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
苏哈·阿拉法特致中国读者
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堪为友好之举。这是对我国人民正义事业的一个有力支持。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哈夫人回忆录，是一部佳作，可谓阿拉法特总统传记的姐妹篇。书中一方面简要追述她的家史和个人成长，突出叙说她与阿拉法特的伟大爱情；另一方面言及巴勒斯坦的历史和巴以冲突及和平进程，倾诉对民族独立和建国的期盼与展望、可钦可佩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
苏哈夫人与阿拉法特总统回归故里七年多来，全心尽好做妻子的责任，积极支持丈夫的工作，照料他的生活，抚育他们的女儿，并关爱领养了几十个烈士的孩子。同时，她热心社会活动，创立《巴勒斯坦未来基金会》，筹集资金和国际捐赠，开办医疗中心，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担任了巴勒斯坦母亲儿童最高理事会主席，并于2000年11月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妇女首脑会议。
和阿拉法特总统一样，苏哈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1993年9月15日，即巴以在华盛顿签署原则协议后两天，她首次以夫人身份随阿拉法特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当她在接受中国记者专访被问到“对于巴勒斯坦第一夫人这一称谓您有何看法”时，她深情地说：“那些为了正义事业而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巴勒斯坦烈士们的母亲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那些一边教育孩子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教育他们勇敢地向以色列侵略军投掷石块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
巴勒斯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苏哈爱好中国文学艺术，读过不少介绍中国的书，并积极推动巴中友好合作与民间交往 自1963年以来，阿拉法特主席曾先后十四次访华；与中国三代领导人都保持了亲密友好的关系。2000年4月江泽民主席和夫人王冶平首次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受到阿拉法特总统和苏哈夫人及我国人民的热烈欢迎。2001年8月总统再次来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当前中东的最新形势。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阿拉法特总统领导下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为恢复民族合法权利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借此机会向伟大而友好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两位中国译者专程去巴黎找到《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这本回忆录，不仅着力将此书译成中文，而且撰写了必要的内容，以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的历史渊源和巴勒斯坦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怀着对我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十分赞赏。愿中国广大读者喜欢这本书。
1. 白宫草坪上的握手
克林顿、拉宾、阿拉法特三位敢于开创和平的大人物在白宫草坪上以神奇般的握手带来希望和抚慰。勇敢之举，但依然是脆弱之举。这里的传统历史，远比理智更沉重。真主给众多儿子打上的印记规范着数亿教徒的生活，这大大胜过那些周密测定疆界的科学家或者绞尽脑汁构想协议的外交家。
那天，日头当空，天却很冷。一道道灿烂而耀眼的阳光照射着岸边持续不断地发出沉重响声的浪花。天蓝云淡，使人忘不了12月的严寒。加沙的大漠气候温差很大。夏日骄阳似火，风沙席卷；冬天冰冷，海风吹来潮湿。幸运的是，雨水尚未和往常那样把加沙城内的沙土街道变成坑坑洼洼的泥水路。
加沙自1994年7月以来，经历了阿拉法特回归故里和走向自治。尤其按奥斯陆和华盛顿协议获得了自由，当然是处于一种监管下的自由。
每条街道都留下了难民营贫困的痕迹，正期待着出现一丝充满芬芳的希望。
然而，昔日催泪弹或挡路轮胎的燃烧所散发的经久气味很难完全消除。当年以色列士兵身穿防弹衣，耸肩缩头，穷追不舍地驱赶大起义期间的巴勒斯坦孩子们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国际上前所未见的一种奇特政治局面展现在眼前：中东开创出某种特殊的地位；这样的新格局，从一方面仍受着怀疑、仇恨与惶恐的折磨，另一方面来源于三位敢于开创和平的人物在白宫草坪上以神奇般的握手所带来的希望和抚慰。勇敢之举，但依然是脆弱之举。
远离该地区的沙漠与石头、丘陵，在奥斯陆经过数月谈判所铸成的这一承诺性文件，很难猜想历史将会记住些什么。
这里的传统历史，远比理智更沉重。真主给众多儿子打上的印记规范着数亿教徒的生活，这大大胜过那些周密测定疆界的科学家或者绞尽脑汁地构想协议的外交家。
加沙城的出口面朝流沙，伸向海防线公路的地方耸立着一个小建筑，这里曾是以色列海军的哨所。阿拉法特的办公室设在那里，其中一个房间由巴勒斯坦电视台使用。“巴勒斯坦之声”就是阿拉法特的声音。无疑，这正是他所期望的。这使得他的反对者们咬牙切齿，而一些渴望能够自由获得重要新闻的地方记者则兴奋不已。
每天，阿拉法特从清晨起就开始工作。他先与助手们面谈，然后召开部长会议，再会见警察长官。各方面人员从他的办公室及客厅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有的抱走签有批示或命令的文件，有的得到关于工业项目继续谈判的批文，有的取走阿拉法特签字的支票用以支付警官们的工资或对烈士家属给予的抚恤金等。
另一种急切的情绪显而易见，因为再过几小时阿拉法特将飞往奥斯陆。他将与拉宾和佩雷斯一起，从挪威国王手中接受崇高的诺贝尔和平奖。 手边的电话响了。阿拉法特立即拿起话机，四周嘈杂声不断，他漠然回答并致谢，却不动声色。他轻轻地放好电话，又继续听来访者述说。惟有他眨一下眼睛，表明有重要情况通报。
2.与神秘人物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阿拉法特身边并不容易，可以说天天都像打仗一样。总而言之，我选择了他，便接受了这种生活，即与巴勒斯坦人民视为神话的人生活在一起。我首先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人，知道自己有不少敌人，必定会招来嫉妒。
苏哈·阿拉法特笑着说道：他总设法先于他人知道一切，即使这首先是与你有关。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他的妻子来说，这有时很令人失望。生活在亚西尔身边并不容易，可以说天天都像打仗一样。
总而言之，我选择了他，便接受了这种生活，即与巴勒斯坦人民视为神话人物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回到家中却和平常人一样。在这点上，他自己可能还未觉察，可我感到他现在为此正作出努力。
* * *
苏哈·塔维勒，别具魅力，令人钦佩。1990年在突尼斯与阿拉法特秘密结婚，将自己的终身与这位享有特殊威望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的人生融为一体。她对自己一生所钟爱的人备加赞扬。当时她才二十七岁，而他已年近六十。而她也善于适应别人的批评，怀着真诚，独立地思考回答最为隐私的问题。
* * *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我在他身边有我自己的生活。不过，他四十年来一直在战斗，已完全战斗化了，已学会从不表明他的喜悦之情。他知道，他高兴的一天，很可能伴随着一个对他的亲人、他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来说是痛苦的事件，一种所有危险可能降临的生活。我呢，带给他一个巴勒斯坦女青年的快活，坚信未来更加美好并对未来充满更大的希望，同时也许能带给他另一种战斗的眼光。
我和他交谈，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更为现代的看法。他装着听不进我的意见，但有时也听我的，总之，是由于我希望他那样去做。我首先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人，知道自己有不少敌人，必定会招来嫉妒。不过，我存在着。您晓得，我的家中，人人善于斗争，善于赢得尊重。我的母亲蕾蒙达曾被以色列关押，住所受到监视，游行示威时遭殴打。我是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纳布卢斯和拉马拉长大的。我也明白战斗意味着什么。
* * *
苏哈·阿拉法特坐在他们在加沙居住的普通房子的平台上。她出神地望着海，望着远处的地中海，随后目光停在丈夫办公室所在的那栋大楼。她金黄的头发，深黑的眼睛，浅蓝色的宽袍，使人们一猜便知她有身孕了。政治困境痛苦中的某种脆弱，一个不时惊慌失措的年轻女子，但突然一咬牙关，显示出她坚忍的个性。
* * *
因为在那天，我们要动身前往奥斯陆。对丈夫、对我这都是重大事件。如此远行要好好准备。因为要去奥斯陆，先得经过加沙边防站出境，然后沿着公路到达埃及的军用机场阿理什。
机场上停着一架挪威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挪威国王特别租用的，要接我们去该国首都。拉宾和佩雷斯倒很方便，可以从以色列的洛德机场乘机前往。天真冷，我们的房子暖气不好，和加沙所有家庭一样，难以抵抗隆冬的严寒。
我感到疲劳，不愿起床。裹在被窝里，我不禁想起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想起至今还挤在木板棚里的大多是1948年阿以战争造成的难民们。这些难民营是贝亚克、贾比利亚、夏蒂、哈尼斯、拉菲亚等。以色列军队撤离，1994年7月那天阿拉法特归来，总之这一复兴所激起的巨大希望，仿佛当天早上终于降临。我想到海格立斯的神工，就凭他一人，一个动作，转瞬间就把加沙重建起来。除非另有仙女可把这些不卫生的街道一下子变成花园。
然而，没有发生奇迹。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打掉宿命论，齐心协力，加快行动，消除贫困。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答应的千万援款，看不见，摸不着；相反，穷困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亚西尔已经陷入圈套，对如此脆弱的和平所带来的不幸的圈套。
我沉浸在幻想与忧郁的思考中。电话铃响了许久我才接。是艾哈迈德·蒂比医生，像是从耶路撒冷打来的。我打了个寒战，不安和喜悦交织在一起。我本能地把左手放在肚子上，好像已能感觉到什么似的。我怀孕了。我期望有个孩子。喜悦、幸福马上要公诸于众，不再保持沉默了。秘密结婚，沉重多年，我太痛苦了。我在家中很自由，面对所有平民妇女，无须再受令人窒息的幕僚圈子的攻击或嫉妒。流亡岁月使他们变坏了。“务必告诉亚西尔”，我对蒂比医生说。
“别担心，他已经知道了”，医生答道。
随即一阵大失所望，阿拉法特的妻子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不能幸福地从丈夫的眼中看到分享喜悦的表情。而消息已为众多通讯社转载。如同每天晚上那样，我等到凌晨三点丈夫回来，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我感到他打心底里高兴，但却不表露出来。他对孩子的关心只是在谈到次日的远行时才间接地有所表示。对于我要不要陪他出访，医生们反对，我赞成，亚西尔则模棱两可。
在奥斯陆，拉宾和佩雷斯将由夫人陪同。1994年9月，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我未出席克林顿总统参加的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这一次，我本应该在丈夫身边。
* * *
决定已经作出。第二天清晨五点，苏哈和亚西尔肩并肩坐在黑色装甲奔驰车里，驶往阿理什机场。两小时的行程，路况不好，车飞速行驶，戒备森严。一批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军车，一直护送着他们。实际上，在这条公路上发生暗杀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条路经过附近不少建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移民点。那里居住着的一些反对自治的以色列人，一直视阿拉法特为该死的血腥恐怖分子。同时还有与以军合作的阿拉伯村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哈马斯等他们随时竭力阻止和平的进程。以军士兵和巴方警察联合巡逻也未能及时制止数起血案，甚至在阿拉法特车队通过之前戒严的几分钟内，还发现一架装有炸药的马车。
3. 故土
一个衣衫破烂的清秀老头，一个几乎赤裸的儿童，那双美丽而明亮的黑眼睛，一直眺望海那边的一个方位，我的向导说阿拉伯语，他替我问他们为何执著地望什么。他们答道：“故土 ……”这个神奇的词具有何等力量。从加沙到拉法的公路，即通向埃及西奈的边境站，只不过五十来公里。这条公路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修的老铁路线，而自坎塔拉起则沿着苏伊士运河岸边，再穿越四百公里沙漠地带，至雅法与耶路撒冷的土耳其旧铁路线连接。加沙相继经历了奥斯曼帝国、英国人、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占领。在阿拉法特接受建立民族实体的第一阶段，即加沙—杰里科冒险赌注之后，巴勒斯坦旗帜四百余年来首次自由地飘扬。目前，在华盛顿和开罗协议中，法定国家的提法仍显含糊。而这一巨大的任务，实话说，甚至在巴解组织内部，阿拉法特也显得形单影只。类似的情形是：1917年11月2日的《贝尔福宣言》则更是含混不堪，因为其中只隐约地提及建设犹太家园，却无法阻止后来建立以色列国。
通往阿理什的沙漠公路，对于驱车行驶者来说，一段段生锈的铁轨，幽灵般跟随着伸向大海的棕榈林奔跑。这不禁激起人们的想象，再现本世纪初的名字与回忆。
大概是在巴勒斯坦平原和耶路撒冷的岔道加沙，1918年巴勒斯坦开始了被四分五裂的命运。
巴勒斯坦脱离战败的德国盟友——高门宫廷的怀抱，但却落入了英法殖民帝国的手中。?如今，中东一带凡提到的那些名字，人名、地名、政党组织名等往往都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产生的。要了解历史在今天正作出的新划分，绝不能忽视这些名字的由来，如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及首批犹太移民的安置、贝尔福宣言、奥斯曼帝国的垮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即由麦加哈希姆王朝和侯赛尼等大家族为代表)、劳伦斯·达拉比上校、费萨尔、赛克斯—皮科协议等；这后两位英法外交官划定两大欧洲列强在中东势力瓜分线及巴勒斯坦的疆域。
回首七十七年前，翻阅1918年8月10日《名流》报一期发表的特派记者于勒·尚塞尔撰写的长文。
作为历史的真正教训，文中关于加沙和吉里科的段落值得重读，以便对欧洲一战时在尚无边界划定的中东的观念上有个简要的了解。整个地区归属于君士坦丁堡苏丹。
现摘引几段如下：?“担任巴勒斯坦战地记者并非易事。我们盟友英国人在那里干得何等漂亮，意欲继续悄悄地将此进行到底。他们只有向世界发布夺加沙、取雅法，最后拿下耶路撒冷后才会罢手的消息。君不知，摧城拔寨，意味着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六千多平方公里土地，而整个圣地从此摆脱了奥斯曼的奴役。”?在以坎塔拉为起点，开往生力军前线的火车上过了一夜，尚塞尔发现了加沙。
“加沙，作为重镇，数百年来一直是任何以侵略巴勒斯坦为目标的军队的壁垒。曾阻止亚历山大大帝战胜大流士之后向埃及进军。如今所见的城桓废墟，并非时间的推移，而是我们的炮弹所致。事实上，两天之中，停泊在海边的英国重炮舰不停地轰击敌营，法国轻巡洋舰《鲨鱼》号也参加了轰击行动。炮击之后，几天聚集在比尔谢巴的英军倾巢出动攻城，骑兵挥舞战刀杀向敌军。”
攻克加沙城，主要归功于骑兵。这标志着土耳其在巴勒斯坦全线溃败。从此，英国节节获胜，直至解救圣城耶路撒冷。?
