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十大超级间谍传奇
谍海枭雄——勒鲁瓦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勒鲁瓦，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间谍大师。内部统计数字指出，法国90％的谍报战果归功于勒鲁瓦领导的第七处。回顾自己30年的特工生涯，勒鲁瓦说道：“我立志全身心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工作着，为了弄到情报，我四处搜寻，总能得手。但哪里料到，道路的尽头等着我的却是一场悲剧。”
1。1 特工生涯的序曲
勒鲁瓦是法国布列塔尼人，他生性倔强。他的特工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当时，勒鲁瓦还很年轻，觉得战争来临并非是件坏事，投身其中，兴许还能赢得欢乐。至于饥寒交迫。亡国丧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能磨炼人的逆境吗？面对艰难时世，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没有顶住，他们退缩了，但勒鲁瓦他们布列塔尼人，还有周围其它城镇的许多同胞却不屈服。
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不久，勒鲁瓦被任命为当地伪政府粮食管理局的稽查官。他的职责是”督促检查，确保装载粮食的车队顺利驶抵德国”。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破坏德寇劫运粮食的布置。
活动初期，他们人数不多，其中有许多是勒鲁瓦终生难忘的伙伴。在这里不能不提到雷蒙·阿迈尔。和勒鲁瓦一样，阿迈尔以后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1941年初，勒鲁瓦去北滨海省检查工作时和阿迈尔邂遇。当时，他和阿迈尔都只有20岁，青春焕发，无所顾忌。他俩虽萍水相逢，却为了共同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情同手足，难分难离，直到发生本·巴尔卡事件才终止。
后来，勒鲁瓦接替他的顶头上司，一跃而成为地区粮食局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所有的检查员和职工。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这一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整个布列塔尼乃至周围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组织。在他的一生中，最初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日后从事特工活动很有裨益。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中坚力量第七处，就是按照他在布列塔尼组织的地下活动网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德国人经常抱怨运粮车队被劫，法国粮食总局稽查长马里埃纳决定以特派员身份进行实地调查。
马里埃纳仪表堂堂，热情好客。他比勒鲁瓦大20岁，两鬓斑白。他为人持重，显然受过上等教育。他还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这提醒勒鲁瓦，必须对他格外警惕。
勒鲁瓦一直以为马里埃纳是个危险人物，没想到他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一天，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对勒鲁瓦说：“年轻人，我觉得你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爱国者，去从事一系列有计划的特工活动，譬如，破坏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渗入敌人后方等等，但我们并不希望你去干轰动一时但又难以持续的鲁莽行动。”
勒鲁瓦内心世界的阵阵波澜没有逃脱马里埃纳的眼睛。”直到今天，他那次讲话的热忱表情，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说话的诚挚语调仍经常萦绕在我的耳旁。”勒鲁瓦回忆说。
心目中的敌人突然成了朋友，如此戏剧性的奇遇实在令人吃惊。惊愕之余，勒鲁瓦了解到马里埃纳原来是”西普里安”秘密活动网的大头头，化名叫做”莫尔旺”。为了掩人耳目，他给勒鲁瓦取了个化名，叫作”菲维尔”。
从此以后，勒鲁瓦领导的地下活动遍及布列塔尼的每一个角落。刺探情报，监视德寇的军事部署，拍摄军用机场港口设施和铁路干线的照片，组织和协助自由法兰西战士乘坐渔船前往英国，总之什么都干。
盟军登陆前的最后几个月，一切都在加速进行。一天夜里，勒鲁瓦站在丛林之中的一块草地上仰望着苍穹，像是等待着什么。一把降落伞像一朵反扣的白莲花朝他徐徐飘来。伞下悬挂着的一位巨人刚一着地，两腿一伸直就站到勒鲁瓦跟前。他身高足有1。9米。勒鲁瓦正欲开口，巨人却抢先一步，用地道的法语说：“你不是要求给你们派教官吗？我就是。我叫勒布朗”。
自从来了勒布朗，布列塔尼地下支队的生存和活动能力大大增强了，顿时军威大振。勒布朗教队员们如何使用最新式的武器，传授他们进行肉搏战的技巧。他制造的塑料炸弹，仅用几两炸药就具有巨大的杀伤力。看他从容不迫。漫不经心的把左轮手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队员们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观察他的举止和为人，尤其使勒鲁瓦吃惊的是他那干脆利索、细致准确的动作，高度的组织观念以及有条不紊、严肃认真的态度。相比之下，勒鲁瓦他们迄今为止所从事的游击斗争大不正规了。如今，勒鲁瓦生平第一次遇上了一位行家里手。暗中摸索，盲目实践。鲁莽冒险、无谓牺牲，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他现在才明白，过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属于老式和过时的战争范畴，而勒布朗却代表着投身”影子战争”的新一代，他所使用的方法既适用于当前的战争，也适用于未来的秘密战争。
勒布朗来到小分队已有几个星期。他认为队员们现已掌握了本领，可以在最后的战役中发挥应有的配合作用。
一天，他对勒鲁瓦说：“我今天就走。你别管我，我已另有任务。”如同来时一样，这位美军特工专家神秘地消失了。勒鲁瓦后来知道，他的真名叫罗斯柴尔德，是加拿大法裔，曾在巴黎学习，是一名职业特工。
20年后，在司法机关侦查本·巴尔卡一案过程中，当一位心理学家问勒鲁瓦为什么要投身秘密特工活动时，勒鲁瓦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受了勒布朗的影响。”这位心理学家惊讶不已，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其实，这是实话。美国教官勒布朗唤起了勒鲁瓦对特工工作和谍报活动的兴趣，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
战争的高潮就要来临，一切都在酝酿之中。勒鲁瓦和他的战友们都已各就各位，准备用行动谱写自己的历史。一条条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从那时起，勒鲁瓦就立志全身心地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视风险如草芥，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即使他担任的职务可以使他超脱出来，他也恪守上述行动原则。他的信条是：唯有真正建树的功绩、猎获的战利品、觅得的可靠实物、窃取或截获的机密文件才有价值，才能使他们赢得胜利。
1945年5月，勒鲁瓦穿着法美联合别动队的军装，在布弗隆附近的一片开阔地接受德军的投降。
战争结束了！多少年来，勒鲁瓦和他的伙伴们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了捍卫神圣的事业，他们不惜冲锋陷阵，不借充当无法无天的”歹徒”。现在，是否要幡然悔悟，重当老百姓，恢复从前那种庸庸碌碌的平民生活？
正当他们彷徨的时刻，怂恿和诱惑的能手莫尔旺又出现了。
过去，是他把勒鲁瓦从一个”小头头”培养成为一名遵守纪律的抵抗战士。在他的启发之下，勒鲁瓦心甘情愿地在”一台完整的大型机器”中充当”一个部件”。如今，他在粮食局的这位上司又向他发出了召唤：“脱离粮农部门，到巴黎来找我吧！我给你安排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采用新的形式把抵抗运动和秘密战争继续下去，仍然当一名地下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上司向他推荐的有意思的工作。经过各项考核，勒鲁瓦被录用了。不久，阿迈尔也前来相会，紧接着，布列塔尼支队的其他队员也陆续到来了。
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勒鲁瓦又毅然迈出了新的一步，作出了投身格斗和搏击的抉择。”我真喜欢这项工作，它代表我的理想。
我的希望，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英勇的狩猎战士，在自己的人生乐谱中添加几篇悦耳的乐章。”勒鲁瓦说。他哪能料到，道路尽头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场悲剧。
1。2 独树一帜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的建立一开始就陷入政府派别的斗争。筹备处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为争夺领导权而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不管怎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终于成立，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侦察来自国外的威胁，收集外国情报。勒鲁瓦在这新组建的机构里任组织处副处长的职务。
1951年元旦，新局长皮埃尔·布尔西科即将上任，他准备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里召见各处的处长和副处长。处长和副处长们在办公室里排成三行，等待着新局长的到来。
布尔西科身材矮胖，脸庞光滑红润。他是一个态度严峻的官员，起初是在税务部门工作，是一个坚定的工会领袖，一个有号召力的好斗的人。前不久，他在担任国家保安总局局长和马赛特别警察局局长期间，曾有力地打击了马赛地区盗匪集团的活动，这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新局长来了，显得温和和充满自信。他准备和大家一一握手。突然，他看到站在第二排的勒鲁瓦，于是停下脚步，用手指着勒鲁瓦大声说：“噢，想起来了，我们在克拉马斯顿频耐琴街的别墅里见过面！”
勒鲁瓦点了点头，意思是说他没记错。勒鲁瓦也认出了他。
那是在一次抵抗运动各特工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布尔西科始终站在会议主持人的身边，很引人注目。当时他的身材就很壮实，现在一点也没变。而勒鲁瓦也没变，仍就像冬天的狼那样精瘦。
布尔西科冷冰冰地拨开第一排军官，急急忙忙地走到勒鲁瓦身边。他张开双臂拥抱勒鲁瓦，并情不自禁地用”你”来称呼他。而实际上，在地下斗争结束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他对勒鲁瓦说：“见到你真高兴！你在这里干什么工作？以后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反正我们有的是见面机会。”
这一不同寻常的重逢场面使那些军官们万分惊愕，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局长如此热情地拥抱一名30来岁的下级工作人员。
那个周末，勒鲁瓦同新局长一起到乡村玩滚球。如果不是布尔西科来当局长的话，勒鲁瓦的第七处可能永远建立不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开始注意起他的工作。毫无疑问，从那天起，勒鲁瓦开始走运了。
布尔西科对现代化的系统的间谍活动的作用深信不疑。他同意勒鲁瓦建立自己一套独特班子的计划。勒鲁瓦曾向他的前任上司提出过这个计划，但他对此待怀疑态度。
这样，在新局长布尔西科的支持下，使用现代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对方机密文件的第七处成立，勒鲁瓦任处长。
勒鲁瓦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他先从布列塔尼开始，用了两年的功夫建立起一个遍及全法国的秘密情报网。他开始招聘人手，除布列塔尼的一些战友外，还吸收了不少杰出的青年。他办起了真正的学校和专门的培训班，传授秘密获取情报的技艺。他对所有的成员，从撬保险柜到截取外交邮件、从跟踪术到投特效毒药、从强健的体魄到顽强的毅力。从心理测试到严明的纪律，要求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通过训练后，他们都成了出类拔萃的家伙，当然也都各有所长。在他的队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出色的保险柜专家，有高明的伪造能手，有杀人如麻的职业杀手，也有伟大的天才发明家。
他的技师们曾发明过一种叫”窥探器”的新式工具，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到锁内簧片和卡糟刻下的痕迹、制造钥匙。
这是一种空心管，上面插满了钢针，使用时可以朝各个方向推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插满毛衣针的小毛线团。使用时先将空心管插进锁孔，慢慢地转动，然后将卡住锁内两个横杆的四个簧片的部位逐个弄清楚。
开始，窥探器在锁孔里转动时没有声音，碰到簧片时，勉强可以听到一种金属的响声。借助于一种非常灵敏的听诊器，这种响声可以非常清楚地辨别出来。听到这种响声时，说明已过簧片的位置，所以还要像专家那样巧妙地将窥探器慢慢往回转。重新找到发出响声的地方，直到准确地找到簧片的位置为止。这时便将窥探器停在簧片的位置上，把窥探器上牙签粗细的一根钢针往里推，很准确地卡在簧片上，用螺丝固定好。然后，再转动空心管寻找另外的三个簧片，每找到一个簧片的位置，就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下来。等四根钢丝针都在簧片上固定好以后，只要转动空心管就行了——锁内横头被打开，保险柜门就开了。
这样，空心管子就成了一把钥匙，而且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因为最后还可以用它锁住保险柜而不会留下任何机械造成的痕迹。更妙的是，回到锁工房后，就可以根据窥探器上钢针的位置配制一把真正的钥匙，以后再开这个保险柜就不用摸索了。
他们给这些使用窥探器的人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管子工。
没过多久，他们的实验室就用这种方法配制了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的钥匙50多把。他们有了可以打开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家航空公司保险柜的钥匙。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很难。它需要灵活、老炼和沉着。撬保险柜同拆封信件、跟踪术及其它技术一样，都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只有老手才能干得了。
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在所谓的边界地区，即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大使馆就是他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他们总想潜入大使馆，窃取里面的信件、电码和秘密。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宾馆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法国政府感兴趣的秘密。后来，他们的边界地区还扩大到国际民用航空线和国外民航机场。他们的足迹遍及巴黎、柏林、莫斯科乃至整个欧洲。
勒鲁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他说：“我是搞情报的，唯有搞到的情报真实可靠，最终能成为法国当局所能依据的确切资料，我才具有价值。”为了搞到情报，他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四处搜寻，往往都能得手。
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勒鲁瓦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人们俗称的”手纸”，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军官、高级要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副本纸轻薄适度、略带光泽，用过之后即被水冲进便池坑内。因此，勒鲁瓦交给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派特工小组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特制的小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运往西方。
那时，勒鲁瓦对雷尔和杜布瓦两人在战后不久共同设计的一种滑翔机即HD式飞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它能够以极漫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着陆。
勒鲁瓦搞到两架HD式飞机，决定把它们派往铁幕的那边去大显身手。毫无疑问，这种飞机成功地为他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有出任何故障。那些手纸经过洗净，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他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当时，任何其它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东德政府机关，而勒鲁瓦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就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确实令他的西方同行惊叹不已。
1。3 东方快车历险记
这一回，勒鲁瓦想直接对苏联外交邮件开刀了。他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的邮件是防范最严的。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常有效的办法。
每天，两名苏联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著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苏联信使都是些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的身手非凡的特工，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
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俄国人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活像古代囚犯脚镣上拖带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苏联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
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怎样使这两个护送信件的彪形大汉失去抵抗能力，从而得到他们携带的文件呢？把他们杀死或者打昏显然是简便的办法。但对勒鲁瓦来说，这种办法是禁止采用的，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必须绝对谨慎从事，绝对不能使用暴力，以免造成任何事件，而且应当尽可能地不要留下丝毫的破坏痕迹。总之，人们要求他们的，确切地说就是要有耍把戏那样的本领，表演魔术那样的技艺。
渐渐地，一项颇具迷惑力的简单计划在勒鲁瓦的头脑里形成了。首先，要订下东方快车上与苏联信使紧邻的包房，使他们在整个旅途中跟他们仅有一板之隔。这样，他们就可以”现场作业”了。然后，趁列车通过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之间一条长长的遂道时，用一架小型钻孔机在隔板上钻一个小孔。小钻孔机的响声将被火车的巨大声响所掩没。接着，把一个注射器插进钻好的小孔里，向苏联信使的房间里喷射麻醉剂。
一旦两位彪形大汉陷入沉睡之中，他们就可以行动了。打开信使房间的板门，拉开装满文件的公文包，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懂得打开最难开的锁的艺术大师。
勒鲁瓦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30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看来时间是足够的。当苏联人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他们对自己的昏然入睡可能会感到吃惊，甚至疑团满腹。但是，他们由于对自己未能自始至终保持警惕感到羞愧，并且害怕受到处分，因而可能不敢向上级汇报他们的奇怪遭遇。再说，他们带回的信件完整无损，又何必去……在这种情况下，勒鲁瓦他们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万一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既定程序完成窃秘任务，就从车窗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勒鲁瓦从不放弃对最坏情况的考虑。因此，沿铁路线拣取苏联信袋就成了他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机上作业人员凭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这样做风险很大。
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秘密机地，把口袋放在两根杆子之间，练习拣包的动作，反复训练了几百次。届时，他们的飞机将从基地起飞，按照极其精确的时间表，跟随东方快车。
勒鲁瓦对行动全过程的每一秒钟都进行了研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还在几种车厢的隔板墙上连续进行钻孔试验。
他们的小钻孔机用起来得心应手，打开一节卧铺车厢内各个房间的板门也没什么奥秘可言。现在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需要配制一种相当厉害的麻醉剂，用以解除苏联人的反射功能和运动中枢的机能，让他们立即陷入持久的酣睡之中。不仅如此，他们需要的麻醉剂还必须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喷射后能立即扩散消失，当他们的特工人员进入苏联人房间时自己不致受它影响。
他的天才的化验室主任泰斯老头，用一只可怜的猫作试验，在它身上反复试验，终于为他们试制出一种理想的麻醉剂。药剂真是”太好了”，勒鲁瓦自己很快就体验到了这一点。
南上征途，大家十分乐观。因为是首次行动，勒鲁瓦没要飞机跟随他们。他仅仅组织了一个车上行动小组。他亲自在苏联人隔壁的房间里安顿下来，同时还破例地带着一位贵客，这就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精神病权威莫拉里博士。
