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脑筋-----何虎生
林彪摔死了，邓小平想出来工作，毛泽东说：行！邓小平整顿，树立了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也惹怒了江青；有人进谗言，全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一编 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
一、历史造就了邓小平
林彪摔死了，邓小平想出来工作，毛泽东说：行！邓小平整顿，树立了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也惹怒了江青；有人进谗言，全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要江西关照邓小平
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总书记的职务实际上被撤销了。
1967年春天，在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所谓“最大的走资派”首先是指刘少奇，邓小平被称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红卫兵揪斗了刘、邓。63岁的邓小平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烈日之下，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受尽凌辱和折磨，连其家属也受到牵连。
然而，毛泽东在对待刘、邓问题上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意图是有所不同的。他说：邓小平要批，但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
1968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了党籍，被彻底地打倒了，遭批斗，受凌侮，昔日共和国的主席连做普通百姓的权利都没有了，最后惨死狱中。而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则“保”了一下邓小平，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就这样，邓小平被“挂”了起来。
1969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林彪以战略疏散的名义发配到江西。
周恩来很不放心邓小平等人的安全。他只有用自己的影响，向下面打招呼。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两次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接电话的是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严肃地指示道：“有件事，你向程世清同志报告一下，中央决定：一些领导同志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搞些调查研究，了解些情况，也适当地参加些劳动。”说到这，周恩来停了停，又说：“到江西的中央领导同志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着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你们对那里挺熟悉。听说你们那里有‘五七干校’，还可以让他们到干校去玩玩。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劳动也不行了，主要不是让他们去劳动。这你明白吗？”
“我明白，总理！”
周恩来停了一下，又指示道：“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说不定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一句话，就是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我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可以到工厂去学习，看看，调查，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省核心领导小组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程惠远把周恩来的指示，一字不差地记在本子上。周恩来百忙之中，对这些人仍如此关怀，而且想得这么周到、细致，程惠远深受感动。
为了把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老干部安排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周恩来花了不少脑筋。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之后，才选择江西这个地方。
周恩来把这些虽然靠边站，但并没有被彻底打倒的中央领导，关照程惠远如何照顾之后，又把一个更大的难题亮出来了。这就是如何安排邓小平。
这是一个不好明说的问题。在疯狂的造反时代，谁不知道邓小平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如果不安排好，邓小平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当地的造反派，也会围攻他的。周恩来知道自己的处境，绝对地保护邓小平安全的话，江西省革委会领导是否会听，他也没有把握。但他要竭尽全力，来保护邓小平的安全。
“汪东兴同志大概告诉你们了吧！”周恩来用含蓄的口气，把问题提了出来。
“不知道，总理！”程惠远不知道总理暗示什么。
“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周恩来郑重地说道：“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别人不同。邓小平同志是去农村锻炼，当然，不能把这些老同志当全劳力。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要适当地照顾一下。在选择住处上，要尽可能地好一些。一下从北京到南方，气候上和生活上，他也许不习惯，你们要尽可能地给予方便。”
周恩来顿了顿，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又叮咛道：“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派人多帮助，要指派专人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对这些老同志的安排问题，你要向程世清政委马上汇报，研究一个具体方案，再告诉我。”
然而，不久程惠远接到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其基本精神同周恩来电话指示完全相反：对从北京疏散下来的中央机关的走资派，要监督劳动改造，不日即可到江西。
程世清清楚总理的威望、地位和权力。他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是举足轻重的，说话有份量。而且，他在电话里的指示十分具体，明确指示照顾陈云、王震和邓小平等人，这是不能怠慢的问题。
他也听说过总理的工作作风，布置任务具体、细致、周到，事后他还要检查。对这样的领导人，采取敷衍的态度是不行的。
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初步想法，他们什么时候来都行，我们江西对他们的大门是敞开的。他们来后，暂时可以先让他们在滨江招待所住下，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
对邓小平的安排，程世清指示程惠远道：“让他去赣州吧！至于陈云和王震他们俩人，安排在什么地方，征求他们本人意见之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都给他们装上暖气。”
程惠远把这个意见给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果断地作出了指示：“原则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同志的安排，还要考虑，让他去赣州不合适，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年人了，生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他对邓小平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也作了具体指示：“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楼下是工作人员祝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
这能在院里作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作了如下安排：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市郊区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的房子，又称“将军楼”。
2．邓小平请求复出
三年零四个月的“牛棚”生活是漫长的。从15岁旅法求学算起，他整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世纪。如今远离政治中心，谪居江南一隅，他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自己的园子里养鸡种菜，晚上读书看报，冬天还坚持用冷水擦身。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被打倒在地而心灰意冷、自甘消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历史就是这样造就一代伟人的。
1971年9月13日，靠打倒大批共和国元老起家、成为法定接班人的林彪，竞因为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而自我毁灭。但世人并不知道，没有中央的指示是不会向世人宣布的。
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在江西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林彪没有出席10月1日前后的各种国庆活动。11月5日，被隔离的邓小平夫妇突然被通知，去工厂和工人群众一起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这是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被打倒以来第一次享受听传达文件的“政治待遇”。当邓小平得知林彪自取灭亡的消息之后，内心十分激动，但并未喜形于色。在听取传达和讨论的几个小时中，他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这位政治家在思索。回到小楼后，因监视人员在场，邓小平夫妇也没有向焦急等待的家人说什么。只是卓琳把女儿毛毛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当监视人员离开后，全家吃饭时，卓琳才给家人详述了文件的内容，大家都很兴奋。但邓小平没有说话。卓琳知道邓小平是性格内向、沉稳寡言的人，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性格。她知道丈夫高兴，就预备了一小杯酒，给儿子邓朴方也斟上了一杯。父子俩仰脖一饮而尽，邓小平终于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1971年秋，“九·一三事件”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那“文化大革命”特有的紧张政治空气略有缓和。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央写信揭批林彪集团，并提出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
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真来到望城岗，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安排邓小平去井冈山等地参观并顺便到泰和县考察农业机械化问题。邓小平欣然同意这一安排。这是他下放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观。
少言寡语的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历史已经遇到了一个新的转机，这个转折无疑对自己的政治命运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够为党工作。毛泽东当即把邓小平的信批转全党，准备起用这位难得的人才。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引起党内外极大的关注。毛泽东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时，高度评价了陈毅的一生，同时还看似无意实有意地同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心领神会，暗示陈毅的家属们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以利于邓小平的问题早日解决。
五一节前，毛毛送邓朴方回北京治病期间，王震约见了她。王震详细询问了她全家的情况，并让毛毛回江西转告邓小平，毛泽东对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说自己已向毛泽东及中央上书，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中，邓小平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也解释了一些问题。邓小平再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工作。此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3．深夜，周恩来要通了南昌的电话
周恩来早就主张解放邓小平，并一直力所能及地保护着他。
就在前不久，周恩来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时，他更加迫切希望尽快起用邓小平这位精力充沛、才能非凡的治国能人，助自己一臂之力，并接他的班。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批件，犹如接过一柄“尚方宝剑”，立即着手实施解放邓小平的工作。
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反极左的批评，国内气候又趋阴冷，因此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毛泽东也似乎对这件事淡漠了。处于困境之中的周恩来，并未忘记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这些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况。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1972．12．18
由此信可知，在12月17日毛泽东“面示”周恩来时，并没有谈及邓小平一事，可是周恩来在信中却貌似顺便实则有心地把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不仅再次提出，并且进一步落实下来。
周恩来用心良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终于打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2月20日，度过三年零四个月的放逐生活的邓小平乘火车由赣回京。
与此同时，北京的周恩来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东兴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的决定。
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邓小平复出的问题。经过激烈斗争，政治局最终还是在3月10日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没有也不可能给邓小平进行平反，而只能以给犯错误干部落实政策的名义作出。但是，这一《决定》使邓小平这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终于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4．毛泽东十天三荐邓小平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作出邓小平复职决定的当天，就向毛泽东和政治局请假，请求“病休”两周。自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
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阔别几年的老战友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又约请邓小平去毛泽东住处开会。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再次热烈握手。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晚，周恩来主持的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的盛大宴会。
宴会上人们发现了一个久违而又熟悉的面孔——邓小平。六年前，他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几年来寂无声息，人们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而现在，他却戏剧性地突然出现在盛大国宴上，其公开身分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的公开露面，使人们惊讶不已，立即为外国记者所关注，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到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了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说：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在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0月19日，邓小平在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之后，专程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
邓小平从韶山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开始酝酿给他加重担子，让他负责更为重要的工作。
这件事是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叶剑英和邓小平相知甚深。在邓小平刚从江西回到北京时，叶剑英就到邓小平的住处看望，帮助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同时，他还向邓小平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征求邓小平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
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请邓小平参加。会上，他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意见，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在会上向大家推荐邓小平，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毛泽东又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随后，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来京议军。
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人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再次推荐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转身又对身旁的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召集这些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当日，病势沉重但心情很好的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5．毛泽东说：王洪文不如邓小平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工作重担也就越来越压向了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是十分真挚和深远的。1974年6月，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不得不住院治疗。
这样，接替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问题，迫在眉睫。
面对这种客观形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一个历史契机。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推荐，10月4日他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
江青预感邓小平有可能在四届人大上接替周恩来正式主持国务院工作，就导演了一连串妄图由她“组阁”的闹剧，特别是“风庆轮”事件。
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很快得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向即将赴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很清楚，争论的焦点是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帮”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嘱告王海容、唐闻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王洪文也到了长沙。毛泽东在同周、王的谈话中，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边木然。
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这次王洪文似乎听懂了，十分尴尬。
