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拉米扬元帅战争回忆录
译者的话此书是苏联著名军事将领、苏联英雄、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1897—1982）根据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亲身经历写的一部战争回忆录。
作者在战争爆发前经朱可夫推荐到基辅特别军区（战争爆发后改为西南方面军）任集团军作战处长，并很快升任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战争爆发后历任方面军参谋长、司令员。战后历任国防部副部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长等职。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巴格拉米扬所在的西南方面军在德军突然袭击下损失惨重，特别是基辅一役，该方面军四个集团军被合围，仅小股兵力突围成功，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等均战死，巴格拉米扬是突出重围的少数几个负责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以见证人的身份，并引用了大量文件、记录、来往函电等档案材料，详细介绍了基辅军区在战争前夕应付德军进攻的备战措施、西南方面军在战争头几个月中作战失利和重建后展开反攻的情况，记述了苏军高级指挥员，其中包括铁木辛哥、朱可夫等人的活动，肯定了斯大林在战争中的贡献，分析了战争时期苏军失利的原因，歌颂了苏联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业迹。这些资料，对军内外读者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历史教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巴格拉米扬在本书中以很大篇幅介绍了战时苏军高级司令部的工作及各次战役的准备和组织过程，反映了苏军的许多观点，可供军队读者研究苏军战役法乃至战略指导思想参考。
为了使军内外读者都能顺利阅读本书，译者择要作了些注释。译文和注释如有不当，祈望读者指正。 致读者
在人的记忆中，遗憾的是会遇到许许多多敌人，它们虽然缓慢但又确确实实在消磨人的记忆。无情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敌人之一，它使人们把往日生活中许多有趣味、有教益的事一点一点地抛在脑后。有时，新的事件和新的印象会不知不觉地迫使我们按另一种方式去思索经历过的事情，于是，在久已流逝的岁月中所发生的事件，就会突然使我们感到它们有些面目皆非了。很多类似的危险在等待着回忆录作者。我了解这点，不相信自己的记性，所以我在着手写回忆录时，研究了现存的文献，遍访了各次事件的积极参加者。
我写的是伟大卫国战争的事。这次战争将永远在我们这一代人乃至我们的后代中引起无穷的兴趣。在有史以来最激烈、流血最多的这次武装冲突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坚不可摧，苏维埃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我国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特别鲜明地显示出来了。
我们总是带着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回忆着苏军自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大会战起，一直到战争胜利结束时所取得的辉煌战绩。
人们非常重视这些战役的描述，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有些人只看到我军在初期战事中由于侵略者突然袭击而屡遭失利，他们感到十分迷惘。不应该忘记，正是这些严峻的日子向全世界令人信服地表明，苏军在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下，可以经受住任何最严峻的考验。苏军将士的勇敢无畏，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使敌人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破产。
全世界都知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即使在不那么复杂的条件下也很快就土崩瓦解，并向侵略者投降了。因此，希特勒德国才能在较短时间内侵占整个西欧。轻而易举的胜利冲昏了法西斯头目的头脑，使他们由此产生了六星期内消灭红军和征服苏维埃国家的妄想。
我想告诉读者，这个强盗计划是如何从希特勒各集团军越过我国边界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遭到破产的。
我之所以决定自己的回忆录从战争前夕写起，并将战争初期的事件（1941年夏我在乌克兰，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作为基础，就是这个缘故。遗憾的是直接领导基辅方向军队作战的最著名的几位军事首长，都在1941年9月底壮烈牺牲了，因此，所有公开发表的涉及乌克兰战争初期情况的材料，都只是以不能完全反映事件真相的文件作依据的。
战争前夕，我曾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该军区在战争第一天便改组成为西南方面军。我不仅有机会直接参与制订战争前夕军区的作战计划，而且有机会直接参与组织指挥1941年夏季我们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时，在北乌克兰广阔领土上进行的战斗行动。
促使我动手写回忆录的因素，是因为我真诚希望告诉广大读者，苏维埃人如何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作战，抗击法西斯德军背信弃义的进攻，如何发扬英雄主义去履行自己对祖国的军人职责。
没有任何东西能象共同斗争和共同经受最困难的考验那样加深友谊。但是，虽然我在写直到现在我还激动地怀念着的人们，我们努力做到极端公正而准确，即如常言所说，“朴实无华”地去叙述那些由我作证的事件。
每个动笔记述往事的人都明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是多么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你会觉得你所在的那一级的行动是合乎逻辑、易于解释的，而相反，其他级的行动则是难以解释、甚至是错误的。我想摆脱这样的主观主义。因此，我努力象评价自己的行为那样去评判各位军事首长的行动。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战争初期的事件，我决定从战前几个月中基辅特别军区的情况入手，写我的回忆录。
伟大卫国战争持续了一千四百一十八天，书中仅分析战争的头一百七十八天。这实际上只是战争的开始，本书即由此得名。
在这一百七十八天中，红军不单是遭受挫折，而且也打击了敌人，学会了战胜敌人。我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西南方面军为例证实这点。
我特别试图解释我军最高统帅部在西南方面军主力受到合围威胁时，尽量推迟该方面军所属几个集团军由基辅地区撤出的原因。读者可以确信，虽然我军经过七十天的英勇保卫战之后不得不放弃了乌克兰首都，但是抵抗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猛烈了。由于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方面军在基辅－哈尔科夫方向又夺回了一个宽阔的地段。
我想澄清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即西南方面军1941年10月由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一线东撤，似乎是因为在9月底和10月前半月日趋激烈的战斗中受到了挫折。我将用雄辩的事实向读者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阅读大量伟大卫国战争文献时，我注意到，甚至军事历史学家也不完全明了作为我军最初几个大规模进攻战役之一的罗斯托夫突击的企图是如何产生的。我曾有机会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光荣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因此，我努力详尽地叙述了战役指导思想是如何产生和贯彻的。
西南方面军右翼在叶列茨附近的进攻，成为我叙述战争初期的最后一个事件，并非偶然。这一进攻实际上是粉碎了希特勒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的莫斯科大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规模较小的战役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不仅因为它有其独特之处，而且因为它是汇成将敌人冲离苏联首都的强大洪流的小溪流之一。
当我将自己的劳动奉献给读者评判时，我和每个作者一样，希望读者不要无动于衷，希望他们永远记住那些对祖国忠诚地履行了自己义务的英雄战士。
我深深感谢我的所有战友，特别要感谢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尔涅耶夫上校。尽管公务和社会活动繁忙，我仍写完了本书，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帮助。
作 者 一、特别军区
1．重返部队
我离开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①，由日托米尔市来到莫斯科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已将近四年了。我们班共有十三人。朋友们打趣说：这是不吉利的数字②，别想指望成功。但是，预言并没有应验。大家的学业都还顺利。不错，“魔鬼的一打”不久就变成了普通的一打：有一个学员由于成绩不好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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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利诺夫（1892—1919）是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第9集团军骑兵群司令员。他战死后该集群被改编为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译者注。
②按欧美等地的迷信说法，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被称为“魔鬼的的一打”。——译者注。
军事学院使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教学的成绩可由我们班一些学员成为该院教员这一事实得到证明。最先补充日益减少的教学干部的学员，是爱沙尼亚人、旅级①约翰·别布里斯及上校尼古拉·叶梅利亚诺维奇·斯维里多夫、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斯科罗博加特金等，他们学完第一学年后很快就转任教学工作。我们的班长、旅级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克利莫夫斯基赫和老练的飞行员伊万·尼基福罗维奇·鲁赫列少校，也在他们之后踏上了这一艰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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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的旅级指的是军衔，而不是职务。苏军1935年实行军衔制后，起初只设元帅和校、尉军衔，未设将军军衔。高于校官的军衔依次为旅级、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军衔也相应分为旅政委级、师政委级等等。1940年5月进行部分改革后，师级以上军衔依次改为少将、中将、上将、大将，但旅级仍保留，政治干部军衔也未变，一直沿用到1942—1943年实行统一的军衔为止。本书涉及的军衔很复杂，读者可据此进行对照。——译者注。
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而且已在等待派往部队，可就在这时我也突然被建议留下担任该院主任教员。尽管我没有特别的奢望，但还是同意了。
我教了两年课。工作很正常。我同教研组一起熟悉了新的职责，看来，任何东西都未曾影响我对自己境遇的满足。但是，就象一个游牧人总想离开住久了的地方一样，我这个在沸腾的部队生活中同无休止的演习和行军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也开始渴望回到习惯的如意环境中去。对于妻子，我不想过早用我不安分的幻想去扰乱她。她和所有做妻子的一样，更安于平静的定居生活，希望孩子们能正常学习，而不是频繁地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
我进行了几次尝试。但没有结果，每次都被婉言谢绝了。
有一次，我同阿尔古诺夫交谈。我们很羡慕从学院毕业后到部队的同志。旅级B·E·克利莫夫斯基赫脱离教学工作后，当上了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我的好朋友，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科罗廖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的军事交通部长。曾同我们一起学习的特罗菲缅科上校，则已获得师级军衔，在指挥中亚军区了……
“我和你，”阿尔古诺夫苦笑了一下，“很快就要变成有学问的可怜虫了。就象俗话所说，没有说我们的故事，也没有唱我们的歌。但人们还会说……会说：这些可怜的理论家，脱离部队生活……其实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我本想提出异议，说当总参军事学院的主任教员也是崇高的荣誉。但是，另外的念头却不知不觉地袭来。我们这儿有时确实不知因为什么轻视在军事院校、国防人民委员部①直属机关甚至总参谋部工作的指挥员。这种作法有时便使年轻有为的军官不愿意以至害怕在中央直属机关任职，担心五年后突然比毕业后到部队工作的同学“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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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今国防部。——译者注。
那个时候，在院校和中央直属机关任职同在部队任职的人之间地位上的差别十分显眼。
我在军事学院的四年内，很少有教员晋衔，而那时他们的学生在部队却得到了令人眩晕的提升。
我和现在知名的军事首长、我的老朋友米哈伊尔·伊里奇·卡扎科夫大将，是一起由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来上军事学院的。记得当时他是少校。一年后，米哈伊尔·伊里奇中断学习到了中亚军区。又过了两年，我便要高兴地祝贺他被授予师级军衔了。
过去常有这样的事。很遗憾，现在也还有……
“你听说了吗？”阿尔古诺夫问我。“朱可夫大将被任命为基辅军区司令员了。假如给她写封信，会怎样？难道他不会帮助老同学吗？要知道你不是请求来莫斯科，而是请求去部队……”
我思考着朋友的建议。的确，我同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早就熟悉。我们同时指挥过骑兵团，1924年至1925年还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过。但是，我很不愿意连这样的事也利用人们所说的私人关系。就在这时，我的同学鲁布佐夫少将突然到莫斯科来接家眷。我们曾一起在军事学院学习，然后又一起当教员。几个月以前，鲁布佐夫到部队去了。这个人能干，精通参谋业务（他是在当步兵军参谋长时来上军事学院的）。这次相逢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
“怎么样，现在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问。
“在朱可夫那儿，”他自豪地回答，“当作战部长。”
“嘿，你也走运了！我可怎么也脱不开身。”
“喂，”鲁布佐夫热乎起来，“你向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①求助吧。他会帮忙的。他很了解你。一句话，你快写信，我亲自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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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对朱可夫的尊称。在苏联，只称对方或第三者的名和父称是表示尊敬或礼貌。名和父称一般在姓的前面，但有时也在姓的后面。——译者注。
就这样商量好了。信是简短、报告式的：
“我的全部军事生涯都在部队渡过，迫切希望到部队去……同意担任任何职务。”
写这封信不单是因为渴望变动位置。国际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欧洲正在进行战争。英国和法国千方百计把祸水东引，怂恿法西斯德国来打苏联，现在它们自己却不得不在抵抗它的猛烈进攻。它们背信弃义的政策使它们自食其果。我国政府试图同英法达成协议，采取联合行动防止法西斯侵略，但没有任何结果。两国反动政府指望在政治上孤立苏联，将苏联置于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夹击之下。
党和苏联政府的英明防止了这一危险。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使国际反动派假手德日军国主义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又一个企图遭到了破产。
当然，谁也不相信德国的法西斯政府会长期坚持睦邻友好的立场。苏联人民明白法西斯分子是如何疯狂仇视工人和农民的国家的。但是，苏德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打破了国际反动派的企图，而且使我国人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些时间是巩固国防力量所迫切需要的。
记得在总参军事学院的教员和学员中，对欧战前景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了激烈争论。许多人公开说，希特勒匪军在击败法国后可能转向东方侵犯我们的祖国。
对德国希特勒头目“爱好和平”所抱的有充分理由的不信任感，在所有交谈中都有流露。同志在向你问好时，往往会提一个问题：
“怎么样，会发生战争吗？”
尼古拉·吉洪诺夫在他的一首诗中形象地表达了这种警觉：
一个伦敦人向着防空洞蹒跚，
沿柏油路拖曳湿漉漉的花毯。
衣袋里装着冰冷的钥匙，
可房间早已变成断壁残垣。
我们虽还对着地图上课，
每夜却都梦见未来的考验……
是的，我们明白，由于梦想夺取世界霸权而丧失了理智的法西斯，今天将炸弹投向英国的和平城市，明天就可能更残酷地将炸弹扔到我们头上。
当和平居民在你的邻邦流血，当他们的住宅变成一片瓦砾，你能安宁吗？苏联人民不安地注视着西方的事态。“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名言使我国人民想到了危险。促使我们时刻保持警惕的还有下面一个情况，即自1940年夏季以来，我们在大部分西部边界上实际已成为希特勒德国的紧邻，而它是危险的邻邦。
忧虑的思绪一直萦绕我的心头。正因为如此，我想尽快重返部队。我乐于去任何一个西部军区，但最想去的是我由那里调来学习的基辅军区。我明白，在这种不平静的形势中，军队特别需要在总参军事学院受过必不可少的战役训练的指挥员。
就在我等候基辅那边的答复时，院门诊部提出可以给我一张去基斯洛沃茨克①的疗养证。我没有课，因此很高兴地接受了，我觉得强健身体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坏处。三天以后，我便在欣赏基斯洛沃茨克奇异的大自然，进行神清气爽的纳尔赞矿泉浴了。天气很好，每个疗养者都尽量让机体多吸取一些“太阳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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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高加索的一个疗养胜地。——译者注。
在接受治疗之余，我爱攀登疗养者喜爱的有名的“凌空神殿”。这个充满诗意的名称是指一个风景如画、空气新鲜至极的高原，从这里可以心旷神怡地眺望疗养城和城四周的群山。疗养者中有许多熟人。我们这些军人就是在闲暇时间也离不开军务和欧洲形势的话题。
同志们兴奋地谈论新国防人民委员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充满活力的活动，谈论他极力提高军队战斗准备、进一步加强纪律的意图。由基辅军区来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则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已经开始组建机械化军，旧式坦克即将被新的优质车辆所代替。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但即使在体假时，我也一直在想：朱可夫会怎么答复我呢？就在我已失去希望时，却收到了一封电报。朱可夫大将通知我，国防人民委员根据他的推荐，任命我到基辅特别军区工作。我必须立即去基辅。
在莫斯科主管人员部，我看到了人民委员任命我为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命令。学院首长给我的最后一次鉴定也让我过目了。
