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
余湛邦：序言
笔走龙蛇若许年，非儒非道亦非仙，
残生有幸皈恩马，壮岁无成愧班骞。
三面图书一面字，半生颠沛半生安，
春蚕虽老丝不断，枯柳千行亦飞棉。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已活了九十岁，自属无憾！但一生碌碌，一事无成，毕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与张文白(治中)先生合作，给他作机要秘书整三十年，跟随他参与了不少的国共和谈，最著名的为重庆谈判、整军谈判和北平和谈三次，本书主要记载我所亲历的这三次和谈；第二件是从1949年起到2004年止，已写下文史资料和论文超过二百万字。
我撰写文史资料的时间很长，从1949年起，已开始为文白先生代笔写作《张治中回忆录》，历时十一年，三易其稿，拙文《十年耕砚倍辛酸》载《书林》1986年第10期，详记?其事。
本书是一本文史资料专集，内容散见于国内外书刊，记录了我这五十余年的部分经历，其中有许多独家材料或第一手资料。如《重庆谈判》、《北平和谈》、《整军谈判》等都属这一类。事件的当事人多已先后去世，我还活着，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留给后人。敬爱的周总理在1959年号召我们老一辈人要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存真地写下留给后人，我即着手整理资料，精心组织，写下若干篇章，主要者均已发表在国内外书刊上。
其中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国民党蒋介石的力量由强转弱，由大变小终至瓦解，最后总崩溃。中共则相反，由此而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终于获得全胜。其中《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活动大事记》曾刊登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党史通讯》第85期上，材料比较详实完整。为什么能做到这地步，因为整个谈判过程，特别是毛主席的大量活动我都亲见、亲闻、亲历。
谈判期间，毛主席住在张治中家里，我是张治中的机要秘书，当时联系和领导的工作人员有张治中的事务秘书、警卫秘书、副官、服务员、管家、厨师(厨师金焕珠原是张治中的保定军校同学、陇海铁路局局长陆福廷的厨子，曾随张在成都工作一年多，故对川中乡土菜很擅长，如赖汤元、武抄手、怪味鸡、麻辣子鸡等均甚熟悉。毛主席爱吃辣子，金所做的菜甚合毛主席的口味，脆皮鸡、铁锅蛋等为所有客人赞美。毛主席、周总理经常尝到，十分满意)。毛主席离开桂园时特嘱咐备办一桌菜饭，慰劳桂园所有工作人员，连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亦参加。周总理在张一纯的小册子上留言：“你们是青年人，世界属于你们，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张一纯曾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照顾过领袖生活的，一般人对此无所谓，共产党对此是十分重视的，解放后党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张治中的寝室、办公室由毛主席亲住、亲用。张夫人洪希厚的房子由周总理亲住、亲用。楼下的秘书室由我和徐冰、王炳南同用。
警卫室是张治中的警卫秘书张立钧、洪世瑞和毛主席的警卫员陈龙(化名李友学)、龙飞虎(原在重庆是周总理的警卫员，龙于建国后任济南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开会时，时有接触)同用，另一警卫员叫颜大龙，现仍在北京。当时毛主席的主要秘书是徐冰，所有座谈会的组织以至会见的主要客人，由徐冰负责。周总理的秘书是王炳南，主要办理周总理交办的具体事务。桂园楼下是会客室和餐厅，会客室是《双十协定》签字地，三面玻璃窗加百叶窗、纱窗，朴素的沙发，蓝色布套，仅能坐十来个人，南墙上悬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字，北墙为《秦淮夜泊》图，图上有一老翁题诗：“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其东墙为蒋介石手书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其西墙为一牡丹画卷，作者为红薇老人，是名医郑曼卿的母亲。
楼下入口处两侧都是衣帽架，会客室对过儿是餐厅，仅能坐十人，有沙发椅十把，餐厅后是备餐室，其后是厨房，靠近餐厅，便于传送。以上为毛主席、周总理服务的人员都由我联系和支配工作，我是间接地照顾过领袖的生活。我联系指挥最多的是传达室的唐绍庭同志，考虑到毛主席到重庆的主要任务是与蒋介石面对面谈判，其次是要做大量的统战工作，因此叮嘱他多准备小纸条和小本子，来访的人不必按国民党的繁文缛节来办，每个人只要写下姓名、地址、电话就行。毛主席、周总理会不会见，由他们的秘书传言。所以会后找报导材料非常顺利，写大事记既具体又详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管家是张家惠，张夫人的亲属，建国后由我介绍给王炳南派任为南京市政府参事，活到九十多岁。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北平和谈》和《整军谈判》两文。特别是《整军谈判》，多为世人所忽视，马歇尔、赫尔利、艾奇逊对军事三人小组亦有回忆录，但因不明内幕，泛泛而写，不得要领，不明实质，没有我文写的真实、深刻、可靠。再次是《毛主席与张治中在双清别墅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是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重要来源之一，资料十分珍贵，反映了时人不同的建国思想。
对于前人的文章，我比较重视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其中有一段话：“夫文章乃经世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建树，文章也算不上“不朽”，但已出版的几部小书，白纸黑字，流播人间。千百年后，人们还可以从图书馆中看到，这也是事实，也算是敝帚自珍之私，鸿爪留痕吧。由于年事已高，本书委小女儿余永燕收集、整理，修订成册。
是为序。
余湛邦
2004年3月15日于北京
一、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是大事，毛泽东到重庆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象征着胜利和团结。胜利与团结是双喜临门，不仅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就连全世界人们亦寄予热情的期待。重庆各界更是人心振奋，期待着毛泽东的到来。1945年8月28日凌晨，我和两位同事坐了张治中的车从城里出发。重庆地区经常多雾，今天却天气晴朗，难得的秋高气爽。我们中途在一个小镇休息，用电话和机场联系，知道从延安回来的飞机要到下午才到。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午二时才赶到九龙坡机场。当时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一大堆人。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文化人、新闻界、文化界、各国通讯社记者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除蒋介石指派的周至柔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邵力子、张澜、沈均儒、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冷?NFDB1?秋、陈铭枢、左舜生、章伯钧、李德全等人。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机场上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一架草绿色的飞机徐徐下降，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停机坪。机门开了，毛泽东出现在门口，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身穿蓝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巴拿马式帽子，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显得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一面手挥帽子，一面同赫尔利同时下机，张治中、周恩来紧跟着走了下来。张治中为毛泽东逐一介绍前来迎接的重要人士。大批新闻记者早已摆好相机，顿时前后左右响起了咔嚓嚓的快门声。
照相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主要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蒋介石不仅是个反共头子，也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统治下，诚为鲁迅所形容的“杀人如草不闻声”！加上当时重庆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确实是身入虎穴，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气魄。
毛泽东到重庆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关于住处，毛泽东一下飞机，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说是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张治中在汽车旁对毛泽东说：“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任您选择。”毛泽东未置可否。在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来。他原来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50号他自己的住处，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惟一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十八号)。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大家习惯称“周公馆”)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一开口，张治中慨然答应，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于是，毛泽东就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红岩来，下午会客，晚上回红岩睡觉。桂园这名字，大家并不陌生，它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有名的地方。房子是孔祥熙的爪牙、后来任财政部部长的关吉玉的产业。1938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诚就租作官邸。1939年，张治中调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桂园邻近蒋的侍从室，所以张和陈商量，租让过来，一直住到抗战胜利。
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楼下是会客室、餐厅、备餐间、秘书室、副官室、盥洗室。楼上是卧室，大小五六间，张一家十来口，也够拥挤的。楼南是个院子，院子东面是大门口，传达室、汽车间各一。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很不严实。
值得一提的是客厅，它是《双十协定》的产生地，是名流汇集、高谈阔论的场所。那是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房子，周围摆上朴素的沙发，只能坐十来个人。东面、南面是窗子，外层是百叶窗，里层是玻璃窗。墙角处摆上两三盆花草，什么古董摆设都没有。南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的横幅，字体雄浑，笔力遒劲。东墙悬挂蒋介石手书的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花卉。北墙是《秦淮夜泊图》，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上题七绝一首：?