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的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毛泽东欣然放下了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郑重地点了点头。
由此，在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
毛泽东的决心是邓小平复出的关键。是什么因素促使毛泽东重新启用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呢？当时周恩来病重，急需一个人接替。毛泽东也曾经物色过的几个人都不顶用。林彪自我毁灭；他曾寄以厚望的王洪文积极参加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张春桥虽有文才但在军队影响甚微；至于江青，毛泽东非常了解，坚决不同意她组阁；而当时的华国锋，在中央地位低、影响很小尚没成为毛泽东考虑的主要对象。而毛泽东对邓小平是较全面了解的，虽然有不满的地方，但毛泽东始终都记着邓小平，正如他1972年8月作的关于邓小平的来信的批示，“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认识，是毛泽东能够提出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看来责任太重了一点。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让他承担。
一个顶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人必须是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间有较高威望的。从这个角度看，只有邓小平具备这个条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在党内和群众中都十分孤立。特别是他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周恩来，十分不得人心。华国锋资历、声望较低，当时在党内和群众中还鲜为人知，同邓小平也根本不能比。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把领导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重任交付给邓小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邓小平复出是历史的必然。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间毛泽东还指定邓小平负责为病重的周恩来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字数不超过五千字。邓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务。在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带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又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在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6．邓小平不怕别人说他搞复辟
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
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十分严峻，“四人帮”的破坏活动还很猖獗，闹派性、搞分裂，社会秩序也很混乱，国民生产指数下降，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军队也存在严重问题。经过第二次“起落”的邓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他已71岁了，但精力仍然很充沛。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时深入思考的经纬大略付诸实施。
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1974年10月11日，毛泽东发表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讨论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时，周恩来再一次转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毛泽东还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接着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贯彻了毛泽东这些指示的精神。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作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适应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需要而提出的，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心愿。但是，几乎是在同时，他又作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批判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把精力仍集中在阶级斗争上。
而做了大官，也住过了“牛棚”的邓小平，这时却比毛泽东清醒得多。他反复思考不能搞穷社会主义，胸中酝酿着改革的大思路。
所以，他一重回领导岗位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就立即开始了拨乱反正。1986年9月邓小平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话时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1987年10月13日同外宾谈到改革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邓小平针对“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和斗争。针对“四人帮”所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说“这就是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不能搞穷社会主义，强调“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批评了林彪和“四人帮”搞起来的“派性”，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他还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种种谬论和行径，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并提出“优良传统要恢复”，“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等等。这些提法使我们看到，邓小平这一些拨乱反正的做法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形势甚至是险恶的。
邓小平在许多讲话中都讲到了“不要怕”，“不要怕抓生产”，“不要怕派性”，“不要怕这怕那”，“要让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共产党员为什么怕？”“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把队伍带起来”，“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在1975年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为使各级干部敢字当头，素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带头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冲在最前面。他在5月间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
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正是在这种认识水平、胸襟气度和思想准备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了对各条战线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整顿。
7．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
这出戏邓小平1月15日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的问题。优良传统要恢复，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以此为开端，整顿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条战线逐步展开。
回想起从江西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时，特快列车竟晚点3个多小时的情景，邓小平针对铁路运输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影响，他决定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战线进行整顿。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那一天，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特别是那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更是急切地盼着早一点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领导。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是体阔肩宽，步伐有力。他冷静地环顾四周，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只报以含蓄的点头和瞬间的凝视。几位盛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却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这种出人意料的见面方式，使那些原本想与邓小平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一下子怔住了，也使绝大多数与会者深深地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
面对在场的众多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扫视着在场的人，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他严肃地问道：“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他谈到，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他的话，言辞铿锵，句句如锤。尽管会场上人头攒动，却听不到一丝杂音。
最后，他强调说：“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他就以这种反问的方式结束了讲话。
他把形势和责任摆在了大家面前，也把他独特的性格和作风留在了到会者心里，使每个人心里激动又紧张，热乎乎又沉甸甸。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第9号文件。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万里要求全国铁路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他响亮地指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
“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万里亲自率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的19个铁路局超额完成了计划。
铁路整顿见了成效之后，钢铁工业的整顿紧跟上来。军队、军工、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的整顿也厉兵秣马，酝酿展开。
1975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为四化建设和安定而围歼派性的战斗打响了！
到处在讲大局，抓生产，恢复健全规章制度；到处在讲团结，批派性，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8．钢铁公司重创帽子公司
整顿工作初见成效，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在他们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阴风。
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
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的货色”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宣传领域。
“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骨干也四出活动，重新拉起了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煽动停工停产，鼓动“反潮流”，准备进行再一次“夺权”。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是斗争，还是妥协忍让？这关系到整顿工作的进退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邓小平于1973年重新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后，已经多次遇到“四人帮”的寻衅、发难。这些斗争，常常由一些小事开始，很快便卷起剧烈凶猛的波澜。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半年前，针对“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对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的攻击，他当面对开“帽子公司”的江青说：“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整顿工作开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马蜂窝”。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
现在，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要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请教”，其锋芒所向也很清楚，无异于是在政治局内部捅“马蜂窝”。许多人都为邓小平此举捏着一把汗。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觉察。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利用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
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那些在老干部面前言辞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时声细如蝇了。“四人帮”那种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另搞一套的伎俩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是，“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批评声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低头闷坐着，一言不发。可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他们似有满腹委屈地四下放风，把原本明明白白的是非黑白完全颠倒了。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他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他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
终于，王洪文按捺不住，多少做了点自我批评。出于无奈，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一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现在闷声垂首地接受批评，也是第一次。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于一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9．不管多大的老虎屁股，邓小平都敢摸
邓小平领导的反对派性的斗争作为整顿工作的前哨战，首战告捷。但是，邓小平并未松懈。在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认为，前些日子一个一个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9月中旬，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全国各方面都要进行整顿的任务。他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他还提出要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整顿工作迅速在各条战线开展起来。
在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战线，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开始对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张爱萍拄着手杖，拖着伤腿，上飞机，下基层。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
他说：在困难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胡耀邦不知疲倦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各种调查会，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
教育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部长周荣鑫说：“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难地，这时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好节目重新公演，使“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老家伙”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波。
在农业战线，为了调整党的经济政策，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为了打破被“四人帮”严密控制的理论宣传阵地，理论宣传领域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展开了。根据邓小平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由胡乔木负责领导的由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组成的政策研究室。在全面整顿深入发展的重要时刻，阐明和宣传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在思想理论领域澄清是非的重要文件开始形成了。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领导班子——经济领域——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全方位作战。
7月17日，在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正在好转的经济形势有如下一段记载：“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全面整顿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效十分显著。在政治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有所恢复和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一定程度上的克服，狠抓了批判和解决派性的问题，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在经济方面，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状态转为迅速回升。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较大改善，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等，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在这一时期内还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在河北任丘地区发现了古汗山油田。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自1972年起陆续谈判进口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建设安装工作，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军工生产经过整顿，面貌也有改变。中央还决定压缩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支出。对外经济援助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多一点，以后逐渐上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升到占财政总支出的6．3％。1973年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2％，主要是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的援助，已超过了国力所能担负的程度。因此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财政总支出的5％以下。全国财政当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全党和全国人民从邓小平主持的全国整顿中看到了摆脱一片混乱局面的出路，看到了穿透乌云的阳光，而倍感欢欣鼓舞，并增加了信心和希望。全面整顿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提供的又一次良机。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
