，我希望他们抓我，我一坐牢，也就世界闻名了！”
省城有名的“怪物文人”刘师亮，也是少城公园的老茶客，他比“厚黑教主”更爱骂军阀。刘师亮 (1876~1939)，自号“谐庐主人”，四川内江人，民国初年迁居成都，以开茶铺、洗澡堂子谋生。1929年5月创办《师亮随刊》，专写“谐稿”、对联等文，于喜怒笑骂之中抨击当时四川社会，以幽默大师之名闻名蜀中……
今天，他听南怀瑾说起“中央”，就在茶园说起“扯话”（川语：挖苦之意）来：“中央嘛，国民政府嘛，国民革命军嘛！你们没听过我1929年就写过的对联嗦？‘你革命，我革命，大家喊革命，问他一十八年，究竟革死多少命？男同胞，女同胞，亲爱的同胞，哀我七千万同胞，只能同得这回胞！”
茶客笑嘻嘻听他海谈：“中央伟人是蒋主席，四川伟人是刘主席！伟人要打仗，才是伟人……但伟人不是土匪棒客哈，所以我才说：‘伟人打仗争南北，棒客下乡抢东西！’”
茶客们哈哈大笑说：“刘老师，我们晓得你在挖苦有些当兵的，和棒客一样下乡乱抢……你另一副对子写得更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国民万税’！”
刘师亮却长叹一声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前几年，四川田赋税都提前征收到了1960年、1970年啰……
弄得老百姓卖儿卖女。刘湘当省主席取消防区制，这两年税刚少一点，又遇上丙子年大旱灾，你们说恼火不恼火嘛！” 茶馆里的“抗日”呼声
随着日本人步步紧逼，形势紧张，少城公园各个茶馆里的茶客们的话题也从风花雪月、琐碎杂事越来越转移到“抗日”这个大题目上了！
东大街“华丰川货行”50多岁的老板王久成，每天上午都要到这里喝茶、拉生意。他呷口滚热的花茶，一抹胡子，大声武气地说：“有些下江人爱挖苦我们成都人生在大后方，是只晓得坐茶馆、顾小家的‘川耗子’……龟儿子简直是打胡乱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成都老百姓就晓得抗日救亡了，那年9月29日就成立起‘四川省各界民众反日大会’，工、商、学等各界300多个团体，在少城公园体育场举行全市反日大会，全市停止一切娱乐，国旗下半旗，以示国辱。30多万人的成都，参加示威游行者就有5万多人！”
《新新新闻》30多岁的记者尹志年说：“王老板说得对头，成都人硬是爱国，抗日热潮在全国都是有名的！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爆发，我们成都马上成立了‘四川义勇军总监部’，组建义勇军。那年2月20日，‘成都敢死队第一队’就沿江东下出川抗日了！成都连小学生娃娃都组成救国童子军，年过花甲的老太婆、老头儿组成‘中华白发赴难团’，皇城坝的回民成立起救亡组织‘坚一社’，还有啥‘劳工抗日义勇军’、‘川大学生抗日救亡请愿团’等相继成立……各界民众多次举行大会和游行，请求川军出川抗日。这些，我都采访报道过！”
从重庆到成都石室中学教国文的张先煌有些不服气了：“‘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我们重庆也马上成立‘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嘛，那篇成立宣言写得好慷慨激昂啊，我如今都背得出来：‘值此一发千钧、巢倾卵破之际，誓与日人奋斗到底，头可断、身可碎、肉可烂、骨可摧，此志不可夺，此心不可死！’我们重庆人马上收回了王家沱日本租界，把龟儿小日本吓惨了！驻渝日本领事清野长太郎和在重庆的日本人，不得不在这年10月22日坐上两艘日舰，灰溜溜离开了重庆。日本商轮也因‘久无客货可装、华人退工上岸’被迫停航了！”
