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日子
孔东梅：中国唯一女性副外长、首席礼宾官、毛泽东表侄孙女王海容首度开口，与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共探伟人心灵世界，讲述三十年前改变世界的中国大外交幕后故事。2006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特著书以示纪念。此前，特立独行的王海容几乎不接受任何采访，也没有发表文章和出版回忆录。在本书中，王海容披露了大量从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到秘迎基辛格、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签署上海公报等一系列外交大手笔背后的秘闻，纠正了许多讹传，作为历史见证人提供了生动细节和有趣故事。
我有这样一位姐姐
1979年，我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开始上小学二年级。那时，我的外公毛泽东已去世三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李敏仍是在哀伤和忧郁中度过的。妈妈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来看望她的人也为数不多。
有这样一位客人——大概是冬天吧，她那一身半旧的绿色军大衣，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妈妈说话柔声细气、慢条斯理，而这位客人嗓门高、语速快。她的年纪、个头都与妈妈相仿。这位阿姨是……且慢！妈妈解释说：不是阿姨，你——和她——同辈。我愕然。
哈哈，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客人的笑那么响亮，震得我耳朵直响。这就是王海容。
海容的祖父是我外公的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她是外公的表侄孙女，和我这个外孙女同辈，没错。原来，我有这样一位姐姐。这个“便宜”占的，让人有点不好意思。
海容不谈自己的过去。有人发现我对海容的经历竟一无所知时，惊讶地说：没看过你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吗？里面十次有九次都有王海容！ 20世纪70年代，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前都要播放一段新闻加片。那个年代的电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部，倒是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一年四季常换常新。两位女青年——负责礼宾及记录的王海容和负责翻译的唐闻生几乎每次都出现在外公身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海容成了政坛和影坛的双料明星，在中国和国际的知名度可想而知。
然而，出于保护外婆贺子珍身体和情绪的原因，在她身边，我是很难看到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的。我没能把眼前的海容和那位世界闻名的女外交官联系起来。
世纪之交，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打开中美关系那段历史逐渐产生兴趣。由此发现：从外公与斯诺谈话，秘迎基辛格，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接待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大外交活动，海容都参与其中。
但是，在回忆录、传记和纪实作品中，在电视、报纸和广播采访中，在2001年纪念“乒乓外交”30周年和2002年纪念“破冰之旅”30周年的活动中，为什么都没有海容的声音呢？
2004年，海容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又一次来我家做客。还是那身蓝色便服，白衬衫领口的扣子总是系着；一副白边眼镜，梳三七分短发，一双布鞋，一切都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唯一的变化，就是头上的短发全部花白了。海容老了。
“说说您的故事吧，海容姐姐，我想写写您的故事”——我恳求道。 “我有什么好写的？”——海容淡淡地答。 我劝海容姐姐该给后世留下自己所知的真相，海容若有所思。最终，她说：你写你的。我不写。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于是，才有了您面前这本书。它还远不能写出海容经历过的极其丰富的外交活动，只是对一些她参与的重大事件做了粗线条的勾勒，以展示那段改变世界，也改变中国的日子。
外公的九哥
有谁会忘记自己的童年呢？是的，童年非但一直不曾远离我们的记忆，而且还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真切起来。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欢乐，童年的梦想，是每个人终生的宝藏。外公毛泽东的童年和我一样，最初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不过，他比孤身在外婆身边的我幸运得多——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有众多的表哥、表姐和他一起嬉戏、玩耍，其中一位就是海容的祖父。我相信，那段日子是外公一生中不可多得的快乐而充满温情的快乐时光。
从外公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向西走20里，到了湘乡地界，有一个小村落名叫唐家坨，村里有一大户人家姓文。文家的男主人去世早，家务由女主人贺氏操持。一家人辛辛苦苦务农，逐渐富足起来。贺氏就是我外公毛泽东的外婆。
贺氏外婆有3个女儿。二女文六妹嫁到本县王家，所生第二个儿子名季范，也就是海容的祖父。季范在诸兄弟中排行第九，人称王九哥；小女文七妹嫁到邻县毛家，所生第一个儿子名泽东，也就是我的外公。其实，泽东前面还有两个哥哥，均不幸夭折，所以人们称他毛三哥。外公自幼按当地习惯拜石头作干娘，以求保佑平安，小名叫作石三伢子。王九哥比自己的表弟毛三哥大9岁，我外公一直尊称王季范先生为九哥。
