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威尔逊：周恩来
第1章 多次收养(1) 第1章 多次收养(2) 第2章 东渡日本(1) 第2章 东渡日本(2) 第3章 革命婚姻(1) 第3章 革命婚姻(2) 第4章 南昌起义(1) 第4章 南昌起义(2) 第5章 长征路上(1) 第5章 长征路上(2) 第6章 蓝色睡衣(1) 第6章 蓝色睡衣(2) 第6章 蓝色睡衣(3) 第7章 文化大革命(1) 第7章 文化大革命(2) 第7章 文化大革命(3) 第7章 文化大革命(4) 第8章 握手言和(1) 第8章 握手言和(2) 第8章 握手言和(3) 第8章 握手言和(4) 第8章 握手言和(5) 后记(1) 后记(2)第1章 多次收养
1898—1913在淮安，坐落着一栋雅致的上流社会的住宅。对于一个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人来说，这里似乎不可能是一个起步的地方。然而，没落的周氏家族的绅士们，尽管他们在中国的东部海岸那繁荣的城镇里挣扎着来维持自己的官吏阶级利益，当他们听到1898年3月5日出生的那个孩子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总理的消息时，却根本不感到惊奇。他们觉得这是丝毫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事。
今天，如果你到江苏省的淮安去的话，人们会带着你穿过一条两壁洁白的通道，进入那老式的却又具有新的传奇色彩的房子里去。房子上面写着：“周恩来总理故居”①。这栋房子并不算大，仅仅一层，但那砖砌的墙壁却厚厚实实，那支撑着房檐的木柱雕刻得精致华丽，那传统的灰色中国瓦片昂首翘望着天空。
在这栋房子里，你可以看到周降临人世的房间，他祖父的居室以及他父母的卧室。屋外的院子里，有一小块菜地和一口古井。整个故居显得古老陈旧，在一个国家目前正忙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却俨然像个静静的小岛。按照当地的水平来讲，这栋房子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淮安县城坐落在大运河畔。这条大运河是过去皇帝们修建的一项了不起的人造工程，它连接了中国的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通过许多沼泽地、湖泊及水路，使江苏中部变得犹如中国的荷兰。这就是周恩来的家乡所处的位置。长江流域大量的稻田，使这里变成了一块非常富饶的土地。
在填写大学入校表格中出生日期一栏时，周恩来写到：那是在“民国成立之前的第十三年”①——一个令勤劳的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共和国，周为了巩固这个共和国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周恩来出生时，一个旧的世纪正在走向死亡，因此，他的童年经历了犯有时代错误的清朝皇帝统治下的最后几年，而这个清朝皇帝则是一系列统治中国的皇帝中的最后一位。②
周的家庭长辈们是一些有修养的、遭受了艰难时世磨炼的绅士们。他的国家竭力让人们知道，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和来自海外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个自豪的文明的国家走向了衰落是多么地令人感到屈辱。欧洲列强正在欺凌中国，侵吞它的领土，强迫它接受带有掠夺条件的贸易，可软弱无能的王朝统治者们却对此一无所措。
周的父亲——贻能(1874～1942)，有着玩世不恭的特点。他一生没有什么成就，但却是个开朗的人。不过，他对长期在中国实行的崩溃中的官吏制度感到不满。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县官职位，而这是他受的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他那著名的儿子出生时，他才不过24岁。孩子取名为恩来，意为“恩惠到来”，是用以对孩子的来到表示感恩和期望。但是，贻能徒劳地期待着，得到的只是外省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小职位。当周恩来几十年后成为总理时，他常常十分严肃地这样回忆他的父亲“一个地方小吏，月收入不足30元。”那时也称30美元。①
这位父亲温文尔雅，与世无争。在几个更富有成就的兄弟面前，他便显得相形见绌了。他置生活的压力于不顾，对那微薄薪俸甘之如饴，以喝米酒和吟颂一本诗集来打发自己的日子。在淮安的故居里，墙上有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相片。从这张相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老式大袖衫，神态玩世不恭，容貌粗糙，但却流露出安宁的圆滑老练。
如果周的父亲当初“成功”了的话，周或许获得的会是一种完全的上流社会阶层的观点。正如事实所示，周生活在像他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破产的官吏家庭”里；或用他的中文传记之一的话说，生活在“没落的封建官僚”之中，他逐步懂得了财产意味着什么，并且也更进一步感到了什么是不公平。在中国的属相中，周是生于狗年，因此，一个算命先生认为他是个具有潜力的正义的斗士——谨慎、具有超凡的魅力，但却固执，是个爱挑剔错误的人。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1877～1907)，是个有才干的女人，出生于一个杰出的地方官宦家庭，娴熟于中国传统的交往。家中房间里的照片显示出她的热情和漂亮的容貌和几乎容易感觉出的聪明，而这种聪明并不是通过受教育发展而来的。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她生下周恩来的第二天便去世了，而她的悲伤或许使她失去了对孩子的兴趣。
这样一来，周氏家族特别是他的两个了不起的叔伯便承担起照料这个孩子的责任。富有传奇色彩的周攀龙——周的祖父，有着杰出的宦途经历，这曾使他于19世纪70年代在其哥哥的陪同下到过淮安。在故乡绍兴，攀龙与当地一个鲁氏女子结下了婚姻并养育了4个儿子。迁到淮安后，鲁氏曾经回到老家绍兴，过作客的生活。绍兴处于浙江省，距淮安南边有300英里，它因生产米酒、充满书卷气和拥有许多图书馆而闻名于中国。周恩来曾随鲁氏回过绍兴，但不久又回到了淮安同万氏家庭一块生活。
按照中国过去的常规，人们往往以父亲的原籍作为自己的祖籍。周恩来常说，尽管他出生于淮安，但“我的老家是绍兴”。后来，他曾经在1939年回到祖父攀龙的祖先家绍兴，向祖先的牌位表示他们的敬意并参观百岁堂。这是周氏家族六代人曾经一块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周恩来的确如此关心绍兴的那些墓碑的话，那么这可能反映了他从小就对他的3个叔伯父们所怀有的感恩图报之情。这个家庭通常把同一代的4个堂兄弟——祖父攀龙的哥弟所生的7个孩子——与他们合拢在一起。这样，总共有10个叔伯父，他们中有的是很不平凡的人物，其中有3个中了举人——中国科举制度中的第二等级，一个成了地方高级官吏和地主，另一个成了商人，有一个曾经担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在当时国内分裂的情况下，主张南北和议。
周的童年并不具有典型的上层社会的中国孩子所过的平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当还是个几个月的孩子的时候，他便被过继给了叔父贻淦，因为贻淦病得很厉害，惟恐无嗣。这种收养并不意味着要搬迁远去，他的许多叔伯都与周的父母同在一个院落内一起生活。周的生父的愿望常常可以用来解释周氏大家庭这种集体精神的非凡表现，即保证他那日益衰弱的弟弟在家族牌位中的位置能通过男性后代继续传下去。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周的生父的另一个动机是为了治好恩来叔父的疾病，而这一说法是最近才对去淮安参观的人们透露出来的。如果真是出于这一动机的话，那么此举是未奏效的。
一位中国作者评论了这一情节是如何表明“中国的传统具有一种解除无能为力的父母所肩负的重担的办法”。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位生父的不负责任。此外，生母因自己的父亲的去世而产生的悲痛，使她变得不能与自己的丈夫一起共同对孩子加以照料。这些表明，周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母，其生身父母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并把他们留养在家中。
根据一种说法，童年的周是屡遭不幸。他被收养后不久，其继父便死了。他当时还只有1岁，由守寡的养母带大。养母是淮安陈氏家族中最了不起的妇女，她有自信心，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社会良知。周深受这位妇女的影响，以至于在其后来的生活中，他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正如他曾用此来称呼他的生母。他承认自己有两个母亲，而这使一些传记作者感到迷惑不解。
养母陈氏没有受过教育①，据说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暴烈脾气，使她不可能让人来教她。她没有读过书，因此她的一些才艺仅局限于普通女性的料理家务，诸如做饭和刺绣等。但是，她却强有力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威，通常以严格的家教来对孩子们进行约束。当她站起来时，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周胆敢坐着不动；当她发脾气时，没有谁敢插嘴多言，除非周有可能面带微笑提些谨慎的建议或尽力使她消气。她肯定对恩来有着偏爱，她思维敏捷，据说她能在与当地佛教法师的辩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
她喜次讲故事，尤其是讲那些抗暴起义的古代传说。在她的身边，听着这些故事，周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而这可能使他反抗家长专制的梦幻得以正式形成。他的同事们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对他了解这些故事的程度及这些故事仍能够使他激动不已而感到惊奇。“我感激我母亲的指导，”他这样说，“没有她的关心照顾，那我就不能够在事业追求方面培养任何兴趣。”
然而，在周的性格发展过程中，起过促使其形成作用的另一位妇女，则是那个家庭奶妈。她非常喜爱他，常常告诉他有关周家大门外农民们过着的艰苦生活。她详细给他讲述50年前太平军起义、惩处贪官污吏、劫富济贫的故事。
当周6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时来运转，她和她的弟弟合中了1张彩票，得了1万元的奖。他们有了这笔钱，就住到了他的外祖母的家中。这里离大运河约有10英里路远。在这个地方，她厮守着一个古怪的家庭。这个家庭包括她的丈夫贻能(周的生父)、周恩来、周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以及周的养母。尽管周的那些亲属关系不断地从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小家庭转变到另一个小家庭里，但他始终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
在淮阴，周进入了他外祖父①留下来的大藏书室。在这3年间，他培养了对唐诗的兴趣(他对古诗的深刻记忆，后来使他的朋友们均感到惊讶)。
这是他这段生活中较为轻松愉快的一面。然而不幸的是，其生母中奖的钱不久就花光了。她的身体状况也随着命运而不断下降。当时，中国的这一部分土地正遭受饥荒和经济萧条的严重破坏。周此时年龄才9岁，却不得不经常往当铺里跑，并到亲朋家借债，然后从药店里买些药回来给他那痛苦的母亲治病。但是，她的病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于1907年离开了人世。
正像周恩来仅仅不到1岁时就“失去”了养父一样，当他现在才10岁时又失去了两个母亲，因为他的养母在他的生母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了人间。他分别从两个母亲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他从生母那儿继承的是身体方面的东西，而从养母那里继承的则是文化修养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两个母亲中的位置。“我婶子”，他后来解释道，“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便成了我真正的母亲。在10岁之前，我一直跟着她，甚至一天也未离开过她，直到她和我的生母两人都去世为止。”
在周仍未跨出童年之前，无疑这是他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他和他的那些逐步衰落的亲属①们伤感地回到了他们原来在淮安的家中，生活变得更为贫穷了。只有诚实厚道的老奶奶继续留下来照料周和弟弟们。他再度开始往当铺里跑，被迫负责在院子里种点菜以养活家人。
但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好的一面是，它能为有抱负的年轻人开辟一些途径。此刻，周的其他几个叔伯开始对周发生了兴趣。据说其中有一个在回淮安探亲期间同周进行了一次谈话，并让他到北方去。根据另一种说法，是周主动给他的两个叔伯写信的，而这种说法听起来更像其他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即周“说过以后便出走了并一直走自己的路。”
在12岁那年，即1910年春天，周离开了他那绿色遍布的家乡，来到了遥远而干燥的北方。这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满洲，日本对它长期投以贪婪的目光。这两个当时在满洲工作的伯父都在现在的辽宁省。②周首先住在铁岭，恰好这时他父亲也在铁岭，他同父亲住在一起。贻谦在一个税务所工作，他乐于给侄子讲清楚国家究竟是如何四分五裂的、需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效率。周开始阅读有关历史上革新者的书籍和小册子，如梁启超——他的革新思想曾遭到宫廷的镇压。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扎过辫子。我满脑子旧思想、旧东西，甚至连资本主义都不接受?后来接受了一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几个月后，周进入了附近的一所第一流的小学读书。他的伯父贻赓没有孩子，所以不久便把他领走，让他在奉天(今沈阳)进了一所更好一点的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靠近沈阳老城的东门，作为传教士赞助创办的学校，它与其他学校相比，要显得更加进步些。在此校3年间，周在书法和国文两门功课中均属全班第一。他的一篇作文被指定为全区的范文，还有一篇被选入一本集子中而发表并参加了评展。
他采用一些办法来对付学校中的那些恃强凌弱的学生，而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复使用了这一战术，与那些受欺负的人结成朋友，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条联合战线，以反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家伙们。然而，同样的一个朋友却把他描绘得“害羞”，特别是当他被点名站起来朗读课文的时候。
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的是，他似乎确定知道自己想学点什么及为什么而学。他在家坚持广泛阅读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一次，校长问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得到的都是些很平常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或“为了找个好工作。”只有周回答说：“为了中华之崛起。”
十几岁的青少年周，现在已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开始与其终生的世界观相接触。他的身边现在都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男性长辈们。在家接触的是他过去远离的伯父，在学校则是他的新老师。史地老师高①给他介绍了一份激进的刊物，其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政治见解和令人兴奋的民族主义语句。周开始了解到达尔文、米勒、卢梭及宪法保障下的人权概念。通过阅读有关康有为的文章，他脑子里产生了乌托邦式的自由世界的梦幻，追寻共产和理想的共产主义。在他的同代中国人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方面的热心者，包括湖南省的另一位颇有头脑的十几岁的年轻人——毛泽东。
这些年轻的革新者——包括周，他们的靶子是当时的政府对大众愿望的置若罔闻、中国施政的专断蛮横、当政者对欧洲几个世纪来都已公认的甚至是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冷淡漠视、妇女的低下地位、痛苦落后的女人裹足陋习，以及对智力活动与教育的极为严格的束缚。
周的老师通过向他介绍著名的《新民丛报》，给他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这个杂志中，梁启超以激昂的情绪抨击了当时的那些非正义、不平等的现象。这两个老师为周恩来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起谈论早期革命者的殉难事迹，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周和他的同学们潸然泪下。
周在东关模范学校就读的第一年，一个偶然到来的机会使周的一些理想得以付诸实践。1911年，革命党人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当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沈阳的大门时，历史老师高毅然剪去了他自己的辫子，或者叫“猪尾巴”，蔑视那古老可笑的人人都得扎辫子的满族制度。周也剪去了他的小辫子，加入到那些从异己的清王朝习惯中解放了自己的中国人的行列中。然而，不久他便感到迷惑不解，因为革命党人分裂成了一些集团和派别，各自追逐着他们自己的利益。
惟一的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团体(其中包括孙逸仙)是1912年创建的国民党，其政纲是使共和国实行议会制。周后来在这一阵营内度过了几年正式的政治生涯。
由于周来自鱼米之乡，那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因此，他发现中国北方显得萧瑟奇异。学校的其他同学都比他个子高，体格也比他壮，所以他们称他为“小南方佬”，也含有“小蛮子”的意思。他们以高粱、小米为食，而见不到他曾常吃过的大米。“我1910年来到沈阳”，他后来回忆说，“在那里生活了3年。当我刚到时，我扎着一条小辫。我的身体之所以现在还这么好，应该感谢沈阳的高粱米和从黄土地上刮起的劲风。”
“在满洲的生活是有好处的，”周回忆说。“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无论是冬夏，我们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的骨骼长得更大了，也锻炼了我的肠胃，这就使我的身体能够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一个敬仰周的人格的人把此归因于一种“中国的南方人独特的灵活性与北方的勇猛相融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或许，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从中国的这两个“世界”中得到了最大的受益，从而更能够理解并敢于领导这个幅员辽阔并且变化万千的国家。
1911年，有个朋友带他去参观仅在6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的一个战场遗址。他这个朋友的祖父气愤他讲述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还讲到了那些被屠杀的及遭受侵略之痛苦的中国人。据说，周当场悄悄地发誓，要报仇雪耻。在13岁那年，他已经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了。
周于1913年即他15岁那年，毕业于在沈阳念书的那所学校，沉浸在一片鲜花的告别之中。周给一个朋友题写了如下激动人心的话：“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当中华在全世界飞腾之日，希望我们能再度相会。”①这个特别的男同学很幸运地生活了以后的40年，他拿着已经破烂的字条到北京去找周总理，以证明周总理敏锐的判断力。作为一个中年的掌权人，周重新读了他青少年时所写的似乎具有崇高境界的字条。他可能对他在1913年写的带有沙文主义急躁情绪的这种纪念物并不完全感到舒服，因此，据说他很快把这个字条藏到一个没人能够发现的地方。
60年代，在一个很少公开的有关他的家庭的参考资料中，周恩来总理解释了他为什么有半个世纪没有回去访问过他的家乡，尽管周已经“把我家的房子捐给了政府”。他的婶母曾不太合适地指出了“我出生时的地方，事实上她并非真正知道。”江苏省委坚持要保留一间房子作为纪念……“介绍这种封建的思想会有什么好处呢？这难道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再说这还牵涉到一些祖坟，尽是些没必要的东西，请采用深葬法了之。”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想不引人注目地从淮安这一景象中消失，但是人们理所当然对这位当地英雄持有纪念的兴趣。
他的童年始终在不寻常地变换着——身躯从中国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便从他的生身父母那里送给了他的养父母。接着，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他便开始痛苦地料理两个母亲的丧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他愉快地投入了500英里之外的伯父家中。每当他谈到家庭的早年破产与应酬门面及自己在中年时对老父亲在经济上的保守行为时，总会流露出一种控制不住的痛苦感。由于生父没有尽责任来照料他，养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之前就去世了，而几个叔伯又只是部分地对他起了作用，所以周从未有过一个令人满意的父辈形象，也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的行为举止可以作为榜样来效仿。
周把这些经历作为从事革命事业的基本磨练。他的父辈们终身悔恨那已消失的过去，但对日益逼近的未来却永远是那么地困惑。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对他们再也不能认识到的易于变化的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周抑制着从小以来就怀藏的怒气，心中燃烧着已经成熟了的改造社会的激情，并认为如果必要的话还可通过暴力来改变它。
第2章 东渡日本
1917—1919周恩来年轻时在南开中学发誓结下的那些同学友好，现在都成了他的救星。由于周恩来早年想进入美国学校的愿望遭受了挫折，在19岁那年他便着眼于进一所日本大学。日本是亚洲地区惟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现在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在国内受到抑制和挫折，中国的年轻人均把日本看成是变革的温床，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像往常一样，周恩来感到力不从心，据说他的老朋友吴——那个曾经在中学保护过他的大个子东北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来帮助他。吴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在日本留学。充满热烈情感的吴劝说其他3个在日本留学的友好和另一个学生，与他一块每个月为周捐助10美元——占他们每个人奖学金收入的五分之一。
周在启程前写了一首表达自己坚定信念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这首诗里，周恩来决心终身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周恩来此刻正准备向它学习现代化新事物的国家，却是一个曾经比欧洲人更为跋扈地羞辱过中国并很快就要进一步彻底入侵中国的国家。周严肃地对待自己在诗中所下的决心，18个月后他把这首诗抄给他在日本的朋友作为警钟并作为“自己的警言”。
周恩来可能是向北旅行，路过他从前呆过的地方沈阳，经由朝鲜，并于1917年9月到达日本①。他在神户港见到了前来接他的老朋友吴，然后很快赶往东京并首先到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注册。在这所学校，他可以学习日语并复习准备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因为他打算今后当名教师。学校共有350个学生，都是中国人。只要学完高等预备学校的课程，那么周恩来就可获得中国政府的资助。但是，他从未完成这一学业。尽管他明显在早稻田大学并可能还在其他一些大学非正式地听过一些课，但也不能够被日本大学正式录取。他可能还在日法法律学校上过学，因为很久以后他曾经说过他在那里呆过一年。
尽管周恩来成功地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仍然是很拮据的，同时膳宿仍然是个问题。4000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已经住满了为他们准备的住处。但是，周恩来仍得到了一个许多中国学生称之为教母的日本妇女的帮助。她为中国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帮他们洗衣服，甚至为他们的恋爱、婚姻当参谋。在这个善良的妇女的帮助下，周恩来解决了住宿问题，和两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这里挨着一家影院，离学校也不远。