从简阳县乡下到省城卖椒盐炒花生米的赵四根，每天在几个茶园之间乱窜，混碗稀饭钱，这时尖起耳朵听得忘了做小买卖，插嘴说道：“嘿嘿，各位先生，你们只晓得说你们的大城市重庆啊、成都啊……其实，四川哪个小县城、乡坝头不一样爱国嘛！我们小小的简阳县，1932年2月26日召开了抗日大会，县城头的、乡坝头的……老百姓一两万人上街游行，贴红布标语，县长还派汽车游行散发传单呢……我外公80多岁了，他说这是简阳县从没有过的事，他都摇摇晃晃地挤到队伍头扯起喉咙跟着吼了半天！”
一些从没正眼看过这个花生米小贩的茶客，也不觉对这个“乡巴佬”肃然起敬起来，都说：“就是嘛！哪个敢说我们四川人不爱国！”
赵四根说：“我们四川人这么爱国，咋个那么多川军窝在各人地盘头，不开出去打日本人嘛？”
听了这句话，刘师亮砰地拍桌子说道：“对喽，花生米师傅，你问得好！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发生，2月间，四川省抗日救国大会请愿出兵代表团就发表《告民众书》，督促川军出川抗日，喊出‘杀尽倭奴雪宿耻’、‘借故不出兵即为卖国贼’的口号！那年3月7号，成都举行大规模‘泣请出兵’大会，到这个少城公园体育广场来开会……妈哟，会场上的人密密麻麻，达8万人之多！大家都在吼：‘若此次请愿后再不出兵，四川军队就不是四川的军队，而是四川人民的敌人！’3月10日，重庆也举行督促川军出兵救国请愿大会，3万多人跑到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请愿，督促这个刘督办确定出兵日期……刘湘不得不亲自出来接见，昂首挺胸一本正经，说得比唱还好听：‘本军长肯定派兵出川！’” 《新闻》记者尹志年忍不住插嘴说：“刘先生说得对头，那天中午12时后，游行队伍分成四组，浩浩荡荡前往省政府及三军军部，分别呈递请愿书，一直闹到深更半夜……省城各家报纸上都报道了这次‘民众痛哭流涕、泣请出兵’的请愿大会！”
刘师亮愤然骂道：“妈的，军阀都在骗人！当时各军将军们被迫表态：‘定十日内出兵！’只听打雷，不见下雨，十天过去了，‘抗日会请愿出兵代表团’组织代表分别到三军各部，要‘欢送出师抗日’，但各军白说不动，刘湘‘正式书面表示，诚恳接受民众请求’，却仍回回落空。民众闹一阵，没球得个下文！学手艺的徒弟三年期满，都要‘出师’去挣钱，龟儿子收了那么多粮税，养了那么多兵，又不去抗日！所以我才在小报上写过《不愿出师》，语意双关，借骂学徒，来挖苦川军那几爷子……军阀们反过来骂我是‘反动文人’，要抓我。老子跑都跑不赢，到上海躲了好久！”
石室中学国文老师张先煌说：“刘先生，你也不要‘一竿子扫倒一潮’，其实很多川军官兵都是爱国的！早在1931年10月，川军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就通电表示‘愿率全军共赴国难，任何牺牲，均所不计！’1932年3月4日，刘文辉二十四军开办的第8期军事政治学校学员两千多人自动议决说：‘呈请将该校编为敢死队，赴最前线与暴日作殊死战，并同时绝食早餐一次，以资警觉川中当局，速送师赴难，以救燃眉！’3月10日，邓锡侯二十八军驻扎温江的部队也请求出川，以赴国难。”
张先煌喝口茶水，又滔滔不绝说：“二十八军三师十五混成旅第一团副团长蒋海峰，更是个热血男儿！他捐田10亩，并毅然加入敢死队，赴沪杀贼。这个蒋副团长在会上慷慨陈词：‘自己过去虽然无役不从，但除护国之役外，其余概系军阀私战，说不上卫国卫民。如今，日寇加紧侵略我国，如川军仍隔岸观火，这真是我们军人之耻！’”