长久以来，好心的莫拉里博士希望能亲自目睹第七处的行动，以便直接研究人被化学制剂制服以后的反应。对他来说，除了学术方面的兴趣以外，还有一种好奇心。像他这样的科学家无不为”亲临险境一睹为快”的心情所驱使。可是，完全出乎意外，莫拉里博士首次”观光”，就大吃苦头。
之所以答应莫拉里去现场观光，是因为勒鲁瓦觉得这次战斗不会有危险。平时，他总是拒绝第七处以外的任何人参加他们的行动。这一回，莫拉里再三要求，局领导也点了头，他只好让步。他心想：“好吧，就让他去散散心吧！”
东方快车带着隆隆巨响驶进了预定采取行动的隧道。勒鲁瓦钻透隔板，然后接过助手递过来的注射器，开始喷射麻醉剂。他们等了一小会儿，为的是让药性发挥作用并挥发掉。当然，他手下”管子工”的头儿、精力充沛的阿迈尔也参加了这次”远征”。
下一步打开苏联信使包房的门，就要看他的了！
奇怪！一种难以忍受的麻木感向他们袭来。勒鲁瓦使劲抖动似乎就要僵化的四肢。莫拉里也神色异常，他看着勒鲁瓦，吃力地说：“怎么搞的？我觉得头重脚轻！”
阿迈尔也难以支撑，他竭力控制自己不合上眼。
勒鲁瓦跳了起来，大吼一声：“毒气！”
阿迈尔凭着一股超人的劲头，终于打开了车窗。但是，火车还没有驶出遂道，一股巨大的气流冲进他们的房间，浓烟呛得他们直咳嗽。勒鲁瓦攒足力气打开了房间的门。他们三人瘫倒在地，头晕脑胀，根本不可能采取预定的行动了。
当勒鲁瓦清醒过来以后，开始怀疑是不是中了苏联人的圈套！
原来，岔子出在那节车厢上，苏联人和勒鲁瓦他们之间的隔板不是一层，而是双层。各个包房之间的隔板颇为特殊，结构呈”U”形，两层隔板之间是空的。因此，他们的钻孔机只钻透了他们这边的隔板，没有触及另一层，无形中保护了苏联人房间。
那一管毒剂，勒鲁瓦并未能把它喷射到隔壁房间，而只是喷进了中间的夹心层。毒剂挥发极其迅速，很快就充满了夹心层，然后由钻透的小孔向他们这边冒出来。他们终于明白，这节车厢与他们用作反复模拟行动训练的那些车厢样式不同。可惜，现在才发现，已经太晚了。
1。4 诡谲的神情
那次险情过后，实验室曾建议为勒鲁瓦制造一架钻杆更长的钻孔机，可以钻透两层隔板，再配上一个合适的注射器。但是，他没有心思再进行这种不祥的尝试。
“我不能为一时的失败所羁绊，而必须另有作为，从别的方面去下手。”勒鲁瓦说。但从哪一方面下手呢？苏联人厉害得很，料事如神。不过，在他们的安排中，总会有空子可钻。勒鲁瓦发现，苏联人的信件并非全部由身强力壮的信使带回，有一部分是通过邮局寄出的，由巴黎——莫斯科的夜班火车运走。
勒鲁瓦让人绘制了一张列车邮政车厢的平面图。车厢门口是信件分拣室，在旅途中完成分拣工作。紧挨着分拣室的是邮车主任的小小办公室，他就在那里准备报告。苏联人的邮包和邮件，堆放在过道尽头的小隔间里。小隔间的门在火车开动后即被铅封关闭，沿途不再打开，到达目的地以后才将邮包和邮件卸下车。
问题在于：如何悄悄地进入这节严禁一切非邮政人员入内的邮车，并穿越长长的过道接近邮件室？如何取掉铅封进入那个窄小的隔间，启开封得牢牢的苏联信件，把内容拍入缩微胶卷，再把信件封好，盖上同样的印章？问题还在于：要按此步骤处理数百份信件。邮包和邮件，然后从屋里溜出来，小心不要撞上邮政人员，再把同样的铅封打在封门的钢丝上。最后，还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邮车。
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诚然，搞到邮政机关使用的钢丝是容易的，制造一把能够钳断一切封门铅条的特殊老虎钳也不难。但是，火车的颠簸就是一个问题，勒鲁瓦手下的特工人员无法象在工作间的桌子上干活那样顺手。邮包室在车厢的末端，恰好位于火车的转向架上面，因此，当特工人员在启封信件而又不能留下痕迹的关键时刻，将会遇到摇晃、颠簸的麻烦。通过反反复复的练习，勒鲁瓦明白摇晃是无法避免的，应该设法为实地操作的特工人员提供一块稳定的地方。
勒鲁瓦为每个人配备一个小托盘，用带子固定在他们的特制服装上，就像个随身携带的小小工作台一样。
勒鲁瓦负责全局，他派阿迈尔负责列车上的具体行动。但是，阿迈尔一想到又可能失败，就忧心忡忡。他对勒鲁瓦说：“到了现场，万一发现完不成计划呢？”
成功地潜入现场却不下手，那是十足的傻瓜。邮件室有一扇从里面关闭的窗子，于是，勒鲁瓦对阿迈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打开窗子，把信件扔出来。如果火车开得不太快，你们俩随后跳出来！”
阿迈尔看着勒鲁瓦，感到吃惊。但勒鲁瓦不过是重提那个在东方快车上窃秘的流产计划而已，所不同的是，他要的不是一架普通飞机，而是一架能在夜间追随火车的直升飞机。
当时，天高气爽，夜色明亮，万里无云。但在决定首次上邮车搞文件的那天晚上，阵阵暴风雨降临了，天上乌云密布。空中配合行动的负责人通知勒鲁瓦说：“直升飞机无法出航！”
勒鲁瓦告诉阿迈尔，尽管天公不作美，计划照常进行。他对阿迈尔说：“你别无选择，必须当场处理完信件！”
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观察了邮车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记下了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和吃饭睡觉的时间。他们掌握了什么时间邮车里没人，什么时间邮政人员回来继续分拣信件。他们对可以从容作业的时间，作了最精确的计算。
勒鲁瓦安排了一些人潜伏在列车上望风，以便随时提供支援。在他们的掩护下，阿迈尔和另一特工人员按预定时间接近了邮车。这时，邮政人员都去吃饭了，车厢内空无一人。俩人直奔目标——邮车室。阿迈尔像往常一样，动作迅速，情绪高涨。俩人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封好最后一个邮包，带着装有微型照相机和全部胶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了小隔间。
俩人仔细地把门关好，重新接好为保护邮件室而安置的钢丝。他们用钳子压扣上新的铅封，完全做成原来的样子。阿迈尔把钳子放进衣袋。他们最后检查了一遍全部铅封，看看是否妥当。然后，他们转过身来准备走开，没想到却与邮车主任撞了个面对面。他们未曾听见这位主任走回来的声音。
邮车主任惊讶地说：“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他难道发现他们俩人关门作假了吗？阿迈尔亲热地挽住他的胳膊，竭力蒙骗他：“我们来这里执行一项特殊的巡查任务。有人报告车上失盗，我们正在采取防备措施。”
“你们瞎说些什么呀？”邮车主任一边说一边挣脱阿迈尔，”据我所知，从未发生过什么盗窃事件。只要看看铅封就……”被一阵突然的不安所驱使，他猛地推开两个特工人员，俯身察看小隔间门上的铅封，然后胜利地直起身来说：“来，你们亲自看看，铅封完好无损嘛！” “是，是，我们看到了！”阿迈尔答应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在一分钟以前，阿迈尔伪造了门上的印章和铅封。两位特工人员真侥幸！只要邮车主任早来几秒钟，就会发现他们俩人正在重新拴门呢！但即使现在，主任也表现出明显的怀疑，对于这一次未预先通知他的巡查感到惊讶，因为无论如何，主任在邮车上就像船长在船上一样，是除了上帝以外主宰一切的人物！
阿迈尔平心静气地让邮车主任懂得，把他们来过这里的事声张出去对他没有一点儿好处：“我们是奉命而来，对这件事你要保守秘密。否则，等你回到巴黎，我们的头头会找你算账的！”
听见阿迈尔的汇报，勒鲁瓦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们要好好关照一下那位邮差头头。
巴黎东站派出所所长科隆巴尼与勒鲁瓦的关系很好，好久以来他就想调到奥利机场去，为此曾找过勒鲁瓦为他走后门。若勒鲁瓦向他提个要求，他是不会拒绝的。但是，勒鲁瓦认为不好对他说明自己的意图，因此，他决定去找所长的上司、航空警察和边防警察的局长、勒鲁瓦的老朋友布库瓦朗。
他对老朋友说：“是这样的，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东站派出所。得把它让给我一段时间。”
老朋友迅速而知趣地回答说：“悉听尊命，我并不想知道为什么！”
局长亲自打电话给科隆巴尼：“方便一下，把你的派出所让给老朋友菲维尔用用！”
当莫斯科开来的列车进入东站的时候，派出所的原班人马已经腾出了他们的办公室，代替他们充当车站警察的是第七处的人。列车一停稳，阿迈尔就登上邮车车厢，直接去见邮车主任。
主任一看见阿迈尔。不由倒退了两步：“还要我干什么呀？”
“去车站派出所。我的上司要见见你，好消除一切误会？”
邮车主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得先办完回来的全部手续呀！”
阿迈尔说：“那就办吧，我陪你。”
阿迈尔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个”宝贝”，最后把他带到了派出所。他们演了一场戏，给这位邮差留下了难忘的印像。
阿迈尔带着主任一进门，就有人对阿迈尔大声说：“你好，检查员，今儿你又带什么来了？”
“没什么。头头要见见这个人！”阿迈尔说。
他敲了一下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毕恭毕敬地等待勒鲁瓦响亮的问话：“什么事？”然后，阿迈尔伸进头来报告：“所长先生，邮车负责人来了！”
勒鲁瓦悠然自得地坐在科隆巴尼所长的扶手椅上接待来客。
邮车主任心理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勒鲁瓦对主任说：“我召你立即到这里来，为的是同你谈谈我们在列车上进行检查的问题。放心吧，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不过……”说到这里，勒鲁瓦把身体俯向前面，用一种最知己的口吻说：“不过今后，我们将采取更加全面的监护措施。请别生气，你在每趟车的旅途中都将受到检查，而且常常在背着你的情况下进行……”邮差更加惊讶了，始终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他咕咕哝哝地说：“我对你们有什么用呀？”
这时，勒鲁瓦目光阴沉。声音威严，狠狠地敲打他说：“这与你关系重大！我要你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从今以后，你与国防机密连在一起了。只要你稍加透露，就得承担责任！”
邮差吓疯了，连声说：“不，不，我什么也不说，请相信我，所长先生！”
不过，勒鲁瓦只放心了一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派人监视他：跟踪他的行动，偷听他的谈话，检查他的信件。果然，他言而有信，一次也没有对别人谈起过他的奇怪遭遇。
科隆巴尼调到了奥利机场，他兴高采烈。然而每次和勒鲁瓦碰面的时候，他总禁不住用一种诡谲神情盯着勒鲁瓦问道：“亲爱的菲维尔，告诉我，那天你在我的派出所到底搞了什么名堂？”
每一次，勒鲁瓦都支支吾吾搪塞过去，原因很简单，他不能对他说明真相。
1。5 寻找导弹基地
当时，法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局长布尔西科要勒鲁瓦大力协助美国侦查苏联的火箭发射常火箭发射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人。苏联人的导弹发射基地到底隐蔽在什么地方呢？华盛顿当时还没有著名的U-2飞机，也没有可以对整个苏联领土实行分区监视的间谍卫星。关于俄国核导弹的情况，美国人”一无所知”。
当时，法国是唯一与东方通航的西方国家。因此，美国人要求第七处利用法国飞机飞越苏联国土的机会，把地面状况用摄影机拍摄下来。这就是说，勒鲁瓦必须把法国的某些民航飞行员变成名符其实的间谍。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对当场抓获的西方人是毫不客气的。
在作出最后的答复以前，勒鲁瓦希望从技术角度审视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冒险。对于飞越苏联领土的法国快帆式飞机，苏联人划出了十分狭窄的空中走廊，并由强制性的协定精确标明。法国飞行员无权离开空中走廊，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勒鲁瓦把法国飞机航行的空中走廊平面图交给美国人，并附了下面这个问题：“需要监测哪些区域？”
为了使工作更有成效，将目标拍得更清晰，勒鲁瓦要求得到美国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和法国所没有的特殊彩色胶卷。他拿到摄影机后，立即乘一架飞机亲自进行了首次检验，从高空拍摄了一系列巴黎大平原的照片。
一开始，就有一个具体问题使勒鲁瓦惊诧不已：他无法在他们局的实验室里冲洗胶卷，因为美国人没有向他提供冲洗这些感光度极高的胶片的显影剂。根据布尔西科和中央情报局达成的协议，胶卷拍好后应由首班飞机送住美国，在美国的洗印间里冲洗。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人保证向法国提供一整套完整的底片。
“想一想我国的飞行员将要冒的风险，我觉得美国伙伴们的态度不那么够朋友。”勒鲁瓦说。他是不喜欢完全受人摆布的。
他有一位联络员，原是法国歼击机上的驾驶员，现在专门生产摄影机。通过他的介绍，勒鲁瓦结识了柯达照相器材公司的几位可靠的朋友。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瞒着美国人和布尔西科局长，自己设法冲洗出这些特殊的胶卷。他委托柯达公司最有经验的专家研究这一课题，并交给他们一些用美国胶卷拍摄的样品，他们答应努力研制合适的显影剂。
勒鲁瓦原指望一开始行动就能拿到这种显影剂，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柯达公司专家们的研制工作却未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胶卷依然无法处理。在此期间，布尔西科却不断来催他：“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呀！”
勒鲁瓦由于老是回答”尚未准备就绪”，最后局长发火了：“我不信！你脑瓜里准有别的打算！”
这一回，勒鲁瓦明白支吾搪塞的伎俩不灵了。不管有没有显影剂，他必须开始行动。通过巴黎-莫斯科航线法航经理的关系，勒鲁瓦找到了一位可以信赖的机长，并向他交待了任务。
他所要求的事情要冒很大风险：驾驶员必须找到令人信服的借口，在某个时候偏离空中走廊，飞越美国人指定的目标。然而，人们知道，苏联人对于在他们领土上乱闯的西方飞机是不讲情面的。他们常常不发警告就进行射击。作为机长，哪怕是为了爱国去完成一项任务，也决不乐意拿十来个与此无关的乘客的生命去冒险。可是，机长却说：“只要你认为这一行动对我们的国防至关重要，我就干！”
不过，把摄影机藏在什么地方呢？法国的快帆式飞机每次抵达莫斯科，都要受到苏联警察的检查。
机长说：“有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把摄影机装在备用电台里面，使人看不出来，不过，必须为此而拆下一部分设备，这部电台在飞行过程中就无法使用了。”
当勒鲁瓦批准首次执行在苏联上空的特殊任务时，柯达公司的专家们仍然没有搞成可以冲洗美国胶卷的显影剂。鉴于这是头一次，他要求机长不要过分冒险，不要离开空中走廊：“这次是演习，只在指定的几个地方拍摄地形就可以了。”
在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以前，勒鲁瓦想检验一下机组人员的冷静程度，看一看空中小姐们的表现。他要求不要让她们了解秘密。
机长说：“那好。每当我们开机拍摄的时候，就找个巧妙的借口让她们留在机舱后部。”
飞行员们能保守秘密吗？”等他们回来，通过窃听器再见分晓吧。”勒鲁瓦自有安排。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勒鲁瓦一直坚守在布尔歇机场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前挂着一张空中走廊的地图。在空中谍报专家的帮助下，勒鲁瓦一分钟一分钟地标出飞机航行的方位。”机上唯一的一部电台可千万不要出故障，否则就糟了。”勒鲁瓦心想，”快帆式飞机有两部电台，若都失灵，人家会怎么想呢？西洋镜马上会戳穿。”
飞机一回到布尔歇机场，早已扮成机场职工的特工人员就在机组人员走下飞机的同时，马上登上飞机。他们的任务是立即收回摄影机，重新装好备用电台，因为这架飞机稍等片刻又将载着另一个机组起飞，必须避免让他们发现任何异常的迹象。
胶片由首班飞往美国的飞机运走。三天以后，华盛顿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布尔西科高兴得要跳到天上去。他对着勒鲁瓦高声说：“好极了，美国人非常满意！”
勒鲁瓦并没有像局长那样兴高采烈。他问局长：“美国人是否发现了有价值的镜头？”布尔西科说：“我毫无所知，美国人仅仅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开始干！”
第二天，柯达公司的一位老板带着胜利的神情跑来对勒鲁瓦说：“好了！我们搞出了神奇的显影剂，这下行了！”
勒鲁瓦立刻跑到航空基地，登机起飞，摇动着摄影机对巴黎周围地区猛拍一气，随后让柯达公司把胶片冲洗出来。显影结果良好，他嘴角挂着微笑，回来见布尔西科，对他说：“我随时准备采取第二次行动。”但他对局长隐瞒了他的真实意图。
勒鲁瓦突然变得如此肯于合作，布尔西科感到十分惊愕。但他什么也没有怀疑，只像慈父般地对勒鲁瓦说：“你看，你终于想通了，对吧？”
这一次，勒鲁瓦交给机长两架摄影机，并向他下达了新的命令：“别在航道上定点拍摄了，飞机一接近目标，你就果断越出走廊。你和副驾驶员用两驾机器同时拍摄。机械师守在驾驶舱门口负责瞭望。”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他们一回来，勒鲁瓦就按照规定把两部相同胶片中的一部给美国人，自己留下了另一部，并送往柯达公司冲洗。原则上说，美国中央情况局根据以往的协议理应送给他们一套冲好的完整的底片。勒鲁瓦把这次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影片与自己冲洗的影片进行对照放映。
勒鲁瓦发现美国人对影片进行了裁剪，最令人感兴趣的镜头没有了。对此，他并不十分惊奇，因为他多多少少料到他们是会来这一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方向布尔西科局长公开了他的小小的计谋。局长开始时还有些怀疑：“你真能断定缺了什么吗？”
“这不难核实，只要把两部片子对照放映一遍就是了！” 放映一遍的时间不长。看完影片后，布尔西科满脸通红，因受到愚弄而愤怒；他派人把美国同伴找来，向他们展示了两部影片。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惊恐不安地一再道歉，保证下一次决不再扣留情况。
勒鲁瓦寸步不让，主动出击。他指出：“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今后全部胶片将由我负责在巴黎冲洗。”
美国人有气无力地争辩着：“但这需要一种专门技术，眼下只有我们才有呀！”
勒鲁瓦回答说：“不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后有能力自行处理你们的胶卷。那种显影剂不再是美国所垄断的了。”
美国人竭力要挟，企图使勒鲁瓦屈服：“你们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责任，影片会弄坏的！”
但是，布尔西科局长顶住了。要么如此，要么散伙！他们要自己冲洗自己拍摄的东西，然后把结果提供给美国人。这一仗使他们不仅取得了技术上的独立，而且推动和发展了摄影方面的研究工作。
美国人让步了。他们之所以乐意答应，更主要的是因为从事这一危险而卑鄙的勾当的不是他们的飞行员，而是法国的飞行员。每次出勤，机长都同意在冒险的道路上再升一级。有一次，机长佯称无线电罗盘失灵，让飞机偏离规定航线50公里之远。
这时，苏联的米格飞机出现了，它把法国的快帆式飞机重又撵回空中走廊，并且迫降了法国的飞机。事态演变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莫斯科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办驾驶员，宣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米格飞机将奉命开火射击。法国航空公司的领导接受了严惩罪犯的命令，吊销了机长的驾驶执照。面对机长的厄运，第七处甚至无法进行干预，因为披露出他执行那次谍报任务的高度爱国主义的动机，会造成更大的丑闻。况且，他们的解释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连累他们在航空公司的所有内线。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属于国防机密，他们只能默不作声。
尽管遭受了严重打击，其他驾驶员仍然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危险的使命，最后致使机上乘客的生命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
秘密摄影机总共在苏联领空使用了100来次。成绩显著：5个完全新式的导弹基地，即玛格丽特导弹发射场连同其周围花瓣形的4个发射基地，都被辨认出来，标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地图上。
在飞巴黎-莫斯科航线的快帆式飞机上，驾驶员还安装了空气清滤器，可以分析苏联上空的大气层，发现从核试验基地飘来的散落物。这是一种探测苏联秘密核试验的方法。每当快帆式飞机一回到巴黎，第七处的特工人员就把空气清滤器加上铅封、印章，然后立即用美国军用飞机送往设在西德的一个特殊化验室。
在这方面，美国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企图搞鬼，他们把全部结果及时通报给第七处。
1。6 未尽的使命
勒鲁瓦在谍报活动中继续大显身手。他和他领导的第七处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总之，勒鲁瓦和第七处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已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其势力越来越大，触须伸得越来越长了。
与此同时，法国政治团体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干涉越来越大，局内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冲突日趋激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已几易其主，第七处被安插了不少”新人”。勒鲁瓦和第七处已置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当勒鲁瓦正准备去实现一项秘密计划时，灾难终于降临了。
当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同美国的谍报机构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结束。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勒鲁瓦被怀疑为亲美分子，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许多人已把他视为肉中刺目中叮他的上司就是这样考虑的：“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应当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他接受这项任务时，勒鲁瓦的心情是很矛盾的：“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帮助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
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他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服从法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他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可是，这次行动却只在博蒙和他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他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勒鲁瓦疑惑着。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勒鲁瓦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西德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4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他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做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打开一个垂直的口子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以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勒鲁瓦对博蒙说。博蒙的态度依然那样神密，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那么大，估计有50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勒鲁瓦心里纳闷。