10．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一伙搞所谓的“理论学习”、“评《水浒》”等。但总的讲是“扬邓抑江”，他不允许江青干预过多。
但是，当萧瑟秋风吹向大地的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
1975年9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一伙勾结到了一起，毛远新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汇报”和交谈。毛远新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小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被毛远新这些挑唆性的话打中了痛处，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批评邓小平。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尽管邓小平作了有力的抗争，但是，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然而，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小平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以堵江青等人的口。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接着，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等告状事件又批评邓小平。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和党委的其他人，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迟群和谢静宜都曾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驻清华大学，并“结合”到校“革委会”领导班子里。他们自认为是毛泽东身边的“小兵”，跋扈专横，目空一切。他们和江青一伙相勾结，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教职工们对之极为反感。作为老干部的刘冰，实在看不下去，按照党的章程，向毛泽东反映意见，这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毛泽东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负责人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领导的持续九个月卓有成效的整顿，到此中止了。
1975年的秋天，萧杀的风呼啸于中国大地。
在医院的周恩来，动了14次手术。10月下旬，周恩来再次进手术室前，把邓小平叫到跟前，握着他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表示了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当12月叶剑英看望周恩来时，周以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嘱告：“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这里的“他们”是指“四人帮”。周恩来又说：“邓小平比我干得好。”
1976年，中国进入“本命年”龙年。春寒料峭，严冬虽过，春天却姗姗来迟。
悲痛欲绝的人民群众，在寒冷而灰暗的天空下，站在几十里长安大街默默地送走周恩来的灵车，向他们心目中的好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邓小平预感到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愈加严峻。他在和叶剑英的交谈中，作了如下表示：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李维汉)的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作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 叶剑英建议他“要不要再去找主席”，邓小平说：已经找过了，没有用了。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说：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说：
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正如邓小平和叶剑英所预料的，患病中的毛泽东确实在思索着“换马”的问题。一年前，他把“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扶上了马，现在又认为“右倾翻案”而要“换马”了。但是，不能让“四人帮”上台代替已逝世的总理，这一点他还是清醒的，他知道这些人只会破坏，不懂建设。他认为，“华国锋水平不高，但忠厚老实，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于是，他嘱咐联络员毛远新：“我提议华国锋同志任总理，请政治局审议。如果通过了，就发个通知。”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是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在《毛主席重要指示》发出以后，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批评邓小平，逼迫邓小平作检查。“四人帮”操纵的报刊发了大量大批判文章，把邓小平说成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
但是，批邓不得人心，无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或者是在群众中都遭到很大抵制。3月26日，清华、北大“两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批邓”扩大会议，对邓小平实行围攻。在一片大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吼声中，邓小平自始至终一言没发。“止谤莫如不言”，面对“四人帮”的疯狂围攻，他以沉默保持着自己的正义和尊严。江青则称赞“两校”造反派：“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
就在“两校”造反派大闹中南海围攻邓小平的时候，在上海、南京爆发了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南京的示威群众呼出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的口号。
南方的风暴很快扩展到了北京，扩展到了全国，形成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清明节前连续几天集会于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批邓”表示不满。邓小平后来曾说：“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性质时，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会议决定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调动民兵和公安人员进行镇压，抓“反革命”。4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出动数万人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4月6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决定继续进行追击追查。江青一伙利用《人民日报》大肆制造舆论，制造白色恐怖，恶毒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当面攻击邓小平是“纳吉”，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1956年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同日，江青、毛远新到毛泽东处报告情况，江青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毛泽东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他第三次被打倒了。但，邓小平的九个月的治理整顿，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树立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二、历史在1976年大转弯
江青准备“登墓”；叶剑英：以快打慢；华国锋与“四人帮”绕圈子。1．叶剑英要华国锋负责任
那是一段多灾多难的岁月，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举国哀恸。
天降石雨，华北大地深处的岩浆在滚动，一道蓝色的电光穿越太空，伴着轰隆隆的巨响，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整个中华大地在颤动，这仿佛是预示凶祸的某种征兆，全国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9月9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照耀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太阳轰然殒落了。亿万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而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中国人在哭泣，在哀悼，也在惶恐、忧虑。
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主心骨”，不知怎样生活下去。“毛主席啊！没有你老人家，中国怎么办啊？……”许多人反复呼喊着这样的话。
毛泽东的逝世，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加紧为篡党夺权作准备。推行“乱政”的“四人帮”凭借他们窃取的手中权力，调动一切舆论工具和帮派力量，刮起12级台风，横扫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家伙”。他们制造了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公式。妄图以邓小平为突破口，打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的反“四人帮”的健康力量。“四人帮”不仅往死里整活人，也不放过被他们整过的死人。刚刚故去的周恩来，生前是他们篡夺权力的巨大障碍。如今，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留下深远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四人帮”心里明白：要篡党夺权，必须彻底清除这个影响，要深入“批邓”，还必须死死揪住这个“后台”。因此，他们怀着刻骨仇恨，发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继续疯狂地迫害已故的周恩来，压制和破坏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于是干柴加烈火，一场强大的群众性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爆发了，它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生前也多次批评江青反革命集团，使他们阴谋夺权的野心未能得逞，特别是提议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对“四人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他留给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后来被称为“毛主席临终嘱咐”的这三句话，对“四人帮”的覆灭，对确立华国锋的领袖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四人帮”看来，邓小平被打倒了，叶剑英靠边站了，李先念休息了，华国锋又刚刚上台，掌权不稳。这真是天赐良机，大权唾手可得！
他们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另外，他们还把大量武器突击发放到上海民兵手里。在其他地方，“四人帮”能控制的“民兵”中也开始了动员和戒备。一场围绕党和国家权力的争夺战展开了。
毛泽东的遗体渐渐冷却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于凌晨1时40分全部被召集到中南海“游泳池”被称作“202”室的会客厅召开紧急会议，哭红双眼的华国锋首先向委员们宣读了医疗小组起草的死亡报告。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仍然沉浸在极度的哀伤之中，直到此刻，他还不明白这次会议的具体议程是什么，自己身为第一副主席应该做些什么，只是一味地哽咽着，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喋喋不休他讲述着毛泽东对自己的教诲。说到动情处，泣不成声。
当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以农民的方式，一面粗声呜咽着一面深情赞颂毛泽东为中国农民所谋创的幸福时，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挥手打断他的发言，神情漠然地对华国锋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议一议治丧的事吧。”
张春桥随声附和道：“对，应该先讨论一下《告人民书》，今天必须发出去”。没等华国锋表态，他冲坐在一侧的姚文元吩咐道：“文元同志，你把《告人民书》给大家念一念。”
姚文元点头应诺，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擦泪眼，声音沙哑地将亲笔起草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念了一遍。当他读完时，大厅里一片沉静。委员们对讣告没有提出异议和补充。
华国锋扫视着会场，等了片刻，见确无人吭声，便宣布通过。
突然，江青怒冲冲地站起来表示反对：“不行”。她盛气凌人，挥动着一只手臂，语气武断而嘶哑地喊着，“这上头为什么不写批林批孔？为什么不写批判邓小平？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
江青见自己的“提议”未被通过，很是恼火，可又不好发作，便借口要亲自给主席净身穿衣，悻悻离去。
继续批邓，把邓搞臭，这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的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他们非常清楚，邓小平虽已打倒，但其巨大影响尚在，必须彻底清除。没过几天，江青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继续煽动批邓，她说：“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影射攻击叶剑英和拥护邓小平的一大批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
叶剑英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是最头痛的，自从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宣布“生病，但实际上仍控制着军权。但是怎样才能搬掉这块绊脚石呢？“四人帮”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9月11日，政治局委员们在人民大会堂一面轮流为毛泽东守灵，一面忙着出席会议。
当华国锋提出由汪东兴负责保管毛泽东的文件材料时，江青马上表示反对。华国锋仍坚持己见，一直闭目养神的叶剑英微微睁开双眼，慢吞吞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主席的文件还是交给中办负责，由东兴同志管起来吧。”
文件大战告一段落。
9月11日的会议上，张春桥侧目盯着华国锋，瘦削的脸上陡然浮上几分严肃：“国锋同志，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一下。”
华国锋不解地问：“甚事？”
张春桥抖抖烟灰，说：“关于主席的遗体的安置问题。”
华国锋安然一笑：“这件事不是中央已经有了决定，主席的遗体作永久性保存！以供后人瞻仰。”
张春桥点点头：“是呵！是呵！但我听医生同志讲，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已经变质，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了。”
华国锋震惊地瞪大双眼：“甚？你说甚？”
张春桥加重语气，提高声量：“我说据医疗小组的同志讲，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而超过三天的遗体，便不能作永久性保存。”
整个会场震惊了。
江青抢先跳起来了，声音嘶哑地哭喊道：“华国锋，这事你要说清楚，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你这样做对得起主席吗？”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两眼含着泪花哽咽道：“要是主席的遗体真出点差错，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呵！”
华国锋宽大的额头渗出一层细碎的汗珠，神情慌乱地搓着双手，讷讷道：“这个，我实在不懂，也实在是没想到。”
江青抹了抹眼泪，用手指点着华国锋：“现在，我可把主席的遗体交给你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要负责。” 华国锋又急又怕，瞪着眼争辩道：“你为甚让我一个人负责？”
江青拖长声调：“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呀！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呀！”
华国锋额上青筋暴露，但尽量将话说得平和：“如果你们有意见，我可以辞去职务，但我决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叶剑英用力一拍沙发扶手，大声道：“不，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嘛，你是第一副主席，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主席的遗体你能不管吗？你能不负责吗？”
华国锋眼含眼花，哀叹道：“叶帅，主席的遗体已经放了三天，我就是舍出性命也保不住了。”
叶剑英笑微微地宽慰道：“当年胡志明同志逝世时，他的遗体就是停放了三天之后才决定作永久性保存的，直到今天仍保存得很好。”
华国锋一颗忐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2．王洪文私设办公厅
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向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去求援的电报，可越方仍未回电答复。他回到家已是12日凌晨3时了，但仍没一丝睡意。
这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从长沙打来电话，反映了一重要情况。
华国锋听罢张平化的电话，心中更增加了几分焦虑，几分不安。王洪文私设中央办公厅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向各省市发通知，架空自己，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以便取而代之，这是“四人帮”向自己夺权的一个危险信号，他感到事态很严重。
华国锋当即问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道此事。他们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澄清是非，并发出通知：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在北京西郊的长安大街南侧有一座设备豪华，专属军方的高级寓所，这时专程从上海来京瞻仰毛泽东遗容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便住在这里。
9月11日夜10点多，张春桥驱车来到京西宾馆，询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特别是对上海民兵队伍的建设，他表现得尤为关切，了解得尤为仔细。一面听，一面不时往小本上记录，当王秀珍讲到民兵的武器装备时，他抬手打断对方的谈话，冷冷地问：“听说上海还有大批武器放在库房里？为什么不发下去？难道真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吗？”
马天水解释道：“6月以来，我们陆续增发了两万多支步枪和近十万发子弹，目前库存还有十万多条枪枝、近千万发子弹，准备在急需的时候装备民兵。”
张春桥断然道：“现在就是最急需的时候。不要等修正主义上台，把你们象抓小鸡一样一个个抓起来，当然，那也没什么，无非是杀头，我是早就准备杀头了。”
马天水立即表态：“你说得很对，我们回去马上执行。”
马天水回到上海后，马上作了“立即将库存的七万条枪都发下去”的批示。
经过马天水批准，七万多件武器很快就突击发放到上海民兵手里。
十天后，上海市委派徐景贤突然急匆匆来京，他依旧住进了京西宾馆，还未来得及休息，就被接到了钓鱼台16号楼。张春桥已在客厅等候。
徐景贤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就有丁盛到上海找马、徐、王密谈的情况。
徐景贤对张春桥说：“丁盛讲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人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正好在南京、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较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
9月28日，张春桥给上海的指令中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在这里，张春桥向他们发出要打仗的动员令。