周恩来深深地被日本乡村那美丽的景色所感染，尤其是富士山和中国式的寺庙。但是，他亲眼见到日本工人在封建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所受的那种苦难，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幸的是在他到达日本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变得傲慢无理。日本现在是亚洲地区武装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给了一个软弱贫困四分五裂的中国。然后，广泛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入侵中国的国土。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古老、软弱、无能的国家，因此把它当作一个合法的掠夺物。周恩来和居住在东京市内中国小社区的同胞们一样，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行径及他们对周的祖国和民族的残酷暴行非常愤怒。所以，当这种状况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周在日本逗留期间早就感到他在日本对现代化的探寻从根本上受到了日本沙文主义气氛的阻碍。其他中国学生，包括对周进行赞助的那些弟兄(有一个例外)，由于受到同样的挫折和苦楚，都卷起铺盖，整好行装，不待学业结束便乘船离开日本返回国内。
周本人也受到影响，决定弃学回国。周来到日本时，已是日本为争取经济发展，获得西方在外交上承认它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奏效的时刻。日本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支持并被看作一个平等的伙伴，而日本的爱国者现在意识到日本与欧洲和美国的最终平等也正在得到承认，他们为此而得意洋洋。但是，在他们的野心范围内，惟一能够成为其直接目标的是中国——日本在远东的对手。呆在日本继续学习的那些中国青年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认为是懦弱胆小、自私自利，不打算回去挽救民族的命运。
日本的敌对，促使中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新中学会，相集研讨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义和把中国从这两者中挽救出来的办法。周参加了这个学会并为该学会撰写宣传稿件。1918年5月，中国学生在神户一家中国餐馆秘密集会，抗议日本让中国政府派军队去西伯利亚的要求。集会被警察驱散了，而中国学生中的“返乡”运动却从这一事件中获得了力量。此外，他们还取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功。一次，当地警察署长在讲话中使用了侮辱中国的语言，为此中国学生宣读了一篇由周起草的抗议书，使该警察头头不得不赔礼道歉。周作为集会的3个组织者之一，亲自作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主义的演讲。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低潮的时候，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亚洲，受到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欢迎。周和大家一样，无比喜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日本的杂志和报纸上关于列宁及他的同志们的消息。
正如周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周很少去上课，而把时间主要花在政治会议上和附近的一家革命杂志的编辑室里。
艰难困苦现在又一次缠绕着周。吴此刻在京都学习，他仍然从那里给周寄钱，但周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他放弃了吃肉，停止了试图获得正规学生资格的努力，把所有的时间均用在阅读和帮助其他学生组织会议上面。
1918年，当秋日来临之际，周感到丝丝凉意。这时，吴邀请周到他那里去和他住在一块儿。吴由于获得了两份生活津贴，再加上有一个聪慧的妻子，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并且按照学生的生活标准，吴过得非常舒服。“你和我们呆在一起”，他在信中写道，“这样我们可以抽时间商量一下你上京都大学的事情。京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你会喜欢那里的。我已经问了你好几次，但每次你都说不愿意靠朋友过日子。然而，即使你不考虑我们在南开的友谊，可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吴的其他信都未能说服周，但这最后一封信感动了周。他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在京都车站，他热泪盈眶地扑进了他中学时的老朋友吴的怀抱。
吴和他的妻子与其他两个中国学生共同住在一栋租借的房子里。周现在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他每天早早起床，把整理房间、打扫卫生作为自己的任务。有时，当吴氏夫妇回家太晚时，周便给他们做晚饭。吴不时带回来一瓶酒，他们便一起来欣赏周的烹饪手艺。正如在舞台上演戏一样，周不介意他的伙伴们把这称为“女人的事情”。吴给周讲他听过的课，而周给吴讲他读过的书。
和在东京一样，周在这里实际上没有进入大学。他填过一份申请书，选修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并仍把自己的地址写为东京 田。不过，这份表格事实上是否交了去都不清楚。
但是，周的确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那受益匪浅，因为从1919年起周便成为河上肇博士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的读者。这是一份第一次真正影响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杂志。令人惊奇的是，他却从未见过这位学者。周让吴介绍一下这位学者，但吴却不愿意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怕自己与他的南开老朋友在意识上的不同会因此而变得更大。吴已经后悔把自己的《资本论》一书借给了周。吴正寻求一种对中国的俾斯麦式的领导，吴认为俾斯麦是权威的政治家，这样的人能领导国家强大并使之向着现代化迈进；而周却相信只有对中国人的头脑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才能使中国发生必要的变化。一个实行“铁血政策”的强人在一个没有普通人民进行的革命中是不可能使中国加以改变的。
吴的妻子经常在这两个老朋友的争论之间进行调停。有一次，争论发生在吃饭后，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拯救中国。由于争论得比较厉害，周不停地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喝，在争论的高潮中竟有点失态。“光靠强硬的领导”，他断言说，“是不可能挽救局势的，必须拥有坚定的追随者来支持领导，必须逐步地对年轻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包括学生、工人、甚至农民；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须使这些人站在自己一边。不进行革命，中国便得不到拯救！”
这时，吴倾过身来从他的朋友手中夺走了酒瓶，把它扔在地上。“如果你坚持这种观点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拯救中国！”他叫道。
第3章 革命婚姻
1924—19251924年9月，周恩来返回到位于亚热带的广州。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也是孙中山共和运动的首府。据说，周恩来是经过莫斯科，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国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常常经过苏联从西欧回国。周恩来在国外呆了这么久，他自然很想看看在华北的朋友和眷属。他曾向埃德加·斯诺讲过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了解他的埃德加·斯诺则用肯定的语气说他“在莫斯科做了短暂的停留，旨在听取莫斯科的指示”。另一位日本作家断言，周不仅经过了莫斯科，并且在列宁大学同铁托、陶里亚蒂和胡志明一块学习过。然而，没有确切的事实可以表明周恩来经过了莫斯科，很有可能他是乘船回到中国的。
回国后，他的职务是担任极为重要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军事部长。他的办公室设在文德路一幢小楼的二层，尽管没有什么标志，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事实上，这是中国惟一公开的中共办事处，门前赤脚的农民与衣冠整齐的官员常常拥来挤去。
这位新书记充满热情地着手他的工作。他对党从1921年到1924年所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他曾这样写道：“如果大家努力工作的话，那么很多事情便会在短时间内做完的”。他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留沙，陀斯妥耶夫斯基把阿留沙描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笃信真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愿为真理而献身，并渴求英雄主义的行为”。
不过，他的思想观点并不像他的一些同志那样保守。从法国回来不久，他写道：
仅仅在过去的五十年内才出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发展阶段，或者是其最终产品……由于资本的垄断，世界市场衰落了，世界生存的空间已被分割完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并导致相互冲突。此外，在两次对抗的间歇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就会形成同盟来剥削被压迫民族。这样，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联合控制的半殖民地民族，也不可能逃脱这一现实。
另外，周恩来也常常引用儒学的词语，以便使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演讲显得更生动。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既然一个人不愿看到善行被亵渎，那他就不会只为自己；既然一个人不愿使他的才华弃之不用，那他就不会只图私利……这样，抢劫和动乱就不会发生，门户也就不用上锁了，这就是大同社会。
周恩来试图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乌托邦思想联系起来。这两位思想家对周的青年时代影响很大。
基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利害关系，周也同时为国民党工作。国民党让他负责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训练部①。这时是国共合作的黄金岁月，但后来兄弟反目为仇，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周恩来在广州开始工作后不久，苏联红军的“伏拉伏斯基号”船给孙中山提供了俄式来复枪和大量的军火。西方的忽视促使国民党为周进行革命活动开了绿灯，但这种活动是合法的，不再是地下的了。
在较短的时间内，这两个党便联合起来了，并在广东建立了它们的共和政府，而它们的长远目标是为了消灭北方的军阀和实现中国的统一。
在广州，两党都有俄国和第三国际的顾问，此地成了酝酿革命的温床。周恩来回国6个月前，孙中山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新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第三国际建议共产党注意“不失去自己革命身份的同时”“与国民党一道工作，推翻军阀，然后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集中力量进行无产阶级运动”。国民党已经同意像周那样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该党。
事实上，由于共产党的明智合作，国民党分化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周恩来极力争取国民党的左翼，如财政部长廖仲恺及孙中山比较开明的追随者。廖仲恺的儿子记得“有一天，一个目光敏锐、眉毛浓密、身着白亚麻西服的年轻人”，是如何拜访了他的父亲。
周恩来成了瓦西里·布留克尔将军的知己，瓦西里将军在中国被称为加伦，他是国民党的高级顾问。埃德加·斯诺称加伦为周的“真正老板”，可是周在筹划革命时那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也受到了另外一个俄国人的指导。这个人就是有名的米·谢·鲍罗廷，他的人品与周恩来极其相似，个人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曾被沙皇驱逐出境，在芝加哥教过书，在苏格兰又蹲过监狱，为第三国际走私过珠宝。这个胡子黝黑而又浓密的犹太共产党人，是苏联驻中国的代表。1924年至1925年，胡志明也在广州，真可称为人才荟萃。
1924年6月，孙中山正式创办了黄埔军校，它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新的基地。校内的权力由孙中山的军事副手蒋介石掌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他对共产党并不钟爱。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被任命为校政治部主任，由于他的国民党上司忙于其他事情，这样便使周在他的位置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发现自己的职务很有讽刺意味，作为中国的桑德赫斯特学院或西点军校的政治负责官员，他并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军事训练。
许多胸怀大志、很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投奔了向现代化军队迈进的黄埔军校，人们寄希望于这支军队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了周的追随者，其中像林彪、罗瑞卿等后来成为中国红军有名的领导人。他们的存在为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基础。第二届学员中有8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加上黄埔军校的新学员，他们为共产党后来的内战准备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周恩来在学生中努力工作，建立政治组织，创办报纸传播马克思主义。每天清晨，他乘小汽船从广州城去黄埔讲课，而教室内常常是挤满了人。晚上，他返回广州城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并进行会晤。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校右翼分子的关系紧张。这些右翼分子成立与共产党作对的团体。周恩来曾同他原来的一个学生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争论，这个学生是一个右翼团体的负责人。周说：“你刚从俄国回来。你曾与俄国的革命领导人一起战斗过，你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所有的大国当中，有谁肯给我们枪支弹药呢？只有俄国人，他们是用船运来的。你去年10月7日在那儿时，黄埔港上正卸着俄国人提供的物资呢”。
“英国人向广州商团提供枪炮打我们。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与北方的军阀勾结，攫取我们的钱财、权利和利益……你们这些人应该明白，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与俄国联合起来，否则，我们的革命势必会被埋葬”。可是那个年轻人却一再申辩，并以俄国共产党拒绝归还满洲铁路为理由来反驳。周最终未能说服他。
他与周佛海的关系相处得不太顺利。周佛海是共产党的一个创始人，可后来想退党。一天晚上，周恩来知道了此事，他踏着朦胧的夜色赶到周佛海的住处。当他接到周佛海递上来的退党信时，随手就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后平淡地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党内同志已经告诉了我你想要干什么？我认为这没有必要。我可以坐下来跟你谈一会儿吗？”周恩来用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想劝说他的同志回心转意，可周佛海则辩解他此时如何如何相信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而不需借助共产主义来满足中国人民的要求。周恩来则驳斥说，国民党的的确确继承了旧社会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现在为了革命，需要一个更彻底的解决办法。
虽然周恩来的努力受到挫折，可他仍频繁地进行夜访，以使他的朋友留在党内，并争取新的同志加入到党内来，同时调和相互争吵的两个团体。当然有一些同志却不像周恩来那样有眼光，而认为终日辛辛苦苦地在两种条件下忙碌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方面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要秘密保留他们的权力，以便在第一次革命之后进行第二次革命。
1925年，周恩来已经开始向他的学生——将来的军官们灌输关于军队的作用之类的激进思想。他说道：
军队是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民，但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这种工具去压迫他们的压迫者，并推翻压迫者的势力……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革命……而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在同一年里，周恩来得到了任何一位革命者都梦寐以求的去实现他的理想的机会。他表现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英雄主义行为”。国民党终于开始向反对革命的军阀进攻了。
第一次称作东征的举动给周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陈炯明是广东的军阀，如果不征服他的话，广东就不能成为共和政体的安全基地。1925年，经过两次大的战斗，东征便宣告结束。黄埔军校的两个团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当时周恩来作为高级政治官员随军到了前线，他负责动员当地农民支持这次战斗。周恩来辅助领导的为数只有3000人的小部队，不到5月份便把陈炯明的势力赶出了广东省。
在这次重要的战斗中，周恩来取得了辉煌的功绩。他的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成效，沿途农民为革命军送粮送酒，军队还未到前线，兵员就增加了一倍。他为农民成立自己的武装，分发武器，传授游击战术，在陈炯明的后方发动起义。
为了政治动机而参加战斗的黄埔军校学生的第一次亮相是极为成功的，这说明周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人物。孙中山夫人回忆到，她第一次见到周时，他给她的印象是“一位年轻的、但很有头脑和才干的领导者，在革命活动中立场坚定、目标明确。”
蒋介石不得不提拔他的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下级。周被委派负责军法处并兼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的工作。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中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磨擦加剧了，右翼反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
5月份，周恩来对一个来访的共产党同志说他对黄埔军校的未来是乐观的，他甚至在孙逝世后推荐蒋介石，使他的地位得以提高，以便迅速地发展黄埔的学生。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开始时比较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且明显地采取了支持共产党的立场，鲍罗廷同样也持有这样乐观的看法。
到了夏季，一些军阀开始在广东制造麻烦。在香港的英国人为这些军阀提供了资金。周恩来受命带领他的人马回到省府，在那里他赢得了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拯救了革命政府。
可是，游行的人群遭到了枪击，导致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罢工。周恩来用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宣传来鼓动罢工者。这个时候，他整天为这个跟他联系在一起的党而奔波，穿梭于各个办公室之间，为了方便起见，他分别在广州和汕头包了两个房间。
此时，周恩来正式掌握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政治训导被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周就能影响那些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员。在军校的领导层里，他的共产党同事有叶剑英。他曾经不顾很多朋友的劝说，在周的说服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周最亲密的朋友。①
在广东与国民党一起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中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写周恩来的一个中国传记作家认为，从这时起周与毛便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俩在同一个农民教育讲习所里讲过课，这个讲习所是国民党创建的。可是，他们在广东真正的合作事例却无人知晓。凭想象认为，他们由于在这儿偶然的接触而开始互相敬慕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人的思想迥然不同。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倾向于农民式的游击战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另一方面，周恩来坚持中国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所说的：“全力以赴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规化、专业化，并使中国共产党官员形成一个专家团体”。毛泽东认为，这些目标是资产阶级的，对此不感兴趣。
在共产党中另外一个争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大地主朋友违背了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正对农民进行压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应该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另一些人则坚信农民无足轻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人身上，像欧洲所进行的革命那样。毛泽东则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①一文，以反对这两种观点。他在文章里写到，农民本身就是一个革命阶级。周恩来看来未参与这样的争论，可能是为了保持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团结。
周深得蒋的信任，所以在广东的同志就利用他作为向蒋进谏的渠道。可是他在国民党中的主要盟友、具有自由思想的廖仲恺却于1925年8月20日被暗杀了。
这时候，那个意志坚定的“小造反者”邓颖超闯进了周的生活，这是他们自4年多前周赴法分别以来的第一次相见。她作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天津南下来此，邓在这次政治生活的分离中比周显得更出色。但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却不会出现分离。没几天功夫，他们便悄然无声地结婚了。当时，周27岁，邓21岁。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婚姻由父母包办的年代里，他们彼此做了自己的选择——自愿的、充满热情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选择。他们抛弃了正规的礼仪，只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他们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事实证明，他们是相互恪守了诺言的。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最持久、最具有说服力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结合。