他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来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他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
勒鲁瓦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当他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他想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他。
在他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是一个溜门撬锁的能手，而且摩托车骑得很漂亮。当勒鲁瓦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架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他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第七处”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他的安全小组走遍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法国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勒鲁瓦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说，”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勒鲁瓦再次合作，共同执行他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
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才勒鲁瓦明白究竟要他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
布置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苏联人采取挑衅行动而酿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一发出警报，就可以给导弹装上弹头。法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弹头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们还怀疑；美国人的弹头是核弹头吗？因此，勒鲁瓦的任务是搞到一个美国人的弹头。
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秘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再把仓库的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你看，”勒鲁瓦对阿迈尔说，”我在摩托车尾部给你安了一个特别的装置，可以承受70公斤，这就绰绰有余了。还装了一个扣钩，可以自动钩住放在车上的东西。不过，你还得防止这玩意儿翻落下来，谁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给多少时间跑完这段倒霉的路？”阿迈尔没好气地问。
“3分钟”
“胡扯！”
“很遗憾，这是我精密计算的结果。”勒鲁瓦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他还打算安排一个小分队去掩护他。在阿迈尔到达现场前，小分队就得站在那里等候。他们负责保护阿迈尔，必要时还要制服美国的哨兵。小分队由一些英语和德语讲得非常流利的小伙子组成。他们穿上军装后会被误认为美国兵。
勒鲁瓦甚至在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找到了一个旧军营，与法兰克福的美国军营一模一样。这是戴高乐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之后，美国撤离法国时留下来的。白天，有些航空公司在这个军营里办公。但到了晚上，他们就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一遍又一遍地演习他们将在德国采取的行动。
在第一次演习中，阿迈尔花了10分钟。他确实已是够敏捷的了。
从那一次起，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演习，1秒1秒地缩短行动时间。他们还努力压低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勒鲁瓦在每幢房子里都安排了人，让他们用秒表计算阿迈尔经过的时间，并将摩托车发动机发动以及加速和减速时的噪音分贝记录下来。
他们尽量地压低摩托车的声音，以免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每次试验后，勒鲁瓦和阿迈尔总是象准备参加大奖赛的摩托车运动员那样，对取得的进步进行仔细的研究。
与此同时，其它各组的成员也紧张训练，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勒鲁瓦决定在美国军营内不使用步话机联络，因为步话机易受干扰，而且很可能被人发觉。他们将使用他们实验室发明的袖珍轻微发声器。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精确的秘码在关键时刻使用。
此外，为了实施这项极为危险的行动，勒鲁瓦只挑选一些布列塔尼人作助手，他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组织起了他曾领导过的抵抗运动。他这样做首先因为他们是老相识，是生死之交。而且还因为在情况严重时，他们之间可以用方言交谈，而窥视他们的人绝对听不懂他们的话。
每天晚上，阿迈尔都比前一天缩短了行动时间。从而赢得了珍贵的几秒钟。急不可待的博蒙每天都打电话在：“到什么程度了？6分钟！好，不过还要缩短！”
他们已把行动时间缩短为5分钟。这就是说，再经过几星期艰苦努力，他们就可以进行冒险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任务却一下子被取消了。博蒙甚至没有设法去挽救他曾执意要执行的这个计划，阿迈尔则又回到外交部去了。不仅去法兰克福的使命被取消，而且连第七处也自身难保。
本·巴尔卡事件爆发了！
1965年10月29日中午，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本·巴尔卡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秘密绑架，在这个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
本·巴尔卡在他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失败以后被迫流亡国外，长期住在巴黎，从事国际政治活动。本·巴尔卡在法国受到戴高乐政府的保护，但他一到巴黎，就成了法国谍报机关的工作对象。
勒鲁瓦的一位手下涉嫌与这起绑架有牵连。当勒鲁瓦和阿迈尔正紧张地准备法兰克福的计划时，这位自命不凡、野心勃勃的家伙曾闪烁其词地向勒鲁瓦透露过一点消息。为此，勒鲁瓦曾用书面报告向他的上司反映过两次，但这批官僚们竟未引起丝毫反应。
这起绑架事件震撼法国朝野，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法国政府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法国政府准备大开杀戳，严惩造事者，勒鲁瓦首当其冲地成了替罪羊。他们开始对勒鲁瓦进行严密的监视，但考虑到他在第七处中的威望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些非常的行动，最后把他投进了拉桑泰监狱，严格地监禁起来。
他们不是指控他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本·巴尔卡的活动，而是指控他虽然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这起事件本来是可以阻止的。
对此，勒鲁瓦据理反驳。但司法机关却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让他的律师对他上交的两份报告取证，也不让第七处的人出庭。
勒鲁瓦在拉桑泰监狱被囚禁了117天，经过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最后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就在勒鲁瓦受审的同时，他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彻底瓦解，他要求重返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次事故，更是一次阴谋。
不仅我被搞掉，而且我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瓦解，或许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勒鲁瓦气愤地说。毫无疑问，勒鲁瓦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在勒鲁瓦被宣布无罪释放两天后，他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的城市科达尔祖尔的飞机票，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自己在那里的一幢别墅让给了他。他决定远离总部。远离巴黎，忘掉一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博士间谍——佐尔格
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干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竞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2.1 大使和记者
1941年11月23日，星期四清晨五点钟，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通知外事局：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已经6天了。
电文说：“经再三追问，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与第三者勾结。我虽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德国，但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一时无从了解。
“经查询，这个消息已由日本外务省证实，他们只说人已被捕，但此事应予保密。”
消息传到德国大使馆，上下哗然，人心忐忑。
理查德·佐尔格博士是位东京的德国人中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在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以中国通著名。1933年9月他到达东京，持有德国高级外交官分别写给东京使馆和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
欧洲人生活在一个亚洲国家，总感到周围环境闭塞而压抑，他们对这位新来的人很快便产生了好感。佐尔格熟悉中国事务。
深受使馆人员的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某步兵团中服役，荣膺二级铁十字勋章，因此，大使和武官对他都另眼看待。他是《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论资历、阅历都当之无愧，再加上他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深受同行们的尊敬。他因精通日本政治而名噪一时，令人艳羡，凡持有与他来日本时同样介绍信的德国访日官员、记者竟相前来登门拜访。
佐尔格在东京这个世界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尽管他像波希米亚人那样爱出风头、自大、偏执，酒后尤为突出，这使一些德国同胞有些反感，但总的说来，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而有天才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魅力，令人亲睐，特别讨女人喜欢。
东京的德国侨民们身居世界的另一端，不受德国发生的事件的干扰，因此德国侨民界仍然是1933年1月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社会的缩影，反纳粹的观点还可以谨慎地流露。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咄咄逼人的纳粹狂热气氛，大使本人也以中庸的态度著名。
佐尔格却经常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极端主义的姿态，人们认为这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德国退伍军人的表现。
1934年，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参加了纳粹党海外支部，3年后又成为纳粹新闻协会会员。
这样一位杰出的记者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东京的德国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置信。他的德国记者同行们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一致表示支持佐尔格，怀疑对他提出的指控。他们往监狱给他送东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奥特将军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讳的说法，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佐尔格是大使馆的常客，也是奥特的亲信之一。他俩经常对奔，在使馆院子里共用早点，同去日本乡村旅行。
佐尔格的见解和情报来源使奥特大使很满意，并定期与其顾问们进行讨论。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最可信赖的同胞。
欧战爆发以来，佐尔格受大使馆聘用，负责编新闻简报。因而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阅读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
为这份差使，他在使馆里正式领薪俸。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佐尔格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交往很深，他们常在一起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
像这样一位有声望.交游甚广的人似乎不可能是当前被指控的主犯。至于那位马克斯·克劳森，大使倒还闻所未闻。
奥特将军听说这两人被捕，立即认为他们是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奥特在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接近近卫公爵集团的情报员保持联系。”当时，近卫集团刚倒阁不久。而1941年10月，正是决定远东地区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日美谈判进入关键性阶段的时刻。因此奥侍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属于国家机密，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兼内相，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事局比较审慎，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首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军事同盟。
“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小岛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回答说，”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很自然，从外交政策观点来看，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是决不会决定逮捕他的。”
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经过再三询问，小岛才含糊其词地透露：很可能佐尔格被控告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
“这根本不可能。奥特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致怀疑对佐尔格的指控，”一位曾在东京任过职，很了解佐尔格的官员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德国人对此事十分关心，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决不能让这一事件危害德日军事、政治和经济全面合作关系。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其内容由奥特将军电告柏林。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德国人愕然，整个德国都感到震惊。
2。2 入道之前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
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与母亲很亲近，而且终生如一，每逢母亲生日他都要寄去礼品或拍发电报给予祝贺。
佐尔格小时候是个敏感而胆怯的孩子，他喜欢在卧室里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他为人随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他。他的家里很和睦，童年几乎是在一个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里平静度过的。他父亲后来成了银行家。在他父亲死后，每个孩子都继承了一笔遗产。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那时他已是个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常常为自己的体育素质感到自豪。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间，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在一次战役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
佐尔格在住院休养期间集中精力学习，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结果名列前茅。身体恢复以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
3周后又负伤，但这次可重了，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佐尔格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
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断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茫然地探索着自己的事业，但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状况之中。
在茫茫黑夜中，他终于发现了一丝光辉，那就是共产主义。
他开始如饥似渴，但漫无计划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阶梯”，他还广泛涉猎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他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从此以后，他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的计划是”除了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
他的求知欲在这里受到激发。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在这里结识的科尔特·格拉契教授。格拉契是一位早年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博士，对政治怀有满腔的热情，他本人则具有强烈的左翼思想，对青年人影响很大，他孜孜不倦、诲人不厌的态度亦令年轻人敬爱。佐尔格所参加的学习小组常在他家中集会。在德意志帝国势必战败的气氛中，他们热烈地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佐尔格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
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此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份。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培训党的地方组织干部。筹建党的地下支部等工作。他的公开职务则是大学助教、煤矿工人、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同克里斯蒂阿尼结了婚，她当时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佐尔格再次与前苏联共产党接触，这次见面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眩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罢。”佐尔格欣然表示同意。 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2。3 莫斯科——中国之行