《新新新闻》记者尹志年忍不住大声插嘴：“张老师，蒋副团长还有说得更好的！他当时振臂高呼：‘这些不愿出兵杀贼、拥兵自卫的军阀们，平日吸尽人民的脂膏，国难时不去应战，真连家里养的狗都不如！养一只狗夜间还要给主人守夜……而他们在国难时却坐视不救，不去御侮！拿出我们主人翁的资格，去监督他们，硬要他们迅速出兵杀敌啊！’我们成都各家报纸都登了他‘大放厥词、痛骂军阀’的讲话……”
此时，闹闹哄哄的茶座霎时平静，连“怪物”刘师亮、玩世不恭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也都肃然正色，频频点头：“这才是川中真军人！好男儿！”
尹志年说：“各位先生，我才得到的消息：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到成都来设领事馆，只怕又有好戏看了！”
第5章 成都打死日本人事件
成都的外国领事馆1936年8月初，成都督院街四川省政府刘湘宽敞的办公室。
“武德励进会”情报室负责人杨特树（字景凡），恭敬地对端坐办公桌前的刘湘汇报：“甫公，到成都设领的日本人，要从重庆坐汽车到成都了！”
站得笔直、很有军人风度的成都警察局长范崇实，声音洪亮地接着说：“属下请示，我们应当如何行动？”
刘湘说话办事沉稳，含而不露，被人私下称为“闭口老虎”。近日胃病又翻了，加之恼人的事务千头万绪，这年才46岁的他，形容已很有些憔悴。此时他默然无语，隔了好一阵，才轻声说：“景凡，你把日本人打四川主意的事，从头到尾说说，让我通盘考虑一下。”
杨特树正要开口，刘湘心腹谋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朝他摆摆手。
每当蒋介石与刘湘矛盾加深，邓汉祥都利用自己与何应钦、张群等中央大员的私交，为刘周旋应付。后刘湘出川抗战，他还任代省主席……
这时他对刘湘徐徐说道：“甫公，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山川险恶，历朝历代外国人入川者甚少。直到清末，洋人以传教士开路，洋商来川经商、办厂，川江上也开始有外轮……1891年4月1日，英国最先在重庆设立总领事馆。此后，法国、美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各国，也先后在渝设立领事馆。1901年后，法国、英国、德国还在成都设领。其实咧，无论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从未公开承认英、法、德等国驻成都的领事馆，但人家船坚炮利，英、法、德的国旗仍在成都飘扬……”
刘湘头微下垂，眼皮半睁半闭，似老僧入定。
邓汉祥说：“1917年7月，川黔两军在成都巷战，成都上翔街法国领事署被炮火打得稀烂。结果中国还赔银17472元，分三期交付，1919年才了结此事！”
刘湘睁开眼睛，嘿嘿一笑，慢慢说：“老蒋总想挖我们四川人的墙脚。说起法国领事，这回张龄九他们‘支人捉蛇’，耍得漂亮！”
邓汉祥也忍不住大笑：“果然漂亮之极！”
原来，1936年发生过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堪称中国外交史上奇事之一。据原曾在国民党情报部门任要职的徐伯威先生回忆，1935年，蒋介石势力打入四川，同刘湘等人冲突。蒋介石的两大特务派系此时直接渗透到四川：一是康泽（蒋介石的“别动队”总队长），当时住在成都黄瓦街的“憩棠精舍”；二是戴笠，自兼其特务派系的“川康区”主任，川康区督察是叶道信。这两大特务组织都削尖脑壳想挖刘湘的情报。有个刘湘系的军官叶慎之，常偷刘湘集团的情报，分别送给康泽和叶道信去卖钱。而康泽和叶道信虽然都是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但因派系不同，各自保密，故叶慎之的“一稿两投”从来未被察觉。