邓的父亲是广西人，而她自己则是在1903年或1904年在河南出生的。同周一样，她被中国一个传记作者描述成来自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她父亲死于突发病。同周一样，没有了父亲，成年之后只有靠自己。邓是独生女，她母亲对她要求严格，立志把她培养成人。邓的母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在一些显赫的家庭里做家庭教师，很有可能她也影响到后来的周。她们母女俩移居天津的法租界，在那里邓的母亲仍然当家庭教师，以此挣来的钱使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
1915年，邓颖超考入了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班上，她的成绩常常中等偏上。她聪颖，但并非出类拔萃；她活跃，善于雄辩又具有直率开朗的性格。据说，这是中国中原人的特点。
她在12岁芳龄时，便参加了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学生爱国运动。她后来说：“在两年内，我便完成了学校规定的整整八年的功课，可是由于过度疲劳，我患了肺结核。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地理、历史、音乐、物理和汉语，我不喜欢针线活。”
在离校的前一年，她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邓回忆道：“我们分别组织男学生和女学生，因为让他们一块行动是困难的。我们是‘女子爱国协会’，并与男同学进行合作，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后来的生活中邓承认，她们所做的一些行为是有些过激的。“在激动中看书学习是不可能的。抗日的热情这么高涨，以至于我们把一个日语教师给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科书。我现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为了反抗日本，我们必须学习日语”。
1919年秋，觉悟社成立了。这里正是两个未来的情人初次相遇的地方。“周恩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一位中国作家写到，“那时邓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积极参加了所有的宣传和游行活动。在频繁的接触中，他们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同年10月，在天津，这对情人再次站到了斗争的前头。邓承认，他们利用书中所学到的一切来引起革命。“我们鼓动人民拯救祖国，推翻那些卖国贼。当我们演讲时，经常泣不成声，听者也为之感动”。邓带领一个演讲团，到处散发激进的学生报纸，包括周编辑的那份报纸。1920年夏，邓来到北京的一所私人学校任教。由于她母亲失去了工作，所以她必须赡养母亲而无法出国。
据说，是邓先爱上周恩来的。一个后来跟他们很熟悉的德国人安娜认为，邓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显看中的是她内在的东西而并非其外表”——不过那是在长征之后的事了，长征使她变老了许多。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一方面我憎恨旧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我也不赞同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她觉得年轻人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所以形成一种成功的现代婚姻是不容易的。“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周恩来和我当时只是好朋友，那时我只有17岁。”
她的教师工作很辛劳，她希望在收入较高的银行谋一个职，为此便在晚上学习会计知识。正像3年前在天津上学一样，由于疲劳过度，她的身体再一次垮了下来。这样她不得不放弃学习，更谈不上在银行谋职了。在北京住了两年半之后，她又回到天津在一所小学里任教。
到1923年①，她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周恩来一起成了天津学生领袖的核心人物。这些领袖们定期聚会，讨论俄国革命，并受到北京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年轻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对她们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大胆而又新颖的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对邓比对周更有意义。
邓同周一样，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感兴趣，并于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她见过周所尊敬的同志蔡和森。1924年她又参加了共青团，几个月后转为共产党员，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1925年，国民党选代表参加在广东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①，她被选为天津的代表，正是这个机会，使她能与她所爱慕的人结合在一起。
后来，她常常对她的朋友们说当周恩来在巴黎时，他们是通过书信来往而恋爱的。另一位作家写道，他们借鸿雁传书使爱情从1922年便建立起来了。这样，才有了他们在广东的相聚。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邓的，“她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在表达其思想时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礼貌、和蔼可亲；而周恩来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坦率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的夫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长处，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一些弥补”。
周恩来亲切地称邓为“小超”，这就成了她后来的别名。邓是周工作中的好助手，家庭中的好妻子。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党的领导人常常到他们家里来探望，来客都无拘无束。邓从不让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然而，客人从佣人那儿得知邓颖超总是亲自挑选购置家具，并特意指教厨师做菜。他们赞叹她不辞辛苦，既忙于政治，又忙于家务。一位传记作家这样写道：“结婚以后，他们是由邓来掌权当家。”
有人会说她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习惯，无论如何，虽说他们出身于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背叛了那个阶级的习气、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第4章 南昌起义
上海既是资产阶级的乐园，又是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摇篮。然而，它却几乎轻而易举地被拉进了反动阵营的势力圈内。蒋介石何以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赢得这场胜利呢？1927年，共产党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会议，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主张，党应倾全力于政治工作，并认为国民党部队处于优势地位。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向蒋的军事挑战应战。浪漫诗人瞿秋白、敏感的农民毛泽东及其他人都提出了对未来的设想。周的态度如何呢？
在第五次党代会上，周首次提出了党内斗争的策略，他也因此而广为人知。他与瞿和毛对陈的批评观点是一致的，并被推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秘书长。极不寻常的是他却把这一职务交给了他在巴黎时的朋友蔡和森，自己则集中全力于党的军事政策。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陈独秀的领导表示不赞成。周并不拒绝政治局的职务，在以后的49年里他始终在这一最高决策机构工作。据说，直至他去世，他的同事中没有一人能够与他相匹敌。半个世纪以来，周一直是共产党的内阁成员，并逐渐树立了一种道德权威，这是除毛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①
这时，周宣称，共产党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行动，向蒋施加压力，以战斗代替退却，争取国民党左派。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他的观点。长沙事件(马日事变)后不几天，一位左翼国民党军队指挥官就下令杀害了100多名共产党人。两党之间脆弱的联合失去了平衡。
当中国共产党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斯大林和印度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加速了两党的最终决裂。6月1日，斯大林拍来一份电报，让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共产党员、工人及农民而坚持攻势。由于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的原因，罗易竟出格地向汪精卫透露了这份电报的内容。结果，受惊的左派国民党迅速同共产党决裂。
懊悔莫及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没有国民党左派的庇护，他们就失去了军事实力，无论在哪儿采取任何政治行动，都很容易受到蒋介石之流的挫伤。共产党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要共产党应当自愿地向左派国民党政府投降，以此重新获得从前的盟友。
由于同国民党关系的恶化，7月陈独秀被解除了职务，铁腕人物鲍罗廷任命了一个5人临时小组，负责党的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周和他的老伙伴李立三、张国焘。张国焘的经历在以后的10年里同周息息相关。他出身于一个客家地主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许多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全地方，特别是江西省会南昌。这里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盛夏时节，当左派国民党开始逮捕共产党时，周恩来和张国焘等人留在武汉总部，主持工作。有一位同志对当时周的工作作风作了如下的生动描述：
“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夸夸其谈。他夜以继日地冷静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对种种非难漠然视之。他负责处理大部分与疏散同志有关的工作。这个时期也标志着他受到全体同志爱戴和尊敬的开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里，人们称他为‘铁人’。”
鲍罗廷打算返回苏联，但是他的继任者还未到达武汉。在这一交接时期，中央和南方各地的共产党纷纷主张武装起义。一切都取决于武汉政治局的明确指导了。然而，左派国民党这时正在追踪周。最后，他在武汉英租界鲁茨主教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国民党警察是不能进入这里的。周后来承认，这位主教救了他的命。
通过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政治宣传和直接从农村征兵，共产党现在可以获得1万名军人的忠诚了，尽管这些人缺乏训练，武器低劣。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短短7年间，人数已增至5万多人，而且每个共产党员的身上都燃烧着革命的烈火。南昌是红军最大的聚集地。李立三从那里来信，力主举行武装暴动①，联合江西和附近各省的工人农民。
周欣然接受了老朋友的建议，不过他把目标扩大了，包括在广东省仍然是共和运动的精神中枢的东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两年前，周随同国民党东征军曾到过那里，对那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不多，农民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且俄国的援助通过广东省边缘的汕头港可以很方便地运到。他相信，俄国的援助将是战斗中一个生死攸关的因素，他还说服了共产国际保证使这些援助兑现。
7月26日，周动身前往南昌②去组织前敌委员会。关于这次起义计划，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诉。在他动身前夕，张国焘还向他简要叙述了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的谨慎从事的观点。周只好解释了其他俄国顾问们的态度，指出他们的南昌起义计划一点也不过激。
“你看着办吧。”张国焘说，并补充道：小心即大勇。
“到那儿后，我见机行事。”周保证道。但是，他似乎主意已定。1927年盛夏，乘船前往南昌的那些紧张日子是决定周恩来发展的命运关头。他的行动敏捷果断。当他发现李立三领导下的一群共产党领导人仍在为起义的目的而争论不休时，他立即打破了他们在是否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上的僵局，赞成没收土地。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把他称为“暴动者”的时期。他的意见和外表也颇为威严壮重。
几天后，他身着灰制服，手提黑皮包，抵达南昌。他隐姓埋名住在江西大旅社。在这里，他和朱德在柏林达成的谅解得到了报偿。朱加入了共产党，但他并未放弃国民党身份，也没向他的国民党上司暴露自己的新身份。此时，他是公安首领，左派国民党部队的代理指挥官，统辖南昌。他受命来帮助自己的同志。周立即同他取得了联系，商议起义之事。附近还有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他们是两位对共产党友好的国民党将领。另外还有张发奎将军率领的以“铁军”闻名的第四军。这支部队里的许多军官都在黄埔受过周的教育，同情共产党。
眼下的困难是如何对付张将军本人。他既不参与国民党将领们的反共活动，也不偏向共产党。当这种势头上升时，周要求坚决举行起义，不惜冒着同张发奎将军发生冲突之危险。此刻，共产国际顾问们则让共产党同张将军加强合作，保护兵力；在进入国民党的这块根据地后，如果必要，再同他决裂。
但是，这将意味着要花去更多的时间，而据周估计，怂恿张将军脱离自己的部队大概是不可能的。
周同一群激动的年轻共产党领导们在南昌江西大旅社集会，决定不再等待。以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自己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
周与同志们一起确定下这个战斗方案后，接着就到20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表明整个行动计划。这一冒险行动是件好事情。贺将军——这位富有同情心的爱国人士——立即响应了周的号召。他同意照周说的干。周当即任命他为起义总指挥，起义时间定在7月31日夜。
一切准备就绪。然而，那天深夜，贺龙却打电话告诉周，一位下级军官已向武汉的国民党司令部泄露了起义计划，敌人正在派遣部队，准备镇压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周当机立断，下令起义时间提前几小时。
然而，另一个方面又出了麻烦。周的同事张国焘从武汉抵达南昌，带来了一份共产国际代表不切实际的电报，干涉行动计划，要求推迟起义。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类玩艺儿是畏惧三分的。
周采取纳尔逊①式的办法，打算违背这个命令。他坚持说，“我们必须采取立即行动，起义决不能推迟。不要管它。”张国焘还是倾向于等把张发奎将军争取过来后再行动。但是，其他人则热切地要求起义。周对为什么要执行这个行动尽量作出了解释。他的理由是：有些部队已开始行动，如果撤回命令，就是对他们的欺骗，假如张将军开除他们，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军官将采取必要行动。
“这与共产党领导派我到这儿来的目的不相符，”他说，对推迟计划十分生气。“我只好辞职……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张国烹把这一威胁视为“这次激烈会议的顶峰”。这些冒险者们大多数都希望干到底。周像个任性的学生，已订好的请客计划突然受到了大人的破坏。
由于蒋在上海的背叛和罗易的愚蠢，周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似乎从离开武汉的时刻起就对这次军事行动拿定了主意，而且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说服和诱导自己的同志来实施这一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应当是这次行动的设计师。张国焘是当时的参与者，他就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写下了详尽的回忆，赞扬了周处理事情的能力。不过，后来他受到了批判。他写道：
“周有管理政治事务的能力，但是，他没想这么做。他很少谈论政治，极少召开委员会议，会上也从不讨论大政方针。”
“周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上，也许他认为军事胜利才是首要的，因为，它可以使起义部队在广东的东江地区扎下根来……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多数共产党要人的看法都一样，他们强调起义的必要性，把所有怀疑和反对起义的人都视为不可靠的人或动摇分子。这种无视一切就是冒险主义的根源。”
然而，张国焘并没当即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翌日一早他就回到了前敌委员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他向“冒险主义分子”们作了让步。他们决定当天深夜两点发起进攻。然而，天还未黑，他们又一次被迫行动。据悉，张发奎将军正向共产党逼来。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于是，8月1日凌晨一点，发出了决定命运的起义信号。
在松坡路一座教堂附近，一所满目弹痕的学校礼堂里，周正指挥作战。身旁是他的战友，他们都是留学欧洲的学生：陈毅、刘伯承、聂荣臻，①还有军事英雄朱德、贺龙、叶挺。有一幅著名的油画，描述的是他们正聚集在司令部门口。画上的周站在其他领导人之中，显然他是在向他们下达最后的命令。毫无疑问，50年代的官方画家们认为周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
城里的战斗进行得很有限。黎明前，城市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这时，周仍主张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国民党联合。他的士兵仍佩带着国民党徽章。当命令革命委员会掌管这座城市时，市里仍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被任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并未出席)。
刘宁，一位任命为起义的宣传负责人，受命起草一份宣言，声明南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正宗分支，是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刘对此不服地问：“这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怎能声称是国民党的接班人呢？”
“我们不也是国民党党员吗？”停了一会儿，周解释说。他十分珍惜从革命中获得的一切合法性的和有继承性的东西。于是，周让刘起草一份社会主义的土改政策，没收土地。
这是周最得势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他的政治信仰，不足30岁的周此时肯定成了显赫的军阀或国民党要人。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他是可以领导人民，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他甚至敢同共产国际作对，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绝对不敢的。如果南昌起义的结局好的话，周在中共高级领导层中的地位可能就得到了保证。
遗憾的是自己人中又出现了叛徒。张国焘回忆到，就在发出起义信号前夕，当他到司令部商讨军事计划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将军已表现得非常“坐立不安”。却还让他担任了左翼革命武装的总指挥。
然而，在起义军南下中，蔡却带着自己的第10师站在了敌人一边。周向同志们汇报说：
“蔡假借要向军官们讲话，于是召集起军官，把他们抓了起来，并残杀了……第30团的团长和30名共产党员。其他我们的同志中只有一人侥幸逃了出来，安全返回，几十名同志则失踪了。我们在第10师的苦心经营全部毁掉了。这是我的过失，我应承担全部责任。”
张国焘火上烧油，指出：“周应当自责才是，因为他没采取预防措施。”不过，据张说，他当时并没有乘机利用周的错误大做文章。他告诉周，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件事上我们太大意了，应当引以为戒。如果这件事被人所知，它将影响我们的士气。我们最好还是保密。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能气馁，不能说你要受到责备，想辞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正视它。”周答应尽力而为。
张发奎将军曾给共产党提供过部分物资援助，而现在他则开始反对共产党。迫于军事压力，共产党只好同他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周和叶挺径直向南，朝沿海和周早已熟知的汕头地区挺进。他们不仅要同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作战，而且农民们也不敢向他们提供粮食和水。疾病、开小差、叛变和敌人的进攻，使共产党伤亡惨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错呢？周肯定对这次令人沮丧的南下进军进行过反复考虑。由于某种原因，起义太迟了，未能利用3个月前蒋介石在上海残杀共产党人时席卷全国的义愤，只是在武汉政府结束它同共产党的合作后，才开始行动。所以，未能充分利用那一联盟。对此，共产国际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它的指示是错误的，无用的。共产党不费周折就向农民及自己的部队传达了起义的目的。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一点上对周大加指责。他写道，“周在其报告中，表明了党对部队的态度。他对党员们说：‘加入这支国民党革命军，壮大它的力量，提高它的战斗力，但是，不要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担任政治顾问的我们的同志们则应专心致力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工作。”
不能说周的同志们组成了一支士气高昂的队伍。领导革命委员会的那个人①不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不受人爱戴。周的精力放在军事上，他坚信没有军事的胜利，政治就是空话。李立三同意这种观点。张国焘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党内的意见分歧远远超出了共同的目标范围。
当然，也有值得高兴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南昌变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共确定为红军诞辰日，并受到纪念。作为军队的缔造者，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也因他终于领导共产党摆脱了在国民党内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走向独立而受到赞扬。8月7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周缺席。不过，他还是保住了政治局的职务。