佐尔格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上等的礼遇。他们被安排在卢克斯饭店住下，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亲自登门造访。初次见面，别尔津就被这位精明、富有活力的德国人所吸引。他们还一起讨论共产国际的情报来源和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的关系等问题。佐尔格敏锐的政治头脑.渊博的国际知识和对国际事务的精辟见解和分析给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佐尔格看来，苏联共产党富有生气，是世界各国进步组织的中坚力量，能为这样一个组织贡献一份力量，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
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佐尔格对这份工作颇感兴趣，他的经历、知识和智慧与这种工作亦颇为相称。
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他与别尔津成了关系要好的朋友。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开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远东地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莫斯科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莫斯科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到中国来。
小组成员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资料。
但是，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苏联遣往中国的间谍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莫斯科急需有关中国的情报，必须重新建立被破坏的间谍组织。
1929年，佐尔格被召到莫斯科，经过与别尔津的几次谈话之后，别尔津便决定把佐尔格派往中国。别尔津认为，佐尔格不仅有在国外可以作为很好的护身符的记者身份，而且他还是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家，他那扎实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或许有朝一日还能派上用常佐尔格几乎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国之行的。
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敬仰已久。他认为这次中国之行对他个人是极为重要的。况且，他已认识到亲自到远东地区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而当时仅有少数”政治观察员”认识到这一点。
佐尔格接受任务后马上回到柏林，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就准备起程了。他按计划去办德国政府颁发的、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从而公开确定了他的自由记者身份。这两个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出版社签订的；一个是与一家农业报社签订的。佐尔格给《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投稿，作为他日后著书立说的基本素材。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佐尔格真是慧眼识珠，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他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途经巴黎去马赛，在那里登上一艘日本轮船，经由苏伊士、科伦坡和香港，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一位随身报务员，稍后不久，四局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相继到达。
30年代的上海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上海城区，一为美、英、法、日等国共同管辖的公共租界；一为单独划分出来的法租界。
它既是中国工业的中心，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各种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相互重叠之地。
大批洋货通过这个港口源源而来，中外投资都集中在这里。
作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也设在这里。2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爆发革命的希望破灭，上海便成为红极一时的磁场，吸引着无数向往亚洲革命胜利的欧美进步人士。因此，新闻记者、自由作家、进出口商、军火商、冒险家、职业特务、侨民、工人、难民和阴谋家；芸芸众生、污合之众一时云集。
佐尔格没想到他所向往的地方竟是这个样子，虽出乎意外，但他还是喜欢这块土地。
佐尔格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表面上显得不露声色，但在暗地里却立即以上海为基地，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又结识了德国农业报的编辑以及许多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的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的事务。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佐尔格以采访、旅行等名目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收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边远落后地区的基本情况。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莱特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板《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以后，他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1932年元月18日，日本海军与中国十九路军开火。佐尔格慷慨激昂，带着几分武士眷恋战壕的心情，亲自给部队分发手榴弹，同时他还采访了上海各战区的战斗，亲自感受了中国军队的力量，并从中国方面的德国教官那里进一步得到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战术情报。
上海事变后，日本夺取满洲后打算征服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英、美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急剧变化。佐尔格的任务变得更重了。他得设法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详细研究日本的作战方式，了解中国政治、军事状况，提供有效的情报以有助于共产国际制定对华政策。
佐尔格除了靠中国和日本的情报员外，还利用欧洲人给他提供情报。这主要是德国商人、领事馆官员、南京的军事顾问小组和欧洲记者。他作为一位记者，常周旋于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
他从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南京部队的驻地、武器装备、突击师的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依靠德国教官，加上中国”助手”的一臂之力，他搜集到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还得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蓝图。
他所收集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3年之行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经历了公开的以记者身份在上海这样特殊的环境和中国内地进行谍报活动的风险，佐尔格的谍报经验更丰富了，他的勇气经受住考验。然而最有显著意义的是他结识了大崎保积和马克斯·克劳森这两个搭挡，这俩人成为他日后在日本完成他的谍报佳作的得力助手。
2。4 卧底东京
佐尔格一回到莫斯科，便去四局总部拜见别尔津。别尔津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他在中国的工作大加赞扬，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在四局内的影响很大。问他对未来有何设想时，佐尔格倒不急于表态，说等他那本有关中国农业的书写成后再说。
别尔津邀请佐尔格当晚到家里做客。在那里，佐尔格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第二天，别尔津到他下榻的莫斯科饭店来找他，说他那本书可能写不完了，总部有重要任务安排给他，要派他出国。别尔津试探性地问他有什么选择。佐尔格说他挑选亚洲，特别华北或满洲。接着他又半开玩笑地说，他在日本也许也能干点事。
就这样，经过与别尔律的见面后，他在日本的任务就被明确地确定下来。别尔津告诉他：“日本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心腹之患，日本和德国的合作将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必须摸清日本的计划，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等问题。这一行动必须在日本本土上进行。我们必须在日本建立秘密情报小组，以便直接获取重要情报。”稍微停顿一下后，别尔津接着说：“日本素以戒备间谍著名，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条件下建立情报组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只有具备特殊索质和才能的人才能委以这样的重任，而你是唯一、当之无愧的人选”别尔津还告诉他、给他指派两名助手，也就是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和日本人大崎，在佐尔格到达日本后，俩人将相继回到日本与他联系。
佐尔格接受任务以后，像往常一样需要到柏林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还是现成的记者身份最合适，他在中国装扮得满像回事，而且确实赢得了优秀记者的名声。不过，由于佐尔格在《社会学杂志》和《农业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这次是以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回到柏林的，好几家报纸和杂志都竟相前来与佐尔格签订合同。佐尔格最后选定伪是影响很大的《柏林交易所报》、《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兰的《商业评论》四家报刊。
为了逃避审查，佐尔格重新申请了一张德国护照，使之从履历看来，他是从中国，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身份证明，确保不对他过去的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里揣着高级介绍信、记者证和崭新的德国护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当佐尔格到达东京时，那里的政治气氛像台风即将来临的九月天气一样沉闷，暴力威胁慑人、人人自危。一年多以前，首相犬养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轻军官的枪击。就在他到达前两个月，发生了一起企图刺杀全体内阁成员的阴谋事件。
在西方人眼里，日本确实是个荒诞的国家。它在理论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统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因此，这个国家实际上由一个官僚机构集中掌管着权力，在重大方针政策上遵循某一军队所实行的路线。由于日本陆海空三军之间存在着嫌隙，尤其是陆军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它执行的是一条目标飘浮不定的、甚至是轻举妄动的路线。而这个民族则出名地坚韧、尊孔和勇于自我牺牲。他们规矩礼节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但他们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也使欧美客人感到安祥自在，有宾至如归之感。
佐尔格到达东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访问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高级人员的热情接待。几个月前，希特勒政府开始执政。他刚从德国来，大家立刻围住他，抢着向他提出种种问题，迫不急特地想了解祖国的情况。佐尔格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提问。他的话都很有份量，显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消息灵通人士。初次见面就给使馆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契。
第二天，佐尔格手里持着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登门拜访。天羽是外务省数一数二的新闻发言人，红极一时。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首席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与天羽会面后，佐尔格被介绍给驻东京的许多知名的日本记者和外国记者。
不久之后，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不定期地与佐尔格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而近卫在内阁中是强有力的，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佐尔格还吸收了宫木佑德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宫木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
佐尔格认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开始我的学者生活的话，宫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与此同时，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纳粹党，一年以后就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
在佐尔格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为了获得藏在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条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东京上任。在此之前，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德国颇受重视，大使在柏林曾仔细地阅读过。这位记者的博学多才，他的文章材料之翔实、见解之深邃、论述之深刻无不给大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获悉，德国外交部并非完全根据大使馆的例行报告来对日本的政治状况作出判断，更多的倒是根据无所不晓，分析透彻精辟的佐尔格所写的文章。于是大使便决定，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佐尔格与使馆人员的关系本来就搞得不错，这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是灿若明星。
佐尔格与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校的交情给他帮了大忙。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拜访奥特。信中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认为他在人品上和政治上也完全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奥特当时正为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他送在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根本不受注意，而他本人则一心想着飞黄腾达。
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欢迎。奥特从心底里感激他的老朋友给他推荐的这位能人。由于佐尔格显得很有教养、风趣、开朗活跃而大方，又当过兵，跟奥特一样还上过前线，这使他俩一见如故。正像佐尔格自己说的：“这种友谊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德国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也参加过那次战争。”另外，奥特和佐尔格都属于同一代人，那年奥特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这又使他们的交情容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佐尔格总是特别能跟德国军官搞好关系。他可以凭老经验，海阔天空地谈论战争，既不危及他人，又不损害他的秘密使命。在与奥特的交往中，佐尔格的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或者是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并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
奥侍在东京落户后，佐尔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佐尔格与大使及使馆武官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与使馆人员的交往和大使馆的关系更进一层。
1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有权监督生产，控制财政收支和干预政治事务，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资源用于战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
总之，军部青年军官集团是个极为凶恶的法西斯组织，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孤注一掷，以兵刃相见，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收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青年军官集团正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一切取决于2月2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然而，对于这场迫在眉睫的叛乱，德国使馆却一无所知。
青年军官起事前夕，佐尔格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还没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2月26日清晨，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军官们的指挥下冲出营房，迅速地占领了东京政府所在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盛城市警察局和国会。与此同时，他们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现任首相死里逃生，而两名前首相则死于非命。
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陷于一片慌乱，一时不知如何处置，而消息灵通的佐尔格的威望则更高了。此后，大使和武官对佐尔格更是言听计从。
2。5 启动间谍网
按照佐尔格的打算，在东京这样戒备森严的环境下获取日本人的情报，得花几年的时间作准备。现在一切就绪，他可以开始行动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日本对苏联的秘密意图。他从奥特和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谈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级秘密地进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漏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重新又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但新任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德日恢复谈判的消息，并为此而感到紧张。
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含义，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着手。在向莫斯科发出报告之前，他开始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
一年一度的樱花又盛开了，景色宜人的上野公园里照旧游人如梭，日本人似乎没有发觉战争的乌云早已密布苍穹。在这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里，佐尔格却因为无法获得德日谈判的确切消息和内容而忧心仲仲。4月、5月、6月飞逝而过，其间他只收到大崎的报告：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故谈判困难重重。此后，无论从奥特还是从大使那里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很可能谈判对他们也是保密的。佐尔格真是心急如焚。
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大使和他本人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事局根本未参加谈判，谈判负责人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及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他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同意。很快，一封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便发往柏林。