“到达应该停留的利达站，我要去法军营地……我们经过一个风景如画的阿拉伯小城拉姆勒，《圣经》中阿里马蒂旧址。我们绕修道院围墙转了一周。1799年波拿巴·拿破仑途经加沙曾在此借宿，我想他当年来到这里，没有火车，而是穿越沙漠，率领高顶皮帽的精锐之师到来。至于我国高级专员乔治·皮科，是一位坚忍不拔的代表，对我国在巴勒斯坦的权益和影响保持高度警惕……
“耶路撒冷……据土耳其的统计表明，战前总人口为七万人，其中有穆斯林、犹太人、希腊或拉丁世俗基督教徒、科普特人、阿比西尼亚人、德鲁兹人和叙利亚人等。5月26日，我有幸出席布沙拉犹太移民为专程前来耶路撒冷参加仪式的英军司令阿伦比将军举行的欢迎仪式。这位英国将军途经时，犹太学校三千多儿童夹道欢迎；孩子们一边欢呼，一边向他的车子和随行人员乘的车子抛洒鲜花。在他的陪同者中，有人给我指明一位，即罗特希尔德男爵……”
当时就已经有难民啦！他们来自约旦河谷和朱迪亚—萨马里亚，那一带英国和土耳其双方士兵仍在交战。尚塞尔描述道：
“许多难民集中住在奥利维埃山上。我曾费劲地爬上俄罗斯塔楼顶层，死海和光秃秃的莫阿布山尽收眼底。我见台地上还有难民：一个衣衫破烂的清秀老头，一个几乎赤裸的儿童，那双美丽而明亮的黑眼睛，一直眺望海那边的一个方位，我的向导说阿拉伯语，代我问他们为何执著地望什么。他们答道：‘故土 ……’“这个神奇的词具有何等力量。他们迫不得已背离的穷乡僻壤，饱经灾难的地方，海平线下四百米，人呼吸都困难。正是在这些荒凉的地区，英国军队在作战。下次报道中，我将给读者讲述吉里科一带的英军前线战事。如盟军所称的，吉里科似地狱……”
因此，该地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所有参与方，一切历史的、地理的和宗教的因素，自二十世纪初叶起，业已扎根。战争此起彼伏的策动者是殖民主义、毁灭性的纳粹主义、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参与的国家及人物的野心等。从贝尔福宣言到以色列建国，难民营流血之战，加沙—吉里科协议，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对话，尽管有缺陷， 但毕竟成为二十世纪终于忘却仇恨与暴力的象征。但是，道路仍然很漫长， 因为必须致力为建设真正信任而多做善事，并付诸行动。
4. 获诺贝尔和平奖
在数百位嘉宾的掌声中，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正式入场。阿拉法特像通常那样穿着制服，头戴使他成为著名人物的“卡菲叶巾”，他用眼角注视着身穿海军蓝色西装的两位对手的举止。在观众席一排，正对阿拉法特坐的是他的夫人；夫人们以赞赏的目光望着她。
此时此刻，阿拉法特在想什么呢？他全神贯注于不向任何人披露的神秘的思想之中。
1994年12月10日，从加沙出发赴奥斯陆，行程十一个小时。下午四时抵达。在机场跑道停下，诺贝尔学院成员，尤其是一批摄影记者，都将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苏哈·阿拉法特，将有喜在身的消息广传全球。
* * *
怀有阿拉法特的骨肉责任重大。如何养育这个孩子，不要使其父亲、整个人民、整个历史及众多悲剧的可怕历史重负对他产生影响？对我来说，务必成功地保护他，直至他终有一天能书写自己的命运为止。
我通常容易招惹别人的目光，很怕新闻界。在奥斯陆机场，我显得拘束、慌乱。亚西尔开玩笑地用阿拉伯语对我说：“往后不要和我一起正式出访了，你太吸引记者和摄影师。”
“不！不必担心，他们主要是冲你而来的，”我答道。
我感到他很幸福，满意。这样的和平象征令他高兴，尤其是在以巴秘密和谈的首选地奥斯陆。当天晚上，在诺贝尔学院，我们受到九位院士、其中两位是女性的接见。而在挂有全部诺贝尔奖获得者照片的大厅内，我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换掉阿拉法特的像; 我觉得他们所选的那张照片毫无表情，与亚西尔的个性恰恰相反……
随后，在为亚西尔颁奖的仪式进行排练时，我回到大饭店休息。我有点筋疲力尽了。 * * *
首次正式晚宴在十二层餐厅举行。
* * *
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都十分幽默。按礼宾安排，我与利娅·拉宾对坐，阿拉法特坐在她的右边。这是我们双方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西班牙与卡洛斯国王一起出席“阿斯图里亚斯奖”颁奖仪式。
晚宴可谓充满学术色彩。拉宾仍然那么谨慎，而佩雷斯则善于打破僵局。回想马德里会晤，他先谈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如《百年孤独》或《死亡通知的传闻》。拉宾夫人转向亚西尔，望着他说道：“对那次会见，我有些失望，因为马克斯那天见你时，光冲着你。我与他比较熟，却反而被忽视了！”
席间，女士们交谈着，话题自然都涉及我生孩子的事。拉宾夫人强烈坚持我分娩最好到以色列一家妇产医院，确切地说，就是哈肖梅尔医院。她夸耀以色列医生和护理的质量。对于我来说，根本不考虑这一问题：以色列继续占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地位未定，我怎么能忘记呢？当然，我伤心的是发现加沙医院设施缺乏，巴勒斯坦母亲们面临着困难，依然需要叫接生婆，产后无严格的医疗护理。当时，我发誓竭尽全力促使优先实现的目标之一，即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医院，以便巴勒斯坦妇女安全无恙地生下孩子。
亚西尔与以色列两位对话者的会晤始终是超现实主义的。彼此为朋友，怀着真诚握手，大家都意识到使和平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必要性，要放眼未来。然而，理智调和尚未变为爱的调和，某种怀疑情绪依然存在，忘记过去难啊。我个人认为以色列人往往更是挑衅者。晚宴后的第二天，颁发诺贝尔奖正式仪式中，我可以想象得到……
* * *
在数百位嘉宾的掌声之中，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正式入场。他们由诺贝尔学院院士们簇拥着，挪威国王和王后应邀光临。阿拉法特像通常那样身着制服，头戴使他成为著名人物的“卡菲叶巾”；他用眼角注视着身穿海军蓝色西装的两位对手的举止。西蒙·佩雷斯结着绿色领带，拉宾本人则为俱乐部风格，黄方格蓝领带。阿拉法特衬衣领口敞开，而用大方巾的一角作领巾。
当时，各自沉思于昔日的战斗。拉宾具有军人风度，总显得焦虑，习惯一枝接一枝地抽烟，不过受礼仪限制不能抽，仍对能够继续坚持和谈与扩大自治区域等犹豫不决。但是，他明白自己再也不能后退了。佩雷斯始终面带笑容，过于自信，意识到自己是以巴和解的主使者，可又不能单枪匹马付诸实现，决心一往无前，哪怕有迷雾笼罩仍要向前走。
而阿拉法特，是打游击出身的人物，经历曲折，足智多谋; 一生遭受的创伤深埋心底，务必针锋相对地反击以色列，同时要对付阿拉伯兄弟的背叛。在后者看来，巴勒斯坦事业常常当做某种摇动出声的婴儿玩具，打着团结神圣的名义，用以扑灭民族的要求。在观众席头一排，正对阿拉法特坐的是他的夫人；夫人们以赞赏的目光望着她，时不时地鼓掌。
此时此刻，阿拉法特在想什么呢？
他的目光特别明亮，表情多样。时而和蔼可亲，时而是严肃的，发怒的，时而是开玩笑的，蔑视的，充满仇恨的，或者只是全神贯注于他不向任何人披露的神秘的思想之中。
* * *
他们相继讲话。拉宾和佩雷斯一反常态，发表果真是宣传作用的演说，大谈耶路撒冷犹太教、圣城犹太化、国王大卫之类的。完全是挑衅！亚西尔不想反驳，也谈到耶路撒冷，而是以诗一般的方式阐述。演说起草者是巴勒斯坦大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可是，我感到阿拉法特生气了，在这样的时刻，令人难以预料，他可能会大闹一场……
同一天晚上，盛大宴会，仍有讲话。拉宾重又提及阿拉伯恐怖主义、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等。
阿拉法特十分恼火，很想马上反击。我用阿拉伯语劝他冷静，即兴讲话要着重说明挪威在以巴首轮和谈中的作用，特别强调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的贡献；可惜这位大臣已经去世，而由遗孀玛丽安娜出席。真是奇迹：他依了我，全场掌声雷动，大家真正为亚西尔欢呼，
就连大批前来奥斯陆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
晚宴一个接一个，讲话也同样。奥斯陆开始使我体重大增，尽管菜谱以熏三文鱼和其他鱼类为主。我喜欢吃鱼，可多吃胃却受不了。我要向你承认：奥斯陆之行以来，我一块鱼都咽不下去了。
一次晚宴中，拉宾和佩雷斯得知我对以色列社会总体怀有好感甚为吃惊。我回答他们说：不要忘记童年时代，生活在以色列的占领下，我当然深受痛苦，但是我们有机会接触许多以色列左翼人士，他们很久以来就希望与巴勒斯坦人接近。他们定期到拉马拉拜访我的母亲。其中有“现在就和平”运动的成员，乌里阿夫内里等一批议员，人权组织妇女成员等等。
“关于您的母亲，您知道，我认识她”，佩雷斯对我说。
奇怪的对话，友好的口气。然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有点一本正经：“当然知道您认识她，因为是您下令对她的住所加以监视的，您任国防部长时又把她关进牢房。这对她来说很艰难，对我们做儿女的也是如此。”
“不，不是我。您弄错了”，佩雷斯反驳道。
那时，巴勒斯坦人认为佩雷斯在鸽派中比其他人更强硬。时间在变，人也一样。六日战争和耶路撒冷，加沙陷落后攻占西奈和戈兰高地，以色列人和达扬本人曾断定将把巴勒斯坦领土全部吞并。
我也忘不了1967年6月6日，拉宾曾是以军总参谋长……以色列坦克开进纳布卢斯，那时我刚三岁……
5. 历史呼唤阿拉法特
加沙陷落。对埃及人来说，一切都完了。被战火熏黑的面孔，个个紧握手中枪，军帽反戴，军装染有血迹。有人放声大哭，有的拿出祷告的披巾缠在头上……瞬间，消息传遍耶路撒冷，传遍以色列，传遍全世界。耶路撒冷古城重又变成犹太城。
人们开始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亚西尔·阿拉法特。
从卡勒基利开出的坦克编队，在扬起的大片尘土中冲向纳布卢斯。目标：尽快驶入横跨约旦河的阿伦比桥和达米亚桥，以便占领整个约旦河西岸。
六天战争，自1967年6月5日拂晓发起，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头几小时，以色列空军摧毁了埃及空军。摩西·达扬将军为国防部长，参谋长是伊扎克·拉宾将军，时年四十五岁。联合国驻西奈部队在纳赛尔总统要求下撤走之后，以军发动了这场预防战，继而后来成为闪电战。埃及曾决定关闭沙姆沙伊赫和蒂朗海峡，以便阻止商船驶往伸入红海的以色列港口埃拉特。
西奈差不多已被攻下，以色列士兵驾驶的半履带式装甲车，犹若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观望着另一支被腐败无能的长官抛弃、节节败退的军队四处逃窜。
加沙陷落。以军士兵集中强攻北西奈的要冲米特拉关口。一支埃及装甲部队，由沙兹利将军指挥的精锐之师，试图大举反攻，把耗尽汽油的坦克扔在沙漠里，连夜穿过关口，以构筑苏伊士运河沿岸第二道防线。但是，为时已晚，防线迅即被谢尔曼率领的以色列空军攻破。
对埃及人来说，一切都完了；数小时之后，约旦也将如此。
在给约旦国王侯赛因打电话时，即被以方情报机构曾录音并泄露的“著名电话”，纳赛尔上校向侯赛因国王谎报军情，说埃军正在获胜，若国王要分蛋糕，现在则是参战的时候了。阿拉伯精锐兵团，是由为侯赛因祖父阿卜杜拉国王服务的英国军人格鲁布·帕查训练的贝督因部队，已处于备战状态。该部军官们凭望远镜监视着耶路撒冷城另一半。
侯赛因举棋不定。自1953年即位以来，他像其祖父所做的那样，同好些以色列领导人保持秘密交往。纳赛尔谎报军情，是出于缓解西奈战场的压力；侯赛因听信其言，决定宣战。
约军开始炮轰耶路撒冷犹太区，以军和阿拉伯兵团仅相距几米。1949年停火以来，一条长街把圣城一分为二，分界线以连接纳布卢斯公路处至大马士革门附近的老城墙，沿着城墙西线和大卫塔。一条街贯穿铁丝网，埋有地雷，并置于机枪火力之下。
达扬用兵谨慎，再等数小时，以确信沙姆沙伊赫和蒂朗岛将处在以军火炮射程之内。
军令已下，由本·阿里上校指挥的装甲旅和古尔上校率领的空降旅向斯科普斯山和奥利维埃山艰难挺进。他们在警察学校的高地和弹药库所在的山丘遭遇顽强抵抗。夜袭目标总算达到，本·阿里挥师拉马拉和纳布卢斯，古尔上校则进攻古城耶路撒冷，展开了一场争夺一条条小街狭巷的鏖战。战斗命令非常明确：竭力保全圣城古迹，尽量减少损坏教堂和清真寺。
老城区小街道往往靠白刃战一一攻占；阿拉伯军团士兵埋伏在平台上，必须将他们赶走，推进时尽可能减少伤亡。
6月7日，星期三，古尔上校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圣城。他下令其红贝蕾帽营直逼雄狮门，并深入环绕阿克萨大清真寺平台的小胡同。清真寺的墙只是所罗门圣殿围墙的一部分，为希律时期重建，后又在公元70年提图斯时代被罗马人摧毁。这是哭墙，1948年战争和圣城分裂前，虔诚的犹太人曾来墙下背诵著名经文：“啊，耶路撒冷，如果把你忘记，我的右手就将干瘪。”
首批空降兵出现在哭墙前面。那战火熏黑的面孔，个个紧握手中枪，军帽反戴，军装染有血迹。人人激动不已，几乎放声大哭，有的拿出祷告的披巾缠在头上，随军技师吹响绍法，即羊角号；瞬间，消息传遍耶路撒冷，传遍以色列，传遍全世界。耶路撒冷古城重又变成犹太城。黄昏时分，达扬及参谋部同来瞻拜哭墙。侯赛因失守耶路撒冷，以军坦克占据约旦河岸。
* * *
耶路撒冷街头巷尾欢腾，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农村城市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炮声隆隆，战斗激烈。以军士兵高喊投降令，家家窗户伸出白旗。以军气势汹汹。由于害怕，数百巴勒斯坦人慌乱逃亡。而对于1948年失去一切并从此生活在难民营的人们，恐惧中惟一的希望是，要尽快过桥，躲到约旦河对岸去。
可是，桥已经全被炸断，惊恐万状的妇女、儿童和男人纷纷跳入水中，竞相渡河，有的头顶小包裹，有的抓住乱七八糟的或半沉于河中的垃圾。一些家庭，经过数小时歇斯底里的挣扎，艰难地回到岸边，重又踏上大路，去找水喝，找东西吃，失望地逡巡。此时，开罗电台播音员却仍旧宣称胜利在即。这时候，叙利亚人在戈兰高地也开始炮击加利利一带的基布兹农社。6月9日，星期五，埃拉扎尔将军接到达扬命令发起相应反攻。戈兰战役持续了三十五小时。
以色列全线大胜。纳赛尔假装安排后路，宣布辞职。在大马士革，努尔丁·阿塔西将军政府几个月后被空军少将哈菲兹·阿萨德推翻。侯赛因国王开始了艰难岁月，逃亡的巴勒斯坦人的涌来扩大了难民营的队伍。以色列沉浸在欢庆大胜之中，必将不愿意看到此后代价高昂的1973年10月战争的到来。
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顺其自然地认为巴勒斯坦领导人舒凯里辞职后，人们开始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亚西尔·阿拉法特。正是他将缔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开展反抗以色列的行动。两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被持续二十八年之久的深渊所困。约旦河西岸北部的纳布卢斯的大村落，遭受二十八年的占领。从1967年6月起，必须要团结组织起来对付以色列的占领。
当时我三岁，还只是个受惊的孩子。上述的曲折经历，只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
6. 让我自豪的家庭
[img]http://www.cn0123.com/upload/2006-3/852958784.jpg[/img]阿拉法特夫妇与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5%AE%B6%F9][b]女儿[/b][/url]
我们的家史，可以贴切地反映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巴勒斯坦历史。一部久经战争、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3%CC%CC%AB][b]犹太[/b][/url]
人和穆斯林离散并重逢而又四分五裂的历史。
我小的时候往往感到恐惧。用大门作个简单而充满象征的比喻。对于孩子来说，门是道屏障，外面很陌生，街上很可怕，屋内宁静，只有家中才安全。
一个儿童会很快懂得自己处于不安全的状况，即使有父母在场时仍能感到这种状况。他注意家长的态度，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窃窃私语。感到父母保护不了你，才是真正的失望。我们的家门随时可能打开，一群荷枪实弹用蹩脚阿拉伯语大喊的汉子强行涌进。他们有权搜查一切，有时把你父亲或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4%B8%C7%D7][b]母亲[/b][/url]
带走。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白天晚上随时都会到来。这便是占领的法则。我之所以说得如此肯定，是因为自己亲眼所见，而且也相信儿童们的反应会得到所有触及同样情形的人的赞同，不论他们是属于什么种族，信仰什么宗教，或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将他们吓倒。因此，我今天创立这个人道主义协会——《巴勒斯坦未来基金会》，正是要贡献自己的时间和力量。
孩子处于长时间的恐慌，并且无法表达出来，是大人世界的恶果；一个正常的儿童需要钟爱和信任。暴力造成了真正的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0%C4%C0%ED][b]心理[/b][/url]
创伤。当我五岁的时候，便懂得了这一现实。我发现存在两种世界，即：一个是我的，我家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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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地；另一个是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的天地。
那时我们曾生活在纳布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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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布卢斯蜷缩在干河床和小山岗里，在蜿蜒曲折的公路转弯处。
萨马里地区一派柔美景象，土地在日落时呈黄铜色，在中午的阳光下明显塌陷和发白。贝督因牧羊人蹲在路边，眼望蜿蜒的丘陵、种满橄榄树和零零星星开粉花的巴旦树和石榴树的山谷。
约旦的纳布卢斯是一个重镇，高处老城属于砖砌的房屋，拥挤在一起，只露出沿着山丘的梯形平台；而新城多为石砌的房子，并带有花园。以色列占领下的纳布卢斯已成为因成千上万难民而扩展的城市，也是反抗以色列当局的骚动发源地。纳布卢斯具有反抗的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B4%AB%CD%B3][b]传统[/b][/url]
，早在古代，罗马也曾难以将它制服。