9月24日，周的部队抵达汕头港。时值鲁莽的南昌起义近两月，在这里周接到上海党总部的命令：放弃这座城市，同农民联合，开辟新的农村根据地。事到如今，他还是不让步，坚决要求到前线指挥战斗。但他未能如愿。在国民党陆军与海军向广东开拔之前，周被迫撤退，身体有病，发着高烧。
周命令张国焘和李立三回到共产党总部。他说：“你们两位必须立刻离开部队，悄悄回到上海。我留在这儿，见机行事。”“你的病好一点了吗？”张问。“你应当第一个离开这里，因为你有病。让我来代替你的工作吧。”
“我的病不要紧。我能够坚持住……我们别争了，咱们最好快点行动。前线局势吃紧，也不知能幸存下多少部队。”周轻声说。
由于部队数量及实力受损，周下令向海陆丰撤退。这里是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在香港东海岸的前哨。周的兵力此刻只有8周前的一半。国民党封锁了他的突围线。战斗中，他失去了几十筐银元，这是他的储备。
担架员放下他，在这一关键时刻，只有叶挺、聂荣臻跟着他，半架半拖地带着他沿一条沟前进。他勉强答应乘船到香港接受治疗。
周乘一条租船来到了香港。据说，他身无分文，高烧得不省人事。西方人所管辖的城市又一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同胞的残害。在与朋友联系期间，有好几天他都是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着和黄包车夫一样的东西。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周应当在香港停留，把病治好。
这个时候，周的行动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报道说，他留在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埃德加·斯诺认为他逆水而上，到广东组建广东政府去了。而斯诺的同伴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断定周到了莫斯科。
比较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周在香港停留了两周，身体恢复后大概于1927年11月上旬来到了上海，承担了党的重任，并受诗人瞿秋白的领导。负责党的工作的新同志们发现，要对南昌起义作出正确官方的评价是很困难的，它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10月，在周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称赞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而一个月后，有人又把这一事件斥责为“军事机会主义的不成功尝试”。
他大力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共产国际几乎言听计从。结果，中央没有因南昌失败而处分他①，甚至还同意他留在政治局，负责军事工作和保密工作。通过这些办法，他的结局比他的南昌起义合作者李立三与张国焘都强多了。不过，后来跟他俩不同的是，周强忍住没向中央提交南昌起义的辩解报告。他尽量表现得很冷漠，对那些争吵很超脱，也不向任何同志施加威胁。这使他在受挫后，得以轻而易举地重振旗鼓。最终，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新为南昌起义平了反。它被承认为反对国民党的一次正确军事行动。
在一般人眼里，周现在毕竟胜过多数同志，这是党内许多人和俄国顾问们的一致看法。假如他是在苏联而不是在法国留学的话，那么，在暂时忍受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之后，他这时可能在党内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最后还是一位受共产国际偏爱，受过苏联教育的人占据了这一高位。周拥护自己的同志独立于国民党，然而，他却不得不认真对付意识形态上的殖民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毛泽东是钦佩周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无论是经验还是资历，这时毛都比周低几级。自从他们在广东匆匆相遇以后，彼此很少联系。后来，实际上却是毛肯定了周在红军创建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周的一项新任务是负责监督顾顺章的秘密人员打入当地警察总部。8个月前，顾曾负责过上海起义。对共产党来说，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作为秘密的青帮成员，他可以在警察采取反共行动之前得到情报。
返回上海，给人带来了一点欣慰。1927年底避开广东国民党的追捕后，邓颖超赶到了丈夫身边。上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是至少他们夫妻团圆了，在当时周所住的位于威海卫路的一座西式小房里安顿了下来。
第5章 长征路上
周恩来放弃了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破碎梦想，于1934年10月16日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红军大撤退。这一壮举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除了避开敌人以外，红军没有既定的目标。离开江西根据地时，周的手下有1万名共产党员。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长征最终会行程二万五千里，横越11个省，跨过雪山与激流，穿过沼泽与森林，途经土匪聚集区、有敌意的少数民族区和缺粮区，在这里他们有时甚至只有靠吃自己的皮带才能维持生存。周抛弃一块跟比利时一样大的根据地，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远征，相当于从伦敦徒步到东京，或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他失望吗？后悔吗？他那发动一场革命的希望再次落空了。这时他才明白，他只好同那些观点与经历都极不相同的人联合战斗了。他或许猜测到，即使俄国的帮助确实能实现的话，它也会带有操纵性。
他又一次携带几件随身用品踏上了征程。警卫员扛着两床毛毯、一床被子、一个包。包里装的是换洗衣服和一件羊毛衫。这样的话，还可以用它当枕头。最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铜墨水盒及他那个人们熟悉的长方形公文包。包里保存着他用过的铅笔、地图、指南针、夜晚伏案工作用的放大镜。长征途中，他的夫人邓颖超大部分时间都患着结核病。有一段时间周本人也不得不躺倒在担架上。
周率领着中央纵队，包括根据地政府机构(一个印刷厂、修理厂及造币厂)，还有军事指挥部及所有妇女儿童。毛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部队携带着易受攻击的辎重，在中国南部翻山越岭，一直向西部山区挺进。为了减轻负担，造币厂和印刷厂等沉重装备一个一个地被丢弃了。
第一军团没带地图就向困难的农村地区进发了。结果，他们不得不返回加入中央纵队。白白浪费了一周的时间，也使国民党的追踪更加逼人。周对毛的抱怨给予冷静解答，说这种错误是情报有误所致，领导是无可奈何的。
有一次冒险行动是横渡湘江。这次渡江损失了很多兵力，但突出了蒋介石的封锁线。不久，他们到了贵州。在这里的一天晚上，周遇到了一场大火，一名敌人的纵火犯点火烧了周住的房屋。警卫员不得不引他逃离险境。
在贵州边界的黎平，他们就是否改变方向，向北进军，并趁身后的国民党部队不备之际溜走等展开了争论。毛断然反对向北这一提议。他坚决主张继续向西，深入贵州境内，那里的国民党部队防备稍弱一些。这次，周加入了反对李德的行列。总之，他是被李德的个人习惯所激怒了，不仅是他的好色(长征途中，他身边曾带着一位“中国夫人”)，还有他不停地要烟要酒，而这些东西已越来越难弄到，价格也日益昂贵。因患疟疾，李德只好不出席这次特别会议。他回忆说，当他询问周会议的最后决定时，“他很不耐烦地作了回答。这一举动在这位如此沉静、自制的男人身上是不同寻常的”。
但是，饥饿使他们得以和平相处。因为这个省粮食匮乏，红军一来，当地居民全跑了。
天一片漆黑。为了让身后的同志跟上队伍，夜间行军时每人都在背上系一条白毛巾。有一次，周的警卫员摔了一跤，把他放在周书包里的粮食撒了一地。周让他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去。警卫员后来充满歉意地说：“我弄到了一点烧谷子，你要一点吗？”
“烧谷子？”周怀疑地问。“好吧，给我一点。”这总比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强多了。
1935年新年，周来到了贵州北部的遵义。这时天下着大雨，周全身湿透了。他跟毛一起坚决要求李德下令停止前进两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局势。1935年1月召开的这一遵义会议成了当代共产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会议之一。会上，毛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开始只是临时的，但毛确信自己的位置以后是会得到认可的。作为党的头号人物，他再也无需向任何人让步了。
遵义会议在毛对军事指挥问题发起不断攻击之中拉开了序幕。这一军事指挥，原则上讲是由李德掌握的，也有他的中国同志参与。后来，朱德将军也对毛的抱怨给予了决定性的肯定。博古站出来为官方的领导工作辩护，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辩护。
鉴于博古曾训斥人们看不到党在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并明确批评了毛泽东那一部分人的毛病在于其狭隘的农民基础，周坦白承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领导们的战略错误。这使他们甚感惊讶。不等别人说话，周就接着建议毛从事红军领导工作，“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无法救他们脱离批评的漩涡。周没有诿过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这些人都曾相当认真，逐字逐句地像教师般地解释过撤离江西根据地的道理——包括后来对共产党不利的诸多客观因素，如国际上对蒋介石的支持，共产党力量在国民党中国的薄弱。与此相反，周则强调主观因素，包括党在群众中及国民党部队中进行的不适当的政治工作；游击战在兵力部署上的失误；各种战术上及行动上的军事错误。韩素音写到，周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毛“观点正确，我们应当听他的”。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是会受到大家钦佩的。正是这样，周逃脱了批评，而博古和李德则未能幸免，这样就有可能使毛泽东把红军内的不满者的批评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周本人则受到了宽恕。
由此，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毛周之间在遵义达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提出，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德的评论是，“不出所料，周恩来大获全胜，走到了毛的一边。”
在遵义，毛主张的决议总算通过了。决议审查了“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等同志所犯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错误定为在反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单纯防御路线。还有一个次要的错误是，在江西突围中以安全为借口，忽视了政治动员工作。
毛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胜利。周仍是红军总政委从事军事的领导。但是，毛的这一胜利只是险胜。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人们可能以为周对自己与毛的政治联合会感到难堪，其原因不仅在于那几年他曾批评过毛，也在于毛不赞同周所向往的那种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周曾希望过某种超越狭隘的农民眼界的更高级、更城市化的东西。
作为一名外国人，李德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是准确、公正的。据他说，当周确实站到毛的一边时，他“至少部分地违背了他那良好的判断，成了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正如埃德加·斯诺两年后所指出的那样，周后来再也没有动摇过对毛的忠心，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他以“毛的行动计划的最得力的执行者”而闻名，同时又被称为“管家”——一个执行家长命令的人。据一位同志说，毫无疑问，周在遵义会议上承认了自己没有野心，所以毛才能把他当作一位“老练”的参谋而不是当作对手接纳了。
从某种角度说，因为克里姆林宫选定的中共王位接班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王明对毛构成了威胁，所以周才能较顺利地进入毛的圈子。毛王之间的敌对，被联合起来击败国民党围剿的需要所遮盖了。周从未亲近过王。他支持王也不过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或战术上的原因。因此，毛对周独立于王的集团是十分放心的。
遵义会议上，周同自己的追随者即所谓的黄埔派关系的疏远，是影响周与其党内伙伴们关系的又一个因素。黄埔派现已包括许多才华横溢、颇有影响的人物，在遵义那种进退两难的特殊军事环境中，周不会指望他们的支持。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红军官兵们当时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领导：他善于作战，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略，对于红军即将扎根于其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强烈的感情。显然，毛是这一人选。
红军领导人之一的林彪后来指责毛在遵义会议后所采取的“见敌就跑”政策的“破产”，而周的态度却很客观。他镇静地说，你们应当“走着瞧”。
周的思想的这一大转变，很像是汕头往事的再现，而且在战斗失利时把指挥权交给自己的主要批评者，这种做法不失为一个良策。再说，当时周的身体欠佳，无力担负长征所需要的领导重任。
总之，尽管周对毛有许多意见，但他仍被这位传统的却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倾倒了。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也许，农村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的锐气全磨掉了。中国农民必须加入到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深深地触动了他。作为一个机灵的城市人，在农村范围内可能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他可以作为那位可信的农民领袖的助手，提供了解国外形势的渠道和使其思想观点更闪闪发光的人。
就连周的警卫员也渐渐被他培养成了共产党员。周曾住在一座家具雅致美观的房里。他的部下十分喜欢屋里那些值钱的东西。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在打扫房间时拾到了一枚金戒指。因为过去从未见过这种玩艺儿，魏便把它戴在了手指上。第二天，当他给周打洗脸水时，被周发现了。魏正要离开，周责怪地问：“魏国禄，你知道三大纪律吗？”(红军的这些基本行为准则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魏说自己对这些纪律很清楚，而且也照这样办了。
周指着戒指，说：“很好，那么，你手上的戒指从哪儿来的？”
羞愧满面的新兵可怜巴巴地交出了戒指。
一旦作出决定，红军便离开遵义，迅速向西挺进，向着云南山区前进。作为新的由毛泽东、王稼祥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周忙得焦头烂额。在远离内地后，国民党部队减少了。这是长征途中一个相对太平的时期。
在云南山区，有天晚上其他人早已就寝，周却挑灯夜战，全神贯注地在研究作战地图和情报。最后，他来到屋外漫步。
“口令！”(通行口令)路边的值勤战士喊道。
“我是周恩来”，他忘了回答口令。战士马上认出了他。周请他到房里聊天，烤烤火，暖暖身子。
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战士接受了邀请。进屋后，他看到周的脸“几乎被长长的头发和胡子”盖住了。他关心地询问这位长者的身体。
“还说得过去”，周答。“去年出发时，突然得了感冒，总是复发。非常讨厌。”
接着，他们又谈到抓来的那些有钱商人。这些人也跟红军一道在行军。这位战士以为扣押他们是为了敲诈他们的钱，因为军官们对他们太好了。
周解释说，“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他们的钱。当然啦，如果他们捐献的钱超过了他们一路的花销，我们还是很欢迎的。不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赢得朋友。这些商人都是四川的富户和有名望的人。我们就要到那里去。通过向这些人表明我们红军的良好品行，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一项好政策。”
“如果他们是反革命呢？”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再说，他们也在学习，他们正在把自己那白嫩的脚同我们的脚进行比较，包括你的脚，我的脚——布满老茧与裂口，跟其他同志的脚一样……我们的铁的纪律将使他们相信，我们是革命战士，不是土匪。”
在一个村里，警卫员魏四处为周寻找食物，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玉米粉和10个鸡蛋。但是，那家屋里没人，没法付款。警卫员们决定先给周做出来，然后再考虑如何付钱。
当这盘菜端到周跟前时，他坚持要弄清楚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付了多少钱。警卫们犹豫不定，不知如何是好。周开了口：“这么说你们没有付钱喽？”
他们只好如实坦白了一切。周严厉地说，应当把东西送回去。但是，有一人恳求道：“如果给这位村民写张纸条，解释一下这件事，在鸡蛋篮里再放上一点钱，是不是就可以了？”
周只好答应这么做。于是，他们留下一块银元作付款。还有一次，周坐在一棵梨子树下，但他拒绝吃树上的熟梨子，因为无法向主人付钱。
在云南，由于他们的到来太出乎意外，所以轻而易举地缴获了许多国民党军需品。有一次，3辆敌军卡车错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径直朝他们开来。结果，红军不费吹灰之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有一辆车装的是火腿、药、茶叶和军用地图等。
当朱德看到这些东西时，周告诉他：“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运输队。我们需要什么，他们送什么，还不要报酬……我们正为没有云南地图发愁，敌人就给我们送来了这些地图。我们的伤员需要药，而现在想要的药品都有了。”
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在四川，周心情沉重地庆祝“五一”节。因为离开江西的共产党战士们已有一半的人在长征的头6个月里英勇献身了。此刻，当他们向北行进，穿过藏族人居住的四川内地时，每个人都经历了艰难险阻。这里的地形也变得稀奇古怪起来。有天晚上，周只好靠着一棵树睡了一觉，只是因为地面太湿，别无选择。为了保护双脚，他已养成习惯，在脚边塞满旧报纸。
下一个要逾越的障碍是大渡河。它沿着冰雪覆盖的青海高原顺流而下，流经四川，成为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水势凶猛，沿途有几座桥。最初，红军想在安顺场渡河，结果因为船只不足，部队遭到了国民党的攻击。经过焦急地讨论，周和其他人决定在上游再最后试一次，穿过具有历史意义的泸定铁索桥。周冒着倾盆大雨，沿大渡河急速前进。可是，到了那儿一看，敌人已经毁掉了桥上的木板，战士们正在步履艰难地过桥。
“过桥时”，周劝自己的警卫员，“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看着对岸，别往下面看”。
他们把木板重修了一下，接着，一边在桥上艰难地射击，一边把木板重新铺上。一步一步地，有时真让人提心吊胆。周和部队准备过河了。可是，一开始过河，周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疼痛突然向他袭来，后来被诊断为肝脓肿。他全身肿胀，但无药可医。过去，离开汕头后他得过疟疾。后来，到了大城市，就医条件好了，他的身体仍一直欠佳。此刻，在穿越大半个中国的长征路上，他和同志们又经历了全新的、几乎无助的奇迹般的战斗历程。难怪这些幸存者们在经历了共同的磨难后，感到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下一步，他们必须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许多红军战士因不适应这里的严寒气候，倒在路上，壮烈牺牲。其中有一位是周的警卫员朋友。周和魏在冰山上挖了一条缝，把这位战士安放在里面，脸上盖着他本人的衣服，用雪掩埋了。在这里，他们还遇到了一场冰雹，“像胡桃那么大”。条件急剧恶化。周总算幸存下来。
在川西北这些荒无人烟的高原地区，粮食极为短缺，有位绝望的战士因吃草中了毒。周看到他躺在地上，便给了他一碗面粉。这是他从自己的口粮里节省下来的惟一一点粮食。6月中旬，长征战士与张国焘率领的一支红军部队重新会合。那时，他们一定为处境稍好的新同志们给予的帮助而欣喜万分。张曾经是毛在党内的上级，他对毛的提升流露了不满。他也有野心，而且在他自己的小范围内和部队里，他已习惯于当头号人物。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周，最初还在毛和张之间调停，想让他俩在以后的长征路上齐心合作。最后，张被任命代替周担任新组建的红军的总政委。但是，毛自己仍占居着重要的军事职位。如果当时，周不是大半时间躺在床上的话，他对这件事的影响肯定会更大。他曾想作一次讲话，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然而，当几天后重新开始长征时，他又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担着走了几周。
张国焘的到来是对遵义会议和解的严重考验。在连续召开的会议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建议。会上，领导们仍继续在长征期间制止张国焘——最初他可能受到“布尔什维克”们的支持，也许周也默认了——对遵义会议提出的质疑，因为与整个党休戚相关的决定毕竟是由一群人作出的。
毛的部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目睹这种惨状，张国焘决定自称领袖。他的一名部下竟然建议他为党的总书记，这一举动是非常无礼的，而且由于张过于鲁莽地公开了自己的宣言，周和“布尔什维克”们便疏远了他。于是，张便失去了机会。
张在会师后最初几周里的所做所为，使周认定毛最有组织能力，依靠他的领导，党的处境一定会有改善。
在一次会议上，毛张之间展开了针锋相斗。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那一决定性会议时，周正发高烧39?5℃，未能出席。第二天，他声音微弱，神志不清。医生让他身边的人从山上弄来冰块，把浸过雪的毛巾放到他的额上，降低他的体温。第三天，他的体温开始下降。第四天便恢复了正常。
事隔不久，周的警卫员魏国禄又因疟疾，一只脚受伤和一只眼感染而躺下，一度成了瞎子。
周镇静地对他说：“别担心。想法找点猪肝来，做时别放盐，就着汤一起吃下去。你还可以在热水里放点盐，用干净药棉做成敷布，睡前敷在眼睛上。”这些办法都试过了。行军时，周还把这位年轻人放到自己的马上。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最后，即穿越四川北端的荒草地。周后来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是长征时期……特别是在穿过邻近西藏的大草原时。我们的情况令人绝望，没吃的，也没喝的。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
那时，周的身体正处于最坏状态。当那位指挥先头部队的军官前来接受任务时，他才知道，医生已下令周谢绝会客。邓颖超坦率地说，她“为周副主席的身体深感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药物”。(整个长征中，红军官兵一直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称呼。)周只好放弃夜晚开会的习惯。他又高兴地琢磨起代用营养品来。有一次，战士们摘下皮带，用水煮软，再放进野草，艰苦跋涉一天后，就吃这种东西。周后来在看卓别林的《淘金记》时，肯定是大有同感的，因为他热情称它是“三鲜汤”。
草地上时常遇到河流。有一次，周和邓不得不冒着大雨，趟过一条齐胸深的河。由于水流湍急，脚下的淤泥松动，周让同志们解下腿上的绑带，做成一根绳子，三人一组地牵着过河。可是，绳子后来断了。他们便做了一根更粗的绳子，分成更小的小组过河。轮到周时，部下们说他太虚弱了，趟水过河会受寒，旧病又会复发。最后，周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被人抬过了河。不久，他们就和陕西省的战友会师，开进了红军在几年前开辟的又一块根据地。
尽管周身患肝病，夫人也得了肺病，但他俩总算从江西至陕西的这一年传奇经历中死里逃生。邓后来在谈到她的肺病时说：“说来也真奇怪，经过一年漫长的行军，我的病却不治而愈了。”
