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
程远行作者程远行是老一代外交家王炳南、乔冠华的秘书。他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尘归尘、土归土，随着一些当事人的故去，某段历史将会成为空白。当年未代皇帝溥仪是怎样被引渡回国的；美国大兵是如何欺凌强暴天真单纯中国女学生的；一个苏联红军在东北犯下禽兽不如的罪行，是如何死于非命的；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是如何批示的，本书都有血有肉，真实生动地娓娓道来。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从1945年4月至5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4月30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他的情妇双双自尽。
30日这天，希特勒获悉他的伙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克拉拉·贝塔西命丧黄泉的死讯后，马上就进行自杀准备。他先毒死了他心爱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又把两名女秘书叫来，把毒药交给她们，要她们自行了断。然后，他和新娘爱娃·勃劳恩还吃了一顿午饭。这位美丽的金发女人下决心同丈夫一道结束自己的生命。两人和走廊里的众人诀别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寝室。
戈培尔等人在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只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又等了一会儿，仍没听到第二声枪响。他们只好走进希特勒的寝室，看到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从嘴里鲜血直流，看上去希特勒是对着自己的嘴放的枪。爱娃·勃劳恩躺在他的身旁，她是服了毒药，并没用手枪。两支手枪落在地板上。
希特勒死后，于5月8日，德国方面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战争只结束了一半。对英、美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战争局势是从同时对付德、日两线战争一变而为集中对日的一线战争。
日本由于希特勒垮台，不仅在精神上遭到了崩溃性的打击，而且在战争实力对比上，也已陷入了不可挽救的劣势地位。
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虽然已陷入危在旦夕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坚持侵略和扩张的立场，不想无条件投降。一方面他们认为欧洲战争已经结束，美、英、苏的团结合作已失去了基础，在三大国之间，还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尽管苏联政府于4月5日宣布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但他们仍抱有苏联不会对日作战的幻想。
因此，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大国名义发表的、促日投降的《 波茨坦公告 》无动于衷。
几天之后，美国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既瓦解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扩张野心，又推动了苏联出兵助战。
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宣告说：“明天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苏联政府随即派出一百多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界，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出击。
毛泽东为了支持苏联出兵打击日本侵略者，于8月9日发表了《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一文。该文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期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面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
三天之后，日本东北关东军在苏联红军和中国抗日力量的打击下，已溃不成军。
于是，日本当局立即通过瑞士、瑞典两个中立国政府向中、美、苏、英四国递交了接受《 波茨坦公告 》的照会。
这时，苏联红军在沈阳已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抓了起来，并把他们押送、关押在苏联远东军区。
随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集团要求投降，于9月2日最后放下武器，并签署了投降条款。
日本投降的消息，顿时传遍全国，神州大地一片欢腾。
忍受日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特别是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亡国奴生活的东北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纵情歌唱。
大江南北锣鼓喧天，爆竹齐鸣。祖国大地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欢乐景象。
当时，中国一些年轻人曾以与美、英、苏这三个强国为伍而荣，从而对世界三大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甚为敬佩。
当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签的密约被解密，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出现某些新因素之后，三巨头头上那闪烁发亮的光环，有的已经暗淡无色，有的彻底扑灭了。
三巨头在战中结成同盟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大不列颠首相丘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三巨头在德黑兰开会，结成美、英、苏共同作战的三国同盟。这个同盟不仅是欧洲战场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战后三大国共同合作的重要因素。会议正式通过了三大国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和关于战后三国合作的宣言。
宣言指出：我们（ 三巨头 ）决心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军事行动，并确定战争的规模和时间。
协议指出：“我们三人成了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三国不仅是战争期间共同合作，而且在战争胜利后，为了和平，仍将共同合作。”
对此，当时有评论说：德黑兰会议在历史上使三巨头结成同盟，对消灭希特勒法西斯起了很大作用。至于战后三巨头能否继续无私地共同合作，是对他们的一个重要考验。
三巨头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于1945年元月11日到苏联克里米亚海滨雅尔塔开会。会上三人商量了早日战胜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和战后一些合作问题。同时，三人还秘密签订了一个满足斯大林对中国领土要求的《 雅尔塔协定 》，也就是秘密签订了一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三个政治条件的协定。苏联的政治条件严重地侵犯和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斯大林当时明确提出，三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不出兵对日作战。
这三个条件是：
一、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1、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2、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3、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该协定还提到，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以征得蒋某对上述各项的同意。
该协定还强调：三巨头同意苏联的领土要求，但须在打败日本后，方可予以实现。
斯大林在会上俨然以救世主的口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并将以武力协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中解放出来。
从《 雅尔塔协定 》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来看，三巨头一致支持和承认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沙俄入侵中国、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的权益。实际上是，要中国继续履行沙俄时代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一件历史上的《 雅尔塔协定 》彻底揭开了号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纱。许多历史事实已证实苏联蚕食别国的意图从未改变。1924年苏联已放弃一切特权的《 中俄协定 》已不算数了；1936年苏参加签署的黑海海峡的《 蒙特罗公约 》也不认账了。
斯大林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明目张胆地背叛其共产主义信念，而且还乘人之危，火中取栗。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对此，我们受蒙蔽的一些人，应该吸取一些教训。
然而，《 雅尔塔协定 》 确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雅尔塔协定 》的主谋是美国——罗斯福；帮凶是英国——为保障英国切身利益的丘吉尔；受益者是标榜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坚持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的既是美国、英国，又是苏联；被宰割者则是坚持抗日战争，并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重大代价的战胜国——中国。
如果说，在历史上，有侵略者以武力进行扩张，让战败国割地赔款，而在20世纪中叶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竟然是一个堂堂的战胜国——中国，被共同作战的同盟国堂而皇之宰割，实在离奇。
这一协定虽然各大国、包括中国，为了抗日、为了大局先后表示同意，但谁也无法否定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协定；谁也无权限制后人对此怪事的质询。
杜勒斯推动实施《 雅尔塔协定 》扶蒋反共
《 雅尔塔协定 》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罗斯福在不与中国当局打招呼，也不请中国领导人作为战胜国一方出席雅尔塔会议的情况下，拿中国领土主权做交易，与苏联签订《 雅尔塔协定 》就十分露骨地反映出美国的对华态度。罗斯福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美国国内人民的质疑。1945年3月1日在美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议员，以风闻“雅尔塔会议牺牲了中国的权益和主权，妄图贿赂苏俄为题，向总统提出质询”。罗斯福也觉得此事做得和他一贯的信念区别不小，因而他对议员的质询，深为内疚。
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做法，不仅引起美国人的质疑，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并不是心疼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侵害，而是担心无法向国人交待。如果他不提出质疑，好像他已默许三大巨头背着他瓜分中国的领土，又怕重演众所周知的《 凡尔赛和会 》的悲剧。为此，蒋某确也很为恼火。
蒋介石为了弄清情况，则通过坚持扶蒋反共立场的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去问罗斯福。
罗斯福表示支持赫尔利大使，罗斯福对他的大使说：不经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不会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并指示赫尔利，要他取道伦敦、莫斯科回中国，以争取英、苏对美援蒋政策的合作。
在赫尔利回中国之前，他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反共立场，他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只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中共武装军阀或武装政党……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对此，有人说，赫尔利的反共讲话是美国对华政策自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话，不无道理。
就在赫尔利这席讲话之前，罗斯福逝世。
继位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他在扶蒋反共的政策上走得更远。
毛泽东于7月12日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赫尔利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
“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
就在这一时期，有一个美国人对毛泽东说：“……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对此毛立即指出：“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杜蒋介石半推半就 宋子文无可奈何
杜鲁门上台后，通过外交途径了解到，斯大林已表示，《 雅尔塔协定 》要办的事，不宜再拖，并向美国讲了三句话：一、蒋介石是中国惟一领袖（ 拟通过美国向蒋某传话；给蒋某戴个高帽 ）；二、我们欢迎中国文官参加将来接受东北地区的工作（ 打出诱饵 ）；三、请宋子文外长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签订《 雅尔塔协定 》所提到的协定（ 要美履行诺言 ）。杜鲁门闻风而动，竭力去办。
几天之后，杜鲁门约见在纽约参加国际会议的宋子文，并把《 雅尔塔协定 》的文本交给了宋子文。
宋子文看到这个协定很恼火，当即向杜鲁门说：“《 雅尔塔会议 》因无中国代表参加，该会议对中国自无约束力。罗斯福先生越俎代庖，慷他人之慨，干出这种献媚苏联、损害盟国的不名誉行为，中国人深表遗憾。因此，对这种非法密约，中国不能承认！”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该采取的立场。