特别是1967年以来，这里此起彼伏的事件是各种各样的事故、谋杀、扔手榴弹和妇女游行示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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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纳布卢斯市民都躲在家里；我家，塔维勒家， 也一样。我们住在拉菲迪亚街道一栋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6%AF%C1%C1][b]漂亮[/b][/url]
的房子里。父亲达乌德·塔维勒是银行家，领导奥斯曼帝国银行的支行。以色列占领以来，支行经营濒于破产。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4%B8%C7%D7][b]母亲[/b][/url]
蕾蒙达·哈瓦·塔维勒，在家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BD%CC%D3%FD][b]教育[/b][/url]
五个孩子，即四女一男：狄安娜、莱拉、苏哈、哈拉和加比，培养他们完全尊崇希腊东正教那样的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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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东正教隶属于耶路撒冷主教区的东方基督教。这一教派，于1054年与罗马教廷决裂后诞生，是东方最古老的教派之一。目前主教是狄奥多罗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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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史，可以贴切地反映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巴勒斯坦历史。［25］一部久经战争、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3%CC%CC%AB][b]犹太[/b][/url]
人和穆斯林离散并重逢而又四分五裂的历史。约旦河西岸被占领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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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妇女们在养儿育女的同时，举起了巴勒斯坦事业的火炬。她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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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和妇女解放运动。
蕾蒙达被誉为“纳布卢斯之花”，［26］毫不犹豫地与东方形式主义社会抗争，因为妇女状况的滞后有时甚至比被占领更沉重。
关罢窗板及窗帘，我的父母按以色列士兵从高音喇叭发出的命令行事：“人人都要待在家中，严禁外出，全城戒严，违者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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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战争后的一年，与约旦的边界尚未封锁。一些驻扎约旦的巴勒斯坦突击队队员横渡约旦河，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B3%C9%B9%A6][b]成功[/b][/url]
地潜入被占领土，与内应一起袭击以色列士兵，同时也搞出一些不利于百姓生存的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BF%D6%B2%C0][b]恐怖[/b][/url]
行动。于是，巴勒斯坦运动完全重新整编，年轻人把依附于阿拉伯各国的老一代扫地出门。1957年出现了以巴勒斯坦大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1%A7%C9%FA][b]学生[/b][/url]
为首的新运动。该组织取名“法塔赫”。法塔赫渐渐壮大，1968年成为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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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法塔赫以亚西尔·阿拉法特及阿布·吉哈德和阿布·伊亚尔为首。
显然，认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抵抗运动始于大起义是错误的。大起义是最为有效的符合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造反运动。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巴勒斯坦人民就已投身革命运动，打着东方集团在经费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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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支援的第三世界所有组织同样的旗号。1962年，法塔赫运动初期，得到本·贝拉领导的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承认，试图摆脱纳赛尔在埃及的控制，因为埃及军队占据加沙地带。阿拉法特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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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招兵买马，训练军队。1956年战争时，阿拉法特在埃及军中服役。其专长是：排雷和清除炸弹，这对后来他一生从事解放运动很有益。他凭着热忱和机智，与对“抵抗成员”大加同情的阿拉伯国家首都缔结关系，并在饥寒交迫的难民营里建立秘密联络点。游击队训练在约旦公开进行，并在被占领土上开始作战。 游击队对抗以色列人，受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抵制。侯赛因国王不赞成他们从约旦或在约旦领土上进行战斗。约旦河西岸1948年被阿卜杜拉国王并入哈希姆王国。因此，突击队行动时要表现出双重警惕性，即上前线迎击以色列军队，归来后要对付约旦军队；第一个突击队员曾被约旦阿拉伯兵团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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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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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赫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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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在被放弃的街头，载满军人的吉普车和卡车占据了阵地。
城市的各个出口都已壁垒森严。抵抗战士在拜特富和纳布卢斯向以军巡逻队投掷手榴弹
攻击之后，以色列人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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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戒严部署。这次宵禁持续了三天。
夜晚和白天一样，以色列人向那些虚幻的目标扫射。他们的目的是要恐吓我们，表明要严惩我们。在纳布卢斯，从市场旁边的中央广场起，他们对全城进行了系统搜查。他们挨家挨户闯进去搜。他们的情报机构通报他们，要追捕的重要人物，即策划抵抗行动者，大概叫××阿布·穆罕默德，即阿拉法特早年的化名之一。他的名字大众还不太了解，但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怀疑他在约旦河西岸领导游击队行动。达扬亲自主管这一追捕。鉴于以色列人采取手段的严厉性，我们深信在该区活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已变得人多势众了。
三天之后，在游击队员之中涌现出纳布卢斯“哈瓦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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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战斗中阵亡。第二天，以色列军政府按集体惩罚政策，下令拆毁他们家的房屋。这是贯常步骤，不可避免。对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BF%D6%B2%C0][b]恐怖[/b][/url]
分子的父母和一切涉及留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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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人都采取这一措施。因而在萨马里，1967年6月11日至1969年4月5日期间，有2635家房屋被炸毁。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卧在地上，害怕窗外打来子弹。我们不能出去。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4%B8%C7%D7][b]母亲[/b][/url]
借此机会给我们讲述巴勒斯坦的历史。使我们度过了害怕的时刻，也使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籍。现在去描述巴勒斯坦，简直就像一部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0%A1%CB%B5][b]小说[/b][/url]
中的故事。她的童年，是在1948年战争后形成的以色列社会中度过的；从1957年起，又在曼德尔鲍姆门那边流亡约旦，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中度过的。在叙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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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向我们介绍以色列社会的两副面孔。
一是镇压面孔，他的士兵凶狠。而我们要抵抗，要战斗；一是多元化社会面孔，尤其给予妇女更多的自由，这使我们羡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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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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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她所采取的行动是坚定的，组织游行示威，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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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的命令；不过，她最大的武器是新闻。她邀请记者和外交官前来了解占领者作威作福的情形。我们家当时成了会议室、报告会场所，对以色列左翼人士开放；这些人熟悉现实情况，反对使用镇压手段，愿意谋求和平解决冲突。
开会时，我们虽是孩子，但始终在场。我们一面听报告(这是一种政治培养)，一面帮助端茶水、送咖啡和点心。有时来的人多，我们就在大锅里煮土耳其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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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我们灌输两个基本价值观：我们属于巴勒斯坦人民；要开放思想，抓住时机与敌人进行不让步的对话。这对我是一个艰难的磨炼，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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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约旦河西岸军管长官指控扰乱公共秩序、并判坐牢四十多天的时候。随后数月，她又在家中遭到软禁。她反对占领，为巴勒斯坦的呐喊在世界上得到赞同。我们请客的热饮料和小点心越来多。数十位知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3%FB%C8%CB][b]名人[/b][/url]
物歇脚纳布卢斯，来到我们家中。他们之中接受对立辩论的有一批以色列议员，世界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3%CC%CC%AB][b]犹太[/b][/url]
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先生同我妈妈进行过长时间谈话。他坚信要促使停战，开始相互理解，商谈和平。他来访那天，以军在我家周围部署了重兵。可以说这次倒不是针对我们，而是加强对戈德曼的保护，生怕此公遭绑架。
纳胡姆·戈德曼是一位重友情、守诺言的人。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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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毫不犹豫地给他打电话，请他营救。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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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得以释放。
这样，我们家成为处于探索对话初级阶段的特殊地点，而这样的地点值得存在。只见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士中曾有以色列议员兼《这个世界》周刊杂志社社长乌?里·阿夫内里、阿拉伯事务专家埃利泽尔·贝里、葡萄牙未来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哲学家埃贝尔·马尔库斯、弗朗索瓦·密特朗顾问埃里克·德·罗特希尔德、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夫瓦等。还有曾起草联合国242号决议的英国外交家卡拉顿勋爵。他的到来，由于我的缘故引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故事。我好多次听说过242号决议，当时并不认为这个协议对巴勒斯坦有利。卡拉顿勋爵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我端着小点心走近，毫不犹豫地重复念着事前记住有关他与决议的话：“卡拉顿不好，不好卡拉顿。”无论如何，事情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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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卡拉顿的交谈是平等而坚定的……
我们家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地方，载满人的汽车停在家门口。他们都要看看这位巴勒斯坦女性。她更常常向以色列当局挑战，并通过媒体大力鼓动群众行动。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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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不知情的巴勒斯坦同胞的批评。他们不理解她何以在家中接待那么多以色列“敌人”。在被软禁的大约四个月期间，她幽居家中，甚至不能到平台上看看太阳。我们全家难以忍受这种局面，随即发动了一场声援活动。她出不了门，大家干脆来看她。以色列当局为了控制来访者，专派一个巴方警察记下他们的名字。这警察若不造成堵车，便不能完成任务。这个警察是条好汉，不久便辞职不干了。当时，与其让他坐在我们家门口，不如请他进来喝咖啡；他喜欢看电视，爱看埃及味的连续剧《达拉斯》，不落下任何一集。巡逻的以色列军官见他不在岗位上，便来敲我们家的门；见他竟然坐在电视机前，还端着一杯咖啡，他们简直目瞪口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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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阿拉法特在加沙
尽管有这些开心时刻，我们有时也会失去勇气，我们的日常生活丝毫没有变化。年轻人的游行示威仍然遭到暴力镇压。往往是他们倒在以军士兵的子弹下。这些大兵都是同龄人，我们甚至偶尔接待过他们的父母。