说起九哥对我外公的帮助，在我第一部作品《翻开我家老影集》一书中提到过一件事：外公之所以能够第一次走出韶山冲去湘乡读书，由此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九哥王季范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当时，外公的父亲反对此事，外公央求九哥：“我要读书！”。最终，九哥的一句“不读书就没有用！”说服了老人。
然而，与海容接触后，我开始进一步思考外公离乡求学背后，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外公17岁那年发生的事情，也许并不像我们所知的那么简单……
外公的初恋
1910年大年初二，外公第一位妻子罗氏因病去世，卒年21岁。外公那年17岁。关于罗氏，1936年外公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做过介绍。“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研究者坚称：外公与发妻罗氏的感情是很好的，并举他在罗氏去世后仍与罗家保持联系为例。据说，当地还有这样的俚语：“没媳妇留崽不住。”因此，有人认为如果罗氏没有早逝，也许外公就不会走出韶山冲……
以上观点是否有道理，已不属于本书要讨论的范围。但是，这倒给我探寻外公为何决意去外地读书以启示。这，还要从与海容的一次谈话说起。 原来，20世纪50年代，外公在海容去看他的时候问过一句话：“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王十姑是谁？海容不知道，自然无言以对。回家后，便去问自己的奶奶——王季范先生的夫人肖老太太，外公称她九嫂。奶奶告诉海容：王十姑是她爷爷王季范的妹妹。和外公的母亲文七妹一样，她没有名字，大家只叫她王十姑。王十姑和我外公是两姨表亲，从小就是在外婆家一起玩，一起长，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直至谈婚论嫁。 无疑，这就是外公的初恋。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位王十姑呢？
一百年前的中国，很多事情与今天不同：表亲能结婚，八字不合不能结婚。就在外公和十姑翘首以待好事成双的时候，算命先生得出结论：二人八字不合。亲事不成了。怎么办？！外公当时只是一个少年，用海容的话说——“还没掌握什么马克思主义”。造化弄人，对于约定俗成的迷信习俗，谁又有回天之力呢？这种悲剧当时是经常发生的。
王家给十姑订亲了，丈夫是本县的，姓赵。到王十姑出嫁的那天，外公也来了，他来抬春箱——就是娘家送女儿出嫁准备的箱子，里面都是被子，衣服。春箱是要娘家人抬的，外公挤进来当了一回娘家人。我想，这是为了最后看一眼十姑吧？
很快，大概是1907年的样子，毛家也给我外公订亲了。妻子是本县的，姓罗，而且是毛家的远房亲戚。罗氏也没有名字，人们叫她“罗一姑”。王十姑同罗一姑一样，都是婚后不久去世，都没有后人，只有墓上的衰草陪伴着她们。
十姑嫁人了，一姑去世了，外公再也不想在家里呆下去了。他向往一个新的别样的世界。
然而，外公是永远忘记不了十姑的。王家兄妹三人，除了王季范和王十姑外，还有一位是他们的哥哥王星臣。王星臣的女儿王曼恬曾告诉过海容，自己抗战时期去延安后，外公见面第一句话把她问得摸不到头脑：“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原来，王曼恬也对此事一无所知。得知十姑早已去世后，海容告诉了外公。外公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哦……因为心情不好。”
在海容面前，外公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动情地回忆道：她是个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这时，外公似乎又回到了少年的幸福时光。在海容得知王十姑一事的来龙去脉后，王季范先生告诫她：“不要乱说！”王毛两家的这段故事已深藏百年。如果不是海容讲出来，又有谁知道呢？
到长沙找九哥去
外公离家来到湘乡读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进而，他向往湖南省会长沙，希望到那样一个大地方去。重要的是，他的兄长——九哥王季范已在那里当上了老师。对，到长沙，找九哥去！1911年，18岁的毛泽东——我的外公终于如愿以偿，满怀兴奋地来到了这座省城。长沙确实是个大地方。在这里，外公平生第一次见到“新的”报纸。
之所以要加上“新的”这个限制词，是因为此前外公从他的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并熟读的《新民丛报》，已是该报几年前的合订本。毕竟是20世纪初，在湘潭韶山冲和湘乡唐家坨那样中国内陆的偏僻山村，能找到“旧的”报纸就算很不容易了。
报纸——外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神奇的东西！清朝终结，民国初建，中国报业呈现大繁荣，万花筒般纷繁多元的思想潮流每天涌现在报端。外公由此养成读报的习惯并保持终生。一直到临终前几个小时，他还在看汇集外电的《参考资料》。
也是在长沙，外公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地图。那是外公19岁到20岁之间发生的事情。近40年后，外公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家中向周世钊等同学好友说道：“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之大，确实不是为逃避严父责罚在韶山冲绕圈、为投奔外婆怀抱在唐家坨流连的石三伢子能够想象的。
说外公的世界观念从此形成，也许为时尚早。但从此外公对世界地理开始格外留心。1913年到1918年，20岁的外公由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的九哥王季范介绍，考入这所师范学校，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段校园生涯。他对报纸和地图的兴趣在此充分表现出来。
外公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的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个多钟头；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称他是‘时事通’。”