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感到很烦恼。他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佐尔格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细节情况，但总的来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尚不知晓。
一件偶然的事帮了佐尔格的忙。柏林派来了一位特别信使哈克来到东京，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来到东京的。
他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并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
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
“你好，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是我和你一起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哈克紧紧握住他的手，亲热地说。
佐尔格也喜出望外。接着，与奥特一起，他们3人便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要了一个单间喝酒叙旧，为哈克的到来接风，并为他们的重逢表示祝贺。几杯酒下肚，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深受卡纳里斯的信任，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 谈到谈判的进展时，哈克一再叮咛佐尔格：“我所讲的可不能外传，更不能见报！”他谈到、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他们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为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使苏联腹背受敌，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这一协议，希特勒不得不给拟议中的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所谓”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仅仅是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还是针对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决不会半途而废，他们会给协定附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样，在全世界知道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就掌握其内情了。
1937年近卫爵出任日本首相，这对佐尔格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大崎成了近卫的密友和谋士。像大崎这样一位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新首相所需要的。果然，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特邀大崎参加，并要他担任中国部的领导人。这样，大崎得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并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从此，佐尔格便可因此而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材料。
不久，佐尔格从大崎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政府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他将这一结论报告了莫斯科。
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及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佐尔格作为外国记者也参加了招待会。会上，近卫宣布日本全面对华作战，要求新闻界支持日本的行动。这对日本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无论是中国或是日本，都没有一天安宁。
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的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华北的冲突仍像其它冲突一样，无疑要牺牲中国的利益，会很快地举行停火谈判而告平息。但是，1937年夏天，中国政府却一反常态，拒绝了日本的局部调停要求，开始增援部队。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已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日本一面向华北增兵。
一面却声明不想扩大战争。但种种迹象说明，日本将碰到一场恶战。
佐尔格想知道德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以他问大使：“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支持近卫？”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给他看。电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必然不利于进攻苏联。关于德日同盟条约的谈判一事，德国外交部宣称，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由于两国意见不同，无法结成同盟。
第二天，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现在是日本向德国提出请求了。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陆相则坚持要德国从南京召回他的军事参谋人员。
经过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之后，佐尔格给莫斯科发送了一份密电：“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2。6 东京急电
佐尔格并没有在大使馆里白白浪费时间，现在他已成为大使和陆军武官的非正式助手，武官奥特更是少不了佐尔格。佐尔格有意促成奥特的升迁，使他官运亨通，这样他才能控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伦敦。奥特终于如愿以偿，他紧紧地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感谢。此后，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现在，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39年初欧战爆发后，佐尔格与德国使馆第一次正式发生联系，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佐尔格说：“我的第一件事是把来电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过目；然后着手编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本的德国人。”此外，他还编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正式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因干这份差事而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在使馆的编制之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追查。
1940年，佐尔格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他的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当时，欧洲处于战争的密云之中，纳粹德国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已在东京签署。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恐惧之中。
佐尔格知道，虽然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没有提到缔约国同苏联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国家不发动对苏战争。
佐尔格及时研究和分析了希特勒所采用的手法：秘密备战、声东击西、突然袭击等等。在计划进攻波兰时是这样，在侵占法国前也是这样。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准备大举入侵英国，而关于苏联则无声无息。很可能希特勒又在玩弄花招，进攻英国只是一个幌子，一种战略上的伪装。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佐尔格直接问大使，但奥特什么也不知道，反正他对希特勒是绝对相信的。
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道：“管他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佐尔格的每一根神经都震动了。
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
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
佐尔格尽一切可能搜集情报，并对它细加分析。这时，佐尔格与大使馆的关系充分地派上了用场，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佐尔格终于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以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德国信使及柏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开始仅是顺便提到，继而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的移动，还报道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风声日紧，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则一个接一个地向莫斯科发报。
与此同时，日本特种部队的报务员们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密电码，但一时还无法破译出来。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
大使也曾对佐尔格提过，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使馆拜访过他。奥特说，这些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佐尔格深知，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会加速暴露自己的组织，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加快行动……早在这场战争爆发前3个月，在与大崎的热烈辩论中，佐尔格就指出了这场战争的危险。大崎说：“如果德国需要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那么苏联可能会作出经济上的让步，以求免于一战。”佐尔格回答说：“如果德国提出这种要求，苏联当然会屈服。但我所担心的是德国根本不提这类要求，而是进行突然袭击。”他强调存在着爆发苏德战争的极大的可能性。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经过与特使谈话，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因为对英战争一旦爆发，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打苏联，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另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他带来了给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到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下最后通牒，立即进攻。红军将崩溃，苏维埃政权将在2个月内瓦解。”接着，德国外交部的有关电报也到来。
5月30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
发出电报后佐尔格回到自己的寓所，这时已是东方欲晓了。
在寓所门口他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他：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地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同本国政府磋商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诺。
佐尔格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急促地对他说：“快发报，快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
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及其战友们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复电，盼望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军事上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全都明白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什么答复也没得到，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答复。佐尔格百思不得其解。
6月1日，5日，10日……日复一日。奥特兴致勃勃地研究着拿破仑在俄国进军的路线，同时沾沾自喜地揣摸着他的元首将如何向莫斯科挺进。在苏联西部边境，早已縻集着的德军机械化部队正跃跃欲试……然而，莫斯科中央却始终杳无音信。
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以嘶哑的声音口授克劳森立即发出如下的电文：“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边境发动进攻”。 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了一个无线电报表示感谢。这是很不寻常的。但电文中并未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不甚满意。
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佐尔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电文：“值此困难之际，谨向你们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全体人员将在这里坚持完成我们的任务。”
毫无疑问，佐尔格就德国袭击苏联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组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可能挽救了整个苏联的命运。
事实终于证明，他们冒春风险进行的活动是值得的。他们所提供的无比准确和意义重大的情报是谍报史上的杰作，令人叹为观止。
2. 7 最后的使命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同时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对苏战争，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
1941年6月23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德国使馆高级官员举行谈话，奥特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体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武官甚至还为此制定了日本进军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作战计划。日本方面对此的反应不一。尽管外相松冈4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协定，但他不只一次地向德国保证，一旦德苏开战，日本不能信守中立，它仍将袭击苏联。日本军方则认为，日本可能在一两个月内与苏联交战。大崎从对政府内部情报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决不可能发生，因为日本的利益集中在南方。但又补充说，这似乎取决于苏德战争的结果，即斯大林政府什么时候垮台。
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6月26日他们电告佐尔格：“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而进行动员，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
接着，佐尔格围绕这些问题所搜集的材料，将作为典范载入间谍史册。
在此之前的3个月里，佐尔格和大崎一连好几个星期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他们就已收集到的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地点。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报逐条加以核实，勾画出一张草图，由”艺术家”宫木描绘制成。在这张草图的基础上，他们还着手进一步收集和修正情报。
佐尔格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近来的形势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则摆出另一副架势。7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队举行御前会议，天皇参加并批准了重要政策决定。陆海军制定了新作战计划，制定了北方前线与西伯利亚边境以及华南前线与太平洋的作战部署。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日本将争取支那事件的圆满解决，但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则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向不论哪个方向调遣军队。
会议后一周，奥特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扼要报告。
大使把这一声明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他们将在北方增兵，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大崎则告诉佐尔格；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开交。由于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未摸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佐尔格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将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是真向苏联进攻，但在南方向印度支那发动进攻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看法电告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一个大规模的普遍动员计划开始了。佐尔格、大崎和莫斯科都忧心如焚，担心日本政府会把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接受，而动员本身则可能导致对苏战争。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各师动员起来后，准备开往何地？
他们各自加紧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大崎计划制作一张包罗万象的图表、摸清调往东北的部队的数目，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满洲进行准备的状况和规模。动员计划的细节由宫木提供，他可以从他军队里的情报员那里搜集到材料。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
大崎的第一批报告未免有点让人感到紧张：“不难证实，日本既向北，又向南调兵，但我无法找出到南北方向去的比例。”
接着，他便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去了。来自宫木的报告也支持这种看法：“应征入伍者组成若干小组，有的人发冬装，有的人则发夏装，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已经建制的部队。”接着，来自大崎和宫木的报告又补充说：“因为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部队大部分将开往华南。”
佐尔格日夜苦思，勾画出了总部署的轮廓。动贝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
尽管有柏林方面不断施加的压力和德国军官对日本人施加的影响，经过与土肥原、冈村两位将军的谈话后奥特才不得不相信，日本的进攻非得等到红军溃败到日本进攻有绝对把握的时候，否则，他们决不乏举妄动，土肥原指出，日本由于石油匮乏，不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非确信能够速战速决，否则决不发动对苏战争。奥特还说，日本认为苏联能维持到今年冬天。
8月20日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1、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3倍时；2、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时。
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佐尔格亦将此情况电告了莫斯科。