记得那时一个小男孩，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约六岁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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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以色列左派记者，名叫娜奥米·加尔。她常来看望我们。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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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时，我和戴维玩，这是他的名字。他亲切可爱，讨人喜欢。岁月流逝，后来我们离开纳布卢斯，迁到拉马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是亲爱的女记者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5%F3%D3%D1][b]朋友[/b][/url]
寄来的。信中告知我们，她的儿子已到约旦河西岸服役。对此向我们深表歉意。我承认，自己非常反感，想不到儿时一块玩的这个小戴维，竟然会在某一天游行示威时向我开枪！他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4%B8%C7%D7][b]母亲[/b][/url]
给我解释说，他不可能违抗命令，一方面，这封信写得动人，诚恳解释，尽量辩白；另方面，戴维身着军装，在我对面用枪瞄准我的样子浮现于眼前。他究竟想干什么？
对游行示威暴力镇压，且不提后来镇压大起义，曾激起以色列社会部分人们的真正抗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尽管有这些善良的感情，我们的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0%D6%B5%DC][b]兄弟[/b][/url]
姐妹却不容申辩地一一倒下。先向你伸出友好之手，转瞬间又朝你挥动他们的枪。对这些人惯有的两面性，我至今仍然反感。
7. 神秘的圣城——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座充满神秘的城池，既充满上帝的神秘，也充满不断分裂、争斗以及占据此城的人们的神秘。就这么数百平方米却酿成了多少灾难，也带来了多少欢乐，孕育了由我们宗教所分享的这一信仰的多少启示。1967年战争后给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带来一种真正的“电休克”。要领会一个简单而又十分困难的事实：另一方的存在。巴勒斯坦人发现一个忌讳的天地，一个先前很神秘的现实。在一个阿拉伯国家提及“以色列”的名字，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被指控为间谍或通敌行为。所以在地图上，联合国承认的这个国家不复存在，已被擦掉、划去。为取悦一些阿拉伯国家，欧洲出版商，甚至国际航空公司也实行这一抵制原则。特拉维夫这个名字，地图上没有，1901年建成，至1967年已有三十万人。
由于缺乏现实主义，阿拉伯世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外交上，一些时机被忽略了，因为这些时机本可用来阻止战争，避免以色列对领土的垂涎。而以方历届政府则均把这种垂涎视为本国安全理由的必要部分。
六天战争把散布在朱迪亚、萨马里、耶路撒冷和加沙的一百多万巴勒斯坦人置于以色列管制之下。以色列人发现存在的男女老幼，并非仅是二十世纪初他们所称的“阿拉伯人”，而是巴勒斯坦人，一个历史上与世代赖以生存的这些村庄、这些山峦、这些沙漠息息相关的人民。以色列人已觉察到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是不屈不挠的。这不再是那些生就遭迫害的难民营中的难民，而是农民、村民，以及巴勒斯坦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亲人于1948年逃离，希望终有一天归来。摩西·达扬认为，实行以经济交流为基础的政策，将有利于以色列不太难地吸收和控制巴勒斯坦人。原则是保持同约旦的关系，桥梁开放政策。这种融合随着以色列经济发展的缓慢进行。首先是开放以色列的劳务市场，因为廉价劳动力奇缺，建筑行业尤为明显。
经济参与使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扑灭不了被占领所激化的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孕育出石子战、恐怖爆炸等。 1973年十月战争，主要是叙利亚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交战。这场战争部分摧毁了以色列闪电般不可战胜的神话。虽在地盘上打赢了十月之战，以色列却元气大伤。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阿拉伯的军队在冲突的头几天节节取胜带来的希望，很快减弱了。
这场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戒严下的被占领土并未发起使敌军动弹不得、又可安慰阿拉伯部队战士的抵抗运动。只是稍后，1974年巴勒斯坦人才活跃起来；当时，阿拉法特头戴著名的大方巾，身穿始终如一的军装，腰间插着手枪，一手高举橄榄枝，登上纽约联合国的讲台发表演说，真正在国际舞台上敞开了未来巴勒斯坦的大门。
1974年11月13日，阿拉法特对以色列强烈指控后，重申道：“我是一手举起橄榄枝，一手拿着革命枪杆来到这里。不要让绿色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战争燃遍巴勒斯坦，然而和平将从巴勒斯坦诞生。”
阿拉法特的演说通过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所有广播电视台转播，使巴勒斯坦人无比欢欣鼓舞。他已成为巴勒斯坦抵抗事业无可争议的领袖，并首次在各国代表面前发表讲话。他阐明巴勒斯坦的民族属性，伸出和解之手，同时重申决心继续战斗。
在纳布卢斯，全城市民怀着高兴而自豪的心情收听阿拉法特的演说。中学生们举行欢庆游行；游行很快转为抗议。以色列军人朝天开枪。苏哈的大姐狄安娜被棍棒打倒在地。现在，仍是通常的做法，高年级的学生们，尤其是苏哈的哥哥加比那样的男生，先围着学校转一周，再环护着低年级学生上街游行。
* * *
依我看来，在巴解组织内部，阿拉法特的地位现在已经明确：他成了解放人民的历史人物。
和其他所有青年一样，我一直从电台广播中收听他出访、走遍世界的消息。他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我们收听他的演说。在电视中，人们见他视察贝鲁特难民营，筹建武装力量。
他向约旦河西岸的同胞发出信息，要求人民自我解放。在黎巴嫩战争期间，在国际上与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等会晤。我们始终跟着他的声音和形象。现在，他天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伟大领袖的形象已印在孩子们心里。我早就知道妈妈认识他，甚至在贝鲁特见过他。不过，谈及此事，即使跟最亲近的朋友说起，都非常危险。
我于1963年7月17日在耶路撒冷法国医院出世，是比沙拉医生为我接生的。
我是家中第四个孩子。狄安娜是大姐，哥哥加比，是老二，莱拉老三，我排行老四，最后是哈拉。母亲希望我们接受严格的优良教育。我们上了隶属于罗马的一个教区修女学校。我是个好学生，很用功，几乎总是第一名；性格文静，比较固执。爱干活，做手工。当时像个真正的模范女孩，随时准备为大家服务。大家都叫我的小名“苏苏”，或嘲笑我和修女一般，叫“玛丽—特丽萨”。父亲达乌德，当银行行长，在纳布卢斯是受尊敬的人。放学后我和姐姐妹妹到银行一层办公室去看他；我在那里画画，费好长时间画花朵。随后，到下午，母亲带我们去上声乐、钢琴或舞蹈课。我们真想过正常生活，可有时很难做到。
被占领下流逝的所有岁月，面对以色列社会，迫使我们经济上加入“以镑区”(以色列货币)。每天一早，许多巴勒斯坦人乘公共汽车前往以色列各大城市干活。到分界线另一边意味着发现，发现至今与我们阿拉伯世界生活有所不同的东西，那里政治自由似乎不如我们简单。面对我们，犹太民族将对以色列属性的附着力化为力量。以色列自称民主国家，政府负责执政而受普选出来的议会制约。政治多元化和除军事问题之外的言论自由，公民不会因不法观点而坐牢，当然巴勒斯坦人除外。 但是，以色列社会的一部分人毫不犹豫地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尤其是被关押者的权利。
早在占领之初，曾有费利西娅·兰盖女士等律师，勇敢地对抗总体上是彻头彻尾的复国主义和“兼并主义”的舆论。面对法庭，她和其他同行一起成功地捍卫了人权基本原则作为根本价值观，而且时有胜诉。这常常涉及大案，值得将官司打到底，因为这样的官司慢慢地迫使以色列社会正视现实，开始变化，从而导致“沙洛姆·哈查夫”运动等的出现。就我们而言，我们已发觉以色列社会一分为二，一方是亚实基拿族系，亦西方犹太人；另一方是色法拉德族系，亦东方犹太人，是贫穷受歧视的阶级。后者常以突发暴力反抗前者权势集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产生过的“黑豹运动”，便是由摩洛哥的东方犹太人中的“没人要的人”发起的一次暴动。
与我们的想象相反，巴勒斯坦人和东方犹太人之间的融洽不再那么容易了。后者也许有自卑感，很想表明比欧洲犹太人更强的决心。以色列右派利库德集团的一部分支持者便来自东方犹太人。
然而，渐渐地接触到现实情况，我们成功地在以色列社会内部引发了一种辩论，使他们带着同情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贫困处境，进而天天感到我们的存在。这正是我母亲一直期待的。从这点上看，1987年底爆发的大起义对以色列人起到了“反向进气”的作用。他们军事上变得虚弱了，在国际上也是如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儿童用石子反击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无论国内或国外，这成了以色列的消极形象。那么，由以色列人自己提出的以色列观，在许多人看来已表现为接受和平进程，让鹰派人物靠边站，跟随拉宾和佩雷斯的左翼崛起，沙米尔的右派倒台。而巴勒斯坦人看待以色列的眼光，也有了积极的一面：即发现妇女的作用。尽管还有传统的重负和男人的保守，巴勒斯坦妇女将被迫改变自己。我们青年人，女孩和男孩，肩并肩为国家游行示威。这并非微不足道的战斗。再者，对于战斗的妇女，监狱标志着耻辱和胜利之间的分裂。受审时面对一群汉子，遭拷打，受侮辱，深感羞耻；但也是胜利，因为坐牢虽极为严酷，却给妇女以信念：她们生存着，敢于反抗占领者。面对父亲或兄弟，她们也会不怕难为情地去那样做。巴勒斯坦革命和妇女进步对于我们都是战斗，旨在获得双重尊严。
示威游行中的妇女，军队行动中的妇女，牢房中的妇女，倒在以兵枪弹下的妇女。游行示威中第一个中弹而死的女人，曾是我在纳布卢斯的女友之一；她当时只有十五岁，名叫利娜·纳布尔西。
女儿们的反抗，向来不为他们的父亲所接受。他们不得不到以军指挥部找女儿。在他们男人眼里，这将损害他们女儿的名誉，使她们很难嫁人。但是，这些姑娘却成了女英雄，而那些男人只得渐渐放弃婚约及门当户对的婚姻。妇女的新作用使教派传统变得淡薄。1968年，在纳布卢斯爆发了首次妇女游行示威。以色列人抓捕了大批巴勒斯坦抵抗成员，其中有三十个二十岁的姑娘，被捕的几个姑娘遭受毒打，酷刑。为使她们获释，数千妇女在纳布卢斯街头游行。发起这一运动的主要是哈雅·安达利卜—艾迈德领导的阿拉伯妇女联盟。我的母亲蕾蒙达为此联系了以色列新闻界、国际新闻界，联系了以色列社会的进步人士，如在以色列结识的那位维护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权利的友人乌里·阿夫内里等。这导致那些拒绝与以色列人发生任何接触的巴勒斯坦民众大为震惊。那天记者云集纳布卢斯，母亲后来跟我描述了当时难以置信的场面：那些姑娘，头戴面纱，毫不迟疑地把她们的裙子撩起，让摄像机照下挨打的痕迹和多处伤口。
同一天下午，再次爆发妇女抗议游行，示威者又挨以军士兵的棍棒，后被驱散。这一回，正好记者们在场，巴勒斯坦妇女不屈服的形象得以向全世界播放。我们是“不屈从的”姑娘和妇女，但也是积极活动分子，即我们所向往的另一地位。
我和妹妹哈拉在玫瑰经修女院上学，这是一个重教学质量的教会学校，可是不赞成姑娘们上街游行示威。修女竭力阻止我们跟随男学生去参加游行示威，但总是阻止不了。一天，我哥哥加比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前来带我们去参加抗议活动。修女们给我父亲打电话，要他前来施加压力，好让我们回到班里继续上课。父亲是个沉着的人，知道妻子积极投身巴勒斯坦事业，尽量充当家中的缓和者。他出现在我俩和部分同学面前。修女们给他说明了问题所在。
但是他并不劝我们回去上课，反而在课间自由活动的院子里向大家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巧妙地介绍巴勒斯坦事业，强调我们如果去游行示威，一定要带着信念而去。这位父亲竟然如此大胆地鼓励女孩子们按照自己信仰所指引的去行动，学校老师们和领导简直惊呆了。
另有一次，轮到母亲被召见，因为哈拉旷课参加游行。讨厌的女校长对我母亲说，现在太过分了，哈拉不守纪律，难以留在学校了。总之，哈拉将被开除。
母亲的回答尖刻而干脆：“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两个孩子都退学吧。”
“不行！苏哈不能退！她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校长说。
“嬷嬷，您是要两个或者一个不要。您既然不要哈拉，姐妹俩就去上其他学校。”
马上既成事实。我离开玫瑰经修道院，转入圣约瑟夫学校，这是一所男女生混合学校。
我母亲的美国之行就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状况作了一系列报告会回来之后，我们全家便搬到拉马拉，更靠近耶路撒冷。圣城与我们多么近，与我们的心多么近，圣城是我们巴勒斯坦人地位的象征。穆斯林的奥马尔清真寺，基督徒的圣墓大教堂，我从小便知道它们对于全世界千百万男人和女人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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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座充满神秘的城池，既充满上帝的神秘，也充满不断分裂、争斗以占据此城的人们的神秘。就这么数百平方米却酿成了多少灾难，也带来了多少欢乐，孕育了由我们宗教所分享的这一信仰的多少启示。
耶路撒冷，你的石头表现出何等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昼去夜来，日起日落，石头变换颜色，甚至深夜漆黑之中，从奥马尔大清真寺金顶，月光下仍然闪亮。
耶路撒冷是由1540年“辉煌者”苏里曼兴建的城墙围起来的，不仅是圣城，而且也是平日沸腾的城市。祭祀之城，并非在清冷的装饰中膜拜，而是与行人、商贩的心一起跳动的城市，与薄荷、香料和烤羊肉串交混的香味一起跳动的城市。香气、目光和噪声等包围着你，使你的感官震撼不已；虔诚和异教乐趣混合在一起。今天石墙下的昔日旧墙，依然在同一山丘上、同一位置处兴建或摧毁而又重建的城市。
若奥马尔清真寺和阿克萨大清真寺今天已成为伊斯兰的圣地。十二世纪圣—奥古斯特的议事司铎和圣殿骑士团僧侣武士把圣地变为防卫堡垒。正是在那里，希律一世重建了犹太所罗门圣殿。在奥斯曼清真寺下，法国教堂；希律犹太教堂下，罗马神庙。胜利者都要摧毁它们，以抹掉过去。
然而，在耶路撒冷，其实什么也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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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喜欢独自散步在耶路撒冷街头。我碰上的以色列军人，与感情外露的人一样，掩盖不住朝圣者来朝拜的虔诚。世界上很少有孩子能想象得到的，我却能天天目睹一个充满生机的耶路撒冷。当人们从史书中或圣经中发现这个城市，随后能把它亲自走遍，并在提到的地方停下，就会与这个城市本身有着强大的联系。星期五受难日，我们参加代表耶稣殉难的盛大行进仪式。我们与身着白装、手举蜡烛的小同学一起，由修女和神甫簇拥，齐唱《雅致》中的赞美歌，自圣母玛利亚门、雄狮门，经过十字架路，最后进入圣墓大教堂。
来自全世界的数千基督教徒，也踩着耶稣的足迹行进。而我们，天天都能那样做。
沿哥格它，我们经过耶稣前往殉难的十四幅画像祷告处，直到耶稣被钉的十字架和第三天复活的圣墓。我们还经过耶路撒冷最美的教堂之一，圣—安娜教堂及牺牲洗涤池。于是，我们脑海里不禁冒出圣约翰《福音》所说的话：“在这些柱廊下横卧着大批衰弱的人，瞎子、跛子、残废人。”耶稣曾在此完成奇迹之一，治愈麻痹患者。依我看来，这座圣—安娜教堂是个象征，标志着在耶路撒冷优先的宗教宽容。它由法兰克人兴建，继1099年戈德弗罗瓦·德·布荣征服后，他们统治了圣城。约一个世纪后，萨拉丁率领阿拉伯骑士于1192年夺回耶路撒冷，将圣—安娜教堂改为清真寺。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耶路撒冷所隶属的土耳其苏丹将此清真寺献给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又把该寺转交白人神甫，以复修为教堂。现在教堂属法国政府所有，享有治外法权。
在耶路撒冷，有好多教堂，好多古迹，数百年来为外国教团所拥有。圣城的特点必须保留下来，这是人类遗产的组成部分。
可是，不讨论圣城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便不可能提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今天虽为以色列人当做“首都”，但完完全全是在1967年被他们吞并的。终有一天，巴以双方必须真正商讨圣城的地位问题。这是未来和谈最棘手的要点之一。无疑有犹太教圣地，而也有伊斯兰教圣地和基督教圣地。要谋求解决，必须表现出才智。如果希望看到和平永驻，那就务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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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首次以阿战争和以色列军队与阿拉伯军团鏖战后，耶路撒冷便一分为二。约旦兼并老城区，至1967年严禁任何犹太人朝拜哭墙。
据1947年联合国提出的巴勒斯坦分治计划，耶路撒冷应该具有国际地位，并成为某种开放城市，委托第三国管理，不由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管理。
8. 一夜之间我们失去了故土
我们离开了自己的房屋、园子、田地，以为数小时后就能够回来。我认得耶路撒冷几户人家，只把大门锁上就走了，深信第二天会回家睡觉。然而在1967年6月6日这一天，战争改变了一切……晚上，巴勒斯坦人回到被占领土的约旦河西岸或加沙的村子。村里的街道凄凉不堪，静悄悄的，一片漆黑，无公共照明，惟有巡逻军人走过带来一丝气息。在纳布卢斯，全城人早早入睡，因为除非特别许可，约旦河西岸或加沙的居民必须晚上七点离开以色列。