有时，“嘴甜手辣”这个谚语是可用的。但用这个谚语说我们的教研室主任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中将却不行。他是“嘴辣”的人，从不饶恕工作中最微小的疏忽，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员总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因此，我压根儿不指望会有好的评语。但是，当我开始读他亲笔写的鉴定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赞扬的字眼是那样多，使我不禁怀疑起来：这是说我吗？鉴定末尾的结论是：“完全称职，可以授予少将军衔。”
这些美好的字眼竟出自一直被我们认为最不爱说好话的人之口！
接到调令后，我收拾了必需的物品，在9月的一个晚上离开了自我参军以来第一次未随我搬走的家。儿子和女儿开始了新学年，任命又这样突然，一起离开是根本谈不上的。 2．司令员赋予的任务
第二天，我已来到基辅市奇卡洛夫街，军区司令部就在这条街上。
一个年轻的领章上有三颗红色矩形在闪闪发亮的指挥员接待了我。
“一级营政委级①谢尔盖耶夫。”他作了自我介绍，把“一级”两个字说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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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时苏军团政委级以下政治工作人员的军衔分为：团政委级、一级营政委级、二级营政委级、大尉政治指导员级、上尉政治指导员级、中尉政治指导员级，分别相当于指挥人员的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译者注。
②德国著名哲学家（1775—1854）。——译者注。
这位干部部长当时未超过三十五岁，看起来还要年轻些。
可是他已学到了傲慢的官腔和某些老干部所特有的妄自尊大。
“司令员已跟我谈过您。先办手续吧。明天十一点钟再给我打电话。我会通知您司令员什么时候可以接见您。”
我和谢尔盖耶夫告别后来到招待所。傍晚在城里逛了很久。我并不是第一次来基辅。但是我每一次来都对它，对被绿荫环绕的漂亮建筑物和街道赞叹不已。这些街道，就象一层层美丽如画的阶梯，由山岗直向辽阔、奔腾、永远笼罩着银色轻雾的第聂伯河递降。谢林②曾断言，建筑学是无声的音乐。当你在欣赏基辅那吸收了许多世纪建筑师的灵感的千姿百态的建筑式样时，你会对这一城市的完美感到惊奇。古迹和新建筑和谐地融成一体。尽管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互相交织，基辅却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漫步街头，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象：死石头眼看要活了，马上就要听到动人心弦的乌克兰歌曲了。
那一夜，我心潮起伏，很久未能入睡，因此也起得比平常晚。况且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十一点钟以前反正无事可做。可是我刚要洗脸，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红军战士就来敲门了：
“上校同志，一级营政委级命令向您报告，司令员要您立即去见他。”
谢尔盖耶夫已经在司令部入口处不耐烦地等着我。
“走吧，等您哪。”
这间宽敞的办公室我以前曾多次造访，所以已经熟悉。司令员正坐在桌子跟前挥笔在一份文件上写批语。旁边放着一个文件夹，有几份文件等着批示。朱可夫看见我后，把铅笔往桌上一扔。严肃的脸变得温和了，带着微笑。他站起来，伸出了手：
“你好，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很久没见了。”
我又想起了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当时在我们班学习的有A·A·叶廖缅科、B·C·朱可夫、H·D·米舒克、C·C·罗科索夫斯基、E·D·罗曼年科、F·A·萨韦利耶夫、B·A·奇斯佳科夫。这些人的性格和气质不同。但是当时他们全都已经是经过考验、意志坚强、思想和行动都很果敢的指挥员。
那个时候我们中间谁都不满三十岁。我们年轻力壮（骑兵的特点是体力锻炼大），无论是学习还是赛马，都竭力想胜过别人。
在我们中间，看来最倔强的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①。他经过罕见的努力，掌握了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广泛而丰富的知识。他一生都具有这种顽强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特别鲜明地显示了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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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廖缅科（1892—1970），苏联元帅（1955），卫国战争时期曾任方面军司令员，战后任军区司令员。——译者注。
②罗科索夫斯基（1896—1968），苏联元帅（1949）。卫国战争期间先后指挥过几个方面军。1949—1956年曾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后回苏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译者注。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我们班的学员中被认为是最有天才的一个。当时他的出众不仅因为他明显表现出了意志坚强的品格，而且因为他的思维特别新奇。在上骑兵战术课时，朱可夫出乎大家意料的发言曾不止一次使我们感到惊异。他的决心总会招来最激烈的争论，但他一般都能十分合乎逻辑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文雅而又非常注意礼貌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②，则使全班同学都对他怀有特殊的好感。匀称的体态，漂亮的外貌，高尚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出色的运动员素质（骑兵若无此素质即不成其为骑兵），所有这些，使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在我们这些酷爱骑射的骑兵中间，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最有经验的骑兵和精明的骑兵战术行家。
我们班的全体学员相处得很好。学习极为紧张，而竞赛精神对学习是有帮助的。笼罩着列宁格勒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摇篮的革命气氛，对我们起了良好影响。我们如饥似渴地参加列宁格勒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它的革命传统，积累了几个世纪的丰富文化遗产，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使我们对伟大祖国更加感到自豪。
紧张的夏季野外训练临结束时，我们乘马走完了诺夫哥罗德至列宁格勒间二百公里的路程，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对抗军事导演，然后就各奔前程了。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我只能根据断断续续的传闻了解到同学们的境遇。只有朱可夫能象俗语所说那样出头露面。如今，他的领章已不是三道杠，而是大将的五颗闪闪发光的星，他的胸前佩带着苏联英雄“金星”奖章。我们昔日的同窗已远远走到前面去了。
他的成就并不使我感到惊奇。B·C·朱可夫不仅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智力，而且有钢铁般的意志。他若想做一件什么事，总是勇往直前去做。
从外表看，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变化不太大。只是他的不高而结实的身材略有些发福，柔软的波纹头发略显稀疏，而脸的轮廓变得更加尖削严峻。
和昔日同学的会见是在平淡而谦恭的气氛中开始的。我遵照条令要求行事，举止拘谨。我感谢司令员那样快答复了我的请求。他皱着眉挥了挥手：“好了，瞧你说的。我这样做不光为了你，也为了有利于工作。我们军队里现在极端需要不但受过良好诸兵种合同训练，而且受过良好战役训练的指挥员。我想，我的选择没有错。”
会见的严肃气氛消失了。两人都忽然沉醉于对列宁格勒和我们年轻时代的回忆，并用美好的言辞评论昔日的同学。终于话题又转到工作上来了。我请求司令员准许我去新工作地点——第12集团军司令部。
“嗳，不”。朱可夫提出异议。“还得等一等。12月将召开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各军区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参加的人多，从任务来看，会议很重要”。
他沉默了一会，又说：
“我们听说斯大林将亲自参加会议。总参谋长将作关于一年来战斗和战役训练总结的主要报告。步兵总监、军训部长、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部长和炮兵总监将作补充报告。几个军区司令员将就战役法和战术问题发言。我要作的报告谈的是主要问题，叫作《论现代进攻战役的性质》。我很清楚，你在总参军事学院呆了四年，当过学员，也当过教员……我猜想你随身带来了学院的研究成果吧？”
“带来了，司令员同志。”
“那好，”朱可夫很兴奋，“你帮我起草报告吧。”
于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开始兴致勃勃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切都应以考虑现实可能为基础。德国人在西方获得胜利，靠的是大量集中使用坦克兵、摩托化兵和航空兵，这些胜利迫使人们想到很多问题。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那样的大机械化战役军团①。我们的机械化军还处在组建阶段。而战争却可能在任何一分钟爆发。我们不能立足于一年半到两年之后我们才会具备的条件去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应该指望我各边境军区今天所拥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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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军将集团军（区舰队）称为战役军团；方面军（集团军群、舰队、航空队）称为战役战略军团，军称为战役战术军团（或高级战术兵团）。——译者注。
“我们一起考虑吧。如果有问题，就不客气地找我。你可以从军区司令部作战部要走任何参谋人员去帮助你。明天就开始工作。”
“明天是星期天……”
“有什么办法呢！星期天不是给我们的，而我们却是给星期天的。”朱可夫打趣道。
向司令员告辞后，我就去见军区参谋长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尔卡耶夫①中将。在此之前我没见过他，但我听说他是一位能干而有学问的将军。他精通德语和法语。不久前才从德国当武官回来。我也知道他生平中的一些细节。他生于原辛比尔斯克省一个工人家庭，莫尔多瓦族。毕业于实科中学②。当时，这对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小伙子来说是难得的幸运。1915年他进了准尉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被直接派到前线。十月革命时立即投向布尔什维克，志愿参加了红军，并于1919年入党。在反对高尔察克的战斗中曾指挥过团，被授予红旗勋章。普尔卡耶夫的职务升得不算太快，但他在1931年就已领导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了。同事们认为他有些冷漠，但由于性格稳重，学识渊博，大家都很尊敬他。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司令部工作的行家，特别精通军队勤务和组织动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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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尔卡耶夫（1894—1953），苏军大将（1944）。1945年苏军出兵我国东北时任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员。——译者注。
②十月革命前俄国的一种普通中学。这种中学不教授古代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只教授现代语言，并以自然科学教育为主。——译者注。
普尔卡耶夫将军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看上去比他的年龄略大些。大脑袋上长着浓密的黑发，有一张颧骨突出的、刚毅的脸，深棕色的大眼睛，总是透过夹鼻眼镜的厚镜片严厉地凝视交谈者。
他平淡而沉静地迎接了我。谈话显得非常拘谨。当我自我介绍并向他报告从朱可夫那里受领了任务后，普尔卡耶夫给鲁布佐夫少将打了电话，要他考虑一下可以调哪些参谋来协助我，并立即在作战部里给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鲁布佐夫很快就友好地紧紧拥抱了我。他立即对我如何安置住所表示关心，吩咐拨给我一间工作室，并发给我军区司令部长期出入证。
我毫不迟延地着手工作。到军区实习的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富有经验的骑兵B·B·伊万诺夫中校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过着单身生活，象俗话说的那样起早摸黑地工作。我和伊万诺夫很快就胜任了这一任务。在报告上花了很大力气的司令员，对我们的勤奋很满意。9月底，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作了最后修改和补充，把材料交给我，说：
“打印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另外你也要准备起身了，再过三天第12集团军将开始举行首长司令部演习。我想到那里去一趟。你跟我一起走。我把你介绍给集团军司令员，你可以在演习过程中熟悉一下你将要去工作的司令部。” 3．在集团军司令部
第12集团军司令部配置在德罗戈贝奇以西森林里。集团军领率机关的指挥员们在一个大帐篷旁站好了队。森林里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口令：“立正！”只见一个军容整齐的将军迈着正步迎着朱可夫走来。他用宏亮的声音作了报告。这就是集团军司令员菲利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帕鲁西诺夫中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默默向他伸出了手，用不高的声音向指挥员们问了好。
“我给您带援军来了。”他对帕鲁西诺夫说，并指了指我。
“您的新作战处长。”
将军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们默默地握了手。他比中等身材略高，身子站得笔直，自豪地仰着漂亮的、长着浓密黑发的头。他的整个外貌给人某种特别高雅的感觉。白白净净的脸，两道弯弯的黑色细眉，小凸骨鼻子，用刷子梳理过的小黑胡子……显得举止潇洒，而且过分讲究礼仪。
有人告诉过我，帕鲁西诺夫才智过人，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员。但他的不太高的军事理论素养也时常使他陷入窘境。他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参了军，一步一步地升到了步兵师副师长的职务。1938年他开始得到迅速提升。现在已当上集团军司令员了。
朱可夫对演习的企图很感兴趣。大家走进挂满地图和要图的帐篷。朱可夫起初不插话地听集团军司令员报告，但后来提出了异议。争执的起因是突破地段应配置多少坦克和炮兵的问题。
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主要突击方向每公里突破地段至少应集中三十至三十五门火炮、十五至二十辆坦克。但是西班牙和卡累利阿地峡的作战经验表明，这样的密度已经明显不够，至少需要增大一倍。帕鲁西诺夫却不想赞同这个意见，认为这种新密度是凭空想象的，实际上不可能建立。他打算按照原来的规定进攻。
朱可夫冷静地听完了自己反对者的意见，然后轻易而令人信服地驳倒了他的全部论点。
“我们应该学会同聪明而强大的敌人打仗。只靠喊‘乌拉’是无法制服它的。”
军区司令员要求在突破地段建立较大的炮兵和坦克密度。他还对演习的组织问题提出了其他重要意见。
朱可夫走后，集团军参谋长阿鲁沙尼扬将军来到我跟前，紧紧握住我的手，亲切地微笑着。
“到我那儿去，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聊聊。”
我同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是老相识。二十年代，我曾相当长时间指挥过亚美尼亚步兵师的列宁纳坎骑兵团。当时阿鲁沙尼扬是该师驻埃里温步兵第1团的团属学校校长。
尽管巴格拉特年轻，但他堪称为最有前途的指挥员之一。
他升得很快。1936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指挥过团和师，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时功勋卓著。现在已是最重要的边境军区集团军参谋长了。他是十分能干、聪明的人，那样快的提升并未冲昏他的头脑。
将军带我去的再个小土窖，潮湿而又不舒适。大水滴不时从顶棚掉下来。将军把一小张纸揉成一团，擦掉桌上的水，指着一张行军椅说：
“请坐。”
一个年轻而穿戴整齐的中尉轻轻走进掩体。看来是刚从军校毕业的。他的机灵而绯红的脸上显出了准备立即去执行任何命令（不管这一命令有多么困难和危险）的神色。
“瓦夏，”将军指了指桌子，“想办法搞点什么来。”
中尉的脸色一下子显得有点暗淡了。他迟疑地答了声：
“是！”不慌不忙走出了土窖。
“小伙子挺好吧？”将军问。
“是的，挺讨人喜欢。假如他不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职务的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坏的指挥员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阿鲁沙尼扬反驳说。“许多副官的名字同他们首长的名字一样是用金字写进历史的。您只要想想库图佐夫的副官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就行。他是公爵，贵族，但并不认为自己的差事不体面。”
“噢，假如库图佐夫也给他那样的差事，那是可以相比的。”我忍不住笑了。
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明白我的暗示后，也笑了。
“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自己去端饭。我们没有勤务兵。”
后来我不止一次回想起这次交谈。我们经常以“节约”为理由缩减传令兵，于是他们的职责便落到军官身上……
好客的主人的桌子上出现了几个打开的罐头和一瓶白兰地。
“难道那时在学院里我能想到我会这么快由大尉升到将军吗？可是瞧，机缘凑巧，我不仅成了将军，而且……”阿鲁沙尼扬摊开双手，和善地微笑着，“还有您这样的有经验指挥员当助手……”
“到您手下工作我很满意。”我十分真诚地说。“熟悉自己的首长，工作就会轻松些。”
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谈起了司令部的人们。他的评语不多，但面面俱到。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下级能做到该了解的都了解。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集团军司令员叫参谋长去。
“该分手了。”将军叹了口气。他叫副官：“送上校去作战处。”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一个摆满了桌子的大土窖。
我担心缺乏经验的读者不清楚作战处在集团军司令部的使命和地位。我想尽量概括地讲一讲这个问题。
作战处（在高级司令部称作战部）是集中和研究关于我军状况和态势的资料、敌情及整个作战情况的中心。它要根据这些资料准备司令员考虑决心所必需的战役战术计算。司令员定下决心后，由作战处以战斗命令或个别号令形式将决心传达到各兵团，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整个这项巨大工作，当然是与司令部其他处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司令部和领率机关密切协同完成的。由于作战处的作用特别重要，作战处长要兼任副参谋长。
1940年10月交给我领导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由十五个军官，即处长的助手和主要助手组成。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很年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红军飞速发展，以致连高级司令部都不得不用昨天的中尉来补充。只有时间加上刻苦学习，才能使他们成为有经验的作战参谋。
如今，一群戴着上尉和大尉军衔的青年人，正在铺满大幅地形图的桌子跟前忙碌着。一个人在图上标出最近的情况资料，另一个人把集团军司令员的决心写成文书，第三个人写例行的战斗报告，第四个人在拟制号令，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干自己的事。
大家看到陌生的上校，都站了起来。一位坐在角落里的热情的黑发者迅速朝我走来，他有三十岁上下，一对眼睛象两个橄榄似的在黝黑的脸上闪烁，注意和探询地打量着我。
“大尉艾瓦佐夫，”他自我介绍道，“代理作战处长。”
我紧紧握住精力充沛的大尉的手。
“上校巴格拉米扬。奉命担任你们的处长。”
“那太好了！”他高兴地说。“再不来我们就精疲力尽了。我们的司令员对我们毫不留情。一有差错就申斥一顿，真够受的。”
“怎么，我是你们的避雷针吗？”我笑了。