杜鲁门见此情形，便婉转而又毫不退让地说：“对宋部长所表示的态度，我也理解，但《 雅尔塔协定 》已是既定事实，似已无可挽回。如果苏联一旦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对《 雅尔塔协定 》就不能不予以支持了！”
最后，宋子文并没退让，还是说了一句为中国人出气的话，他说：“从《 雅尔塔协定 》看，苏俄显然想要恢复帝俄时代，即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利，但根据1924年的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治外法权。对这一点，《 雅尔塔协定 》应该明确指出。”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到了要害，既指出苏联和沙俄没有两样；又点到苏联不讲信义，说话不算数，可以随便单方废除双边条约。
但杜鲁门对宋子文的慷慨陈词不以为然，也不感兴趣。
宋子文只好回国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后，他虽然也知道，此事弄不好，会背上一个丧权辱国的罪名，但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便过于抵制。
于是，蒋介石便派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去莫斯科找斯大林进行直接谈判。
在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僵硬，似乎有关《 雅尔塔协定 》一事，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同时，他还以三巨头所签署的协定，任何人无权拒绝相要挟。致使双方在归还中国领土主权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对此，宋子文很为恼火。
正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斯大林要去柏林参加三巨头波茨坦会议，于是中苏谈判只好中断。宋子文回国。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经斟酌，心里有了一个谱，他决心在外蒙、旅顺、大连和满铁等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
蒋介石的决心是出自以下考虑：
1、维护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某些事情上，不便过于使美国不快。
2、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可以在美国支持下，实现一党掌权。
3、充分利用苏联所派出的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收复东三省（ 满洲 ）。
4、对苏作出一些让步，以减少在发动内战计划中，来自苏联的干扰。
5、尽力促使苏联早日出兵对日作战，以减少战争中同盟国的伤亡，也好向美国有个交待。
蒋介石的用心，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美国的需要，于是他再派宋子文重返莫斯科，找斯大林继续会谈。
聪明的宋子文在重返莫斯科之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不当外长了。蒋也看出，宋是不愿为这个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承担责任，以免后人骂他卖国，便同意了宋的请求。
随即，蒋介石便任命王士?为外交部长，并嘱宋：“中苏谈判你还是要负责到底。”
波茨坦会议后，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很快。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蒋介石深感事态紧迫，特别是他看到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文章，更有些着急。
毛泽东的文章中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立即进行反攻，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此时，蒋介石也担心中共会在苏军的支持下占领东北和内蒙。他想到这里就更有些慌神，于是他立即指示宋子文尽快与苏联谈判，必要时可作一些妥协。
就这样，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双方还签署了关于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及苏军为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四个协定，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方面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这些文件均由中、苏两国外长签字。
不久，马歇尔奉命来华斡旋国共分歧。他不负使命，尽了自己的力量，但由于他必须贯彻杜鲁门的扶蒋反共的旨意，他不得不自己宣告，“斡旋失败”。最后，他只能悄然而去。
马歇尔原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当过美国陆军和空军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同盟国战略决策人之一。他的才华、功绩和为人在西方舆论界的评价是很高的。据美国作家福雷斯特·斯·波格说，有三个英人（ 一位编辑、一位内阁成员、一位历史学家 ）和两个美国人（ 一位外交官、一位外事通讯记者 ）坐在伦敦俱乐部议论本世纪的伟大人物。伟大是指性格、远见、成就和崇高目标而言。五人一致同意，只有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伟人。他们是温斯顿·丘吉尔和乔治·马歇尔。
美国派了个将军搞外交这件事，许多人猜测，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抗战时期，美国为了利用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对中共抗日根据地颇为重视，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拥蒋用共”；战后，美国为了取得在华优势，维护其远东利益，故支持中国统一，这时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马歇尔来华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在技术上做某些修补，方法上有某些改变，但美国“扶蒋压共”的基本点看不出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把中共逼进了死角。 马歇尔于1945年底正式开展斡旋活动。首先成立了“三人小组”。约在12月31日国共谈判时，国民党代表答复周恩来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向中共代表团递交了一个复文。文中提出：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等问题，可由国共双方各派一人，会同马歇尔商量解决办法。这就是当年成立的“三人小组”的最初建议。中共代表团经请示，派出王炳南答复对方，同意“三人小组”的做法，并声明，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这时，马歇尔提出，在北京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以执行停战协议的有关政策、监督停战并公正的做调查。
马歇尔的具体斡旋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12月底开始到1946年6月6日宣布东北停战为止。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班子在国民政府迁都后，都转到南京；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6月7日，东北停战协议失效到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
三人小组谈判内容复杂、分歧很大。例如整军问题：美国希望实现中国军队美国化，以便能控制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整军方案是想吃掉、编掉中共的军队；中共既反对被吃掉，也反对被编掉，主张把军队交给联合政府。
又例如内战与反内战问题，蒋介石力主于打；中共坚持反对打内战；马歇尔则偏袒蒋某。因而围绕着打内战问题的谈判与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提出过停战的口号，以防止八路军扩张领地；还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孤立共产党；还唱出要和平的高调，以平息全国人民的反战情绪。而在南京谈判期间，蒋介石凭借美国的军事援助的军事优势，把与中共谈判当成军事进攻的幌子，并以美国援蒋的对华政策为后盾，有恃无恐，在东北地区大打出手，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猖狂进攻。
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事实已经证明，马歇尔的斡旋已失去公正。
对此，参加国共谈判的王炳南说：“由于美国当局大力援蒋，马歇尔的威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逐渐下降。从蒋介石方面说，美国对蒋的援助越多，蒋介石的反共气焰就越嚣张，就越发不把马歇尔放在眼里。从中共方面说，美国越是加紧援助蒋介石，马歇尔的‘公正’立场就越失去平衡。于是中共对马歇尔的斡旋就越是失去信任。”
1946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军事援华法案，请国会审批。同一天，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个《 中美处理租界法案物资协定 》。按此协定，美国将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大批军火。
对此，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得不给以公开抨击。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声明，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
从此，中共和美国的关系开始恶化。
这时，马歇尔感到自己的斡旋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使命已不能再继续下去，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了，一时也难有作为，他该离开中国了。
斯大林坚持密约要搞卫星国
斯大林生前的威望很高。作为外国领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斯大林。我在苏联留学期间，对刚逝世的斯大林生平和他的业绩，多有耳闻，敬佩他的内容居多。
人们敬佩斯大林，不仅是他和列宁为俄罗斯民族开创了一个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新时代。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不怕孤立、不怕来自霸权国家的经济封锁、政治抵制和军事包围，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排除重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成一个可与美国抗衡、竞赛的一流强国。
而且斯大林又在卫国战争中，曾从容不迫地指挥着扭转战局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并一举直取柏林、捣毁了希特勒的老巢，将苏军的红旗插到了柏林最高的楼上，从而减少了欧洲人在战争中的伤亡，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
卫国战争之后，斯大林又在恢复和繁荣经济等方面付出了心血，作出了成绩。与此同时，他又和美、英、法等几个大国就恢复世界政治新秩序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当然，斯大林生前也犯了不少错误，诸如在苏联国内的某些政策上的错误；党内思想斗争中的极左错误。这些错误，特别是在处理人的极左错误，不仅在国内、党内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而且对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王明、康生二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换句话说，王明和康生在苏联学到了不少极左的整人的手段。
特别值得提及的，当年王明在中共党内所推行的“王明路线”就是在斯大林支持下干的。同时，斯大林还竭力反对中共开展革命活动，甚至还以第三国际（ 该组织已经解散 ）名义，给中共下命令，制止中共革命。该命令曾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另外，斯大林对外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够可以的了。首先，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前，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并没给过同志式的帮助，反而在我们极为艰苦的时候，他却竭力支持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其次是他和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条约，侵害中国的主权、分割中国的领土。
尽管上述种种，然而，斯大林在我们一代人的心目中，在苏联内外以及在当年国际共运和进步人士当中，还是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斯大林生前十分注意维持自己所独有的风度和气质。他那手拿英国邓希尔公司白点标记的烟斗，面带微笑的形象，在苏联家喻户晓；他那不慌不忙的慈祥神态，给人产生一种信任感。上世纪年代那些苏联电影，对斯大林的描写比较细腻，曾给一代人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斯大林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伟人、领袖形象，致使他本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神化了起来，并逐渐有意无意地对客观事物失去了应有的正确态度：头脑发热、惟我独尊、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从而对人对事则一步步地产生了某些疑心和戒心。
而斯大林周围的人以及有关人员则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位绝对正确的代表，对他惟命是听，百依百顺，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特别他身边的那几个野心家、阴谋家，如赫鲁晓夫之流的人物，一直把斯大林吹捧得晕晕乎乎，从而逐渐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虽然很伟大，很有功劳，但他和普通人一样，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这应该是一件人人皆知的事情。
斯大林到了老年，也和一些老百姓一样，都会出现些老年人的毛病，也就是人称的老年病，诸如思想比较固执、比较多疑，喜欢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谁要向他提什么反对意见，或不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就会被看作是对他不忠、被看作是别有用心。他老年对人对事的毛病，是长时期形成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他这毛病对待下属是如此，对待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是如此。