面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更加觉醒了。人们把希望的目光一齐投向北京，投向党中央，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带动千军万马，涤荡妖雾，重整乾坤。
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是否能担此重任呢？
“四人帮”处处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他发难，攻击他，在“四人帮”抢班夺权、咄咄逼人的新形势下，这位新领袖的意向如何？
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作了这样的估计，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四人帮”的压力，委屈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三是坚持同“四人帮”斗争，彻底打垮他们，在这几条道路面前，叶剑英希望华国锋同自己一样，能够选择最后一条路，并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能够坚定地走下去。
扶助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打垮“四人帮”，这是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唯一结论。
就在叶剑英思考怎样收拾这伙败类的时候，其他的人如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也正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并找到叶剑英商量对策。
陈云的来访，是由王震“串连”后，叶剑英派车把他接来的。
邓颖超来了，叶剑英赶紧迎到客厅里。
叶剑英知道邓颖超的来意。没等她开口，就把自己最近一个时期的想法来个“竹筒倒豆子”，直接交底。
有一件事，她还是不放心，故提醒说：“叶帅，你说力争合法，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个人首先需要站出来的。”
叶剑英俏悄地告诉她说：“请你放心，这个人的工作我正在做，估计到时候，会站出来。”
两位老战友谈到这里，互相望着，会心地笑了。
叶剑英知道邓颖超说的“这个人”是谁，这也是他一直正在考虑的问题。这场斗争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大力支持，由这位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同时，也是力争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叶剑英主动关心他，接近他。
当毛泽东逝世后，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就处处支持华国锋的领导，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在参与治丧后事中，一次又一次地与他接触和交谈，两人从治丧转入谈形势。从北京说到上海，从上海又说到民兵指挥部，“第二武装”……从交谈中，叶剑英察觉到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考虑如何处置他们，似乎内心里还有顾忌。
人们也许还不会想到，这座美丽的西山，竟成了铲除“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站”，叶剑英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能够接触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人个别交谈。同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如谭震林、康克清、耿飚，三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还有在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如空军张廷发、吴富善，海军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等人交换对形势的看法，酝酿锄奸。
另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负责人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
3．“四人帮”篡改遗嘱
9月19日下午3点多，因身体不舒服，已经两天没给毛泽东守灵的江青突然赶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华国锋，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常委会。在这之前，她已打电话通知华国锋。“四人帮”又开始发难了。
当时，华国锋刚给毛泽东守完灵，江青便打来电话要华国锋亲自接。华国锋无奈，只得抓起高频保密电话。还没容他询问，江青便开门见山，提出要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在江青的威逼下，只好问在人民大会堂的几个政治局委员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早就与江青密谋过，齐声回答：“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
等到3点多，江青才披着黑纱姗姗而来。她一看姚文元和毛远新没到，瞪着眼睛冲华国锋责问道：“文元呢？远新呢？你为什么不让来？”
江青气冲冲地坐到沙发上，冲华国锋挥挥手：“开会吧！开会吧！”
没等华国锋宣布，她便情绪激昂地开始发言，俨然摆出“党中央主席”的架势，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一会讲她如何深入基层搞了许多调查，一会讲全国人民如何把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倾注到了她的身上，这几天她收到慰问信足有几十万件等。 江青突然话锋一转：“可中央有人却借着主席逝世打击我，我想看看主席的文件和手稿，都不行。你们翻一翻国际共运史嘛，马克思死了，他的书稿就是夫人燕妮帮助整理的，列宁死了，他的书稿就是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整理的，我是主席的妻子和秘书，我为什么没有权力保存和整理主席的文件与手稿？”
华国锋打断她的话说：“关于主席的文件和手稿中央政治局不是已经作出决定，暂仍由东兴同志和张玉凤同志清理吗？”
会议足足争吵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这次非法的会议，叶剑英虽然没有出席，但事后汪东兴向他作了报告。他一方面感到华国锋顶得好，在与“四人帮”纠缠的道路上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感到忧心和气愤。“四人帮”如此嚣张，欺人太甚！竟敢威逼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非法召开“紧急常委会”，竟敢把他这个党中央副主席和其他常委排除在外！更不能容忍的，江青还口口声声要她和毛远新出席“常委会”，围攻华国锋！
她这是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哪里还有党规党纪可言呢？一定要想个法子收拾这伙败类。
由江青提议的政治局常委会，一直开到晚上7时才结束。会后，华国锋同汪东兴又谈了一会。汪东兴望着华国锋的脸色，忿忿不平地说：“这样下去不行，得赶快想个办法。”
华国锋用信赖的目光凝视警卫团长：“你说怎么办？”
汪东兴挺挺腰板、坚定地说：“我听你的”。
华国锋摇摇头：“等把主席的丧事办完，再慢慢解决吧。”
汪东兴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慢了恐怕不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汪东兴告辞走了，华国锋找来卫生部长刘湘萍，听取了中越专家小组对毛泽东遗体的处理情况。等他回到家，已是深夜11点多了。
他径直走进二楼办公室，见宽大的写字台右上端放着一个土黄色的信封，上书“华国锋同志亲启”，下端印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他忙撕开信封，却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的《人民日报》，既无公文又无批示。他又用力抖了抖，仍没发现一条带字的纸片。
华国锋凝思片刻，又展开折成长条的《人民日报》细细查阅：“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忽然，华国锋的目光被一处标着红红的字迹吸引住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办”字后面还用红笔来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思索着，猜测着。电话铃响了。华国锋拿起话筒。
话筒中传来张春桥的声音：“国锋同志，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你看到了吗？”
华国锋不露声色：“我正在看”。
张春桥抬高几度声量：“社论中首次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应在悼词里加上主席这句话。如果在悼词里没有，势必引起人们的猜测，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华国锋也随和地笑笑：“你的意见我可以提交政治局讨论。如果大家同意，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好，再见！”没容对方答话，他已重重压下话筒。
华国锋当然不会让张春桥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第二天，政治局没有开会。悼词没作任何改动。张春桥整整打了一天电话，始终未找到华国锋的踪影。气得江青直骂：“这个华老西，和我们绕起圈子来了。”
叶剑英吃罢晚饭，和往常一样离开居住的15号楼，到山间漫步，他正悠然自得地吟诗赏景，忽见值班秘书领着总参谋长杨成武沿小路匆匆而来。
杨成武受聂荣臻之托，传话给叶剑英。
聂荣臻对杨成武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
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接着聂荣臻交待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传给叶剑英，并且再三叮嘱切实保密，事不宜迟。
杨成武告别了聂荣臻，连夜上山。
杨成武将聂荣臻的意思如实转告。听完汇报，叶剑英高兴地说：“听明白了，明白了。”
他走近杨成武，眼睛里放出异彩，兴奋地说：“你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在钓鱼台17号楼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决定派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住进西山。这个党中央的副主席选择建筑水平很高的25号楼，一方面显出他的高贵；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靠近叶剑英，便于加强监视。25号楼座落在西山半腰，在叶剑英住的15号东南几十米的地方，王洪文在这里可以窥视上山过往人的行踪，观察15号楼的动静。
面对“四人帮”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特别是听说上海第二武装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之后，他深切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再忍让，是该反击的时候了。
叶剑英在以往的交谈中就向华国锋提出了意见。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剑英点出了题目。
华国锋回忆着，是啊，不能再拖延了。
他想自己出面去找叶剑英不大方便，便驱车来到李先念住处。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我已下定决心了。”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使命。
这一天下午，天高气爽，日暖风清，正是出游的好日子。李先念以逛西山植物园为名去见叶剑英。
现在隔绝好久的李先念来了，又是在王洪文监视之下上山来了！
叶剑英猜老战友此时冒险而来，可能有要事相商，便郑重地问道：“你是因为个人关系好来看我，还是奉命而来？”
“两者都有。”李先念环顾四周，爽快地说。
“啊！明白了。”叶剑英习惯地扭开了收音机，放大音量。
李先念压低声音，“华国锋下决心了，他的意思请你考虑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才好。”
“好极了！”叶剑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盼望此刻已经很久了，需要他最后下决心，拿主意的时候终于到来了。他愤愤他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他们密谈了一会，感到事关重大，需要妥善处理，周密部署，当机立断。但时间和环境不允许他们多谈，两人只得依依惜别。
当华国锋从李先念那里返回驻地，这位身负重任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处于临战前的准备状态，心情既紧张又焦虑。
“四人帮”夺权的“伟大计划”的重点还是“武战”，自始至终把更大的希望，更多的力量放在“第二武装”上。现在，就要派上用场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将一个团——约4千余人、120门重型大炮，拉上了天马山，并在江南造船厂把两艘货轮突击改装成炮艇。
王洪文亲自去上海，张春桥要上海马上突发武器。上海的亲信在他们的旨意下，紧急行动起来，王洪文从上海返回北京后住进西山，但对上海还是放心不下，给王秀珍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
当王洪文发现叶剑英在西山上消失的时候，深感事态严重，他们又聚集到钓鱼台17号楼商量对策，决定加强“文战武备”发起新的凌厉攻势。他们一面玩弄“文革”初期制造贺龙“二月政变”流言的手法，又造谣说叶剑英在西山也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
另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队，分头去“串连”，但谁也拉不动部队。
与此同时，用更大的努力巩固上海的“根据地”。
形势越来越紧张，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最后决战时刻来到了。
当叶剑英从李先念那里得知华国锋的意见后，第二天，叶剑英只身进城，来到华国锋的住处。事到今天，两人省去了许多暗示，开门见山，就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进行了秘密商谈。
华国锋先后摆出两套方案——召开中央全会，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罪行。或者召开政治局会议，由政治局解决他们的问题。 叶剑英先后否定了这两套方案。
叶剑英慢悠悠地说：“对付这几个人只能智取，不能硬拼。就是当年处理林彪的‘四大金刚’的办法，‘四大金刚’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彪摔死后，‘四大金刚’还活着，还都在政治局，又控制着军队的要害部门，最后周总理想了个办法：把‘四大金刚’调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议上突然宣布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当场逮捕，关押起来，然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这就叫先动手、后开口。”
华国锋脱口称赞道：“这个办法好，就按你说的办法做，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
叶剑英盯着对方：“我们要赢得这场斗争，还需要汪东兴同志合作，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在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华国锋自得地一笑：“叶帅放心，此事我已同他谈过多次。”
叶剑英急问：“他是什么意见？”
华国锋：“和你不谋而合。”
叶剑英点点头：“好！他若如此坚决，我们就更有把握了。”
最后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以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置。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
具体事宜由汪东兴负责办理。至于时间，拟过了国庆准备十天，视情况而定。
在作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夺权准备之后，“四人帮”杀气腾腾，磨刀霍霍，剑首出鞘了。这就是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委员。午夜11点，会议正式开始。
“四人帮”经过充分准备，决心大闹一场，企图把党的领导权夺到手。江青对此很有信心，她气哼哼地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放肆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无非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毛泽东逝世后，他们酝酿良久，迫不及待地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四人帮”心里明白，只有打出江青这面旗帜，才能压倒华国锋。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就是要逼他交出中央领导权。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
这位中央第一副主席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闹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强调：“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站起身来，宣布散会。
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又一次公开较量。
江青一伙的阴谋又一次失败了。
9月30日晚7时，天安门广场突然华灯齐放。400多名群众在暮蔼浓重、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列着队登上天安门城楼。
华国锋走过来了，王洪文紧跟其后，第三个走过的是叶剑英，跟在他后面的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三个人暗自庆幸华国锋、叶剑英终于被逼着开这个“座谈会”，因此踌躇满志，盛气凌人。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宣布开会，随后代表们按“四人帮”定调准备的稿子，一个一个“批判”发言。最后华国锋第一副主席讲话。
华国锋这个历时仅一分钟的国庆讲话，显然经过仔细推敲的，既有力又简短，“四人帮”没有料到，他竟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不讲“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而越听越气。相反的，叶剑英越听越满意，觉得这个讲话，一反“四人帮”规定的“革命高调”，实在难得，他高兴地笑了。
然而，第二天，在姚文元的把持下，《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新华社对这次座谈会的报道。文章写道：“今天晚上，首都工农学商群众代表四百多人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大家热情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畅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在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照耀下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回顾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愤怒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家表示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照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篇报道不知要比华国锋讲话长了多少倍，说出了“四人帮”要说的话，与华国锋大唱对台戏。
“四人帮”夺权的“逼宫战”，步步紧逼，日甚一日。
4．以快打慢
进入10月份，“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这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十月，一个剑拔弩张的十月！
张春桥炮制的“怎样巩固政权”的“杀人”纲领，就要实施，按照他的黑话：“历史与现实”，“革命与专政”，“批邓”与“镇反”“杀人”，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姚文元说过：“为什么不能枪毙一些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王洪文叫嚷：“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提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
“四人帮”与上海的余党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
几个月来，上海死党与王洪文、张春桥“热线联系”达146次之多。
“四人帮”已准备了告人民书，政变后即通知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他们依仗上海和北京的“民兵”武装这个强大“后盾”，开始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场争夺战。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诬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座次”名单，所以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像和“历史性”合影。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从9月16日，抛出用黑体字套印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
他们凭空捏造一个“既定方针”，否认了毛泽东抄给华国锋的“三点指示”，既然“临终嘱咐”是给“四人帮”的，那末，他们就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统”，而华国锋是非法的。