这时，窑洞成了他们最好的住所。在此后的几年里，周还成了一位穴居者，先是在保安，后来又迁至延安。在延安，他才把穿了12年之久的长皮外套丢下。但是，他仍把它挂在那里的旧房子里，由当地的一位共产党员保管。对于自己用惯了的东西，尽管破旧，他怎么也舍不得扔。1935年底，每位红军战士都发了一件新上衣。可是，周怎么也不肯要自己的那件。警卫员说，现在是在根据地，已经取得了胜利，每个人都理应得到一件新上衣。再说，他的那件旧上衣也太破旧、太脏了。周好像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旧上衣，仔细打量了半天，最后，只好收下那件新衣服。当警卫员让他穿上新衣服时，他还拒绝说：“把这件旧衣服洗一洗，补一下，还可以穿。”
邓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妻子。她自己凿了一孔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邓在窑洞的花格窗上贴上当地产的糊纸，她还解答其他妇女的家庭问题、孩子的现代式照管、结核病、裹脚及当时诸如此类的问题。周这时还留胡子。他们过着这时能够享受得起的较安定的生活。
有一次，周回到家，夫人用一杯咖啡款待他。咖啡筒上写着S＆W的商标。“这是最后的一点了”，夫人解释道，“是老毛送来的。他说，这是一位西方来宾送给朱德的，已经传了很多人的手了，在传到我们这儿之前，大家都喝过几勺。”
后来，周收养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孙维世。她是许多烈士遗孤中的一个，他们的父母都被军阀或国民党杀害了。她的到来弥补了他们较稳定的生活的不足，也解除了他们对没有孩子的忧虑。邓因过去流产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按正常情况，共产党以为蒋介石会发动又一次“围剿”，把他们消灭在中国另一个地方的根据地里。但是，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帮了红军的大忙。正值中国的蒋介石军队与共产主义者相互残杀之际，日本军队侵占了满洲。这时，日本将军们企图挑动一场对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战争，其目的在于奴役中国。周早已意识到日本引诱国民党政府的用意。还是在长征途中，他就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一新情况表明，在全国联合抗日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可以同国民党合作的。而且，在此名义下，共产党还可以进一步求助于中国大众及基础组织，使国民党更难以击败他们。
从共产党这一方来说，周承担了主要的重任——创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陕西附近有两支国民党部队是由中国军阀之一——优秀的张学良统帅的。他继承父亲老帅的事业，被人称为少帅，广为人知。早年，少帅吸过鸦片，是一位花花公子。如今，他已长大成人，精神饱满，热忱爱国。他和自己的将领们已经正式效忠蒋介石，把蒋视为中国最得力的领袖。不过，他们的内心十分矛盾，对蒋奈何不得。由于日本人步步进逼，少帅认为，大敌当前，理应抗日优先。
1936年1月，周向东北军发了一封由毛、周等署名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些将士效忠少帅，而不是蒋介石，他们也是统一战线的可能支持者。4月，周和少帅在延安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蒋介石势力强大，因此他是中国抗日惟一可能的领袖。共产党部队将同中华全国武装力量竭诚合作，共产党将停止政治宣传，但保留自己的政治独立权，而国民党应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这件事不禁使人联想起20年代中期发生的事。当时，国共两大敌对党派在北伐中也曾合作过。当他俩达成一致意见时，周站起来同少帅握手。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随时听候你的吩咐。”少帅迟疑地说。他还想等待蒋介石的决定。
“我很高兴留在这里……同你在一起，作人质”，周坚持说。“没有必要”，少帅说。此时，少帅和红军达成了他们的地方停战协议，后来蒋介石响应了这一停战协议。(周先到上海，后又到南京，直接同国民党代表协商。)在有关统一战线的大部分问题上，双方取得了一致看法。
但是，蒋介石本人并不相信同共产党停战的必要性，他也没这么做。他相信，在日本人的威胁恶化之前，消灭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命令少帅向红军进攻。共产党击退了这一进攻，周还派人向少帅送了一封密信，信上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杀害自己的兄弟喂养恶狼，谁就是野蛮人”。
在此期间，周有过一次偶遇。这次邂逅相遇后来证明是很有意义的。那是6月的一天，周路过延安北部的一个小镇，看到了一位西方人。这在当时的陕北是少有的事。
“你好”，周用英语问。“你找谁呀？”
此人便是埃德加·斯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一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人。斯诺把这位问候人描绘为“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军官……蓄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胡子”。
斯诺被这位干练的人物深深迷住了。他详细地描写到：周“身材修长，中等个儿，消瘦但结实。虽说胡子又黑又长，但外表还是有点孩子气。大大的眼睛，热情、深邃。他身上有一种磁力，这种吸引力似乎来自于他的羞怯、个人魅力及对指挥工作的胸有成竹的个人品质的综合。他的英语虽讲得结结巴巴，但绝对正确。当他告诉我他已5年没说过英语时，我感到非常惊愕”。斯诺后来回忆说：“周很英俊，体形像个女孩子，非常苗条。”当周跟这个美国人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斯诺直率地问：“你们是否打算放弃革命？”
“不，”周答道。“我们是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而不是放弃它。革命可能以抗日战争的方式而开始”。
周给斯诺一匹马，带他一块儿到保安见毛。这位美国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根据这次会面，他对两位人物进行了比较。不如周的温文尔雅，斯诺看到的是一位“强硬、思维敏捷、才智过人的人。尽管他具有理性、有魄力、自信心强、倔强和善于打动人的本领等品质，但当时他没有打动我，后来也没有”。
这件事发生在6月。随着秋季的来临，统战问题已迫在眉睫。周的将领们加紧对少帅及其官兵们进行鼓动。10月，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重，慌忙从南方返回，为少帅鼓气。此前，他一直在南方对付那里的不太顺从的军阀们。
第6章 蓝色睡衣
1949—1952周恩来毕生奔波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常常是没有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皮箱。现在，他却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后成为的达官贵人。但是，中国以往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达官贵人。今后26年里，周恩来将生活在北京，处理一些棘手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四处奔波，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为这一非凡的目标而执著地工作着，并因此而闻名于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乡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战争方面炉火纯青的才干有助于他在和平时期对行政工作的领导；他号召数百万人民揭竿而起的声音，现在得用来号召人民服从政府的管理。
第一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为中国崭新的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创造各种组织机构。1949年6月，周恩来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任，领导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新政协后来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周恩来为之奋斗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团体的领袖聚集在一个松散的协商机构里，以便消除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创建一个红色政权的计划所抱有的敌对与怀疑态度。
在筹建新国家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同样草拟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非共产党国家应该承认新中国具有自己的内政主权，正式给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资格。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创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与他的党内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门?天国和平之门?高耸的城楼上。历史上那些携带贡品的使节正是通过这道绯红色缀满黄铜钉的城门，对帝王那漆满黄色的御座屈膝称臣的。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内阁?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从这个时刻起，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周恩来——周总理。他使对立双方互为妥协的技巧为他赢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誉来形容——“太和首揆”的绰号。在政务院就计划兴建新建筑物就要拆除阻碍北京交通的古建筑问题而展开的著名辩论中，周恩来机敏地回忆起一首古诗，从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亲乞灵恩赐后的50年，他的名字恩来中的“恩赐”终于来到了。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他开创了一种无人能够匹敌的步调，令人惊讶地参加频繁活动，每周召开各种内阁会议，并向会议作无数报告，而其细节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访问，正像法国政治家特雷兰德提到的那样，他“扮演着黎塞留①的角色。”
为了遵循政治有赖于意见一致的这一中国传统，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征求并左右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党内同志们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机构与整个国家范围内工作的党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团的观点。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稿连续修改了不下20次。一位来访者曾经问他，中国领导人是否就政策进行辩论。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道。“我们不断地辩论，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辩论”。也许，他后来对他的激动情绪曾感到抱歉。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们，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毛主席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他仍然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常常每天工作20小时。他一般是从早上9点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车时打打瞌睡补充一下。他的妻子绝望地说：“我已经放弃了要他多睡一会儿的打算。”如果他的确感到累了时，他就在前额上擦点清凉油。他的公文包里总备有一盒这种油。
周恩来不但没有被这种日常工作压垮，反而保持着活力。据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在平静时刻，他表情拘谨，沉闷不悦；但是据另一位记者说，一旦他放松时，他又变得生气勃勃，变化万千，好像是他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谈中，充当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欧洲女作家发现，他目光炯炯，闪烁迅速。眼睛是他最令人惊异的特征。每个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
周恩来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们选择了中国帝王的紫禁城旁边一块静谧的地方住下来。它位于南海公园里面，人们称之为中南海。在这极为清静的地方，硕大的雪松和松树环绕着墙院，周恩来和邓颖超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他刚到来的时候，他的新居显露出年久失修的样子，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寒冷时，他们不得不用报纸来裱糊挡风。
周恩来经常阻挡那些建筑工与油漆工对房屋进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员只好趁他出国访问之际做一些必要的修缮。一次，周恩来回来时漠然凝视着他不在家时安装的新窗帘，命令物还原样。周恩来同样不让他们换掉毗邻一座车库里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源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继续使用，这根房梁肯定还会支撑几年。
与此类似，据说周恩来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礼堂的通风设备不足。因此，在专家的建议下，有人决定更修房顶。“这是谁的命令？”周恩来听后问道，“这座礼堂比我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要好得多……只要我是总理，你们就不能改变这座礼堂。”
有关周恩来日常生活方面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他在花钱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据说，当他最后用坏了一条脸巾时，他又用它作了一段时间擦手巾；当它擦得不能再用时，他又用它来擦鞋。据称，那双在他去世后展出的打满补丁的袜子，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穿了30年，从他做总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一次，他与另一国总理闲谈时，伸出磨损的外衣袖子，举例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差，这使在场的中国外贸部长感到极为窘迫。
然而，周恩来并非什么都简朴，他喜欢他最爱吃的各种食品，如多刺但味美的鲜嫩鲫鱼、 鱼和面条等等。但是，他桌上用的谷类食物必须是未经细加工的杂粮。从而，身为总理，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许多低级官员却忽视这些方面。根据一个报道，5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月薪只有135美元。许多官员靠着各种酬劳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例如书籍的稿费。但是，周恩来却拒收人民出版社付给他这样的酬金。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购买的物品和所需服务项目时，他都公私分明。一个星期天，他因出国访问而走进一家照相馆照相时，他要求开两张单张的发票，一张交给他的办公室，另一张留下，由自己支付个人用的几张照片。有一次，在庐山的官方会议期间，他发现他的房间没有遮挡窗外走廊的窗帘，便自己掏钱安装了一个。
他总是拒绝他的东道主、朋友和钦佩者们赠送的传统礼物，使他们久而久之不得不对此也感到习惯。他故乡的共产党官员曾试图通过向北京寄送当地精美的土产来对他们这位著名的同乡表示敬意。周恩来将它们捆好，并直率地附上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收受各种礼品的守则，一起寄了回去。北京饭店的厨师送了半磅花生油以取悦他，周恩来将东西退了回去，并以中学校长的语气说，应先尽外国人用，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更多的花生油。中国政府领导人过去从未这样做过。
在重庆，周恩来常常关照他的司机，尽量带他参加社会上邀请的各种宴会。作为总理，他仍然如此，继续对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表示关心。
他在北京的主要事迹之一是支持一名士兵的权利。这位士兵勇敢地要求查问一名在暴怒之下打过他的高级领导成员的通行证。在一次修面时，周恩来突然咳嗽起来，结果理发师刮破了他的下巴。周恩来看到他那惶恐的样子，迅速道歉说：“我本该在咳嗽前先给你打声招呼。”或许，最感人的故事是他对一名警卫战士的关心爱护。当时，这位警卫战士正在周下榻的海滨寓所外站岗。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周恩来的妻子撑着雨伞，腋下夹着件东西冲了出来。
“总理送给你这件雨衣，”她说，“穿上它，他提醒你打闪时不要站在树下。”
战士们最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岗上向他敬礼时，他走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说：“我们是在一起的同志，不要向我敬礼。”
或许，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厌烦，会使人想起一个地位不稳的人，为了使自己更受爱戴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不牢靠，而且由于这种生活作风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动机是深刻和认真的，即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体模式。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诚民主的方式来严格认真地按照秩序办事。然而，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社会顽固地抵制这种改革。周恩来的许多努力都成了过眼烟云。但是，他是党内同志中惟一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上层生活里来的人，这就是他为什么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喜爱与尊敬的原因。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中国大陆的，甚至还包括台湾、香港和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新总理有他自己的乐趣，尽管他的妻子由于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种聚会，但50年代初期人们常看到他们在北京饭店的舞厅一起跳舞。这种行为曾被认为是非革命的，在一次没完没了地等待一批次要的外国领导人的时候，我曾看到周总理紧张地用脚尖脚跟磕打着北京机场的柏油路面，仿佛他要在地面翩翩起舞似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指责周恩来包庇一家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有漂亮的舞伴，麻将可以打到半夜。周恩来同样爱看电影，他最爱看的影片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邓颖超证实说：“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会放弃打乒乓球。”
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问他的茅台酒量有多大。茅台是宴会上使用的一种烈性中国酒，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理不醉酒吗？“噢，不，我也是人，我妻子总嘱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须把它作为我的部分工作来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进喉咙里，让它吐出来，然后我带着一杯水出来，像以前那样继续碰杯。他对他的一位官员吐露，喝茅台的诀窍是像喝伏尔加那样将它一饮而尽，不要让它沾到舌头和嘴唇上。”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来修复他的故居，因为过于殷勤的当地官员屡次要求这样做。他多次指示淮安县委将故居拆掉。据他逝世后的报道说：“但是，考虑到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县委没有将房屋拆毁。”据另一项报道，周恩来就他的旧居对同乡提了三项要求：“第一，不要让人参观；第二，不要让在那里居住的人搬迁；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修缮。”
尽管他家不再在那里居住，但是他的亲戚继续让他感到麻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有个侄子在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10年里，他忠实地遵从伯父的嘱咐，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与总理的血缘关系，当他因功入党而不得不因此透露他的近亲家属的名字时，他身边的人才惊异地第一次得知他竟是周恩来的侄子。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是，后来这个侄子与一位淮安姑娘结了婚，因此地方官员想通过安排把姑娘调到北京来工作。这是一项干部结婚的极为平常的安排。然而，当他们对周恩来提及此事时，他责问道，如果必须安排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调动妻子而不是调动丈夫？因此，后来这对夫妇很失望地发现，他们是在淮安的一个小镇里工作，而不是在全国的首都。周恩来做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让他的亲戚尽可能地远离北京居住，确保不给他造成潜在的麻烦，就像我们稍后可以看到的他侄女的情况那样。
自然，妇女权利是周恩来热忱改革的对象之一。他对上海的一个妇女组织说：“家庭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看不起家务工作。不管怎么说，你们每个人都负责一个一人政府。你们每个人都管理着你们家庭的内政部和外交部。还有谁的工作比这还重要？”也许一位西方读者又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是，中国男人仍然习惯于看不起妇女。因此，这种领导是需要的。妇女权利是周恩来领导下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他在学生时代对邓颖超的行为预示的那样。
周恩来对艺术没有多少鉴赏力。他对一位西方来访者说，如果抽象派艺术没有思想的话，“它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他11次观看大型革命歌剧《东方红》一事证明了他的爱好所在。奇怪的是，他谢绝观看一个赞颂他本人的节目。
然而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他向演员和导演做一些“有益的批评。”的确，他那不休止的革新精神几乎介入了中国生活的任何部分。当建筑师们对新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感到发愁时，周恩来帮助解决了问题。大会堂必须大到能容纳1万人，既不要使人们感到狭小拥挤，但又不要使人晕头转向。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难题，是周恩来首先用铅笔首次画出扁圆形或椭圆形的图案，从而满足了这些需求。这座建筑物的许多细节也是出自他的建议。从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毛在审阅建筑规划时，周恩来显得希望被理解这是他的创作。
另一个精明的决断是关于杭州灵隐寺的例子。那儿有一尊60英尺高的樟木佛像。按传统姿势，佛像的脚被雕成交叉型。僧侣们要求佛像脚的底部向上翘着，雕塑家却以与解剖学不符加以拒绝。像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这个矛盾最终送交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来。
“雕像是为什么地方做的？”他问道，“寺庙，还是博物馆？”
“寺庙，”他们回答说。
“那么就按僧侣们的要求做，”周裁决说。他曾潜心钻研过争论的方式，然而他用一句特有的结尾使僧侣们为他也作出让步。他补充说：“把他的头发改过来，佛祖是印度人，你们把他弄成中国人的样子了。”