当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铁托，不愿完全听命于苏联及其斯大林的指挥棒转，则被斯大林看成是铁托在闹独立性。于是斯大林便于1948年推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将南斯拉夫开除了情报局，并与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毛泽东在处理国家关系中，为了尽量避免斯大林的猜疑，为了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等种种因素，于1949年初，便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但他坚持独立自主，不听指挥棒。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
引渡溥仪是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时（ 1949年12月 ），亲自经手办理的事。
诚然，引渡战俘、溥仪一事毕竟不是国家元首出访要办的事。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虽然我们不怕孤立，但从稳住脚根以及从战略眼光出发，必须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给以援助，这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并没把引渡战犯、溥仪一事摆在议事日程上。
何况，我们还不知苏联对战犯、溥仪等人的明确态度，也不知溥仪在苏联的具体情况。这些未知数，都需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详细了解。因此，引渡溥仪一事即使是要办，也不必急办。
急办、必办的大事是中苏间的政治合作问题。
客观地说，中国虽然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固然高兴，但实际上，在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对中共还存在着不少疑虑和戒心。
首先，中国人强调：“中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胜利。这句话，斯大林听起来有些酸溜溜的。因为中国革命不是在斯大林的指挥棒下取得成功的，所以斯大林对中国的革命胜利，仍然是不以为然。
其次，斯大林担心中共走南斯拉夫铁托的老路。特别是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各民主党派代表各种观点，积极参政议政。因此，斯大林对新中国的走向，还有些看不准，担心中共在民主党派的影响下，逐渐向西方倾斜，向美国靠拢。
几十年来，中共吃了不少苏共的苦头。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王明和康生“居高临下”，给中共党内制造了不少的麻烦。王明在中共党内所推行的一套苏联的、极左的路线，给中共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年，中共清除王明的极坏影响一事，对斯大林是个不小的刺激。 其三，根据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斯大林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分割了中国的领土：外蒙古独立；大连、旅顺都被苏联占据。对此，斯大林也担心，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发难。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听到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约、承认外蒙独立一事，“大吃一惊”。曾认为“俄帝国主义岁月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出现俄国瓜分中国的事件。”因此，毛这次到莫斯科就表明自己的立场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条约。毛还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访苏是心中有数；而斯大林则是心中无底。致使毛泽东访苏，遭到了少见的冷遇。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冷漠，不仅引起毛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猜疑。对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时升温，他担心，中国离他而去。
然而，为什么苏方向毛泽东提出要新中国引渡这批战犯和溥仪一事呢？
应该看到，不管将这批战俘和溥仪移交给谁，都将是推动国家合作关系的一大筹码。
须知，斯大林不会办不利于自己的事，他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他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甚至实行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对华关系，斯大林更是精打细算得一清二楚。这些战俘包括溥仪，已经在苏联生活了五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早些利用机会移交给中国，既可赢得中方的满意，又可甩掉这个包袱。
为此，有一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毛泽东说：
“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毛泽东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进行审判，只是目前还不能。”
“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维辛斯基接着就问。
毛泽东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
“但不知对引渡这批战俘有什么关系？”维辛斯基仍然不解地问。
“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而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回答之后，接着又问维辛斯基：
“请问，这批移交的日满战俘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此事推迟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
维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
双方商定届时再通过外交途径研究引渡问题。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为了要与苏方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一事，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要求，来到了莫斯科。
周恩来在与苏方会谈中，还具体商量了将在适当的时机，引渡这批在中国犯有战争罪的战犯和战俘以及溥仪、溥杰等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这些罪人。
几个月后，中苏双方经过外交途径，已商量了一个引渡方案。
这年6月的一天凌晨，东北外事局大院门铃响个不停。原来是沈阳市卫戍区司令部转来一封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的来电。
来电内容是，指示东北外事局长陆曦前往中苏边境，办理引渡并押送由苏联移交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下称溥仪 ）和伪满各大臣；另有900多名日本战犯、战俘也一并引渡过来。
我立即将电报交给了陆曦。
接着，我们又连续收到周恩来致高岗、林枫的几封来电，就引渡溥仪事作了些具体指示和交待。主要内容如下：
1、中苏双方已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引渡时间定在7月18日；移交地点定在中苏边界城市绥芬河；
2、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管理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负责；
3、除派陆曦局长负责外，应另派一团级干部及适当部队前往协助；
4、不要将日满战俘安置在一起；
5、日俘及溥仪等的档案，用后速送中央。
陆曦遵照中央来电的指示精神，在林枫的领导下，立即投入准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约在7月中旬，陆曦让我陪同前往，从沈阳出发，前往绥芬河，去执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引渡使命。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西依老爷岭，东临中苏边境，与苏联接壤，并有铁路、公路与苏相连。
绥芬河是一座山城。火车站对面是个小山坡，从低处望去，一座座平房，有中式的，也有俄罗斯式的建筑，依山而建，栉比鳞次，布满山坡。从山坡高处，向东眺望，可看到苏联境内的远东风光。那里是群山林立，云雾飘荡，山下有像火柴盒般依山而建的房屋。从山坡回身西望，可看到绥芬河的全貌，像一只受伤未愈的小鹿，躺在祖国边陲的青山峻岭之中。
这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边城，在解放前曾备受摧残，元气早就大伤。几代人留下的古老建筑，已是破烂不堪。特别是绥芬河火车站的破烂景象，实在令人感叹。与其说是个火车站，还不如说是个车马驿站。由于过往人少，火车站显得冷冷清清。
7月18日凌晨4时50分，绥芬河和往常一样，浓雾弥天。在这一片寂静的火车站台上，站立了几个人，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仪等战俘的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陪同人员有我和东北公安部门的几位同志。陆对在场的几个人说“按照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战俘分两批移交。今天是第一批，是日本战俘。等苏联火车到达时，请公安部石屏处长等同志上前和苏方取得联系。苏方已表示过，只要石屏和他们接上头，就开始将971名日本战俘，按名册顺序，由我公安人员带领转乘上我们的火车。一切移交的正式手续等事宜，决定在第二批战俘、包括溥仪等人运到时再办。”
陆曦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指针已到5时整，只听东方远处有火车进站声。仔细一看，一列火车像个庞然大物冲开浓雾，慢慢地行驶到苏式宽轨的顶端停了下来。
苏中双方移交这批日本战俘手续比较单一，也比较顺利。
命令发出后，这些日本战俘按车厢顺序，从苏联的宽轨闷罐车单行下车，规规矩矩，不吭一声，秩序井然，经过约二百米的步行，再上中国的闷罐车。 我公安人员对下车上车的日本战俘严格把关，逐个点名，清点清楚。
战俘的移交场面极为严肃，似乎在召开受降大会。受降会没有仪式、没有讲话。车站内外，一片寂静。野蛮的日本侵华军，都成了丧家之犬，早日那些凶残的嘴脸消失殆尽，乖乖地听从我公安人员的指挥，鱼贯而行。
在这默默移交过程中，根据战俘的不同表情神色状态可分成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是日军装束，身背挎包，头戴鸭舌军帽，脚踏高帮翻毛皮鞋。当我公安人员点名时，他们仍然维持着素有的军风，“哈伊”的一声，跳下车来。登车时，他们仍然是规规矩矩地排行有序，目不斜视。至于这批战俘心里在想什么？是惧是喜？是悔是恨？是随大流听天由命，还是任受宰割、破罐子破摔呢？谁也猜不透。但是，只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们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排除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希望，能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宽恕，早日放他们回国。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战俘在移交过程中，不会闹什么事。
第二种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他们还是那样趾高气扬、傲气十足。在移交转车的过程中，还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对周围的一切不屑一顾，走起路来，还是那副装模作样的德性。实在令人恶心。当时，如果有老百姓在场，早就会有人跑上去，踢他们几脚。
第三种是伤病员。病号有轻、有重，但他们都硬挺着，毫无例外地按着指令下车上车，不敢吭声。看得出，这些病号在不同程度上，都渴望得到较好的治疗，以期早日康复回国。这些伤病员下上车的时候，还出现了彼此互相支撑、互相搀扶的现象。他们这种互相帮助、互相不弃的表现，不能不令人佩服。
经我公安人员清点，苏方移交的日本战俘，比原定的人数少了两人。
按中央通知，我们应接收日本战俘971人，而苏方实际移交的人数只有969人。经询问，苏方代表解释说：名单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因病医治无效，已经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车，故不能如数移交。
最后，我们只接收了969名日本战俘和他们的有关审讯材料。
8月3日，第二批战俘与溥仪等人入境。
这天凌晨，百姓还在沉睡，浓雾依旧笼罩山城，边境一片寂静。陆曦和我从早上5时就走出招待所，打算到火车站去，检查一下移交战俘任务的准备工作。
当时的绥芬河，既没有小汽车，也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直奔火车站。其实，此城只有一条贯穿全城的大街，没有几里长，一个小时，即可走个来回。我们两人只顾走路，谁也不愿打破凌晨的安静，没说一句话，就走到了火车站。火车站旁有一家俄罗斯餐馆，我们走过去看看在那里与苏方代表会晤是否合适。
这家餐馆是十月革命时，流亡到此的俄罗斯后裔开的。这些年，由于苏联来的旅客早已绝迹，到餐馆就餐的人不多，再加上经营不善，一个古色古香的俄国大菜馆，早已变得面貌皆非。与其说是个大菜馆，还不如说是仅卖“格瓦斯”饮料的杂货铺。就餐馆的内外设置来看，在这里组织对外活动，还算是比较体面。我们与餐馆老板商量，责成他将餐馆大厅布置一下，摆上一个长条桌，放上几把椅子和茶杯，做好接待东方来客的准备。
东方略微发亮，浓雾开始疏散，我们沿着铁路徒步走了二三百米，对周边环境进行了一番观察，在这样一个旷野式的火车站，几里方圆之内看不到外人。战俘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几个地方部队战士和我公安部人员都已奉命上岗。石屏等同志也都到了指挥现场。
6时整，一列苏联宽轨客车缓缓开入车站。
不多时，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向我们走来。
当两位军官走近时，陆曦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为首的军官自我介绍说：“我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押送伪满洲国皇帝等战俘前来报到，我是苏联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陆曦用流利的俄语说：“我奉我国总理兼外长的指派来和中校同志办理接收这批战俘的手续，我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和我一同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外事局干部程远行。”