人们起得也很早，每天清晨五点就得起来。成千上万巴勒斯坦劳工就赶紧乘汽车去以色列，为改变那里的城市和乡村的面貌出力。这与我们人民的生存相矛盾。我们生活在人家来招募廉价劳动力的状态之中。有时家家都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要不要去以色列做工，参加修建用以接纳更多来自俄罗斯、埃塞俄比亚或其他地方的犹太移民的住宅？对于那些要挣钱养家?NFDA1?口的男子汉，特别是当父亲的，对做儿子的来说，可谓是一个难解的话题。约旦河西岸的社会结构已趋崩溃，而开放与约旦连接的桥梁的方针，对维持独立经济生活已明显不足。两种简单解决办法摆在我们面前：定期收到流亡阿拉伯富国的家庭成员等的捐助，并永久处于受援者地位；或者接受靠以色列货币为生计。一些梦想远走他乡的贫穷家庭别无他途：为到外国求得成功，首先要子女们好好读书，取得文凭。父母含辛茹苦地干活，挣钱供儿女上满所有学年，指望他们将来有出息。
在我们这里，城市建设未开发，马路坑坑洼洼。把军管岗作为有形壁垒的那几公里地区的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街头的热闹气氛蔑视着我们。雅法街或迪森戈夫的众多咖啡馆、饭馆、电影院等更是如此。一座座在变化的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城市。耶路撒冷旧城四周由一片崭新建筑群区环绕着，整个城市在兼并的土地上极为膨胀地扩展。自1980年6月由议会单方面宣布耶路撒冷为以国首都的法令，以色列一直在圣城如此大兴土木，旨在表明这种吞并将不可逆转。但在阿拉伯方面，我们忘不了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任耶路撒冷问题前线国家委员会主席，［34］他与以色列领导人的关系并不妨碍他对此很强硬。他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以色列社会却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抵抗不住的排斥与吸引力交织在一起：我们很想去看看，发现他们不得已离开的城市。
我知道，在1967年战争结束几个星期之后，父亲不顾禁令，由一位朋友陪同，竟然大胆地作了一次远行，花了一个半小时开车百余公里，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雅法。以后很长时间，他闭而不谈这次秘密旅行。
到了七岁，我开始明白事理。一天早上，我们全家上了“汉巴尔”老车，把纳布卢斯抛在脑后一天。我们驱车在通向耶路撒冷的公路上，说是去海边沐浴，实际上却去看雅法。由于这次出行，父亲老家的过去渐渐浮现。祖父母一辈，我谁也没有见过。
雅法大道，是耶路撒冷犹太城的交通要冲。那里尚未设立禁止通行的牌子，并辟有公共汽车的专用道。机动车道挤满行人，汽车从人群中开路而过。全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条光彩夺目、井井有序的交通干线，而是一条和阿拉伯国家城市任何街类似的街道。令人惊讶的是，女警察负责指挥车辆行驶。她们穿咔叽布短裤，上着衬衫，头戴橄榄帽，令人尊敬。每当见到一个女交警，我总免不了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我们的社会和她们的社会区别便在于此。这些年轻姑娘面对人流车潮，罕见的自由和解放。一直是女权论者的母亲强调说：“当我们妇女能够摆脱男人的控制，你们将看到她们会把巴勒斯坦变成什么样！”
妇女的这种未来地位，好像令父亲很不高兴。他低声抱怨说：“那就走着瞧吧”。他不敢与我母亲及四个女儿进行没有把握的辩论。
过了雅法大道，我们驶入海边的公路。人行道上，汽车站处，一群小伙子、姑娘或军人拦车搭乘。我们沉默不语。在以色列开车，不必办通行证。但我们的车牌是白色，自然指明我们是约旦河西岸的居民。父亲晓得出城时有阻拦要进行第一次检查。军警一招手，我们的车子停下。父亲顺从地打开后备箱，里面什么也没有，父亲再上车。那士兵带着查问的目光扫了我们全家一下，随即放行。公路狭窄而危险。我们在阿拉伯村庄阿布·戈什停下。我们认得这个村子，参观过十字军在那里修建的一座漂亮教堂。每年，基督教音乐节都在这里举行。从前管理这座罗马教堂的神甫是法国人，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所有村民都曾叫他“中国人”。据我所知，他曾赴华传教，在那里度过了大半辈子。神甫对这座教堂情有独钟，尽量与为数不多的来访者一同分享。阿布·戈什更像是穆斯林村庄。教堂墙基处流着一股清泉，十字军第一次东侵时记载为伊姆瓦斯泉。［35］阿?布·?戈什村中有趣的名胜，还有圣约柜圣母院，圣母抱着耶稣的巨型塑像俯视教堂内景。已知的最后一个圣约柜所在地就位于那里，它明示希伯来人和上帝之间的联系。
对我们来说，这次旅行是去了解和认识父母常给我们提起的地方。这也是一幕幕揭开的历史画页。
父亲在说话，给我们讲述着。我们感到他要表达什么，吐露出某种隐情。他1916年出生，熟悉英国委任统治下的这些田野，这些村庄，这些景色。他年轻时代经历了早期犹太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对峙。1948年战争的历史随着弯道而展开。这条马路(如今已变成高速公路)，带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围攻争夺耶路撒冷而激战所遗留下的痕迹。沿途人行道上，好几处横放着在那次战役中以军应急用过的装甲车框架。为那些与阿拉伯国家军队交战的阵亡者而立的纪念建筑和纪念碑真多！父亲有关这些战役的说法，与以色列方面声称的不同。他推崇的英雄是阿拉伯人。他给我们讲过阿布杜勒·卡迪尔，就是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部队司令，特别英勇的战士。1948年他率军攻打耶路撒冷新城，4月战死。他还谈及阿拉伯将领之间的嫉妒与分裂，如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和从的黎波里来的指挥一部分阿拉伯军队的黎巴嫩人法夫齐·卡乌基。他也说到阿卜杜拉·塔勒所起的首要作用：即驻耶路撒冷阿拉伯军团司令，毕业于英国格鲁布·帕查少校军校，具有铁一般纪律的优秀军人。受阿卜杜拉国王委派，他率军成功击退“哈伽拿卫军”司令戴维·沙勒蒂姆的进攻。这是一位治军严明的军官，耶路撒冷犹太区残存的守卫者投降时，他切实保护了居民及最后一批士兵反对抢劫匪帮，护送他们安全抵达犹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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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阿卜杜拉·塔勒更奇特的命运。与以色列将军达扬一起签署“罗得停火协议”后，他被任命为耶路撒冷驻军司令。他和达扬筹备1949年阿卜杜拉国王同以色列代表团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后继续数次商谈，经过交换领土，约旦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可是，塔勒司令离职出走，隐居开罗。他在开罗透露约以协议内容，其中约旦可以自由出入海法港，以色列可在阿卡巴湾自由巡航。阿卜杜拉国王被其他阿拉伯国家指责卖国，眼睁睁看着这一计划归于失败。国王1951年7月20日在阿克萨清真寺星期五祷告时遇刺身亡。塔勒一直否认参与这次暗杀行动。他被缺席判处死刑，侨居开罗至1967年，后得到阿卜杜拉之孙侯赛因国王的赦免，他才能返回安曼。
以色列领导人或犹太复国者为一方，约旦人士或阿拉伯半岛的酋长们为另一方的秘密会见，始自二十世纪初叶，持续次数很多，一直围绕着神秘。以约最近签署的和平协议，将可揭开这些关系的面纱，并澄清这一冲突的难点。 * * *
特拉维夫—雅法公路略远一点，与曾有几种称谓的历史名镇拉特伦交错而过。那座修道院在1890年由法国苦修会会士建立，后因种植葡萄而重新命名；葡萄树种在很向阳的山坡上，葡萄可酿出浓香度很高的红酒。修道院由圣殿骑士团建在城寨上。十二世纪，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曾在此交战。萨拉丁也好，“狮心”里查德也好，都把修道院作为保卫耶路撒冷的作战基地。
拉特伦是耶路撒冷公路的岔道口。它位于海拔260米的丘陵上，控制着通向圣城的山谷口。1948年5月，犹太第七旅和把修道院作为掩护的阿拉伯军团第四团展开激战。犹太旅指挥有素，凭借一批坦克为据点。
我父亲达乌德是在耶路撒冷和安曼涉足银行界的。战争爆发前，他常常经过这条公路前去雅法。雅法战役，无疑是1948年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仗。这场冲突的结局，取决于雅法战役。对犹太人生活的耶路撒冷新城，以色列人要运去粮草和弹药等。以色列车队一直处于阿军的火力之下，总试图冲破封锁，试图夜间通过，但伤亡惨重，毫不奏效。当然，也有极端暴力，必须提及以色列人伊尔根组织和斯特恩的暴力行动，以及德尔亚辛屠杀。这段五公里的公路，曾是一个真正的杀戮场所。战争赌注真大，因为这关系到神话的象征：耶路撒冷。
白天交战，夜里骚扰……本·古里安亲自督战，以军先后发动四五次反攻，均遭溃败。第七犹太旅大败，疆场横尸数百。阿拉伯方面，拉特伦大胜无可争议。然而，以色列人成功地沿丘陵的羊肠小道迂回直入。他们调动数百名志愿者修筑一条简易公路。凭借这条称为“缅甸式”的公路，他们得以维持同耶路撒冷的联系。当然，阿拉伯军团的好多军官在这次战役也立下奇功。
在听父亲作以上叙述时，我们惊讶不已，并问父亲为何我们巴勒斯坦人对这些无论是赢或输的战役一无所知。父亲也试图找到何以如此沉默的缘故。他解释道：“我觉得， 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视曾经有过的岁月为莫大的创伤。与其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不如忘记这些事件。对他们来说，战争已全面失败。这些阿拉伯国家明显无能，本来高喊要一下子摧垮犹太军队，前去解放‘枪杆子之花’巴勒斯坦。阿拉伯这些元首、国王们，也害怕面临民众压力而失去权力；几年后他们之中就有几位倒台了，如法鲁克一世，伊拉克年轻国王费萨尔等。我们离开了自己的房屋、园子、田地，以为数小时后就能够回来。我认得耶路撒冷几户人家，只把大门锁上就走了，深信第二天会回家睡觉。不要忘记国际舆论，也对犹太移民是有利的。欧洲大战刚刚结束，盟军惊人地发现犹太人惨遭纳粹野蛮暴力的痛苦。给犹太人一块土地，是他们赎回良心的手段，可是我们却随之遭殃。以色列国业已存在，而现在是减轻巴勒斯坦人痛苦的时候了。”
我们途经的公路，即1948年以色列人未能夺取的那段数公里的道路，是1967年战争一结束就重新通车的。曾被划定地雷区而安设的铁丝网，阻止不了以色列人开推土机把路加宽，尤其是拓宽连接约旦公路的那段马蹄形通道。
掠过洛德机场，父亲继续直奔特拉维夫。他开车很稳，而且似乎轻车熟路。他向我们承认，他已多次走过这条路，也认得1948年前的特拉维夫。他住在雅法，当时为阿拉伯人的城市，而到特拉维夫学习希伯来文。我们有所不知的是，1948年之前尽管经常发生种族暴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照样在某些街区一起生活，彼此的子女往往一同上学。
我们进入在我们看来一直代表着某种犹太复国主义的神殿：特拉维夫。父亲开车很有方向感，城南实际上无变化。那时的特拉维夫还没有今天的面貌，很少看到高楼大厦。在海滨林阴道哈雅孔街耸立一个取名为“但”的大饭店，我们很想从饭店门前过去，因为有不少报纸写过：1967年战争期间，以色列政府和军队总参谋部曾设在那里。
我感到父亲兴奋起来，我们猜想着激动的原因。在特拉维夫街头绕来绕去后，现在该是他决定要说明此行的目的了：雅法。雅法和特拉维夫可谓是姐妹城，相互毗邻。二十世纪初叶，特拉维夫不过是拥有七万人口的雅法市的衍生物而已。我们的车子在海边林阴道上缓缓行进。我们几个孩子带着贪婪的目光，一直望着大概曾是房屋的一处处石碓。整个卡迈勒市场居民区，由来自也门的犹太人居住，现完全破败不堪了。哈桑·贝克清真寺，漂亮的尖塔插入云天，仍处在瓦砾中；我们仿佛觉得信徒们才刚刚离去几个小时。
海边林阴道在此处结束，我们左拐顺一个小公园向前开。据说，公园里曾有来自内格夫的贝督因人同以色列在深夜走私印度大麻。我们吃惊地发现，如我父亲所说的，二十年来毫无变化。但后来，大兴土木把特拉维夫这片地区变成豪华饭店林立的国际旅游中心。
另一个震惊的视点是，通行的车辆混杂而且古怪：有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各种牌子的老式汽车，有将1940年战争带挂斗的摩托车改装成封闭驾驶的微型汽车。
作为孩子来说，我们的眼光是探索的眼光。父母的眼光是复杂而奇特的：他们对童年时代所熟悉的这些地方、这些景色、这些房屋，既感到那么的近，但又觉得那么的远，那么的陌生。
雅法入城处，是钟楼广场。钟楼脚下盖的大楼始自奥斯曼时代，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则变成监狱和警察军营。父亲决定把车存到车库，然后步行到广场，他首先带我们去看钟楼左侧，西克清真寺旁边的商业区。有的店铺未受损坏，有的金属帘门关闭，一直无人问津。一条长长盖顶的小街已辟成市场，而破穷的店铺主要经营从阿拉伯人家中收购来的小古董之类的东西。
我们都不说话，父亲仿佛沉浸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而不忍离去，在故地绕了不知多少圈后，他终于决定领我们朝着靠海边的阿雅米居民区走去。我们穿过一条街到另一条街，每到一处，他便作解释。如圣—乔治女修道院希腊东正教学校，他曾在那里读书；和幼年时的朋友一起踢球的那块场地，其中一些朋友是犹太人的孩子。他亲眼目睹特拉维夫城的兴起和发展，帮助小同学们离开。他看见这些可怜的犹太移民前来建造一个“家园”。那时，他还很不理解贝尔福勋爵所讲的“家园”这个词的含义。
父亲突然止步，一动不动，望得出神，好像命中注定似的。我站在他身边，他本能地拉住我的手，紧紧握着。我抬眼望着他。他脸色发白，两眼发呆。
“就是这里……就是在这里呀！我曾经住在这间房里。那时我还小。这就是咱家的房子．是全家的庇护所。父亲去世时我才两岁，母亲把家里变成社交中心，四面八方的人集中的地方。父亲的合伙人不诚实。当时，他们已拥有了橘园，只把这处房子留给我们，母亲毫不退让。1940年，我离家前去安曼定居，在奥斯曼银行工作，在斐拉德尔菲亚旅馆住了八年。1948年，全家离开雅法，到安曼和我住在了一起。同以色列人的冲突始于1948年以前。早在三十年代，我和街道的孩子们把洋钉扔在雅法连接特拉维夫的公路上，目的是要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汽车的轮胎扎破。随后，汽车被迫停下，我们便向车里的人扔石块。我们已经懂得他们对我们构成的危险。事件经常不断发生。
“1948年4月25日，伊尔根和哈伽拿卫军进攻雅法城。经过半月交战，七万阿拉伯市民只剩下五千左右了。其他都增大了加沙难民营的人数。果真是十五天的鏖战。英国人曾要求以色列人把该城还给我方，可是为时已晚，雅法实际上再也没有巴勒斯坦人了。我们的房屋随即被新来的犹太移民占据；自英国人撤走，和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建立，他们便蜂拥而来。”
我们站在那里，好比挺直的枯树，倾听父亲诉说。面对的这座大房子，本来很雅致，但已年久失修；园子依然漂亮，种有果木和柠檬树。母亲很镇静，让父亲去求现在的住户，让我们进去参观一下。父亲敲门，一个男人开门，同意让我们入内。父亲陪我们参观，从厨房到他母亲的卧室及他自己的房间，一一作了介绍。他热泪盈眶，出于在新房东面前保持自豪感，我真不愿他哭出声，而要昂首走出去。在园子里，正值收获季节，父亲忍不住求人家允许他摘一个吊在枝上的橘子，确实是恳求了。这棵橘子树，是他和叔叔一块栽种的。走出家院，父亲认真地剥去橘子皮，分给我们各自一份。他想让我们分享他童年的幸福，分享他难以释怀的激动心情。
然后，父亲坚决地丢掉怀旧感，带我们到市内一家海鲜馆午餐。这类饭馆很多，有的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开。在餐桌上，父亲便和隐约认识我们家的店老板聊起天来。彼此说了几句客套话后，父亲问他：“那么，你是待下来啦？”“是的，还可以，我入了以色列籍，而你，远走高飞了？”“对，我生活在纳布卢斯，持约旦国籍。”
交谈声减弱。他们有些拘束起来。究竟谁对呢？是接受同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保住家园的人对呢，或是出走，失去家中一切的人对呢？辩论太复杂，真理难找到。父亲不愿谈话持续下去，干脆对老板说道：“大家都是巴勒斯坦人嘛！给我们上你最好的鱼。真主将承认你的鱼。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活在世上。”
流亡者与已经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很艰难地建立起来；尔后随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被占领多年，这些交往容易多了，家庭联系已恢复。持以色列护照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社会和巴勒斯坦流亡的或被占领土的社会之间的某种桥梁。一些人告别以色列，用他们的希伯来文知识为巴解组织服务，另一些人致力于以巴接近，特别是促进奥斯陆对话。
在翻新得十分别致的艺匠区漫步一会儿，店铺作坊和铺石小街格外漂亮，以色列人和游客拥挤不堪。我们在那儿逛了一会儿，必须在晚七点前赶回约旦河西岸和纳布卢斯阴暗的街道。回来的路上，我靠在大姐狄安娜的肩上睡着了，梦见一个奇怪的故事，灰姑娘和雅法混合，举行了一个大型舞会。父亲是王子，用变成华丽马车的橘子追赶我。
雅法吸引了我。我们后来又去了好几次。我们还要继续去，穿越以色列，经过父母的巴勒斯坦，去寻觅消逝的幽灵。下次游览的将是妈妈的老家圣让达克。她老跟我们提起这座城市。妈妈对它极有感情，我们生怕参观会变成悲剧。
9. 蒙福尔古堡
别了，从未关心过我摇篮时代的外婆克里斯特玛丝！您留给我的遗产，是要重返巴勒斯坦。您留给我的希望，是要为巴勒斯坦妇女权利得到承认而奋斗不息。“西方命运悬在此丘上”，拿破仑·波拿巴用望远镜观察圣让达克城时惊呼。他曾于1799年徒劳无功地围攻此城六十二天。波拿巴将军梦想建立版图始于埃及的东方帝国，来此却撞在由一个凶猛的土耳其禁卫军士兵把守的城墙上。这位士兵原籍波斯尼亚，名叫雅扎尔，意为“刽子手”。 雅扎尔是英国的盟友。悉尼·史密斯勋爵的舰队击沉停泊在海面的法国军舰，拔去拿破仑的炮火支点。于是拿破仑被迫解除围城，边打边撤，退到埃及。他从埃及乘船返回法国，另建赫赫业绩。
雅扎尔的首任顾问是个犹太人，叫哈伊姆·法尔希，后来被雅扎尔的继任者砍头。苏哈母亲蕾蒙达的高祖父，从酋长达哈尔·奥马尔之子手中买下蒙福尔古堡，即为堡主。所以圣让达克市志、哈瓦家族史，对苏哈来说都是熟悉的。
* * *
圣让达克，我们何止了解，而且是很了解。虽然我们从未去过那里，可母亲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叙述过她童年时代悲惨而奇异的故事。她很想重返故城，再看一遍城墙和大街小巷。她曾经在圣让达克、拿撒勒和海法之间与以色列人生活到十七岁。1948年，战争爆发，她才八岁；她小女孩的人生从此转为持久的政治窘境，在以西方价值观而建立的以色列新社会和自己属于另一种社会，即对妇女带有强制传统的巴勒斯坦社会状况之间，她左右为难。
为前往圣让达克，这一次我们仍坐汉巴尔车，并穿过约旦河西岸。朝北，途经杰宁、阿富拉、拿撒勒。母亲迫不及待地要重新看看，在双亲离异后她曾经历困难时刻的这座城市——圣让达克。我想象着外婆克里斯特玛丝，好奇怪的名字呀……她出生在二十世纪初移居美国的一个巴勒斯坦人家庭，后来回归故土巴勒斯坦，回到她父亲克法尔·亚西夫的村庄。作为解放型的美籍女性，她婚后与家庭传统发生冲突。她实在承受不了东方妇女境遇的重负。尽管是基督教徒，她因为有过教训而发现，完全服从男人的法则是惯用的惟一法则。于是她离了婚，凄惨地分手！按照英国保留下来的奥斯曼帝国法律，子女的监护权归丈夫。我母亲蕾蒙达与她的两个兄弟，即我的舅舅乔治和尤素福，则完全由我外公抚养。外公是在1948年战后才重新见到自己的女儿。