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
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
这些字画，体现了当时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毛泽东住桂园，安全是个首要问题，最操心的是周恩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细检查，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龙飞虎原在重庆，加上陈龙共三人，力量是单薄些。开始，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政治部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张治中时任军委政治部长)。周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伤兵多，袍哥帮口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两人商量结果，决定派宪兵担任。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
在四十三天的谈判中，毛泽东除了头尾三天在林园外，其余全在桂园。早上八九点由红岩村来，晚上回红岩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楼上，会客在楼下。有时谈判也在会客室内进行，不少次还进行到深夜。所以当时的桂园，既是毛泽东在重庆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号外一出，广播一播，如同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山城。各阶层人士、中外友好，都以争先一睹毛泽东风采为快，纷纷来到桂园。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上自蒋介石，下至五院院长以及各部委会的负责人；进步人士，知名人士，文化学术界、新闻界人士，如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谭平山、侯外庐、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陈启天、王昆仑等；社会贤达如褚辅成、傅斯年、王云五等；实业界巨子如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西园、潘昌猷等，加上国际友人、进步作家等，纷纷来见，宛如众星拱辰。
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听取了大家对时局的看法。王昆仑还提到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屈武提到了于右任对和谈的态度。毛泽东强调“和为贵”，谈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谈到了如何做好统战工作。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国共两党婚姻没有问题。侯外庐笑着说：“老头子和青年人难成婚姻。”毛主席说：“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
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而且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希望毛泽东提高警惕。毛泽东为他耐心地解释：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我们干一件工作，开始感到没有什么把握，这可以理解。如果一开头就有了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还招待了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的负责人：中国保卫同盟主席宋庆龄、英国援华会薛穆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夫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护委员会、国际救护委员会等团体的代表，对他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感谢，并征询他们对中国时局的意见，讲解中共对时局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还会见了1945年7月间访问过延安的六位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褚辅成等，与他们交换对和谈的看法。此后，毛泽东还举行茶话会，招待实业界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潘昌猷等，对他们在工业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做敌人，而是看做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
一、重庆谈判：唇枪舌剑
来桂园拜访毛泽东的人，多数是善意的、关心国家和平的，但是也有例外。CC头目陈立夫在会见毛泽东时，竟然要求中共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按：指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这一要求遭到毛泽东的严正驳斥。最显著的一次是9月22日上午民社党负责人蒋匀田和毛泽东的对话，可算是一场唇枪舌剑！“毛先生到渝二十天了，谈判结果如何？”蒋匀田问。
“事关保密，本不能告人，蒋先生是友党领袖，不妨实告。商谈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毛泽东答。
“二十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能否相告。”蒋匀田刺探地问。
“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是我们管理地区的自治问题，没有协议，可以说商谈已经失败了。”毛泽东坦率地回答。
“对你们来说，失败是可惜的，但从人民角度看，如商谈成功，那才是真失败！”蒋傲然地说。
“你意何所指？”毛问。
“第一，如军队分配获得协议，将来政府增一团，你方亦必按比例增加，否则失其比例，如双方俱增，那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人民何能负此重担？第二，如你们就划分领土管理权达成协议，贵党将深入到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省主席由贵党人士担任，但如将来实行民选，同时中央政府又有权调动省主席，将贵方的绥远省主席调为浙江省主席，贵方如遵命，则失去绥远省管理权；如不从命，则不免重发战争，鄙见认为，其结果不外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对人民来说，你们商谈成功，将是人民的大失败！”
蒋侃侃而谈，面现得意之色。
“那么，你们有何高见？”毛迂回地问。
“最好恪守你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在野党的安全也才有保障，此其一。其二，商谈不宜于只限贵党与国民党，其他少数党领袖亦应参加。”蒋答。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如果国民党提出商谈参加人问题，我们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一个具体问题：
“贵党张君劢先生给我的公开信，主张我方把军队交给蒋先生(按：指蒋介石)。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党派也无人理睬。你看，照张君劢先生所说，把军队交给蒋先生个人，能解决问题吗？我想，如果张君劢先生有机会练兵，他也会练兵的。”毛严正地指出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政纲规定不吸收现役军人为党员。因为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工具。我们反对一党专政，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能启发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与信心，就可以促成民主趋于成功。”蒋书生气十足地大谈迂阔之见。他还进一步问道：
“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枪杆保卫，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你愿意放弃所有枪杆吗？”
“请先回答你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吗？”毛反问一句。
“我确信你们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党派之下。”蒋答。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自己已经答复一半了。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请注意，别说是军队可以杀人，就是特务跟踪，你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步步威胁你，你受得了吗？”毛进一步为蒋指出问题的要害。
蒋匀田听了，若有所悟，便换了一个问题问：
“请问，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
“你是否怀疑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和历史呢？”毛反问一句。
“不，不。我当然相信你读通了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的名词呢。”蒋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参见蒋均田：《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于《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451页。）
和谈能成功吗？这是社会上普遍发出的问号。事实上，当时国统区大致可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期望派，占多数。由于人心厌战，人心思变，人们认为谈判困难虽多，但大势所趋，期望能达成协议。第二种是摇头派，人数不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厮杀了几乎二十年，和平是不可能的。这里头包括国民党右派、军人集团，亦包括“战难和亦不易”的胡适之流。第三种是主和派，人数不算多，属于国民党左派、社会有识之士、知识分子和华侨等。他们坚决主和，主张维护三大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等。他们对和平存在强烈的愿望，以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毛泽东到重庆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毛刚到重庆的第一天，就在当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邀请毛主席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盛宴欢迎。第二天下午和毛泽东作第一次直接交谈。9月2日，又再次邀请毛和代表团到官邸赴宴，会后，蒋、毛两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从8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
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点，就是当时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派人敷衍等语。据我所知内幕，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蒋对中共和这次谈判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见的。蒋是个阴谋家，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在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重庆谈判开始，中共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此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阻拦，终于不得不同意写入协议之中。但是蒋介石是另有打算的，就是准备抽象地赞成，具体地抽调。他的具体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谈判桌上的斗争
谈判是异常艰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谈话要点》并交给张治中等。内容共十一项：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中共参加受降；双方军队停止冲突，原地待命；结束党治，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普选，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国军队，中共应有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中共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集中于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中共参加领导；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保障人民自由等。蒋介石于同月4日，根据他和毛泽东的谈话以及王世杰提供的《今日交谈之结果》，亲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等。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中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既然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及拥护我的领导，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不该提出。”然后更具体规定：“中共军队整编数字，应根据张治中、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八至十个师，最高不得超过十二个师之数；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中共优秀人士均可参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原选代表均有效，如中共愿参加会议，代表可增选。”
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确实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均改在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的官邸)，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谈了十多次，合计在林园、桂园、尧庐三地先后商谈二十三次。
整个谈判尖锐、紧张、曲折、复杂，多次濒于破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每到紧急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图转圜。我眼看他活动频繁，劳心敝体，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时而摇头叹息，或则绕室彷徨，或则喃喃自语，显得饮食无心，坐卧不安。
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9月8日国民党代表对中共3日所提《谈话要点》作出了书面答复，除了强调统一为民主的基础，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这一阴谋外，并具体答复：“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区须撤销，人员可酌用；惩治汉奸、解散伪军可同意，但须依法慎重进行；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冲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挠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内容不预定；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荐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中共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不可变；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中共推荐；释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单由政府主动办理；中统、军统只办情报，严禁拘禁、逮捕行为。”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从事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