接着，中校科富托夫热情地对陆曦说：“陆曦同志，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军人，不善外交，只知道忠实地执行上级命令。今天我押送的这批为数不多的战俘到中国来，有机会和外交部的代表相识，很高兴。”接着他又说，“好吧！苏中是兄弟邻邦。我们不必拘于礼节，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会谈？”
陆曦说：“绥芬河是个边防小城，没有合适的地方接待两位同志，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会谈。为了急需，我们打算请你们到火车站外的一家俄罗斯餐馆，那里已经摆好了桌椅，可以坐下来会谈……”
科富托夫一听是俄罗斯餐馆，立即很敏感地问：“俄国餐馆是不是逃避十月革命到中国来的俄国贵族及其后代开的？”陆曦回答说：“是的，这里有不少俄罗斯人。”
科富托夫稍停片刻后，礼貌地婉拒说：“很感谢陆曦同志的盛情。我们的移交任务很简单。考虑到我方来的人少，除我们两人外，还有几名列车员，因此，我们两人不宜离开列车太远。同时，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张。苏联管理总局命令我们，把俘虏押送到绥芬河，将战俘向陆曦同志移交清楚，并办理好移交手续，然后立即返回苏联，向管理总局复命。因此，我提议请陆曦同志和你的助手，到我们的列车车厢去会谈和办手续。
“我们这列车厢虽然不大，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朱可夫元帅就在这节车厢里指挥过重大战役。你们也可以到我们这节车厢去参观参观。你看如何？”
“好！”陆曦点点头。站在一旁的我佩服科富托夫中校办事如此爽快利落，如此严肃认真。
“达成协议，我们就一起走吧！”说罢，中校陪陆曦在前，我和苏联上尉在后，穿过四条铁轨，走向苏联车厢。
车门一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约二十多平米的公务车房间。这个公务车房间布置得清爽雅致。
我们四人走进办公车厢落座。中校说：“苏中是友好邻邦，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之间没有办不成的事。”与此同时，他顺手拿出了自己的护照和委任书，示意请陆曦审阅；陆曦随即也出示了周恩来签署的委任书，并向中校用俄文翻译了一遍。中校听后，表示，“我们现在正式工作吧！我们谁先讲？”陆曦说：“客随主便，请主人先讲。”
中校也没推辞，开门见山地讲到正题：“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决了西部战场之后，向日本宣战，仅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就打败了日本，控制了伪满洲国首都长春。
“当苏联红军打入长春时，溥仪、溥杰等伪满洲国各大臣都携带家眷和自己的财宝，逃离了长春。
“据悉，溥仪、溥杰等人躲在通化临江县，准备换乘大飞机去日本。我们认为这信息已说明，溥仪等人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想和日本侵略集团共命运。于是，我们用电报通知溥仪等少数人，立即到通化市乘小飞机，飞到沈阳再换乘大飞机离开沈阳。当溥仪一到沈阳，我军就把他们控制起来了。
“当时，刚刚光复的东北人民还没有自己的政权。在这情况下，为了便于管理和关押溥仪等战俘，我们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命令，将溥仪等人押送到苏联远东边境城市，先看管起来，以后再说。就这样，他们在苏联一呆，就是五年。
“在这五年当中，溥仪曾被押送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证明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溥仪在东京军事法庭的表现和作用，在他的个人资料中，都有详细记载。 “今天移交的58个人，年龄参差不齐，多数都属老年，都是些手不能扶犁、脑子不够用的皇宫贵族。说老实话，他们都是些历史垃圾，一群废物。他们和日本战俘不同，既不会劳动，也不能劳动，只知道吃喝玩乐，只知道享受。这些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格格不入的。要按我个人的想法，早就把溥仪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让他们在那里自消自灭，让他们找沙皇去寻欢作乐吧！但苏联最高苏维埃不这样做，而是把他们养了起来。
“就这样，溥仪、溥杰等人在苏联过了五年的社会主义生活，住的是大旅馆，吃的是俄式大餐。另外，溥仪和各大臣每月还可领到30卢布的津贴；校官可领15卢布；尉官可领10卢布，以资零用。其实，他们每人都有不少金银珠宝。
“这58人在苏联期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他们的思想都是很复杂的。例如，溥仪原计划逃亡日本。当被我们俘虏后，他又想留在苏联。其实，他也不是不知道，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因此，他是否真心想留在苏联？天知道。说穿了，溥仪等人是想逃脱自己的罪责，才是真的。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放走，一个也不留下。
“另外，溥仪还有一小箱珠宝。我们已将它登记成册，等战俘移交手续办完后，我们将这些珠宝一一点清，交给你们。请陆曦同志指派专人接收。
“以上是我向中国代表要说的一些情况，如有什么问题，请陆曦同志提出来。
“最后我再补充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意味着一个新生的、有生命力的主权国家诞生了。这将在东方、乃至全世界产生影响。今天我奉命执行向中国外交部代表移交溥仪的使命，也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
“在我们办完移交之后，我和陆曦同志将共同搞一个外交换文，将双方移交、接收情况形成文字，一式两份，由我和陆曦签字，就以此存档了。”
“我很仔细地听了，也笔录了科富托夫中校介绍的情况。对中校所提出的移交程序，我完全同意。对中校为移交工作所作出的努力，我很钦佩。现在就可以按中校的意见，办理移交，搞好换文。”接着陆曦又问，“请问，这58人在苏联关押期间，是否都有个人档案资料？如果有，我们很需要。”
“有，我们将把他们的个人资料和溥仪个人的珠宝一起交给你们。”
陆曦又问：“请问，溥仪等人对遣返回国，有什么异常表现没有？”
“没有。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有溥仪，他为了逃避罪责，曾一度想留在苏联。至于其他伪大臣，大都想回中国和家人团聚。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谁不想家、想老婆？听说溥仪有72个妻子；每个大臣都有几十个妻子，是真的吗？这样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陆曦说：“那是传说，以前的中国皇帝有三宫六院72个妃子。而溥仪没有那么多妻子；各伪大臣也没有那么多妻子。”接着陆曦又问，“还有一个问题，溥仪那个装有珠宝的小皮箱，在苏联期间，是由他自己保管的吗？”
“不！溥仪的皮箱由苏联管理总局统一保管。现在我准备将这个箱子交给陆曦同志。”接着中校又说，“如果不反对，我现将俘虏名单、有关资料和换文草案交给陆曦同志看一看，如有什么疑问和对换文有修改意见，请一并提出来。”说着，中校把有关资料、名单和换文交给了陆曦。
陆曦将名单和有关资料递给了我，他审校了一下换文初稿后，说道：“换文写得简单明了、全面准确。遗憾的是没有中文译文。”
中校解释说：“译成中文，时间来不及。我想换文中内容简单，如果陆曦认为俄文文本没有什么问题，可不必再去译成中文。我们就在俄文本上签字。”陆曦表示同意，他问：“移交之后签字，还是现在签字？
“我建议现在就签，签完之后，将一式两份的正式文本全放在陆曦同志手中。等移交完毕，核定无误时，陆再将其中一份换文正本交给我。我就立即乘此火车离开绥芬河，然后再去莫斯科复命。”
“这个主意好！”陆曦点点头。
双方商定，开始签字。
双方签完换文后，中校发现日期写错了，写成了前一天。中校和陆曦都不认为是个小事，正踌躇不安。我在旁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块美国高级带细沙的橡皮，递给了中校。
中校很高兴，立刻将日期改了过来，并对我说了一句出格的奉承话。然后，中校很惊奇地看这块橡皮。他发现橡皮上有USA的字样，便脱口而出说：“这是美国货。在苏联我们几十年看不到有USA标记的东西。”说着，中校将橡皮递给上尉看。上尉左看右看，惊奇得不肯离手。我在对面对上尉说：“如果你喜欢，就请你留下做个纪念吧！”上尉立即站起来和我握手，表示感谢。
其实，这类橡皮都是美国“美孚油行”撤离时，扔在仓库里的一些剩余物资。我们把这些东西不当回事，在我们办公室里多得很。而老毛子“老大哥”看到这些美国货则不然，如获珍宝。
此物虽小，以稀为贵。坐在旁边的中校对我的举动，有些眼红。这时，在苏联学习多年的陆曦已看出对方的心思，便立即将自己备用的一支金星牌钢笔拿出来递给中校说：“请中校科富托夫同志笑纳，留作纪念。”二位“老大哥”都很高兴。
谈判结束，手续办完，双方都很满意。中校说：“我们这里没有准备香槟酒，以贺签字。我们的小柜里有四瓶酸牛奶，每人一瓶，以奶代酒，为今天的成功干杯吧！”说着，他每人发了一瓶酸牛奶。
我们四个人还将奶瓶用力地一起碰了一下。
我是第一次喝来自苏联的正宗的酸牛奶，没有糖，不好喝，酸得要命。为了友谊，为了热闹，我只好硬着头皮喝。坐在左边的陆曦，对酸牛奶很感兴趣，喝得很快，还一再表示对主人的感谢。
按移交程序，苏方该将溥仪带出的一小箱珠宝移交给中方，然后再安排溥仪等人的移交。
这时，我公安部石屏处长偕助手上了苏联公务车，负责接收溥仪的珠宝箱。
在公务车的一角，双方经手人到齐后，苏方上尉阿斯尼从铁柜里拿出一个小皮箱，又从小皮箱里拿出了两份珠宝清单，他把其中的一份交给了东北公安部的石屏。就这样，便开始了珠宝的移交工作。
上尉阿斯尼按照珠宝的清单目录，拿出一件件珠宝，经双方验证无误，便放在一旁，准备再装回原来的皮箱。
这些东西使经手人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谁不好奇？皇上携带的珠宝，都是些价值连城的高档极品。谁不感兴趣？
我虽在听中校和陆曦聊天，但内心里也想知道，这位经历时代风云的皇帝身边带了些什么奇珍异宝。
这时，上尉作出了一个友好表示，他对我说：“程同志，快来看看这些宝物。这些东西，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上尉的提议正中下怀，我赶紧凑到移交珠宝的桌子旁，去看热闹。 上尉对这些珠宝十分熟悉，他一边移交，一边向我们说明。
小箱里的珠宝，真令人大开眼界。几十个金餐具，如金光闪闪的金汤勺、金饭碗、金酒杯等都是由纯金制成的新玩意儿，珍奇夺目。使我看得更出神的、并留下了很深印象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另外三件奇宝。一是夜明珠，一是水晶小座钟，一是五光十色的汉白玉。
这些奇宝的名字，都是苏联军官命名的，而且还是用汉语拼音。我们公安人员也只能照葫芦画瓢，按拼音写上中国名。实际上，这些珠宝的真名叫什么？除专家可鉴外，谁也说不清。
仅就那颗夜明珠来说，传说不少，见者不多。此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甚至天下是否真有此物，普通人谁也无据可考。只是在武侠小说里，常常会读到有关夜明珠的故事。有的故事写得很玄，说夜明珠是天宫所降之宝，凡人难得一见。为争此物，各门派武林高手或某些山寨大王打斗得天昏地暗。究竟当年夜明珠落在谁手？谁也说不清，谁也没看见。因而，传说中的夜明珠，被说得玄上加玄，神乎其神。有人说夜明珠是“随珠”，有人称之为“悬珠”，是天下珍宝，说它可以发亮，可以指路，可以治病，可以避邪，还可以飞行。
还有人传说，夜明珠飞而后爆，难见踪影。在上世纪30年代小说家笔下的夜明珠，被刻画得惟妙惟肖，说什么，两伙匪寇为争夜明珠，打得惊天动地。只听一声巨响，夜明珠从山寨里腾空飞起，在半空中，一声爆炸，天空出现一团红光。红光燃尽，又变成一缕青烟，缓缓飘上天宫。后来，又有人说，夜明珠是一颗天然矿物，是在结晶过程中的稀土元素进入晶体时形成的一定的发光源。总之百闻不如一见。
只见，苏联上尉从箱里拿出一个像鸭蛋黄大小的珠子来。
此珠颜色淡黄、带绿，略微透明，但不发亮。此珠被放在桌子上，也看不出什么光感，还不如深山古树的磷火或萤火虫所发出的光亮。我把此珠放在手中，只感觉到，这个比乒乓球略小的夜明珠和珍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重量很大、很沉。我不以为然地把此珠放在桌子上，抖了抖肩膀，略带怀疑地说了声：“这就叫夜明珠啊？！”
这时，上尉在旁不慌不忙地教我怎么看夜明珠。他从衣架上拿下一件军上衣，将夜明珠盖起来，然后让我把头钻进去看。我这才恍然大悟。夜明珠只能在夜里发亮。
其实这上衣盖得不很严密，稍有空隙。我定神一看，使我大吃一惊。这颗夜明珠真的发出了光亮，而且还透出几种彩色，像雨后的彩虹，十分壮观。虽然它的光度并不那么发亮，既不像磷火，也不像萤火虫，但它会自行发出一缕缕闪闪的彩光来，显得此珠很美很美，神奇极了。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吧。
第二个奇宝是水晶小闹钟。
我对此宝深信无疑，只是不知这东西是怎么铸成的。在一个15立方厘米水晶中，嵌上一个小钟表。水晶方方正正，明亮剔透。水晶中的小钟表娇小玲珑，白磁表盘，黑色指针。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水晶表应该算是奇宝了。
当时，我们的手表都很普通，而对名表还有所耳闻。相比之下，这小表虽无特殊之处，但它被嵌镶在这块水晶里，就令人有奇特之感。水晶透明，小表精致。与其说这小表嵌在水晶里，还不如说，水晶里镶小表，称之为小表水晶。这小东西，不论是水晶，还是小表都是那么完美，恰到好处。如果说此宝是天然的，小表天然地长在水晶中，谁也不信，但在水晶的六个表面上，确实找不出任何破裂的痕迹。我们当时确有不少疑问。这些疑问，在20年之后，才得以解答。
第三个奇宝是块汉白玉。
苏方在移交登记册上注明，这是一块几个朝代传下来的汉白玉。这块玉石有鸭蛋大小，呈扁圆形。玉石上有几条天然的花纹。花纹有红、黄、褐、白四种颜色，以褐色为主。花纹并不规则，弯弯曲曲得像几条花蛇盘踞在这块玉石上，很细腻，很美丽。这块石头奇就奇在花纹上，有点像鸡血石的彩色，但它比鸡血石细长而不鲜明，很像一条龙，隐藏在玉石里。实际上，它就是一块天然的彩色石头。至于它是哪个朝代传下来的奇宝，我们这些外行人，谁也说不清。
我仔细地看过这三件奇宝之后，其他珠宝，诸如钻石、珍珠、彩珠等稀有珍品，我就没再看下去。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念头：苏军有些人纪律并不好，能捞就捞，能贪就贪，把手伸得很长。他们能让这批珠宝安安稳稳地在苏联存放五年吗？绝对不可能。这些奇宝的任何一件，都比苏军1945年从东北拉走一列列火车的战利品要贵重得多。他们不把价值连城的奇宝弄走一些才怪呢！
在移交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珠宝太少了，只占小皮箱容积的三分之一。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难道溥仪携眷和众多随从离开长春时，就从国库里拿出这点东西吗？靠这点东西，不管是去日本还是流亡欧洲能支撑几天？我当时在这种念头支配下，不想再看下去了。但此事应如何向人民、向后人交待？一直是我这小人物的一桩心事。
我公安人员拿走珠宝箱之后，陆曦和中校开始按名单、移交溥仪等58名伪满洲国大臣。
陆曦和中校一起离开了苏联公务车，穿过两百多米的铁轨，准备到靠中国火车百米之远的台阶上，监督移交。中校利用这个机会，向陆曦谈了有关溥仪等人在苏联五年的大概情况。
中校说：“五年前，溥仪在被俘前想去日本，打算投靠日本天皇。他是死心塌地妄图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伺机打回东北，复辟王位，很不愿意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溥仪也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后，将大批沙皇贵族发配到西伯利亚。有些幸免逃脱的沙皇贵族，也都流亡国外，有的去了法国、西欧，有的去了中国。这三十多年来，他们大部分都死在国外。他们的后裔也没有任何作为了。因此，溥仪早就预料到，北上投奔苏联是没有出路的。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在我们向日本宣战的第三天，他们竟成了我们红军的俘虏。
“苏军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将溥仪等人虏到苏联远东地区。为了对中国人民有个交待，我们对溥仪并没完全按战俘对待。他们住的是大旅馆，并有众多后勤人员、医务人员为他们在生活上提供很不错的照顾。