佐尔格为了分析战争而钻研日本政策、计划，其详尽无遗和准确无误，真可谓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上自大崎在近工左右的好友，下至宫木的军人关系，以及他本人与德国大使馆高级官员的谈话，凡是他搜集到的情报都要相互验证，对从7月2日御前会议到8月20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会议不断透露出的高级决策，他都要全面考虑，仔细加以分析。他工作之认真细致，堪称谍报活动的楷模。
从春季以来，由于远东和平与战争的局势变幻莫测，佐尔格的工作更显得格外谨慎，这是他长期谍报经验的结果。
大崎终于完成了小组的调查任务，从中国东北回来。佐尔格对他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佐尔格以日本春秋两次动员的调查和大崎调查报告作基础，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的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
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那么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
之后他又从探讨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在南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入手，加紧研究日本的意图。
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莫斯科很快复电，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并宣布：佐尔格及其东京小组的使命已告完成。
佐尔格和他的战友们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
接着，苏联远东地区的步兵和坦克部队用军用列车一列接着一列日夜不停地调往西部西线去保卫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这一举动涉及25万人。
幸亏有佐尔格提供的情报，这些部队才能增援莫斯科，使苏联乃至全世界幸免于纳粹德国的长期蹂躏。
2。8 余生岁月
就在佐尔格他们紧张地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警察局特高课的成员们也在加紧搜捕活跃在东京的最大间谍网的活动。宫木和大崎先后被捕。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为这一案件，日本警察逮捕了有关人员35人。奥特的大使职位被撤消，并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1944年11月7日他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秘密处死，终年49岁。
战后，美国接管日本时为揭开佐尔格之谜，而掀起了一股运动，其中还涉及史沫莱特等人。大崎幸存的朋友们则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为大崎洗清罪名而四处奔波。
克劳森被释放后，经海参崴秘密逃往莫斯科。他后来成为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沉默了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
佐尔格成了苏联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业绩被人们以传奇的方式久久传颂。
冷面杀手——斯塔申斯基
只要轻轻扣动板机，一支带有发射栓的玻璃针便会撞破玻璃针管，一团气雾过处，所有生命便会停止呼吸，几乎声息全无。自从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彼特鲁拉在巴黎街头被谋杀、康诺瓦莱克在鹿特丹的街上被定时炸弹炸死，克格勃便开始使用这种气雾杀人武器……3。1初入谍门几个月来，人们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不时看到一个年轻陌生人在晃来晃去，仿佛他不清楚自己该往何处去。他身材瘦削、肩膀斜削、胸膛扁平，但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双古怪的、闪烁不定的、显出焦虑不安神色的、几乎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鸟的眼睛。3.1 初入谍门
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受了惊吓的人。仔细观察他的行动或者和他正面接触，比如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你就可以看出，他显然是个善于自我克制的人，是个很容易交谈的人，而最为重要的，他是个适应性很强的人。
他需要有很强的适应性，否则，他无法完成他的使命，他叫博格丹·斯塔申斯基，乌克兰人，受雇于苏联情报部门，奉命监视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而其中有些人迄今仍认为乌克兰与苏联完全是两码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乌克兰人站到了德国人一边。斯塔申斯基按照他的苏联主子的指示，用”莱曼”作化名，带着一个苏联占领区的通行证，来到慕尼黑，向他的苏联情报部门不断地报告那些乌克兰人的情况。
斯塔申斯基的主要监视对象是一位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列夫·里贝特。他是《乌克兰独立报》编辑，住在慕尼黑，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奉命去向他的苏联领导人汇报工作情况。苏联上司脸上带着戏剧性的表情对他说：“是时候了。从莫斯科来的人已到这儿了。”这位领导人语调中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使这位乌克兰人毛骨悚然。正如他后来所叙述的，斯塔申斯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监视里贝特的目的原来在于准备谋杀他。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和不安去会见将向他出示杀人武器的那个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人员。
同这个克格勃特务的会见在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的东柏林卡尔斯霍斯特举行。这个克格勃人员在这儿给他看了”用来打发里贝特的东西”——为进行不留痕迹的暗杀所使用的武器。这武器表面看来是绝然无害的。它是一根金属管。有人的手指头粗细，约7英寸长，由3节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一根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这只玻璃什管里装有毒药。这看来像水的毒药以气雾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发射出来。如果从距离大约1英尺半的地方将气雾射到哪个人的脸上，这个人一吸入这种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笑着，露着大牙，仿佛因吓坏了他而感到快乐。”十分简单，你看，比这样好多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脖颈前划了一道。”这气雾丝毫不留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只是你自己必需谨慎小心，务必注意不要让气雾危害到你。我们不想让两个人死亡，那就要露馅了。”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递上一片药，然后告诉他：“这是防护品，你预先把这片解毒药吞下，而在发射这武器之后立刻弄破一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会免于死难。”
这位名叫塞尔盖的克格勃特务把这种喷毒枪向斯塔申斯基作了操作表演，然后要求他第二天必须来亲自实习一番。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着塞尔盖来到了附近一小片林子里。
塞尔盖将他带来的小狗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他在给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药片后，把那件氰化物杀人武器交给了他。
斯塔申斯基心烦意乱，不忍去看那只狗，而这条小狗却忠实地围着他的脚转。他明白，这逃不过塞尔益的眼睛。他只好转过脸，在距离狗大约1英尺的地方发射了这种武器。几乎没有任何爆炸声，这个动物当即被击倒，经过一阵短暂的痉挛，毫无声息地死去了。
狗的尸体被遗弃在林子里，塞尔盖拿走了拴狗的皮带、颈圈和口络，仿佛完成了一项任务，扬长而去。这时，斯塔申斯基完全明白了，他就要毫不留情地运用这种武器去执行杀死里贝特的任务。1957年10月9日，他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按照塞尔盖给他的详细指示，他在以后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1O月12日上午10时刚过，当里贝特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他的寓所走去时，被斯塔申斯基发现了。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向他的毫无戒心的猎物走去。
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他将那武器对准他的脸开了火。没有响声，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里贝特倒下去的轻微声音。
看到里贝特中弹，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在门厅里，他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跑出那所房子，将那件武器扔进荷夫花园后面的小河里。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斯塔申斯基心慌地来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飞往柏林。斯塔申斯基成功地迎接了他的”第一个熟人”。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小伙子。1948年4月，他获得了利沃夫大学预科的退学证，开始在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1950年夏末，他因无票乘火车被捉住，并被命令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报告。这一命令足以吓坏甚至最勇敢的乌克兰人，因为交通警察里设有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队，即苏联国家安全部下面的一个特务机构。
这个特务机构的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接见了斯塔申斯基。这个上尉只字不提车票的事，而是不断地询问有关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乡的一切。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上尉究竟想怎么处理他。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警告这个年轻人说，他完全清楚他的家庭是卷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他还强调说，乌克兰人反对苏联的反抗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肯定会被捉住，被逮捕，被惩处，被放逐”。
年轻的斯塔申斯基很快明白了这位上尉的用意：如果要想保护他的家庭，他只有向苏联提供乌克兰地下运动名单的情报。作为报酬，他的家庭成员将免遭逮捕。谈话后不久，斯塔申斯基就在一份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书面声明上签了字，并发誓绝对保密。他的化名叫”奥列格”。在以后的时间里，斯塔申斯基为了执行他所接受的指示，他把家乡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记了下来，并上报那位上尉。1951年2月，西特尼柯夫斯基告诉他，必须尽快打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抵抗团体，设法搞清楚那位亲苏联、反天主教的诗人加洛斯拉夫·加兰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谋杀的详细情况。并再次受到威胁，如果他不再帮助他们干的话，他的双亲和姐妹将被驱入集中营，事实上，苏联人认为斯塔申斯基已具有成为一名优秀间谍所需要的素质。
几天后，斯塔申斯基以国家安全部就要逮捕他为借口，设法打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地下团体。他向国家安全部如实地进行了汇报，结果，国家安全部立即通知他说，既然乌克兰人已经完全知道了他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他就再也不能国家了。如果他要求得到安全和自由，他就必须放弃学业，加入国家安全部。直到这时为止，他所偶尔得到的报酬只是一小笔钱和被领导拍拍肩膀。但是当斯塔申斯基说服了他的姐姐把他介绍给躲藏在利沃夫附近森林里的一些乌克兰地下运动组织成员之后，他便以其情报质量之高给西特尼柯夫斯基以深刻印象。他向苏联人提供了加兰的谋杀者的名字，他因此得以在苏联的薪金名册上列名，月薪9oo卢布。
3。2 性命游戏
斯塔申斯基被送到基辅接受为期两年的间谍训练。此刻他的化名是”莫罗斯”。在基辅除了接受政治教育外，他还被授以德文和间谍知识。1954年，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并入克格勃。斯塔申斯基被允许同他的双亲见面，但只能告诉他们他在基辅工作。
1954年年底，斯塔申斯基被给予一个全新的身份：约瑟夫·莱曼，1930年11月4日生于波兰陆柯维克村的一个日耳曼族人。
斯塔申斯基为了扮演他一生中这一新的角色所得到的训练是极端彻底的。在苏、波特务机关军官的陪同与监视下，他使用他母亲少女时代的姓”凯佐”。在波兰，莱曼到曾生活过的重要的地方旅行，并熟悉这里的一切。最后，斯塔申斯基被带去德国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苏占区，移交给了他将来的苏联上级军官塞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无须赘说，约瑟夫·莱曼，这个他将充任的人，早就消失了。
斯塔申斯基在克格勃中的印象一天天在加深。甚至在基辅训练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还不放松他的训练，交给他全套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和任务来检验他。在斯塔申斯基被派遣出去之后，他仍然受到克格勃的监视。 1956年，斯塔申斯基开始被克格勃启用。他被派往慕尼黑去监视那些敌视苏联的乌克兰流亡者。作为”莱曼”，他必须同一个化名叫比萨加的乌克兰移民建立联系。比萨加一面任职于一个乌克兰流亡组织在慕尼黑发行的反苏报纸《乌克兰独立报》编辑部，一面以克格勃的奸细在这个德国城市里进行活动。然而，斯塔申斯基一点也不知道，西德的特务机关业已获知他是一名苏联间谍。他们已将他同比萨加谈话的情景拍了照片。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比萨加是莫斯科的特务，由此他们推断斯塔申斯基是在为同一个主子工作。但是，这时西德国家安全部机关已为克格勃所渗入。那个机关的苏联科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个苏联特务。他很可能将关于斯塔申斯基的情报压下不报。
斯塔申斯基这时已成为一个忠实的苏联间谍，否则苏联人绝不会考虑派他去杀人。原先他仅以为盯列夫·里贝特的梢，以便适当的时候将其劫持回乌克兰，而决没有想到要执行杀害他的命令。
作为见习斯的间谍，斯塔申斯基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被要求尽可能查明里贝特所有的活动及日常工作规律。在对里贝特进行侦察时，里贝特一离开卡尔斯普勒茨的办公室，斯塔申斯基便紧紧尾随。第一次盯梢，斯塔申斯基感到非常不自在，好像全世界都在跟踪自己，又好像里贝特早已认出了他。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斯塔申斯基戴上了墨镜。他环视周围的一切人，发现只有他一人戴着墨镜，他又感到不自在，结果还是取下了墨镜，因为不戴墨镜比戴着少惹人注意。胡思乱想一阵之后，斯塔申斯基终于稳定下来，克服了他的恐惧心理，开始千方百计追踪里贝特，观察他的一切活动及日常生活习惯。这期间里贝特竟毫无觉察。
斯塔申斯基感到一阵欢喜，对里贝特的跟踪也更进了一步。
也许是克格勃已经了解了这一切，也许是一种巧合，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立即实施对里贝特的暗杀行动。
正好在这时，斯塔申斯基热恋上了英格·波尔小姐，一个普通的德国姑娘。她和她全家都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在他杀了里贝特之后，他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值得担忧。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鹿特丹，奉命监视为1938年被谋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所做的墓前追思礼拜。斯塔申斯基将所有出席这一仪式的人都拍了照，特别注意到一辆带有慕尼黑车牌的停在墓地外面的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他发现这就是礼拜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车子。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部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桥命想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名列前茅。关键的是：必须干得不露形迹，像干掉里贝特那样，被看作是意外死亡。
美国和英国的特务机关都一度同班德拉有密切联系。英国当时相当器重班德拉，他成为当时移民中一个颇具声望的人。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神秘地谋杀了。对于班德拉的死因，人们一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谋杀班德拉的凶手究竟是谁？是美国情报局或别的什么组织？事实是，1958年末，克格勃头目塞尔盖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干掉班德拉的命令。历史的迷团在克格勃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谜底。
当斯塔申斯基追踪他的猎物时，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掩护身份，即住在杜伊斯堡纳彭韦格大街69号的汉斯·乔基姆·巴德。
巴德出生于卡塞尔。对于通常细心的克格勃来说，采取这一做法是不平常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巴德本人还活着。也许这正是克格勃玩弄的一个狡诈手段，因为他们已经得知斯塔申斯基同英格·波尔的恋爱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情的间谍活动正在迫使斯塔申斯基陷入一种无法忍受的处境：要么，继续充当克格勃的杀手；要么，继续喜欢英格·波尔，与她终身为伴，被克格勃抛弃。
班德拉使用的是波普尔的身份，是一个游离不定、捉摸不透的人物。在克格勃派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去反复侦察之前，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于确切知道他的行踪。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他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斯塔申斯基试图搞清楚房内的一切，因此他搞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借班德拉不在之际，很快地打开了房门，查清了房中的一切。他把得到的所有情报和有关班德拉的情况汇报给了克格勃中他的上司。
斯塔申斯基希望这次喋血的”湿活”不再落到他的手中。然而，莫斯科方面早已获悉斯塔申斯基的偷偷摸摸的恋爱生活，而使他得免于被干掉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至少小心谨慎地在英格面前保持着他的假身份。英格称呼他为”约希”，作为对他原来的间谍化名瑟夫·莱曼的简称。1959年4月，他们秘密定婚。
在斯塔申斯基最后得到他必须杀死班德拉的通知之前，他曾奉命前往莫斯科。克格勃分子格奥尔基·阿克森捷维奇告诉他说，班德拉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由他充当行刑者。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也许是一种借口，斯塔申斯基提出，班德拉通常随身带有一名保镖，谋杀有一定难度，克格勃对此的回答是给他一支双管手枪，以备急用。
斯塔申斯基不得不再次充当杀人犯。他被阿克森捷维奇请去，为成功谋杀里贝特而庆贺。在那里，阿克森捷维奇同时告诉他，那种杀人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有相当改进，以前使用的枪能撒出一些玻璃小片，现在已经不会了。
但是，斯塔申斯基明白，愈是甜言蜜语，愈是困难更大。危险更多。要是杀不了别人，自己就会遭杀害。不仅如此，糟糕的还在于如果干得不利落，而一旦被侦破，克格勃也许就会无情地放弃你，把你推上断头台。
斯塔申斯基开始了对班德拉的盯梢，他极力寻找下手的机会。克格勃向他发出限期命令，10天之内完成任务。1959年5月的一天，机会出现了，斯塔申斯基注意到，班德拉当时正独自驾着汽车进车房，当班德拉停车时，斯塔申斯基手中紧紧扼着他的武器，准备随时发射。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疑虑，或者是怕发射后被侦破，总之，斯塔申斯基握着武器的那只手没有扣动板机。
这样，在他离开时，他将他的武器扔进了古格尔穆尔河，就像他杀里贝特之后所做的那样。为了哄骗克格勃分子，他审视了一下班德拉住所的门锁，然后，他弄断了那把万能钥匙。斯塔申斯基向克格勃提出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却自相矛盾。克格勃为了进一步追捕乌克兰流亡者仍然不愿放弃对斯塔申斯基的希望。
1959年8月，克格勃玩了一个心理上的把戏，他们把斯塔申斯基送往他的双亲所在地，给他们一个短暂的会面机会，利用这一手段达到心理上对斯塔申斯基的继续控制。同年10月，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接到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这一次该怎么干，他再明白不过了。
10月的慕尼黑，天气晴朗，阳光柔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继续从齐伯林大街67号对面的一个大门里对班德拉进行监视。