但刘湘集团的“反特工作”也很高明，很快发现机密有失。刘湘指定张龄九主持破案，决定“将计就计”对付康泽和戴笠。张龄九，仁寿县人，是本书作者的舅爷。他当时是刘湘集团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秘书长；他点子多，故绰号“多宝道人”。他说：《三国演义》中“曹操背时遇蒋干”，就把叶慎之当成蒋干，“你既是要偷盗机密，老子就故意拿‘机密’给你偷嘛！”
张龄九记得“清共委员会”秘书彭兴道自称见过“第三国际”的文件，便密令他按照那种文件的形式和口吻编造了一个假文件；又设法找到一个从巴黎寄交给成都法国领事贝珊的信封；然后用刘湘名义重金请了一位当过外交官且对法文和俄文都熟练的老先生，把彭兴道编造的假文件精心翻译成语意含糊的法文信，从信内的字里行间和密码暗语，可以隐隐约约看出这位法国驻成都领事贝珊是共产国际的特派员。这封信一切依照外国人的方式和习惯，用打字机打印、用钢笔签名，折叠和装袋都按洋人做法，装入那个贝珊的信封里面。 诸事齐备，张龄九派人把上校参议徐友三请到半边街武德励进会的秘密会址。原来，从1935年上半年起，徐友三每天都要在成都青龙街谢五妹堂子中去同一批军政官员应酬。他照例是到了便先烧鸦片烟，顺手把他的大公文皮包放在烟盘子背后的枕头上，烟瘾过足上牌桌搓八圈麻将，搓完再上席吃酒……叶慎之带了只相同的公文包，已在这里偷了两次情报：偷机密件照抄，抄后又原封不动地放回去，如发现了就说“提错皮包”。
徐友三曾对张龄九说：“何必兜圈子？只要把叶慎之关起来一问就弄清楚了……这种出卖刘督办的人，枪毙算球！”张龄九笑了笑说：“用不着，这些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关于仁、彭、华三县边区的清共计划，我们第二次把它批下来交给你专办，就是要让叶慎之好偷，一则为了证实他是出卖我们的内奸；二则要使他的买主上当……”
刘湘令张龄九让康泽、戴笠上大当，用的是“支人捉蛇”、“借刀杀人”这一招。张龄九边说边把那一封伪造的法国领事贝珊的信递给徐友三，郑重其事说：“这封外国信你不懂也没关系，只把它拿去让叶慎之偷去就行了。顶要紧的是不能败露故意要他偷的痕迹！”
叶慎之是俄国留学生，懂俄文，也懂一点法文，偷到情报时欢喜得几乎昏过去，他一时抄不了，干脆连信也偷起走了！接着，徐友三遗失机密要件被刘湘下令关起的消息，顷刻之间就传遍成都官场……
叶慎之把那封法文信偷到之后，当晚就找到叶道信研究了一整夜。叶道信确认这封信是第三国际辗转发来的重要机密文件，法国驻成都的领事贝珊原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特派员。信中指示贝珊，要他以外交官身份向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当局联络……
康泽、戴笠两系特务得到这封法文信，更如获至宝，当然在蒋介石前也会有危言耸听的效果！这时是1935年秋天，蒋正在主办峨眉军官训练团，他深感问题严重，立即命令迅速彻底破案。
特务都急功近利，现在又奉了“圣旨”，他们所拟具的侦破计划，不出刘湘、张龄九所料，是一个要惹大祸的计划：两系特务都计划要绑架贝珊，抄没法国领事馆，以搜索更多证据资料。他们得知贝珊住在北门张家巷微生物研究院，准备以贝珊嫖妓为由，煽动居民哄闹，即让渗入群众之中的特务，乘混乱绑架贝珊，诡称失踪。如此计不行，再以特务化装为群众闯入铁脚巷法领馆，进行砸抢……