“不不，”大尉有点发窘，“不过，上校总要感到轻松些。”
大尉把军官挨个儿向我作了介绍。我让他们继续工作，同时请我的副手介绍情况和作战处要完成的任务。艾瓦佐夫只用图而不看记录，十分详尽地作了介绍，使我熟悉了情况。他说明天早晨集团军司令员要定下进攻决心。在此之前，他将听取司令部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建议。作战处长通常要报告情况判断，并准备提出自己的决心建议。
我们准备材料，忙到了深夜。各种演习的情况我都已习以为常，因此事情办得很顺利。我们甚至还睡了一会。集合之前一小时，值班员叫醒了我。
我刚刮完脸，我住的土窖入口处就传来了我那机灵副手朝气蓬勃的声音：
“早上好，上校同志！大帐篷里已做好了集合准备，您报告所需的地图和图表都已挂好。同志们开始在那里集合了。我们走吧，否则要迟到的。”
帐篷里已坐满了集团军领率机关的军官和将军。我随艾瓦佐夫走到作战处的桌子前。把工作图打开，检查过备考材料之后，我便环顾四周。我右边坐着一个瘦长脸的上校。他有四十岁上下。他碰到我的目光后，和善地微笑着欠了欠身，伸出了手，并自我介绍他是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长卡明斯基上校。
后来，在战争开始时最艰苦的日子里，我同亚历山大·伊里奇·卡明斯基还一起工作过。
他出生在伏尔加河下游一个马车夫家里，自幼十分爱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我们亲近起来。我们可以长时间地谈论马的体态，谈论这些可爱而聪明的动物的奇妙习性。卡明斯基是一个老兵。他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是红军的一员，并在那时入了党。他的文化水平不算高，仅毕业于教会办的初小。但他勤奋自学，靠函授读完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二年级。开始他指挥分队，当到了步兵营营长。然后在特种训练班毕业，转而从事侦察工作，在这一工作中特别充分地显露了他的才能。他智慧超群，性格坚强。
“我们后面这个人是谁？”我问起一个年纪挺轻、淡褐色头发的少校。
“军训处长科罗通·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异常能干的指挥员。”艾瓦佐夫说。
和卡明斯基并肩坐着的是个仪表堂堂已过中年的上校。
他那刚毅、沉思和聚精会神的脸色，我觉得很熟悉。
“这是谁？”
“我们的汽车装甲坦克兵主任。”
我看了上校一眼。遥远的往事象闪电似的在我记忆中闪了一下。又见到这位剽悍的高加索独立骑兵第2旅装甲营长了……但这是他吗？
“他是不是姓皮斯库诺夫？”我小声问大尉。
“正是，叫皮斯库诺夫·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
不错，这是我在外高加索时的老相识，国内战争的参加者萨沙·皮斯库诺夫。二十年代我当骑兵时经常在演习和集团军级大演习中同他见面。
我很高兴：我未来的同事中除巴格拉特·阿鲁沙尼扬外，还有一个老同志。我站起来朝皮斯库诺夫走去。他脸上出现了困惑的神色，但立即就变得满面笑容了。他用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有点失措地说：
“哎呀！好家伙！”
大家都惊异地看着我们。
我们没来得及交谈就传来了响亮的口令声。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集团军司令员帕鲁西诺夫，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①、师政委级泽连科夫，参谋长阿鲁沙尼扬将军走进了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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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军集团军以上都设有军事委员会，这是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最初只有三名委员，即司令员或总司令（主席）和两名政治工作人员，就是这里提到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常由地方党的领导人担任。1958年起，此职和政治部主任合而为一（由军人担任），并增加第一副总司令（司令员）、参谋长等为委员。——译者注。
司令员仔细打量在场的人，目光落到我的邻座身上。
“这样吧，我们从侦察开始。卡明斯基上校，您简要报告一下敌情。”
卡明斯基不慌不忙走到地图前，拿起教鞭，转身对着司令员，开始扼要而明确介绍敌人的防御和兵力兵器，以及可能调到突破地段的预备队。上校强调指出，敌人组织了坚固的预有准备防御。要突破这种防御并非易事，况且我军前进路上还有一条大江河障碍。关于敌军防御的这些情报还是很不精确的。有关敌人浅近预备队的情报也须进一步明确。
帕鲁西诺夫显出不满的神色：
“是呀，我们的侦察了解得少了点。根据这些不完整情报怎么能定下决心呢！况且您让人们感到恐惧，假如相信您的话，那敌人的防御就根本无法突破了……好，现在——”司令员向我这边看了一眼，“我们听听作战处长给我们报告什么。”
我力图简明地判断进攻地带的情况，指出了强渡江河时可能发生的困难。并按战役各阶段将攻防双方兵力作了对比。我军在主要突击方向的数量优势明显不足。因此，我建议在较窄的正面实施突破，并在此造成兵力近三倍于敌的优势。
“我不能同意您的建议，上校。”司令员站起来说。他的手指神经质地敲击着桌子。“假如我们在狭窄地段实施主要突击，敌人的很多兵力就不会遭我杀伤。我们应该尽力在首次突击后就使敌遭到最大损失。”
我试图证明我的论点是有根据的，但没有任何结果。各兵种、勤务首长报告完后，参谋长发言。他支持作战处关于必须在突破地段集中尽可能多兵力的建议。帕鲁西诺夫默默听着，未加反驳。当他宣布决心后，我们发现突破地段比我们这些作战参谋和参谋长所建议的地段都宽得多。这里最多只能达到一倍半于敌的优势。
演习持续了几天。尽管导演部和执行者都有些失误，但演习进行得紧张而十分有益。
军区司令员参加了演习讲评。总的来说，他对演习的评价是肯定的。但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他批评了基本决心，原因是突破地段过宽。 4．国界就在旁边
10月月中，集团军司令部回到了常驻地斯坦尼斯拉夫市。
我清静了一个星期，因而能更好地熟悉作战处的人和工作情况。
我住在一套空荡荡的住所里。这套住所比莫斯科的宽敞、舒适，我真惋惜不能立即把家搬到这里来。
最初几天，我常常在司令部工作到深夜。但我逐渐走上了正轨，开始有些空闲的傍晚了。我熟悉了这座城市。
斯坦尼斯拉夫是一年前才并入苏维埃乌克兰的一个州的中心，现在它仍然是一个宁静的省城。它的工业很不发达，只有几家小工厂和铁路作坊。很大一部分居民是旧官吏、商人、无数手工作坊的小业主及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一干完当天的活就匆匆躲进屋里——他们在新天地感到不舒服。
当你走在照明很差的古老街道上时，四周总是一片沉寂。偶尔能听到马车夫的劣马的铿锵蹄声和晚归行人的脚步声。只有党和苏维埃机关所在的市中心，才会是晚上都有许多人。
我总是溜达到一到傍晚就改成饭馆的蹩脚的食堂前停下来，这个衰败的省食堂改为饭馆后并不能变得洁净、舒适一些，只是增加了醉鬼的吵闹声。但这里是单身汉（我也处于单身汉境地）能够解馋的唯一所在。
我吃了几次冷盘例菜后，终于对那个“饭馆”失望，于是动用我极为浅薄的烹调知识，自己动手做了。
生活上的杂乱无章对我的扰乱不算大。充满乐趣的工作使我向往，我又感到我置身于我所习惯的如意环境中了。
不久，帕鲁西诺夫将军叫我去。他冷淡地说，该开始熟悉部队和一旦战争爆发我们要掩护的边境地带了。他特别要我研究主要山口和桑河地域。
我很高兴，便准备上路。我叫来了我的用车的司机。多夫本，一个慢条斯理、象农民那样结实的人，沉思地搔搔后脑勺，非常仔细地追问起来：上哪儿？走哪条路？去多长时间？他看到我不耐烦了，便冷静地解释道：
“是这样，上校同志：我要对您旅行的技术方面负责！俗话说：行前多准备，路上少麻烦。”
……我醒来时外面还一片漆黑。我不想钻出热乎乎的被窝去看一眼放在桌上的手表。可是过了一会，前室传来了小心的敲门声。
“谁？”
“是我，上校同志，”传来了司机那老成持重的低音，“汽车准备好了。”
要用暖暖和和的被窝去换寒秋的潮湿了！
“你这恶棍，干吗这么早叫我起来？！”
“早什么呀？”门外说。“时钟已响过五下了，您吩咐五点来叫您的。”
“好吧，”我笑了，“我们准备出发。”
我开了门，让不安的司机进屋。他问过好后，马上象主人似地奔向厨房，把茶壶弄得叮当响。
约莫过了四十分钟，我们便下楼来到还没有上冻的汽车跟前。这里已有两个军官在等我：一个是作战处来的，另一个是军训处来的。他们要跟我一起走。汽车里堆满了杂物，有木板，有细树枝编的垫子，还有绳子，他们很费劲才钻进车厢。
“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吗？”我问多夫本。
“哎，上校同志，您没见过我们的道路在秋天的情形。车一打滑，什么都用得着。常言说，路上连小绳子都有用。”
“得了，开车吧，御者！”
我终于发现，要使多夫本闭上他的嘴，就得给他说他不明白的话。他沉默后，会长久蹙着额头，在弄明白实际意思之前是不会平静的。
当我叫他御者后，司机不说话了，用脚一踩油门，马上推到第二档，汽车猛地驶离原地。驶出不久，他终于忍不住了：
“什么叫御者？”
“人们把为传说中的古希腊英雄阿基里斯驾战车的剽悍车夫叫作御者。”
“噢，”司机拉长声音失望地说。“我还以为在莫斯科大家都这样称呼司机哩……”他停了一会，又问：“那么，他活着那时离现在多长时间啦？”
“按荷马的说法，有几千年了。”
“啊哟！那么荷马又是什么人？”
一路上就这样，我的每一个回答都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多夫本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
一路没什么意外，正午前到了佩列梅什利。司机以前已来过这里，拉着我们径直来到第99师司令部。师长不在，据说到各部队①去了。有人送我们到参谋长那里。C·G·戈罗霍夫上校得知我们直接由路上来，客气地请我们去食堂用饭。
吃完午饭后，参谋长向我介绍这个师。该师辖步兵第1、197、206团。这三个团都驻在佩列梅什利地域。为了抗击法西斯德军可能的进犯，该师接到特别信号后即应占领构筑中的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阵地，该地域由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马斯柳克上校指挥。
戈罗霍夫上校向我详细介绍了该师战斗警报紧急动员计划。所有措施都经过深思熟虑，文书也写得明确而内行，使人感到这是出自一个有经验、懂业务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之手。
参谋长详细评论了领导步兵团的三个上校。他说他们都可以当师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兵团②取得成绩的原因。有这样的团长，任何一位师长都会感到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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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外的“部队”，指的是具体的战术和行政管理单位，即团（一、二、三级舰艇）或独立营（飞行大队）和独立连。本书译文中出现的“部队”，除“重返部队”、“下部队”一类词组中应理解为与机关、院校相对应的泛指意义外，其余均应理解为具体的单位。——译者注。
②苏军把各军、兵种的军、师、旅和海军的分舰队统称为“兵团”。而下文的“分队”是指编制固定的营、连、排、班。—译者注。
我们很晚才结束了司令部的工作。戈罗霍夫上校彬彬有礼地要送我们去住地，可是多夫本就象从地下长出来似地出现了。
“我在这儿，上校同志。让我送吧？”
“你知道需要去哪儿吗？”我诧异地问。
“是的，已经勘察过了“我自个儿去走了一趟，弄清楚走法了。”
我谢过上校，跟多夫本走了。
第二天，我率同行者去该师第1团。这个团由面貌年轻，外表整洁的科罗特科夫上校指挥。他向我详细介绍了部队状况，对指挥人员作了评价。分队指挥员，其中包括各营营长，大都年纪轻，工作经验少。 我们巡视了军营。它是在布头儿奥匈帝国时代建筑的，保护得很好。营房和院子里都非常干净，虽然屋里很挤：床是双层的，甚至连红军战士能不受妨碍地刮脸、整理军容、熨熨衣服的一小块地方也腾不出来。不过士兵的穿戴无可责难，甚至可以说是讲究的。
人们邀请我们去指挥员食堂吃饭。但我建议和士兵们一起吃。上校欣然同意了。红军战士食堂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天花板离地面很高，看起来很舒适。看来团长是这里的常客，因为对于他的出现，谁也不感到奇怪。从战士们谦让地使用汤匙来看。我明白在这里将听不到有人抱怨伙食质量。
的确，饭管饱，而且挺可口。
当时我们还去观看了一个营的战术作业。天下着毛毛细雨，又冷又泥泞。但是一切迹象表明，战士们习惯于在任何天候中行动。可以认为，演练场进行的是真正的战斗。爆炸的烟尘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升腾到空中，被怒涛似的“乌拉”声压低了的猛烈射击声此起彼伏。步兵镇静地等候全速行驶、怒吼着的坦克（该团与机械化第8军一些分队一起演习），连我这个在军事上已不算新手的人，也为这种镇静深感高兴。射手们隐蔽在掩体内，让威风凛凛的坦克从上面开过去，然后准确地将一束束教练手榴弹投向坦克。真是好样的！头项上的履带声震耳欲聋，吸进肺里的是车辆排出的废气，泥土又哗啦啦撒满全身，谁经受这些都会知道这是困难的考验。
步兵第99师的士兵们后来不正是在这些演练场赢得了人所共知的荣誉吗？他们1941年夏季表现的坚韧不拔精神，在神话般的故事里传颂着。
另外两个团也给我们留下了同样愉快的印象。是的，这个师的人们有可以学习的东西。
在去第72师路上，我决定沿界河桑河行驶。湍急蜿蜒的河流深深切开了喀尔巴阡山东坡。佩列梅什利以北的河谷很宽，有的地方达两公里，但接着就越来越窄，峡谷两壁也越来越陡，在萨诺克市以下，河很深，但到了上游，则几乎到处都可以徒涉。
我们的汽车费劲地喘着粗气，沿着山路绕来绕去。上坡时常常毫无希望地空转着车轮。我们下车用肩膀顶着车子走，一边躲着从车轮底下飞迸出来的碎土块。这时，我们都对我们那个精灵司机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他带来的那套“就便器材”，甚至在我们那多灾多难的汽车眼看动弹不得的时候，还救了我们……
在路上走了很久。我们不时停下来勘察地形，然后又上路。很晚才到达多布罗米尔。我们在蒙蒙秋雨中艰难地找到了师司令部。值班军官想马上向首长报告我们的到来，但我提出了异议，请他安排我们住宿。
“那就请吧，”军官同意了，“我们自己有一个小招待所，不过，很简陋……”
这个乌克兰小城已经沉睡了。我们甚至未能马上叫醒招待所的女管理员。她是一个半老的胖女人，用手拭着双眼，甜蜜地打着哈欠，话说得很快：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
招待所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里面很冷。我们的司机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女主人的名字，他非常会献殷勤。
“加普卡太太，请费心给上校先生屋里生炉子，再烧壶开水。”
他小心地搀扶着“加普卡太太”的胳膊，以防她不小心被门槛绊倒。
很难说后来究竟是什么对这位小招待所的富态女主人起了作用：是“上校先生”的尊号呢，还是我们司机的彬彬有礼？反正她以真正的乌克兰好客态度接待了我们。劈柴在两个石砌小炉子里噼啪作响，火光熊熊地燃烧着，女主人把多夫本从院子里取来的煤坯压到了劈柴上面。不久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晚饭，这是女主人用我们路上吃的食品迅速而巧妙做出来的。就这样，这个小招待所也使我们感到很舒适了。况且女主人安顿我们躺下后，又把我们的湿衣服收去烤干、熨平。
第二天早上，我被请去见师长。帕维尔·伊夫利扬诺维奇·阿布拉米泽将军，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健美、动作象年轻人那样敏捷的人，用钳子般的手握住了我的手，他有一副黝黑而轮廓尖削的脸庞，两道弯眉下长着一对快活的黑眼睛，他的脸上浮现出和善的微笑。
“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
将军知道我是谁和为什么来以后，愉快地介绍了这个已经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的师。
“好！”他扬声说。“我爱山，也知道如何在山地作战。”
该师辖步兵第14、123、187团。它和第99师的区别是，第99师的三个团都由有经验的上校指挥，而第72师的三个团都由年轻的少校，即基斯利亚科夫、米先科、赫瓦托夫指挥。将军以他特有的方式热烈夸奖他们：
“好样的！雄鹰！棒小伙子！”
我问他，以现在的这种状况，这个师能不能立即进入战斗，假如要求这样做的话。将军跳起来，在办公室里快步走来走去。
“听我说，上校！那是困难的。但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刻击退敌人，只要它敢来！”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又说：“现在要尽快完成改编和补充工作。我们可是驻守边界的呀。”
将军得知我打算到各团走走后，很热情地说：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说好先去第187团。在启程之前剩下的时间里，我同师参谋长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切尔诺乌索夫少校进行了交谈。他向我介绍了战斗训练计划和组织战斗警报紧急动员的问题，介绍了司令部主要指挥员，首先是作战科长和侦察科长的情况，这些人员后来我都自己认识了。告别时，我打趣地问少校，他同他的师长一起工作是不是感到有些难。少校微笑着回答：
“我们的将军确实是个容易激动的人，有时他会把椅子都砸坏，但跟他一起工作还是轻松的。他是有头脑而又意志坚强的指挥员，是参谋长的最好靠山，他会保护自己的参谋长。对每项指挥职务，都能亲自体验，他是一个出色的战术家，几乎会用所有武器进行射击……”少校沉默了一会，继续说：
“部属对他的公正和慈父般的关怀都很敬佩。”
我们在师里呆了两天。要想详细了解所有部队，这点时间当然是太短了。但总的印象是愉快的。
同阿布拉米泽将军分手后，我们便去看最近的几个喀尔巴阡山山口。我们要研究地形，参加奉军区司令员指令进行的一次试验，即坦克、机械和骡马牵引火炮、汽车、马车通过山路的试验，借助手表仔细研究它们通过山口所需的时间。
我们的汽车在曲折的狭路上爬行。晚秋那折磨人的细雨和浓雾影响了我们的行进。仿佛连石头都被雨水泡化了。每到上坡路和急转弯，汽车就小心翼翼地蠕动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万丈深渊。道路象一条蛇似的缠绕着山峰那长满树木的山坡。两边排列着高大的山毛榉，就象站岗的哨兵一样。
当出现哪怕很小一块肥沃土地时，偶尔能看见简陋的庄园，也就是小农舍和毗连着的生产设施。我们在其中一个庄园旁停下来，好让机器冷却，我们也借机休息一下。冷风吹得我们瑟缩起来。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山民朝我们走过来，他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黑色羊皮高帽，庄重地问过好后，便邀我们“光临寒舍”。
我们走过长长的穿堂，迈过了门槛。屋子是由一个大房间构成的。在靠墙的一张长长的、胡乱钉成的板凳上坐着一大家子人。女人们正忙于做针线活，男人们在抽烟，懒洋洋地说几句话。男人们穿着羊皮背心，腰间束着宽宽的皮腰带。女人们穿着长长的土布连衣裙，外面也象男人一样穿着暖和的背心，但比较雅致，还有些装饰。腰带以下，还有前后两幅五颜六色的毛织裙子。
我们问了好。大家都欠起身，为客人腾出了板凳，男人们更起劲地抽起烟来。女人们忙着准备招待客人的东西。长桌子上摆出了大碗的牛奶、乳渣、奶酪和玉米面做的饼子。我们同主人们闲谈。他们的话语里，乌克兰和波兰的词汇奇怪地混用着。有时我们很难听懂彼此的话。于是，俄语说得很好的老头和他的一个孙子便赶紧来帮忙。 他们问我们会不会发生战争（对军人还能问别的什么呢？）。我们安慰他们，现在还不必惊慌。老头年长的一个儿子惊奇地看着我们的司机泰然自若地和军官们同坐在一张桌子旁，便低声请他的父亲向我打听，这个士兵是不是我的亲戚。“上校大人”同一个士兵随随便便地交谈，使这个不久前曾在波兰地主军队当过兵的人感到莫名其妙。我只好向他解释，司机同我非亲非故。但我们都为共同事业当兵，因此互称同志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军官和士兵都是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互相尊重。
“军纪呢？”这位原来的士兵忍不住问。
“在互相尊重和每个人都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基础上也要执行军纪。”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听着。主人的小儿子更甚。原来他很快就要应征入伍了。他恐惧地等待着这一天，因为他的哥哥曾多次给他讲过地主军队惨无人道的制度。现在小伙子高兴了。他提了很多有关我军士兵生活的问题。
“难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指挥员吗？”
“每个人都可以。只要好好当兵，努力学习就行。”
大家还顺便谈到了日常生活情况。老人说起码的生活资料来之不易。他们在山地牧场放牧绵羊和山羊。自己种的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耕种的土地石头多，每公顷仅能收三、四公担粮食。以前很长时间无法摆脱地主的奴役。好的牧场和耕地都掌握在地主和富裕农民手里。直到这里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以后，大家才扬眉吐气。地主政权被推翻了，所有土地资源成了劳动人民的财富。
“现在可以过得去了，上校大人！”老人心满意足地说。
桑博尔－乌日哥罗德公路所通过的乌若克山口，高度不算大（海拔889米）。它用刺骨的寒风和潮湿的雪花迎接了我们。暴风雪妨碍了现地勘察。只在天气晴朗的短暂时间里才能观察到四周情况。这里的山是由砂岩、泥质页岩、泥灰岩及其他易受破坏的岩层构成的。这也是高地轮廓平缓，春汛和溪流切割而成的深谷纵横交错的原因。我们在一条清澈见底、喧腾不息的小溪旁坐下休息。当时我们未能立即弄明白，我们正坐在桑河这条大河的发源地。
傍晚，试验纵队先头登上山口。最先上坡的是汽车，接着是坦克，再后是牵引火炮的拖拉机。我们未等畜力运输工具上来，而在由山口下来时遇见了它们。马匹在陡坡路上吃力地走着，人们经常不得不停下来，好让它们喘息一下。纵队行进极慢。很清楚，在这一地区，装备笨重、快速性差、不适于山地行动的步兵师，必须尽快改编为轻装的山地步兵兵团。