这次他再也无法犹豫，虽然他吞服解毒药片后口干舌焦，他还是随身将那种武器带上，以便迅速作出反应。他很清楚，班德拉肯定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他的生命一直在受到威胁。突然，一辆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驶进了67号毗连的那座院子，走下来的正是班德拉本人，而且只有一人，没有保镖。斯塔申斯基不觉暗暗叫喜，他轻松地朝这所房子走去，进了屋。当他上楼梯时，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说话声，随之脚步声越来越近。斯塔申斯基立刻反应到，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我的脸。于是，他迅即转变方向朝电梯的方向走去。躲过这个女人的眼睛。斯塔申斯基慌忙地爬上楼梯。
当他听到大门被打开时，他知道班德拉已经进来，便随即走下楼梯，他清楚地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着一只小菜篮，正在用力地抽着卡在锁眼中的钥匙。”不上班吗？”斯塔申斯基问道，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觉得眼前一片酸雾，片刻，便失去了知觉。斯塔申斯基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另一种解毒药，急速地在大门上将它敲碎，吸入气雾。他环视四周，发现楼梯上仍然没有其他人存在，便一秒钟也不耽搁地离开了这所房子，将纱布和玻璃碎片丢进一条阴沟里。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柏林，接着来到设在那里的苏军司令部，向他们报告他已完成任务。
在那里，斯塔申斯基被塞尔盖介绍给东柏林克格勃的头面人物，这位将军对他成功地完成任务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告诉他，莫斯科将授予他红旗勋章，要他前往莫斯科接受授勋。
接受红旗勋章，对斯塔申斯基来说简直是意想天开之事，他从来没有得过如此高的奖赏。他内心一阵兴奋。可是想到要去莫斯科，要与他亲爱的英格·波尔分别，甚至可能是从此分手，斯塔申斯基不由心情沉重起来。他痛切地知道，这种奖励只是一种虚幻骗人的东西而已，并不意味着可以过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
斯塔申斯基感到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这次杀人的细节，克格勃问得要比上次仔细的多。几个苏联人对班德拉的死已作了检查，并且告诉他，”这次谋杀并没有做得像上次那样完美无缺。”
西德警察当局对班德拉突然在门外死亡作了调查。而且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脸上被玻璃碎片划破的地方。德国警方怀疑是由氰酸致毒而死。
为了逃避，克格勃决定，在事情平静下来前，斯塔申斯基应当留在莫斯科。12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克格勃的头子谢列平派人召见了斯塔申斯基。谢列平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然后详细询问了班德拉被谋杀的经过和现场情况。之后，克格勃要求斯塔申斯基暂时呆在莫斯科，等待新的时机。 3。3 逃离虎口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斯塔申斯基非常想念他的女友英格·波尔。他为曾向英格说过一次谎而担忧。当时他不愿意承认他是去莫斯科，而谎称是去波兰出差。这时，他已经开始考虑要逃脱他现在所厌恶的杀人行当，并拿定主意，将来决不再干杀人的勾当。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敢向英格启齿，吐露自己的真情。在这期间，他的克格勃领导人塞尔盖向莫斯科方面打了报告，说他经常与一个德国理发店的女孩密切来往。莫斯科方面对此向他提出忠告：这样一种友谊对一个克格勃人员来说是完全不相宜的，他不应该企图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然而，斯塔申斯基十分机智地辩解道，他认识这位女孩已经好久，如果就此将她甩掉，事情将更难收拾。她会把详细情况说出去，叫他因此露馅。他还辩解道，既然克格勃人员还需要他在西欧为他们干掉其他人，同这个德国姑娘结婚就可作为一种掩护而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同时也为他在西方的掩护身份的合法化奠定基础。于是，这位克格勃领导人改变了态度，虽然并没有默许他所提出的继续与这个女孩交往的建议，但是毕竟答应”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建议。
斯塔申斯基想逃往西方的决心，连同他对这个美丽的德国姑娘的爱情，使他鼓足勇气直接向他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允许他同英格结婚。谢列平起初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斯塔申斯基的谎言如此使人信服，以致最后这个克格勃头子终于同意他们结婚，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来莫斯科，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
斯塔申斯基为了爱情，似乎一切都不愿再顾及，他心中只想早些和英格结婚，逃出这个令他恐惧的间谍圈子，他常常一厢情愿地想着，他和英格一起生活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小村庄，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园、聪明的儿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为了同英格在一起，斯塔申斯基冒了巨大的风险，他明白，一旦英格到了莫斯科，苏联人就会把她当作人质永久地留在那里。斯塔申斯基思考再三，心中自然忐忑不安。不过，这次他总算交了好运，几天后，他被告知，他首先必须告诉英格，他不是在为东德贸易部做译员工作。而是苏联国家保安部的一名成员。
“你必须问她，如果你们结婚，她是否愿意全力协助你工作，如她能保证，那你们就可以在一月份双双来莫斯科，同时你坚决不能把你谋杀里贝特。班德拉的事情告诉她，一点消息都不允许走漏。”克格勃的头子坚决地告知斯塔申斯基，要是不能按照指令执行，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1959年圣诞节，斯塔申斯基抵达东柏林。克格勃仍然不许他回到西德，甚至不许他进入西柏林，他一直被东柏林的克格勃分子监视着。但是，英格对他的吸引力。使想逃出杀人犯圈子的斯塔申斯基又一次冒了大风险。他环顾四周，绕了好几个地方，在确信无人跟踪后，急速返回原路。如今，他已有丰富的经验知道何时被监视和跟踪，怎样甩掉尾巴。当再一次证实没有尾巴后，他径直朝英格的工作地点、西柏林的一家理发店走去。
当斯塔申斯基推开理发店的大门时，英格正在为一位男士理发，看到斯塔申斯基，英格拿推子的手禁不住颤抖起来。望着朝思暮想的亲人，她不由扑了过来，激动地投入斯塔申斯基的怀中，焦急、思念、酸楚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在英格的住所，他们共进晚餐。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欺诈蒙骗的生活，他毫不顾及地把他的一切全部告诉了英格，仅仅只有那两次谋杀案还保持着秘密。
窗外月光融融，斯塔申斯基静静地望着月亮，他等待着英格的回答。英格对听到的一切出奇地冷静，如像她早已了解，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房间是那样的宁静，两个人呆坐在那里，谁也不愿说话，谁都不想打破那片寂静。
“既然你想逃往西方，为何不马上就走呢？”英格疑惑地问道。
“这样一个行动需要非常小心地策划好，否则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我会被克格勃找到并杀掉。”斯塔申斯基解释说。
不知道为什么，经历了苏联及其卫星国限制之后。西方的自由世界对斯塔申斯基来说，似乎非常陌生，几乎成为一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斯塔申斯基告诉英格，他希望尽快掌握德语，以便使他能比较容易地在西方开始生活。事实上，他的德语水平不是适应不了德国的生活，而是他内心里一直在想着去美国开展新的生活。因为在美国，离苏联会更远一些，苏联与美国的对立也会使他更安全一些。他想起，克格勃曾坚持要他回莫斯科学英语，这正是他所渴望的。然而想到谋杀，他不禁又产生了更多的联想。
是不是又要派他去西方英语国家再次充当杀手？他咽回了要对英格讲的话。
正象斯塔申斯基渴望得到英格那样，英格也着魔似地恋着斯塔申斯基。她以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开始对待他俩将要出逃这一危险计划。她开始为他们实施出逃计划而秘密地做准备。怀着对男友的高度信任和热爱，英格象不知疲倦的法师，东奔西跑，支撑着一切。他俩一致同意，对英格的双亲决不能吐露真情，至少在目前，他还必须充当译员的角色，用莱曼这个名字。
要结婚，就要取得克格勃的允许，从而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更危险的代价——去莫斯科。
他们俩人假称去华沙出差，告别了英格的父母亲，辗转来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两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街上游玩，斯塔申斯基带着英格走遍了莫斯科的每一条大街和公园。他们也在猜测着自己的命运。也许是英格的天真和对斯塔申斯基的忠诚使克格勃相信了她，也许是由于英格虽然在西柏林工作，实际上却住在东柏林。总之，他们发觉似乎他们的克格勃上司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想逃跑的想法。他们被获准结婚。按照英格父母的意愿。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在西德的一座新教堂里举行了婚礼。虽然苏联人非常厌恶宗教仪式，但斯塔申斯基指出，举行这种仪式，他被怀疑为克格勃间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于是，他的克格勃上司勉强接受了这个主张。
1960年5月，他们夫妻接到克格勃的命令，返回莫斯科。
这次他们仍然谎称去华沙。以便保持英格父母对斯塔申斯基的原有印象。
接见他们的是一个克格勃女人，由这位女人给斯塔申斯基培训德语，纠正他的音调。在莫斯科，斯塔申斯基还自学英语，时刻准备着走出这个杀人的圈套。他俩无时无刻不感到被监视和被考察下的不安。这使英格内心里对苏维埃政权日益敌视，并对斯塔申斯基总是延迟外逃日益不耐烦。事实上，对于斯塔申斯基来说，克格勃经常的洗脑已使他感到去西方同留在莫斯科简直一样的可怕。多年的间谍生涯使他非常明白，如果他敢耍花招，迎接他的必然是冷冰冰的枪口。无论他逃往何处，克格勃的魔爪都会向他伸来。
一天，早就怀疑寓所内装有窃听器的英格，催促斯塔申斯基彻底检查一下住房。果然，他发现那儿藏有一台磁带录音机。现在他们完全清楚了，不仅他们同亲友的来往书信受到检查、每次外出受到监视，而且住所里也安有窃听装置。从此以后，他俩要说什么秘密话，要么只能去公园，要么就只能用纸进行笔会，用完之后立即将这些字纸小心地烧掉。
“这不是生活，简直是个活地狱，我们一定要尽快设法逃去。”英格在走向公园的路上激动地对斯塔申斯基说道。她确实已经忍无可忍。
还有更使他们震惊的事。9月，英格发现她怀了孕。他俩兴奋不已，斯塔申斯基顺便向他的克格勃领导提起了此事。结果，这位克格勃头子怒气冲冲，而且命令他立即带英格去医院施行人工流产手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他的间谍生涯将会中断。”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就得把这个孩子交给一家养育院，让他在那儿生活，”这位克格勃领导威胁地说道。面对残酷的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毛骨悚然，无言以对。
回到家里，他愤怒地告诉了英格。也许这个决定真正地刺痛了斯塔申斯基和英格，他们决心尽快地冲决蕃笼。
一旦把逃跑作为他们首要的目标，就必须尽快摆脱这种监狱式的生活，离开莫斯科。斯塔申斯基横下一条心，以自身之能事，想方设法装得特别勤勉、愿意合作，以向克格勃显示自己仍然是一个忠于苏联的有价值的特工人员。他设法说服他的克格勃领导让英格去东柏林作一次短暂休假。斯塔申斯基向他们提出：“如果英格的父母不能很快看到他们的女儿，他们必然会提出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甚至用他从未表现过的狡狯，设法向克格勃暗示，他的妻子不在身边，他就能更努力更有效地工作。使斯塔申斯基窃喜的是，克格勃这次又中了他的计谋，英格突然得到出国许可证。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走向成功的启明星。只要英格能离开莫斯科，那么他就有理由或者有机会出境。他们私下订了一个计划：她无论如何要设法把她在东柏林的逗留拖到她的分娩期，那时她就发一封电报给他的丈夫，请求谢列平让斯塔申斯基到东柏林她的身边照顾她。
英格离开莫斯科不久，克格勃发给斯塔申斯基一份”红旗勋章”的证书，宣布他”在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9年11月6日颁发的政令”，投予他红旗勋章。
英格在东柏林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直接监视，甚至她给丈夫的信件、走访双亲，都要得到克格勃的允许。为了实现出逃计划，他想法住进了医院，设法拖延她的停留期，使她的孩子免遭”流产”或”送往养育院”。1961年3月31日，英格给她的丈夫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看到电报，斯塔申斯基高兴不已，他不仅为得到儿子，也为他们的秘密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即刻打报告给谢列平，请求允许他前往东柏林探望妻子和小宝宝。令他恼火的是，这次请求遭到了拒绝，相反，谢列平告诉他，”由于你夫人健康上的原因，我们已经两次延长了她的停留期。现在，她应该回莫斯科来”。这使斯塔申斯基先前的高兴一扫而光。看来，他们出逃的计划将化为泡影。
斯塔申斯基只好写信告诉英格”注意身体，养好宝宝”。他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寻求到离开莫斯科的办法。
4个多月过后，英格打电话给她在莫斯科的丈夫，痛苦地告诉他，他们可爱的儿子死了。接着，斯塔申斯基又接到一封他岳父发来的电报，要求他在自己的儿子离开之前，看上他一眼。从这个意想不到的悲痛消息中，似乎又露出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斯塔申斯基沉痛地诉说了这一切，要求前往东柏林，看一眼他那死去的儿子。也许由于牵涉到一个东德家庭，克格勃软了下来，他们答应，在调查清楚他的孩子确系自然死亡之后，他可对他的妻子作一短期的探望。
不久，斯塔申斯基接到一个通知，他可以参加他儿子的葬礼，但必须有一个护卫队员陪他一起前往。
8月10日，斯塔申斯基在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特务陪同下飞往东柏林。在东柏林，他们见到了那里的克格勃领导，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对于他和他的妻子必须接受密切监督，因为这孩子有可能是美国间谍为了诱使斯塔申斯基离开莫斯科而毒死的。
尽管克格勃的眼睛到处都有，斯塔申斯基仍向英格暗示，他已准备就绪，可以随时逃跑。
葬礼定于8月12日在靠近边界的达尔哥夫墓地举行。斯塔申斯基计划就在这一天逃跑。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就在1961年8月13日那一天，臭名昭著的柏林墙变成了生活的严酷现实。
“在埋葬我的孩子那一天，我们拟定了逃跑计划……因为往后就会太迟，就会对我施加压力，逼我立即返回莫斯科。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被三辆汽车监视着，这些车都停放在附近街道的战略地位上。我们被监视哨包围着。一旦我们单独在一起，没有人在听觉范围内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地盘算如何不知不觉地溜走。我们一方面研究街道图，另一方面了解克格勃的汽车停在哪儿。我们俩都千方百计地愚弄我们的监视者。”斯塔申斯基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
那一天，有一件事着实令斯塔申斯基担忧，他担心到关键的时候，英格会不得不去参加葬礼，她的感情会使她不愿逃跑，失去良机。
在走向墓地的路上，英格表现得非常的镇静，她眼中噙着泪水，呆呆地注视着向前移动的儿子的遗体。她嘱咐她的16岁的弟弟弗里茨，待会他得自己把这些花圈拿到墓地。通向安全庇护所的路只有一条，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借着花圈作屏障，俩人来到花园尽头一所房子的后面，沿着。旁边的栅栏小心地贴着地面前进，以避开克格勃的视线。穿过一片灌木林，他们到达了安全庇护所。按照事前约定，弗里茨给他们提来了行李——一个轻便手提包。在确知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随即向北郊法尔肯泽进发，在那里他们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在东柏林，他们在舍恩豪塞——阿里车站上了一列电气火车。两个小时后他们便到达了西柏林的盖桑德布兰嫩车站。他们终于逃出了虎口，来到了西方。
对于斯塔申斯基和英格究竟是如何逃往西柏林的：人们疑团累累。他们走后几小时，为什么要先去东柏林的法尔肯泽，而不直接坐出租车去西柏林？为什么这段时间克格勃竟没有发现他们失踪，或者发现了却没有去搜索？他们是否很早就得到美国或其他什么情报机关的帮助？等等，问题令人费解。但有一点却非常清楚，那就是，斯塔申斯基这位克格勃的杀手，他所杀害的斯捷藩·班德拉，对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言，不论是乌克兰地区内的还是西德和其他地方流亡者，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许多乌克兰人看来，班德拉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他们的领袖。
1962年10月19日，西德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法庭庭长还同时指出：“本庭所宣布之判决，非意在毁灭被告，实为助其赎回罪过。”。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4年被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于斯塔申斯基，他被美国用一架军用飞机秘密带出德国，定居在美国。
至于英格，则早已改名换姓，去西德斯图加特一家理发馆工作。为了彻底掩盖真相，她于1964年6月23日宣布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离婚。而现在，她又悄悄地消失了……
谍报大师——科恩
摩萨德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 它以其卓有效的工作、雄心勃勃地胆略令人敬畏。伊利·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被其主子称为无可匹敌的情报专家，享有”西方佐乐格”的美誉。他以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叙利亚反间谍机关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当场把他抓获，1965年5月被当众绞死。
4.1 最后的一夜
1965年5月19日凌晨3时半，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公开绞死了一个名叫伊利·科恩的以色列间谍。大马士革电台在午夜前，才第一次广播了要将这名间谍处以极刑的消息。
时近午夜，监狱看守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响，监禁伊利·科恩的房门被打开，科恩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他惊恐地从行军床上坐了起来，但仍睡意朦胧。在彻夜不熄的微弱灯光下，他看见两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心中揣测道：难道又要去经受一场酷刑……当他完全清醒过来后，他才注意到那个审问过他的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和那位大约80岁的犹太法学博士安达博站在两个士兵中间。他们的意外光临使他预感到自己的某种厄运，但他已没什么时间考虑了。
上校权重势赫，高傲自大，说起话来尖声尖气。他命令科恩穿衣、立正。
这是1965年5月18日的午夜，科恩在马扎监狱警卫森严的单人牢房里正站着，静听戴利上校宣布决定他命运的判决词：“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上校讲完，就向后退了一步给博士让路。这位弓着背的白胡须老人怀着悲痛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文的祈祷文：“慈悲的真主，请宽恕你的有罪的仆人罢……”科恩跟着博士小声地祈祷着。老人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泪水不断地流过面颊滴在地上。当老人不能自持而把一些祈祷文念错的时候，科恩轻声有礼貌地给他纠正。
科恩在4名用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叙利亚士兵的监管下与老人坐在一辆大篷车里出了监狱大门。这时已近凌晨两点，夜里的空气清凉、湿润。卡车穿越沉睡的城市，科恩看不见车子开往何处，但他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到几百年前建成的大马上革绞刑台。
这是被判处绞刑的罪犯最后停步的地方。
“囚车在烈士广场一角的警察局门口停了下来。科恩被带进警察局，在一张粗糙的木桌旁坐下。上校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留个遗嘱或写封决别信。科恩转向正在向真主唱着单调重复的赞美诗的老人，平静地说：“我没有罪过，不欠任何人的东西，我不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他们递给他一支笔和一张纸，他开始不慌不忙。斟字酌句地写了起来：我的娜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要一起生活下去。娜迪亚，请你宽恕我，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你要设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要多关心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缺这缺那。同家人要永远和睦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嫁，让孩子们也有个爸爸。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整天为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哀伤。要永远向前看。
让我向你吻别，并代我向索非、艾里斯、绍尔和家里所有的人吻别。不要忘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解救我的灵魂，而进行祈祷！
顺致我最后的吻别。
……祝一切安好！
他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就把纸推开，踌躇了片刻，又把它拿了过来。他要了一张纸用法文把这封信抄了一遍，使他的遗言不只是用阿拉伯文留存下来。上校把两封信揣入口袋，暗示他该走了。
警察局离灯光耀眼、戒备森严的广场不远。绞刑架设在广场的中心，用铁丝网围着。