主席在重庆的日子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为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家里吃饭。他在给张治中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叙也……”可见戴季陶还是意识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重要性。毛泽东虽然活动安排极其紧张，还是应邀前往。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毛泽东的安全是许多人担心的事。他在桂园所会见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有人谈话时暗示说：“重庆气候不好，易犯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另一位写了一张字条，上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些话不是毫无根据的，过去杨杏佛、刘湛恩的被刺在前，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死在后，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同时和谈期间，国共两党的摩擦仍然不断发生，上党战役蒋介石的部队吃了败仗，外间有暗传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以毛主席的安全为己任的周恩来为此焦灼不安。同时，谈判已到末期，协定的主要条款除军队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外，已基本达成协议。周恩来于9月底往访张治中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议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走？”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很紧张，都安排了日程，要在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往事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中，毛主席活动频繁，席不暇暖，走遍整个山城。刀枪如林的反动巢穴，人流如鲫的闹市，偏僻少人的山沟，乃至郊区的大学，都到过了。接触极其广泛，包括极端反共的上层头目，左中右的社会人士，妇青工商各界代表、外国使节、记者、军人。实在说，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危险的因素。当时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鸡尾酒会，同时还举办了苏联建设和抗击德寇的图片展览，邀请毛主席参加。
中苏文化协会是我常去的地方。地处闹市，建筑并不好，也不很宽敞。那天下午，在张治中未到之前，我早就去等着了。没多久，小轿车鱼贯而来，孙科是会长，先到。以后陆续来的有国民党上层人物，如陈诚、陈立夫、朱家骅、吴铁诚、覃振、贺耀祖、王世杰、梁寒操、鹿钟麟、翁文灏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冯玉祥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夫妇、罗申武官。此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李德全、王昆仑、许宝驹、傅斯年、王芸生、刘清杨、张申府、沈钧儒、马寅初、左舜生、高崇民、史良、茅盾、侯外庐、张西曼、阳翰笙、曹孟君、倪斐君等，实在是盛况空前。
毛主席要来参加，群众事前并不知道，但一下车进去就被群众发现了。毛主席到重庆的消息，如同一阵春风吹遍山城，人人都以一见为幸，如今被发现了，一传十，十传百，可不得了！不仅路的两旁站满了人，挤进会场的也很多，把门的工作人员来不及看请柬，事实上也拦阻不了。毛泽东、周恩来由张治中、邵力子、冯玉祥陪同进去，逐一介绍来宾，互相握手问候。好些大革命时代的熟人，几十年阔别了，更是热情握手，殷勤问候，有的感动得泪满双颊，说不出话来。千百双眼睛注视着毛主席，千百双热情的手伸向毛主席。
人越来越多，实在拥挤得厉害，会上致词的，讲演的，匆匆忙忙，我连内容都没听清楚。张治中看到人流如此拥挤，有些着急了，劝毛主席早点离开。毛主席仍然举止从容，毫不介意。一面和人谈话，一面观看图片，最后连陪同参观的张、邵、冯都被挤散了。好不容易才由警卫人员和周恩来在人丛中开出一条路，把毛主席接出门口，张治中跟着也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警卫是十分困难的，如万一有少数暴徒混进去，结果不堪设想。我们回到军委政治部和同事们谈起今天的情况，大家都为之担心，张治中舒一口气说：“今后再不能出现类似的情形了！”
另一件是宴会上发生的事。
10月8日，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欢送毛主席，到会五六百人，主要是国民参政员、新闻界、文化界、社会贤达，然后是国民党大官。在当时的重庆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
在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首先指出毛泽东到重庆来的重要性，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注。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在大前提大原则上已完全一致，具体问题中70%已达成协议，其余的继续磋商，准备发表公告，让全国人民知道。最后还说：“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毛泽东当时也有一个简短的答词。首先对蒋介石的邀请和张治中的接待表示谢意，并同意张治中对商谈结果的估计和说明。然后特别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最后说：“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紧跟着是宴会，饭后有京戏晚会。那天晚上，我们在张治中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早就到会场张罗了。晚会进行到一半，一个人忽然跑到周恩来身旁附耳说了一会儿话，周突然起身离开毛泽东往外走，脸上显得有点紧张，我们感到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也就是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被人开枪击中在公路上。这事使大家为之震动，张治中更是神情紧张，马上用电话和各方联系，一直忙到深夜，还没有得到确实的答复。
到底是误杀还是预谋，是政治事故还是责任事故？一直成为人们脑海中的疑问。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双十协定》签字前发生的，是毛主席还在重庆时发生的。消息一经传出，山城为之震动。经过多方调查核实，才弄清了真相。
事情是这样的：10月8日下午五时，李少石坐小车送柳亚子由曾家岩回沙坪坝寓所，回程经下土湾时，适有国民党重迫击炮团一名排长护送三十名新兵向壁山前进。一士兵正在路旁解手，少石同志的轿车无意将士兵的头部撞伤。司机未发觉，没停车，该排一名班长鸣枪警告，子弹刚好从小车后工具箱射入，穿过少石同志右肩胛入肺部，司机急驱车送市民医院抢救。由于流血过多，到7时许不幸去世。事件的经过，由宪兵司令张镇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先后在报上发表谈话，才算平息下来。周恩来还到医院看望李少石同志和受伤的新兵，答应负担医疗费，指示钱之光办理一切善后事宜。
这几天真紧张，万一毛泽东的坐车外出也遇到意外事件，那可怎么得了！真使人提心吊胆，捏一把汗。当时张治中的紧张焦虑，就更不在话下了。
签订《双十协定》
局势虽然诡谲多变，但谈判还是达成了协议。10月10是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下午，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难忘的1945年10月10日下午，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不仅亲身参加谈判的代表感到协议得来不易，满怀喜悦，就是办理事务的人员，知道谈判内幕的我们，也是喜气洋洋，十分高兴。从一清早，大家就忙开了，把小小的客厅和衣帽架收拾整齐，茶水香烟准备好，在会客室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覆以桌布，摆上签字用的笔墨。会场简朴、肃穆、庄严。但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所以具体情形当时报上并没报道。
下午四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双方代表先后到场，互相致意，并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双十协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从脸上表情看，显得既严肃又高兴。全体代表中，只有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协议的全文于同月12日在报上公布。
签字完成后，邵力子先生向双方代表建议：“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奔波，应请他下楼相见。”大家欣然同意，于是毛泽东主席下来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贺。
应该说，协议的达成，是中共方面识大体、顾大局，大大让步的结果。例如中共在商谈中和协议上始终表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实行三民主义；在部队数字方面中共愿意由四十八个师减为二十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愿意以后继续协商。这些让步，有利于说服国民党中的右派同意协定的签订。张治中在解放后写回忆录时也说：“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中，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重庆谈判过去五十九年了，事实说明，没有这个协定，国共两党的公开斗争就不能暂告一段落；没有这个协定，以后的停战协定就不能产生；没有这个协定，也不能为解放战争积聚足够的力量以至于统一全国，这个协定是具有转折性、历史性的伟大意义的文件，问题在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再好的协议也终必成为一纸空文而已。
《双十协定》签字后两小时，蒋介石全副武装，佩着短剑，亲到桂园拜访毛泽东，两人略事寒暄，互致祝贺，即乘车同赴国府路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休息了一会儿，就乘车直奔山洞林园，夜歇林园，与蒋介石就未了问题最后交换意见。
11日凌晨，由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同赴九龙坡机场，飞返延安，蒋介石特派陈诚代表他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各阶层、各方面人士数百人，毛泽东是在双重胜利的欢呼声中飞返延安的。是夜，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欢迎晚会，宾主尽欢。12日，张治中飞返重庆，毛泽东亲自送至机场，路上毛又再次表扬张治中：“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事。”——这是张治中二到延安。
《双十协定》的签订是政治的胜利，击破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了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也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
二、重庆谈判毛泽东活动大事记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到机场迎接者，除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外，还有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陶行之等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也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与来迎者一一握手并合影，然后乘车至张治中官邸桂园稍事休息，即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王世杰。部分中国记者追至桂园，向毛泽东提出可能留渝日期、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机场谈话何以不提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答。休息片刻，旋即赴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举行的欢迎晚会；会见南方局负责人和章汉夫、许涤新、胡绳、戈宝权等人。
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车去山洞林园赴蒋介石晚宴。作陪者除张治中、邵力子外，还有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等。
当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来渝消息，下午发行了号外，消息如同春风，迅速吹遍山城。
毛泽东夜宿林园。
8月29日
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园和张治中商谈有关谈判的内容、程序等问题。
下午，毛泽东同蒋介石作首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弹中国无内战的老调。毛泽东当面加以驳斥，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无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1)所有问题整个解决；(2)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3)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等继续就谈判的原则、方针、程序作长时间商谈，双方同意先作一般性交换意见。
毛泽东夜宿林园。
何应钦以参谋总长名义命令各战区重新印发《剿匪手册》。
8月30日
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赶回城内，分访宋庆龄、孙科、于右任和赫尔利大使。于右任、孙科适外出，未遇。
下午，在桂园会见7月间赴延安的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冷?NFDB1?秋等，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后，前往民盟总部(即特园，又名“民主之家”)看望张澜和鲜特生，作较长时间的密谈。张澜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毛泽东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中共的政治主张。张澜指出，蒋介石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
周恩来晤见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就政治军事问题作了一般性交谈。
晚上，毛泽东和代表团成员参加张治中在桂园举行的晚宴，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等作陪。饭后，于右任辞去。吴铁城来。毛泽东与孙科、邹鲁、叶楚伧、吴铁城等交谈。孙、邹、叶、吴走后，毛泽东会见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陈铭枢、王昆仑、王云五、傅斯年等人。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称毛泽东是“弥天大勇”、“霖雨苍生”，并向毛泽东索诗留念。
会客后，毛泽东回红岩村和工作同志欢聚。
8月31日
上午，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黄炎培、王云五等作陪。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继续商谈。
下午，毛泽东会见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听取他们对和谈的意见。饭后，毛泽东与客人畅谈。这次会见、畅谈长达十小时。?