十月革命节前夕，我们终于回到斯坦尼斯拉夫。我写了详细的旅行报告，指出了某些缺点，对各部队的战斗素养给予了好评。我坚决主张尽快将我们集团军的一些步兵师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现在我回想起这些事就有点伤心，因为战争爆发后，我军山地步兵师不得不在平原作战。改编它们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已经存在了二十三年。敌人曾预言它维持不了几个星期。历史嘲笑了可怜的预言家们。苏维埃国家茁壮成长着，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之苦的人民，都怀着爱戴和希望注视着苏维埃国家。法西斯分子既对它恨之入骨，又深怀恐惧。我们知道它们不会让我们安宁，我们还得同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感到，严峻的考验时刻在迫近。但我们深信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勇敢地正视未来。
11月7日那天，我认不出斯坦尼斯拉夫了。前面已经说过，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感到它偏僻而平常。可现在我忽然看到它是另一种样子了。街上挤满了欢跃的人群。工人们排成一列列纵队走过去。他们显得多起来了，因为该市工业发展很快。友谊的歌声在人海上空回荡，这是苏维埃人的歌。这个州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不过一年，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新生活团结并唤起了人们。我们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在这里也置身于祖国的大家庭里了。
12月，我们集团军的山地步兵第96师向新驻地，即苏罗边界实施行军。该师师长是著名的骑兵将军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帕鲁西诺夫将军命令我去监督行军。这时已经下起大雪，天也冷多了。这一切都加大了行军的困难。
我夜间在兰钦地域赶上了该师前卫。行军是在假设的战斗情况中实施的。纵队行进时，按全部规定组织了行军警戒，做好了随时进入遭遇战斗的准备。在行进路线预先指定的地点配置了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射手和炮手们警惕地注视着万里无云的夜空。
我在一个积雪覆盖的小橡树林里找到了别洛夫将军。这里已为他的作战组搭起了两个防寒帆布帐篷。将军穿着胸前有两根皮带交叉的长长的骑兵大衣，站在被蓄电池灯照亮的小桌子旁，桌上摊着一张地图。
我和他是在1933年相识的，那时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函授生，来参加毕业考试。当时这个清瘦的、外表象知识分子、领章上有三道杠的指挥员，以他出色的骑兵姿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们攀谈起来。我们相同的骑兵生涯使彼此感到惊奇，我们俩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为军官，都转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都早在1923年就指挥骑兵团。如今，我多少有点奇怪，这个酷爱骑射的骑兵却当上了山地步兵师师长。
他认出了我：
“啊！您好，骑兵！什么风刮来的？”
我说明了我为何而来。别洛夫严肃起来。
“您可以向司令员报告，我师严格按计划实施行军。没有人冻伤，各条行进路线都有取暖站。炊事车在休息地点为人们提供热食。我们的全部物资都拉出来了，如常言所说，连一根钉子也没剩下。因此，一切正常。”
师长在图上给我指出了各纵队的运动。行军秩序极好。
有人给我们每人送来一杯热茶，在这寒冷的夜晚。真是太应时了。
“怎么，朋友，终于背叛骑兵了？”别洛夫问。“或者是鬼使神差把您弄到集团军司令部来了？”
“不过我不遗憾。骑兵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如今，未来是属于机械化兵的。至于高级司令部的工作，它对每个人都有益。因此，我没有理由怨天尤人。瞧你这个天生的骑兵，不是也忽然指挥起山地步兵师来了吗？能说是由于什么过错吗？”
别洛夫的脸色变得阴郁了。
“就是这么回事。我是一个兵。给了我命令，我就指挥步兵，再给我命令，我就带领机械化兵团参加战斗。”他叹了口气。“唉！不过我现在仍然很乐于指挥一个骑兵师！在那里，一切我都熟悉、亲切，不象在步兵里这样。”他用手“啪”地拍了一下地图：“瞧，纵队拉得这样长，步兵在暴风雪中艰难地迈步。让小伙子们骑上马该多好！习惯势力是那样大，我在计算纵队行进速度时都不知不觉地把骑兵具有的能力作为依据了……”
我一连几个昼夜都未离开别洛夫。我们走遍了行军中的部队。当该师拉到目的地后，我才离开。我和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热情地分了手。当时我和他都不知道，这位勇猛的骑兵很快又将回到自己最如意的天地去了。他的骑兵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功勋卓著，成了近卫骑兵军…… 5．新的任命
我向帕鲁西诺夫报告完成任务情况后，便去见参谋长。
“您好，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我在门外就向我喜欢的年轻将军问好。
他把目光从放在桌上的一份文件上移开，开玩笑似地回答：
“你好并且再见，亲爱的！”见我迷惑不解，他微笑了。
“祝贺你的新任命：你要到基辅担任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长了。
这是命令。”
将军把文件交给我。我将它飞快看了一遍：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搞录……任命A·X·巴格拉米扬上校为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免去其现任职务……”
“我一点也不明白……”
“干吗要你明白？！把工作交给你的副处长吧。”
我开始不慌不忙地交代工作，打算过了元旦再去基辅。但是鲁布佐夫将军打电话催我了。我的前任调往莫斯科工作，他对此十分高兴，所以急着要走。
“我恳求你。元旦以前我要到达莫斯科。”
临行前我走访了我的所有首长和同事。
司令员以他习惯的方式同我告别：冷淡而过分讲究礼仪。我感觉到我的离去丝毫没有使他动感情。同参谋长则象老朋友一样告别。巴格拉特紧紧拥抱了我，衷心祝我在新的岗位取得成绩。
第二天，我便到了基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鲁布佐夫非常高兴：
“终于来了！好，首先向您祝贺。请您尽快帮我脱身。”
我本想从从容容地逐渐熟悉我的职责范围。但鲁布佐夫不给任何商量的余地，他把一切工作往我肩上一推，就急急去莫斯科了。
现在我的工作范围大了。我能胜任吗？但在此时此刻，怀疑是军人的禁忌。既然要我干，那就大胆干吧，要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军区司令员、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我都没有看见：他们正在莫斯科开会。接见我的是第一副司令员弗谢沃洛德·费奥多罗维奇·雅科夫列夫中将。同他的谈话是简短的，结束交谈时他送了我一句爽快的话：
“干吧”。
同分管军事院校的司令员助理瓦西里·叶夫兰皮耶维奇·别洛科斯科夫将军、炮兵主任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①中将、旅政委级政治宣传部长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分管组织和动员的军区副参谋长——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和同事倍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②中将、通信主任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多贝金少将及军区其他领导人员谈得较多。这些人互不相同，也很有意思。读者在后面将会更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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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科夫列夫（1898—1972），苏军炮兵元帅（1944）。战后曾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国土防空军总司令。——译者注。
②马兰金（1894—1961），苏军大将（1948）。战后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译者注。
要做的事很多。作战部的军官们忙得满头大汗：要迅速拟定国界掩护新计划草案（部队对这个草案已等得急不可耐了），要组织军区和各集团军领导人员轮流集训，要拟制军区首长司令部演习和战役训练作业的实施计划，要仔细研究战区情况，总之，要做的事无法一一列举。
我就是在处理这一堆堆烦冗公事中了解我的部下的。
主管作战事务的第一科，由我的副手，一个有学问、有经验的指挥员，四十岁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达尼洛夫上校领导。他十八岁参加红军，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芬兰战局中，他腿部受伤，变成了终生瘸子。他是个精力充沛、好动、爱吵嚷而又坐不住的人，永远象是急着要上什么地方，就是下达指示时也在走动着。我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中的神经质，因此我只好一到任就设法使我这个过分急躁的副手镇静下来。但他对我想要在更平静、更实事求是的情况中开展工作的尝试，却作出了十分近乎病态的反应。
该科调来的工作人员是最训练有素的。我很喜欢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维约夫中校、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中校、瓦西里·萨韦利耶维奇·波格利边科少校。这三个人都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并有丰富的经验。诺维科夫少校、克赖诺夫少校、利皮斯大尉和穆欣大尉都同他们合得来。
和平时期负责对军区的将军和军官进行战役训练的第二科，由较为恬静的A·B·扎帕西科中校担任科长，他对司令部工作感到苦恼，坚决要求改任指挥职务。不久我们只好满足他的愿望。他去指挥一个团，而读者已经知道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艾瓦佐夫大尉，则从第12集团军司令部调来接替他的位置。艾瓦佐夫是因为显示了主动精神和出色的聪明才智而被我看上的。该科最有经验的军官是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少校，他调来前原任步兵第27军司令部侦察处长。我喜欢的有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萨拉库察大尉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希曼斯基上尉。他们虽然年轻，但坚强的毅力和奔放的热情弥补了工作经验的不足。
保障军队隐蔽指挥的第三科，由遇事镇静和审慎的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克洛奇科夫一级军需员①领导。该科人少，而承担的工作却很重。在1940年10月以前，这些工作是由司令部一个独立的部承担的。现在该部被缩编成科，交给了我们。这是一个错误。战争爆发后，不得不恢复了这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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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当于指挥人员的上校军衔。当时苏军军事经济和行政人员的军衔分为：二级和一级军需技术员（相当于上尉、大尉）；三级、二级和一级军需员（相当于少校、中校、上校）；旅、师、军、集团军级军需。——译者注。
我还要简单说说我们人员不多的技术部门。在这里担任领导的是勤勤恳恳而又拘泥细节的主任格尼洛博克二级军需技术员。我们有一位出色的绘图员沃斯克列先斯基，还有两位勤快的女打字员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利夫希茨和玛丽亚·谢苗诺夫娜·连布里科娃。
新年前夕，我按习惯在司令部伏案到夜晚。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工作。
“您在干什么，可怜的光棍儿？”话筒里传来了普尔卡耶夫将军罕见的愉快声音。“可别放过新年哟！”
我感到愕然：普尔卡耶夫正在莫斯科开会呀。
“我刚到家。我们在家等您。不，不，不许有任何推托。”
就是说，将军知道我在基辅没有家眷，决定冲淡我的寂寞。瞧你还说不说他是冷冰冰的人！
男主人在门旁迎接了我。他的夫人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亲切地邀请我去客厅。
当好客的女主人在桌旁忙碌时，普尔卡耶夫让我坐到沙发上，开始问我是否熟悉了新的工作，碰到什么困难没有，还出了些好主意。我向他打听莫斯科的会议是否结束了。
“哪能这么快！只能说刚展开……大家关心的事太多啦。有些观点要根本改变。斯大林同志本人对会议的进程也很关心。每次会议都有政治局委员出席……看来，党中央看到了国际形势的复杂和法西斯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因此很重视国际力量的巩固。毫无疑问，我们军队生活中将会发生大的变动。”
女主人请我们入席。尽管我们一共就三个人，但她却象为一大群人那样摆上了节日餐桌。我们愉快地举杯和即将过去的一年告别。迎接新的一年。
“愿新年同美好的旧岁一样幸福！”普尔卡耶夫祝酒。
“主要的是不要发生战争！”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说。
我们坐了近两小时左右。我辞谢了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客气地向我提供的汽车，步行回招待所。基辅灯火辉煌。花园中、小公园里、广场上，新年松树闪烁着数以千计五光十色的电灯。街上一片欢腾。到处传来响亮的笑语欢歌。不时听见人们互致新年问候和热情祝愿。可以看出人们心中的欢快。
谁能料到，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和平的新年佳节呢…… 6．重要变动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今后我肩上的担子会是多么重。
我领导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部作战部……
我要研究军队战斗训练文书和领导人员的指挥员训练文书。最近几个月，我们要准备和实施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题目是进攻战役。首先是讲课和报告，然后进行战役战术作业和师、军、集团军规模的演习。夏季的后一段时间，我们将转入研究实施防御的问题。晚些时候研究防御并不奇怪，因为进攻永远被视为红军战斗行动的主要类型。
除这些训练措施外，春天我们还要举行两次大演习，其中一次是带实兵的试验性首长司令部演习，用以研究在进攻的集团军翼侧行动的加强骑兵军（骑兵机械化兵集群）行军和遭遇战斗问题。演习目的是：确定军在上述情况下最有利的兵力编成，给指挥人员提供机动条件下指挥军队的实践机会，研究骑兵的协同动作。对到现地和展开通信工具的军区首长司令部大演习也寄予很多希望。这一演习拟吸收各集团军司令部参加。
1月，拟举办军区机关、各集团军、军、师领导人员集训。集训开始时，首先要就方面军战役的计划、组织和实施问题进行一系列报告，最后进行图上战役导演。军区司令员很重视这次集训。1月5日，他由莫斯科打电话给我，询问集训准备情况，并指示对计划进行一些修改，其中添进了几条关于莫斯科会议总结的报告。
几天后，我们从报上得知，已任命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中将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则将领导总参谋部。原来，莫斯科会议结束时对领导干部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我不禁想起普尔卡耶夫说过的话：大变动在等待着我们。现在大变动开始了……
这一消息既使我高兴，又使我发愁。高兴的是总参谋部将由我军最有才干的军事首长之一来领导。发愁的是我们已经不能与B·C·朱可夫一起工作了。基辅军区自它存在之日起就相继由闻名全国的军事首长——M·B·伏龙芝①、A·A·叶戈罗夫②、A·H·亚基尔③、C·C·铁木辛哥、B·C·朱可夫指挥。而现在领导它的却是一个我们还不很熟悉的人。
1月16日，B·C·朱可夫、军事委员会委灸H·H·瓦
舒金和M·A·普尔卡耶夫回来了。同日，朱可夫把我叫去，向我祝贺新的任命。然后要求我报告集训准备情况。他听取我的报告后，命令将我们准备的所有材料留下。傍晚还给了我，他已略作了修改。看来他还满意。他递给我一份篇幅很大的手稿说：
“您叫人打出来。这是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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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伏龙芝（1885—1925），苏联早期重要军事领导人。国内战争时曾任方面军司令员，1920年起指挥乌克兰军队，1925年取代托洛茨基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译者注。
②叶戈罗夫（1883—1939），是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军衔的五人之一。曾任方面军和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等职。1939年遭到镇压。——译者注。
③亚基尔（1896—1937），1935年被授予一级集团军级军衔。曾任集团军和军区司令员等职，1937年遭到镇压。——译者注。
第二天早上，当我给他送去打好的报告时，在他办公室看见了一个瘦削的、领章上有三个菱形的中年人。他的黑发向后梳得又平又光，苍白的脸上，两道细细的黑眉毛很引人注目，清秀的鼻子包着隐约可见的凸骨，鼻子下垂着一绺绺小黑胡子。深陷的深棕色眼睛闪着快活而探询的神采。我猜想这是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委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瓦舒金。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站起来，留神地打量着我，并伸出手来，淡淡地说：“噢，您好。您应该到我那儿去。我们更熟悉一点才好。”
我道了歉，并说我原准备今天这样做的。
晚上我同他谈了很久。瓦舒金对一切——无论是我的履历，还是部里的工作，还是我和我部下的情绪都感兴趣。
我从朋友的叙述中已经知道，瓦舒金是个直爽和原则性强的人，不过，他有时显得过于暴躁。他是有经验的老政治工作人员，1919年入伍，1930年成为步兵团团长兼政委。后来在工农红军政治部工作。1937年被派到著名的高级步兵战术进修班。①毕业后再次被任命为步兵团长。不久，他作为一个同时还具有党政工作经验的能干的指挥员，被提拔为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卡累利阿地峡事件中，他是第7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芬兰战局结束后再次当了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几个月后，即1940年秋，他被派到我们军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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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前身为高级步兵学校。——译者注。
在军区红军之家，参加集训的军区领导人员，集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长，军、师长及军、师政治机关首长和参谋长，各筑垒地域警备长和参谋长，各军事学校校长都汇集到一起来了。
B·C·朱可夫站在讲台上。集训参加者留心地听新任总参谋长讲课。他谈到了国际形势的紧张程度。新的世界大战烈火已在大地上熊熊燃烧，和往常一样，资本家靠战争大发其财，各国人民却深受苦难。如今，和平居民正遭受着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都没有遭受过的灾难和牺牲，因为现在连交战国的深远后方都被列入战斗行动范围了。
战争的威胁愈来愈逼近我国。B·C·朱可夫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应该把法西斯德国视为我们主要的潜在敌人。因此，他着重谈了希特勒军队在西方的行动。德国人的胜利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但是不能忘记，这些胜利的代价是很小的，希特勒分子几乎没有遭到抵抗。不过，我们仍应从这些战事中作出结论。密切协同的航空兵、装甲坦克和摩托化兵团，对于法西斯军队的胜利起了主要作用。它们的猛烈突击，保证了德军的迅猛进攻。
德军装备精良，又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同这样的敌人作战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以前我们曾认为，假如我们要突破敌人的防御，在主要突击地段保持一倍半于敌，最多两倍于敌的优势就足够了。在莫斯科会议上，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即不仅在主要突击地段，而且在方面军整个进攻地带，都应保持这种兵力优势。
