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二)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决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当政治中心还在武汉时期就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种宣传更变本加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同时，还要同毛泽东讨论“共产党之理论”，咄咄逼人地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①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更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蒋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一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②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共产党早就说过：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限度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真诚地愿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说明：两者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既然有区别，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个三民主义就够了，要共产党把自己的旗帜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义”宣传分清界线，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中华民族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共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③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能够在这时由毛泽东系统地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抗战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比过去更艰巨，更复杂。这使毛泽东更深刻地感觉到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理论的号召。他指出：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④
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进一步的探索。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泽东是她曾经采访的对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已经四十六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陕北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疲劳时，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而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依据它提出正确而完整的革命理论，是极不容易的。它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撰写了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在内，都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准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新阶段，他阐述党的理论、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的著述，更加丰富了。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已经说到：“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正在进行着的中国革命称作“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说：“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显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时已在酝酿、思考和形成中，只是还没有把“新民主主义”这个明晰的概念提出来，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说明罢了。
[[i] 本帖最后由 空中流霜 于 2006-11-11 10:08 编辑 [/i]]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产党人》上。建国后，这篇著作经他审定收入《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地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写道：“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首先从分析中国社会着手，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中又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项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谁能完成呢？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但如果单凭它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能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因此，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当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指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抗日战争中，对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应加以区别。前者是投降派，应该打倒；后者是顽固派，具有两面性，对他们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此外，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关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之间的这些区别，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共产党人》上发表时还没有讲到。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第一次讲到这个问题。同年四月以后，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部分作了相应的修改，(见该年十一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党建论文集》所收的这篇文章)。
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的发表，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的说明，使原来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顿时显得那样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够始终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高高地举起来了。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的特点是什么，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说明。
一九四○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⑤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自己说，他这篇讲话的“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⑥，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主要概括了两点。第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关于后一个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过许多混乱的思想，主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采取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托陈取消派又认为中国现阶段既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虽曾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究竟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仍没有说清楚。直到这时，毛泽东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文章为这个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还有一个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再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这样，毛泽东就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一种论调：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泽东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二十多年后，他还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⑦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⑧文章在党内外更引起重大的反响，使许多人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这个问题，毛泽东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地，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他住在延安杨家岭的两间窑洞里，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了。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⑨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理论创造？一方面因为他始终立足于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认识上的每一步深化，都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生活中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来源于反复地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从来不作那种脱离实际的个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于他勤奋地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办法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⑩
毛泽东一向认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他说：只有“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⑾，问题的解决才算完整。当然，那时更多地吸引着毛泽东注意力的，还是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实际政策问题，而不是未来新中国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许多一脉相通的地方。
到一九四○年底，已是皖南事变的前夜，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新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他提出应当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进行总结，有的还要制订出条例来⑿。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总结这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与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政策》)。指示明确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指示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指示着重阐明和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
指示从具体的阶级分析出发，特别强调需要作出种种区别，如要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对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国际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如此等等。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指示也根据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分别就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政策。
指示最后要求：“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见成熟。经过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终于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早年就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⒀这面旗子应该色彩鲜明、简单明了、又有着十分丰富而确定的内涵，才易于为更多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独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抗日战争中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①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②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5、82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3页。
⑤ 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73页。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0页。
⑦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稿，1956年3月14日。
⑧ 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9月第3版，第5页。
⑨ 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7、28、29页。
⑩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00、401页。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54页。
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①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②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③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④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⑤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⑥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⑦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⑧。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⑨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⑾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⒀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⒁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⒃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⒄
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⒆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⒇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26)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
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50)；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51)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52)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53)。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54)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55)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56)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那么，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57)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58)，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59)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一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60)毛泽东判断：“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61)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叶剑英到达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为之神王”。他在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五个小时。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62)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这个“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分析：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皖南事变蒋错了，举国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议并没有错；第二、中共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蒋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若蒋由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对蒋不利；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63)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64)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65)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68)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③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⑤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⑦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⑧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⑨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⑩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⑾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⑿《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⒀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页。
⒂《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
⒅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⒆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⒇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3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
(26)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0月14日。
(27)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8)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30)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1)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3)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40)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3页。