“这样一来，反给溥仪等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苏联对他们很宽厚。于是溥仪等少数人用收买的办法，贿赂我们的看守人、服务人员、甚至军官，妄图获得自由。收买不成，溥仪便公开提出要在苏联政治避难。这些小把戏，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可能十分奏效，而在我们那里，此路不通。
“溥仪为这些事折腾了几年，仍不死心，他便直接上书给斯大林。他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代历史人物，可与元首平起平坐，其实，在我们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垃圾。他的上书，我们可以转，但至今谁也没理他。我们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对溥仪的处理，早有既定方针。
“这批大臣们的心理，我很明白。他们都想回国，一是因为中国有他们的妻儿老小；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年事已高，不愿意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不愿意死在远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死也死在老家，埋也埋在老家的坟地上。至于几个年轻人，他们无所谓。他们只是工作人员，并无大罪，都希望早日回中国与家人团聚。”
中校正在和陆曦谈话中间，移交工作已经开始。58位俘虏一个接着一个，相距有五步之远，由苏联车厢下来，都老老实实地走一段路，再上中国车厢。 这些鱼贯而出的人，多半已年过花甲。他们有的行动不便，老态龙钟；有的身体还行，昂首挺胸；有的人走路神态有些紧张。但他们当年那种出将入相、作威作福的架势、官气、傲气和霸气，早已荡然无存。有不少人在走这段路的时候，还偷看周围的情况。其实，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小火车站，看不到有什么士兵在周围监守。这种脱离开刺刀监视的活动，是他们预料不到的。他们能看到的只是在不远处几个人（ 一是苏联中校、一是陆曦、另有我和一位公安部的便衣 ）在监督他们上车。
在下车走路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老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向我们两腿并齐，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敬礼。此时，陆曦立刻摆手示意，让他上车！这个行礼的人，为什么鞠此大躬？是渴望中共代表高抬贵手呢？还是以有罪的老身向祖国忏悔？还是眼前没有刺刀押解，而意外亢奋？谁也弄不清。前面有一个鞠躬的，紧接着又有两三人向我们行礼。第四个下车的人是一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背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陆曦忙问：“这是谁？”中校答：“他是熙?。”
熙?是东北名人，是最早向日本投降的汉奸。他已年过六十岁，体弱多病，不能行走。
最后下车的是溥仪，他下车之后，明目张胆地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什么。
溥仪突然回过头来，向苏联列车门前的阿斯尼上尉点了点头，以示道别，而对站在50米外的中苏移交战俘代表，不屑一顾。他那种当皇帝的派头，依然如故。
溥仪此时走起路来，像只鸭子，头抬得很高，脖颈挺得很长，旁若无人，傲气十足。如果此时他穿上龙袍、挂上玉带，脚蹬朝靴，一定会迈开八字方步，摇摇摆摆，不可一世。如果此时他穿上日本天皇赐给他的皇帅军服，头顶帅缨，脚蹬皮靴，虽说像根竹竿，也会使他感到高人一等。然而，今天既无龙袍，也无帅服，他身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白衫衣，没有领带，脚下穿了一双皮拖鞋。再往上看，他把分头梳得光光的，带着一副金丝眼镜，其相貌还不错，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虽不说是仪表堂堂，却也帅气十足。只是他那双鞋不太跟脚，走起路来，不大利落。当时我很奇怪，这个腰缠万贯的末代皇帝为什么只穿了双拖着走的皮鞋？
这时，我公安人员来报，溥仪等58人都一一移交完毕。其中有溥仪和他的随从。这些随从有毓?、毓?、毓?和李国雄等8人；有伪满洲国内阁各大臣：总理张景惠、各部大臣有熙?、臧式毅、邢士兼、?次享、于镜涛等13人；伪满洲国将级以上军官23人、军官1人；伪满洲国外交部职员13人等。他们都一一登上了我们的火车。
当时，我从旁向这公安人员提了个小问题。我问，背熙?上火车的那个年轻军官是不是溥杰？回答说，不知道。在这十分严肃的外交活动中，我不该提出这类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
我提这个问题，出自两个因素：一、陆曦和我都很佩服年轻军官这种不弃病重老人的义举；二、当时，陆曦估计，这个年轻人一定是溥杰。因为我们从资料中得知，溥杰虽然是溥仪的胞弟，醇亲王奕?之孙，载沣的次子，也属“龙子龙孙”。但他去日本留过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一个有过特殊军事训练的军官，而且他曾在伪满洲国担任过宫内府侍从武官。我们想象中的溥杰一定是一位体魄雄伟、身高过人的军官。这天看到的这一切，使我们对溥杰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至于这位年轻人究竟是不是溥杰？只好慢慢观察了解。
战俘移交完毕，陆曦立即将一份“换文”交给苏联中校，并向他表示致谢，然后握手道别。
中苏双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圆满结束。
火车开动，开始了我们在长途火车上的工作。
58人上车后的座位安排，由我公安人员逐个分配位置。除溥仪外，每两人坐一个三人座的位置上；另一边两人座的位置，坐一人或两人。这些人不论年纪大小、原来是什么“贵人头衔”，都一律平等，各得其所。都坐得很宽敞、很舒服。溥仪被安排在这一车厢的最后边。他一人坐在相对六人座的位置上。
溥仪的座位旁边，相隔人行通道，就是陆曦和我的座位。陆曦和我分坐在相对的两张两人座的位置上。这样的安排。至少可以让这位皇帝和他的文武大臣们知道，共产党老干部陆曦也和他们一样，坐在这硬板座位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和溥仪坐斜对面的机会，好好观察一下，这位“真龙天子”有些什么动向。
溥仪上车后，神情惶恐，坐立不安，他时而立起身来，前看看，后看看，东摸摸，西摸摸；时而坐下来，把窗前的茶几摸个遍，如同刚进幼稚园的孩子，看什么都新鲜。在我们眼里，早已看不出，像小说里所描述的皇上，有什么龙姿龙态，有什么九鼎之尊，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威风凛凛、神圣不可侵犯。
我猜想，溥仪这些很不自然的动作，也许是他对这三等硬座火车不习惯、不满意，又不便发泄所致。当年，溥仪出城乘的是专列公务车。车内有沙发、有软床、有浴池、有厕所。而今沦落到坐硬座车的下场，有些沮丧；也许是他发现和诸大臣、伺从同坐在一个车厢里，而且座位一样，同等待遇，平起平坐，很伤其当皇帝的尊严，面子有些过不去；也许他原以为，一上火车，就会被戴上手铐脚镣等等。
我在琢磨皇上的一些行动的同时，出于好奇，看了一下溥仪穿的那双拖着的皮鞋。这是我第一眼见到溥仪时，给我留下的一个怪印象，他身穿西装，脚踏拖鞋，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皮鞋是一双好端端的皮鞋，只是由于没有人帮他穿鞋，竟是他硬用双脚将后帮儿踩扁，踩成了一双拖鞋。
我们对其他57人也很好奇，很想知道各位大臣老爷是否也这样惶恐不安。火车开动不久，我借去卫生间的机会，从车厢后头走到前头，又若无其事地走了回来。只见，这些诸侯坐在座位上，都是一个姿势，就连年老肥胖的张景惠（ 伪满洲国总理 ）也是如此，都把脸绷得紧紧的，把腰板坐得直直的，双腿并齐，目不斜视，有的人在发愣，有的人在发呆，活像一排排活木偶，一动也不动。这是为什么？他们怎么啦？是不是被老毛子折腾得神经兮兮了。
我回到座位上，小声和陆曦讲了所见到的怪现象。陆说：“溥仪这人的思想复杂些，其他人不好说，估计他们都有些紧张。”
“真奇怪，这车厢里，除了我们两人，一个外人都没有，也没有武装押解，他们紧张什么？”
我们正在议论时，负责这车厢的公安人员小王和列车员走过来请示陆曦：一、等一会安排吃早饭，餐具都是铁路分局经消毒送上车的；二、前头有人很小心地问我们，可不可趴在车窗边往外看？还问火车是否开往北京？这些问题是回答好呢，还是不理他们好？陆曦说：“按火车上的规矩，准时开饭。关于往外看的事，你在开饭的时候，告诉他们，可以看，不要太拘束。”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可为什么这些人上车后，神情如此紧张。大臣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皇上像个小偷似的东张西望。原来他们不了解为什么把窗户用报纸糊了起来，只在窗下留下一道不足一寸宽的小缝。他们想低头偷看一下，又怕犯规，也不敢多问。 这时，列车员和公安人员小王在车厢前头，大声宣布：“我是列车员，我和小王共同在这个车厢里服务。首先，我欢迎各位。既然都是这列火车的旅客，大家就不要太拘谨。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从窗户下面的小缝往外看看？其实，这样的事，不必问，是可以往外看的。东北的大好山河，有什么不可看的。只不过，你们看的时间长了，会把脖子扭酸的。”列车员这么一说，全车的俘虏都活跃了起来，有的人还咧开大嘴笑了几声。列车员稍停后，又接着说：“现在我们准备安排各位在座位上吃早饭。早饭前，每人发两个饭碗、一双筷子。饭后，你们自己到盥洗室，把碗筷洗好，再把这吃饭的工具保存好，下顿再用。今天的早饭是大米稀粥、花卷、咸鸭蛋和咸菜。”小王接着补充说：“你们已经回到了祖国，已经到家了，不要那么紧张，随便一些。中央政府对这次的移交工作很重视，还派来医生陪同。谁有病，谁有什么不舒服，就到车厢前面找李医生看看。”
小王把话刚讲完，这些发呆犯傻的老少爷们，可真的活了起来。彼此交头接耳，从窃窃私语到一片欢腾。有的人开始伸伸懒腰，有的人左右摇摆，松松筋骨；有的人偷偷地弯下腰，顺着窗户小缝向外张望。车厢里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一位年过花甲的伪大臣对小王说：“刚上车，看到窗户被封，两墙相夹，没有阳光，又不通气。在脑子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现在，听列车员先生这么一说，我的一些没有根据的怀疑和推断，都烟消云散了。”列车员从旁说了句：“我说的话，还没白说。”周围的人都被逗笑了。
小王帮列车员开始发碗筷。
当列车员把碗筷分到溥仪手中时，溥仪流露出有些难为情的样子。他那当皇上的架子又来了，似乎领碗筷的事，应由侍从代他办。小王借机说了一句：“这碗筷个人要保存好，在火车上要吃好几顿饭呢！”溥仪立即接过碗筷。
小王刚转身时，溥仪指着列车员问：“你是说了句欢迎我们吗？”他又笑着探问，“我们也是受欢迎的吗？”
“我讲过欢迎你们。我也是列车员。我对任何一位乘坐这列火车的旅客，都欢迎。”小王回答得很干脆。
这时，机灵的小王转过身来，面带笑容对溥仪说：“咱们都是中国人，祖国怎能不欢迎呢？”溥仪笑了，笑得很开心。谁也弄不清溥仪是怎么理解这“欢迎”二字。但他笑得很自然、很得意。
接着，列车员和小王抬来了一大桶大米稀粥、一筐花卷和咸鸭蛋、咸菜等。然后，从前头分给每人一碗稀饭、两个花卷、一个鸭蛋和一小勺油炒咸菜丝。分完后，小王把桶里剩的稀饭放在车厢前头，并嘱咐说：“谁想再喝一碗稀饭，就自己来盛。”
这顿早饭吃得真热闹。
有几个走起路来慢慢悠悠、一派老气横秋的伪满老臣和那几个胆战心惊、谨小慎微的宫廷官员们，在吃这顿早饭时，一反常态。他们好像从深山跳出的一群饿狼，吃起花卷来，狼吞虎咽，喝起粥来，呼噜呼噜响个不停，如同日本老人吃面条，特喜欢听这响声，一个比一个响。不多时，剩下的半桶稀粥，全被喝光。剩下的花卷，也被一扫而光。
小王见此形势，有些不知所措。他万没想到，这帮“大官们”如此能吃。他转身到前一车厢，将我公安人员吃剩的半桶稀饭和花卷，全拿了过来，让“大官们”继续吃。小王的这一行动，博得喝彩。
小王担心溥仪不好意思和大臣们抢食，便拿了一个花卷，走过来问溥仪：“再吃个花卷吧！”“我已吃饱了，还剩了一个花卷。这稀饭真好喝，真香。”溥仪一边说，一边向小王微笑，以示对他关照的谢意。
小王也会意地对溥仪笑了笑，接着又说：“剩下的那个花卷交给我吧。剩下的花卷集中起来，还可以吃的。“溥仪奇怪地问：“剩下的东西，还能吃吗？”“废话！再蒸一蒸，就能吃。”接着，小王很严肃地跟溥仪说：“你知道吗？我们东北解放军官兵和政府各部门干部目前一日三餐吃的还是高粱米、大?子，都吃不上大米白面！”说完之后，小王往车厢前面边走边大声说：“我可提醒你们：吃剩的花卷，不准乱扔，都要集中放在筐子里。这都是东北人民的粮食。这样的花卷东北老百姓和我们解放军官兵都吃不到的！”小王的话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响应。因为这些人把分给他们的花卷，全吃光了，而且吃得都很快。
小王是位营级干部，在解放战争中，他在八路军担任过中队宣传员、师部通讯员。他立场坚定，头脑灵敏，待人坦诚，办事细微，说话滴水不漏。
小王拿着花卷正在往车厢前面走的时候，有一个伪大臣伸出大拇指对小王说：“你说得真好，真实在。我老实跟你说，这些人已经五年没喝咱家乡的大米粥了，五年没见过咱家乡的花卷了。这顿早饭真香，比老毛子的黑咧巴要好吃多了。就从这一点来看，能吃上家乡的饭，我已经很满足了，死了也知足了。”对这位“老臣”的感慨陈述，小王正要表示什么，坐在旁边的一个60多岁的人插嘴说：“五年边陲之苦，吃酸咧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已年过花甲，该寿终正寝了。我宁愿死在东北老家，也不愿自己的老骨头埋在西伯利亚……”又有一人接着说：“吃了五年黑面包，真受罪，不想家才怪呢！”
机灵的小王立即发现，这些人的话，是说给他听的，话中都想刺探点什么。小王又觉得，这些人的话也没全错，他便插嘴说了一句生硬的话：“怎的！吃黑面包，就看成是受罪。你们可太娇气啦。有黑咧巴给你们吃，就已经很不错了，竟被你们说成是受罪。实在是罪过。”
小王这么一说，有人倒笑了起来，有人表示说得在理。小王一看这架势，就来劲了，又接着说：“怎么！你们一说话，动不动就说死不死的。是吃饱了就觉得活够了？还是吃饱了要拿死来吓唬人？”这句话可把这些家伙镇住了。顿时，半个车厢的人鸦雀无声。小王接着又说：“前面车厢的日本鬼子，都是侵略者，都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早都该死。现在，他们都在乖乖地等候中国人民处理。像你们这样，不向人民赎罪，还把死字挂在嘴边上。我看不该死的，也该死。”这些伪大臣对小王的话，听得很在意，很入神。就在这时，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说话了，他对小王说：“我们都是些粗人，看到了东北家乡的饭，就忘了东西南北了！你看他们这些熊样！”
小王的最后一句话，确也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人，站起来，把小王拉在座位上，很客气地问：“这位年轻的长官贵姓？”
“免贵姓王，别叫我长官。我们的首长在车厢后边。”说着小王用嘴向车后方向努了一下。接着小王便问：“你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恕我冒昧，敢问王先生担任什么使命？”
“使命？我是个通讯员。”
“通讯员是长官的帮办吧？”
“什么帮办？我是给领导干部做些具体事务、跑跑腿。”
“明白了！你是长官的副官！”
“我不是官，我是兵！”小王被这个中年人问得有些发毛，便站起来，托故走了。事后，小王说：“这个人问的这些问题怪怪的，听起来很不自在。我在革命队伍里，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帮办、副官……这些话听起来，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小王帮列车员把早饭分完，便走到车厢后边，将刚看到听到的情况向陆曦报告了一遍。陆曦很感兴趣，他问小王，这几个讲话的人叫什么名字？小王不知道。陆曦说：“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他们的思想动向，大同小异。这些情况对公安部今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有用。”陆曦又说：“看来，这帮家伙的脑子里都是一团糨糊，比国民党反动派还要糊涂，还要浑。”
溥仪也不闲着，他发现车厢前边说说笑笑，气氛挺热闹，就有些按捺不住。他一会儿抬头往前看看，又立刻把头缩了回来。看得出，他对外界的谈话，颇感兴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走上前去问一问呢？