他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这使他看上去像个喋喋不休的保姆。如果它关系到国家大事，这还情有可原。例如当医生试用一种新眼药膏时，他先让大夫在给毛泽东用之前先给他试试。还有，他曾派一名警卫到有水管的地方站岗，以免毛泽东在开会途中被绊倒，而且过后严厉批评有关的人，说他玩忽职守。甚至当周恩来突然出现在普通列车上，或者在冬天出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时，他都拒绝别人给他让座位。他说：“我来和你们一起体验一下。”他是来观察上下班时间乘客的各种问题的。检查的结果是，他建议采用一些安全岛和其他措施来缓解交通。这样，许多自觉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但当周开始在他常去的地方亲自维持交通时，比如在会议厅外和举行招待会的饭店门前等，人们便会无意识地原谅自己，认为这不是他们份内的事，而这需要的是一种热情。
一位日本新闻记者极好地抓住了周恩来的这一侧面，描写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情景。
“当他不谈话时，他的双眼从不停止转动。如果这不是周恩来，我肯定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在受精神衰弱折磨的人。他会注意最细微的事情。例如，当一个距离很远的招待员泡茶时发出声响，他要他的翻译暂停一下。他亲自把麦克风挪到旁边翻译座席上，然后从座椅上向前探探身子，伸手把地板上的麦克风线拉直，似乎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彻底放好会令他感到不自在。”
还有一次，周恩来向离他很远的一位摄影师指出说，他忘记打开相机的镜头盖子。显然，他目光敏锐，酷爱整洁，但有时这些秉赋逐渐被夸大，甚至到了怪癖程度。
他的官员们抱怨说，他有时容易脾气烦躁。不过当他们见他在公开场合下执行公务时，又常常原谅他。其他人形容他性格多变、行动果断、从不拖拉。他喜欢不停地用手做出大幅度的活泼的手势，双眼总爱不停地来回转动。新政权一开始，周恩来给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专家写了很多封信，恳求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里工作。接受他邀请的有大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的著名学者。这些人希望能够影响政策，帮助把中国改革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也许，马寅初甚至幻想周恩来去领导一种强制可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一种周恩来在早期统战时一直预言的制度。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马寅初在失望中死去。但是，也许他们所有的人感到自己与周恩来有着一致的想法，即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一定是暂时的，未来或许会改变。在过渡时期里，旧中国培养的这种奉献精神有助于保持优良的价值观念。
周恩来使用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人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离乡背井地生活在海外，但现已归国。例如，他自己办公室的浦寿昌博士就是一位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他归国后成为总理的秘书。当然，周恩来不能管制党内低级官员的每一项活动。有时，他的邀请也出问题。埃里克·仇的例子就是如此。仇是香港的一位青年作家。当周恩来呼吁那些爱国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要帮助建设中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呆在香港、台湾或四方时，一位曾出版过仇的作品的香港华人编辑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访问了北京。他告诉他的作者说：“埃里克，周总理清楚地记得你，他问起了你，我告诉他，你和我们一起在香港。他说他愿意亲自见到你。”40年代，仇作为一名记者的确在大陆见过周恩来，他尊敬这位总理，他的虚荣心被挑动起来，同意到中国做一次短期旅行。但是一到那里，他就被扣了下来，最终也没有再次见到周恩来就逃了出来。
周恩来试图用共产主义术语将新政权描绘成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权。他对两名英国作家说：“我们并不试图消灭个性，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尽力消除个人主义。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政策，如果你喜欢那样表达的话。”
周恩来的同事们希望早点给中国带来一个太平盛世，但这一愿望在初期就由于外部干扰而破灭了。由于美国在共产党胜利前几个月断然拒绝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议，他们不得不转向俄国寻求帮助。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底抵达莫斯科，平生第一次访问苏联和谒见斯大林。他不明智地将他最干练的谈判家留在了国内。像美国人那样，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泽东被迫等了很长时间，请求援助没有任何进展。最后，他把周恩来召去。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带来一飞机的专家和一套新的蓝方格法兰绒睡衣，这是他专为来莫斯科而买的。它很快就成了周恩来仅有的一套睡衣。尽管它渐渐褪了色，打满蓝白相间的补钉，变成了模糊的灰色，但他一直穿着这套睡衣，甚至后来出国访问时也带着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1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30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俄国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5年的3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这种义务和援助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啬的。
这是周恩来在50年代对苏联进行的6次访问中的第一次。双方的关系在抱怨的基调下开始，彼此漠视，很快便公开化。几十年前，当列宁宣布放弃前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侵略成果时，像周恩来这样的中国年轻一代曾对此欢欣鼓舞，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列宁的继任者不去兑现这些承诺。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能抱有好感。周恩来不得不尽可能地拼凑最低限度的协议，他从国民党时期就习惯于这种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然，这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讲是一个诱饵，使它们知道中国是无辜的，无论是道义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对周恩来来讲，人不能一仆二主，这是古老格言的一则训诫。否则，你对一个人说东，又对另一个人说西，他们俩都会发现，并再也不相信你。周恩来希望俄国人理解中国国内的原因，中国同志必须采取这种策略是由于关系到国民党的原因。或许，他也考虑到像苏联这样一个先进国家会把自己的民族利益与集团利益置于个人恩怨之上。然而，这两种假设都彻底错了。
人民共和国安定下来还不到一年，中国就成为一场有害战争的牺牲品，这场战争使它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建立与美国的联系变得遥遥无期，最终导致了中美兵戎相见的可怕后果。它对中国没有一丝好处，恰恰是周恩来有意要避免的那种没人能取胜的局面。但是周恩来对此无能为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相信中国人1950年怂恿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事实上，就北朝鲜来讲，这似乎是自由的行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俄国人的怂恿(出于不满，他们不会同中国人磋商)。从中国的观点看，这场战争肯定是不适宜的。
美国人把朝鲜看成是苏联打算削弱西方在各大洲势力范围的证据。因此，杜鲁门总统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去守卫台湾，防止来自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威胁。周恩来将这一行为谴责为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因此双方很快转而采取敌对态度。
在北京的周恩来政府方面看来，好像世界正在封锁中国，惟有不值得相信的苏联在支持软弱无力的新中国。印度大使潘尼迦与他的缅甸同僚徒劳地试图劝说周恩来。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甚至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有一部分重要的舆论对中国与右翼的美国政府的斗争如果不是明确同情的话，至少也是中立的。
周恩来给潘尼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位印度人后来写到：“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双手。它们不仅得到精心保养，而且就像中国人描绘的那样，每个手指如同细嫩的葱芽。他用它们打着手势，产生出巨大的效果。”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深刻透彻的。尽管他对印度了解得不多，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令人信服的共产党员，一名训练有素的理论家，但是他的双脚同样牢固地扎根于祖国的土壤之中。”
不过，周恩来还是支持正式受到苏联撑腰的北朝鲜金日成的路线。他在公开讲话中使用激烈的措词抨击美国，这使华盛顿多年后才能原谅。例如，1950年9月30日庆祝人民共和国创建一周年时，他说美国在通过帝国主义侵略的疯狂行为表明自己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得到解放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只想重新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和文化。但是，他们绝不容忍外来侵略，也绝不坐视自己的邻邦遭到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而置之下理。谁试图从联合国中排除近5亿人民，谁蔑视并违背这个世界上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利益，并徒劳地幻想任意妄为地解决直接涉及中国的东方问题，谁都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种粗鲁的语言为中国对美国的目标没起到任何推动作用。当然，周恩来必须对自己党内强大的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强硬路线派表明，当需要谴责外来强国时，他并不怯懦。
10月3日凌晨1点，周恩来约见潘尼迦大使，这是他通向华盛顿惟一可行的渠道。这位印度人发现，周恩来在今天清早的会面中像以往一样谦恭迷人，丝毫未显示出焦躁的表情，但是在简短地感谢了尼赫鲁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后，总理迅速转入正题。他说如果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像麦克阿瑟将军断然宣称的那样要发动进攻并进入北朝鲜，中国将被迫参战。外交部通过其他的中立国渠道向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机构发出了同样的危急警告。但是，使用如此多的传播渠道来发出这一警告，看上去似乎又是运用了宣传手段。过去，周恩来的这种大张声势的手法曾起到了巨大反响。不管怎样，潘尼迦这位诚实的印度人却不辞辛劳地注视着中国问题是否能得到理解。但是，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却怀疑他在打中国牌。
尼赫鲁及时地将这一信息转达给华盛顿。但是，杜鲁门总统怀疑潘尼迦的公正，将周恩来的警告视为一项对联合国明目张胆地敲诈。《时代》周刊将其驳斥为“仅仅是宣传”。据说，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进入北朝鲜会感到自在些。结果，他的确这样做了。
因此，周恩来的威吓兑现了。毛泽东三天三夜在他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周恩来则沮丧地通知官员们召集一次会议。他说：“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准备好从沿海省份撤回到内地，并且为了准备一场长期战争要把西北与西南变成基地，”
中国志愿军进入了朝鲜。麦克阿瑟声称，他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阻止了美国人向前推进的速度，并终于把他们从北朝鲜赶了回去。在紧张的战争中，周恩来的身体有点顶不住了。官方的说法是他因工作过度而患了病。毛泽东建议他到海边胜地旅大去疗养。他好像花了一些时间与妻子在海滨疗养身体。待他返回北京重新工作时，俄国人已提出停火建议。这一建议最终导致了两年后在朝鲜的停战。
事实上，美国人抑制住了跨进中国及对中国进行的轰炸。他们不想在此时与中国人较量。据周恩来的一位同事说，周恩来后来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孩童般的口吻对此事进行了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导人是些平庸小人，你只需用激烈的斥责来抨击他们，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就老实了。”还有一次，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你把帝国主义者打得使他们感到疼痛，他们就会向你求和。”这是中国的政治语言，而周恩来必须擅长于此以保住他的地位。这种语言是要从心理上补偿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无能为力感。
中国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来恢复生产和进行建设。但是，这一切都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必须重新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应付对共产党改革的不断抵制活动。作为总理，周恩来无法逃避卷入共产党的镇压工作。例如，1951年初，他不得不宣布在前10个月中一个省处理了2．8万多反革命分子。他在所谓“三反运动”中同样走在前面。这场运动始于同一年，是为了反对贪污、浪费和极度的官僚主义行为，很多人为此受到处分。
竭力把红军①留在朝鲜境内，是在无情地消耗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地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做出的牺牲相等。
第7章 文化大革命
1966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刘少奇对巴基斯坦和缅甸进行了一次官方访问，他显然希望像周恩来那样从这类出访中获取一定的声望。当毛泽东在广东附近休养时，周恩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在一些日共成员拜会毛泽东，希望说服他更多地与苏联合作时，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大发雷霆。因为他的部下对他封锁消息，他是从日本人嘴里才得知中国人已经与这些日本来访者签署了一个联合公报。在公报里，周恩来保证中苏将进行合作，以援助被围困的越南。而且，苏联给越南军队的装备实际上正通过中国的铁路运往越南。毛泽东当着日本客人的面对他的手下进行责难，这时周恩来的处境似乎不太妙。可周恩来的力量就在于他是毛泽东的副手中惟一能够习惯性地避免对这类挫折作出反应的人。他不对毛泽东的全面权威发起挑战，更不加入他的反对派，而仅仅是平静地接受毛泽东的责难。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谈到文化革命的意义：
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正在我国兴起。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而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所有的学术、教育、新闻、艺术、文学和其他文化领域里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问题。
5月份，文革这场戏只是在北京这个相对小的舞台上展开的。当时的北京市委由彭真所掌握。毛泽东的激进追随者们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驱逐彭真和其他较低层的刘少奇的支持者，以便用左派来代替他们。这一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进行的。北京大学人所共知的汉字缩写为“北大”。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北京的形形色色的“右倾分子”。激进的青年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和决定既非社会主义又不民主。既然报纸和电台在很大程度上都为那些“右倾分子”所控制，那么这些大字报就为年轻的激进分子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传播媒介。别的学校的学生和企业里的年轻工人来到北大抄下这些大字报，然后回单位散发，因此这些“革革命者的命的革命者”的目标、战略及他们的情绪很快就会传遍全城。
然后，红卫兵首次登上了舞台，在北京和别的一些城市里，他们围攻“右倾分子”、行政官员或企业负责人，把他们扫地出门并试图接管他们的机构。这样，“左派”取代了“右派”并向着一种更直接更彻底的社会主义航行而去。
1964年开始的社教运动此时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由共产党积极分子组成的工作队到农村去纠正一些坏苗头，尤其是纠正由于政策有利于富裕农民不利于贫困农民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据说，刘少奇对这次运动所持的态度惹火了毛。
6月下旬，周恩来出现在欧洲。在那里，他为中国正发生的事进行了辩解。他对罗马尼亚人说：“我们决心清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用来毒害人民的所有旧思想、旧文化及旧的传统习惯，并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和文化来取代它们。”但周恩来离开布加勒斯特时没有与罗马尼亚人签署联合公报，以表示他对东道国总理毛雷尔“不加掩饰的愤怒”，因为正如某些记者所描述的那样，毛雷尔想在中苏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政策。为欢送周恩来而举行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中断了两个小时，原因是两国总理发生了争吵。最后，周恩来取消了他的告别演说。
在阿尔巴尼亚这片更为友好的土地上，周恩来能够发表更为积极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正在运用毛泽东思想粉碎那些阴谋夺权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阴谋。
周恩来回国后发现派到农村的“社教工作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的工作方法过于简单，而不是以教育为主。毛主义者以此为把柄对刘少奇展开了全面夺权行动。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抱怨说红卫兵毁坏了她父母的坟墓，他们认为那是属于“四旧”的东西。周恩来知道后进行了干预，他让人修复了坟墓并把墓碑重新树了起来。红卫兵又把矛头对准一个著名的掏粪工人①，当时他已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显然是因为他曾受过刘少奇的庇护。周恩来质问红卫兵，“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吗？去攻击一个掏粪工人？”在他的干预下，这个工人从农村回到北京，并得到治疗和道歉。
这时周的很多时间是在与那些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学校的学生们一起度过的。
他在舞台上扮演这样的角色，鼓励学生们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并要求他们要遵守纪律。他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红卫兵联络中心，尽管此时已经明显无人能使所有这些年轻人按一个模式去思考和行动。有一天，他凌晨4点就去外语学院读大字报。他解释说：“毛主席要我进行调查，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是否已考虑到他不久将为他的平静、尊严、甚至安全而与这些学生进行智力上的较量？当他在另一个学校吃午饭时，他像往常那样坚持要付钱并要求食堂开一张收据。8月份他至少接见了20批清华大学的学生并亲自去了4趟清华大学。在左派红卫兵之间的武斗中，有3个学生被打死了，他曾试图从中进行调解以平息此事。
有一次他冒着大雨参加清华大学批判大会，他既没打伞又没穿雨衣，只穿着他平常穿的灰制服，坐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平台的一把湿凳子上，任凭雨水打在身上，结果他身上完全湿透了。数千名淋湿了的学生齐声呼喊：“请总理打伞！请总理打伞！”周恩来说：“你们不是送给我一个红卫兵袖套吗？既然你们在风雨中锻炼，那么让我也与你们一起锻炼吧。”
他在那里一直坐了3个小时才轮到他发言。群众显然都被他的行动所感动。最后，他领着大家一起高唱文革赞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但身为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却担心不能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并保证以文化大革命为先导的激进政策的实施。当他的批评者妨碍他的计划实现时，他便像以往那样求助于军队。忠于他的国防部长林彪，从别的军区调部队开进北京以保证毛泽东的意愿而压倒刘少奇的追随者的反对。北京不再是“彭真的堡垒”了。毛泽东本人也在1966年8月加入大字报运动，写出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出了他特有的令人惊恐的无政府主义信息。这时，中央委员会在这些压力下，认可了这条新的路线。但这是在周恩来施展外交手腕进行谈判，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而明确的对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措施之后发生的。
这些限制措施就是在8月8日由一些领导人通过的所谓的“十六条”，它保证经济、政府部门，尤其是科学家将不受这一新运动的影响。这个妥协仅以微弱的多数得以在中央委员会上通过。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没有被清洗，他继续主持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工作。
许多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在正常情况下是周恩来的支持者，此刻他们消除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韩素音写道：“显然，如果周恩来支持这场运动，那它就一定是正确的。”另一个评论家更精明地写道：“周恩来跟着毛泽东走，但又落后三步。”他心里一定非常清楚他在过去20年中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府机构仍面临着威胁。毛泽东认为政府机构已经腐化变质、故步自封，应该完全推倒重来。“十六条”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仍是个未知数。周恩来这时采取他惯用的策略，尽可能地保护政府机构。