更甚者，他们会说华国锋纂改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而篡改就是“背叛”，就是“修正主义头子”，华国锋就该被打翻在地。可见动机是多么恶毒！
华国锋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反击。
华国锋在10月2日，乔冠华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特意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这一“删”激怒了“四人帮”，张春桥出马阻止传达华国锋的批示。果然，10月4日，“梁效”文痞们按张春桥、江青的旨意，炮制出了上述《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长文。
这是“四人帮”给大小喽罗们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一个紧急进军号令。
这篇“檄文”使华国锋震惊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越发感到斗争就在眼前。
“四人帮”已打响了第一枪，叶剑英这时正干什么呢？
叶剑英离开西山后，搬到玉泉山9号楼。连日来，元帅表面上沉静如常，但内心一点也不平静，他以百倍的警惕，留意山下的动静，提醒秘书加强值班，有闻必报；让身边的人员加强戒备，以防不测。全天，警卫参谋双枪在身，寸步不离。 在许多消息和情报中，叶剑英非常关心“四人帮”调动部队的传闻。他让办公室转告作战部，一定要查清楚。一旦发现任何人有非法调动部队的动向，立即坚决制止。
《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社论象一股瘴天雾地的龙卷风，刮遍了华夏大地。
中国大地在颤抖！
姚文元关起门来，赶制各种“诏文”
张春桥、王洪文摇着电话机，忙着调兵遣将。
“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第二武装”开始行动了。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就要动手了，一场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见而不发，人将先反，发而不敏，人将先收”。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若推迟下去，则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华国锋正在客厅里踱步。正为国庆后“四人帮”发动攻势大伤脑筋，尤其是10月4日社论，使他心烦意乱。
叶剑英的突然到来，主人神情为之一振。
“看到他们发出的信号了吗？”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我想至迟后天动手，你看怎样？”
为此，叶剑英又来到了汪东兴家里，听他汇报最后一切准备工作落实的情况，对遇到的难题摆开来一一解决，使计划更完善，更为可行。
叶剑英和汪东兴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措施，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慎重敲定，由汪东兴负责主办，检查落实。
这时的中央办公厅，气氛有点异常。
汪东兴根据华国锋、叶剑英的指示，有秩序地进行着“战前准备”和“战斗动员”。分别召集负有特殊使命的行动组，小组成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精选出来的，一致表示愿意为保卫党中央，为民除害，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严守纪律，绝对保密。汪东兴带领小组成员宣誓，之后，进行了具体分工，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还在大厅里进行了演习。
10月6日下午4点多，小组成员秘密开进怀仁堂，悄悄埋伏下来……晚7时，叶剑英和今宵的主人华国锋几乎在同一时间到达，而汪东兴带着警卫人员却已守候在大厅左右。
在夜幕笼罩下，厅堂屋檐上雕刻的各式精美图案已经模糊不清。宽敞的大厅内却被莲花吊灯照得如同白昼。
整个怀仁堂静极了，静得可怕。
叶剑英、华国锋坐在沙发椅上，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
命运之神好象作错了安排。最先露面的竟是张春桥，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姚文元终于出现在怀仁堂，经请示华国锋、叶剑英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厅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听完后，这条“金棍子”立刻软了下来，象断了脊梁的赖皮狗一样，瘫倒在地。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一个执行同样任务的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
居住在这座豪华殿堂的江青，此刻正一边看着进口的录相片，一边翻着今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情况“清样”，得意洋洋，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
突然，几个不速之客，未经请示，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
“女皇”斜视一下门口，厉声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行动组负责人向她宣读了“隔离审查”决定。
“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蓦地站起来高声斥道：“你们快出去！”接着连连呼叫：“来人啊！来人啊！你们在哪里？”
这个作威作福的寡人已众叛亲离，所有“201”工作人员再也不理睬她了。
晚9时，叶剑英和华国锋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在怀仁堂召见了耿飚，命他带上一个营兵力，立即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关。
5．玉泉山会议
与此同时，请在京政治局委员立即上玉泉山9号楼，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人员听到解决了“四人帮”，欢欣鼓舞，有些人流下热泪。
叶剑英通报：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千千万万正在梦乡里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送走了黑夜，迎来了黎明，蓦然间睁开双眼的时候，将会看到什么样的奇观啊！
对王、张、江、姚实行“隔离审查”，只是采取行政手段，暂时从组织上制止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而上海、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余党”还在苟延残喘。上海是“四人帮”的重要据点，“第二武装”大本营所在地，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
10月7日，马天水到京之后，听到传达，第一个反应：“这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右派政变”！他用“暗语”与上海通信。制定作战方案，制作了第一、第二、第三道防线兵力部署图，下令民兵进入“一级战斗状态”，与中央决一死战，发誓要“血战到底！”
然而“四人帮”及其余党长期以来在上海策划的反革命“暴乱”阴谋，并未得逞。
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召开一系列会议，分析上海的形势，认为死心踏地为“四人帮”殉葬的死党只是极少数，上海民兵的绝大多数是受蒙蔽，一旦明白事实真相，是会拥护党中央，坚决与“四人帮”及其余党作斗争的，因此，决定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和平解决问题。
为此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紧张的斗争，上海终于摆脱“四人帮”的控制，重见天日，喜庆新生。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列举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宣布了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飞向全国各地。在除四害的强大气浪震荡下，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四人帮”余党，末日来临，土崩瓦解。
10月24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庆祝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首都北京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红旗飘扬，普天同庆。
在北京盛传着“买螃蟹”的故事，叶剑英后来在给小女儿写信道：“十月六日，又看戏，又吃螃蟹，吃三只公的，一只母的，作为纪念胜利。”横行霸道、猖狂一时的“四人帮”落得个可耻下常198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检查起诉和公开审判。“四人帮”这伙篡党窃国的大盗，终于被押上了人民的审判台。
千秋功罪，人民自有公断，巨奸国贼已成为历史风云中的小丑，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中国走向新的未来的开始。
三、“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
华国锋紧抓“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条主席临终遗嘱；华国锋搞“两个凡是”；邓小平要求复出；华国锋不忘批邓。
1．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华国锋
对毛泽东绝对的忠诚和忠诚的绝对，是华国锋崛起的关键所在。
华国锋诚实纯朴，工作踏实，深得毛泽东好感，毛泽东多次赞许：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52年华国锋任湘潭县委书记，短短十几年时间，华国锋跃居公安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毛泽东的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明确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逝世后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总理。
粉碎“四人帮”，华国锋留下千秋功业。
华国锋生于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上中学时，开始接触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当他的家乡山西交城县遭到日军侵略时，17岁的华国锋走上抗日道路。1940年，华国锋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联合会主任，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华国锋担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又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那首“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有个华政委”的歌便源于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命令山西抽调一部分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华国锋第一个报名，先到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1952年调往湘潭县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被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1954年，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从此，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华国锋的名字，同毛泽东家乡的名字并驾齐驱，随着伟大领袖的威望的提高而日益显露。
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34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左”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华国锋。于是，湘潭成了湖南省的标兵。外电则称华国锋为中国的“农业专家”。
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华国锋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这次进京，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泽东满怀喜悦地戏称，“你是我的父母官哪！”“你是个老实人！”
1959年夏，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华国锋安排并陪伴了毛泽东的家乡之行。此行，毛泽东心情激动，思绪万千，写下著名的怀乡诗：“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不久，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总是热情接待，虚心请教，毛泽东总赞叹华国锋是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领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后很有感触，写了很长一段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负责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之间修一条铁路，把大批红卫兵送致韶山。他得到红卫兵的信任，几乎没有受到冲击，很快当上了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后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O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华国锋：“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实人。”这一次谈话，使得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报刊上，华国锋因此名扬海外。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憨厚老实，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经常到北京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纯朴热情、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值得信赖的印象。因此，1971年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党的十大后，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还接替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从此在北京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由谁来继任，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毛泽东权衡再三，一年前，他把人才难得的邓小平从江西接回来并亲自扶上马，但现在由于对文革的分歧，又不满邓小平，也不满意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最后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在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清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此后，华国锋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忠厚老实，以毛泽东的话为准则，深得毛泽东的信赖。1976年1月21日、1月28日经毛泽东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2月13日发出中共中央1976年1号文件。据后来毛远新讲，毛泽东曾问他：张春桥怎样？毛远新答：阴阳怪气。又问：华国锋怎么样？答：忠厚老实，毛泽东说：“重厚少文。”毛泽东是以华国锋比汉高祖刘邦时周勃。“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
2．“两个凡是”的误区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的创造，早在1972年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就说过：“凡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1976年10月26日这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华国锋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是：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第二，批判“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第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要坚持，决不能批；第四，不能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当时，汪东兴负责全国宣传工作。一天，华国锋听完汪东兴的汇报后叮嘱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住一个防线，那就是‘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两个凡是”。
11月18日，汪东兴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
在会上，他态度坚决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且很不客气地批评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 讲话中，他还主张继续办“四人帮”搞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炮制的样板戏。他的理由是：这都是毛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11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毫不隐讳地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样做是分裂中央。他和华国锋是一个调：“要把‘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两个凡是”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1977年1月8日前后，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通过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在首都和其他一些地区反映出来。人民群众还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搜集起来，编成诗选，广为散发。
华国锋、汪东兴对此是不满意的。汪东兴指责《人民日报》准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太多，说只要登三五篇就行了。还规定，不准用个人名义写回忆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那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汪东兴还责怪印天安门诗选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并警告出版印刷者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嘛！要追查诗选是谁出版谁印刷的。
闻此指示，《人民日报》有人气愤了：“‘四人帮’不让悼念周恩来，‘四人帮’打倒了，怎么还不让悼念周恩来；不管他！发，发个够！8日这天，人民群众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缅怀周恩来。
汪东兴对此很恼火，他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社编辑部：“怎么？你们想推翻中央的悼词，给周总理另外写一个悼词吗？”
《人民日报》社的人一听心里窝火，顶了他一句：“这是人民的意愿，你总不能不让人民说话吧！”
1977年1月中旬，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一个讲话提纲里。几天后，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华国锋还通过中央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分别于8日和25日，指示《人民日报》写篇社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号召学好刚刚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就在同一天，《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同样的规格即以通栏大标题，全文排4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的规格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
这一社论的起草者是中央理论学习组。2月4日，汪东兴曾对文件清样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由于文章来头太大，“两报一刊”的负责人不仅毫不知情，而且也不敢“拒载”。连当时中央宣传口的另一位负责人耿飚也被蒙在鼓里，他在讨论这篇文章时坦然陈言：“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上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但该文毕竟是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面世了，它等于是向全国人民宣告，这是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意志。其实也就是华国锋的政治宣言书。