9月1日
上午，周恩来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继续商谈，就军事问题交换意见。
下午，毛泽东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前往中苏文化协会，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并参观苏联图片展览。参加酒会的有：苏联彼得洛夫大使夫妇、罗申武官，宋庆龄、冯玉祥、覃振、翁文灏、王世杰、陈诚、朱家骅、陈立夫、吴铁城、梁寒操、鹿钟麟、贺耀组等，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左舜生、李德全、傅斯年、王芸生、王昆仑、许宝驹、高崇民、张申府、史良、刘清扬、茅盾、侯外庐、张西曼、阳翰笙、曹孟君、倪斐君等。席间，毛泽东和覃振、冯玉祥、谭平山等人亲切交谈。
晚八时，毛泽东赴吴铁城宴会。
9月2日
上午10时，毛泽东约请王世杰到桂园，根据中共一贯主张和前四天的谈判情况，就下一步谈判提出八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果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
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恢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之后，周恩来与王世杰继续商谈。
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作陪。毛泽东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宾主洽谈甚欢。毛泽东在主人的纪念册上题写“光明在望”相赠。
下午，毛泽东会见邹鲁和各方友好。
晚八时半，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座者有：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熊式辉、张群、陈立夫、吴鼎昌、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甘乃光、吴国桢、王云五、周至柔、白崇禧、翁文灏、雷震、许孝炎、张伯苓、莫德惠、江庸、左舜生、傅斯年、冷?NFDB1?秋、黄炎培等。
宴会之后，毛泽东同蒋介石作第二次商谈。内容是中共军队编组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 9月3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商谈，并将中共方面的谈判方案提交国民党方面，要点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
十、军队国家化；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
王世杰就9月2日与中共商谈结果写成一份简要纪录《今日商谈之结果》，提供蒋介石参考。
下午三时后，毛泽东往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等；五时，会晤韩国临时政府诸负责人；六时，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征询了他们对时局的意见。
晚七时半，毛泽东赴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宴，会见英、美、法等国大使和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使节。与会者有宋庆龄、冯玉祥、李德全、张澜、章伯钧、沈钧儒、左舜生等。看苏联电影后返回住处。
(以上五天商谈均未设专人记录；以后谈判由林园、桂园转至尧庐，即中山四路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侍从室，也即蒋介石官邸，有专人记录。)
9月4日
上午，毛泽东会见来桂园回访的白崇禧。
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会商，并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要他们拟具对中共9月3日所提方案的复案。蒋自拟要点如下：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员参加。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亦可予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周恩来同张治中在桂园就两党进一步举行谈判问题进行磋商。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大使约请，与他共进午餐。作陪者有美国访华团团长施奈德及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吴国桢等。
下午五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作第三次直接商谈。
晚上，毛泽东赴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之招待会。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历时三小时。
9月5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赴邹鲁宴会。
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大公报》记者，向记者发表谈话，并评论中苏条约。
毛泽东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和各方友好。
晚上，毛泽东出席七月赴延安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邀请宴会。
晚八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招待苏联大使的晚会，看京剧。
9月6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于右任宴。丁惟汾、叶楚伧、陈立夫、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作陪。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访晤居正；参观中正学校、中央大学校址后，往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张伯苓。毛泽东以《沁园春·咏雪》词书赠柳亚子。适邻居青年卢国琦以纪念册索题，毛泽东为他题写了“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周恩来题：“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题：“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宋庆龄宴会；宴会后访晤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9月7日
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往访陈立夫，未遇。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覃振宴。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往访英国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各谈一小时余。参加加拿大大使欧德伦茶会，谈两小时。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冯玉祥宴会。
9月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因事赴欧，逾月方归，故未与会)在尧庐商谈。张群提出《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内容如下：
一、实行和平建国方针和三民主义，均为共同必遵之目的，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
二、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
四、解放区名词应成为过去，对恢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人员，政府可依其能力酌量使其为地方服务。
五、惩治汉奸必须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要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地方安宁。
六、中共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七、双方停止武装冲突，中央部队不能只靠空运，必要时需用铁路，中共军队不应阻其通过。
八、原则上赞成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会议的组织及人员选任，可由双方商定，其讨论事项，不必预为规定；国民大会之旧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和合法解决。在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
十、中共军队改编为十二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依令编组后实施；中共不宜任北平行营主任职，不同意设置北平政治委员会；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及可能，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十一、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应放人员名单；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之自由，特务机关只办情报，严禁逮捕、拘禁等行为。
下午四时，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中国保卫同盟主席宋庆龄和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出席了茶会。毛泽东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援助。
晚七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孙科宴会。
9月9日
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接见郭沫若、于立群等，并与他们共进晚餐。在谈到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些，要有斗争，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参见于立群：《难忘的往事》，载于《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53页。） 9月10日
红岩村礼堂落成。毛泽东出席全体工作人员举行的欢迎晚会，观看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就召开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商谈。中共方面主张在国民大会前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国民党方面同意，但主张改称政治协商会议。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办法、参加人数、会议内容及权限，双方无大争议。国民党方面同意延期召开国民大会，但坚持原选代表有效。中共方面主张重选代表，或增选三分之一代表。对此双方未获协议。
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指使阎锡山军队侵占上党解放区。上党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开始自卫反击。
9月11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叶楚伧、张厉生就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进行磋商。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己见，一再拒绝中共方面的提议，双方未获协议。
晚上，毛泽东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向他们介绍了两党谈判情况，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军队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
9月12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应蒋介石之请在林园与蒋共进午餐。张群、张厉生、邵力子作陪。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作第四次商谈。
下午三时，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在尧庐进行商谈，内容是：(1)国民大会问题；(2)政治会议问题；(3)施政纲领问题；(4)各政党参加政府问题；(5)承认解放区问题。以上问题均无进展。
9月13日
中午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宴会。
下午三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会见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并单独接见合众国际社记者，介绍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方针，还高度评价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意义和作用。
晚七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戴季陶宴会。
9月14日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接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以及各方来访友好。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白崇禧宴会。
9月15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在尧庐作长时间的商谈。中共代表本着顾全大局的态度，作出包括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重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方面所提主张几乎一概否定。双方未获协议。
下午，毛泽东赴特园看望张澜，与张澜作长时间密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和谈情况，告诉他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已大致获得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目前症结仍在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蒋介石正在美国大力支持下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应当将两党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毛泽东赞同并采纳了这个建议。（参见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于《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页。）
下午五时，毛泽东在桂园宴请在重庆的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周恩来、王若飞、徐冰、潘梓年等作陪。宴会至晚八时结束。
9月16日
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三位美国士兵，他们是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毛泽东倾听了他们谈的问题，向他们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和主张。毛泽东与三位美国朋友共进晚餐，并一起照了相。
9月17日
中午十二时半，毛泽东应邀赴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座。毛泽东与蒋介石作第五次直接商谈，赫尔利和张群、吴国桢在场。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三人合影。会后，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张群、王世杰、蒋经国六人合影。
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到会者有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胡西园、吴羹梅、吴蕴初、潘昌猷等。毛泽东赞扬了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的政策。这次茶会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9月18日
毛泽东应邀出席国民参政会举行的欢迎茶会，并发表演说，指出，现今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各党各派应在这个方针之下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往访朱家骅、陈果夫，陈称病未晤。
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研究关于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的新方案。
9月19日
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研究关于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的新方案。新方案要点如下：
一、关于我方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比例，我方愿让步到接近七分之一，即国民党军队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为四十三个师；国民党方面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我方应为二十个师；国民党方面缩编为六十个师，则我方应为十个师。
二、关于军队、驻地与解放区三者，愿意采用国民党方面所提意见，合并解决。第一步，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我方所有之四十三个师集中驻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我方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特别市之副市长，亦由我方推荐人员充任。但对于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我方军队尚未撤退以前，其专员、县长均由我方委任。
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就军队缩编与驻地问题进行商谈。中共方面提出上述新方案，国民党方面仍认为违背“军令政令统一”，指责中共分裂。中共方面据理严正驳斥。双方未获协议。
9月20日
毛泽东会见陈立夫、叶楚伧、程潜、贺耀组。陈立夫在同毛泽东交谈中提出要中共考虑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即要中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余注)、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的谬论，毛泽东当即予以严正驳斥。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出席《大公报》负责人在李子坝报社举行的招待宴会。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老调，毛泽东当场予以驳斥：“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毛泽东为大公报社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参见《重庆谈判纪实》：《大公报负责人宴请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9月21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军队缩编与驻地问题继续商谈。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方案，指责中共“割据地盘”。中共方面即以事实严正驳斥，指出：割据是军阀所为，革命党人焉有割据之理！批评国民党方面自高自大，不愿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最后，国民党方面出示由邵力子草拟的《会谈公告》征求意见。
9月22日
上午十时，毛泽东邀请民社党领导人蒋匀田来桂园会见，双方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毛泽东会见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
9月23日
毛泽东外出分访各方友好。
9月24日
毛泽东外出分访各方友好。
9月25日
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两代表，以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并由国共双方报告近日谈判情况。
9月26日
毛泽东外出分访各方友好。
9月27日
毛泽东答复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所提出的十二项书面问题，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与文化建设的纲领和政策，并评价了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
自9月22日至26日休会后，今天，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恢复商谈，继续讨论军队缩编和解放区问题。关于中共军队问题，双方商定同意成立另一小组，先行商谈再议；关于解放区问题，双方同意暂时维持现状。
9月2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继续商谈，达成两项协议：关于参加军队整编小组人员名单，中共方面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关于政治会议，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之。以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参加，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名额暂定为三十七名。
9月29日
谈判休会。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共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等问题。
外间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周恩来往访张治中，告知他毛泽东想要早日返回延安的意向。张治中表示：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9月30日
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青年学生蒲公英、白明、夏雷、叶无等。蒲公英等请求到延安去，毛泽东说，要革命，延安也可以，这里也可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到延安去，勉励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准备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10月2日
（晨，柳亚子应毛泽东之约来红岩村见面。画家尹瘦石同来，表示愿意为毛泽东画像，毛泽东应允，时间另定。柳亚子请毛泽东题赠《七律·长征》，毛泽东允写《沁园春·咏雪》相赠。）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就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解放区问题等继续进行商谈。最后，双方同意就一个多月来的商谈作一纪录公开发表。
10月4日
毛泽东复柳亚子函，指出：关于时局，“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还高度评价柳亚子的诗。
10月5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继续商谈，集中讨论解放区问题。双方未获协议。最后中共方面宣布，毛泽东定于周内返回延安。
下午，周恩来、张友渔同志陪同画家尹瘦石来红岩村，为毛泽东画像。画像完毕，毛泽东与尹瘦石握手致谢。
10月7日
毛泽东再复柳亚子函，指出：关于和谈结果“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随信录赠了《沁园春·咏雪》。
10月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进行商谈，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这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是张治中以邵力子所拟《公告》为基础重新拟定，由刘孟纯执笔写成的。至此，即作为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
晚上六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张治中在军委礼堂举行的欢迎欢送晚宴。会上，在张治中致词和介绍国共两党会谈概况后，毛泽东发表简短讲话，指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晚宴之后，观看文艺节目。深夜，毛泽东由宪兵司令张镇陪同，乘车返回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10月9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与蒋介石、宋美龄共进午餐，在座者有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对此进行说明，不能同意。
下午二时，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青年党领袖曾琦，商谈关于青年党与民盟问题。
10月10日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之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
下午四时，蒋介石到桂园会晤毛泽东，坐片刻，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乘车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
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并与蒋介石作第六次商谈。
毛泽东夜宿林园。
10月11日
晨，毛泽东与蒋介石做最后一次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举行商谈。
（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来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数百人。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亲切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返延安。飞机于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起飞，中午一时三十分到达延安。
10月12日
张治中由延安返回重庆，毛泽东亲送机场。协议全文在报上公布。?