如果不了解中国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复杂性，那就无法理解此后3年里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命运的沉浮。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的任何一个时刻，至少有2—3个极不相同的主要事件正在进行之中，它始于毛泽东对某些作家的攻击，然后是北京市市长受到攻击，最后是刘少奇本人。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提到社教运动，由于参加社教运动的领导人认识不同，最后该运动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上面所说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斗争就是在社教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从根本上看，权力的斗争、组合及意识形态运动使得中国各地不同的单位企业、地区能够暂时发泄他们平时所抑制的挫折感和敌对情绪。文化大革命是一盘由混乱、讨伐、争权夺利所组成的大杂烩。因此，周恩来讲话的调子因时而异也是不足为奇的。
1966年8月18日黎明时刻，周恩来去天安门参加第一次红卫兵大集会。在这类集会中共有数达1100万①青年激进分子受到领导人的检阅。在这一首次检阅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一起，首先检阅了100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临近黄昏时，他乘的敞篷汽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面，检阅聚集在广场上的红卫兵。周恩来后来告诉别人：“我不得不使劲地维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哑啦。”5个星期后，他的嗓子也没有完全恢复。
毛主席教导我们，搞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自己。我们要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依靠自己去进行革命……我们要坚决反对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什么都懂，脱离群众，瞎乱指挥的官僚主义者。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表明周恩来倒是相信“十六条”将使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局限在党内，而不扩展到政府机构方面，它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活动将受到保护。但在毛泽东和他的副手们的鼓励下，红卫兵变得胆大起来了。他们开始以毛泽东的名义控制各个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正确的决定逐渐地被抛在一边。
周恩来对于红卫兵没有实权，但他仍然负责向他们解释党的路线，不断提醒他们注意中央委员会制订的种种规定，例如不能围攻或骚扰各个部机关，因为他们有工作要做。他告诉他们在写大字报时要谨慎一些，因为其中一些大字报把国家机密的详情弄得举世皆知；在出版一些非官方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时也应谨慎，因为这些出版物可能会篡改毛泽东思想；对阶级敌人的攻击应该是有限度的。他还试图阻止红卫兵扩大他们的攻击目标。
用枪去杀一个人并不困难，只要瞄准目标就能做到这一点。用拳头打伤一个人也不困难，只要你有蛮力就行……但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仅仅触及人的肉体，而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触及人的灵魂。
周恩来反复强调，红卫兵应该正确地区分好人和坏人。例如，他们不应该批斗那些已改造好的、与政府合作的地主，而应该去揭露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地主。“必须搞清楚他们是否在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能证明他们大致是老实的，我们也应给他们一个机会。”对右派分子也一样，如果他们“老老实实接受监督改造，那就没必要再惩罚他们”。
批判资产阶级，但不应该没收他们的财产；流氓应该受到惩罚，但一些支持政府的党外政治家不应受到冲击；不能去抄知名人士的家，另外知名人士的纪念碑也不允许触犯。
那种认为当权者都是反动分子的想法是荒谬的，也是毫无价值的。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导的信任感也是要有的。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是简单地由这个人的出身决定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被国民党封为革命者，那他就非常好辨认，但阶级出身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惟一标准。周恩来认为“血统论”就是“宿命论”。他自己模糊的出身也成了这类讨论的话题。他认为红卫兵在招收新成员时对出身中产阶级的人不应该过于苛求。如果他们“起来反对他们出身的阶级并且表现良好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加入红卫兵(尽管不能优先)，“因为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麻烦的是，当周恩来更多地谈及生产的重要性和一些对革命热情加以限制的不受欢迎的规定时，林彪之流却在以一种更为蛊惑人心的启示录式的形式鼓吹“炮轰党委”，打倒统治中国的“一小撮坏人”，扫除“牛鬼蛇神”等等，这正是那些赶到北京来的年轻激进分子们所渴望听到的话。周恩来的那种学校女教师式的说教被那些声音所淹没，但他仍然坚持讲解他的那一套。
在9月中旬的另一次百万红卫兵大集会上，他声称文化大革命正在产生一种像第三个五年计划伊始时实现经济上的突破所需要的革命动力。
同志们，同学们！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县以下的组织机构和人民公社去交流革命经验以及建立革命联络……工厂和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停下生产，利用假期来闹革命。……双抢季节已经到了，红卫兵应该组织起来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支援秋收。
比起毛主义者在大街小巷每个角落吹起的号角声来，周恩来的声音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而且也不那么中听。周恩来的这些观点使得一些最激进的学生和他们的庇护者——毛主义者中的一些二、三流角色密谋反对他。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组织是叫做“五·一六兵团”的组织。他们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1966年的最后4个月里逐渐加剧，攻击他为“反革命两面派”。这些活动最初由科学院发起，但后来领导权转到了外语学院。一些高层人士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戚本禹也先后参加了这些活动。这两人都是狂热分子，显然他们都是毛主义者。毛泽东通过手下的林彪、江青和其他几个人对他们进行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干的。他只不过是允许他们的激进主义得到一个发泄的机会，因为他也不能完全控制他的追随者，而且也不愿为此失去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总方向的支持。
一个红卫兵后来承认：
上面要我们搜集所有那些大头头们的黑材料。指挥部给我们提供一部分文件，我们则出去找另外一些材料，诸如周恩来的讲话，会议记录，所作的报告之类的东西。我们仔细琢磨其中的每一个字，以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对周恩来的每一次行动我们也不放过。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关于文学问题的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主义呢？我们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他还说过：“毛主席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能否用战无不胜的毛译东思想找出其中的错误呢？我们从他的讲话中抽出一些话，然后拼凑起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恩来必须打倒。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9月的北京街头，他在与红卫兵的一次长谈中提到了它们。这次谈话从9月25日晚上10点延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下面是他的话：
我今天坦率地和你们谈一谈，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自由？什么样的大字报你们都可以写。有些人甚至写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当然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我并不在乎。……
有人贴出这么一张大字报……要求完全摧毁伊斯兰。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它们的人口接近4亿。怎样才能完全摧毁他们呢？答案是：这是不可能的。……
大型集会……可能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我们只好进行干预。上海把一万名资本家拖出去游街。中央知道了这件事，打电报给上海，表示反对，因为它牵涉的范围太广，可能影响到世界舆论。……资本家不应该被拖出去游街。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很强大了。这类事情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是要消灭阶级，但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
周恩来批评这些青年人错误的阶级分析方法，并详细讲述了他自己的阶级出身。这在某种程度表明了他残存的负罪感：
我曾犯过路线错误，但仅此并不足以判断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南昌起义时(1927年)……我犯了错误，带部队去打城市而不是开到农村去，但这不是路线错误。……我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也犯了错误，然而蒋介石还是要抓我。你能说我是不革命的吗？
这时他也谈到他的父亲——从阶级地位上看是一个小官僚，其他亲戚也是如此，“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侄子没有工作；另一个是解放军，这也解决不了他的工作问题。我虽然是总理，但对这些，也帮不上什么忙。”
他一再把话题扯回到经济问题上，“工农业和服务行业的人不能停下来不干活。不然我们吃什么？”
周恩来总理从未像今天这样繁忙。为了筹备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一些年轻战士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周恩来深夜到那里查房，替他们盖好被子。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没完没了的两派交锋的会议上，当双方正进行辩论时，周恩来坐在台阶上忙着吃一碗面条。当知道饭店的服务员在革命宣传鼓动下提出他们不再给客人擦皮鞋、应铃或上菜时，周恩来心平气和地作了解释。
由于那些有经验的高级行政与技术官员被狂热的红卫兵拉去批斗，进行人格侮辱、殴打甚至关押起来，政府部门逐渐瘫痪了来了。经过几个月白热化的革命之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七分之一人仍在工作。周恩来最后伤心地说：“只有财政部长李先念被留下来帮我。”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小事而不值得他费心。他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平静来处理向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他尽其所能坚持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尽管能帮助他的只是那些剩下来的空架子机构。他所处理的事从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待外国客人，什么都有。中国的一些父母们向他抱怨说，他们的孩子被赶到了边远省份。他无例外地向他们所有的人保证要调查并解决他们抱怨的事。
他经常彻夜不眠，与学生、工人、政府官员、地方代表谈话，调解红卫兵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并促成他们的和解。他还命令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寺庙，防止它们被激进分子毁掉。在长途电话里他说服一个狂热分子不要毁灭花园城市杭州的历史遗产。当时住在中国的两个外国人精确地描述了周恩来的活动：
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本人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惟一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的人……无数的人指望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指望他回答他们那些诉苦的信件，或答应为他们的孩子——在华北游荡的红卫兵搞到被子。
当10月1日的国庆节到来时，周恩来仍然能够以一种不受限制的乐观语调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灭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正在掀起。……全国7亿人民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但两天后，他又继续在有关文革的文件中批示，强调有关规定。
红卫兵不能进入有解放军守卫的机关，不能穿军装携带武器，因为你们不是正规军。……司法权属于法院……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不能为任何红卫兵组织所使用。
他告诉红卫兵不要去西藏，这个禁令后来被江青轻而易举地取消了。
毛主义者现在决定要提高赌注，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全面铺开，否定了周恩来要求文革不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恳求，8月份制定的“十六条”被抛在了一边。负责文革小组目前工作的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指责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妨碍生产，陈伯达宣称：“害怕群众就是害怕革命”，陈伯达所说的这些人显然包括周恩来在内。红卫兵报道了下面一段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10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的对话：
毛泽东说：“真正的右派分子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
周恩来插进来说：“现在可比这要多了。”
毛泽东急躁地回答：“不管他们有多少，我们都将战胜他们。”
在讨论了政治事务之后，他们开始商量红卫兵的大串联问题。周恩来很重视这件事。
他说：“应该作些适当的准备。”说他是这个政权的管家，真是一点错也没有。
毛泽东有些恼火地问道：“有什么可准备的？在哪找不到碗饭吃？”
这就是两个互为补充的革命者之间的差异，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则是沉迷于计划，像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聪明的建议，让红卫兵仿效长征，步行而不是乘火车进行他们的串联。这样既可以缓和铁路运输的紧张局面，同时又可以耗费年轻的激进分子的精力，使他们不至于造成太多的破坏。他在参加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大胆的讲话，他痛斥上海的红卫兵闯进孙中山的遗孀的住宅。他说：“一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像话。”
但是，他不得不再次被迫让步。不久，林彪宣布红卫兵可以像他们批评党那样来批评政府。这就抽去了由8月份妥协而产生的“十六条”的最后一根支柱。周恩来在会上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脸气得通红。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或是选择当一个殉道者，或是做一个跟不上步伐的合作者。类似的情况以后又屡次出现。很明显，这个运动已越过了此前毛泽东与其他人共同商定的界限，正是这个界限才使得这场运动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在周恩来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立的。它只会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而在中国人及外国人的眼里，社会主义理想是他毕生为之而奋斗的东西。毛泽东圈子里的那些狂热分子，他们的思想深受过去中国封建时代的影响。当他们现在手中握有大权时，便任意痛斥无辜的男男女女，殴打、关押、折磨、杀害他们所讨厌的人。他们进行这些反公民的活动时毫不考虑法律程序，有时甚至把道德准则也抛在一边。
周恩来有两种选择，不过他的两种选择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他既缺少一群有组织的追随者，又未控制军队。他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要求毛泽东放弃这场运动或是使红卫兵就范，但这将使周恩来变得对毛泽东毫无用处，而且使他毫无疑义地被划到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阵营里。毛泽东的追随者里已经有人把周恩来划入反对派阵营，周恩来这么干的话将会被从他有影响的位置上赶下去，失去对政府的控制，很可能还会被红卫兵关押起来，送进监狱，受到虐待，甚至死亡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周恩来在西方人中享有更高的声望，他将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而结束他的一生。然而，这种不昧良心的戏剧性行为不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中国人比起欧洲人来更为现实，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以周恩来那样的身份做出那样的姿态，这在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的人民看来只能是无能为力或哗众取宠。
另一种可能是继续假装支持这场运动，同时努力控制它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恩来选择的道路。
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官员，他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满意地看到事实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们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周恩来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为此，一些西方人从未原谅他。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牢记孔夫子的一句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大家都极其欣赏由于周恩来的老练，说到底也由于其责任在肩和更为险峻的处境所产生的结果。
因为周恩来原来曾支持社教运动，因此激进派把他看作一个不可信任的机会主义者。在文革问题上，当形势变得严峻而关键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文革的背叛者。相形之下，开明派把他尊为这个政权所信奉的哲学中一切好的、具有建设性的东西的救星，而芸芸众生则会对他摇摆不定感到迷惑不解。
周恩来利用林彪的一次错误在毛泽东的头脑里播下了毛对林不信任的种子。
要想在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则要困难得多。江青越来越公开坚持她在激进事业中的权威，使周恩来不可避免地要与她发生冲突。例如，在12月的某一天，一些江青的追随者要去逮捕彭真市长，对此周恩来宣称：“谁也不能开这样一个任意抓人的先例！”他把彭真秘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做这类事情能否成功要取决于左派分子抓人的决心的大小。他也曾不得不违心地同意红卫兵讯问和折磨他的5个同僚，这5个人都是他领导下的高效率政府机构的中坚。周恩来曾坦率地对来访的日本人承认，在那种时候，个人将不得不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进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一直没有遭到什么毁灭性的麻烦，因为毛泽东和江青都需要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默默羞辱他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利用他那别人无法比拟的才能。但周恩来没能在最高层次为他的副总理、部长和副部长们寻得同样的庇护。这些人现在都忙于应付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压力。其中一些人，比如说农业部长谭震林，不善于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外交部长陈毅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言行上极不慎重，极易被红卫兵抓住把柄。尽管他在工作上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周恩来竭尽全力去保护他，最终却无济于事。
这样，便开始了一个痛苦的过程。12月份的时候，他不得不让步，同意组织一个集会批判廖承志——旧学校出来的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并组织一次示威来反对他的另一个在体委工作的被保护人。那时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某一天周恩来告诉工厂继续生产，并要求红卫兵不要干扰工厂的生产，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发现《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写着：要像在城市所进行的事业一样，农村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工厂也要进行。
1967年，“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达到了高潮。1月6日，一个15米长的大横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打倒周恩来，他的支持者们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周恩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张题目为《谁反对周恩来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可能是对周恩来的公开攻击引起了毛主义者领导人的担心，毛主义者的一个领导人开始出面干预此事。
但周恩来仍然被迫在这些年轻人面前为自己进行委婉的辩护：“我为党工作多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犯了不少错误。我在晚年要努力保持我对党的一片忠心。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由于红卫兵要求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周恩来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了。有一次，他不顾这些要求，并坚持说：“你们可以批判刘、邓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你们不应该要求把他们本人交给你们控制”。这时，台下响起一片诘难声。他的回答是：“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讲话，这些叫声吵得我无法讲下去。”他后来又接着说，陈毅和其他副总理一度偏离了毛主席的路线，但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并在“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指导下进行工作，应该给他们一段时间来证明他们自己已经改正了错误。
然而，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情则要困难得多，但他还是继续替他们讲话。当他把斗争目标限定为“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台下的一些红卫兵叫道：“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周恩来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听众。当口号变为“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才转回身来面对听众。