在“两个凡是”方针下，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77年3月10日召开。华国锋在3月14日发表的长篇讲话中，再次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值得一提的是，推行“两个凡是”是同宣扬新的个人崇拜捆绑在一起的。
3．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请求工作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的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后，在位于东交民巷宽街的一所古老宅院里，被监管了两个多月。
8月份因病住进北京301医院6楼，接受手术治疗。
手术很成功，我们党和国家的手术也很成功——“四人帮”这个毒瘤被根除了。
10月7日，叶剑英打电话告诉邓小平“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邓小平惊喜万状，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应该说，这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和可能。
对此，邓小平心如明镜。
其实，叶剑英等人同样非常关注邓小平的复出，而且随着时局的发展，这种愿望更加迫切，因为这事关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也就是在10月7日，刚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却遭到华国锋的拒绝。10月9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10月7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也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由此可见，全党、全国人民渴望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尽早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复出，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0月中旬，邓小平出院后，他的一家就被叶剑英安排搬到北京郊区的西山。
对当时情景，毛毛曾写道：
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随后，叶剑英亲自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敞开心扉畅谈起来。不久，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25号搂住下，一如既往，十分关心邓小平的身体健康，改善处境，解决其阅读中央文件等问题。他将自己能看到的中央文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李俊山送给邓小平，以后设法给邓小平又搞了一份。叶剑英办公室主任回忆说：有一次中午的时候，叶帅到玉泉山5号楼，开了会以后，他叫我到我们秘书办公的地方来，后来他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想给他一套文件，中央确定了由你直接给他送，其他人不要进去了，住在哪个地方，其他人也不要告诉。中央办公厅直接写你的名字，你把这套文件直接转给他。这个楼是25号，当时我给他的这套文件，写我的名字，中央秘书局认为还是给我的这套文件，实际是给小平同志的。
邓小平安顿下来以后，给新任党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由衷地表达了喜悦之情：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
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但是，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却长时间被打入了“冷宫”。叶剑英为邓小平再次复出，与其他人作出了艰巨的努力。他称赞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在接见英藉著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时，信心十足地说：“邓小平肯定会出来工作。”
邓小平的这封信使朝野要求其复出的势力有了根据。但是华国 4．华国锋抓“批邓”不放
华国锋阻挠邓小平的复出，不愿意看到邓小平的复出。我们不必细究他到底基于何种考虑，但可以从他一系列言行中反映出来。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上的汇报后提出四点意见，初步表达了他处理邓小平、“四人帮”和毛泽东三者关系的思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泽东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逻辑很简单，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对“天安门事件”及邓小平的处理，都是毛泽东定下的，指示的，当然不能动，案当然不能翻。那么，邓小平复出也就是违背毛泽东指示的了。在12月份的会议上，华国锋进一步强调了批邓的必要性。
华国锋抓住批邓不放，是因为邓小平在党政等几方面和朝野人士中拥有比他高得多的威望，能力上的差异也是众所周知的。
华国锋还有另一层考虑：他是以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来安身立命的，而批邓小平这件事是毛泽东生前确定的，如果现在改变了，岂不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教导？这两层考虑中当然后者更有说服力。所以华国锋在公开场合坚持批邓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有了这两条，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阻止邓小平复出，而且可以向世人表明他是一丝不苟地忠实地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的。实际上很清楚，华国锋对毛泽东并不是什么都“凡是”，也不可能什么都“凡是”。例如有人反驳：毛泽东曾于50年代在所有领导人死后都火化不留遗体不建坟墓的决定上带头签字，可是华国锋在保留毛泽东的遗体和造纪念堂问题上毫不犹豫。还有毛泽东生前并没有说要把“四人帮”抓起来，华国锋却同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凡是”论经不起推敲。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派人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之后，讲话稿的起草人告诉叶剑英，华国锋已按他的意见修改。可是，等到3月14日，华国锋却耍了一个小小的政治把戏，大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时，华国锋就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
但邓小平复出已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
华国锋在会上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
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华国锋在这里显然是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拴在一条线上。他所谓“反革命煽动”是指这年年初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位青年在长安街刷写大标语，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当时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称此案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华国锋据此在会上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华国锋再次亮出他的杀手锏：两个凡是。
为了强调它的份量，他把第二个凡是改成否定结构：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看出这是华国锋在为邓小平复出制造障碍。但是华国锋低估了邓小平的支持者的胆量。就在这次会议的小组发言中，陈云、王震等人针锋相对，公开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也是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少数，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的发言更为直接了当，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泽东讲的，周恩来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
“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会后，请邓小平出山的呼声更高。于是华国锋不得不作出让步。
华国锋说：“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是有明确的全面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邓小平的问题正在解决，但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还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叶剑英等人的抗争给了邓小平有力的声援。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坐等别人请他出山。三天后，即4月10日邓小平又主动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在信中表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华国锋最近的讲话和其他行动。感谢中央证明他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对华国锋承认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正当的，特别高兴。这对华国锋是个很大的安慰，多少可以打消一些他对邓小平复出后的顾虑。但邓小平紧接着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作指导。这显然是针对华国锋护身法宝“两个凡是”而来的。
邓小平还作了必要的自我批评，承认他在1975年的工作中难免有不足和错误，他真诚地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批评和教导。最后邓小平建议把这封信和上封信在党内印发。邓小平相信他在党内拥有广泛的支持者。一旦他的问题公诸于众，少数人再想左右民心就不可能了。
5月24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根据邓小平本人的建议，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两封信转发全党。这为邓小平的正式复出作了准备。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党员。
代表中包括从建党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的老中青党员，多数代表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代表中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占72．4％，革命知识分子占6．7％，革命干部占20．9％。
大会主席团共有223名代表组成，主席团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汪东兴兼任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由华国锋主持。
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 华国锋所做的政治报告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即“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他宣告，“历时11年的中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了。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认为两个阶级的斗争和两个道路的斗争将始终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第二部分是“形势和任务”，其核心内容是“抓纲治国”。报告说：“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求“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为此提出了“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等八项战斗任务。
究其一点，华国锋在“两个凡是”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坚持“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还要继续开展；三是坚持反右，反对反“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著作中首次提出的。
1977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式出版，在全国发行。它收集了毛泽东在1949年9月到1957年期间的重要著作，开篇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最后一篇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全卷共70篇，32．5万字，其中有46篇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随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版和英、法、俄、日、西班牙等外文版也陆续出版发行，为照顾盲人的特殊需要，还印刷了盲文版本。1977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决定认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是为了进一步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为实现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奋斗。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
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系统化和发扬光大。因而表明，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够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为新时期制定正确方针、路线的艰巨任务。
18日下午，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
邓小平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致闭幕词。他说：“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残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很显然，他的说法和华国锋的政治报告调子不大一样。1977年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新领导机构负责人。名单如下：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以下按姓名笔划为序)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如果同第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比较，则可发现：乌兰夫、方毅、苏振华、余秋里、张廷发、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是新进政治局的。其中苏振华于1979年2月病逝；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在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职。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进入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而赵紫阳、彭真则是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
197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十一大党章规定，决定中央一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改称党组。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也要按照上述原则办理。党中央各部委和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要建立党委。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砸烂的中央宣传部，由张平化担任部长。
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招生开学，10月9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兼中央党校校长)，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兼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参加了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在会上讲了话。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开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第二年，即1978年2月18日—23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召开后，按其所作具体安排，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月24日至3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恢复政协后的第一次会议，出席的委员有1862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43名，邓小平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郭沫若、宋任穷、沈雁冰(茅盾)、许德珩、欧阳钦、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当选为副主席，齐燕铭当选为秘书长。
紧接着，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46人。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总理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了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意了国务院提出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报告、宪法和草案都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有了新的规定。重申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把它作为全国新的时期的总任务。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目标。
如“1985年农业实现机械化”；许多省的工血水平要赶上或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在1978年—1985年间，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大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等，国家每年投资700亿元，等等。人们称之为“洋冒进”。但当时确实又一次极大地鼓舞了人心。
1978年3月5日，大会选举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75名，叶剑英当选为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赛福鼎、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当选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任秘书长。大会选举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两院也是“文革”中砸烂公检法时被撤，至此恢复。大会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华国锋的提名，决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为国务院副总理，还决定了各部委的负责人。
五届人大还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
前进！进！
由此也可看出华国锋除旧布新的决心。
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完成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按史家的评价是：反应平平。