B·C·朱可夫的这一提法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而将军则进一步说，在进攻中建立两倍兵力兵器总优势的思想，已在莫斯科会议上得到赞同。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接着指出，现在我们还有些指挥员企图通过国内战争来研究现代战争。这样，他们就力图抱住旧的战役战术标准不放，不懂得大量集中使用航空兵和坦克这些新兵种的意义。
不错，我们也有些人头脑过于发热。他们虽然从西欧交战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却轻率地提出要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这些同志忘了，任何计划，哪怕是最大胆的计划，都应该立足于现实可能性。在计划战时要采取的措施时，我们不能从我军将来才具备的条件出发。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怎么办？我们应该做现实主义者，应该根据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兵力兵器去制定计划。
大将谈到了军队人员的训练问题。我们许多同志在西班牙学到了某些东西。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是一场严重考验和一所大学校。现在应该根据这一经验更积极、更有的放矢地提高军队的素养。应该非常严肃认真地准备应付战争。
朱可夫强调，红军制定的所谓大纵深战役理论，在现代条件下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军事不是静止不动的，理论也应有所发展，应该根据军事学术的成就、兵器的改进、我军战斗威力的提高而进一步丰富起来。报告人特别重视战术和战役突然性在当前的意义，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战斗准备。
其他发言实际上补充了主要报告的内容。当时指挥第5集团军的A·B·索韦特尼科夫将军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想法。普尔卡耶夫将军关于防御问题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记得这样的话：“防御不能导致胜利，它是空洞和无用的。防御中也要造成对敌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建立完全不同于进攻。看来，防御中应更善于机动兵力兵器。”
机械化第4军军长M·A·波塔波夫将军的发言，是研
究机械化大兵团进入突破口的组织和实施的。他提出了一个很正确的见解：我们无论如何不应照搬法西斯机械化军队在西欧的行动。第一，那里的条件对德国人极为有利。第二，法西斯分子并没有什么新发明。他们利用的思想，是我军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即我们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时就已提出过的。应该说，他们很会利用这些思想。但是，对死板公式的癖好和盲目信奉教条，有时也使他们陷入困境。
波塔波夫特别重视机械化兵团与航空兵密切协同的必要性。认为航空兵指挥员不但要熟悉我军机械化兵团的组织编制，而且要熟悉战役过程中对它们进行战斗使用的实质。波塔波夫在主张航空兵与坦克密切协同时有些过火，提出了完全不现实的建议，要在机械化军中编一个航空兵师，建立航空机械化兵团这样的混成兵团。
我立即发现，B·C·朱可夫彻底推翻了这个做不到的计划，尽管他在总体上高度评价了波塔波夫的发言并热烈支持他的许多建议。
大将支持波塔波夫关于必须使摩托化步兵和坦克部队达到同样高的快速性，并在演习中更广泛地使步兵作为坦克搭载兵行动的见解。波塔波夫及时指出，在摩托化步兵所乘的汽车同坦克之间，最大行程十分悬殊，他建议设法克服这个缺点。
波塔波夫对增大机械化军快速性的建议，不久就被广泛采用了。
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发言是出色而又热情洋溢的。H·H·瓦舒金谈到了纪律。组织性和条令制度，是军队具有高度战斗力的主要条件。瓦舒金高度评价了那些教育属下遵守铁的纪律的指挥员。而某些人则受到了严厉批评。我们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善于用语言使最沉得住气的人深受震动。
第二天早晨，开始进行图上集团作业。各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各兵种首长及其参谋长的作业，由朱可夫亲自组织；各军长及其参谋长的作业，由普尔卡耶夫将军组织；各师长、筑垒地域警备长和军校校长的作业，由B·C·马兰金中将和我组织。
集训进行了五昼夜。详细叙述如何进行作业和作业时我们研究了哪些问题，现在未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训练组织得很有意义，提出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问题。
B·C·朱可夫进行集训总结后，正式向我们宣布了干部的调整：索韦特尼科夫将军被任命为分管筑垒地域的军区司令员助理，波塔波夫将军接替他指挥第5集团军。大将祝获得新任命的同志取得成绩，亲切地向集训参加者们告别，命令全体人员立即返回工作地点。第二天，他自己也启程去莫斯科了。到车站送行的有他在军区领率机关的同事、基辅市党和苏维埃组织的代表。看得出，朱可夫在基辅博得了深深的敬佩。他很受感动。平时严肃的脸一直带着微笑。
又过了几天，普尔卡耶夫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们去车站迎接新司令员。”
火车晚点了。我们一边等他，一边在站台闲走。我们谈到了基尔波诺斯。看来，普尔卡耶夫将军是我们中间唯一了解他的主要工作经历的人。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参了军。在国内战争年代，曾任著名的乌克兰第1师副师长。在同一个师指挥过团。192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芬兰战局中指挥步兵师。1930—1940年冬，该师在敌人火力下履冰突至敌人维堡防御阵地后方。基尔波诺斯由于果断和勇敢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总而言之，我们的新司令员是一个出众的人。”普尔卡耶夫做了概括。
火车到了。我们急忙朝最末尾的专车走去。车门内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挺拔的将军。他从车厢踏板上轻盈地跳下来，默默地微笑着，开始同迎接的人一一握手。
新司令员到后不久就巡视了司令部。看来，他想快些熟悉情况和人们。他也到我们作战部来了。仔细熨过的制服紧紧地裹住了他瘦削而结实的身体。英雄“金星”奖章在胸前闪闪发光。苍白的刮得很干净的脸几乎没有皱纹，蓝色的大眼睛上方长着两道黑眉，浓密的黑发细心地梳成了分头。只有两鬓的几丝白发和唇角的深褶儿，能说明这位外表年轻的人已近五十岁了。
司令员详细地问我以前干过的工作。当得知我曾在总参军事学院任过主任教员后，他很高兴：
“我终于在这里遇上您了，上校！好吧，老熟人，现在让我们在一起工作吧。”
基尔波诺斯同我的助手们认识后，问我们现在研究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我回答说，我们拟制了国界掩护新计划。各边境集团军参谋长及军区各兵种和勤务首长参加了拟制，普尔卡耶夫将军已审阅、赞同。当时我们盼望一有机会就使它得到批准。“掩护计划是最重要的文件。”基尔波诺斯说。“一旦发生战争，军区的最初战斗行动将按照这一计划展开。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十分严肃认真地考虑是否批准它。”
过了一天或两天，司令员的副官A·H·格年内少校通知我，基尔波诺斯将军叫我去。我拿起地图和国界掩护计划的备要报告。司令员匆匆看完了文件，说：
“这些都给我留下吧。我要研究研究，然后再谈我的意见。” 7．掩护计划
两天后，司令员又叫我去。瓦舒金和普尔卡耶夫已在他的办公室里。基尔波诺斯默默指了指椅子，打开了装着国界掩护计划材料的文件夹。
“我想，”他开始说，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从宣布动员到重兵在边境积极行动将有一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段时间达好几个星期，在现代条件下，无疑要大大缩短。不过很明显，我们总会有几天时间的。因此，可以派出我们最低限度的兵力去掩护国界，以便根据具体情况机动其余兵力。很可能会要求我们建立强大的突击集团，对侵略者实施坚决反攻。”
基尔波诺斯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写着我们计算的纸。
“因此我想问问你们：我们在边境集中的军队是不是有些多？”
谁都没有回答。司令员将那张纸扔回原处。
“我看是太多了。我认为，每个国界掩护集团军地域至少应抽出一个步兵师。这样我们就更容易迅速建立足够强大的突击集团，并用它去狠揍敌人。你们要记住：假如有人向我们进犯，我们应立即组织回击。”
“是啊，”普尔卡耶夫沉思着说，“这话是不错：我们当然应该想到回击。但这是需要做准备的。如果敌人突然袭击，冲破我掩护军队薄弱的链条配置，倾全力向前推进，又怎么办呢？那时连防御都难以建立，更不用说组织反攻了。”
“我们不应该让敌人先发制我。”基尔波诺斯冷冷地反驳道。“我们的侦察干什么用的？”
“对，同志们，”瓦舒金也开腔了，“我们不能只想防御。如果敌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军将成为所有军队中最有攻击力的军队。它能给敌人以毁灭性回击，然后将敌人消灭在入侵之处。”
“您怎么想呢，上校？”基尔波诺斯问我。
我当然和参谋长持同一观点，因为他所说的是我们共同思考的结果。我们的根据是：几百万希特勒军队实际上已征服了整个西欧，具有强大的突击力。现在它已不受约束了，西方进行的“奇怪的战争”已经不能妨碍德国人。希特勒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和公路网，在短期内集中重兵于我西部边界当面，用来进攻我们。在此条件下，我们应该象我们所议论的那样，拨给国界掩护梯队足以击退敌人首次突击的军队。在这些强大屏护队的掩护下，我们将能更易于调集预备队，并转入反攻。
因此，我毫不动摇地回答，我同意参谋长的意见，支持他提出的计划。
“你们的想法不对哟！”司令员叹了口气。“我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他合上文件夹，把它递给我。“你们照我说的拟好计划，预备队要留有尽可能多的兵力。”
当各级司令部在仔细拟制抗击可能侵略的作战计划时，军区所属军队中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单兵战术训练已经结束，小分队战术研练刚刚开始。大部分训练时间用于解决进攻战斗问题。防御也没有忽略。基尔波诺斯将军要求战士们习惯于对付坦克冲击。参谋人员从部队回来，都以赞叹的口气讲述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在吼叫着的坦克全速超越分队战斗队形时，表现得何等镇静。
战斗训练是与沿国界构筑防御地区结合进行的。军队感到十分紧张。
2月下半月，军区接到指示，要参谋长率参与拟制国界掩护计划的将军和军官小组火速前往莫斯科。和普尔卡耶夫一起出发的有空军参谋长H·A·拉斯金空军少将、军区司令部第5部部长A·A·特鲁特科少将、通信主任多贝金少将、军事交通部长A·A·科尔舒诺夫上校、我和我的副部长达尼洛夫上校。
突然召我们去莫斯科，一方面使我很不安：难道我们拟制的计划竟会那么糟，要返工？一方面又使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同已经快半年没见的家人团聚了。
到莫斯科后，终于一切都明朗了：我们要参加研究进一步巩固国界的措施。
此时，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成了公众注意的中心。这次会议审议了工业和交通部门的任务及其他最重要问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坦率态度揭露了缺点。人们在阅读会议材料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列宁关于要根据一个党对所犯错误的态度去判断它的力量和严肃性的名言。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健康的批评精神。在庆祝大会的报告中远非只能听到大吹大擂。B·C·朱可夫发表在《红星报》节日专号的一篇文章，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总参谋长坚决反对军队战斗训练中的死板公式和各种陈规。他强调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迫使我们每分钟都要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这些陈规特别不能容忍。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M·E·基尔波诺斯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后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我们诚挚地向他表示了祝贺。
3月初，巴尔干半鸟的局势开始复杂化了。苏联政府向保加利亚政府声明，让德军进入保加利亚领土，将导致扩大战争范围和保加利亚被拉入战争，苏联政府对此极为不安。事态已经很严重。它迫使我们更加紧张地拟制巩固国界计划。
我们完成任务后，于3月中回到基辅。军区司令部的人员等着我们归来。我的为数不多的助手们被一天天堆积起来的急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总参谋长要求军区举行一些旨在实际检验战时步兵师编制的试验性演习。规定将其中一个兵团扩编为战时编制。为此，兵和军士用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来补充，军官则由其他师暂调，技术装备和武器由应急储备品中拨出。这个齐装满员师要实施行军，实施训练性进攻和防御战斗，以便了解各部队的可指挥程度和灵活性，以及火器的保障程度和后勤分队的能力。总之，要证明新编制的步兵师是否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
这是件规模宏大而又十分细致的工作。总参谋部规定在1941年秋季前结束此项工作。读者已能猜到，这一任务未能全部完成。战争爆发时，我们的师仍然按和平时期编制补充。
在斯拉武塔、罗夫诺、伊贾斯拉夫利、舍佩托夫卡地域举行了由红军骑兵总监奥基·伊万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导演的大演习。题目是《在集团军翼侧行动的加强骑兵军行军和遭遇战斗》。辖骑兵第3、32师的骑兵第5军及坦克师、摩托化师、航空兵师各一个参加了演习。所选地形是很困难的，有许多小河和沼泽，由于时值春汛期，正四处横溢。不难设想，军队要遇到多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同兵种的兵团和部队之间特别难以协同。大家都得出力。遗憾的是，当时除作出了一些在战斗中十分有用的正确结论之外，还作出了一些有问题的论断。例如，有几次演习的总导演由于受到某些挫折而心情沉重，便建议：“坦克师和摩托化师要避免在夜间移动。”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军队指挥复杂化，行军速度下降，还可能出事故，而在夜暗中修理技术装备又极端困难。夜间冲击是绝对摈弃的，据说是因为夜间冲击后连人都无法收拢了。
战争勾销了这些建议。它迫使军队最经常在夜间行军，而且不敢轻视夜间冲击。
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拟制各集团军的国界掩护计划。此项工作，我们原先是同格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将军密切合作的。但如今他走了，被任命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接替他位置的是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①少将。无论是性格、才智，还是学问，他都酷似他的前任。甚至在外貌上，他和马兰金都有某种难以捉摸的相似之处。安东诺夫在服役前也念完了中学和林学院一年级。他和马兰金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毕业于士官学校。1919年参加红军，在国内战争前线作战。1936年，我和他第一次在总参军事学院见面，他来上学前任哈尔科夫军区作战部长。但尚未学满一年，就被紧急调离学院，任命为首都军区参谋长。后来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如今在战争临近之际，机缘又使我们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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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A·安东诺夫（1896—1962），苏军大将（1943）。卫国战争中曾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1955年起任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参谋长。——译者注。
安东诺夫在解决组织和动员问题时，善于迅速分析情况，评价国界掩护计划的全部重要性。他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
各集团军国界掩护计划是在军区首长直接领导和监督下制定的。各集团军参谋长连同参与此项工作的军官小组都被召来了。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一直没离开过基辅。在我们从莫斯科回来之前，计划就已拟制好了。幸运的是没有要求作大的修改。
3月底，普尔卡耶夫将军被召到莫斯科。他回来时显得异常兴奋和满足。他由于忘我劳动而被授予第二枚红旗勋章。
参谋长从首都带来了许多新闻。其中他谈到莫斯科的人们已对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感到不安。总参谋部获得的情报说，希特勒选中南斯拉夫作为下一个牺牲品，准备占领它。由于我国政府对该国各民族人民的命运决不会置若罔闻，所以我国同法西斯德国的关系有可能复杂化。
确实，近几周来东南欧的局势已急剧紧张起来。3月27日，贝尔格莱德爆发了反对当时极力变南斯拉夫为法西斯德国仆从国的南斯拉夫政府的起义。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有反希特勒情绪的组织上台执政。过了几天，即1941年4月5日，苏联政府便同南斯拉夫新政府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道义上的支持和对希特勒的明显警告。 但是希特勒并不接受警告，而调遣大批法西斯匪军猛攻南斯拉夫。我国报刊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这一事件采取了克制态度，但在人民中间，希特勒军队入侵南斯拉夫的消息引起了公愤。记得在4月的一个晚上，我有幸看了艾森斯坦导演的好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①》。观众热烈领略着电影的情节突变。当楚德湖的冰在德意志走狗骑士们的脚下发出碎裂声，湖水开始将他们吞没时，大厅里响亮的欢笑声中夹杂着愤怒的呼声：
“也要这样吞没法西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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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20—1263），古罗斯统帅。1242年4月曾在楚德湖冰面上击溃入侵罗斯的立窝尼亚德意志骑士团。——译者注。
人们对这发自内心的呼声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俘虏说的绝妙的临别赠言也博得了同样热烈的赞扬。
“……他们可以放心到我们这里来作客。”银幕上传来了尼古拉·切尔卡索夫①那令人难忘的声音。“但谁若带剑来，就让他剑下亡：罗斯现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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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C·切尔卡索夫（1913—1966），苏联著名演员。他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译者注。
热爱自由的苏联人民心中燃烧着对各国人民的奴役者法西斯分子的刻骨仇恨。因此，这部优秀电影恰恰在此时荣获斯大林奖金不是偶然的。
法西斯分子开始占领南斯拉夫后不久，总参谋部指示对国界掩护计划进行一系列重大修改。军区首长奉命对开往边界的军队进行了很大加强。向边界调集了四个机械化军、四个步兵师及许多专业兵兵团和部队。
掩护国界的兵力得到这样大的加强，定能大大减轻抗击侵略者首次突击的困难。但是这一新命令使基尔波诺斯将军有些不快。司令员仍然认为不能削弱用以对敌实施反突击的军队集团。
现在当然看得很清楚了，总参谋部当时已较现实地估计到敌人突然袭击的危险，并作出了正确结论：抗击首次突击的兵力，要比第一个国界掩护方案所规定的多。
各集团军参谋长及所属参谋人员再次被召到基辅，紧张工作了一个多星期。工作颇为棘手，因为拟制计划的将军和军官要亲手填写从头至尾的每一页纸，甚至要亲手打字。记得我也赶紧捡起了我还在年轻时当团副官学会的打字本领。
军区军事委员会认真研究新掩护计划后，毫不迟延地批准了。
考虑到我们正是按照这一计划方案来组织对法西斯德军的还击，所以看来要较详细地谈谈方案的内容。
军区范围内的国界长达九百四十公里，由第5、6、26、12集团军掩护。在第5集团军地带（由弗沃达瓦到克雷斯特诺波尔，一百七十公里），离国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处配置了五个步兵师，机械化第22军，八个独立机枪营（编成几个筑垒地域的守备部队），一个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团，三个高射炮兵营。各机场共配置了两个航空兵师。第90、98边防总队直接在国界线上值勤。