(作者附言：毛泽东在重庆四十三天中，工作极为繁重，参加的活动很多，有些活动我不知道，有些活动的具体时间及谈话内容我知道得不确切，因此无法写入，如会见宋庆龄、章士钊、朱学范、易礼容、刘仲容、赵超构、李文采、新民学会旧友，以及美国人韩丁、坦纳鲍姆等，就未写入。因篇幅关系，凡是毛泽东未参加的谈判及活动写得较少。由于我接触面较窄，资料收集得很不完全，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勉力写出这篇大事记，愿给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线索，以期更完整、准确的《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活动大事记》问世。文中错漏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和补充。)
三、谈判期间的周恩来
我初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40年。他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和张治中将军家住处桂园相距甚近，他们时相往还。当时我在张的身边工作，所以有幸见到周、张两人的频繁交往。周恩来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和张治中从大革命时期同在黄埔军校工作起就是要好的朋友，但每次去桂园看望张时，都要先来电话打招呼，来时看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点头问好。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时，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进出会场时都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可是周恩来在过道遇到我们时，总是微笑着和我们握手，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的记忆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来桂园非常勤。
1942年夏到1943年春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谋求国共两党继续好好合作，加派林彪由延安到重庆，作为周恩来的谈判助手。林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是张治中的学生，所以蒋介石特意指定张任国民党代表。谈判地点就在桂园。双方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宣读了四点要求：
一、中共的地位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按国民党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立即实施。
据此，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很大的让步，国民党方面应该可以接受，于是马上将上述内容抄送蒋介石核定。蒋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谁知与会者根本不同意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认为让共军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太多了，虽经张治中反复说明情况，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蒋介石最后只说了句：“好吧，再说吧！”搁了下来。
1944年5月至10月底
中共中央不愿和谈就此搁浅，于是又派了林伯渠到重庆来做周恩来的助手，蒋介石则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国民党的代表。谈判地点仍在桂园，时间前后达五个月。谈判内容包括党务、军事、政治诸方面，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中共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开放言论，给中共和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二、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
三、取消对边区的封锁，军队暂按四军十二师编制，原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仍驻原地，继续抗击日伪军队；
四、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各根据地民主组织应得到承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所提各点几乎全部否定，只表示：中央政府所求者，只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有确实的团结，有利于抗战建国，一句话就是以军令政令的统一为由吃掉中共及其军队。双方意见相去之远，较之上一阶段更甚，谈判自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至10月
中共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地点，约有一半次数在桂园，其余时间在蒋介石官邸。谈判经过是众所周知的，最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军队问题则暂时搁在一边。
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引出了旧政协的召开、全国停战协定的签订、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的谈判、东北停战的斗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多半时间是周恩来与对手张治中接洽。周恩来在这些事情中所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因过去的文章已有记述，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我想讲两件桂园以外的有关我个人的事情。
1949年4月，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周恩来坚持把张治中留下来，这一留，挽救了张治中和他一家，也挽救了我和我的一家。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逃台后，为了寻找替罪的羔羊，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主和派，张治中要是回南京去“复命”，估计其下场不是张学良便是杨虎城，而我也就难逃宋绮云的命运了！
更使我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66年8月，张治中家被抄后，周恩来派人把张治中接到一个地方保护起来了。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便天天来追我，要我供出张的去向，最后跟踪追到我家，把我的家抄了，封了，还勒令我一天后离开北京回原籍！我马上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又请张治中给周恩来写了信，周恩来随即派联络员告诉红卫兵：“余某人是我们党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这样！”这才使我得免于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保护了无数干部，还搭救了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真不愧为贯彻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榜样。
四、整军谈判：军事三人小组
张治中参加和谈是马不停蹄的。《双十协定》签订之后，紧跟着是旧政治协商会议，停战谈判，军事三人小组，东北停战协定，还有和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和平谈判，而突出的则是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即整军方案的签订，这是他参加和谈的第二个高峰。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看，历次谈判，都是军事与政治同时进行，但谁主谁从，则因形势不同而有差别。从毛泽东到达重庆至召开旧政协这一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其间主要是上党一役。旧政协后转入整军谈判，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以政治斗争为辅。
当时的形势是，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后，整个沦陷区有待接收。国民党部队远在后方，靠美国的海空军运送去“劫收”；中共的部队靠近沦陷区，可以开动“铁脚板”大踏步开进去。双方都在比赛，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军事问题和根据地问题就成为当时核心问题的核心了。
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只有张治中是现役军人，所以蒋介石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当时张治中还在新疆，接到蒋电后立刻动身回重庆，但因故在兰州耽搁了几天，所以停战协定暂由张群代理签订了。
美国人很重视中国问题，这自然有其政治战略的打算。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指派其总参谋长、盟军欧洲统帅马歇尔将军来华参与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于是，周恩来、张治中，加上马歇尔顾问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1月7日至13日，签订了《停战命令和声明》，设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第二阶段从同年2月14日至4月6日，签订了《全国军队整编方案》和《东北停战协定》，并到各地进行视察，军调部派出的三人小组亦不断出动；第三阶段从同年4月6日至6月底，主要是继续处理东北冲突问题，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已接近尾声。7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结束。
军事三人小组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1944年9月至1945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争端时，曾有“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军队整编等事项”的提法。到《双十协定》签订时，其中第九项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规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但三人小组的成员以后有了变化，国共双方都派了上将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派人。这是由于旧政协开过后，双方认为：军事问题重大，由部一级派人参加解决不了。同时，美方马歇尔是元帅级的五星上将(美国不设元帅级的军衔，所以马歇尔仍称将军)，三方级别也要对称。所以有一段时间还称军事三人小组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有别于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正好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事非偶然。从国际上说，德、意、日已战败，日本即将退出中国，英、法、苏亦精疲力竭，亟待休整，只有美国损失较小，军事、经济等方面颇有上升的趋势。从国内说，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凋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军事方面也是百孔千疮；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正好相反，经过八年抗战，军队越战越强，根据地越来越扩大，政治、经济、金融、财政、人民生活、社会秩序，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当时，无论国内国外，都出现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国内，八年抗战之后，创巨痛深，人民普遍厌战思治。这就给美国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它力图取代日本及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插手国共和谈，协助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的《杜鲁门总统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它勾画了美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蓝图。“声明”打着“发誓不干涉中国内政”，“协助中国人民争取国家和平和经济的复兴”的幌子，在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继续其过去为战争而建立之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出：第一，“立即遣送日军，消除残留于中国的日本影响”，“并保证满洲归还中国管制”；第二，“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建立“广泛代议制政府”；第三，“共产党那样军队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的代议制政府一经成立，应有效地结合成为中国国民军”；第四，当上述方针进行的同时，“美国准备对中国提供信用借款及贷款”，“俾有助于中国健全经济之发展”。其具体措施，除了先后指派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作为执行人之外，还派遣美军十多万人，企图控制中国；出动大量海空军，运输国民党军队独占受降，抢占地盘；派遣美国军事顾问团，并继续以大量美械武装国民党部队；通过种种借款、租借法剩余物资转让以及商品输出等手段，抢救国民党面临崩溃的经济，并为蒋介石输血打气。
军事三人小组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中出现的。它的重要性虽然仅次于《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它却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当时国内一切事态都是围绕着军事问题而发展的。张治中对此非常重视，全力以赴，努力工作。