他说，“你们刚才喊的口号是有区别的，我们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而，另一个口号是有问题的……他们两个仍然是中央常委……你们当着我的面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很不好办。”
至于他自己的支持者的命运，周恩来也是心中有数的。周恩来设法把对农业部长谭震林的全面批判推迟到6月份，然而这个不幸的人不久之后还是从公众场合消失了。周恩来还用搪塞与拖延的手段，挽救了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石油部长余秋里。这两个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政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毅的情况。为了保护他，周恩来先是拖时间，然后又暂时同意让陈毅接受批判，但最后又向上面求情以挽救他。他曾主持一个批判陈毅的群众大会，后来他还同意再开几个批判会，但必须由他来主持，必须事先提出具体而详细的批判内容，并且规定3个月以内只开这一个批判会。
他还指责红卫兵劫持他的铁道部长。他说：“我费尽办法来找他的下落，结果却找不到。你们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月12日，周恩来发出有关“恢复名誉”的指示，为那些被非法审讯或是被错误批判的领导人重新上台铺平道路。这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早些时候中央委员会作出的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全面展开的决定所带来的全面冲击。周恩来手下的政府官员现在要应付从工厂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而不是从学校里冲出来的红卫兵。这场革命的新的参加者有着与红卫兵完全不同的目标。例如，周恩来不得不花时间去起草和解释“关于工资问题的紧急指示”。他希望以此来满足造反派关于以计件工资制代替合同工资制和学徒制。实际上，他不得不暂时回避这个问题而仅仅作些装门面的改动。幸运的是，这些新造反派都是工人，他们在工厂的有组织和艰苦工作的压力下已经学会了如何遵守纪律，因此很容易通过现存的组织渠道与他们打交道。周恩来针对他们提出了一条极其恰当的几乎可以说是巧妙的口号，“夺权应该自下而上的进行，但是必须自上而下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仅使周恩来心烦意乱，同样也使得毛泽东感到心烦意乱。毛发现无政府状态似乎已渗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有着顽固的地方主义思想的激进分子试图在上海创立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政权，而别的城市更乱得一塌糊涂。为此，他决定停止所谓的“夺权”，这回自然又是军队应召而来去使所有这一切越轨行动停下来。
由于1月中旬发生了一起幸运的事件，使周恩来得以深入到新局势下的第一线。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对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主管政治工作的将军进行了批评，起因似乎是这位将军借口为了“某些安排”去见周总理而没有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会议。事情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第二天凌晨召开了一个有900多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现在还不清楚他开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澄清关于该事件的报告的错误还是为了替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的不慎重的言行作辩解。但毫无疑问他是在毛主义者和军方之间进行协调的关键人物，而且他也无可怀疑地借重了他的黄埔老关系，他过去的学生现在很多是遍及中国各省的军队指挥官，这种关系为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条件。
这是军队公开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信号。1月底，周恩来高兴地带着毛泽东的新指示出席了一个军队的会议，他在作简短的讲话时，意味着他有新的权力(尽管他还不是特别满意)。他说，党的老干部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并且应该允许革命群众“先夺权”，然后再向国务院报告。(这是对周恩来的权力监督的老公式的一个颠倒。)周恩来在解释政策时比过去走得更远，但他却很清楚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使他更容易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把握事物的细节以及对政策进行具体落实。不久他就开始行使他新获得的权力，给介入文革的部队下命令。例如，命令部队的指挥官把部队带回军营。
林彪现在已经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革命派及大小官员的野心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现在难以把他们有条不紊地压下去。周恩来不得不同意一个政治新方案，要求革命造反派、军队、政府机构组成三方联合来掌权。这样就把军队干预这枚苦果巧妙地包上了一层年轻的革命派所设想的与当权者平起平坐的糖衣。
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法克尔在《新政治家》杂志中，对周恩来进行了一番描述，他写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另一个英国记者，《泰晤士报》的理查德·哈里斯，把周总理比为“一个裁判员，他吹着哨子到处平息事端。在中国各地的激进派与稳健派发生冲突时，他站出来制止冲突，以免耗费比赛时间。”
由于处于一种新的地位，周恩来显然变得活跃起来。在与毛泽东进行的一次关于夺权问题的谈话里(该谈话后来被红卫兵发表)，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对党的官员应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主张，赢得了毛泽东的赞同。
毛认为，夺权后应采用不同的方法与当权派打交道，比如说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仍然让他们在监督下工作，也可以撤他们的职，但仍然让他们工作。
“这是一个好主意”。周恩来接着说：“撤他们的职，但仍然让他们继续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这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革命造反派承担的工作量太大的话，他们将会变得被动，成为工作的奴隶。因此让一些当权派继续工作，但在工作的同时接受批判，这样更好些。”
“我们必须对这场革命的目标、它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制定出具体的政策。现在虽然夺了权。但在一些单位内这场竞争可能会很激烈。
周恩来最后又温和地补充了一句他真正感兴趣的话：“此外，我们必须注意抓革命、促生产。”
到2月份，周恩来再次抱怨政府工作无法进行，因为如此众多的官员成了文革的牺牲品，以至于不得不让低级职员来干行政领导工作。他的睡眠时间进一步压缩，他经常连续工作30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经常错过吃饭的时间，或者只吃一小碗粥和一些剁碎的蔬菜，这样他可以边吃饭边工作。他明显地消瘦下来。后来医生发现他患有心脏病，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工作，甚至邓颖超的亲自请求也不行。
因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2月30日开始对他进行“造反”，他们在他的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地请求你接受我们的恳求。
当周恩来的夫人看了大字报后，她在“改变”两字下面划了一道红杠杠。两天后，经过与邓颖超商量，他的工作人员又写了一张“补充建议”，把它贴在门上的大字报旁边。他们在“补充建议”里要求他减少夜间工作，在做完一项工作以后，“不要接连工作”，对每日的工作安排，“应该留点余地，以便处理临时急事”；避免出席会议之后立即会见客人，以便能够“喘息”一下；缩短会见时间，以使人们在会见时说话简短一些。
第二天，为了表示对工作人员意见的重视，周恩来在大字报下面，工整地写上“诚恳接受，要看实践”8个字。他其实根本没打算去履行。
3个月以后，他的侄子和侄女来看他，责备他说：“你的行动达不到同志们的要求。”“你应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否则你就不是‘造反派’的真正支持者。”但周恩来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此外，他还试图尽可能地减少红卫兵引起的混乱对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在就健康问题与他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的那几天里，他去外面出席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抗议苏联干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红卫兵把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包围了两个多星期，以报复苏联的行为。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的破裂迫在眉睫。周恩来主张节制，他表示不应有过火行动。当红卫兵不顾禁令，试图冲击苏联大使馆的院子时，他马上赶去用喇叭劝说他们不要这么干。两天以后，红卫兵解除了包围，一场严重的外交冲突才得以避免。几天后，周恩来在同造反派们谈到国防工业时说，“财政、外交、国防工业等部门的行政机关属于中央领导，不许在这些部门夺权”。
2月中旬，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革命和生产问题，谭震林当时已经差不多忍无可忍了。他在会上谈到自己如何为在文革中碰到的事而伤心痛哭。他终于忍不住而大发脾气，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连参加革命40多年的老革命也让你们弄得妻离子散。”说完，他抓起他的外套和公文包就向大门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周恩来耐心地把他叫回来，但他发的这一通脾气使得别的领导人也公开地对毛主义者的做法进行谴责。
在这次会上，当周恩来问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是否看过党的理论月刊《红旗》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清样时(这篇文章号召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文章发表后，为红卫兵的暴力活动开了绿灯)，陈伯达回答说没有看过。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周恩来厉声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陈伯达没有时间看这篇文章，他应该把文章转给别的领导人看，这样就可以避免下面各单位任意解释政策。
对周恩来来说，加强集中制与“发动群众”是息息相关的，不应该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1967年初，他在一次延续40天的马拉松式的辩论会上斥责红卫兵要对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负责。他对他们说：“你们自己也不会容忍被下一代拖着在大街上走。”当周恩来看到这位部长被折磨致死的照片时，据说他似乎心凉了一半地惊呼：“这叫我怎么向党中央解释？这些同志都死得不明不白呀！”他还直率地说，在彭真市长的脖子上挂上写有他的罪状的牌子以此来嘲弄他是错误的。在谴责这种公开羞辱老干部的做法的时候，他是在含蓄地指责明显偏袒这种做法的林彪。
“五·一六兵团”继续用大字报攻击周恩来，但是3月中旬有人出来维护周恩来，把他称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支持毛泽东，保证了毛泽东的政策得以通过。他再一次(但这一次是当着陈伯达的面)对农民说，春耕比夺权或革命更重要。他又当着江青的面对红卫兵说，他们应该回学校去。
你们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立了大功。不管别人怎么批评红卫兵的过人行为，也不能抹煞红卫兵的丰功伟绩。……我们希望你们在复课的同时开展整风运动……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
4月份，周恩来试图调解敌对各派之间的冲突。他当时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十几个省的敌对派别之间的谈判没能达成任何协议，而另外7个省的敌对派别之间的谈判还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如果周恩来有野心的话，那么现在是他夺权的最好时机。被文革搞得心烦意乱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中的大多数人将乐于聚集在他的周围，努力重建国家的政治机构。但周恩来天生不愿意追求显赫的地位。因此，他仍呆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公开地做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联络员，从而保证毛主义者、军队及未被扫地出门的政府官员之间的最低限度的合作。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仍在继续出现。4月中旬召开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发出了一个特别指示：“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亲密的战友，你们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周恩来这时面临着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没有遇到的危险。换句话说，他的生命安全掌握在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年轻的激进分子手里。
第8章 握手言和
1969—19761968年2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和直属单位大会上讲话，强调“必须真正地解放大批干部”，依靠他们把工农业生产“推动起来”
1969年春，在中苏边界北端冰封的乌苏里江中一个叫珍宝岛的小岛上，中国士兵与具有优势的苏联军队之间进行的战斗使人们发现了中国的脆弱性。中国的邻居并没乘机利用中国这些年因红卫兵横行而造成的防务上的弱点，但周恩来和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必须恢复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渠道。这些渠道有时甚至被一些小事所堵塞。在珍宝岛危机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柯西金总理试图通过中苏之间的热线电话与周恩来联系，但他只是徒劳地发现中国的电话员拒绝替他转过去，因为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1969年秋，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云集河内，参加北越主席胡志明的葬礼，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得到了一个修复的机会。柯西金总理有意地在周恩来到达河内之前离开河内，但最后他又折回到北京。在北京机场的休息厅里，他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达4小时的会晤，就导致两国边界冲突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周恩来坚持要俄国人承认19世纪中俄的“不平等”条约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但他又许诺说中国将不会要求收回根据这些条约被俄国人强占的土地。可按传统习惯线作为重新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同时，双方应该通过下面这些办法来保持边界现状，即各自把军队撤到一个双方同意的距离以外，并承担在这些实质性谈判进行期间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敌对宣传的义务。柯西金显然在口头上同意了所有这些建议。但当他回到莫斯科后，苏联的宣传机构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攻击。
同时，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了文化革命后政治上的人事安排问题。这是一次奇怪的大会。林彪在会上满面愁容，坐立不安，周恩来也露出一副不常见的生气的模样，只有毛泽东显然仍像以往一样挥洒自如。由他们组成的三驾马车显然是出了毛病。周恩来被大会选为秘书长，并在新选出的五人政治局里排列第三①，从而排在文革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和康生之上。修改后的党章把林彪指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周恩来对这一显然不合理的条例没有提出异议。据说他曾告诉他的追随者：“不要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让它通过吧?”
周恩来仍与林彪和毛主义者保持联盟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中国进行重建工作，但与他们打交道无疑是件既艰难又乏味的苦差事。他的一个崇拜者后来这样写到：“他甚至能与魔鬼共事，并从中获胜。”
那年秋天，在中国被监禁了差不多两年的英国人——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释放，周恩来成了这次有意思的文化冲突的受害者。红卫兵扣押格雷并对他进行精神折磨一事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格雷终于获得了释放，欧洲人对他的获释普遍感到欣慰。在他获释后的一次外交宴会上，周恩来急切地走到英国代办身边用他那缓慢的英语对他说。
“好啦，格雷出来了，他自由了。”
“是的，”丹森回答说，“但他还没离开中国。”
“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继续呆在这里。”
“我可不敢肯定他是否愿意呆在这里。”
说到这里，周恩来走开了一会儿，但后来他又回来向丹森问到格雷是否也出席了这个宴会，丹森给了他一个否定的答复。在另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似乎是想为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在中国所受的苦作些补救，也许是要向他表示个人的歉意，或是给他提供一个单独会面的机会。
毛泽东开始把周恩来叫做“管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呼。有一个欧洲外交家曾经这样评论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深受人民喜爱的周恩来就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一开始受人尊敬、后来又让人害怕的毛泽东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周恩来这时开始不动声色地重新安置他的那些饱受红卫兵折磨的副部长们和其他高级官员。1970年夏，林彪和陈伯达因行动不慎而在毛泽东面前失宠，这使周恩来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周恩来这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差，但挫败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所带来的快乐使他忘掉了自己的身体病痛。一天早上，他去出席一个会议时突然晕倒在走廊上。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出席。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坚持说自己没事，叫了一辆车又赶去参加那个会。
不久，周恩来揭开了他外交生涯中最著名的一页。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后双方的立场都未改变，仍然保持对立状态，这就意味着中苏关系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发展，但中美关系则应该另当别论。林彪及其手下的大部分人仍倾向于与他们以前的莫斯科老师和好。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事未置可否，直到1970年底林彪咄咄逼人的野心和来自北方的威胁，使得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与美国恢复邦交的可能性。此外，周恩来手下的专家估计，由于国际力量的重新大组合，使得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威胁要小于苏联的威胁，周恩来反复考虑与美国进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只要华盛顿采取主动那就好办了。
这个暗示是当年8月传达给埃德加·斯诺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一次乒乓球比赛上见到了周恩来——“他的头发开始渐渐地变白，身穿一件夏天的运动衬衣，一条灰色宽松裤，下面是白色的袜子和凉鞋。”周恩来对美国国内政治极为关心，并提醒斯诺注意由北而来的对中国的威胁——即来自苏联的威胁。
“如果中国要找一个盟友，”斯诺问道，“找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还是找美国的可能性大？”
在当时，这个问题还几乎是一个碰不得的禁区，提出的问题很可能被简单地打发掉了。但是，斯诺提这个问题所选择的时机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的回答使人松了一口气。
这出公共关系的小戏的另一幕发生在国庆游行那天拥挤的观礼台上。当时，周恩来走到斯诺身边，拉着他的袖子，把他和他的妻子领到毛主席身边呆了一会儿。这就向无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清楚地暗示下一步会是什么。
几个星期后，周恩来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在谈话中，他为中国的经济形势进行辩护，对花费巨大的粮食进口的原因加以说明，他还表示伟大勤劳的中国人民也需要外国的技术。他还自豪地宣称，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中国既汲取了文革中好的教训，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暴行。他对他的国家的这番热情洋溢的描绘被及时地披露在美国的报纸上。最后，周恩来说中国准备与美国就美国武装“入侵”台湾问题进行谈判。
有一次，周恩来与斯诺的会面从晚饭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早晨6点，斯诺最后也支持不住了。
他低声说道：“我应该让你去睡一会儿。”
周恩来仰面笑道：“我已经睡过了，而现在我该去工作了。”
由于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渠道，周恩来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及尼克松的回信，不得不各自通过巴基斯坦或罗马尼亚的使者转送。在一封通过这类手段于12月初送达白宫的信中，周恩来强调他不但代表自己，也代表毛泽东和林彪讲话。他说中国“一直希望并一直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以讨论中国台湾的那一部分领土的有关问题。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将在北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尼克松同意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地访问中国，为今后总统的访问作准备。
在国内，周恩来与林彪的争吵越来越公开。1971年3月，周恩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坐飞机回到国内。据说林彪为了消灭这个敌人，曾下命令等飞机一回到中国境内就将它击落，但当接受这个命令的将军看到飞机的民航标志后没有开火，而是强行命令飞机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