第5集团军由坦克兵少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指挥。这是我们军区集团军司令员中最年轻，依我看也是最能干、精力最充沛的一个。战争爆发前夕他刚满三十九岁。他是斯摩棱希纳人。少年时代在哈尔科夫电车库工作。1920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军战士、排长、骑兵连长。曾在各种指挥训练班学习过，后来毕业于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由于具有多方面的军事素养和超群的才干，他提升得很快。他的指挥员素质在哈勒欣河战斗①中得到了特别充分的显示，当时他指挥一个坦克旅，接着又当上了独立集团军级集群副司令员。1940年，波塔波夫被任命为刚组建的机械化第4军军长，随后任第5集团军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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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我国通常所说的诺门罕事件。——译者注。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为师政委级M·I·尼基舍夫，参谋长为J·C·皮萨列夫斯基少将。
在南面利沃夫方向，从克雷斯特诺波尔到拉德姆诺一段国界（一百四十公里），由第6集团军掩护。该集团军辖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机械化第4军，五个机枪营（编成第4、6筑垒地域的守备部队），两个炮兵团。此外，配属该集团军的还有两个航空兵师和一个高射炮兵团。利沃夫市由防空兵第4师掩护。第91边防总队各大队和第92边防总队部分大队在该集团军地带执行边防勤务。
第6集团军由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穆济琴科中将，一个意志坚强、处事果断的人指挥。他是一个水手的儿子，从童年时代起就饱尝了贫穷和不自由的劳动滋味，十八岁时入了党，曾在国内战争前线作过战。他的文化程度是师范学校二年级。军事素养方面，曾毕业于骑兵进修班。他当过团一级的几乎全部职务。1937年6月被任命为顿河骑兵第4师师长，获旅级军衔。后来在骑兵进修班教过一段时间的战术。在1940年初的卡累利阿地峡战斗中指挥步兵师，半年后即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军政委级瓦舒金极喜欢这位年轻的集团军司令员，有一次，曾给他这样的评价：“穆济琴科是有发展前途的指挥员。唯一的缺点是过于生硬。战时他将是一个好集团军司令员。”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师政委级H·C·波波夫，参谋长是旅级H·E·伊万诺夫。
在佩列梅什利方向，由拉德姆诺到特沃雷利涅一百三十公里地段是第26集团军的地带，这里有三个步兵师，一个航空兵师，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守备部队，机械化第8军，一个炮兵团，两个高射炮兵营。第92边防总队部分兵力和第93边防总队全部大队负责警卫国界。
该集团军由我很熟悉的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科斯坚科中将指挥。他是一个正直、勤勉、意志坚强的勇敢的人。文化程度是乡村学校和骑兵进修班毕业。国内战争中获得的战斗经验、惊人的工作能力和坚定的目的性帮助了他。1940年他被任命为集团军级骑兵集群司令员时已满四十五岁。该集群后来改编成第26集团军。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以办事勤勉认真而著称。他接受命令后不喜欢议论，常因果断而准确执行首长的决心而得到高度评价。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旅政委级马J·E·科列斯尼科夫，参谋长为A·C·瓦连尼科夫上校。
在最南翼，由切尔诺维策市①到德涅斯特河口将近五百公里地段，配置着第12集团军。这里有六个步兵师，两个航空兵师，机械化第16军，五个高射炮兵营。防空兵第11旅负责掩护德罗戈贝奇。第94、95、96、97边防总队所属大队警卫着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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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切尔诺夫策市。
该集团军由帕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波涅杰林少将指挥，他大概是我们集团军司令员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了。他指挥过步兵师，曾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领导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他深谙高级兵团战术，精通军事学术问题，在我们军区享有很高威信。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旅政委级A·E·库利科夫，参谋长为K·A·阿鲁沙尼扬少将。
在和平时期，国界受到可靠的掩护。但是党和政府对西方的战事深感不安，很关心各边境军区的进一步加强。4月26日，我们奉命在一个月内组建五个快速反坦克炮兵旅。这些旅尽管直到战争即将开始时也还没有完全装备上运输工具，但后来在同法西斯坦克师作战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军区最优秀的炮兵，其中包括C·C·莫斯卡连科①将军和M·A涅杰林上校，都被派去领导这些兵团。
-------- ①莫斯卡连科（1902生），苏联元帅（1955），卫国战争中任集团军司令员，战后曾任战略火箭军总司令，1962年起一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总监察长。——译者注。
空降第1军也在紧急组建中。它应辖远东调来的空降第211旅、我们军区的空降第204旅及第12集团军四个步兵师改编为山地步兵师时余下的人员。
军区首长还得知，5月25日前步兵第31军领率机关将
从远东到达我们这里。同时，利沃夫步兵学校则迁到了乌拉尔。
军区领率机关的工作越来越多。改编现有兵团和部队，组建新的兵团和部队，再加上配置由内地开来的军队，这些都要求全体司令部工作人员具有毅力和主动精神。我们知道，现在莫斯科认为我们西部边界的情况，要比报刊上说的和正式宣布的都严重得多。
基辅战前的最后一个“五一”节阴沉沉的，不象春天。从清早起，天空就布满了铅灰色的云层。不过，天气的变化无常并不能冲淡基辅人节日的欢乐情绪。似乎全城的人都走到大街和广场来了。早上10点钟，阅兵式开始。首先出现的是军校学员。走在纵队前面的是年轻的中尉——1941年毕业学员。我在节日前夕曾出席了基辅步兵学校的毕业典礼。校长在学员队列前宣读了国防人民委员关于授予毕业学员军官军衔和相应军事技能等级的命令。看着新指挥员一张张精力充沛而又带着稚气的脸，我感到很高兴，军队将得到一批好干部了。他们再经一段时间实际训练，就将成为出色的指挥员。遗憾的是，这些年轻的中尉未能及时得到实践经验。他们离校后去休假，就在这时战争爆发了，中尉们实际上是在战斗中认识自己第一批部属的。
站满克列夏季克中央大街人行道的人们，欢天喜地地迎接军队的每一列纵队。
伞兵走过来了，他们皮帽子上的眼镜片在闪烁着，后面是戴白色水兵帽的红海军战士。
强壮的军马拉着加农炮进了广场。其后是搭乘载重汽车的摩托化步兵，这是我军的未来。遗憾的是数量还少，因为车辆不够。技术部队令人一看就肃然起敬。观众好奇地看着测音器、探照灯、高射炮和用于抗击空中袭击的四联装机枪。
轻松地曳着巨型火炮的圆头履带式牵引车，引起了观众发自内心的赞叹。壮观、强大而灵活的火炮哟！站在我身旁的军区炮兵监察员H·H·谢苗诺夫上校说：
“可惜这种技术装备目前我们还少。过一两年后，您再瞧吧！”
火炮牵引车的轰鸣被淹没在装甲车辆低沉的隆隆声中了。坦克纵队的行进，甚至对我们这些军人，也总能引起精神振奋。它们的外形常使我不禁产生这样的想法：这就是未来战争中实施突击和战役机动的主要兵器！哪一个军事首长不想握有坦克呢！
坦克源源不绝地开过去，似乎没有尽头。最先出现的是轻型坦克，每列三辆。它们后面是功率大些的，每列两辆，再后面是每列一辆。只有有经验的眼光才能发现里面有很多陈旧坦克。观众中很少人知道，外表上很壮观的多炮塔坦克，是实际上已停止生产的老货。新式的、后来威名四震的“T—34”和CL坦克，较少参加阅兵式。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坦克在军区里少。参加阅兵式是足够的，但可惜的是这些坦克刚分配到军队，坦克兵们尚未掌握足够的驾驶技能。
最后几辆坦克尚未通过广场，空气便被飞得很低的、灵活机动而速度却不高的A－16歼击机的呼啸声激荡起来了。在它们后面是速度更慢的强击机，仿佛在作掩护。只有一小编队现代高速飞机，即刚刚在军队中出现、可以和当时最新式的作战飞机并驾齐驱的“海鸥”和米格－3型飞机，才使观众，哪怕是最熟悉军事的观众赏心悦目。当时，军区已有一百余架这样的飞机，但飞行员尚未完全学会驾驶。
接着，广场就被欢跃的基辅人那五彩缤纷的纵队主宰了。人们对自己的成绩感到高兴。游行群众举着横幅标语，上面写着许多数字：工人们在报告生产任务已完成和超额完成。但也有一些标语牌在号召人们提高革命警惕和巩固国防。我记得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上面画着面色严峻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手里握着武器。人们熟知的《假如明天发生战争》成了游行群众最爱唱的歌曲。
人数众多的纵队在广场上走了将近三小时，游行群众达五十万人！多么令人难忘的场面呀！
春天的最后一个月并未带来国际关系的和缓。苏联政府准备还击。我们在军区司令部就是这样议论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会①主席这一消息的。自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集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于一身，尚属首次。应该说，大家都对这一消息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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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苏联政府，1946年起改为部长会议。——译者注。
5月初，我们收到了国防人民委员的战役训令，训令确定了军区在希特勒分子对我国进行突然袭击时的任务。
读者可能会对这一训令是否必要表示怀疑，因为国界掩护计划已规定要抗击可能的侵略。不过当时莫斯科还没有批准这一计划。看来，国防人民委员正因如此才决定通过专门的训令来加强西部边境军区的战斗准备。具体任务是：及时察明敌军的集中及其兵力部署；不让侵略军侵入苏联国土，准备以顽强防御可靠地掩护军区所属军队的动员、集中和展开。
在第一梯队，正如计划所规定，准备展开的是步兵军，而在第二梯队，准备展开的是机械化军（四个集团军各展开一个）。各步兵兵团无论如何应将侵略者阻于边境筑垒地域线，对其突入兵力，则以机械化军和航空兵实施坚决的密集突击予以消灭。作为对掩护计划的补充，人民委员的训令要求军区首长尽快在距边界三十至三十五公里处构筑后方防御地区，并将组成军区第二梯队的五个步兵军和四个机械化军调到该地区。
军队的所有这些调动，应按国防人民委员特别命令开始。航空兵要做好向野战机场转场的准备。指挥所的位置也已确定，一旦遭到侵略，军区首长即应在此指挥军队行动。在捷尔诺波尔已开始加紧构筑该指挥所。
普尔卡耶夫、多贝金、特鲁特科三位将军、我和我的副部长又承担了一个新任务：要在短期内拟制好组织第二梯队军向边境地区开进的全部作战文书。我在做这一工作时产生了一个疑问：防御的总纵深已经很小了，总共只有五十公里。假如敌人打进来怎么办呢？谁在后方迎击它？要知道军区首长预备队中几乎没留下什么兵力了……
我向普尔卡耶夫将军说出了我的顾虑。他象平时那样不立即回答，而是蹙着眉，沉默了一会后，才生硬地说：
“莫斯科知道该怎么办。知道让谁在后方迎击突入的敌军。”
不久我就信服参谋长的正确判断了。5月下半月，我们接到一个训令，要我们接待来自北高加索军区的步兵第34军领率机关和军直部队、四个步兵师、一个山地步兵师，并安置他们野营。以北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员M·A·列伊捷尔中将为首的作战组也将随军队到达。
总参谋部连如何配置开来的军队都作了规定。
第一梯队应于5月20日到达。
尽管新的训令对军区首长来说看来不算突然，但仍然使大家十分担心，因为要在短期内安置几乎一整个集团军。基尔波诺斯沉思着坐了好久，然后挥笔在文件上写道：“转参谋长。请保障本训令的执行，特别注意安置舒适和伙食部门的保障。”普尔卡耶夫随即命令我立刻起草相应的计划。
第二天，计划拟就，司令员批准了。
落到我们身上的这些新麻烦事，使我无法参加军区副司令员雅科夫列夫中将导演的军区首长司令部演习。根据同志们的反映，这次演习搞得好，各集团军司令部在计划和实施集团军进攻战役方面获得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5月底，军区司令部很大一部分指挥员都忙于接待和安置开到的军队。一个梯队紧跟着一个梯队。作战部已成为特殊的调度所，一切有关部队运行和状况的通报都送到这里。开来的师是有战斗力的，尽管师长们抱怨中级指挥人员缺额，技术兵器、运输工具和通信工具不足。上级让他们相信，宣布动员后，所短缺的一切他们都将得到。
6月初，我们得知已组建第19集团军领率机关。它驻在切尔卡瑟。编入新集团军的有北高加索军区步兵第34军所有五个师和步兵第25军的三个师。该集团军直属国防人民委员，由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A·C·科涅夫①中将指挥。 一天后，总参谋部预告：还要接待一个集团军，即M·G·卢金中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它将于6月15日至7月10日期间由外贝加尔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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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涅夫（1897—1973），苏联元帅（1944），卫国战争中曾任方面军司令员，战后曾任陆军总司令和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等职。——译者注。
这样，又有第二个集团军开到我们这里了。这使我们很兴奋。用不着担心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纵深没有军队了。
不过，从这天起，军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便再无宁日了。遗憾的是一昼夜总共只有二十四小时。我们在完成国界掩护计划工作、接待和安置开到军区防地的两个集团军的同时，还要起草五个步兵军和四个机械化军由原驻地向边境地区开进的全部作战文书。措施一个接着一个，真是太多了。作战部的窗口彻夜亮着灯光。
军区司令员开始更频繁下部队了。他不在时，一切日常事务都由处事井井有条和严谨的参谋长主持。基尔波诺斯将军特别仔细检查了各机械化军的状况。陪他旅行的通常是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部长P·H·莫尔古诺夫将军、军训部部长B·B·帕纽霍夫将军和我的一名助手。可是，5月27日，普尔卡耶夫却叫我去，说：
“您快准备上路，和司令员一起去第6集团军。”
“时间长吗？”
“大约两三天。”
第二天早上，我们已在利沃夫车站的站台上了。我记不真切了，但记得第6集团军司令员A·H·穆济琴科中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没来。迎接基尔波诺斯的是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政委级H·C·波波夫率领的一群将军和军官。
“去集团军司令部，还是直接去部队？”波波夫问。
“去机械化第4军。”基尔波诺斯吩咐。
大约过了一小时，我们已经来到坦克驾驶教练场。坦克被尘灰笼罩着，正在场地上奔驰，一头扎进壕沟，又爬上土堤。基尔波诺斯仔细观察着它们。一辆T－34敏捷地越过了所有障碍。基尔波诺斯满意地微笑着：
“真棒！”又转身对副官说：“格年内同志，您从奖品中挑一只最漂亮的表来，奖给这个驾驶员。我们驶近点，和他认识一下。”
我们在离坦克不远处停下来。炮塔里露出了一个戴皮坦克帽的脑袋。一个晒得黝黑的上尉跳下地来作自我介绍：
“坦克第3连连长科丘别伊上尉。”
“谁开的坦克？”基尔波诺斯问。
“我亲自开的。正给我连坦克兵示范应该怎样克服障碍。”
“您开得好，上尉。”基尔波诺斯称赞道。“您要努力使部属都成为这样的能手。现在我奖给您一只刻有名字的表，表彰您出色的驾驶技术。”
连长脸上泛出了红晕，英姿飒爽地行了个军礼：
“为苏联服务！”
基尔波诺斯转身对陪同他的莫尔古诺夫少将说：
“应该把所有坦克兵都培养成这样的能手。”
“有点困难，司令员同志。不过我们努力。”
“现在，”司令员对上尉说，“您让我们看看您的部属能干什么。”
“是！”
科丘别伊登上炮塔，用小旗向停在出发地位的坦克发出了信号。一辆T－34缓慢驶上了障碍物地带。这辆由没有经验的生手驾驶的坦克艰难地通过了该地带。另外两辆行驶得稍好一些。基尔波诺斯一边观察坦克行驶，一边皱起了眉头。
“不行！”
“没什么可奇怪的，司令员同志。”莫尔古诺夫将军叹了口气。“驾驶员来不及掌握新坦克。要知道，他们驾驶这些坦克还不够三小时哩。”
“要加紧训练，利用每一分钟进行驾驶。”司令员吩咐说。
“否则任何偶然性都会使我们措手不及。”
第二天，坦克兵进行射击训练。他们的火炮和机枪射击比驾驶好得多。基尔波诺斯高兴了。
夜里，他命令向这个师发出战斗警报。坦克兵的行动不错，在规定时间内着装完毕，有条不紊地进至集中地域。随后的训练性行军却使基尔波诺斯有些不快。我们在各坦克团行进路线两旁看见了不少抛锚坦克。越往前走，抛锚的越多。基尔波诺斯脸色阴郁。当师长前来报告行军情况时，司令员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为什么这样乱七八糟的，上校？坦克在行军时就开不动了，用什么进行战斗？！”
师长试图解释，开不动的只是最破旧的G－26和KM坦
克，这些坦克大多是训练用的车。
“训练用的车也不应该开不动！你们太不注意小修了。”
“旧坦克的备件不够……”
司令员转身对莫尔古诺夫阴沉地说：
“这不好，将军！您要想法子尽快改变这一状况。回基辅后向我报告……”
送到军区情报部的情报一份比一份令人不安。我们的侦察兵B·A·邦达列夫上校，如今大概是司令员最经常接见的来访者了。我们发现，基尔波诺斯每和他谈完一次话，脸色都要变得阴沉一些。不安的理由是充分的。邦达列夫每天向作战部通报不同来源的情报。
6月上旬末，司令员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情报部长在会上报告了他获得的一切情报。
还在早春时候，就开始收到情报，说德国人在边界另一边构筑为数众多的野战机场，铺设铁路支线，还把无数土路直接延伸到我国国界。从4月起，德军开始加紧调兵遣将。这是什么意思呢？大演习吗？但任何大小演习都有开头和结尾，而德军向边界的调动却没完没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加。现在，每天有二百列左右满载军队和军用物资的军列开到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
“我们有经过检验的情报，”邦达列夫报告说，“德国人在被占领的波兰领土上把所有和平居民都赶出了边境地区。而且德军各警备处已向波兰地方当局发出警告：如果发生军事行动，居民不得惊慌，否则就地处决。德国人在波兰境内将所有民用医疗机构改成了军队医院。派去了自己的医务人员。所有在铁路担任负责人的波兰人，都被希特勒分子换成了德国官员。现在，一切开往边境的德国军列都有加强的德军警卫队护送。在希特勒分子称为‘总督辖区’的被占领波兰已经实行戒严。”
“也许，波兰人已使他们大伤脑筋了！”瓦舒金说。
“可能，军政委级同志。不过，依我看，问题不止于此。我们刚接到新情报：德国人已开始在各处把边防军换成野战军了。在佩列梅什利和拉德姆诺以西地域边界附近，他们集中了大量从农民那里征用的大车……” 空军司令员E·C·普图欣将军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们注意法西斯飞机日益频繁的越境。
“应该把它们打下来！”他用手一砍。“我从西班牙的战斗中深知这些法西斯分子。他们是那样的一群无赖，只要你还没掐住他们的脖子，他们就会朝你脸上吐痰。”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得到掐他们脖子的许可。”基尔波诺斯平静而冷淡地说。“您找一种不用射击的方法，来阻止他们在我国土上空侦察。”军区司令员环视到会人员。“有一点是清楚的：情况很叫人不安。法西斯分子正在准备某种反对我们的严重步骤：或者是仿效其同伙日本武士们的榜样策划大规模挑衅，或者是……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要求我们坚决行动。我们在这一方面预先采取了某些措施。我已命令各集团军司令员派出小分队占领在前地构筑的野战阵地。①这样，我们就能在希特勒军队突然袭击时支援各筑垒地域守备部队的战斗行动，并以此保障野战掩护军队准备和展开，抗击可能的进攻。大家知道，我们已奉命使位于军区深远后方并编为军区第二梯队的各军做好直接向国界开进的准备。为此要做的一切我们都做了：各军只等着开拔口令。但是目前还没有开始调动这些军的号令。我们将不待号令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掩护军队的战斗编成和全面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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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筑垒地域的前进地带。
司令员说，将波塔波夫集团军所属步兵第62师从卢茨克调近国界进行野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步兵第193师也应由科罗斯坚调近国界，到波武尔野营。步兵第13军领率机关由桑博尔迁到斯特雷；骑兵第3师由茹尔克夫①地域调到伊贾斯拉夫利，住骑兵第32师营房，步兵第190师由切尔卡瑟调到骑兵第3师原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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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涅斯捷罗夫市。