我们再一次走出自己的居住区，又直接与以色列发生接触。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整个地区，由于当时阿拉伯人占多数，同时也有基督教徒，与我们文化上非常亲近。希腊东正教居民比重很大。加利利因为是耶稣生活过的地方，故为基督教最驰名的胜地之一。
母亲给我介绍拿撒勒周围的圣迹：希腊东正教圣加布里埃尔教堂下流着“圣母泉”，玛利亚在此接待大天使加布里埃尔的来访。这座闻名遐迩的希腊天主教堂，建在一座犹太教堂的遗址上。在这个可能是拿撒勒最古老的犹太教堂里，耶稣出席犹太教弥撒时宣布自己是主的遣使、主的钦差。他立即遭到痛打，被指责亵渎神明，接着被推倒在街上。正是此时，他大概讲了这句何其驰名的话：“本乡人中无先知。”
在1948年联合国分治计划中，这个地势陡峭、林木繁茂的地区应该划归巴勒斯坦国。依我之见，清真寺、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云集的这一地区，要保持作为精神圣地之一的地位。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理解和尊重，能够得到巩固和加强。
1948年拿撒勒城郭和市内战火纷飞。外面炮声震天之时，八岁的蕾蒙达躲在城中女修道院女子寄宿学校的地窖里，紧紧蜷缩在一位修女的怀里。外祖父把她送进这所学校，是要她忘记这位摈弃一家之长的权威、不接受男人统治的不负责的母亲。再说，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曾要她相信，她母亲克里斯特玛丝已经去世。后来，不再有支付寄宿费的父亲的消息传来，满以为他已在参战中阵亡，她便被安置到孤儿组。然而，钢铁般个性的克里斯特玛丝，却很好地活着！在圣让达克，她作为支援护士由红十字会任意派遣使用。战火把成千上万的难民赶到通往黎巴嫩的公路上，她深感不安。她便利用所熟悉的救护车队路过女修道院，到学校要求带走她的女儿。修女们接到指示，拒绝她的要求。但她一再坚持，甚至威胁要动用军队打开修道院大门。她终于获胜，把女儿带走了。 对这些难以忘怀的重逢细节，蕾蒙达不知给我们讲过多少遍。她与她母亲重逢并又被带回圣让达克的时候，得知她父亲是抱着与其受以色列占领不如逃往黎巴嫩的想法出走的，尔后却失踪了。
在车上，我们又展开这场无休止的讨论：为何逃离？这是接受父母民族主义再教育的机会： “当时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什么都不懂。他们信任西方国家，尤其信任玩弄居心叵测两面伎俩的英吉利。英国人右手支持阿拉伯人，左手则扶持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他们认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以色列的产生，另一方面利于建立约旦王国。不要忘记，约旦国王哈希姆和伊拉克国王费萨尔是兄弟。在血缘关系之外，还有伊拉克和海湾国家的石油。自1914—1918年大战结束以来，英国人一直梦想有一个由他们控制的阿拉伯大国。他们曾想重建一种从地中海到阿拉伯—波斯湾为他们效力的帝国。他们无视不同地区的特性，尤其是巴勒斯坦的特性。
至于民主，他们只在自己那里实行，不在阿拉伯人这里实行。而对犹太人，英国先是支持他们，因为贝尔福曾发表‘犹太家园’宣言。这使英国人陷入尴尬境地。他们后来又支持以色列，以便不惹美国生气。在美国，犹太压力集团强大得很。”
对这国际方面的因素，她继续深入分析道： “千万不要把保卫自己或进行谈判托付给别人。巴勒斯坦人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我们懂得这一道理时，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巴解组织的政策将是什么样？亚西尔·阿拉法特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很想见见他。我们在国内，也要显示我们的存在。要赶紧请记者前来了解我们的现状，以向全世界报道。不要怕以色列人，而要同他们对话。”
加利利，也是以籍巴勒斯坦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我们对他们寄予厚望。我们知道，尽管他们持有以色列护照并在议会里有代表，却仍然被当做二等公民。有时，他们对以色列现实模棱两可的说法，我们理解不了。他们的矛盾，似乎比我们更大。
母亲儿时的回忆，一幕幕又一幕幕地浮现。她希望我们在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停留一下。
她还给我们讲述卢比亚森林。后来在另一次去太巴列湖，我们有幸穿越这片森林。
卢比亚原是阿拉伯村庄。它和其他许多村庄一样，1948年已被村民抛弃。村中不再有人，村庄已夷为平地。“克克勒”机构筹集了国际捐赠，在废墟上植树数千株。如今，这已是一座优美的森林。在加利利这一地区，曾展开过激烈的交战。以色列本想打通可以连接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公路。这一任务下达戈拉尼旅。对面是那支卡乌基指挥的勇敢但无纪律的亚莫克军队。
在这次旅行期间，如其他人所做的那样，我们深深地感到，母亲时时在教育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来自何处。在海法至圣让达克的高速公路上，她继续讲述她的故事。
在拿撒勒女修道院寄读学校，在克里斯特玛丝前去看望她之后数月，她父亲也来过学校一趟。蕾蒙达简直喜出望外，但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父亲是遭以色列军队追捕而潜入黎巴嫩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这不就使女子寄读学校那些家长在黎巴嫩的学生们害怕了吗？不，她父亲真是走运。在黎巴嫩几个月后，他决定回到圣让达克。不可能合法穿越国境。惟一办法是，要试着徒步经羊肠小道穿过。他企图那样做，当走到一个山谷深处时，却遭遇以色列巡逻队，被开枪打伤大腿后抓获。人家把他带到邻近的一个林子接受当地军官审问。呀，在场的人惊呆了！以色列军官不但没有审问他，反而把他抱住，双方紧紧拥抱起来。原来，这个军官是圣让达克他儿时的朋友，叫贝沙尔·基特里特(此人后来当了政府警察部长)。
一经解释，那军官相信了他的诚意，便送他到海法的意大利医院疗伤。后来，外公获得在圣让达克的居住许可。不过，因为在以色列境外待过数月，他失去了全部家产：田地、蒙福尔特古堡等都作为无主财产充公了。虽然离了婚，外公重新亲近克里斯特玛丝。这使我的母亲感到幸福。
1952年，蕾蒙达离开拿撒勒寄读女修道院，进入海法一所教会学校。除她是阿拉伯人外，学生全部为犹太人。完全不像在拿撒勒，她的小同学大多为天主教或穆斯林家庭。海法比拿撒勒更自由更开放，修女们甚至允许学生穿游泳衣下海沐浴。在我母亲看来，这是真正的革命：有脱离东方传统的精神，更多地朝向西方。
蕾蒙达学习希伯来语，女友们给她讲欧洲，讲纳粹和集中营等。她甚至阅读《安娜·弗朗克日记》，读后非常震动。她与同龄的小姑娘德罗拉结下友谊。有一天，德罗拉请她到家里吃点心。德罗拉的家在海法市内一个居民区，蕾蒙达很熟悉那里，因为她的姨妈战前曾经住过。看见姨妈家的房子竟然成为德罗拉家的了，她怎能不惊讶与不安……欣慰的是，她进入屋内，竟发现什么也没有变化。她的姨妈出走黎巴嫩已经五年了。家具原封不动，连墙上镜框也同样。姨妈送给她的那个洋娃娃，依然躺在扶手椅上。触景生情，她止不住泪如雨下。她的姨妈再也不敢返回巴勒斯坦，她的小朋友却取而代之。听到哭泣声，德罗拉的母亲跑上前来，明白了她为何伤心，便安慰她，给她讲了自己的故事。德罗拉的母亲生于波兰，先被纳粹关进华沙犹太人集中营，后和小德罗拉一起被流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母女俩终能奇迹般逃脱。德罗拉和她妈妈让蕾蒙达看刺在她们手臂上的那去不掉的编号。这耻辱的印记，使她们默默无闻地生活。她们解释说：现在的住处是政府分配给她们的。终有一天，阿拉伯人若能回到海法，蕾蒙达的姨妈可把房子收回。
蕾蒙达向我们回忆道，她对这母女俩并不怨恨，而是表示她自己面对不幸时所应当有的团结互助。
1954年，蕾蒙达再次转学。这回，是上耶路撒冷圣约瑟夫中学。她的母亲克里斯特玛丝常来看她。
母女俩登上恰好位于分界线边的法兰西圣母院屋顶。她们俯视耶路撒冷老城。仅数百米之遥，却把母女俩同1948年后回不来的乔治和尤素福分开。偶尔通过地下渠道传来一张照片、一封便函，才得知他们的消息。他们在约旦境内一所传教士学校念书。
随着母亲渐渐长大，前途问题便提了出来。身为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将会怎样？她格外感到，已被另一边发生的一切所吸引，被她兄弟们居住的那个陌生世界所吸引。
到了十七岁，她就作出决定。记得一个场面深深地刺伤了她，即亲眼目睹以色列士兵拳打脚踢一位倒在地上的阿拉伯人。她将去和那边的兄弟们一起生活。
克里斯特玛丝曾告诫她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特别是自己亲身受够了的阿拉伯世界那种对待妇女的思维方式。她指望蕾蒙达继续上学，将来有份职业，能独立自主。
1957年3月，父母陪她到曼德尔鲍姆门。分界线最初叫曼德尔鲍姆，是因为此门仅是昔日一个属于曼德尔鲍姆某人的商店的大门。其他所有楼房全都倒塌了，惟有这扇大门安然耸立于废墟之中。
离别令人心碎。蕾蒙达从此跨入另一个天地，要进行双重战斗：承认她的巴勒斯坦属性，争取自己的妇女地位。母亲教给她的两方面战斗经验，我相信她成功地传给自己所有的儿女。
别了，从未关心过我摇篮时代的外婆克里斯特玛丝！您留给我的遗产，是要重返巴勒斯坦。您留给我的希望，是要为巴勒斯坦妇女权利得到承认而奋斗不息。
这段往事讲完，我们终于进入圣让达克城。在我们陪同下，妈妈去寻觅她儿时玩游戏的所有地方。她来到十八世纪以来就是她家房产的蒙福尔古堡前，和几十个游人一同参观。她惊奇不已的是，自己还得买门票。蒙福尔特古堡已经辟为博物馆。
10. 阿拉法特之谜
[img]http://www.cn0123.com/upload/2006-3/8583117913.jpg[/img]阿拉法特夫妇收养萨布拉和沙蒂拉的烈士遗孤
秘密活动的年代，他好似处于戒备状态的野兔。他知道自己的生存只取决于他的嗅觉，取决于他的星宿，全然断定他的命运掌握在真主手中。
他无眷恋之情，无固定住所，行踪神秘莫测，总在最后一分钟敲定行程。
他坚信自己是超自然力量指定的领路人。阿拉法特是一个真正的神话，他认为与真主完全融为一体。
“巴勒斯坦是本人惟一的眷属。”
亚西尔·阿拉法特的这一回答，是对敢于就他私生活冒失提问的人所说的。无眷恋之情，无固定住所，行踪神秘莫测，总在最后一分钟敲定行程，阿拉法特曾把个人生活完全营造成一个默默无闻的战士一般。
他是难以把握的人，习惯于让来访者耐心等待。为仅有的五分钟，或者持续二至三小时的会谈，无论如何要先花数小时去找他。
在那完全是秘密活动的年代，好比处于戒备状态的野兔。他知道自己的生存只取决于他的嗅觉，取决于他的星宿，始终要脚踏实地自我做主。他十分虔诚，全然断定他的命运掌握在真主手中。
阿拉法特之谜，符合他传奇般的人生。
在贝鲁特，巴解组织较顺利的岁月里，他时而出现在一条街上或一个集市上，而几乎同时又在城的另一端露面。最难以置信的消息，使得黎巴嫩首都家家晚餐充满活跃气氛。人们把他当做酷似穿越贝鲁特地下为他挖掘的秘密通道的人。
如果你想拜会阿拉法特，必须经人出面联系，而且有时需在布里斯托尔或科莫多尔宾馆耐心等上好几天。等得实在烦透了，有时总算以新闻处负责人穆罕默德·拉巴迪的简短答复而告终：“很抱歉，不可能接受专访。他已动身前往科威特、巴格达，去莫斯科了……” \
对今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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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敌人的对话者，包括阿拉伯国家首脑，阿拉法特也同样对待。他一直受到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跟踪，也受到阿拉伯某些国家情报部门的跟踪；后者视他为危险反对派和对阿拉伯民众影响日益增强的鼓动家。
在贝鲁特，流血、无情激烈的战斗，火炮和迫击炮通宵轰鸣。同时，在自己的阵营中不断出现背叛。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卫队，即阿里·哈桑·萨拉姆指挥的“十七军”确保他的安危。可是在贝鲁特，在以色列人策划的伪装汽车伏击中，萨拉姆不幸中弹身亡。
阿拉法特1970年正式移居黎巴嫩，这是“开罗协议”的结果。该协议由他和好些阿拉伯国家元首签署，其中有埃及总统纳赛尔、沙特国王费萨尔、黎巴嫩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约旦国王侯赛因。据一些黎巴嫩人认为，开罗协议是强加的，是以黎巴嫩战争为起因。事实上，同年9月，侯赛因国王的贝督因部队和巴勒斯坦战士发生火并，相持数周，才以开罗协议而解决。冲突的导火线，是因为乔治·哈巴什的“人阵”。一些成员劫持了西方三架民航飞机并途径约旦扎尔卡沙漠上空。顺便指出，人阵“行动”组由瓦赫迪·哈达德领导，此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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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训练了卡洛斯·拉米雷斯·桑切斯。他们与德意志“赤军”和意大利“红色旅”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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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运动建立了密切联系。
从1973年起，黎巴嫩内战之初，阿拉法特犯了干预这一冲突的错误。难道他有能力反其道而行之吗？他坚持双重战斗，既反以色列，也反黎巴嫩右派各党和皮埃尔·杰马耶勒的长枪党。作为对联合所谓巴勒斯坦进步人士力量的左翼党派要求他给予支持的交换，阿拉法特期盼分享黎巴嫩政权。况且，他曾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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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的解体，要在黎巴嫩相当一部分领土上通行，必须有巴解组织的批文不可。
阿拉法特渐渐控制了黎巴嫩，认为他将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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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打击以色列。但是，他却被迫介入使他转移主要目标的内讧。
以色列人方面便利用巴解组织假盟友的种种背信弃义而集中行动对付巴解。正是在此背景下，以色列1982年6月发动了“加利利和平”行动，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贝鲁特。
几周的战争，到处是屠杀。阿拉法特8月30日撤离黎巴嫩。他本人及其战士们，携带武器和行装，乘上希腊巡洋舰“大西洋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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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和法国外籍军团伞兵组成的多国部队保护下离开。阿拉法特把臂肘倚在白色舰舷墙上，就这样看着解放巴勒斯坦之战消失了十二年之久。
他深深感到这悲剧般的出走犹如奇耻大辱。他的战士们改编为小分队，散布在所有阿拉伯国家。而留在难民营失去保护的巴勒斯坦人家属，竟然在萨布拉和夏蒂拉遭到了黎巴嫩长枪党人的袭击。等不到所谓负责这些营地安全的以色列军队前来干预，数百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已经惨遭杀害。
贝鲁特之战，使阿拉法特意识到巴解组织所处的孤立境地。任何阿拉伯国家军队都不来帮助巴解，而在黎巴嫩驻扎五万士兵的叙利亚军队反而只有一个目标：坐视巴勒斯坦武装撤离黎巴嫩，以便取而代之。
离别贝鲁特后，阿拉法特1983年9月曾秘密潜回黎巴嫩，发动对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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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支持的巴解组织背叛军官的新斗争。同年5月以来，这些变节分子试图控制难民营，以打破阿拉法特的领袖地位。据阿拉法特夫人苏哈介绍，这是他为了不让人认出而破例把自己传奇式的胡子刮掉，并身穿便服。他只身从塞浦路斯乘坐一艘往返客轮，到了黎巴嫩海边一个港口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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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夫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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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赫瓦
后来，1983年12月底，弗朗索瓦·密特朗派出法国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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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的里波黎把阿拉法特救出。法国的秘密干预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巴解驻巴黎代表易卜拉欣·苏斯谈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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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亏这一行动，阿拉法特终于得救，并未落入叙利亚人手中。他腹背受敌，处在试图谋害他的以色列人和阿萨德总统的双重夹攻中。他们都希望消灭他；以色列为此则动用空军向的里波黎港周围投掷遥控地雷等。阿拉法特曾说：“的里波黎，是我军人生涯最糟糕的回忆之一。”
在这样的风暴中，怎能设想有家庭生活呢？处在战争中的人民需要他，他应该全身心地投入战争。他要有那种非常地中海化的观念，即勇于牺牲的精神，经得住长久痛苦，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4%B8%C7%D7][b]母亲[/b][/url]
为儿女文身“巴勒斯坦人”，受人恩惠无须报答。其次，亚西尔·阿拉法特坚信自己是领路人，是超自然力量指定的领路人。阿拉法特是一个真正的神话，他认为与真主完全融为一体；他的使命将是引导巴勒斯坦人民。