溥仪是想问，却又不肯去问。原因在于他那皇上的架子还端得足足的，不愿屈尊下问。
溥仪当了几次皇上，一直都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周边的大学士或总理、各部大臣、文武百官等都是他的奴才。这些奴才没有不吹捧他的，没有不怕他的。他也乐得接受吹拍，并为此而洋洋得意。会吹会拍的人，可青云直上，各有所得，何乐而不为。
当年溥仪的一句话，可谓“地动山摇”；他的一个眼色，可使人头落地。因此，无人不把他捧为神灵、真龙天子。
而今，天子已经成了俘虏。他的那些部下、奴才们对他是个什么态度？是一如既往、无限忠诚呢？还是和皇上划清界线、反戈一击呢？这个问题，皇上自己弄不清，我们当时也弄不清。
最后，溥仪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猜疑心和好奇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态度很生硬地问小王：“厕所在哪里？”“在前边！”
当溥仪正要起身去厕所的时候，火车紧急刹车，停在一个小站上。溥仪仍然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小王这时说了一句：“等火车离站时，再去厕所吧！”溥仪不听。也可能他听不懂，仍继续往前走。
我当时对溥仪那种傲气和他那种爱理不理的酸劲反感极了。一个汉奸傀儡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人不齿的狗屎堆，还神气什么。如果把他交给农民，他早就粉身碎骨了。我把这些藐视溥仪的话，跟陆曦说了。陆曦说：“他上厕所是假，到前面摸点情况是真。”
溥仪正在往前走，一个侍从走过来，扶了一下皇上。溥仪仍然若无其事地往前走。
有的大臣见溥仪走过来，不予理睬，我行我素；有的人虽不吭声，却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以示对皇上靠近的尊重。
扶着溥仪的侍从小声对皇上说了些什么。溥仪十分认真地听。前边有个人扯开嗓门说：“利用停车的机会，活动活动筋骨，是最高明之举。”这句拍马屁的话，溥仪爱听。溥仪立即表示：“坐车长了，挺累的！”又问，“熙?身体怎样？”坐在前几排的熙?听见了，受宠若惊，想站起来，又站不起来，便拱手作了个揖，以向皇上致谢。旁边有人立起回答了一句：“回来了，病就好了一半，等回到家，就会痊愈了。”
旁边一位老臣接着自言自语地说：“到家？谈何容易。眼下还不知火车往哪开呢？”这句提问，似乎想从溥仪口中得到答案。
此时，列车员在前面大声说：“我们这列火车原定不在小站停车，只停牡丹江、哈尔滨、长春等几个大站。估计是为了躲开一列有紧急任务的火车。”
趁溥仪走开，我对陆曦说：“溥仪已经有些坐不住了。看样子他已经有些心慌了，很想刺探一下我们的态度。他在苏联被关押了五年。估计，他现在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五年前的状态，极顽固、极反动，对国内的变化，不会了解多少。我觉得，你该找他谈谈，给他开导开导，必要时，教训他一番，至少也可以压压那不可一世的气焰。”
陆曦说：“他慌，我不慌；他急，我不急。时间还有。他不是傲慢得不可一世吗？就让在我面前傲个够，不必理他。等他略微稳定一些，觉得傲而无用，肯不耻相问的时候，我再跟他谈。我看他就挺不过今天。”陆曦就这样从容不迫地跟溥仪耗上了。
陆曦是位老干部，曾在苏联学习过多年，俄语很好，有工作经验，有办事能力。他在林枫的领导下，工作不错，上下配合得都很默契，得心应手。就拿这次引渡溥仪来说，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许多事，都在他意料之中。他办事一向深思熟虑，稳扎稳打。
火车起动了。溥仪确实没去厕所，匆匆忙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随着列车加速，溥仪的情绪，似乎也趋于稳定，只是他那双戴着眼镜的眼神，在不断地向陆曦这面看。
溥仪这人有些怪怪的，患得患失。他既是一个大势已去的伪皇帝，也是一个思维正常、遭受挫折的普通人。他并不是不想面对现实，随流而下，而是他那真龙天子的老底、末代皇上的优越感臭架子还有些放不下。因此，当他踏入中国大地之后，他那种目空一切的故态，又复萌了。上车之前他看到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和苏联中校站在一起。他以为这些人都是小人物，不值得理睬；上车之后，他又看到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坐在他附近。他又以为是押上车的同路人，也不屑一顾。现在可好，当得知穿中山装这个年长的人，就是中共派来的代表。他有些紧张，有些尴尬。他想找辙向这位中共代表打个招呼吧！又觉得自己已经失敬于人，有些不好转弯了。他这种进退维谷的心态，都已暴露在他的举止和表情上，很不自然。
这时，溥仪用双眼直盯着陆曦。陆曦不理他。这种冷遇，溥仪在几十年皇帝生涯中，是从所未见的。他有些急了，但他仍不敢乱发龙威。最后，他干脆拉下面子，降格以求，向我套起词来了。
溥仪那张很不自然的笑脸凑过来问我：“你贵姓？你们就是接收我们这些人的政府代表吧？”
“免贵姓程。我不是代表。你有什么事？”
溥仪急忙说：“今天我能和中共官员见面谈话，是我多年的愿望。代表就坐在我的旁边，我都不知道，失敬，失敬！”
我当时认为，陆曦和溥仪的谈话时机，已经成熟，如果再不理他，会把他憋死、吓死。于是我用手示意对溥仪说：“这位就是和苏联军方谈判，并接收战俘的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
此时，溥仪眉开眼笑面向陆曦说：“失敬，失敬，我很愿意和你认识，和你聊聊。”陆曦听后说：“好啊！聊聊好，聊聊好。”陆曦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走向溥仪对面的座位。溥仪受宠若惊，立即起身，表示欢迎。
溥仪找陆曦谈话的目的是想刺探一下，我国政府对他将如何法办的问题。其实，关于如何处理溥仪，怎么法办的问题，是杀、是砍、是入狱，还是释放，中央没给我们任何指示，陆曦也不清楚。我们的任务是把溥仪等人安全押送到沈阳，路上听听反映，了解一下溥仪等人的情况，并对他们做些宣传工作。仅此而已。
陆曦也觉得和溥仪谈谈，时机已经成熟，但彼此都不摸底，难免有些顾虑。溥仪担心，因从没与中共官员谈过话，对这位中共代表又不了解，怕谈不好，会引火烧身。陆曦苦于摸不到溥仪的心事，也不知溥仪能否谈心里话？如果在两天多的旅途中，他连溥仪最基本的思想脉搏都摸不到，怎么交差？
现在这台戏既然已经拉开了序幕，就让它顺其自然地演下去吧。
陆曦决意从两个话题，作为切入交谈的重点：一、摸摸溥仪在苏联的情况；二、跟他谈谈国内的变化，并相机杀杀他的傲气。话题就从平淡的早饭开始的。 “怎么样？回国了，多年没吃中国饭，很香吧？”
溥仪笑着回答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有生以来，没管过钱，也不重视钱。我也从没为用钱操过心。而对吃，我略有讲究。我过去吃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自不必说。但惟对老百姓的普通饭菜、稀饭咸菜，情有所钟，我最爱吃。
“在苏联五年之久，苏联对我们还不错。我们每天吃西餐，一天三顿白黑面包，有黄油、有果酱，有大菜。初到苏联的几个月，我们吃得新鲜。时间长了，都吃腻了。今早的稀饭和花卷是我们多年很想吃的东西。我吃得真香，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我们（ 他手指前面的诸大臣 ）有的人喝上了稀饭，都有些忘乎所以，高兴得说胡话了。”
陆曦接着话题说：“我们许多中国人为了种种原因，走出国门。国外的生活对任何人说来，都是新鲜的。但时间长了，他们就会想家了。金窝银窝不如土窝窝好。特别是有的人到了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国度里，真有些度日如年。”
“你也有这样的体会？”
“不错，我在苏联住过三四年，比你要短一些，但彼此的体会是相同的。”
溥仪忙问：“你在苏联干什么？是经商还是旅居？”
“都不是，我是被中共中央送去学习的。”
“原来你是中共的老干部。我有缘和你相识，很荣幸。”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仅就溥仪所谈的内容，可归纳有如下五个方面：听天由命；妄比苏武；贪生怕死；转嫁祸水；逃罪。
陆曦见溥仪的傲气已有收所敛，并已处在坦然自如的精神状态，便进一步问：“刚才你说，苏联对你们招待得还不错，你能说说你们在苏联是怎样度过五年的？这个题目可能太大。你不妨想到什么说什么，也不必成套、成章地讲，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也不必有什么疑虑和顾虑。我们聊聊天，我只是想听听而已。”
溥仪很情愿地接着话题谈了起来，他说：“我也没有预先准备，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是友好邻邦。我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说实在话，我对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在道理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没有很好的研究，也不了解，因而谈不出什么比较全面的评论意见。但在苏联五年的所见所闻，我对苏联没有反感。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苏联方面对我的态度和安排，是很不错的。这一点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尽管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小城市里，没有去外地的自由，但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轻松、很舒适的。每天三餐外，我们自己还要组织各种锻炼、文体活动以及政治学习。
“我坦率地告诉你，这些集体活动，我都不愿意参加。我也不和其他人在一起学习。然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学习，学习的内容和其他人一样，是‘联共党史’。
“在理论学习中，我学习得很不好，有时候学不进去。譬如，在学习中，碰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我就很抵触，很不理解。说我是革命对象，可我不反对革命啊！我知道，俄罗斯沙皇及其皇室在苏共领导的国家中，是难以容身的。这件事我一联想到自己，就预见到自己的必然下场。对此，自己很受刺激、很悲观……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然，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能有个明确的了解和预见，也不是件坏事。我已认识到时代在变化。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像沙皇式的不幸，对我来说，逃也逃不过，躲也躲不过，只能听天由命。
“我在苏联，由于生活得还不错，也没发现有任何对我敌视的地方，他们上下对我还都比较礼貌。于是，我曾产生过一个念头，认为斯大林的具体政策，有许多可贵之处。我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
溥仪说到这里，表情显得十分尴尬，有些走神，有些说不下去了。这是为什么？在那一刹那，我也弄不清。
陆曦不愿把谈话内容引入死胡同，也不愿对溥仪逼得太紧，他见溥仪有些踌躇，便立即调转话题，问溥仪：“你在苏联五年，想家吧？”
这时，溥仪又兴奋了起来，他接着就说：“给斯大林写信，是我一件不能自圆其说的伤心事。关于国内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这是一件我在苏联可望而不可及的勾心事。至于想家一事，谁能不想家？我们这些人在国内都有妻儿老小。我也不是孤家寡人，也有亲人。
“思乡、念亲的情感，人皆有之。
“当年，苏武在塞北流放时，唱的一首歌很动人，他唱道：‘转眼北风吹，雁向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坐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想谁？’”
陆曦十分惊奇地说：“你能把这支歌背下来，很了不起。”
“这支歌在孩童时期，皇宫内外，人人会唱。后来，我有些淡忘，但在苏联的塞外生活里，对这歌词，深有体会，渐渐又把歌词全文回忆了起来。”
陆曦听后，不想迁就，便插嘴就说：“这歌词写得好。但你们和苏武可无法相提并论。首先我要说的是苏武，他不是被流放。
“苏武是在公元前60年，我国天汉元年，被派出使匈奴，他是位忠贞不渝的使臣，到匈奴后被扣。匈奴官方千方百计地策反苏武，要苏武投降匈奴，他不干。匈奴便把他送到贝加尔湖湖边放牧公羊，并下令称，等公羊产子，才可回国。苏武坚贞不屈，在贝加尔湖区放了19年的羊。后人则称颂他的忠诚，他的贞节。他心存汉社稷，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
“其次要说的是，你和苏武是无法相比的。苏武的大节好，而你的大节不好，很不好。这一原则问题，我不想回避，只能直说。”
“陆代表知识渊博，谈起话来，单刀直入。你所提出的见解和批评，我溥仪心悦诚服。”
溥仪虽然如此接受了陆曦的看法，但他并不舒服，很不自在。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这样直截了当、不顾情面地揭他的短。
溥仪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内心深处的东西，他在和陆曦谈话稍微停顿之后，又补充了一句，他说：“我赞成陆代表的话，我和他们（ 指车里的各部大臣 ）都不能和苏武相比，但我们思乡、思亲的情感是真的，‘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想谁？’”
溥仪虽然硬撑着讲了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但仍觉得像小学生挨了板子似的难为情。 陆曦也不去理会溥仪对谈话的反应，仍接着向他提问：“你在中国人民面前是有罪的。你对国内情况了解多少？你对自己的罪行是否也有所认识？”
陆曦的提问，使溥仪有所震惊，也改变了他那为难的窘境。
溥仪定了定神，调转话题对陆曦说：“我在苏联期间，能看到一份《 大连日报 》和旅顺出版的地方报纸。这两份报纸是我们了解国内情况的惟一渠道。每天，我们住处的这两份中文报纸一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看，好像争着要看家书似的。很可惜，这两份地方报纸的消息很陈旧、也很局限。特别是在1949年以前，我们很难了解到国内的全部真实情况。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十分着急的事情。
“我愿意坦率地告诉你，这是因为：一、我们着急是，想快点了解到家人的情况；二、都想通过新闻报道来观察和推断一下，自己的下场，是死还是活。后者是主要的。”溥仪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解释说：“家人的安危，取决于国内能否太平。只要不打仗，家人都能顺应时局，积德积善，祈求团圆。菩萨也会保佑他们平安无事。惟对我们个人的下场问题，自己就很难说了，总想从报纸上窥测出点什么。
“关于我个人的前景，比较明确，自日本投降，就已定案，死路一条，没有什么要观察和推断的。人嘛，总是要死的，但谁不怕死，谁不想好好地活着。可今天，我的思想已陷入了一条死胡同，不知自己还能有几天的阳寿？
“当年，在天津，我不是不想复辟。可惜，国民党没给我机会。当然，我当时既没有人马，又没有武装；后来为了复辟，当上了日本的傀儡皇帝，从此就把自己陷入了万丈深渊。今天，不管是国民党当家，还是共产党当家，对我来说，都没有好果子吃，也没有退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条。”
溥仪见陆曦对他的讲话，没有任何表示，以为自己的思路很合乎陆曦的胃口，便自言自语地继续往下说：“我是大清王朝康熙之后。复辟是列祖列宗赋予我的使命，是我老母亲的临终遗嘱。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势已去，不可挽回。新的时代，不可抗拒。因此，我对复辟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也就是说，我认识到不是非要复辟不可，只期望苍天能给我一个出头的机会，以告慰列祖列宗。而今天，我的这一期望，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事实，弄得完全破灭了，不仅如此，连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前年，我在旅顺口地方报纸上看到，东北各地农村都在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这些农会不仅分了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的全部土地，分了他们的全部家产、房产，及其全部金银细软，还召开贫雇农大会，把他们拉出去批斗，并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再把他们拖到田里枪毙。甚至地主的家人、子女，也都被株连枪毙。