开拓新时代的重任，华国锋没有能够担当起来。迎接他的就只能是批评了。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在寻找精神原子弹；南京大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讲师的投稿，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凡是派”措手不及，与实践派对峙二十天后，败下阵去。1．“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
揭批“四人帮”必然使人们想起1975年邓小平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些历史。如今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应怎么看，汪东兴说，他(指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话，同“四人帮”再怎么斗争也算不得英雄，整顿工作再有成绩也是错误的。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名誉。人们迫切希望他早点站出来，盼望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有个公道的说法。可是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要继续搞，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案不能翻，其他的就更不用说，因为这些都是毛泽东定的案。
人们感到拨乱反正雷区密布。无论是知识分子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吐吐气，还是各级干部想重新考虑一下各项政策，都感到心有余悸，怕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怕为17年翻案等大帽子压到头上来。
还有更具体的问题。1978年春，四川、安徽两省传来农民包产到户的消息，饥饿的农民想用他们的实践冲破“两个凡是”。但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赶快加以阻拦，他说这是右倾，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还有急待安置的百万回城待业大军，急待纠正大批冤假错案，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急待换上去或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总之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都只能这样永远“待”下去。
正如主持宣传工作的耿飚所说：“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感觉则是：好像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气还没有痛痛快快地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了回去。他担心有生之年就这么“凡是”下去。
2．用什么来检验真理
邓小平代表亿万颗焦虑的心，首先站出来讲话了。
请熟政治风云变幻，果敢雄才的邓小平看出“两个凡是”打毛泽东牌，从而达到推行“左”的一套。他从理解毛泽东思想切入，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5月，尚未正式复职的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因为，第一，华国锋已讲过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说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按照“两个凡是”，这是说不通的。第二，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马恩列斯都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此之前(4月10日)，邓小平还提出要用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来作指导，暗示“凡是派”搞的是只言片语。后来在十届三中全会(7月21日)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把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想用“整个体系”去对付“凡是派”的“个别词句”。邓小平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泽东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凡是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问具体条件抓住毛泽东的某些词句不放，其前提是承认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引用毛泽东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是“四人帮”的惯用手法。这种批判对揭露“凡是派”对待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错误态度无疑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如果遇上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理论，困难就来了。
该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无论你怎么完整准确，都理解不了它的正确性。何况“体系”也要通过个别词句表达出来，到底哪些词句代表毛泽东思想体系呢，看来区分体系和词句也不能扳倒“两个凡是”。
在区分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同时，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两个凡是”的要害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采劝凡是”的态度恰恰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问题是“实事求是”不管多么根本，也还是毛泽东的一个“只言片语”。如果“凡是派”找出另外的只言片语，比如说“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那又怎么办？可能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前，并没有在“实事求是”上多做文章。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还以举例形式触及到当时还很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意见，加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对毛泽东的有些观点的理解作了纠正，如说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从爱护出发，同时还发挥出一些他自己的观点，如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等等。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出，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话现在不能继续讲。邓小平在这里的方法是把毛泽东的话区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认为正确的应肯定，错误的要否定。邓小平还注意到一个分寸，即正确是毛泽东的主导方面，错误只是部分性的。这对“两个凡是”(句句是真理)当然是个很大的突破。可是如果在某一问题上毛泽东的话都是错误的，或大部分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这种“两分法”就不能解决问题。
1977年8月和9月，邓小平开始把批判锋芒指向另一个更具爆炸性的问题——“两个估计”，即认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两个估计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两个凡是”，是不能动的。但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问题在哪里？第一，《纪要》中引了一些毛泽东的话，但“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第二，“《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第一句是说毛泽东的话在这里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被别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第二句指出有的错误不是属于毛泽东本人的。这还是“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关系，那么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邓小平果断地回答：“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说，像这样重新评估17年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但邓小平“也照顾了一点现实”。他只是说红线为主，并没有说黑线是否存在。他以为只要红线为主，案就翻过来了。哪知他这一“照顾”马上为“凡是派”提供了口舌。1977年底，1978年初，《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文重提黑线论，只是提法更巧妙。他们不否认17年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但在肯定了这一点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声称：“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17年不再是黑线专政了，而变成毛泽东的红线同刘少奇的黑线作斗争的17年。“凡是派”在这里也搞了个两分法，结果使邓小平的两分法失效：黑线还是黑线，而红线本身永远是不会错的。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在整个1977年都环绕只言片语做文章，或用一些正确的“只言片语”去否定错误的只言片语，或证明某些只言片语本来就不是毛泽东的。这方面的成果还是不妙。例如这年5月《人民日报》披露：1976年11月6日“两报一刊”发表的那篇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经查对原稿，其中有关“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泽东的原语，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了“毛主席语录”。人们以为这下“文革”的理论基础动摇了。可是这一点也没有伤害“两个凡是”，相反证明毛泽东的话是不会错的，要是错了，一定不是毛泽东的话。更要紧的是，毛泽东说了那么多的话，要都这样一句句地鉴别真伪对错，那该要到何年何月！ 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出好消息：从迟群的笔记本中查出，1971年毛泽东关于17年估计的谈话有如下语句：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执行错误路线的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家是教师，还是要尊重嘛……。这些讲话竟被“四人帮”封锁了6年之久，现在找出来了，广大知识分子才得以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缓过气来。可是人们会问：如果“四人帮”把这些指示封锁得更严密一些，或者如果迟群干脆把笔记本烧掉了，使得后人永远见不到这真理的阳光，那该怎么办？
无论是用正确的“只言片语”，还是强调“整个体系”或者区分“主导方面”，都不能叫“凡是派”缴械投降，即使是点出“实事求是”这个根本之点，也还是要差那么一点。这主要是因为批判的一方没有超出理论自身的范围。要从根本上制服“两个凡是”，必须跳出理论，从理论之外去谈理论问题，即把问题提到真理的标准上来谈。
3．胡福明“发现”真理
1978年的报刊杂志，稍作统计，不难发现，出现最多的人物自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出现频率最多的名词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等。
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随后拨乱反正也已开始，但思想的禁锢依然严重。
这一切，都是源于华国锋所坚持的“两个凡是”。
为打破这一禁锢，提供原子弹的不是邓小平，也非胡耀邦，而是与他们有着同样想法的一位小百姓——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
胡福明老早就意识到，批“两个凡是”，目的是为了否定文革，扎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穿了是要批评两个主席，因此正面冲击难以奏效。他苦苦思索，写正面文章，论实事求是，很难直接触及“两个凡是”。批林彪“句句是真理”，有所触及，但不能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两个凡是”的要害是：毛泽东的话天经地义地是真理，毋须实践检验；毛泽东的指示、讲话、批示、圈阅、同意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毋须实践证明，而且是证明的工具，真理的标准。
经过一连数天的蚊叮虫咬，胡福明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题目既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又不用公开提“两个凡是”。他为抓到这个题目而兴奋不已。
1978年4月的一天，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发到《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里。杨西光是中国理论界的一支笔，对理论问题颇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排位仅次于张春桥。但在“文革”中，他的命运无法与张春桥同日而语，差一点没被红卫兵整死。
1976年以后，杨西光复出，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杨西光是刚从中央党校结业，由当时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推荐，调到《光明日报》来主事的。胡耀邦早在1977年12月就提出研究党史的两个原则：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央党校还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就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杨西光也参加了这些讨论，所以当他看到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觉得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他决定把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内容，然后放到第一版发表。
在组织力量进行修改时，了解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吴江等人也在写此类文章，于是也被组织进来共同修改。修改后的文章突出批判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条文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错误倾向”，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从当年的“红小鬼”、毛泽东的通信员及团中央的领导人，革命几十年，早已与邓小平结下革命友谊。“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邓小平路线的追随者。邓小平和卓琳就曾是胡耀邦的婚姻介绍人。所以，“文革”中江青的手下曾贴出大字报，称：“邓小平、胡耀邦除了工作打得火热外，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就在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与毛泽东思想的本义相背离，“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来信，肯定了他的正确意见，胡耀邦此时也在考虑如何把“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大颠倒再颠倒过来。
也就是把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首先是要把理论、思想上的是非搞清楚。如果说，邓小平是从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上提出问题的话，那么，胡耀邦的做法则有所不同，他是具体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入手，搞清是非的。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就曾搞了个著名的《汇报提纲》，在提纲中提出并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不仅与“左”的生产力观点相悖，而且触怒了正在批“唯生产力论”的“四人帮”。但是，这个论断，既可以视为是历史转折前的一次理论较量，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序幕。
一到中央党校，胡耀邦就筹备了复校开学工作，并开始揭批林彪、“四人帮”，力求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了有一个好的拨乱反正的思想战线的阵地，他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
《理论动态》的第一期的题目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文称：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之久运动的直接的指导理论。
当时可谓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容任何怀疑的，人们只能天天学习，活学活用，进行“实践”。严重的是，粉碎“四人帮”后还是这个调子，直到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纠正这个调子。而《理论动态》在1977年7月，即在党的十一大前夕，则提出“继续革命”问题的质疑，这使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乃至政界的不少人都感到震惊。而发表这篇文章本身需要多大的勇气，负多大的责任，对于谙熟中国政治的人们来说，是不会不懂的。
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需要首先从思想理论上突破。只有停止“革命的”理论，才能停止“革命的”运动。
《理论动态》一开始的印数很少。第一期只印了400份。全部是送给了地方和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也送给部队的一部分领导，以及校内有关人员，但发送范围和领导干部的名单，都是由胡耀邦亲自决定的。
《理论动态》第一期就送到了邓小平手里，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是向“左”倾理论发起进攻而打响的第一枪。也可以说，从此，开始了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7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党员，一千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难题。对此，在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表明态度：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要解放思想！并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史的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另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大家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时，绝大多数学员同意这两条原则，认为分清路线是非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整个党校，在胡耀邦提出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的思想指导下，思想活跃，大胆发表不同意见。
所以，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改好后，送胡耀邦审定。为了扩大影响，编辑们商定，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胡耀邦对这个方案欣然同意。
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先后十易其稿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特约评论员”很容易使人们想到这篇文章有可能出自某个权威之手。其实编辑们想出这个名称还有一层考虑：当时凡中央报纸上的重头文章若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都必须送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阅，而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就可避免送审。
经事先商定，《光明日报》发文的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在文末注明“新华社5月11日电”。而实际上，地方上也有《辽宁日报》等十多家省市级报纸同时全文刊载。这样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引爆的这颗原子弹，很快即由北京向四面八方幅射。等“凡是派”警觉过来，已为时过晚。此文直指“两个凡是”，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大讨论。
据杰斯·布莱报道：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辨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国锋请示应付的方针，华国锋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 4．对立的二十天