张龄九等人眼见借刀杀人之计逐步成功，心中暗喜。在他知道已有特务对贝珊监视盯梢时，为了促使事态发展，又略施小计。原来贝珊同时也兼法国圣修医院的医生，刘湘长期患胃病和四肢麻痹，这时便派人请贝珊诊治，贝珊当然应邀前往多子巷刘公馆，一连来了三天……
这下把蒋介石的大小特务都忙慌了，情报纷飞，说贝珊正和刘湘密切联络。蒋介石毕竟不像特务那样轻率，对一个外国领事，享有豁免权的外交官采取行动，不能不审慎，他把这个专案批交给他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杨永泰虽没有看出刘湘集团的借刀杀人之计，但他坚决反对绑架贝珊，更不能查抄领事馆，对贝珊也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要他离开中国了事……蒋介石采纳了杨永泰的意见，严饬康泽、戴笠不准轻举妄动，只能用别的侦破方法。康、戴两系特务对贝珊的侦查一共搞了五六年之久，直至1941年贝珊离开中国才不了了之，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刘湘反对日本人在成都设领事馆
刘湘这时快活地呵呵笑了一阵，对邓汉祥说：“不说老蒋上当的事了，你接着说日本人！”说完又两手交握微闭双眼。
邓汉祥晓得这是刘湘认真在听的习惯表情，不慌不忙接着说：“说起日本人，他们脚杆也跑得快，1896年5月22日，也在重庆设领。1916年8月，日领馆派外务书记生大和久义郎到达成都，任‘驻省日本特派员’，10月，日本驻重庆副领事荒井金造到成都接任……”
刘湘忽然睁开眼，盯着邓汉祥冒了一句：“这个我晓得，民国五年那时节，刘存厚、罗佩金、戴戡的川、滇、黔三军正在成都混战，想获得日人支持，这几爷子都在文电中争着尊称荒井金造，一口一个啥子‘领事’，等于公开承认成都有日本领事！”
邓汉祥点头：“甫公说得对极了！所以到了1918年6月，日本就正儿八经地在蓉挂出‘大日本钦命驻扎成都及管理通商事务总领事馆’招牌，租用成都少城金河街川军旅长杨敏生公馆为驻蓉寓所，还不断地变换使用‘大日本驻川总领事馆’、‘署理驻川总领事’、‘驻川日本国总领事’等名号……1926年3月，日军炮轰天津大沽口，成都民众游行示威，把日本金河街领事馆捣得个稀巴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领馆更多次受到成都民众愤怒冲击，10月间已收刀捡卦，自己关门溜了。从1916至1931年，日本驻成都的先后有大和久义郎、荒井金造、草政吉、国原喜一郎、森启一、松宇平治、阿部又重郎等人……
刘湘再次睁开眼睛，烦躁地说：“日本人讨厌，既然爬都爬了（川语，即滚），又来干啥子嘛？今年（指1936年）2月，日本驻渝领事糟谷廉二又窜到成都，要求在蓉恢复设领，给我出难题！中国外交部不是也明确答复：‘蓉非通商口岸，依约不得设领’嘛！”
杨特树频频点头，插嘴说：“甫公说得很对！日本要在成都设领的消息一传开，成渝各界人士纷纷通电反对，游行示威，指出成都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上海闸北驻了军，还想打我们四川人的主意嗦？他们遭到中国外交部拒绝后，今年5月单方面决定，硬说要恢复在成都的领事馆，并任命了岩井英一为驻成都领事……”
邓汉祥对范崇实说：“范局长，你再把你们‘密探队’这方面的情报，向甫公汇报详细点！”