这个广场从建立之日起，就记载着叙利亚共和国历史上无数恐怖和光荣的篇章。就在3年前，科恩曾在这里夹杂在人群中观看叙利亚部队在俯瞰加利利海的努凯卜高地战斗中缴获的以色列半履带式装甲车。而现在却是无数的市民带着惺松的睡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紧张而急切地等候着看一看科恩。3个月前，科恩被捕之后各家报纸都对他大加渲染。对于几百万叙利亚公民来说，这个”以色列间谍大王”已成了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非凡人物。
事实上，从1962年1月至1965年1月，科恩在大马士革已成为国家的一位要人了。但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名以色列的高级间谍。案件发生后，他就被单独囚禁起来，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既没有来访者，也没有与律师和家人通信。对他的审讯，虽然在电视上播出过部分实况，但这纯粹是官方作宣传用的，人们对这位神奇而非凡的人物充满极大的好奇心。广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刻，科恩当然不可能知道叙利亚政府的紧张和不安。最后的裁决仅仅是48小时前确定的，而且只有军队和政府中小数上层官员才知道此事。叙利亚总统阿明·哈菲兹上将命令党政军首领在大马士革待命。秘密报告中建设，对这个超级间谍执行死刑的判决不要履行通常的法律手续，以免激起一场来自以色列的进攻。在莫斯科出访的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接到通知，要在24小时内返回大马士革。叙以边境的叙利亚方面，从南部的依尔哈马到北部面向边恩村的小山丘，当晚都增加了摩托车、大炮和迫击炮等轻重型武器和增援部队。
科恩虽然对这些紧急防备措施一无所知，但他从防备森严的警戒系统中已感到叙利亚人的某种不安。当他走向刑台时，上校想伸手扶他一把，他明确地给予了拒绝。他的脸是苍白的，但显得很平静。
在刑台上，上校向科恩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在叙利亚有同谍吗？”这些问题正是他被捕以来，一直使叙利亚领导人深感烦恼而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科恩仍旧重复着那几句仅有的供词：“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罪过，我仅仅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已。”
随后，他转身离开上校，径直走向绞刑架。他拒绝让刽子手给他蒙上遮眼罩。老人又向他作了最后一次祈祷。
4分钟以后，刽子手向上校报告，伊利·科恩死了。伊利·科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扑朔迷离的一生，他在自己的国家或在敌对的国家里都给人们留下了传奇般的形象。 4.2 归来的大亨
伊利·科恩1924年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然后才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地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东方犹太人，在城里经营一个卖领带的铺子。
同当时在埃及的大部分犹太青年一样，科恩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但他比别人走得更远，他加入了由塞缪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是他那个地下组织派他去的，目的是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苏珊娜行动”失败后，科恩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由于他能言善辩，最终使埃及人充分相信，尽管他认识阿扎尔，却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埃及人不得不把他放了。这么一来，虽然他还在为一个主要由当地人负责的秘密的犹太人移民组织做些工作，但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作了。这不仅是因为埃及人肯定会怀疑他，而且还因为有一条规走重新严格地付诸实施了。这条规定是：决不能招募当地的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7年科恩来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报纸上的材料。但没多久，他就干够了这种翻译工作。不到3年时间，他就离开国防部，到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经营的工业公司当了会计。
这段时间，摩萨德一直在他身上打主意。他早就受过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基本训练，并且有一些实际活动经验。他过去一直在阿拉伯国家生活，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他的潜力显然很大。尽管派他去埃及已是不可能的事，在那里非常容易暴露身份，但完全可以把他派到叙利亚这个非常难以渗入的阿拉伯国家去。摩萨德知道在他小时候全家曾迁往叙利亚的阿勒颇住过一段时间。科恩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小时候家里人使用的叙利亚方言。
对科恩而言，一方面他的爱国心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他又确实感到在一个东方国家比在以色列生活得更自如。他认为，他对阿拉伯文化吏感亲切，在以色列生活1年多以后，他开始怀念阿拉伯的生活方式了。
就这样，虽然他已经结婚，但摩萨德并没费什么口舌，就说服了他充当以色列的特工人员。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和努力，他已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科恩要想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到那里去。叙利亚同埃及不一样，它是一个一贯对外国人、甚至对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充满疑虑的国家，并且叙利亚人长期以来总被告诫要同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要使一个人装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居民，并且使这种伪装能够长期地而不是暂时地瞒过周围的人，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伊利·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天生的有利因素，但还必须听从别人细致和耐心的教导，既不能暴露他那犹太人的身份，又不能暴露他那段在埃及生活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精心准备的一份履历表，会有助于掩盖任何漏洞，但是不管怎么说，还得做到万无一失才行。
到1960年年底，科恩已一切准备就绪。负责领导他的摩萨德官员已为他编造了一份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的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他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他的家1933年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长大成人后，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起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因而富裕起来。这一经历是符合那些因贫困、战乱和本世纪的革命而颠沛流离的成千上万个阿拉伯家庭的情况的。
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50多万阿拉伯人，其中叙利亚人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些人中间生活。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的疑心的话，这也不难做出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呆过的缘故。唯一的问题是他只会讲几句西班牙语，不过耶路撒冷的外语补习学校的速成课很快就帮助他弥补了这个不足。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在拉丁美洲建立他所需要的关系，同时他还按摩萨德所希望的那样去同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这样，当他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能得到别人信任的条件。这些事情，他做得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出色。
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出了名，能够十分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
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几个月里，他为最重要的一步——去大马士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科恩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放出风去，说是要了却毕生的一个宿愿，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看看，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去。1962年1月1日，他带着一些私人介绍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他买的是头等舱，住在甲板上的一间客房里。他很快同船上其他阿拉伯巨商富贾交上了朋友。9天以后，他靠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有影响的叙利亚人沙伊特·阿尔德的帮助，由阿尔德开车把他带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到达了目的地大马士革。
几天后，他动情地对他新结识的朋友们说，他多年漂泊，现在终于回到了故土，今后就不想再离开了。叙利亚是他的老家，是他准备度过有生之年的地方。通过从拉丁美洲带来的私信结识的朋友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
他住在这里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一切安排妥贴之后，他就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4。3 初战告捷
科恩通过观察他的近邻——窗户对面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开始了他的工作。为了能探测出特别不寻常的迹象，他不间断地监视着进出大楼的人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从早上8点总参谋部开始一天的活动起，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5间房子的灯是彻夜不媳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往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是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的。这段时间，大马士革总的看起来是平静的，因为在总参谋部除了那5间房子之外几乎是一片漆黑，这是风平浪静的标志。
科恩经常与年轻的阿尔赫申见面，并经他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他向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官员们打听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告诉他们自己有相当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他打算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
渐渐地，他的交际越来越广，他到任何地方都由他的阿尔赫申介绍给大家。阿尔赫申在大马士革商人中享有极好的声誉，这样科恩理所当然地受到普遍的爱戴，人们几乎一见到他就相信他。他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的计划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支持。
没几天，在他的门前挂出了一张招牌，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获得了很多在大马上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
他能为以色列情报机关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机很快就来到了。
比他预料的要快得多。当他以”88”为信号通报他已在大马士革落脚后，按道理讲，他应该连续几星期或几个月中断和特拉维夫的一切无线电联系，以使他得以藏身。”不要仓促行动”的警告三番五次地出现在他脑海里。但不管怎样，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1962年3月8日晚7时，他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叙利亚军队到达前就撤退了。”
在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猜测到这个报道会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叙利亚在海面上又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
以色列在内阁周会上对这一严重事件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电台的这个消息也使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见总参谋部的窗帘后面，又开始细心地观察起叙利亚总参谋部的情况。
他立刻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的活动：几乎所有以前漆黑的窗子现在都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眼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问题，科恩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话题。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次，周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灯光只从那5间通常亮着的窗子里射出来，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但他注意到，自加利利海面上的事件发生以来，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运输车的数目增加了。
他无人可问，因为他还没有获得这种消息的可靠来源。他思考着在大马士革出现的军事动向，可能预示着即将发生突然的武装政变；但同时也还有一种可能：首都的这些军事骚乱是由于以色列边境上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 接下来的一天，他很惊讶地看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又都亮了。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科恩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总参谋部很忙，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他的判断没有错。第二天，以色列军队从叙利亚边境前沿阵地得到的消息使他的情报得到了证实。以色列方面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加强在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力量。3月16日，战斗爆发；第二天凌晨便结束。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夜晚，阿尔赫申没有事先通知科恩一声，就和一个年轻的穿着军装的叙利亚陆军中尉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阿尔赫申头一次不告而访。科恩很吃惊，带着焦急地神情望着来访者，想知道这次拜访的目的是什么。
阿尔赫申察觉到他的惊异神情，于是解释道：“我正巧有机会来这儿，看看你是否在家。”他的声音与往常一样友好。科恩把两位客人让到起居室，请他们喝酒。
“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的这位好友吗？”阿尔赫申问。他似乎为有这样一位朋友而感到很自豪，接着说：“马阿齐·扎赫雷丁，陆军中尉。”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他的叔叔叫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是叙利亚陆军总参谋长。”
科恩十分清楚，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这个名字当时在叙利亚和以色列都是很出名的，他的相片经常在以色列的报纸上出现。如果真像阿尔赫申说的那样这是一次善意的访问，那么这位年轻中尉来到他的住处，真可说是上天的赐福。但他仍需弄清楚，是否仅仅是拜访，还有没有其他目的。
在厨房给两位客人煮土耳其咖啡时，科恩又把这事细想了一下，他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因为他偶尔听到阿尔赫申和中尉大声地、无所顾忌地讨论着政治和军事问题，当他回到起居室时，他们也没有改变话题。
马阿齐·扎赫雷丁表现出对广阔的世界——欧洲和南美，有极强烈的好奇心。按照阿尔赫申的说法，科恩是十分了解这些地方的。而此时在他面前的这位未来的叙利亚官员、年轻的中尉除了曾对贝鲁特作过一次暂短的访问外，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祖国。
科恩扮演着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角色，与这个年轻的朋友攀谈。
“在阿根廷，虽富有，但也比不上在叙利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生活的幸福和有价值。”他用一种阿尔赫申熟悉的语调强调说。这给年轻的中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这位热情的爱国者又继续说道：“如果我在这里的商业事务不这样紧的话，我想，应报名自愿入伍，在对犹太复国主义作战时，必然是需要男子汉的。”
中尉没说什么，但阿尔赫申接着说：“在大马士革，局势也很严重，军队威望越来越高，一些官员可能会利用这种形势，推翻现政府。正当我们奋力从上次的政变中得到恢复时，这会给国家带来新的骚乱。”
马阿齐点头表示同意：“尽管我们的士兵十分英勇，但以色列在3·16战斗中赢得了胜利。我只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给予有力的回击。他们的空中力量是第一流的，是按以色列的标准进行严格的训练的，而我们的则很弱小，更不必说埃及擅自拿走了那些米格飞机，拒绝归还我们。而苏联已答应给我们的飞机，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
科恩一边倒着咖啡，一边细听着每一句话，但并不流露出他的感情。”即使是我们叙利亚的雄鹰，如果没有飞机，也不可能飞行。”他用忧虑的语调平静地说道。他有意用”雄鹰”这个词，因为他了解叙利亚的爱国者们习惯用它来形容他们的空中战士们。
这个间谍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这位年轻中尉像他的叔叔一样，属于叙利亚的”德鲁斯”宗教派，他比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们更了解军队的情况。无疑，阿尔赫申称科恩为”我的兄弟卡迈勒”，这也使马阿齐倍受鼓舞，乐意与科恩谈话。但科恩仍很小心谨慎，以免引起年轻人的怀疑。他没有提出任何不慎重的问题，只问了一个小问题：“我想，你必定对3·16战役的战场十分熟悉吧？”
这并没有使马阿齐惊讶。”向我了解这个地方吗？战斗打响前两天，我正好在视察叙利亚所有的阵地，它们就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他得意地说。
科恩忍不住地笑着说：“你知道，我在阿根廷总是避着犹太人，尽管那里犹太人很多。但是我很乐意看带武器的犹太人，即使是从远处我也乐意看看。”
中尉解释说，老百姓禁止进入边境的军事地带，只有极少数带着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允许进入，通行证是很难弄到的，必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间谍。”他隐晦地补充道。
他说话的语调使人感到，他是颇为了解内幕的。
科恩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但马阿齐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星期五，咱们3人一块去军事地带。你们可以乘我的小汽车，这样在军事检查哨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阿尔赫申并不太乐意去前线旅行。他说他大约在1年前已去过了，而科恩则取笑他说：“你是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子弹吧？”
阿尔赫申当然极力否认。于是大家同意等局势稍微平静些时，到前线去旅行一次。
与此同时，这个参谋长的侄子又为以色列间谍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年轻人告诉科恩，纳哈拉威旅长正和政府争吵。
他说：“纳哈拉威是当前叙利亚的最强硬者，他认为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我叔叔尽力劝他应该再给政府一次机会，但他不听劝告。鉴于3·16战役后的前线形势，他深信人民只相信部队。我相信这个上校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某些变化。”
直到半夜，两位客人才起身告别。年轻的中尉在分手时，还邀请科恩过几天同他一块去看场电影。科恩终于可以独自一人呆在房子里了。他看了看对面的大楼，用一段时间扼要、准确地归纳了一下他刚从谈话中得到的消息。如同上次一样，他在译成密码之前先写了一个草稿，就在当天夜里向特拉维夫发了一封情报：“1、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 “2、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对科恩来说，那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尽管发完电报后他已疲惫不堪，但他直到破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