基尔波诺斯转身对参谋长说：
“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立刻就这些问题给国防人民委员写报告。只要他一同意，我们立即就着手干。在等到莫斯科批准之前，司令部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不耽误才好。”参谋长沉思地说。
“我想，只要情况危急，人民委员自己也会催促我们的。”司令员反驳说。“就这么回事。我认为必须立刻给编为我军区第二梯队的军队下达以下命令：每个团的弹药携行储备量都要直接分配到各分队每一挺轻、重机枪，其中半数弹药要压进弹链和弹盘；手榴弹保存在仓库，但现在就要分配到各分队；要有半个基数的炮弹和迫击炮弹处于待装填状态，高射炮也照样；各种车辆的油料储备，不得少于两个基数：一个基数装油箱，另一个基数装油桶。最后，我建议最大限度地缩短军队进入战斗准备的期限：步兵和炮兵部队要缩短到两小时，骑兵、摩托化兵和机械牵引炮兵部队要缩短到三小时。总之，第二梯队军队要进入同国界掩护军队一样的高度战斗准备状态。”
全体到会者一致赞成司令员的建议。普尔卡耶夫皱着他那下垂的浓眉，只是偶尔赞成地点一点头。可是当基尔波诺斯不再说话，正用手抚着前额，仿佛在回想他是否一切都说过时，参谋长忍不住了。
“那么第二梯队军所属各师补充到齐装满员这件事怎么办呢？”他问基尔波诺斯。“要知道万一有事，有相当大一部分火炮各军无法拉出来，因为没有拖拉机，许多师也远未得到足够的运输工具，没有什么车来前送弹药。人员也不够……”
司令员慢慢地拿出梳子，用习惯动作仔细抿平了向后梳的黑发，又同样慢慢地将梳子放回军上衣口袋。
“这是国家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懂得，莫斯科在采取一切措施加强西部边界防御能力的同时，也努力不给希特勒对我国进行挑衅的丝毫借口。而要给我们的师和军补满员，从国民经济中拨给它们尚未得到的拖拉机、汽车和其他器材，就得进行局部动员，而这在边境军区几乎是不可能避开希特勒的侦察的。上面未必会采取那样的措施。”
“这话说得又对又合理！”瓦舒金热烈支持说。“这样严肃的事需要慎之又慎！”
“那好，不行就不行吧，”普尔卡耶夫还是没有安静下来，“不过，我们哪怕把炮兵团和工兵营从军区靶场送回各师也好。”
这个建议大家都同意。
这天，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很重要的决定，竭力提高军区所属军队的战斗准备，以防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我们有缺陷，这些缺陷，是任何紧急措施都无法弥补的。军事委员会例会已经谈过这一问题。我这一代苏联人，特别是有幸在红军和红海军服役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党、政府和全国人民为提高我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威力，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期间作出的巨大努力。
由于顺利完成头两个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有可能加速红军和红海军的技术装备。从1929年到1941年，轻型、中型和重型火炮数量增长了六倍，反坦克炮增长了十八倍。从1934年到1939年，坦克兵人数增加了一倍半。从1930年到1939年，飞机数量增加了五倍半。到1941年前，我海军共得到各种新军舰约五百艘。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我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威力。
但是，国际紧张局势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迫使苏联人民不断增加军队人数。从1939年1月到1941年6月，军队人数增长近一倍半。组建了一百二十五个步兵师和其他兵种的许多兵团和部队。尽管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提高，但仍赶不上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军队普遍感到武器、技术兵器、运输工具和通信工具不足。
就以我们基辅特别军区为例吧。读者已经知道，战争前夕军区很大一部分军队是由新编军队组成的。这样的新编军队有：1940年开始组建、当时尚未组建完毕的全部八个机械化军；五个摩托化反坦克炮兵旅和许多其他炮兵部队；几个步兵师（其中四个师到战争即将开始时每师仅两千至两千五百人）。
武器和技术装备不足，人员也不足。从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中抽走数百万劳动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困难的是指挥干部问题。党和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做了可能做的一切。
在1939年到1940年间，从预备役中征召了十七万四千名指挥员。各军事学院的学员人数增加了一倍。仅1940年就创建了四十二所新军校，用以培养陆、海军指挥人员。军校学员由三万六千人剧增至十六万八千人。全部军校的训练期限都由三年改成了两年。与此同时，还组织了为数众多的少尉训练班。所有这些，无疑对战争爆发前指挥人员的缺额有所弥补，但远远不够。
记得仅在我们军区，到1941年5月前就还缺三万多名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我已说过，我们把1941年的很大希望寄托在各军校5月份毕业的学员身上。但是年轻的中尉们是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才到部队的，他们当然来不及熟悉情况和研究自己的部属。我们得到的一个安慰是，大量预备役指挥员要在宣布动员后立即到我们这里。
最复杂的问题，是军队中各种武器，特别是新式坦克、飞机和火炮的装备。党中央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研制了第一流的军事技术装备样品。出色的“米格”、“雅克”、“伊尔”型飞机，最完美的T－34中型坦克和KB重型坦克，以及其他多种武器，就是在当时投入成批生产的。这是工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最伟大的劳动功勋。可是工业部门仍不能满足军队对技术兵器的需要。我们只好安于许多武器装备不足的现状，而寄希望于以后逐月增加。 在战争开始时，经常可以听到人们批评高级军事机关、国防工业部门的设计师和领导人，说他们在研制新型技术兵器方面落后了。那些对真实情况认识十分模糊的人可能这样说。
研制复杂的新式武器，组织其成批生产和大规模装备到军队，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它要求做出很大努力，而主要的是需要时间。
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都很知道T－34坦克极为良
好的战斗性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坦克可以同这种坦克媲美。但是让我们好好探究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在研究成功这种出色的坦克，并将其投入成批生产之前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
从1932年到1939年，工业部门主要向军队提供T－26、KM－7、T－28坦克。人们认为这些坦克的主要战斗性能是快速性高，火力强。但由于德军特种反坦克炮兵得到发展，加强我军坦克装甲的问题便提出来了。在1938年至1939年间，设计局和坦克驾驶教练场上开展了紧张工作，以便研制十八吨重的A－20型轮履式新坦克。这种车辆颇有前途，但武器装备差。设计师M·A·科什金和A·A莫罗佐夫继续工作，不久，一种装备76毫米加农炮和两挺机枪的A－32型坦克出厂了。总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8月选定了这种坦克，但要求设计师们进一步改进行动部分和增强装甲防护力。设计师们达到了这一要求。这样，当时坦克制造业的杰作——T－34坦克，经过紧张工作后终于诞生了。1940年初，这种坦克通过了全部试验，投入成批生产。到同年年底，工业部门已生产这种出色的坦克一千二百二十五辆，到战争即将爆发时又增加了一千多辆。
后来享有盛名的作战飞机的研制，也是以同样的毅力开展的。
遗憾的是，完全用新型坦克、飞机装备军队和实际掌握它们的时间不够。再有一两年就好了！……
我们军区最新式的飞机当时只占飞机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坦克也是这种情况。事情不好办，还因为工业部门自从转产新技术装备后，急剧缩减了旧装备的备件生产。所以，当旧装备因加紧使用而损坏时，就没有办法修理。战争头几个月旧式坦克和飞机较快报销，是不足为奇的。
在战斗准备方面，我们军区所属军队中较好的是步兵军和师，特别是编入国界掩护军队的那些军、师。配置在军区纵深、实际上编为军区战役第二梯队的步兵军所属各师，无论是人员补充和装备都要差得多。最使军区首长忧虑的，是火炮和迫击炮及部分枪械缺额，这在新组建的部队和兵团中特别严重。迫击炮、高射炮、大口径机枪、轻机枪和冲锋枪都不足。
军区装甲坦克兵的情况简直糟透了。对1940年开始组建的几个机械化军，首先是利用原来就有的独立坦克和机械化旅及各步兵师独立坦克营的人员、武器装备和战斗车辆进行补充的。到战争即将爆发时，没有一个机械化军完成了组建工作。
在军区所有装甲坦克兵中，机械化第4、8军的战斗准备做得最好，军区自1941年初以后获得CB和T—34坦克都优先给了这两个军。但是，就是这两个军也还缺乏战斗车辆、枪炮和其他技术器材。两军所属各师装备的新坦克，只及规定数量的一半。由于时间不足，新坦克乘员的训练程度和战斗协同都还达不到应有水平。
机诫化第15军组建稍晚。战争爆发前它的战斗准备程度比前两个军差得多。该军得到最好补充的是坦克第10师，共编有CB和T—34坦克近一百辆。坦克第37师总共只有三十二辆新的中型坦克和一辆CB型坦克。其余都是陈旧的KM－7和T－26型坦克。乘员刚开始学习驾驶新坦克。而该军摩托化第212师，实际上只不过那么叫它罢了，因为它不仅没有供人员乘坐的汽车，而且也没有运送重装备、弹药和油料的汽车。师炮兵的牵引工具只够牵引一个营，而且还没有后勤。军炮兵团总共只有五辆拖拉机，只能牵引一个连。其余火炮要离开原地，只有等国民经济系统的车辆开来之后，也就是等宣布动员之后，才有可能。该军摩托车团的处境更困难。它的指挥人员只补充到三分之一。所补充的士兵是未经训练的应征公民。
其余机械化军组建更晚，它们的状况太差了。所有坦克都已陈旧，而且多半是已消耗掉大部分摩托小时的教练战斗坦克。由于这些坦克已停止生产，所以几乎没来过备件，一有严重损坏，通常就意味着彻底报废了。大家估计，在KB和T－34坦克到来之前，人们将暂时先用这些坦克练习。
读者看见了，各机械化军还处于早期组建阶段，不能认为已完全做好战斗准备。
运输工具少是我们军区所有地面军队的弱点。汽车和拖拉机只及应有数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就连国界旁的那些师也未装备够数。在绝大多数机械化军中，被认为已经摩托化的步兵，却只能徒步行进，而相当大一部分师和军的炮兵，则由于缺乏牵引工具成了不可机动的炮兵了。
原因很简单。我国还没有富强到可以向迅速发展的军队提供足够的汽车和拖拉机的程度。原来考虑的是军队将在动员的头几天获得汽车和拖拉机。每个师都知道这些技术装备应从什么地方，从哪些企业和机关调来。
法西斯军队在这方面占有不容置辩的优势。它已充分动员，早已转入战时轨道的整个德国经济以及为法西斯所奴役的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在为它工作。被占领各国军队的大量技术兵器供它支配。同时，法西斯德军已在欧洲展开军事行动，并在行动过程中取得了很多作战经验。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希特勒分子已在战场上试验了自己的武器装备，并且安排了最完善样品的成批生产。
我们明白，一旦法西斯德国进犯我国，我们要打退其猛攻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要在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奋战。 8．最后的准备
军事委员会讨论提高军队战斗准备的新措施后还不到一昼夜，莫斯科就发来了电报。总参谋部质问：各筑垒地域部队为什么收到了占领前地的命令？那样的行动可能刺激德国人挑起武装冲突。这一号令要立即撤销。
电报使司令员很扫兴。因为这本来是他机断行事的结果，而现在他却要撤销原先下达的命令。
而军队中却传来了新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我的骑兵老同事、第5集团军参谋长J·C·皮萨列夫
斯基将军飞到了基辅。基尔波诺斯、瓦舒金和普尔卡耶夫立即听取他的汇报。皮萨列夫斯基报告说，德国人已一天天加强自己的部署。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法西斯分子已开始撤去设置在国界上的全部工程障碍物。现在他们正急急忙忙地积聚炮弹和航空炸弹，而且直接放在地面上，就是说不打算长期保存。袭击随时都可能发生了。而我军却还在常驻地点。如要占领沿国界构筑的防御阵地，至少需要一天，或者是两天。而敌人会不会给我们那么多时间呢？集团军参谋长在结束自己的情况报告时问道：现在还不该向国界掩护军队宣布战斗警报吗？
基尔波诺斯皱起了眉头。他说，他完全愿意与集团军首长分忧。国界的确不平静，军区军事委员会将采取一切可能做到的办法。现在不能宣布战斗警报，但是要认真考虑将集团军第一梯队师调近国界。最后，司令员表示相信，莫斯科一切都知道，在需要时会预先通知我们，会下命令。显然，那样的时刻尚未到来。
但我们明白这一时刻正在逼近。就在那一天，第26集团军参谋长A·C·瓦连尼科夫的报告来了：上校说“德国人正在构筑进攻出发地位”。
莫斯科无疑比我们更知道边界那边的情况，我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终于采取措施了。6月15日，我们收到命令，从6月17日起将第二梯队全部五个步兵军开往边界。我们对此早已准备就绪。读者记得，我们早在5月初就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做了许多工作：拟好了给各军的训令，勘察了行进路线和集中地域。现在剩下要做的只是给执行者一个口令而已。我们立即做完了这件事。
给各军准备强行军机动的时间是二至三昼夜。一部分师要在6月17日傍晚出发，其余师则晚一昼夜出发。他们要携带一切战斗必需品。为隐蔽起见，军队只在夜间移动。他们总共需八至十二个夜间行程。
计划写得很详尽。步兵第31军应于6月28日凌晨由科
罗斯坚地域到达科韦利附近边境。军司令部在6月22日以前应留在原地；步兵第36军应于6月27日凌晨占领杜布诺、科津、克列梅涅茨边境地域；步兵第37军6月25日凌晨即应集中于佩列梅什利亚内、布列扎内、杜纳尤夫地域；步兵第55军（欠一个师，该师留原地）于6月25日，步兵第49军于6月30日前分别进抵边境。
为使希特勒分子无法察明我军移动，各军集中地域均未选在国界附近，而选在国界以东几昼夜行程处。
军事委员会要求集团军派司令部作战处代表到每一个师监督行军的组织。但作战处人员根本不够，所以只好从其他处抽调军官担任。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要对国界掩护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要按各主要战役方向准备战役地图，要写行进路线说明，要研究和总结各军和集团军的勘察资料。还要接待和安置两个集团军，调各军去边界……
这一切迫使我再次向普尔卡耶夫将军提起我早先关于增加作战部人员的请求。谈话时在场的安东诺夫将军摇着头说：
“哎呀，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哪能谈得上增加！听说总参谋部奉命在两周内拟定压缩直属机关和各军区机关编制百分之二十的新方案……这样你还得盘算盘算你得和哪一位分手哩。”
“这个命令在哪儿？”普尔卡耶夫气忿地说。
“今天或是明天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的这位“组织和动员”专家平静地回答。
“那我们就什么时候收到，什么时候再考虑吧。”普尔卡耶夫沉默了一会，又说：“不过我不允许压缩作战部。您找其他部作牺牲品吧。”
“是，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安东诺夫愉快地表示同意。
我只能感到高兴：参谋长不允许压缩……（我们终于没来得及执行这一命令，因为战争爆发了。我后来觉得，开始战斗前一周简直不可能有那样的命令。我写此书时，决定检查一下是不是记性作弄了我。结果发现还真有过那样的命令。）
关于各军向边界开进的训令刚发到执行者手里，问题和请求便接踵而来。
步兵第55军军长首先给普尔卡耶夫打来了电话。他问：参加伞兵集训的那些分队怎么办？还要不要按计划规定再派去三个营？
普尔卡耶夫与司令员交换意见后才对我说：
“通知军长：所有出缺分队立即归建，以后一个营也不得派出集训。”
后来我得知，参加集训的分队终于未能在战争爆发前返回本军。
参谋长的电话铃声不断：有的请求把军区首长调来执行各种任务的部队归军建制，有的要求迅速归还靶场的炮兵，有的要求补充运输工具。我们的一切训练计划、经济计划和施工计划都是着眼于和平时期的。现在却要火速进行彻底修改。
但未经莫斯科准许，又并非一切都可由我们作主。
在6月这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有一次会见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由于我埋头工作着，没有发现有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好，上校同志！”我忽然听到了一个响亮而愉快的声音。
我从地图上移开视线，看见面前站着我的一个老熟人。他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中将。早在1927年，机缘就使我们首次在古尔祖夫疗养院相遇了，我们在那里相处得很好。我新认识的这个同志性格直爽，机敏过人。他读了很多书，空余的每一分钟都用在读书上。
当时我同他谈了许多我们所关心的军队生活问题。通过这次谈话，我觉得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是个思维独特而又富于创造性的指挥员，他不仅精通战术，而且是军队战斗训练法专家。我发现科涅夫有某种特别的本领，他能看出军事发展中新的和进步的萌芽。他对一切公式化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即使是很深的交情也不能使他不提出尖锐批评。
我们有点一见如故。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工作兴趣在许多方面相同，因为当时我们俩都是团长。
几年以后，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相逢了。虽然我在基本系学习，他在特别系学习，但我们仍经常找时间亲切交谈。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了。我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在职务上的迅速提升，真诚地为他的成绩高兴。到战争前夕，他已指挥北高，加索军区了，该军区主要兵力已编成我们新的第19集团军。科涅夫被任命为该集团军司令员。
不过，我完全没有料到会这样快在这里，在基辅见到他。
我们很想长谈，但两个人都很忙。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请求给他介绍一下军区情况。我请来了邦达列夫上校。他讲了边界那一边的情况，我尽我所知讲了军区所属军队的状况和配置。科涅夫很满意。
“谢谢你们的指教！”他说。“现在我可以到自己集团军去了。”
他的声音仍象以前一样充满朝气。他伸手向我告别：
“万事如意，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再会。”
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下一次会面不会很快了，因为我将随军区司令部前往捷尔诺波尔，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则率他的集团军去西方面军。
我们出色的炮兵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到莫斯科去领导总军械部了。6月月中，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帕尔谢戈夫中将来接替他的位置。我们这里认识他的人不多。但基尔波诺斯将军和军政委级瓦舒金在列宁格勒军区同他共事时已认识他。我在三十年代初曾同帕尔谢戈夫，当时年轻的炮兵团长一起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此后我们没见过面。
这位四十二岁的中将的生活道路，酷似大多数红军高级军事首长的生活道路。帕尔谢戈夫出生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一个农民家里，少年时代曾在安集延市的一家轧棉厂做工，十九岁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了。国内战争时期他在中亚作战。他的“大学”是在红军里上的。健全的头脑和罕见的记忆力帮助他成了一个好炮兵。他在三十年代前就指挥炮兵营，接着指挥炮兵团。后来进诸兵种合成军事学院，毕业后再次指挥炮兵团，不久受到破格提升：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炮兵主任。在卡累利阿地峡事件中，他领导第7集团军炮兵，尔后又回到军区，由那里到莫斯科担任红军炮兵总监。在炮兵最高岗位工作的三年，使帕尔谢戈夫收获很大。他已是有很高战役造诣、能大胆迅速定下决心的指挥员了。 6月19日晨，我正向普尔卡耶夫报告我们各军向边境地区运动的情况，帕尔谢戈夫率他的参谋长和军械主任来到办公室。普尔卡耶夫办公室里那种拘束的沉寂顿时被打破了。瘦削、匀称、十分好动的帕尔谢戈夫在门外就高声而愉快地向我们阴沉的参谋长问好，走到他面前，使劲地摇晃着他的手。然后他快步走近我，精神焕发地伸出被晒成青铜色的小手。深棕色的两眼微笑着。
“你好，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又有缘相见了……”
帕尔谢戈夫用他有力的手指握着我的手，转身对参谋长嚷道：
“瞧，普尔卡耶夫同志，遇到了同乡！知道吗？真没料到！”
他猛一转身，象骑马鞍子似的坐到沙发上，仔细地整理胸前的“金星”奖章（他由于在突破曼纳林防线时立下战功，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捋顺了深色小胡子。