美国人虽然非常重视国共问题，可是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从艾奇逊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马歇尔使华》两书看，它们对这个问题所叙述的，不仅没有触及中国问题的实质与内幕，有时甚至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情况和斗争史都不知道。美国人在《马歇尔使华》一书中指责赫尔利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殊不知马歇尔对中国问题同样一无所知。
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在整军会议开会的前夕，马歇尔以顾问身份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国军队整编的方案，瞒着周恩来，先送给蒋介石看。其中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国家最高统帅，统率全国海陆空三军；二是全国陆军编为六十个师，其中二十个师由中共领导；三是中国海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最少占总兵力的30%；四是中国空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不少于总实力的30%。
这个方案只有少数人知道，从未公之于众。按照这个方案，在陆军中，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整编后的比例，不是后来规定的一与五之比，而是一与二之比。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亦从未提过要求，现在突然各取得30%的兵力，这是蒋介石所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张治中后来告诉我，蒋看到这个方案时，脸上勃然变色，额筋暴显，满面怒容，几乎要破口大骂。从大革命开始，蒋对共产党政策一贯是限共、溶共、灭共，现在要让中共取得这样大的兵力，他怎能容忍！但当时他正投靠美国，仰人鼻息，怎敢翻脸？所以立刻派人请马歇尔来，耐着性子，请求修改。马歇尔接受了。修正后提出的方案，中共和国民党陆军的比例是一比五，海空军两项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时间虽不长，只有11天。但是会上谈判，会外协商，个别交谈，不断地紧张进行。双方都是寸土不让，针锋相对，真是达到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境地，好不容易才达成了协议。
四、整军谈判：四大障碍
会上虽然以美国所提方案作为讨论的蓝本，但实际上争持最多的却是另外几个核心问题。（第一是整编后中共军队数字问题。蒋介石向来采取限共、溶共政策，自己不抗日，也不许别人抗日。抗日战争开始，只允许中共拥有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和新四军一个军，到1944年，只许编为四个军十个师。事实上中共军队深入敌后与日军作战，部队已远远超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以上。重庆谈判时，兵力已超过一百万，中共为顾全大局，只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蒋表示十二个师为最高许可限度，可以考虑。中共最后让步，将现有部队缩编为二十四个师或二十个师。由于双方分歧过大，所以《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军事部分只是含糊地说：二十个师可以考虑，交军事三人小组拟订方案时讨论。）到了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又缩回去了，重弹整编为十个师，十二个师为可以考虑的最高限度的老调。综合其理由为：(1)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是经中央政府核定的，以后擅自扩充，未经政府批准，违反军令的统一；(2)1943年要求四个军十二个师，1944年增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1945年又增为四十八个师，要求与日俱增，无有已时；(3)整编后中央政府军队只保留九十个师，而中共却占二十四个师或二十个师，比例不相称；(4)民国以来，部队既多又扰民，人民不胜负担，如不大大削减，无力建设国家。
中共方面则作了针对性的驳斥：(1)抗日救国，人人有责，谁能抗日谁就需要军队，你们不抗日还不许别人抗日，还用所谓政令、军令束缚别人，人民不能容许；(2)我们深入敌后，到战争结束后就已解放一亿人口，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沦陷区抗击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不增加军队怎能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3)你们假抗日，真剿共，还要保持九十个师，劳苦功高的中共军队为什么不能保持二十至二十四个师？你们号称拥有二百多个师，实际是七折八扣，我们现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的民兵，比例有什么不相称？(4)不错，战后是需要裁减军队、建设国家，可你们不但不裁减，而且在全国各地进攻我军，仅用来封锁陕北和包围各根据地的兵力就达七十九万多人，这是为什么？
中共代表所表达的，义正辞严，理由充分，在张治中看来，对中共军队数字问题，他内心向有看法，和蒋介石不一样，不过在蒋的顽固态度下，也感到很难办。在这个问题上，连马歇尔都不能公然袒护国民党，他背后一再称赞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是伪军问题。伪军问题实质是国民党军队问题。因为不仅汪精卫的伪军是为配合蒋介石而建立，而且不少还是从国民党部队投过去的。所以当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时，蒋就狡猾地说：“原则上自无问题，惟严惩汉奸必须依法行之，解散伪军必须妥慎处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到了军事三人小组，文字上则写成：“所有受日本之直接或间接主使而在中国成立之军队，以及政府及中共以外之个人或派系所保持之一切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连“伪军”两字都不用，而且把它与所谓杂牌军、地方军并列。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方面理屈词穷，无力辩解，但最后还是中共方面让步，讨论才得以继续进行。
第三是后勤补给问题。蒋介石出于限共、溶共的险恶用心，到抗战中期以后，就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补给拒绝按章办理，克扣阻挠，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连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都一再表示不满。中共方面指出：“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分钱、粒米之接济”，要求在盟国援助中国的武器弹药中公平分配给所有抗日部队。重庆谈判时，中共正式要求：“实施公平合理之补给。”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中共重提旧事。国民党方面，初则诿之于“军需独立，补给须遵照经理法规”。后在理屈词穷之下，只得同意一旦整编完毕，补给照国民党军办理，并答应在补给区开会时，双方军队的军长、师长均有权参加会议，讨论决定补给事宜。
第四是整军方案中双方部队的配置和驻地问题，实质上是解放区问题、根据地问题。这是个最棘手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共奉行的是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自然非建立根据地不可。抗日战争开始，中共部队深入敌后，建立了更多的根据地，国民党对此是从来不肯承认的。到重庆谈判时，更一再要求，为了政令统一，所有根据地一律并入地方政府；为了军令统一，一切游击部队、地方部队，都归所在战区管辖。还说：“战争已过去，解放区不复存在。”中共方面自然不肯轻易同意，把千辛万苦、出生入死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解放区、人民武装轻易交出。但为顾全大局，表示如国民党能接受中共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各项意见，则愿把“中共军队集中到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并可迅速将领导下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的八个地区让出，军队复员。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由于这个问题太复杂，双方意见距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一边。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协定名称问题；整编与统编的划分问题；宪兵和警卫队问题；铁路沿线障碍问题等，亦有争执，但不是实质性、重要性问题，经过讨论，也就得到大体一致的协议了。
四、整军谈判：“共产党的代表”
这里有一个插曲很能反映张治中的特见、远见和个性。当国共双方为了整编后的军队数字问题争论到最激烈的时候，张治中认为，中共本来就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现在愿意裁减为二十至二十四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应该考虑接受以便早日达成协议。因此，有一天他向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指出：政府军队除整编后还保留五十个陆军师外，还有海军、空军，这是中共所没有的。而国民党陆军中除步兵外，还有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宪兵、防空兵、防化兵等，也是中共所没有或很少的。在整个兵力上，我们占了压倒的绝对优势，理应早日达成协议，以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热，相持不下的时候，马歇尔刚好在蒋的侍从参谋兼翻译皮宗敢陪同下进来，见此情形，惊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蒋忿忿然地说：“我正在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张治中急忙向皮宗敢示意不可直译，并杂以他语，遮掩过去。在国民党集团中，很少人会有张治中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即使有，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力争。从这个插曲中可以看出，张治中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其主张也是比较公允的，这是他一贯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主张联共、亲共的流露，以致被蒋介石看成是“共产党代表”，以后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张治中能毅然投向人民，这是必然的。尤其难得的是，张治中有一个根本的看法。他认为，既然国共双方签署宣言，同意中共参加抗日，就不能不让它发展军队；尤其既然同意中共军队深入敌后，更不能不同意它发展军队。既要它参战，又限制它扩充，这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最不讲理的态度。他还认为，抗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不是哪一个党派所独专的，要参加抗战就得有力量，他对蒋介石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和做法，很不以为然。这一根本认识，支配着他的态度，贯穿着他参加谈判的全过程，所以处处表现得比较通情达理。连马歇尔也觉得张比较好合作，对张中途因处理新疆三区少数民族问题离去，由徐永昌、陈诚接替感到不满。临回美国前，马歇尔还特别邀请张到住处相见，请他吃饭，看电影，有惜别之意。
在整军谈判中，国共双方意见是距离很远的，分歧是很深的，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存在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作出一定的让步，才使这场艰巨的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得以结束，双方签订了一份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为了郑重其事，当时还举行了一个签字仪式。时间是1946年2月25日，在重庆上清寺尧庐举行。参加会议的三方面都到场了，还邀请了中外记者参加。这是一间约五十平米陈旧的会议室，正面一排是长桌，桌上摆着整军方案的中英文本，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先后在上面签字。签字后三方面都有简短的致词。张治中、周恩来的发言中都认为这个军队整编方案得来不易，如能付诸实施，则可以结束十八年来国共两党的纠纷和对立，使中国进入新的和平时代，全国人民所期待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国家将可实现。双方都表示对于签署的文件，将保证百分之百地实行。马歇尔的简短致词虽只寥寥数语，但却很有刺激性。他说：“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显然，他所称的顽固分子是指国民党方面的，他可能已收到有关主战反和分子的阴谋挑起战争的情报了。
我们拿这个方案和政协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相对照，就看出了所遗留的重大的根本问题。实际上达成协议的内容仅仅是：(1)双方同意全国部队整编为六十个师，国民党部队与共产党部队的比例是5∶1(仅指陆军)；(2)中共方面在《双十协定》中的要求是：“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补给制度”，而在这个方案中，总算有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如何使军队属于国家，如何实施军党分治、军政分治和以政治军等重大问题，在这个方案中只作了极其空洞的规定。尤其是没能联系东北问题作实事求是的解决，除了仅仅承认中共方面在东北可编一个军外，蒋介石还是坚持“东北问题是恢复主权问题，根本不存在停战问题”的顽固态度。在张治中看来，这是鸵鸟态度，十分不现实，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必然遗留重大的后患。