他信教，是穆斯林，也对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3%CC%CC%AB][b]犹太[/b][/url]
教和基督教与上帝更为形象的关系感兴趣。他努力塑造宗教宽容的局面，因为相当多的巴勒斯坦人是基督教徒。同时，他希望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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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以色列加以区别。这些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性格特点，并不妨碍阿拉法特实际上和言语上都极为强硬，极为暴躁。他发火是出了名的，说话高声，让人惧怕。
阿拉法特被迫离开贝鲁特后定居突尼斯，促使他改变行动步骤，要在持续变化的国际背景下正视巴勒斯坦的现实。
11. 留学巴黎
1981年，一位刻苦好学的十八岁姑娘，告别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只身去巴黎深造。在圣—米歇尔大街193号的“国际女子之家”，已为她预备了一个房间，她在索邦大学注册，攻读实用外语和文明等课程。突尼斯是一个和平的国度，远离战场与阴谋，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又是政权强有力的国家，与欧洲时差两个钟头，肯定对阿拉法特的政治生活及个人生活都产生了影响。也正是在突尼斯城，已开始传闻他某些情妇的名字。都市的地理位置，巴勒斯坦领导人所住的资产阶级式的优雅区，相当适合窃窃私语的夫妻生活。
1981年，一位刻苦好学的十八岁姑娘告别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将去巴黎深造。在圣—米歇尔大街193号的“国际女子之家”，已为她预备了一个房间。她在索邦大学桑西埃三大注册，攻读实用外语和文明等课程。
苏哈生来内向，朋友很少，尚未参与组织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活动，担心以后回不了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她可谓只身闯巴黎。
* * *
奇怪的自由感……我最先的发现是，大街小巷没有军队。也许是感觉愚笨，因为我习以为常的是，天天目睹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十字路口，或立于拉马拉我的学校门前，这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每次警车鸣响，我都吓一跳，暗自思忖：“这么说，我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境况。”
这里的人们并不关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中东。我发现了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散步的城市，比如到离我住处两步之遥的卢森堡公园去散步。
但见那些恋人们手拉着手或紧紧拥抱，我感到很不自在。我想回故里，与家人团聚。三个月后，我给母亲打电话，表示我要离开巴黎。
“不，无须谈回来的问题，”她说道。
听我再三坚持，她补充说：“你不要动，我马上就来！”
母亲崇尚家庭，为家里人可以随叫随到。她在圣让达克艰难的童年，受父母不和的困扰，而以色列国刚刚建立所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动荡，这一切一直支配着她与我们的关系。在巴黎，我坚持不愿留下，妈妈不再犹豫。我于是返回拉马拉。
见到亲人，回到全家人身边，真是幸福。妹妹哈拉对日趋蓬勃、不可预料的反以色列示威游行，绝不错过一次参加的机会。面对孤独，自己在圣—米歇尔街宿舍的那种孤独，我肯定依然过不惯。我感到在巴黎像个流亡者，而自己不愿意这样。
在约旦河西岸，尽管处在占领下，但仍然存在着热烈而团结的气氛。我为重新感受这种气氛而高兴。本学年耽误了，我计划来年报名上比尔泽特巴勒斯坦大学。然而，1981—1982学年，我又去了巴黎。依旧是妈妈的主意，她比我更顽固。她坚持住了，希望我们精通她的维系家庭的西方文化。
这一次，我和妹妹哈拉同去留学。学校位于儒尔丹大街的国际大学城，环境优美，更适合我的兴趣。我们住进“意大利之家”，有十来间宿舍供巴勒斯坦留学生使用。我还记得斯巴盖迪(意大利面条)的味道，那是典型的学生餐！在那里，我发现一个不同的巴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进剧院，下馆子，还有各种游行活动。
声援南非、智利及其他拉美国家等被压迫人民的事业的游行示威，我没有一次不参加。
我体会到，并非只有巴勒斯坦人民遭受暴力镇压，这给我以希望。况且，争论是自由的，即使面对大学城的以色列留学生也是如此。很显然，我参加张贴阿拉法特像的活动，但经常在夜间被犹太极端运动“贝塔尔”撕掉。当然，我们有足够的库存像可替换。
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我们通过电视收看战争实况直播。我们很难过。以军挺进，好比压路机，他们的火力很凶。看见贝鲁特高地150毫米自动牵引的大炮发射炮弹时，轰隆的声响可怕得很，真叫人发抖。巴勒斯坦人经过黎巴嫩内战多年的培养和锻炼，反击十分出色。在巴勒斯坦历史上，他们首次使用重武器与以军交战。
黎巴嫩事件的结束，对我们来说，是电视中阿拉法特撤离前一两天在贝鲁特街头的那种景象。他一边迈着轻快的步子，一边回答记者提问。我想，记者就是您吧。他希望通过谈话，表示他始终对自己有把握，充满信心。不过，人们感觉得到，面对那些留在当地、前来哭着拥抱他的巴勒斯坦妇女，他显得多么不安。
使我们不可思议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这样被迫放弃贝鲁特……
当我和丈夫谈起贝鲁特这一时期及八十八天围困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危险的处境。他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千方百计想杀害他，并成功地派遣一批突击队员潜入贝鲁特西区。
阿拉法特还认为，以色列人曾以最先进的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他的电话网络，他每次打电话都立即被窃听。以色列空军轰炸他刚离开的大楼。然而，他善于猜测，避免中计。所以，每到同一个地方，他都只停留几分钟。
他通常生活隐秘。外出，他男扮女装；散步贝鲁特街头，尽量少带警卫员。他也习惯于在藏身之处待上数日。一次，以色列搜捕之时，他便在拉马拉一个小房间躲藏了近一个月。房东是埃及女演员娜比拉·奥贝德的崇拜者，房间四壁贴满了这位明星的招贴画。另外还摆着十几本有关她的杂志和小说等……整整一个月之中，他只有翻来覆去地读娜比拉的生平故事。几年之后，他则有幸在开罗见到娜比拉，开玩笑地对她说：“我非常了解你，我在拉马拉伴你度过近一个月时间。”
提起贝鲁特，他晓得沙龙将军曾在那里，在他上船的码头附近。他也晓得这位将军是要亲眼看着他离开，正用高倍数望远镜观察他的细微举动。
12. 爱在“克里荣”点燃
[img]http://www.cn0123.com/upload/2006-3/902988914.jpg[/img]苏哈近照
这位聪明伶俐的金发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5%AE%C0%C9][b]女郎[/b][/url]
，把一切总是解决得十分出色。阿拉法特眼里只有苏哈，希望她随时都跟在他的身边。幸亏，苏哈那双褐黑色的眼睛没有让阿拉法特忘记这次访问的缘由。
在突尼斯，阿拉法特的战士受到热烈欢迎。
在距突尼斯城北六十公里的比塞大港口，瓦西拉·布尔吉巴夫人和政府成员亲临迎接满载数百名巴勒斯坦战士的塞浦路斯船只的到来。在场人群向他们表示欢迎，高呼与巴勒斯坦事业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D%C5%BD%E1][b]团结[/b][/url]
一致。然而，在船就要靠岸的时刻，一批突尼斯军人上船，收缴了巴勒斯坦人离开贝鲁特同意携带的全部武器。只有一些保安人员允许保留个人所持的枪支。
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等待着阿拉法特：他的军队分散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在苏丹、也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军营，远离战场。
他需要完全重新整编其军队，同时重组巴解组织的民事和财政机构。事实上，巴解组织具有庞大的国际管理机构，要向世界各地的人员发工资和抚恤金、助学金等。在贝鲁特，银行机制允许他能充分支配使用捐赠国和巴勒斯坦侨民提供的亿万经费。而在突尼斯，情况更为复杂。巴解组织因内部争吵而四分五裂，对阿拉法特的指责也纷纷而来。有的指责他把个人的战斗强加给巴解组织并使之陷入困境。
相反，并非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巴勒斯坦人不会再受到以色列人的侵袭。事实上，1985 年10月1日，数架以色列飞机凭借充足的空中补给，经过远程飞行，悍然侵入突尼斯城南部海滨小浴场哈马姆沙特上空。昔日，那里曾是贝伊(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尊称)住过的地方。以色列战机上午轰炸了巴解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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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造成六十多名突尼斯人和巴勒斯坦人死亡。关于这次空袭，以方竟视为是对三个以色列人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港遇害而采取的报复行动。
也同样在突尼斯，阿拉法特忠实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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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塔赫运动共同创始人惨遭杀害：一个是阿布·吉哈德，1988年4月16日被以色列突击队暗害；一个是阿布·伊亚德，1991年1月15日被身边的一个卫士枪杀。这一起神秘罪行的指使人，至今尚未查明。
亚西尔·阿拉法特几乎每天都受到巴解组织一部分人的责备。曾有好几回宣布他要下台，但他每一次都像猫一样巧妙地摆脱了麻烦。在哈马姆沙特被炸后的几天，1985年10月7日，意大利的“阿希力·洛罗”号邮船被巴勒斯坦突击队劫持。一个名叫“克林霍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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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遇害后连同他的轮椅一起被扔进大海。这次劫船行动的组织者阿布·阿巴斯是巴解组织中央执委会委员。其中两个突击队成员是从突尼斯城过去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对此表示愤慨，他当时同意接待巴勒斯坦人的条件是不要把他的国家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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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基地。他本想立即驱逐在突的所有巴解组织的人，这些人约有六千。总统夫人瓦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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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劝阻了总统这一做法。
1987年11月7日，布尔吉巴去职以后，巴解与新总统本·阿里气氛好一些。阿里总统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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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双方1988年12月至1989年8月的谈判。
在这些年中，阿拉法特恢复了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对话，并经常住在安曼。
1987年夏，塔维勒全家在安曼度假，拜访了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蕾蒙达很自豪地向他介绍自己的孩子，其中有苏哈。大家互相祝贺，合影留念。蕾蒙达始终是阿拉法特的忠实拥护者，而且，她的长女狄安娜嫁给了巴解组织驻巴黎代表易卜拉欣·苏斯。
1988年11月14日和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召开；苏哈和哈拉在那里又见到阿拉法特。
会议吵吵嚷嚷，阿拉法特重新起着领袖作用，并再一次取胜。会议赞同联合国242号决议作为解决以巴冲突的基础。同样，巴解组织明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与此同时，阿拉法特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此举是在“青松俱乐部”进行的，这是一家多功能的饭店，用于重大事件的会议厅。俱乐部位于海边，距阿尔及尔几公里。
这个完全是象征性的宣言，旨在回答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声明，但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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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开展关于尚不存在的对话的必要要求，即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接受联合国242号决议，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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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等。巴勒斯坦人要求他们的权利所使用的提法，与1948年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3%CC%CC%AB][b]犹太[/b][/url]
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他们重申自己的祖先早就生存在这块土地上。阿拉法特发表的演说是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撰写的，开头是这样的： “巴勒斯坦是向人类披露神的启示的土地，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故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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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生存在人民、土地与历史之间从未间断的和未起变化的有机关系之中更加根深蒂固。” 为唤起记忆，在此也引用了1948年5月14日由戴维·?本·古里安宣读的以色列国独立宣言。开头如下：“以色列国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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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诞生地。正是在这里形成了其精神的、宗教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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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与流亡在外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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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忠于以色列故里。”
阿拉法特的演说，为他打开了欧洲各国首都的大门，首先是巴黎。多年以来，巴黎在中东发挥着巨大而审慎的作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承诺，与他强力维护以色列国前途是一样的。 他保持着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路线，［45］始终致力于法阿对话及以阿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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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怀抱
[url=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C5%AE%B6%F9][b]女儿[/b][/url]
扎赫瓦
人们知道，阿拉法特的助手之一伊萨姆·萨塔维曾多次充当尝试和平之路的中间人。1983年4月10日，他遭阿布·尼达勒集团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杀害，从此对话终止。而参加对话的巴解组织驻英国代表赛义德·哈马米也被同一组织暗杀。
这类对话往往通过以色列的左派，并经与以色列领导人一直保持良好关系的社会党国际来进行。
密特朗总统1982年3月3日首次出访的目的地之一是耶路撒冷。他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毫不犹豫地强调与巴勒斯坦人建立对话关系的必要性：“对话意味着各方都要最终获取自己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应像其他人那样终有一天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另外，不要忘记密特朗帮助巴勒斯坦脱离黎巴嫩陷阱所起的根本作用。 因而，阿拉法特访问巴黎，应该做出一个姿态。继访问阿尔及尔、日内瓦之后，他指明了巴解组织所走的道路，即承认以色列。