原来，为与蒋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对付康泽“别动队”特务在川的秘密活动，刘湘也指令部下成立了一支“密探队”，直属本系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指挥。队长是渠县人熊倬云，当时才24岁，是由刘湘的老师、国内知名人士张澜介绍去的（张澜长期同共产党关系密切，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密探队”通过调查，发现重庆百子巷的《芷江日报》专事攻击刘湘“以神乱军、以军乱政、以政扰民”。这家小报是康泽利用中共叛徒熊三丈主持的，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矛头直指刘湘。
“密探队”又发现通远门五鹰院另一小报《重庆朝报》的经费来源是接受日本“永亨洋行”津贴，专门鼓吹“华北自治”等汉奸言论，该报社长刘训煦系满人，实则为“满洲国”张目。而“永亨洋行”经理就是日本驻重庆领事馆武官、“中国通”木村德一，《重庆朝报》之名便是日本《朝日新闻》含义演化而成……
经“武德励进会”及同张澜研究，决定授命“密探队”对这几家小报予以拔除……1935年6月1日，熊倬云化名熊为民，率领“密探队”化装到《重庆朝报》借故生事，和刘训煦互相斗殴，最后双方都被捕，关进左营街监狱。
熊倬云和刘训煦被关在一起，一关就是半年，两人竟成了“江湖义气”的好朋友。
刘训煦对熊倬云说：“今后，我如当上委员长，一定要你当我的副官长！”刘训煦不断请熊托人替他秘密送信，仅同“永亨洋行”联系的信就不下10封。
信寄出，日本武官木村德一还曾化装入狱和刘训煦密谈……其实，刘训煦每一信件都为“密探队”抄录，会见时也被偷拍照片。“武德励进会”决定：“对于这样一个重要汉奸，应该铲除以绝隐患！” 这时，重庆又发生一个反日事件，起因是：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向重庆市政府照会，说日海军陆战队要上岸演习。市长张必果召见日本领事朝谷林二，谈判时重庆警察局长范崇实愤然说：“海军演习不在江湖河海，上岸来干啥子名堂？中日并未交战，你们陆战队想对谁作战？”
双方吵吵闹闹，召谷林二辩论不过，一时怒从心起，竟然狠狠扇了范崇实一耳光！范冲上去要扭打，被张必果拉开了……
范崇实哪里咽得下这口恶气？他回去后，支使江北袍哥头子陈燮阳替他报复，要给点颜色给小日本瞧瞧。陈燮阳虽是‘浑水袍哥’（即土匪），却很有民族气节，又极其亡命，连夜率领手下兄弟伙，在沉沉黑夜里向定远碑的日本领事馆投掷炸弹，又对日商洋行、货栈甩了无数大粪罐子……肇事之后，陈燮阳等人驾小舟从长江悄然而去。
“密探队”又在市区散发反对日本人演习的传单，山城轰动，日人震惊万分，说是破坏中日外交，胁迫蒋介石重庆行营严处刘湘部下。刘湘为应付，在1936年春，把范崇实调任成都警察局局长。“密探队”由熊倬云和罗君侠任正副队长，也随之到成都。
“密探队”奉命押送刘训煦步行到成都，本打算通过20多天长途跋涉，将他拖死。可是刘训煦命大，未被拖死。“密探队”改变计划，到成都后由熊倬云以“难友”关系保刘训煦出狱，安排他住进包家巷陆军医院对门的旅店暗中控制。刘训煦后来当上了大同影片公司的宣传股长，这为后来粉碎日本在成都设领提供了更多有利线索。
范崇实简短向刘湘汇报上述情况后，又说：“甫公，我们据南京的‘眼线’电报，获得到成都设领的日本人，将乘‘云阳丸’轮船到重庆。奉甫公密令，熊倬云带领一帮密探队员，先是叫陈燮阳派了些‘鱼毛子’（注：指善水性的）昼夜守在江岸码头，等候‘云阳丸’靠岸时，准备假装旅客，制造拥挤，把岩井英一这些龟儿子，挤到长江头喂鱼喂虾去……小日本狡猾，‘云阳丸’并未靠岸，在江上就派了只小船把11个日本人接到领事馆去了！密探队又安排，在小什字、七星岗的高级赌场、舞厅、茶楼、妓院暗布打手，等这伙日本人从定远碑领馆出来消遣时，就借机闹事搞掉他们。哪晓得日本人偏偏这回一钻进领事馆，就像缩头乌龟，再也不出来了！”