（这里应该指出，当时无论是《政协决议》或整军方案，都是国民党占优势的。在政治上，中共同意以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指导原则，在未召开国民大会、组设联合政府之前的过渡政权——国民政府委员中，委员四十人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党内外人士中选任，而且在四十人中国民党占二十人。国民政府主席拥有否决权，要有全体委员五分之三的人数才能推翻其否决。在军事上，中共承认蒋介石是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整编后的军队，国民党陆军为中共陆军的五倍。这些，中共为什么都同意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实际上已做了回答，他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四、整军谈判：三到延安
整军方案通过后，马歇尔显得十分高兴，但国共两军的冲突未见停止，反而日益增加。加上许多地方由于军事冲突而造成交通梗塞，妨碍了对日俘日侨的集中和运送，这使马歇尔感到非常恼火。张治中亦认为这种情形不该继续下去，否则对和平至为不利，于是三方面同意出发到全国去视察。这次视察在1946年2月25日由重庆出发，共历时七天，先后到了北平、济南、徐州、新乡、张家口、集宁、归绥、武汉等地，然后访问延安，才回重庆。此行主要任务是检查各地情况，对冲突事件就地调处，特别着重恢复交通。上述各地，除延安外，都是有问题需要解决的。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军事三人小组到达武汉时，周恩来和张治中商量说：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处境很困难，物资缺乏，粮食更缺，希望能协助解决。张治中考虑之后，同意了，亲笔写了条子，命令国民党后勤单位照发。后勤人员收到条子后议论纷纷：“真是奇文，我们正和共产党打仗，要我们来接济他们！”张治中对他们说：“这有什么奇怪！《政协决议》通过了，整军方案签订了，今后国共还要进一步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统一编组军队，共同建设国家，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张治中这种天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同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演出了一些节目。三月上旬的延安还是够冷的，大家都穿上大衣、棉衣，马歇尔斜躺在靠椅上，腿上还盖上一床毯子。节目演出前，三方面都有简短的讲话。张治中在强调军队整编方案的重要性之后，表示希望能百分之百地做到，双方团结合作，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最后以爽朗乐观的声调幽默地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迎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来，这次为了整军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这段话当时引起了全场热烈的鼓掌和欢笑，以后传为历史佳话——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讲完话走下来，他在北伐时的老朋友林伯渠迎着说：“你的话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不是失败的。”张回到座位上，毛主席笑着对张说：“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毛说：“是的，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淮安。开会才到南京去。”
这个插曲给我们以许多启发。首先，它充分体现了张治中一贯的联共亲共主张，他确实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无论处在逆境或顺境，都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极端反共的蒋介石统治下，他能坚持联共亲共，是难能可贵的。其次，也代表着一种伟大的预见远见。他始终认为共产党是会胜利的，是能胜利的。事实证明，写历史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多难得的预见呀！第三，他的这段话，只有他敢说，别人是不敢说的。别人说了蒋介石会不答应，会认为出了格而遭贬责，而他说了反而成为历史佳话。这个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非常鲜明生动。
3月5日，军事三人小组由延安飞返重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为了统一内部，策划反共，于同年3月1日举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张治中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军队整编方案的签订和视察的经过报告，希望方案能够百分之百地实施，以促进国家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会上反共分子纷纷发言，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CC分子郑亦同的发言，冷嘲热讽，极尽挖苦反对之能事。他质问张治中怎样能使整军方案百分之百地实现。蒋介石端坐在主席台上，毫不表态。张治中气极了，马上站起来质问：“郑亦同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对这个方案准备来个七折八扣吗？”这话引起全场哄然大笑，郑亦同语塞不能置答。
四、整军谈判：东北谈判局势逆转
整军方案签订之后，和谈重点转入东北停战谈判。张治中对蒋介石处理东北问题时的昏庸傲慢、颠三倒四，感到非常生气，但又痛感无能为力。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而至于不可收拾。马歇尔自延安回重庆后，满怀喜悦，踌躇满志。他认为杜鲁门总统交给他的四项任务中，前三项已大有希望，剩下来的仅仅是提供信用借款及促进美中贸易，因此他立即电告杜鲁门，建议召他回华盛顿，以便向杜汇报中国局势，研究如何通过财政、经济、贸易途径来控制中国的计划。
杜鲁门总统同意了马歇尔的建议，正式召马歇尔回国。马歇尔于同年3月11日动身，一去就是三十九天，到4月18日才再到中国来。他真没想到，在这三十九天当中，中国的局势大大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反映了他对中国，特别是对蒋介石缺乏了解。他只知道国民党内有自私自利的顽固分子，如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和C?C分子之流，而不知道这些人的后台正是蒋介石本人。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生力量也缺乏认识，估计过低，中国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为什么当时局势会大大逆转呢？
原来，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早就成立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联军。中共军队北上抗日、东渡黄河后，本来就先后在晋、冀、察、热等地建立了大块大块的根据地。到日本投降，中共军队凭着一双铁脚板从晋、冀、察、热等地大踏步地向东北推进，比拥有强大的海空运输工具但远在抗日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走得还要快。于是，中共在东北逐渐处于优势。
还有，魏德迈知道蒋介石军队腐败，对抢占东北并无希望，同时他认为苏联在东北的力量不容易一下子排除出去。所以他曾分别建议杜鲁门和蒋介石：第一步，通过联合国把东北托由美、苏、英三国代管，让蒋介石做好准备；第二步，利用国际压力，认为有《雅尔塔协议》，可以压苏、英等国的同时退出东北，再由蒋介石接管。但是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犹豫，蒋介石更根本不予考虑。蒋从来就迷信自己的武力，认为自己拥有五十多个美械师，加上其他正规军、杂牌军、伪军，总兵力对中共占压倒的优势。再加上美国的全力支持，剩余物资的补充，不愁不能在东北取胜。所以他自始至终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尤其失策的是，蒋介石在接收东北时，派了一个政学系中坚分子、典型官僚党棍熊式辉去沈阳。熊去时，带了一大批“蝗虫”去“劫收”，把东北划分为九个省，由政学系的徒子徒孙就地分肥，明争暗夺，贪污受贿，弄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这些人，对蒋介石的抢占东北只能起破坏作用。原来，开始蒋介石准备派张治中去东北组设东北行营，张连初步的人事安排都准备了，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正秘密准备。谁知政学系把东北看成是块大肥肉，据有东北，正好为一派一系搞发展，他们的头头在蒋介石耳边嘀嘀咕咕，把张治中改派到西北。张向来不谋私利，不搞派系，对此当然不会表示异议。有人说，熊式辉既是保定军校生，又是日本士官生，和蒋介石一样，得到重用是一点不奇怪的。蒋介石用人从来依赖“三缘”——血缘、学缘和地缘，熊正是三缘之内的人物。
话说回来，在《停战协定和声明》签订后不久，东北就发生了“营口事件”，蒋军向中共军队进攻。从这个“协定”说，除了长江以南和东北有条件的军事调处外，应对全国普遍适用，于是马歇尔于1月24日通知国共双方，建议立即命令北平军调部派一执行小组前往营口调处。以后东北发生类似事件，均由军事三人小组命令军调部照办。中共方面同意了，张治中也认为这很合理，但是蒋介石坚决拒绝。到同年2月22日，马歇尔再次建议，认为派遣军调小组，不仅可以调处冲突，亦可以为讨论中的军队整编方案实施复员时打下基础。中共方面也同意了，张治中也认为完全合理，但是蒋介石又再次坚决拒绝。
事情很清楚，蒋介石已决心以军事方式抢占整个东北，不愿在行动上受到限制。以后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直到马歇尔回国述职那一天，蒋才被迫勉强同意派遣军调处小组到东北去，但又提出许多条件加以限制。马歇尔走了，由吉伦将军代理，直到3月27日，吉伦邀集张治中、周恩来反复讨论，才正式作出决定：
由精选人员所组成之执行小组应立即派往东北执行下列诸指示：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地区工作，避免进入苏军留驻之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作必要及公开之调处。
张治中认为，这个停战协定是签订了，但是行动太慢，局势已恶化到不可收拾，这个协定是终究解决不了东北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于蒋介石不愿放弃消灭共产党军队、独占整个东北的野心。
问题还不止此，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恶化局势的事情。3月16日，蒋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然声称要撕毁《政协决议》；3月31日，蒋军继续向营口、本溪、四平街等地大举进攻；4月1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公然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同时派遣优势兵力包围豫南、鄂北的中共部队，进攻热河赤峰中共部队，拒不承认华南地区中共军队的存在，还派遣空军到延安上空进行侦察，等等。这些都使得政治气氛大大变坏，军事冲突更加紧张。到4月中，苏军从长春撤出，中共部队即从伪军手中解放了长春。
长春问题是解决东北问题的一个严重障碍。从中共方面说，在抗日战争中，从敌伪手中解放领土，人人有责，不是哪一家所能独占。无论《双十协定》、《政协决议》或《停战协定》，对此都无明文规定不许解放，《东北停战协定》亦只说“双方另行商谈”。但是蒋介石却顽固地认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他有权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全境，并且曲解1月10日的《东北停战协定》，把向东北开入国民党部队不受停战协定的限制说成是有权占领所有地方。因此悍然声称，中共军队必须撤离长春，让蒋军加以占领，才能开始谈判东北的军事部署与政治问题。殊不知，中苏条约只能约束两个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内部；整军方案亦只规定：到整编完毕后，在东北地区国共双方各占兵力，而无规定双方应驻何处。
到这时候，张治中被任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任命公布，急于筹备往西北事宜，而蒋介石也忙于准备还都南京。至此，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已接近尾声。国民党方面委员先后由陈诚、徐永昌继任，此两人一向都不是主和之人，不可能胜任此职，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以后有关国共两党的事，由马歇尔奔走于蒋介石、周恩来之间，三人间接谈判，而不采取会议形式。到同年6月，蒋介石大打出手，掀起全面的内战。战的一手出笼，和的一手自然只有休息。两党和谈，至此几乎陷于休眠状态。
五、张治中三到延安：一到延安
张治中的一生，周旋于国共两党的斗争和联合之中。我作为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亲历亲见诸多。他主张两党合作，反对国家分裂，积极参加国共和谈，曾三到延安。张治中参加国共和谈，主要有三个高潮，首先是重庆谈判。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先后宣布只有国民党部队才许接受日本投降，为中共方面所坚决拒绝。国共两军在各地发生冲突。张治中旧事重提，建议蒋介石正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蒋同意了，接连三次去电邀请。中共方面也同意了。这时正好先任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奉命参加国共调停工作。于是蒋介石派张治中偕同赫尔利于8月27日飞赴延安，第二天就顺利地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这就是一到延安。
在这里，有一点是必须交代清楚的。蒋介石为什么接连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当时言人人殊，各种分析推测都有。说穿了，蒋向来玩弄反革命的和战两手。战的一手，以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和的一手，以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代表。前者是实的、主要的，后者是虚的、次要的。两者轮换使用。当战争准备未完成前，把主和的张、邵等推出来；一旦准备好了，就让主战的来代替。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百孔千疮、筋疲力尽，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加以国内外人心厌战，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的。他对中共的态度，一是恨，非吃掉不可；二是怕，他常对心腹左右说：“共产党厉害呀！你们不行。”