“我每看到上述这些报道，都被吓得胆战心惊、睡不着觉。我知道，我是中国最大最大的地主，也是中国最大最大的财主。而且我还当了多年日本侵略者的傀儡皇帝、罪孽深重。老百姓，特别是东北的老百姓对我积怨很深。如果当时我仍在东北，早已被东北老百姓粉身碎骨了。
“现在，我被押送回来了。我知道难逃一死。我的前途是直通南天门，死路一条。等待我的是上刀山、下火海、上绞架或是拉出去枪毙，别无任何生路。请问陆代表，能否给我一点提示，将会怎么处死我？
“如果天下有人能够死里逃生，我也期望能有这个机会。我不想死，我也怕死，但不知死神能不能网开一面！”
听起来，这位末代皇帝把死看得很重。其实，人生自古谁无死。怕死、不想死的人，不等于面临的就是死；而想死、不怕死的，也不等于就一定是不死。而溥仪把死看得如此之重，不会是姑妄言之。
溥仪和常人一样，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想从陆曦的口气里试探，他是否还有活的可能？是否真的难逃一死？有无死里逃生的一丝之望？
溥仪讲完后，直直地盯着陆曦，希望陆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能给他一颗宽心丸吃。
陆曦已摸到了溥仪的心思，并认定溥仪是个怕死鬼。
关于如何处理溥仪一事，陆曦也不知道。
因此，溥仪的试探，只会让陆曦清清楚楚地摸到了他的思想脉搏。
对溥仪的提问，陆曦虽不能正面回答，他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陆曦便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以稳定他的情绪，便向他谈起了国内情况。
陆曦说：1946年至1947年，正值苏联红军占领期间，在东北“中长铁路”一带，在大连、旅顺等地出版了一些新闻报刊。这些报刊报道了很多东北的局势和东北人民的生活情况。关于你谈到的“土改”、杀人的事，也正是在那时发生的事情。你所谈的情况，都是事实，不必隐讳。
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地区进行过两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对支援全国解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是在1947年到1948年初，东北广大农村的贫雇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斗地主、斗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
以地主、土豪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广大农村盘踞几千年，根深蒂固，他们骑在贫雇农头上作威作福。而贫雇农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了几个时代。条件一旦成熟，贫雇农就无所顾忌地奋起革命，要翻身、要解放，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斗争。这个斗争来势凶猛，你死我活，谁也无法阻挡，谁也不该阻挡，谁也阻挡不了。这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变改。
在这一场大的变革中，旧的社会势力，免不了要受到很大的冲击。贫雇农组织了起来，成立农会，他们为了翻身，为了解放，为了得到土地、住房，就必须彻底搬掉压在他们头上的这座封建大山。为此，贫雇农杀了不少地主和恶霸。这些都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实。但是，这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杀人行动，已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1948年初，中共中央为了纠正土改中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极左行动，特向解放区颁发了“土地法大纲”，为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提出了明确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制止了一切杀人、打人的极左做法。
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农村办事就有法可依了，对待罪大恶极的地主、土豪、恶霸，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审判后处理。因此，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旅顺报纸所报道的情况，是事实，但也是一些已被纠正的、办错了的事实。
陆曦没有直接回答溥仪的提问，既没说溥仪一定会免于一死，也没说溥仪必死无疑，只是用一些具体事实，讲了东北地区的土改过程和党的土改政策。
溥仪听了，很为振奋，似乎他已获得了满意的答案，似乎他已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求生不是没有希望的。
溥仪当年投降日本，黄袍加身
溥仪当年投降日本，黄袍加身。是铁的事实，罪责难逃。然而，他为了求生，不惜昧着良心，把这一卖国求荣的主要罪责，推到同伙身上，妄图转嫁祸水。溥仪得知陆曦是周恩来外长派出的代表，便想利用他向中共传个话，为自己开脱一下。
于是，溥仪便扭转话题对陆曦说：
“当年我在天津为民的时候，曾经盘算着复辟大清王朝。但苦于没有人马，又没有时机，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曾想放弃复辟。可我又觉得那样无声无息地混下去，很不甘心。在这一个自相不一致的心理状态下，我听信了投靠日本的郑孝胥的谗言，上了日本人的当，一步步地去了东北，当上了傀儡皇帝。
“当我刚到东北，打算借助日本武力复辟王位的设想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有几个原东北各省省长，已经抢先投靠了日本，并拉开了一个占山为王的架势，并在客观上成立了伪满洲国，没我不少，有我不多。这几个原东北各省长，不是别人，他们就是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景惠、熙?等人。
“我和张景惠等人不同之一：
“张景惠联合原东北各省省长、秘书长及原东北军的个别军阀，在我到东北之前，就投靠日本关东军，组成了一个‘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自成一体，下设多种机构。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依附于日本关东军的国家实体。
“当我到东北之后，日本关东军头目拿着这个委员会的名单，逼我接受这个组织机构，并声称要成立一个以我为首的伪满洲国。同时，日本人还用种种威胁口气，压我就范。对此，我是接受还是拒绝，仍是一条活路和一条死路的抉择。我怎么办？
“我如果拒绝，就意味着，没有我溥仪，这个东北行政委员会照旧可以维持东北大局。我如果接受，即可当上皇上。在这个大局已就，别无退路的情况下，我才投靠日本，当了伪满洲国皇帝。
“根据以上事实，我要声明，在成立伪满洲国这一罪行中，我是被动的，郑孝胥、张景惠这些人是主动的。他们是走在前面的。
“我和张景惠等人不同之二：
“张景惠等人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他们的亲友、部下、朋友在进关之后，都加入了国民党，或者是为国民党奔波。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后，在国共之争的年月里，张景惠等人不担心落到国民党手里，却十分担心落到中共手里。在国共打起来的时候，张景惠等人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共成不了大气候，国民党不会垮台。因而，他们都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一旦苏联放他们回国，他们就会立即和国民党取得联系，带上他们的老本，去为国民党效力。而我本人和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
“张景惠人虽然年事已高，但野心仍然很大，他把保押在国民党身上。在苏联期间，张坚持要回国，打算和国民党合作、大干一场。因此，他对被俘虏到苏联不满，也与共产党格格不入。
“我对国民党历来就恨之入骨，是国民党把我撵出紫禁城，是国民党毁了我的一切。我对中共，对朱、对毛虽然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但没有恶意。”
我在旁听溥仪这么一讲，心里有些反感，很看不起溥仪，认为溥仪不仅是个投靠日本、大节可耻的小人，而且在人格上也是很为低下，没有一点敢作敢当的骨气。这个伪满皇上，在和中共代表第一次谈话中，就把出卖祖宗的大罪，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身上，实在是卑鄙龌龊，而且在话中还充满了一股“政客”的味道。
此时，陆曦皱了一下眉头，略微停了一会儿，然后，他仍从容自如地，用讲道理的办法，直截了当地说了溥仪几句，实际上是把溥仪挤对了一下。陆说：“我听到你刚才讲到的这些看法，给我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就是你肯直截了当地讲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就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但对你提到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不能一一给个明确的答复。我相信，以后会有人回答你的。
“今天，对你谈到的一些错误看法，我不能不本着‘知无不言’的态度，给你提出来。我这样做，说不定对你还有点帮助，至少也会起到提醒你的作用，以使你对国内情况有个正确的了解，使你对一些问题的糊涂看法，能有个新的认识。
“譬如对国民党的看法。我们是和国民党打了几年仗，由于人民站在我们这边，取得了胜利，还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国民党人都看成是我们的敌人，况且我们和国民党在历史上还有过几次合作。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的顽固派，当时称反动派，是蒋介石及其一小撮。就是这些顽固派，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围攻人民的解放区、发动了中国内战，使中国老百姓惨遭战火之苦。今天，他们仍然虎视眈眈地要反攻大陆，妄图让老百姓再受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因此，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是恨之入骨的。但我们从不把国民党看成是漆黑一团，看成是铁板一块，好像洪洞县里就没有好人似的。
“我们对长期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员，历来是尊重的和爱护的。他们有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和中共相处在一起，共议大事，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深受人民的爱戴。而那些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那些死心塌地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国民党顽固派，今天盘踞台湾，不时地向大陆派遣特务和间谍，妄图里应外合，反攻大陆。因此，应该说与我们为敌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笼统说的国民党。
“你说张景惠和国民党有关系，这不足为奇。但要看，这些国民党是否仍然与中国人民为敌，是不是属于那一小撮顽固派。
“关于张景惠在伪满洲国的所作所为，犯的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我们不会由于他和国民党有关系，而笼统地加罪于他。
“当然，你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情况是好的。关于你和张景惠等人有什么区别的问题，我们会为你作出公正的判断的。
“我想奉劝一句，谁的债，就是谁的债。这种债不会因为你和国民党没有关系，而给你一笔勾销；也不会因为你和国民党有关系，而加重你的债。现在你应该想的是，先把自己欠下的债说清楚。我还希望你，在思考问题时，不要钻牛犄角。”
谈到这时，溥仪似乎有点不明白，瞪起大眼问：“什么叫钻牛犄角？”
“意思是，在思考问题时，要摆脱一些无关紧要的干扰。牛角是尖的。如果思考问题，眼界不开阔，一味地认定一个死理，解不开，硬往牛角尖里钻，越往里钻，就越窄，就越解不开，如同一个人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溥仪在和陆曦的谈话中，有意无意地谈到了他曾一度不想回国的问题。
溥仪说：“我在苏联期间，也曾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一些往事。有些事，我还没有觉察到，但也有些事确也使我不寒而栗。多少年来，我被日本利用。我对不起东北的老百姓。想到这些，我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在年前，我曾下决心，不再回国，于是，我曾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留在苏联。
“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但人都已被俘虏去，并得到苏方的款待。于是，我也就逐渐地改变了过去对苏联的偏见，从而产生了留在苏联的念头。
“只要苏联能收留我，哪怕是暂时的，我将会有个摆脱受审、挨骂的后半生。我随身带出去的金银珠宝，足够我个人的生活开销。如果苏联接受我，我也会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我想的就是这么简单。我还认为，我的这个表示，至少是表达了我个人对苏联的信任；苏联没有理由不理我，没有理由拒绝我。
“为此，我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提出了我的要求，并表示，倘蒙接受，不论把我送到何地都可以，只要有个地方住就行。当然，我也没有说明要在苏联住多久。但这封信发出之后，不知道斯大林看到了没有，也不知苏联对我有什么看法，直到昨天我离开苏联时，也没有得到答复。
“话又说回来了，我自己也有些自不量力。如今，我是苏联的俘虏，是人家的阶下囚，有什么资格给斯大林写信？人家是国家元首，不复信，也是不难理解的。可我怎么也想不通，帮我转信的管理所所长，为什么也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愿坦率地告诉陆先生，我在他们这些军官身上，也花了不少钱。同时，我还无条件地向苏联捐献了大批珠宝。对我所表示的这片诚意，他们为什么如此无动于衷呢？
“当然，我捐的珠宝，并不是完全出自自愿，是应对方要求捐献的。既然是为了造福一方，我也没多考虑什么回报的事，但我觉得这样慷慨地贡献，也不应该像打水漂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我依然被送回国。由于上述种种，要我面对江东父老，深感惭愧。”
溥仪所说的“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是假，逃罪是真。对此，陆曦不便一针见血地给指出来，免得刺激他。陆只能婉转地对溥仪说：“你想留在苏联，显然是为了躲避国内人民的谴责。如果你真的留在苏联不回来，江东父老会对你这种忘掉老祖宗的变节行为，更加谴责。如果你真的留在苏联不回来，你还要把自己比作苏武，就更是一个大笑话。苏武他威武不屈，坚持贞节，而你却是苟且偷安，设法变节！”
溥仪听后，无法辩白。然而，他那张白里透黄的脸，突然变得很不自然、很难看。原本，溥仪就看不起这个小小的外事局长，但陆说出话来，让他有些苦涩难咽，却又无可挑剔。一种无奈和自尊使溥仪这位皇上，有些难为情、有些尴尬。