(42)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1940年11月19日。
(4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I1月24日。
(4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9日。
(4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7)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12月30日。
(48)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1940年12月31日。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50)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1940年1月9日。
(51)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5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53)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4日。
(5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56)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
(58)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59)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6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6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2日。
(6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演讲，1941年3月6日。
(6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页。
(68)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页。
二十五、建设边区，战胜困难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①，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②，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③。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抗战建国纲领，标榜“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且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④但国民党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这样做过，甚至背道而驰。只有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却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并且超过了那个纲领的要求。林伯渠回忆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⑤
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一九四○年，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有了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他在这年三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⑥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⑦
“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⑧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治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五月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⑨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担心会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⑩。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做一些说服工作。十一月六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通过施政纲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继续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⑾
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⑿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⒀他后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⒁一位七十九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⒂
“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⒃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⒄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这样评价：“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⒅
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来后，边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涌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一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⒆，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外，边区党政各部门工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领导下。中央局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谢觉哉，常委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中央还决定由这年春天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边区工作。毛泽东虽然很忙，但对边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管得还是很多。不久，中共边区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边区党政军领导的统一与团结的加强是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时，边区遇到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毛泽东这样写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⒇
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抗战刚转入相持阶段时，他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21)困难一露头，毛泽东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召开的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讲话中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22)接着，又提出通过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边区军队和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23)不过那时边区财政收入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的节余部分，取之于民的赋税负担是很少的。
到一九四○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萧劲光回忆：“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24)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为了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席(25)。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26)。
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27)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对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28)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29)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30)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31)的办法，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单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32)。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还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33)毛泽东曾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34)。
无论在谈话或书信中，毛泽东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并十分注意听取林、谢二位老同志的意见。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关于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35)他要求负责起草财经纲领的陈正人多听取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及粮食局、贸易局的意见，因“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36)毛泽东还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六次会上，毛泽东还强调，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37)。
毛泽东这些细心观察并研究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新经验后提出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粮食问题，这时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一九四○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一九四○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一九四二年的供给和归还一九四一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一九四一年征粮二十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年征收的公粮九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38)。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它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39)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
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40)
在军队的带动下，机关和学校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负责人都带头开荒生产，交公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单单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他认为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定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鼓励他们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八路军紧紧地联在一起。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41)
边区只有很少的一点工业。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42)
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不久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提出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这个议案提出后，曾产生争议。有些人担心这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的提案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43)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敌后变化是突然的，在事变后再干就被动，故要主动和定出办法”，(44)“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45)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46)在这期间，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他派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47)毛泽东还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他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到一九四二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几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积累起比较丰富的经验。十二月，他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请李富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48)
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49)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50)
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51)
贺龙的这段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6日。
②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39年1月。
③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的讲话，1939年11月14日。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485、486页。
⑤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113页。
⑥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0页。
⑦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5页。
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
⑩ 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43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8、809页。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1年11月10日。
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23页。
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8页。
⒄《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64页。
⒅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438页。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9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2页。
(21)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22)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12月8日。
(23)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
(24)《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98、299页。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6月8日；8月27日。
(26)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1年3月。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3月5日。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30)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6日。
(31)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
(32)《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36页。
(33)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3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0页。
(35)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22日。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4页。
(3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13日。
(38)《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4页。
(3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3、144页。
(40)王恩茂：《南河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9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4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02页。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日。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2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月。
(4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99页。
(4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9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1—894页。
(5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5、566页。
(51)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07—308页。
二十六、整风运动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⑥
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⑦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⑧。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⑨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⑩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⑾。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⑿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⒀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⒁
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⒂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⒃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⒄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⒅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⒇
对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2)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26)。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7)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28)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31)
座谈会在二十多天里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32)
在二十三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33)
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4)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35)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