刘湘睁开眼，抬头望着范崇实，口气有些严肃：“范局长，那你们又准备啷个办嘛？”
范崇实朗朗回答：“我们已命令严守成渝公路关隘要道，借清查违禁物资……”他把一系列对策都汇报无遗。
刘湘一拍桌子，声音不高却带几分杀气：“对敢不听劝阻，硬起脑壳要到成都设领的日人，格杀勿论！把龟儿子打死两个来摆起！”
当时，刘湘从自身利益考虑，岂容日本人把脚伸到自己眼皮底下？加之共产党人张曙时又派人反复向刘湘讲明日人在蓉设领的严重危害，更坚定了刘湘之心……
“密探队”队长熊倬云等十来个人，长得文静的装成大学生，年纪大点的穿长衫扮生意人，剽悍壮实的穿绸衫装江湖客……他们从成都赶到重庆，熬了几天仍无从下手，因为日本人这次太狡猾，始终深藏不露。
四川省政府于是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不许接待日人，使日人无法来成都。
8月21日，骄阳似火，一辆“利川车行”的客车，突然偷偷摸摸从重庆日本领事馆开出来，向成都方向急驶。
昼夜监视日本人的熊倬云等人，猜想赴蓉设领的日本人定在那辆客车上，便匆忙搭上一辆“通用贸易公司”班车，尾随跟踪。
熊倬云上车后，发现车上又有些人头戴考克帽、西装革履，打扮得同日本人一模一样……熊倬云等“密探队”队员暗中发呆了：“是不是小日本声东击西？妈哟，到成都设领的日本人在‘利川车行’的车上，还是就在眼皮下？”
他们原打算车到成渝线的中点内江时，就下手“把日本人打死两个来摆起”，遏止日人到成都设领。但一时实在难以确认，只好把两辆车都紧盯不放，不敢乱下手。
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在热气直冒、尘土飞扬的成渝路上你追我赶地飞驰……
8月23日，时近黄昏，汽车到成都，从外东牛市口一直开向东大街。那辆“利川车行”的客车直开进骡马市街大川饭店，“通用贸易公司”的班车则停于少城公园外的祠堂街太平洋饭店。熊倬云等人至此才搞清楚：同车穿得很“洋盘”（川话，即洋气）的那几人，是首都南京派的直接税局工作人员……由“利川”班车载去大川饭店的，则确为日人无疑了！ 成都“大川饭店事件”
当天晚上，省政府办公室灯火通明，正召开紧急会议。
范崇实简短汇报：“甫公！岩井英一在重庆签证受阻，即派随行的渡边恍三郎、深川经二、田中武夫、濑户尚4人以商人、记者身份获游历签证，赴蓉试探，已潜到省城……路上密探队员不敢草率行事。”
刘湘轻声说：“也不怪密探队，要是把南京国府来的自己人打死两个来摆起了，那才更麻烦！范局长，省府早已下达不准接待日人的密令，日本人为啥子能顺利登记，住进大川饭店？是谁在接应？”
范崇实说：“属下禀报：就是那个在大同影片公司当宣传股长的刘训煦！他在成都招收了两名女演员叶佩贞、宋白华，两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高级妓女’，在大川饭店包租了两个房间。刘训煦公开充当‘嫖客’……四个日本人到达后，两个妓女即让出一室，供深川等四人使用。属下已探查明白：那是二进套间，有小门可通。”
刘湘问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日本人来了，你说该咋个办？”
邓汉祥老谋深算，素有“军师”之称，当下说：“第一，应策动各界示威游行，压迫他们出境。第二，策动省城各抗日民众团体，去邀请蒋介石中央系人员也来游行，把水搅浑，为将来应付中央责难，预留地步！”
刘湘沉吟良久，转身对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说：“是呀，人家来都来了，总要招待嘛。你叫范局长按外交惯例，派警察去保护来‘旅游’的日侨！”