正在这时，火车停了。
溥仪定了定神，问陆曦：“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到牡丹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陆曦说着，便趁机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我小声对陆曦说：“我听他这么一讲，初步印象是，这皇上还真复杂。”
陆曦叹了一口气说：“距离太远了。我只能粗粗地向他介绍一些情况，爱听不听，也不知他听明白了没有！算了吧！不过，我们也了解到一些情况，也没有白谈。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人安安全全、顺顺当当地送到沈阳，其他的事，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
火车离开了牡丹江，它伴随着铁轨有节奏的震动声，由缓而急，飞奔向前，直往哈尔滨。
众多伪大臣和伪将领们已经不像在绥芬河时那样紧张和恐惧了。车厢里出现了一种活跃气氛，每个人的情绪都有好转，都享受着旅行回家的愉快和幸福。这种气氛有可能是，由于小王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不停地折腾，和大家又说又笑；医生不辞劳苦，到每个座位上去问长问短等工作的结果。也有可能，他们已经感觉到他们面临的未来，并不会像原来猜想得那么可怕。
火车刚开动不久，有人在说说笑笑；有人干脆放松地打起瞌睡，以品尝着美梦的甜蜜；也有人还想找机会和小王搭讪着说说话，打探点家乡的消息。
小王已经成为车厢里很受欢迎的人，他不仅要照顾全车厢里的文武“百官”，而且还要把服务的主要对象，死死地放在溥仪身上。
火车刚刚离开牡丹江，小王从车厢前头，直奔溥仪座位走来，似乎有要紧的事要办。我坐在溥仪的斜对面，见此情景，觉得奇怪。只见小王在溥仪面前，打开了一个小纸包，然后对溥仪说：“在牡丹江车站，用我自己的生活费买了两角钱的花生米，真香，你尝尝！”
溥仪龙颜大悦，笑嘻嘻迫不及待地抓起一粒花生米，皮也没剥，就放在嘴里，嚼了又嚼，点着头说：“真香，已经有五六年没吃到这样香脆的五香花生米了。”
“不错，是五香花生米，又香、又脆、又解馋。”小王一面说，一面拿了一粒花生米放在嘴里。
看得出，小王花钱买这点花生米，确是为了自己解馋的。
那几年，各个部门都是供给制，不发工资。东北的各机关食堂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玉米?子、高粱米和咸菜，一点油水也没有。特别是年轻人没有不馋的。
小王发现，已有五年没见过花生米的溥仪，对这包花生米很感兴趣，看到这个年近半百的皇帝，竟把一粒花生米分成两口吃，他的同情心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小王面对此情此景，没有犹豫，慷慨地把这包花生米送给了溥仪。小王还对溥仪说：“看得出，你也喜欢吃花生米，如果我早知道，我会在牡丹江多买一点。好在我常吃这玩意儿，就把这包花生米都送给你慢慢吃吧！免得路上没事儿干。等下一个大站，如果我还能碰到卖花生米的，我再给你多买点。”
溥仪双手接过这小包花生米，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双眼盯着小王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王先生！我可没有两角钱还你，可我怎能白吃你的东西呢？！”
“我情愿，送你吃的，还要什么钱。”
溥仪捧着花生米，自言自语地、很感慨地说：“小小的花生米代表了王先生一片真情。它虽不是山珍海味，今天捧在我手里，要比山珍海味还要珍贵。感谢王先生。我说句心里话，这小包花生米，对我说来，是无价之宝。”
小王不爱听溥仪这些恭维奉承话，他觉得有些受不了，这两角钱的东西，不值得如此神吹。小王站起来，说了声别客气，就离开了溥仪，向车厢前头走去。 溥仪在小王走后，并没有立刻吃花生米，而是把花生米放在桌子上，一动不动。他似乎在祷告什么，也许在想什么。
溥仪这种让人难解的呆呆的傻样，是在干什么？是怀疑花生米里有毒？还是舍不得吃？
在溥仪眼里，恐怕没有什么东西他舍不得。他挥金如土，奢侈无度。这几粒花生米算得了什么。那么，他在呆呆地盯着花生米，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坐在溥仪的斜对面，仔细地观察了许久，百思不得其解，琢磨不透。我倒很想看个究竟！
正当我对溥仪的怪动作无法理解的时候，只见溥仪突然站起身来，双手托着这包花生米，小心翼翼地向车厢的前头走去。
那些伪大臣和侍从们都诚惶诚恐地用惊奇的眼光看着“皇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再看看“皇上”手中的小纸包，谁也不敢贸然发问。
溥仪走到车厢前头，轻轻地转过身来，大声对各位大臣说：“我手里拿的是牡丹江出产的、刚经热锅炒出的五香花生米，很香很香，是王先生送我的。我们已有五年没吃到这好东西了，我分给你们大家都尝尝。”他说着，便开始每人一粒分起花生米来了。
这两角钱的花生米够分吗？我看，不管他怎么分，这点花生米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吃得上。但溥仪此举，却把全车厢这帮老气横秋的人都给弄活了。那已经打瞌睡的，不瞌睡了；那些东拉西扯聊天的，也停下了嘴。一双双惊奇的眼神都盯着这位情绪突然好转的“皇上”，也盯上了他手里那小包花生米。
车厢里许多人都在琢磨，今天“皇上”怎么啦？他和在苏联的溥仪不一样啦！判若两人。
在苏联期间，溥仪与众不同，仍然保持着当皇上的特殊派头。他不随便和各大臣们搭讪讲话。如果有人要和溥仪谈什么事，仍然要通过溥仪的侍从传话。他的住房与众不同，明亮宽敞；一日三餐都由侍从给他送到卧室里用；苏方组织的集体活动，溥仪一概拒绝参加，谁也不便勉强他；甚至一些政治学习、集体讨论，他都一律不参加。各大臣们虽然早已改变了见到皇上三拜九叩的习惯，但碰上溥仪时，仍不时地叫声圣上，以免龙颜不悦。而溥仪还就特别爱注意这些细节，爱听别人继续称他皇上，甚至他还不时地采取各种方式试探各大臣对他是否仍然忠诚和尊敬。
溥仪在火车上的变化，使他的随从人员大为吃惊。有的人觉得溥仪这样下来走走，有利于上下沟通，是个好兆头，便对溥仪笑脸相迎，以示敬意。有的人虽然也欣赏溥仪的这种态度，但却十分纳闷，不知皇上今天是中了什么邪？这位最不愿意回国的溥仪，今天刚刚迈入国门，就开始脱胎换骨啦？难道是，这包花生米就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啦？溥仪的举动，不可思议。他毕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还有多年傀儡皇帝的经历，大风大浪都闯了过来，怎么会被一小包花生米收买了呢？他一贯把共产党视为毒蛇猛兽，把共产党人看成是“残酷”和“凶恶”字眼化身的人，而今天在中共火车上仅仅几个小时，就被共产化了？也有的人对溥仪的行为不以为然。不管这些大臣、将领此时此刻怎么看溥仪，但他们对皇上送来的花生米，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早年，皇上赐给各大臣什么东西，受赐的各大臣都会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下，头也不抬，双手捧起皇上的赐赠。而今，傀儡皇帝已经垮台，溥仪和大臣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是被押在国外的阶下囚，早已没有皇上和奴才之分。因此，再让这些大臣们行跪拜、接受恩赐，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有几个张作霖时代的老人物，他们虽然也不想再把溥仪看作是皇上，但鉴于溥仪毕竟还是爱新觉罗的后代，是真龙天子的后代，没有龙威，还有龙体，仍不愿对溥仪过于怠慢。这几位老臣面对站在座位前手捧花生米的皇上，虽不肯跪拜受赐，但也不能冷若冰霜。
于是，有个别老臣见溥仪已经走来，便站了起来，头也不抬，举起捧着的双手，接受皇上赐给他花生米。
有的大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腰板挺得很直，低着头，双手捧上，接受赐给。
溥仪就这样一一地分下去，也不知他是怎么分的，几十个随行人员都尝到了花生米的味道。
分到最后，有一位年轻军官见溥仪刚走过来，就迫不及待地把一只手伸了出去。
溥仪见此人没有表现出对花生米的重视，也没有表现出对皇上的尊敬，便看了看手中剩下的花生米，有气无力地说了声：“不多了！”
这位伪军官立即明白，由于自己没有毕恭毕敬地接受恩赐，已引起龙恼。其实，早年皇宫里的礼仪早已废除。特别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那些皇宫里的规矩，早已不复存在了，这也是溥仪早已认可的事。今天出现的这个场面，显然是溥仪有点故态复萌。这位机灵的军官见此尴尬处境，立即站了起来，向溥仪行了个军礼，立刻说：“不必分了，剩下不多了，留着自己吃吧。当心站好！”说着还用手扶了一下溥仪。
溥仪把一小包花生米分给各大臣吃，比给他们发俸禄、发红包还受欢迎，而且还给众人留下一个皇上关心臣民的好印象。
当溥仪听到大臣们说：“真香，真香”的时候，他很高兴，似乎他办了一件十分得意、十分成功的事情，也办了一件中共代表也会吃惊的事情。
这时，我对陆曦说了一句：“‘皇上’进步了，说不定，他的这一举动，是做给你看的。”
溥仪把剩下的几粒花生米，又放在桌子上，看了又看，舍不得吃。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有点挺不住了，便拿起了半瓣花生米，放在嘴里，嚼了又嚼。
小王看到溥仪这一举动，很高兴，也很惊奇。高兴的是，一小包花生米竟能起这么大的作用。惊奇的是，溥仪这个一贯独断专行的“皇上”，怎么会有联系群众的作风，真是怪事！小王跑过来，对我说：
“在小说里看到的皇上，都是望而生畏的真龙天子。当然，在皇上当中，有荒淫无耻的昏君，也有为社稷着想的明君，还有暴戾恣睢的暴君。但这几种皇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靠各大臣、各方诸侯的上供、奉献，靠搜刮民财，维持他们的统治和奢侈生活。可从没看到哪个皇上把自己仅有的一碗饭，让给下人吃的故事。这件事，可称之为今古奇观，是一件百年不遇的怪事。如果他一贯如此，又能招贤纳士，说不定还当不了汉奸。当然我们也不会因为今天的事，而改变了对伪满皇帝的看法。但今天此事，确实很怪，让人不好理解。”
当溥仪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好奇的小王又凑到溥仪对面的座位上，想跟他聊聊。
小王发现，溥仪仍在对着这几个剩下的花生米发呆，便问：“这么一点花生米，你又舍不得吃，为什么还那么慷慨地分给他们吃呢？”
“真正慷慨的是你，我只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说实在的，分而食之，让他们都尝尝，大家高兴，我也舒服。这是一种不同的感受，也是过去难以体会到的感受。”溥仪很得意地又接着说，“遗憾的是，我的几个侄子还没吃到。”
小王听了，也没听出所以然，而我和陆曦在一旁听得比较明白。我和陆不约而同地认为：“溥仪这人，年纪不大，头脑清醒，还不算那么僵化，那么糊涂；分花生米一举，用心良苦。对他究竟应该怎么看，还得继续观察。”
小王接着问溥仪：“那边几个年纪大的，都是伪满洲国的大臣吗？”“是。” “我看有的人对你很尊敬，是不是有些像在金銮殿里见到皇上似的，那样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他们在苏联期间可不是这样。五年啦！他们都不大理我。今天他们的这些举止，我也有些犯琢磨。”
“你为什么自己不吃，还留下这几粒花生米干什么？”
溥仪对小王的提问，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我是真舍不得吃这几粒花生米。吃了就没有了，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吃上这花生米了？！”说完之后，溥仪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小王，很希望听听小王的回答。小王则脱口而出说：“机会有，牡丹江是个小城市，等到了辽宁一带，这东西不难买。这几粒花生米别留了，快吃吧！皮了就不好吃了！”
溥仪自言自语地说：“这几颗又脆又香的花生米，如果能有奉天的麒麟牌啤酒就着吃，就美了。你想想看，（ 溥仪一面说，一面用手比画 ）左手拿着一大杯麒麟啤酒，右手抓着几颗花生米，一颗一颗地往嘴里放。这有多么美妙、多么好啊！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也是像神仙过的日子。”
接着他问小王：“你喝过麒麟牌啤酒吗？”
“我没有喝过酒，更没喝过啤酒，还不知道啤酒是个什么味儿呢？”
接着小王又补充说：“咱们经过的几个大的火车站，都不会有啤酒卖。就是有卖的，我也不知我口袋里的钱，够不够买一瓶啤酒的。这样吧，将来有机会，我再请你喝啤酒、吃花生米，怎么样？”
这时，溥仪瞪起眼睛问小王：“我还能有这个机会吗？”
“这个吗？我还说不好。”
溥仪听到小王的回答，有些紧张，赶紧又追问小王：“‘说不好’的意思，就是我再也没有机会享受人生乐趣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别紧张，我这话和你没有关系。我是在说自己。我这次来绥芬河出差，是在陆代表领导下，执行接收你们的任务的。任务完成了，我就会被调走干别的事……还不知咱们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呢？我相信机会是有，只不知能在何时？真的是有些‘说不好’。”
这时，溥仪才恍然大悟，原来小王说的“是否有机会，说不好”，是说他自己。溥仪定了定神，热情地对小王说：
“太感谢了！如果我能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请你喝啤酒。我要想法报答你对我的关照，回报你在火车上请我吃的花生米。”
接着，溥仪也不管小王有什么反应，也不管小王爱听不爱听，便自言自语地唠叨了起来。他在讲这番话之前，还叹了一口气，似乎他要说点感慨的话，他说：
“当年，我是大清王朝的王位继承人。当这个继承人，不存在当和不当的问题，不能不当，非当不可。当了继承人，就意味着要统治全国。而我并不十分愿意当这样的继承人，要当，我也只想当个不管事的继承人。这样，我就可以不承担大的风险。要知道，这件事弄好了，可以万古流芳；弄不好，也只能是遗臭万年。我不懂统治江山，我只知道不害人、不伤人、做善事，修成好人；我不懂如何去体察民情疾苦和管理好江山社稷，我只知道养尊处优、游山玩水；我也不认真招贤纳士、治国安民，我只知道下面有人为我做事就行，管他是草包，还是地痞。我不懂的事情很多，我只知，我是真龙天子，文武百官都得听我的，其他事我一概不闻不问。我常常自问自己，像我这样一个皇子，能当好王位继承人吗？
“我第三次复位，却当上了个伪满洲国皇帝。当然，我自己也是很想当皇上，只有这样，才能不负列祖列宗遗嘱的使命。结果呢！使命没办好，事情办糟了，上了日本人的当。实在有愧于列祖列宗。”
小王一听，就有点烦，觉得时至今日，溥仪脑子里还惦着继承王位的事。打倒封建王朝是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很明白的事了，而溥仪至今仍然还在糊涂着，把自己的思想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状态。
小王面对这个满脑子糨糊的“皇上”，有些难办。对这些错误观点，小王不表态吧，有些丧失立场；表态吧，又无从下手。怎么办？小王正要说点什么，只听溥仪又接着说了下去，他说：“经过几十年的风云起伏，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想什么？”
“很想当一个普通人。”
“怎么讲？”
“当一个普通人该多好啊！每天闲来无事，我可以到酒馆里一坐，要上二两白干，再要上一碟花生米或者是一碟萝卜条，一面吃，一面品。这会是多么大的享受啊！”
小王一听，便知溥仪说的都是牢骚话，有深有浅，错的多，对的少。小王有些不想再听下去了，因为溥仪的错误观点很多，听多了，又记不住，不听吧，溥仪偏要说给他听。
小王想溜，于是他突然对溥仪说：“我还有件事要办，你等着。不！你还是跟他们（ 小王指我和陆曦 ）谈吧！”
溥仪和小王谈的这些事，原本他想和陆曦谈，但他觉得跟中共代表谈话太正式、太费劲，又怕不知深浅把话说错。况且在溥仪眼里，他并没把代表、局长看得很重，还认为陆曦说出的话风太尖刻，太刺激人，有些让人受不了。因此，当他看到小王走过来的时候，就想抓住机会，跟小王谈几句。正当溥仪谈得很起劲的时候，小王又借口走了。他挺扫兴。
溥仪对小王的不礼貌，有些不理解，他便顺着小王的手势，转过身来，对我说了一句：“他真忙，我正要和他谈点我想要说的话，可他又走了。”
我也只好很同情地对溥仪说：“不要紧，小王忙过之后，一定还会回来听你聊天的！说不定，他又准备给你去买花生米了呢！”我这一句话，却把溥仪逗笑了。然后，溥仪对着我说：“是啊！我希望聊天，聊天可以解除心里的一些烦闷。”
“是的，聊天还能解除旅途的疲劳，让时间过得快些。”我这句话，似乎引起了溥仪的兴趣。接着，溥仪盯着我说：“你说得很对，聊聊天很好、很好。不过，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