“好吧，找我们有什么问题？”
在这种活跃的场面中，普尔卡耶夫的脸上一直保留着他特有的庄严宁静和冷淡谦恭的表情。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谈实质问题：向边界开进的各步兵军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只携带了极少量弹药。怎样补充弹药储备呢？
帕尔谢戈夫喊一声：
“拿图来！”
炮兵参谋长递上了一张折叠着的地图。帕尔谢戈夫很快打开图，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皱起了细细的黑眉，两片嘴唇无声地张合着。他抬起了头。
“我们的主要军械库都配置在军队要去的那一线。各军一到指定地域就将得到弹药。”
“军区司令员认为，最好在各军到达之前就要先运去不少于半个基数的炮弹。”普尔卡耶夫说。
帕尔谢戈夫凝神看了军械主任一眼。
“我们努力吧。”军械主任回答。
“不是努力，而是完成。”帕尔谢戈夫坚定地说。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求您，帕尔谢戈夫同志，”普尔卡耶夫在结束谈话时说，“就是请您亲自过问，在近期内把由于缺乏牵引工具目前仍留在营房区的全部火炮都拉到各军去。为此，我们将由军区汽车团拨出剩下的汽车作牵引车使用。如果车不够，那就要将其余火炮立即通过铁路运去。”
“好。我们去完成。”炮兵主任仍然那么坚决地说，并象进来时那样迅疾地离开了办公室，过了好一会，走廊里还传来他那响亮、尖细、带着东方口音的声音。
这里提前说一说，帕尔谢戈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迅速组织了弹药向各步兵军集中地域的前送。
各集团军的告急报告源源不断。在6月19日收到的请示中，我还记得第12集团军新司令员波涅杰林将军的电报。他问司令员，假如德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高射炮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开火。
基尔波诺斯将军命令参谋长这样回答：
“下列情况可以开火：
（1）军区军事委员会下达特别号令；
（2）宣布动员；
（3）掩护计划生效，同时又没有特别的禁令；
（4）第1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清楚，和平时期我高射炮不向德军飞机开火。”
这一答复也雄辩地证明，苏联方面虽然采取了一切更坚决的措施来应付冲突不可避免时的情况，但仍竭力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不给希特勒分子以撕毁互不侵犯条约的丝毫借口。
同一天早晨，B·K·朱可夫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说国防人民委员已命令建立方面军领率机关，并于6月22日前将其调到捷尔诺波尔。电报要求对此“严格保密，但可预先通知军区司令部人员”。
所有这些，我们早已预作考虑。按我们的打算，用汽车运送整个方面军领率机关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过于暴露了。因此我们决定还要利用铁路。军区司令员命令铁路运队于6月20日傍晚由基辅出发，而主要的司令部汽车纵队则于次日上午出发。
“军队怎么办呢？”我问参谋长。
“目前号令只谈到军区领率机关。您要抓紧时间拟好军区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国界掩护计划的全部文书，至迟于6月21日通过火车并加派必要的警卫，将其送到总参谋部。尔后您同您的作战部一起乘汽车在我们后面出发，至迟于6月22日早上7时到达捷尔诺波尔。”
我自然对军区首长不带作战部去指挥所感到谅讶：万一发生事情，他们就无法指挥军队，因为身边既没有作战参谋，又没有隐蔽通信专家。但是普尔卡耶夫不同意我的下列建议：我留下两三名参谋，其余由我的副部长率领随军事委员会同时出发。他说这没有必要，因为作战部在6月22日凌晨已到达捷尔诺波尔，而在此之前未必需要它。
“所以，一切都照计划行事。”将军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让我明白不必把时间耗费在谈话上。
6月20日傍晚，我们送走了乘火车出发者，次日中午又送走了乘汽车启程者。
军区首长的镇定，方面军领率机关在编队和准备上路时的认真和有条不紊，对大家起了良好影响。谁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安。行政管理机关有人甚至希望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出发训练，最迟在下星期六，大家就能回到基辅。
星期六，我们终于把全部紧急文件发往莫斯科。几辆大轿车和载重汽车开到了军区司令部正门。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迅速把文件、地图、桌椅、打字机等装上汽车。大家干得很愉快，不断传来嬉笑声。
这是一个暖和的傍晚。绿荫如盖的大小公园散发着馥郁的芳香。基辅人正下班回家。到处呈现出热闹景象。谁都没想到，那时离和平生活突然中断。“战争”这个可怕字眼响彻每个角落的非常不祥的一刹那，只剩下十个钟头了。
当我们的纵队穿过行人很多的市区，走上日托米尔公路时，天还很亮。我坐着小汽车在纵队先头行驶，浏览着白天未及一看的报纸。各版都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
但我心里仍然不平静。看来是因为我和我的助手们知道的消息比报纸上写的多得多。
我们还未到达日托米尔，就听见我后面那辆汽车发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我命令司机把车开到路旁停下。原来有几辆车由于发生各种故障抛锚了。一夜之间我还不得不几次让纵队停止前进。这些未曾料到的迟延使我们无法执行行军时间配当表。很可能早上7时前我不能把我的汽车纵队带到捷尔诺波尔。但军队里习惯于竭尽全力准确执行命令，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再说，战争或许就在拂晓爆发这个想法，整夜都使我苦恼。我于是命令加速前进。当我们距布罗德这个绿荫丛中的乌克兰小镇不远时，天已破晓。我们在这里又作了十分钟的停留。
在每辆大轿车或载重汽车旁，车长都迎着我报告：
“一切正常，上校同志。”
当我回到纵队先头，正准备发出“前进”信号时，布罗德上空突然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响声。大家都抬头注视着天空。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机场，那里配置着歼击机和强击机。不知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员要这样早开始自己的飞行日……
可是传来了一声声爆炸巨响。大地都在脚下颤动了。有人嚷起来：
“看那！看那！大火！……”
布罗德后面升起了团团浓烟。汽车司机老练的眼睛看出是油库着火了。大家都在惊慌的沉默中呆住了。一个想法油然而生：“难道战争爆发了吗？！”
当我们看见机翼涂有黑色N的飞机后，最后的疑团消散了。这些飞机投完了炸弹，正在我们头顶上转弯。有三架敌轰炸机离开队形向我们冲来。人们迅速散开，卧在路边沟里。只有几个司机顽强驾驶着自己的汽车。法西斯飞机两次超低空掠过纵队，并用机枪进行扫射。我查明总共有两人受伤后，便吩咐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救护，继续上路。
没有任何疑问了，战火已经烧到我们的国土。现在边界上出了什么事呢？这个想法令我心绪不宁。当时甚至大部分掩护兵团也还分散在距国界线很远的地方，而第二梯队军则还距它二百五十至三百公里。能顶住敌人吗？假如顶不住，第二梯队军的全部动员就要受到破坏，它们进入交战时仍将处于现在这种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严重缺额的状况。
所有这一切，我只有到捷尔诺波尔才能了解到。
我们急忙向那里赶路，再也顾不上掉队的汽车了。
从此，我漫长地战争考验历程开始了。 二、边境交战
1．“KOBO－41”计划①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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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国界掩护计划代号。——译者注。
我们的汽车沿布罗德的街道疾驰着。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但居民都没睡，窗帘都拉开了。人们不安地看着机场方向，看着滚滚浓烟。他们猜想这不是无缘无故造成的。
我们距捷尔诺波尔还有六十公里，在走这段路时，法西斯飞机小编队又对我们的纵队进行了两次轰炸。幸好没造成严重损失。
我们在早晨六点多钟到达，比规定的期限早。大家都在等我们。头车刚驶近军营，大门就猛地打开了，值班军官默默地向我打手势，指示前进方向。
这里原驻着一个小部队，决定在捷尔诺波尔开设军区基本指挥所后，为加紧工作，便利用了这一军营。它原来的主人迁到了另一地点。房屋已经过仓促改建，当然还远未做完全部改建工作。
我数了数，约有十五栋小房，大多是一层的。小房之间搭起了一个个帐篷。到处都能看见新挖的掩壕，这是在一旦遭轰炸时供人员隐蔽用的。
听到急速开到的汽车的喧闹声后，普尔卡耶夫将军跑了出来。他一脸极不耐烦和懊恼的神色，使人感到他马上就要嚷起来：“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将军没说话：看得出，他记起了是他自己指定我们到达期限的。他一挥手打断了我的报告。
“快点卸车，开始工作！立即通过一切通信线路通知第二梯队各军长，实施“KOBO—41”作战计划。要他们确认已经收到号令。回电后向我报告。”
普尔卡耶夫刚走，门口便出现了盛怒的司令员。他对我们迟到极为愤慨。基尔波诺斯是难得失去自制力的。就是说，如果他失去镇静，那事情就十分严重了。
我忍受着一肚子委曲，说明我们甚至比指定时间还早一些到达，尽管汽车的技术状况不好。基尔波诺斯稍微克制了一些，边走边说：
“一小时后我桌上要有一张边界情况图！”
我们立即着手工作。大家摊开了地图和文件。被指定分管各集团军的方向参谋们守候在电话机旁。
对任何一个指挥所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通信联络。指挥所开设在捷尔诺波尔期间，军区通信主任多贝金将军和他的属下做了很多工作。我记得他曾自豪地向军区司令员报告，由新指挥所通过电话、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既可同各集团军司令部，也可同莫斯科直接通话。通信是多路的，因而也是可靠的。不过，只在和平时期才是这样。问题在于，我们的通信基本上靠的是邮电人民委员部的永备有线通信线路。这样的线路自然是众所周知的，法西斯分子从战争头几个小时起就派航空兵和破坏队去对付这些线路了。及时排除故障的力量也不足，因为大多数集团军和方面军通信分队，要在乌克兰西部各州宣布动员后才组建；而敌人的突然入侵破坏了这些计划。
而现在，当战斗开始后，当昨日的基辅特别军区成为西南方面军后，方面军首长不时同军队失去联系。联结方面军指挥所和总部的线路还可凑合，而要同各集团军司令部联络，那就太难了。
分管第12、26集团军的方向参谋很幸运：他们立即打通了电话。第12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苏匈边界暂时还没有发生战斗行动。而第26集团军司令部则只能报告：敌人在拂晓时向我全部边防小队进行了冲击。掩护军队接到警报后即由驻地开赴边界。边防军分队和筑垒地域分队正在奋不顾身地作战。
而第5、6集团军发生了什么事，却很久无法弄清。从一切迹象判断，敌人是在这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地带实施主要突击。电话和电报线路不时受到破坏。无线电报务员的努力也常常没有结果。
毫无疑义，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是情报部长还是我，都不可能向司令员提供使他满意的情报。
邦达列夫上校只能报告：法西斯军队早在拂晓时就开始在第5集团军地带，即我方面军最北翼的柳博姆利、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段强渡西布格河；敌人对乌斯季卢格地域和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域集中了最猛烈的炮兵射击和航空兵突击；其先遣部队实施突然突击攻占了边境车站弗沃达瓦。在第6集团军地带，敌人夺取了边境城市帕尔哈奇和另外几个居民地，其中包括柳贝恰－克鲁列夫斯卡亚、奥列希采、旧谢洛。另外还弄清了法西斯分子空投到边境地区的几支兵力不大的空降兵的情况。
关于侵入我们国土的敌军数量、编成及其主要突击方向，我们这位侦察兵暂时还未掌握任何具体情报。因此，对于敌人的意图，不可能作出了可靠结论。
我只能这样报告：在第5集团军地带，除筑垒地域部队和边防小队外，目前只有步兵第87师部队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域进入了战斗。该集团军其余兵力都还在行军中，看来，他们会在边境地区的纵深与入侵的法西斯部队遭遇。在第6集团军地带，步兵第159师一个团和骑兵第3师各团正奔赴被敌人夺占的帕尔哈奇市。他们受领的任务是以坚决的突击将敌人赶出国界。最后我补充说，同各集团军的通信联络经常中断。各集团军司令部同各兵团和部队也同样难以保持通信联络。
基尔波诺斯听取边界状况的简单情报后，生气地说：“假如以后通信联络也这么糟，我们怎么能指挥军队？！”
参加交谈的普尔卡耶夫将军试图安慰司令员：正尽一切努力恢复通信联络，同时已派作战部和情报部参谋人员乘飞机去各集团军；过两三个钟头，情况就会一清二楚了。
“去吧，上校们，”司令员不掩饰自己的气愤，对我和邦达列夫说，“利用一切手段从军队搞到较详细和具体的情报。”
情况了解得很慢。关于第5、6集团军态势的情报，只好一点一点地收集。直到上午九点左右，我们才弄清，法西斯分子在这两个集团军的掩护地带还夺占了许多居民地，击溃了边防军、筑垒地域守备部队和赶赴边界的掩护军队各先遣支队的抵抗。
10时30分，第5集团军司令员通过无线电发来了第一
份报告：“索卡利和塔尔塔库夫在战火中。步兵第124师无法接近边界，只好在斯特鲁米洛夫斯基筑垒地域以北占领防御。”
根据下属司令部发来的零星、断续，有时还自相矛盾的情报，仍然难以作出关于侵入苏维埃乌克兰的敌军集团和关于法西斯统帅部战役企图的明确结论。只好以推测和猜想作为根据。
不久，我们在分析战争第一日发生的全部事件后，终于能粗略想象战事进行的情景了。星期六晚上到夜间，边界那一边到处呈现出令人生疑的热闹景象。边防军和军队侦察部门报告，他们听到了坦克和拖拉机的马达声。半夜，在第5集团军地带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以西，有一个德军司务长越境。投诚者说，法西斯分子已经做好了进攻的一切准备，将在早上四点开始进攻。边防小队长按级上报。这个消息是那样重要，以致乌克兰边防军司令员B·A·霍缅科将军被从睡梦中叫了起来。他立即向莫斯科的上级首长报告，并向军区司令员通报。 大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挑衅吗？”于是都等莫斯科的决定。
6月22日零时25分，捷尔诺波尔的军区通信枢纽开始接收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这是发给所有西部军区司令员的。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警告，“1941年6月22日到23日德国人可能实施突然袭击”，要求我军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并使军队“进入完全的战斗准备，以应付德军及其盟军的突然袭击。”电报接着指出了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
“（1）1941年6月21日夜间，隐蔽占领国境筑垒地域各发射点；
（2）1941年6月22日拂晓前，将全部航空兵，包括军属航空兵①，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并加以周密伪装；
（3）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军队应分散和进行伪装。
（4）防空兵在不对应征公民进行补充动员情况下即进入战斗准备。城市和目标采取一切灯火伪装措施；
（5）未接到特别号令，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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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时苏军支援陆军的航空兵分为方面军航空兵，集团军航空兵和军属航空兵。军属航空兵只是一些侦察校射飞机分队和通信飞机分队，隶属步兵军。1942年，这三种航空兵都编进了新建的方面军空军集团军。——译者注。
这一训令十分重要，但可惜的是极为冗长，直到夜里两点半才接收完毕。这时距法西斯大举进犯已不足一个半小时了。
读者可能会问，为了节省时间，由总参谋部发出一个简短的约定信号不是简便一些吗？军区首长接到约定信号后，可以同样简短地命令军队实施“KOBO－41”（我们这样称国界掩护计划）。这一切费时不会超过十五到二十分钟。
看来，莫斯科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掩护计划生效的信号，不仅意味着对所有军队进行战斗警报紧急动员和将其调到预定地区，而且意味着在整个军区范围内进行动员。
当我们在研究电报和起草给各集团军的号令时，希特勒分子正向我军实施猛烈的航空兵和炮兵突击。
大多数部队都在常驻地遭到这些突击，我军受到了最初的重大损失。
我掩护军队的第一梯队师接到将入侵敌人逐出国界线的命令后，在敌人不停顿的轰炸下向西猛进。德军航空兵的首次突击尽管出乎我军意料，但绝没有造成惊慌失措。情况很困难：一切能着火的都被火苗吞噬了，一座座营房、住宅、仓库眼看着被炸毁，通信联络也中断了。但指挥员为保持对军队的指挥而尽了最大努力。他们坚决执行了直到打开保存的密封袋后才了解到的战斗命令。
最先开去迎击敌人的，是第5集团军所属步兵第45、62、87、124师，第6集团军所属步兵第41、97、159师和骑兵第3师，第26集团军所属步兵第72、99师的先遣部队。
这些部队占领边境工事至少需八至十小时（二至三小时战斗警报紧急集合，五至六小时行军和组织防御）。而各国界掩护集团军全部兵力进入完全战斗准备并展开，按计划规定需两昼夜！
实际上，承受希特勒军队首次突击全部威力时，只是为数不多的边防军分队和筑垒地域守备部队。
情况之所以变得复杂起来，是因为从法西斯入侵的最初几小时起，德军航空兵就夺取了制空权。我军区空军在它的轰炸下损失了一百八十架飞机。开赴边界的苏军部队不断遭到空中轰炸和扫射。我军只有一些歼击机小编队冲破了法西斯飞机绵密的狙击网去支援自己的军队。
当方面军参谋长报告上午10时前的情况后，基尔波诺斯将军立即把空军司令员普图欣将军叫到跟前，要求他集中航空兵主要力量，从空中掩护开赴边界的军队，对敌坦克和摩托化集团及其最近的机场实施集中突击。
普图欣走后，普尔卡耶夫将军把刚收到的国防人民委员训令放到方面军司令员桌上。基尔波诺斯转向瓦舒金，缓慢而清晰地读起来：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军航空兵毫无理由地袭击了我国界沿线的机场和城市，对其进行了轰炸。同时，德军在各地开始炮击，并越过我国国界。
鉴于德国方面空前厚颜无耻地进犯苏联，我命令：
1．军队调集全部兵力兵器向敌军发动猛攻，并将其消灭在侵犯苏联国界的地域。未接到特别号令，地面军队不得越过边界。
2．侦察航空兵和战斗航空兵察明敌航空兵集中地点和敌地面军队部署。轰炸航空兵实施猛烈突击消灭敌机场上的飞机，轰炸其地面军队基本集团。航空兵对德国领土的突击纵深为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要轰炸柯尼斯堡①和梅梅尔②。未接到特别指示不得对芬兰和罗马尼亚领土进行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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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市。——译者注。
②今苏联克莱佩达市。——译者注。
由于训令的要求很清楚，所以未经任何解释就立即传达到了军队。
我们应在15时向莫斯科发去第一份报告。这一报告由我起草。看来，这是我做司令部工作以来最难写的报告文书。情况仍然不清楚：各集团军的真实态势如何？敌人在哪里实施主要突击？它的企图是什么？对所有这些只能进行推测。我们发到莫斯科的第一份战斗报告显得套话连篇和含糊其词。
因此，我和我的助手们不禁感到自己是无辜的罪人。
我们迅速想出了较为灵便而有效的收集和整理下属司令部情报的方法。电话和电报线路经常中断，无线电台工作又不稳定，使我们不得不首先寄希望于我们派到军队去的那些乘坐汽车、摩托车和飞机的联络军官。
对6月22日入夜前收到的情报进行分析后，情况已经越来越清楚：敌人是由第5集团军地带和第5、6集团军接合部的乌斯季卢格和索卡利两地域向卢茨克和杜布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法西斯军队还在第6、26集团军地带实施进攻。俄罗斯拉瓦和佩利梅什利两地域正进行激烈战斗。
后来察明，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佩列梅什利地段我西南方面军第5、6、26集团军当面，希特勒统帅部展开了三十七个师（内步兵师二十五个，坦克师五个，摩托化师四个，警卫师三个）。共有一千三百架飞机的第4航空队基本兵力对其进攻实施支援。
仅在第5集团军当面，“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在进攻第一日就将十个步兵师和四个坦克师投入交战，他在这里至少还有两个步兵师，四个摩托化师和一个坦克师做好了发展胜利的准备。我在边界附近的五个师，面对着赖谢瑙将军的野战第6集团军和克莱斯特将军的坦克第1集群共二十多个师！
野战第17集团军司令施蒂尔普纳格尔在托马舒夫到佩列梅什利正面展开了所属各师，经俄罗斯拉瓦向利沃夫，继而向捷尔诺波尔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他用几个突击牵制了我防守佩列梅什利及该市以南各地区的兵力。
在我方面军地带入侵乌克兰的法西斯兵力的真实部署就是这样。不过，这一切我们在战争第一日当然是不了解的。
在乌克兰，战争就是在对我们极端不利的那种条件下开始的。无论在白俄罗斯还是波罗的海沿岸，战争也都在同样艰苦的环境中爆发了。希特勒统帅部迫不及待地利用了突然袭击给它带来的全部巨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