1989年2月至4月，巴黎是欧洲共同体国家把阿拉法特当做政府首脑正式接待的第一个首都。
他下榻克里荣饭店。无论法方或巴方，都不愿看到这一件大事出现闪失。出于礼宾考虑，巴解组织驻巴黎办事处需要巴勒斯坦人对阿拉法特的逗留给予协助。 * * *
巴解驻法办事处物色在巴黎会说法语的巴勒斯坦人。因而，易卜拉辛·苏斯便请他两个小姨子苏哈和哈拉负责部分礼宾事务。礼宾的含义是，要见机行事，发挥协助作用，使阿拉法特更容易与法国各界人士交谈。
苏哈负责克里荣宾馆的礼宾安排，哈拉负责对外会见等一切事宜。姐妹俩操一口流利的法语，她们已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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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对巴黎了如指掌。阿拉法特在巴黎协和广场的这座豪华大饭店进进出出。而拜访者接踵而来，还有记者、警卫人员、外交官等。
一位聪明伶俐的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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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眼里只有苏哈，希望她随时都跟在他的身边。苏哈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十分出色。幸亏，苏哈那双褐黑色的眼睛没有让阿拉法特忘记这次访问的缘由。他的重要沟通已达到原定计划。
阿拉法特并未忽视讲那句简短的话，确切地说，就是法国外长罗朗·迪马给他提醒的那句话。迪马是一位精明的法学家，自然比阿拉法特更掌握伏尔泰的语言，明白“它已无效”一词的确切含义。在接受法国电视台的采访时，当谈到巴解宪章，他就用了“已无效”的提法。这标志着是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真正松口，并确认完全接受联合国242号决议。
之前，在爱丽舍宫会谈中，密特朗总统向阿拉法特指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987年11月在阿尔及尔通过的决议和巴解组织宪章之间存在混淆不清之处。尤其是宪章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条中就有如此提法：完全拒绝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以色列国、要求以色列作为国家而消失等。
所以，巴黎之行显然卓有成效，政治上如此，情感上也似乎如此。
* * *
对苏哈的新情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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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蒙达吃惊不已，曾一度接受不了。到如今，她还在问：“我觉得苏哈和阿拉法特一见钟情，肯定发生在克里荣大饭店。苏哈是一个温柔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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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过了很久人家才告诉我此事……(您知道吗，阿拉法特在巴黎的时候，早上一醒来睁开眼睛，张口便问：‘苏哈在哪里？’他马上要见她……) “当时我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今天，我认为，一股相互爱慕之情吸引着他们。仅仅几个钟头，阿拉法特对苏哈已完全信任了。我则警告苏哈。我对她说：‘要当心，你如此直接地为巴解组织工作，迟早要被以色列人知道，你就休想再回耶路撒冷和被占领土。’我又重复一句：‘苏哈，当心你永远回不去啦！绝对回不去！’她回答我说：‘我决心已定，不再返回被占领土。’她的这一句话，挺让我受不了。我希望自己的儿女们与巴勒斯坦始终保持联系，尽管处于被占领下，但仍可经常回来。以1948年为例，多少巴勒斯坦人仓皇出走，从此再也不能回故土看看啦！好啊，就这样。苏哈越来越多地往来于突尼斯和巴黎之间。她的头衔是经济顾问。而我，什么也未看出来。她去突尼斯，更加频繁，逗留时间也更长了。后来她向我宣布，鉴于她的工作关系，她更愿意常驻突尼斯。
“总之，我自言自语道，她为何没有自己的小屋或一套房间呢？这就是我所听说的情况。
她住在阿拉法特的一处房子里，位于门扎区托泽尔街39号。我就此问苏哈：‘为什么？’她回答：‘不用担心，出于安全考虑。况且阿拉法特从不住在那里。他有好几处寓所’。”
13. 秘密结婚
[img]http://www.cn0123.com/upload/2006-3/93116927.jpg[/img]阿拉法特访法与苏哈在巴黎克里荣宾馆(1993年10月22日)
这一天，阿拉法特目不转睛地望着苏哈，对她只说了一句话：“苏哈，我想和你结婚。我的意愿完全是真诚的，对你是纯真的，我要娶你，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先不能走得太远，只得秘密结婚。”
我接受这样的秘密结婚，但真没有想到后来会如此之难。只有真正爱一个人，才能承受得了“虽已结婚却似情妇”的境况。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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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时准备相信一切，而往往什么都看不见。她投身有益于巴勒斯坦事业的行动，满腔热情，英勇奋战，安排自己所有孩子为巴勒斯坦革命服务。她几乎没有看见儿女们长大，完全忙于国际方面的事情，全身心致力于旨在让全世界了解被占领土的实际情况及大起义的惨状。
由于以色列政府下令，她在耶路撒冷创办的新闻社被迫关闭。随即，她在巴黎开设了类似的新闻处，位于大军街12号。她在被占领土的信息网，经常提供以色列当局不愿透露的消息、事实综述和有关报道。鉴于熟悉当地情况和接触面较广泛，蕾蒙达同时起着信箱的作用。
这样，阿拉法特能够及时获悉国内巴勒斯坦人民思想状态的具体信息。
对于更珍贵更保密的信息，则由苏哈充当信使，前往巴格达或突尼斯去见阿拉法特。
* * *
我当时24岁，的确不时地去看他。他常拿青年人开玩笑，有时影射我，说我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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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正派。他巴黎之行期间，让我准备赠送有关人士的各种礼品。同时，我感到对他的在场不会无动于衷。访问结束时，他提议让我继续同他一起工作。在他众多出访活动中，我负责礼宾及翻译等有关的一切事宜。为巴勒斯坦事业服务， 能在其领袖身边工作，我感觉好极了……一种出乎意料的特权。我跟着他出访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出席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我感到离他很近。我发现他需要找一个尽量理解他的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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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助手们都把他看成神，不再是凡人了。我则是自发地，有着年轻人难免的鲁莽之处。生活在阿拉法特这样地位人物的身边，我承认，他的气质、英明、全神贯注的能力、工作劲头之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 *
人群熙熙攘攘，和每年一样从突尼斯城涌向北部海滩。有的开车前往，有的乘TGM抵达即突尼斯—古莱特—马萨专列小火车。在古莱特，有许多海鲜馆，大众来来往往。在西迪布赛义德，有纳特咖啡馆的薄荷茶，有成群结队前来观赏迦太基湾高地的旅游者。在马萨，沿峭壁道路川流不息的人群，萨夫萨夫咖啡馆异客满座：这些人一边呷着博加柠檬汁，耳后别一株茉莉花，一边带着漫不经心的目光望着骆驼毫不疲劳地绕着水井转，靠扉斗水车抽出清凉的水。井水为各类不知名的人氏所有，突尼斯人乐于用陶瓷碗舀着喝。加马特，距海滩公路不远，到处是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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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和外国使节官邸，其中有巴勒斯坦大使巴拉维的官邸。巴拉维是个小个子，和蔼可亲，灵活而有分寸，妥善处理巴勒斯坦人和当地人之间的所有问题，受到突尼斯人民的赞扬。
巴拉维先生也善于让一些事情自动拖延下去，直至消失在沙漠之中……
令他和在突尼斯的许多巴勒斯坦人困惑不解的是，如何解释阿拉法特身边一直有这位金发女顾问？似乎不止是顾问吧，而且又住在突尼斯城门扎区托泽尔街，即卡在自由大街和民主大街之间的小街上？一个十分宁静的街区，39号门前岗哨由突尼斯警察守卫，和巴解组织高层成员住的所有别墅一样对待。
这栋别墅经常有活动，安全保卫加强了，由巴解组织方面协助。阿拉法特常来共进午餐，有时只就晚餐。此房提供阿拉法特使用，却由苏哈·塔维勒所住。正常情况下，这座房子无需这般保卫。何况，巴拉维大使未向突方提出任何要求。尽管巴方未要求，突尼斯人考虑实际情况，还是决定派人加强保卫，以避免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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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而担负失职责任。
在巴拉维大使眼里，要求对苏哈·塔维勒重点保卫，意味着将使当时有关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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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拉法特的真实关系的不断传闻正式化。 外表是迷惑人的，事实难以理解。苏哈来突尼斯城任经济顾问数周后，就进入巴解组织领导人的办公室。他们一起准备阿拉法特的每一次正式出访。
这一天，阿拉法特目不转睛地望着苏哈，对她只说了一?句话：“苏哈，我想和你结婚。
我的意愿完全是真诚的，对你是纯真的，我要娶你。”
* * *
说实在的，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感到我们之间一种胜过友情的关系已经形成。
我觉得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向我求婚，使我茫然不知所措。但我还是回答道：“行，同意。是的，我相信我也爱你。”
可是，他马上补充说：“苏哈，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先不能走得太远，只得秘密结婚。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这条件对你来说有时很难承受。但我知道，你是坚强和勇敢的，秘密结婚吧。”
“那我父母呢？”我问他。
“不必担心。做事要审时度势。现在，我们应当保守这个大机密。目前局势很微妙，面临大起义和以色列镇压，我们的人民理解不了我怎么结婚了！”
我表示同意结婚，但未权衡继续当助手同时又起妻子作用的后果与困难，尤其对那么特别的巴勒斯坦侨民的影响。海外侨界很重要，经常提出批评，有的意见也略显粗俗。 * * *
1990年7月17日，突尼斯城进入宁静的夜晚。白天比平常热好多，市民们都焦躁地期待随时到来的一丝凉气。首都大街小巷昏沉得喘不过气来，反而格外安静。一阵阵悠扬的东方乐
曲声，从窗户大敞百叶窗合上的房间里传出来，表明盼望吹来一股微风。在巴斯德广场上，附近优美的亭子公园，翠林成荫，青松、棕榈树林、橄榄树、桉树，错落有致，更感空气凉爽。我们住在小山丘上，夜晚格外凉快。
以巴斯德广场为起点的干线朱古达大街79号，宽敞的别墅，外观显得简易。这便是阿拉法特在突尼斯市的办公室。
武警值勤，四周禁止停车，安全检查甚严。小铁门漆成蓝色，透过二层有照亮的凸肚窗，街上的情况能看得一清二楚。屋内，一切都为阿拉法特而布置。他要在这里工作、休息和接待宾客。在一层，有发出所有命令的军人指挥部、行政管理、财政、外交官指挥部等。二楼有一个餐厅，两间卧室等。
那天晚上，在一楼举行了一个非常简单、动人心弦、但又显得有些陈旧的仪式：两位名字保密的证婚人和一位伊玛目，刚刚告知二十世纪末的英雄人物之一和一个二十七岁的姑娘有意喜结良缘。而这天正好是苏哈的生日。
* * *
我接受这样的秘密结婚，但真没有想到后来会如此之难。我爱亚西尔·阿拉法特，我们深深地相爱。可是，这种爱，我们不能公开有所表露。即使这样，我还是招致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受尽种种冷嘲热讽。当然，在我丈夫面前或当着我的面，他们不敢如此放肆。不过，我觉察到了在自己周围，竟然有着那么多的虚伪，那么多的谣传，那么多的暗示，以及那么多的嫉妒。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我终于习惯了。对我来说，惟一重要的是，继续做好分内工作，有更多时间跟阿拉法特亲密相伴。生活在阿拉法特身边，要求有强大的性格力量和充沛精力。只有真正爱一个人，才能承受得了“虽已结婚却似情妇”的境况。
我竭力想搞清楚这样秘密结婚的缘由。我想，阿拉法特萦绕在心的是，他有一天回答记者提问，曾说过并由此成为他的座右铭的那句话：“命中注定我与巴勒斯坦事业结合。”对于他，结婚就是犯忌，将玷污其形象。他感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心理障碍。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的承诺与责任，置他于复杂境地。他认为自己无权结婚，无权生儿育女。我知道，他崇敬戴高乐将军。于是，我跟他反复说道： “戴高乐将军战争期间和法兰西结婚，但不妨碍他有妻室和儿女。”
* * *
据苏哈的一位知己称，秘密结婚状况有时对她显得滑稽可笑，也使阿拉法特局促不安。在阿拉伯世界，一位元首的女助手，尤其年轻、漂亮，又会多种外语，总是格外令人刮目相看。
因为，在他身边工作，她是得宠者，直接向她提出求婚的就有好多人，商人，尤其巴勒斯坦或非洲一些豪门望族的特使，都前来向她提亲。有的要娶苏哈为妻，或者要她嫁给他们的儿子．眼见许多人向苏哈求婚，使阿拉法特十分尴尬。
试想，别人竞相找你，为你的妻子提亲，作为一个男人，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 * *
他始终拒绝揭开我们的秘密。
见我痛苦不已，他对我说：“要挺住，勇敢些。”
勇敢对他至关重要：决不陷入绝望，一旦搁浅重新启动。这便是他的一生及其性格力量。可我呢，我不是阿拉法特。
我信希腊东正教，但却行穆斯林婚礼。这于他于我都不是阻碍。嫁给一位国家元首，要信丈夫信的教，实属正常。我改信伊斯兰教，念古兰经，但不妨碍我，若想上教堂仍然可以去。
真正的伊斯兰教是宽容的。阿拉法特看重这种宽容，赞同他人的信仰，特别是信同样神明的三种宗教。在如此充满一神论历史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哪能容忍宗教狂热？我们信同一个神。我们的斗争是为重新获得民族特性而战，不是宗教之战。在我们抗战运动中，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肩并肩向前走。?为表明自己的这种意志，阿拉法特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国家惟一的领导人下令确定12月25日(罗马天主教徒纪念耶稣诞辰即圣诞节)为节假日，1月7日希腊东正教徒纪念耶稣诞辰同样为节假日。这是他在加沙颁布的首批法令之一。
在加沙，常常能见到修女。如玫瑰经修道院修女们已办一所约拥有两千名穆斯林或基督教家庭孩子的学校。本着同样主张，我们认为必须建学校、诊所等。一切有诚意之举，都受到大众的欢迎。
* * *
对苏哈·塔维勒·阿拉法特，掩盖真相的一面是极为严酷的。她投入一个秘密组织的天地，其负责人称为国家元首，却暂无名副其实的地位及礼宾职责。这也是地中海和东方的天地。在这一天地里，有的战友接受不了在他们与阿拉法特之间还有一个女人隔着，况且，这位女人表面上并无夫人头衔。阿拉法特身边的人都不理解这种变化。在他们心目中，阿拉法特应优先属于他们。
再者，还外加年龄上的差距。
* * *
有一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丈夫，我感到幸福。不少男人三十多岁已显得老了，和他们相处使人感到无聊。年轻与否，并非年龄问题。阿拉法特是一位九死一生的人物，每次绝处逢生，犹若年轻人。年龄问题在我脑海中未闪过片刻。看看你周围，从夏莉·夏普兰到保罗·埃米尔·维克多，还有伊夫·蒙当、阿兰·德隆、约翰尼·哈里戴等。生命是一条很长而崎岖的道路，要攀登就不能拒绝寒冷的营地。否则，绝不能爬到满意而幸福的尽头。阿拉法特之谜，大概如此吧。
我继续出访。有时甚为苦恼，心想，要是我把婚姻公开，情况就将迥然不同了。我在阿拉法特身边走遍世界，总是那么失望：被人瞧不起，我再也受不了。我感觉到他的某些亲信在压制我。他们拙劣的行径，我看得一清二楚。下飞机时老是争着走在我的前面，以便照片上有他们。
1991年印度之行，我受益匪浅。阿拉法特接受尼赫鲁奖，我有幸拜会特丽萨嬷嬷。何等卓越的女性！让男人们参加外交会谈，我和她一起去参观她办的孤儿院、救助中心等。看到她变得矮了，瘦小而且老了，但是多么有力量，多么有毅力。她侃侃而谈，只顾介绍她的计划，介绍她致力于建设的决心和继续进行面对诸多贫困似乎是泰坦式的事业。她对我说： “要在自己周围做好事，你总是会有回报的。这种报偿，谁也不会给你，你将感到它来自你本身。给予你力量继续做下去的喜悦，才是真正的幸福。”
和这位圣女度过了几小时，我回来后充满勇气、力量和信心。她把她的毅力传给了我一些。这些年里，我曾有过疲乏与失望的时候，但仍继续深深地爱着阿拉法特。后来，我发觉他在变化，态度上、举止上显然在变，变得更冷静，不太烦躁；他对生活的看法，我觉得更温和了。我尽管很苦恼，但一直尽量克制自己，以免增加他天天如释重负的压力。
有时，当有濒于崩溃之感，我干脆马上前去巴黎，在我的家里待上几天。可是，他很快又把我叫回突尼斯。
保守我俩结合之秘，对于我非常艰难。每逢到巴黎短期逗留，我得尽量喜笑颜开，不使家里的人担心。始终不容易回答母亲提出的难题。她不明白我为何不租自己单住的小房子或套间。?令人不愉快的谣传，随即使她对自己的女儿产生了怀疑。这使我首当其冲深受损害。然而，国家机密是承诺，不能打破。母亲一直老跟我提同样的问题：“到底你和阿拉法特之间有什么事情？跟我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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