“两个凡是”的要害一下子被击中了。谁也不能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妙就妙在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理论充当真理标准的可能性。凡是派的神话被打破了。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本身是不是真理还要由今天的实践来判断。这样所谓凡是毛泽东的话都不能改变就不能成立。由此延伸，毛泽东亦不免有错误。
既然毛泽东亦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拨乱反正就理所当然。这个延伸结论吻合了在文革期间蒙冤受屈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理，自然也引起“凡是派”的恐慌。
文章见报的当天，就有个“凡是派”发觉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问题并不新鲜，可对现实却非同小可。当晚他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打了个严厉的电话，说这篇文章提倡人们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汪东兴缓过神来。5月17日他在一个小会上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斥责刊登这种文章的人“没有党性”。次日，汪东兴又把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找来吹风，由他奉命向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打招呼，要他们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不要随着风转，还要他们回去向省委常委汇报。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卷人”，“不表态”。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积极地支持了这场论争。5月19日邓小平开始表态。据说《光明日报》发文时，他没怎么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很厉害，他才找来看了看。看过后邓小平对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坦言了他的看法：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说话时，又针对“凡是派”指出：只要你讲的话和毛泽东的不一样，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真理标准的讨论正是冲着这一思潮而来的。邓小平一年来所寻找的正是这个武器。一年前他曾针对“两个凡是”先后两次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但他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对“凡是派”构成威胁，那是因为实事求是还没有提到实践标准上来，没有和实践标准联系起来。现在邓小平从民众的智慧中发现了这种联系。因此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共讲三个问题，用了一个篇幅讲实事求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的文风是反对引经据典。但为了论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一次他破例地像一个严谨的考据学者详细引证了毛泽东从30年代反对本本主义到60年代强调社会实践的原话，在文章中仅直接引语就多达17段，这在邓小平的全部著述和讲话中是唯一可见的。邓小平的引证工作做得很艺术，他几乎把毛泽东所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措辞都醒目地搬了出来，如教条主义是懒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是把马列主义看成能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用以指导革命，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邓小平的引证还特别注意把实事求是引伸到实践标准上来，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知识的真理标准”；只有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思想“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必须“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最后邓小平落到实处，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据统计，在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全国共计发表了650篇专文，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无疑是最出色、最有份量的一篇。
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但“凡是派”仍不服输。6月15日，汪东兴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不点名地批判关于实践标准讨论的文章。这时社会上盛传《人民日报》犯了错误，改组了。还有人攻击《理论动态》，说“四人帮”时有“梁效”，现在是党校，这下完了。“凡是派”攻击强调实践标准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质问说共产主义要到将来才能实现，现在还不能被实践证明，难道就不能算作真理吗？为了回答这类挑战，胡耀邦又组织吴江等人写出第二篇重点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该文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采取曲折方式，先在《解放军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这一方案得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罗瑞卿为此文先后6次与胡耀邦通话联系，他还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50大板。该文除论证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检验真理、发展理论的过程，还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两个凡是”，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
这篇文章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而它更尖锐、更辛辣。第二篇文章的发表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高潮再起。7月份，科学界和理论界先后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召开两次气氛热烈的讨论会，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国。
这时汪东兴急了，他在山东开会向省委负责人约法三章：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转弯。邓小平把张平化找去，针锋相对地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9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针对“砍旗”一说，提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指出：“两个凡是”不是真高举，而是假高举，形式主义的高举，真正的高举就是实现毛泽东、周恩来的遗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实践派几乎控制了所有舆论阵地，“凡是派”手中只剩下一个《红旗》。汪东兴给《红旗》的方针是一花独放，不卷入当前的讨论。
在汪东兴的控制下，《红旗》沉默了5个月，没发一篇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后来实在沉默不下去，就组织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汪东兴也要求把问题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他希望保锥红旗》这块最后的阵地，可是后来谭震林杀了进来，终于没有守祝原来，《红旗》打算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时发几篇纪念文章，约谭震林写写毛泽东当年怎样领导井冈山的斗争。谁知谭震林把它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编辑部要他修改，他不但不改，还提出两个新的“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说这两句话，是他思考两个月的结果。后来官司打到政治局，邓小平作了如下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一改，如《红旗》不愿登，要转《人民日报》登。
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这一卷入，使“凡是派”失去了最后一块阵地。华国锋对各省市负责人的指令也是不卷入，不表态。他还批评表了态的省市。
但他无法扑灭这场大火。“实践派”与“凡是派”还在论战。
7月1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上制造的混乱。7月11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央国家机关、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学校、研究机构的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160多人，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标准。周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在会上讲了话。周扬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邓小平畅谈开动脑筋
就在论战犹酣之际，邓小平又在东北点了一把火。1978年9月16日长春。上午9时，邓小平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会场。他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不断向与会者招手致意。这是他第三次踏上长春这块土地。
在座的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早在1958、1964年邓小平曾先后两次到长春视察工作。每次他都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与干部群众交谈，听取意见，指导工作。这次他刚刚访问朝鲜归来，就又风尘仆仆来到长春。这时，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宣布开会，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再一次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以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全场，便开始讲话。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接着分析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所有在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在这方面，思想要解放。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就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工业也是这样，要使所有搞工业的，哪怕是一个小厂，也要开动脑筋。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毛主席总是提倡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
在详尽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后，邓小平把话锋一转，转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他说：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泽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第一个提出了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而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靠的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到这里，邓小平略微停顿了一下，吸了几口烟，又以宏亮的声音说道：林彪、“四人帮”搞阴谋、干坏事，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搞的那个小本本，可是害死人哪！他搞的那个《语录》，不能系统地反映毛主席的思想。
他举例说，在那个小本本里，关于党的建设的语录里，就没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语录。这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很重要的内容，但在那个《语录》里是没有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任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思想混乱，给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理论工作、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以致我们要扫除这些垃圾还得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意义。
怎样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新的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必然会产生很多新的情况，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各种新问题。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比如毛主席在60年代初期，就提出“给一个矿，让日本开采”。
这次金日成同志也对我说，他回忆毛主席曾跟他谈过，用外国的资金，开发我们的资源。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把什么都说成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建立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使我们有条件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如果说毛主席没说过的，我们都不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
就是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会场里十分肃静，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口茶水，接着充满自信地说：现在我们有毛主席没有遇到的条件，我们抓住了这个条件，利用这个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如果只是毛主席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列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会僵化嘛！从现在有些思想动态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要引起争论呢？主要是思想僵化。现在世界不断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了。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提出我们的任务，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讲话中，邓小平还针对当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提出批评。他说，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他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学的，比如他一年搞一次评工记分不能学，取消集市贸易不能学，取消自留地也不能学。现在全国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在谈到吉林省的情况时，邓小平微笑着说，你们这里也有好的典型呀，象榆树的小乡，永吉县的阿拉底大队，你们自己的典型更可贵。就每一个专区、县来说，都有自己比较好的典型，把这些比较好的典型加以推广，大家都向他看齐，就了不起，这也是从实际出发，是不是全国所有地方都要把地搞得平平的，不完全搞平是不是就算完不成农田基本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需要平整的地方就不要平整，不需要搞梯田的地方就不要搞梯田。
在谈到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死人，要鼓励上进，不吃大锅饭，不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总是那么几个一样是不行的。要建立各方面的考核制度，各级领导干部、管理干部都要考核，这就不是铁饭碗了，不合格的人是要被淘汰的。他还以美国、南斯拉夫为例，指出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的产品不能几十年一贯制。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总结已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要老老实实地学，要搞实事求是，不行就是不行，要承认差距。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尽快提高我国的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讲话中，邓小平反复号召大家摆脱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从现实情况出发，让实践去检验，冲破不切实际的条条、框框、本本，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独立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深入浅出的论述，使与会者感到心里像开了扇窗户，亮堂了。
在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时，邓小平加重语气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有一批闯将，没有闯将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行的。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过去打仗，要打胜仗，没有一批不怕死敢于冲锋陷阵的人是打不胜仗的，革命要有一批闯将，我们不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吗？要超过国际水平，至少是接近国际水平，没有一批超过国际水平的闯将能行吗？人才最重要，特别要有一批超过国际水平的闯将，没有一批这样的闯将，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爬也爬不上去。
邓小平的讲话，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十年浩劫，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这个大家庭中落伍了。中国要赶上去，就要加快步伐，大胆地往前闯。
在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时，邓小平说，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名列倒数二十几名，算贫困的国家之一。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贫困的一部分。毛主席讲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什么叫政治挂帅，政治挂帅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想一想，解放这么多年，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要根据现在这一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得到最快的发展，使国家财富得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
邓小平从战略高度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 6．各级首长对一个理论问题表态
1978年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等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此后，随着讨论的继续，文章也还在陆续发表。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而且，在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盛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这一现象非常引人注目，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盛市及各大军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