“密探队”派杨引翔等干员设置暗哨，秘密监视大川饭，店偷拍照片，发现刘训煦与“妓女”接触，“妓女”又与日人接触……
警察局长范崇实按刘湘密令，当晚即通知省城各区保、甲系统，将日本设领先遣人员已经到达成都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
8月24日这天，成都全城立刻出现许多大幅标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领！”“严惩汉奸！”“驱逐日寇，还我东北！”“安内必先攘外！”
东大街、红照壁、总府街、祠堂街、皇城坝各处繁华闹市，人头聚集，四川大学等校学生激情满怀地在讲演，东北流亡青年声泪俱下地在控诉……在场的军警都听得眼睛发湿。
蓉城沸腾了，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一队队市民百姓、学生的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潮水般一浪又一浪向骡马市街的大川饭店涌去。
身穿便服的范崇实隐蔽在羊市街口指挥。只见浩浩荡荡来了大批剃光头、穿白衬衫的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学员。就连“复兴社”掌握的童子军教官训练班也来游行示威……“密探队”员们一时有些发呆，问范崇实：“局长，成都军分校和复兴社是蒋介石‘中央’系的人马，同刘甫公敌对为仇，咋个今天也来参加游行了？”
范崇实想了想，大声说：“都是中国人，想来人家也是爱国的嘛！”
到中午，各路游行大军，已齐集骡马市街，将大川饭店围得个水泄不通，口号声惊天动地，要冲进去打日本人。这时，刘训煦一副日本人打扮，站在楼口大声喊叫：“打不得呀！打出国际问题来，哪个负责呀！”
饭店外群众怒不可遏，齐声高吼：“打‘瘟丧’（川语，指瘟神）啊，先打汉奸，再打东洋鬼子！”人潮你推我挤，蜂拥而入……
化了装的范崇实在人群中高喊：“你们赤手空拳打不得啊！”这其实是在煽风点火，经这一提醒，青杠木做的童子军棍，立刻一条条传到前面。“奉命保护日本人”的警察，半推半就让路。“密探队”员指引群众直奔日人住房。
刘训煦先挨打，被打慌了，拉下窗格狂喊：“妈哟，要打大家打！”也伙着大家向日本人打了几下，瞅个空逃进一间房去了……
一场混战，当场将田中武夫、濑户尚打倒在地。中央军校学员又将逃入内室的刘训煦抓出，一阵臭打。范崇实示意“密探队”协助警察，以“保护”为名，将田中武夫、濑户尚、刘训煦拖出大川饭店，把两名日本人塞进范的小汽车，送督署军医院抢救。
深川经二和渡边恍三郎两个日本人，在一片混乱中，由叶佩贞、宋白华两个女人领路逃出后门。守在后门的“密探队”员指点群众一路追打。深川经二和渡边恍三郎狼狈不堪，逃到正府街一家香烟店，摸出身上值钱物品，要求店老板掩护，反被打出店外……最后，一个逃入正府街裁缝店，一个逃入陈兴泰豆花饭店，分别被拖出打死在华阳县政府门前！
大川饭店也被打得稀巴烂，连那辆“利川车行”客车也被砸毁。混战中，群众不明真相，“保护日人”的警察也被打伤不少，密探队员杨引翔还被误杀而死……
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愤怒的人群还浩浩荡荡奔向春熙路、商业场、东大街等处，横扫交通公司、宝元蓉、益泰恒等贩卖日货的8家商铺，将日货搬到街心点火焚烧，映红了成都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