毛泽东到重庆是身入虎穴，首先面临的是安全问题。周恩来对此费尽脑筋。红岩坡陡阶多，会客不方便；曾家岩五十号又太狭小；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的官邸中山四路十八号桂园。房舍和设备比较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和红岩都不远。周一开口，张马上同意，自己把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的一所平房去。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内心的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在毛泽东刚到重庆的第一天(8月28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就在张治中、邵力子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跟着又设宴欢迎毛和代表团。第二天就接毛和代表团到他的官邸林园交谈。毛、蒋单独谈了三天，双方代表又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当时中共的代表正式指定为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除张治中外，还有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王世杰根据9月2日双方代表交谈的内容，写下一份《今日商谈之结果》。包括：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民主自由问题；政党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行政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受降问题共八项内容。
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无准备，一切方案都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等语。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他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并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此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拦阻，终于同意写入协议。但是蒋另有打算，就是准备抽象赞成，具体否定。他的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提出的《谈话要点》内容共十一项；蒋介石根据王世杰归纳的《今日商谈之结果》，拟就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代表商谈，则改在重庆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介石的侍从室所在地)。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但是双方都明白，如通过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亦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果把它们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三四十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体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协议。在同年10月10日于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表约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他家里吃饭。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在谈判的后期，协定的主要条款已基本达成协议。当时社会上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某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就提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劝告。周恩来对此也很不放心，便找张治中密商：“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回去？”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已都安排了日程，要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这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二到延安
10月8日晚，张治中假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盛大的欢迎、欢送晚会。邀请全体参政员和重庆的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五百多人参加。在当时的重庆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在会上，张治中有一篇欢迎词。他首先提出毛泽东到重庆来的重要性，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怀。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最后说：“毛先生准备日内回延安，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毛先生回延安，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毛泽东也有一个简短的答词。首先对蒋介石的邀请和张治中的欢送表示谢意。然后特别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最后说：“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10月11日，在张治中亲自伴送下，毛泽东坐专机回到延安。当晚，中共中央为张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第二天张离延安，毛泽东亲自送至机场。这是二到延安。
张治中参与和谈的第二个高潮是整军谈判。
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看，都是军事与政治同时进行。从毛泽东到达重庆至旧政协会议这一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旧政协会后转入整军谈判，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
张治中一赶回重庆，马上投入军队整编的谈判，也就是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的活动。
整军谈判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双方针锋相对，真是达到舌敝唇焦、筋疲力尽的境地，好不容易才达成协议。中共代表义正辞严，理由充分。连马歇尔都不能公然袒护国民党，他背后一再称赞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三到延安
为了郑重其事，当时还举行了签字仪式。时间是1946年2月25日，地点是重庆上清寺“尧庐”。应该指出，无论旧政协决议或军队整编方案，都是国民党占了优势，中共方面作了让步的。整军方案签订后，为了部署方案的实施，同时也为了检查和解决各地两党军队的冲突，周、张、马三人坐了专机到各地视察，先后到了北平、济南、张家口、归绥、徐州、武汉等地。最后到了延安。延安并没有两党部队问题，所以去那里，主要是马歇尔想亲到延安去看看实际情况，并和毛泽东会见。这是三到延安。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演出一些节目。三方面都有讲话。张治中在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性后，表示希望百分之百地做到，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最后还幽默而爽朗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鼓掌欢笑。张讲话后，毛泽东对张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你也会住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到1947年2月，蒋介石在战事节节失利的时候，又想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再到延安去，却为中共所拒绝。张治中没有再去延安，最后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六、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
（五十多年前的国共北平和谈，它在20世纪中所占地位虽不是太重要，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是个重大转折点。它的出现和演变，标志着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执政向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执政的过渡；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标志着社会生产关系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五种社会混合所有制的过渡——五十年来中国的变化真够得上翻天覆地、旋乾转坤，而为历史学家所特加注意。）?我是北平和谈自始至终直接参与的惟一健在者，有必要把自己这段亲身经历如实写下来，为百年历史留一见证。
由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被迫“引退”，回到溪口，由亲临前线退到幕后操纵，国共和谈空气一时甚嚣尘上。尤其毛泽东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后，李宗仁和国民党军方渴望暂时停战，缓一口气，对和谈更表示得迫不及待。在这种背景下，已由南京返兰州的张治中经不起李宗仁函电纷驰不断催迫，不得不于1949年2月间飞到南京。
和谈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从何着手，目的何在，如何进行，对对方的估计等，都得从长计议。张治中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反复研究，认为当前主要是劝蒋出国，蒋在溪口幕后操纵是和谈的最大障碍。张治中很天真，认为劝蒋出国有把握，而忘了桂系的阴谋诡计，于3月3日约吴忠信同机去溪口。屈武和我则早两天由南京密赴上海，转船由宁波到溪口。
张治中到溪口的第一天，就挨了蒋介石的当头一棒，蒋厉色对张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我们在溪口住了八天，张治中、吴忠信同蒋介石也谈了八天，每天晚上张把和蒋的谈话详细告诉我，我作了记录，并且把要点缮清请张亲自核定。毛泽东提出的八条，张都逐一请示蒋介石，蒋亦一一答复。除了外间已知者外，这里且记述一些轶闻。
关于划江而治问题，外间有许多传说。事实上渴望划江而治的是李宗仁，是国民党党政军人员，是以CC派为代表，但是连蒋介石自己都不相信。张治中对蒋说：“南京方面意见，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则联合管理。”蒋答复：“不必由我们提出，共产党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我们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连蒋介石都认为划江而治不可能、不容易，至于对国民党了解最多最深的张治中、邵力子更从来不抱这个希望，不提这个主张。
关于外交问题。张治中对蒋指出，“过去一面倒亲美反苏是一大失误，今后务必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获致邦交之平衡。实行美苏并重，不亲美亦不亲苏，不反美亦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中国在远东处于极有利的重要地位，应善为运用，首先派人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团结安定。”蒋对此频频点首，但说：中日问题不宜忽视，中日两国如能亲密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对远东以及世界和平都有利，我们将来可望不受白种人的欺负压迫。
关于国家体制问题，张治中向蒋提议：“从今以后，应该放弃和中共军事斗争的企图，移作政治竞赛的努力；绝不能再存那种由本党一党专政，或以为以本党为主体执政能行之久远的错误观念；只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蒋对此频频点首。
此外，对整军问题、联合政府问题、谈判代表问题、内阁改组问题等蒋都一一表示了意见，张治中认为达到了摸底的目的，欣然飞返南京。
回到南京的第一件事，是行政院长何应钦召开了四次会议，讨论和谈问题。参加会议的是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黄少谷(黄绍〖FJF〗?NBD2E?〖FJJ〗、刘斐未到)，张治中在会上传达了他在溪口与蒋谈话的记录。由于蒋对和谈八项条件有了指示，所以会上没有什么争议，有人提出问题时，张亦能加以解答。会议结果决定：和谈不另订方案，仅作原则性规定九条，就是外间所传的九条“腹案”，包括：(1)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2)同意重订新宪法；(3)法统问题与宪法同时解决；(4)军队整编原则应照1946年双方同意的方案处理；(5)同意没收官僚资本，但须另订条例；(6)同意改革土地制度；(7)同意重新审议过去对外条约，有损国家领土主权者废除；(8)同意召开政协会议，产生联合政府；(9)谈判开始，即行停战。
张治中认为既摸了蒋介石的底，又有了和谈腹案，代表人选已定，是可以开始谈判了。但为了慎重起见，3月29日又再赴溪口，我工整地抄了一份和谈“腹案”给张，备他面呈蒋介石。蒋看后没意见，只说：“你这次担负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但归途中，蒋经国却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蒋、张临别时，蒋介石从山上亲送张到山下，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一回到南京，张就命我写一新闻稿，强调蒋上述两句话，他认为这对气焰嚣张、反对和谈的CC分子具有镇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