在政治方面，外公也崭露头角。一次，外公为抗议第一师范校长张干提高学费发起“驱张”运动。教育当局追查下来，提出开除毛泽东等“肇事者”。此时，王季范先生又一次向外公伸出援助之手。他联合其他教师力保外公，外公才得以化险为夷。这也是为人所熟知的事情了。 然而，海容提供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由于校方态度强硬，为保我外公无事，王季范先生忍痛劝一位也参加过“驱张”但情节较轻的王姓学生退学，这个学生是自己的本家亲戚。此人退学后，由于心理郁闷，后来竟精神失常。王老从此默默负担起他一家老小的赡养，却从未向别人提及此事。海容童年由母亲带着去王家祖屋湘乡杉木塘玩要的时候，还见过此人。
第一师范的学习，成为外公腾飞的台阶。此后，外公踌躇满志地去了北京，去了上海……他开始忙于政治活动，在此基础上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就这样，外公与他的九哥王季范先生见面越来越少，这对感情深厚的表兄弟不得不分别一段时间，然而这一分就是二十多年。不论对外人还是对家人，王老先生对这层关系讳莫如深，所以，海容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位亲戚。
海伢子的童年
1938年，海容出生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当时，王季范先生是长沙名校长郡中学的校长。不久，日军轰炸长沙，海容被妈妈带着到湘乡外公家避难。那里名叫新屋嘴湾，离海容祖父家的王家老屋也不远，翻过山就是我外公的故乡韶山。海容的父亲是王季范先生的独子王德恒烈士。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支持石三伢子的九哥得知表弟已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于是派儿子前往延安，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抗日尽一份力量。王德恒由外公的弟弟毛泽民介绍入党，在抗大完成学业后，被派回老家湖南，准备做地下工作。1941年，他在湖南桃江县桃花江坐渡船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追捕。王德恒水性很好，本想跳船逃生，不幸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当年海容3岁，弟弟王起华1岁，这对姐弟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记忆。
父亲牺牲后，母亲独力支撑起这个家。海容的外公原为湘军程潜部下，官至旅长。他也是个读书人，因为看多了官场变换和沙场征伐，很早就解甲归田。海容的童年就是在自己外公的小庄园里度过的。
海容的名字是她祖父王季范起的——有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的两句名言。祖父希望她做个有大气量的人。不过经常有人将其写成“海蓉”，不知这是不是出于把“中南海”与湖南古称“芙蓉国”放在一起的联想？只是这与本义相去甚远。海容对此实在有些无可奈何。
童年的海容被人们称为海伢子。她在外公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才回长沙上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的唐家坨诸兄弟想去北京看望他。文家公公对海容说：“海伢子，我们去北京，你要么子东西啊？”海容答：我要大苹果——她听说北京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吃。
文家公公又说：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在那时的海容听来，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称呼。于是，她给这位没见面的长辈写了一封信，一是问候，二是想要一个篮球——那时她是校篮球队员。等到文家公公从北京回来，只带回苹果，没带回篮球，海容挺失望的。这就是她和我外公的第一次交往。
建国初期，王季范先生到北京开会时被我外公挽留住下，后来，海容来到北京，和祖父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和几位文家亲戚一起，由王老带着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海容曾问祖父，该怎么称呼这位亲戚？祖父说，应该称呼“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第一次见面，海容一点也不紧张。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是自在。
临走的时候，海伢子与主席公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主席：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 海容：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
主席：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 海容：我还向你要了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已走到门口的文家亲戚听到这番对话，都回过头来，哈哈大笑。
那次，年轻漂亮的江青也带着李敏和李讷出来见过客人。海伢子叫了江青一声“三奶奶”。不过后来海容听说，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就不好再叫了。想来也是，当年江青不到40岁，叫“奶奶”着实显得老气了些；更何况还是排行第三呐……于是，如何称呼江青，对于海伢子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大多数情况是含糊过去算了。好在那时江青经常外出养病，不怎么在家。后来，海容工作了。见到江青的时候，就和大家一样，称她江青同志。 此后，每每想起这次见面，海容都会觉得当年的海伢子是那么的好笑。
“王波”的徒工生涯
1958年海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她走上了从学校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学校的人生之路，指路人就是我的外公毛泽东。海容在北京化工厂当了3年学徒。当时每月工资18元，中午饭和晚饭发饭票，每天一杯牛奶。化工厂的工作对人体会产生毒副作用，所以发了口罩、帽子、工作服，还有一双胶鞋。中午饭是鱼、鸭、鸡、肉，晚饭也还是鱼、鸭、鸡、肉。别看吃的不错，工作着实累人。晚上经常加班，支援别的车间。几十斤重的蒸馏水瓶，海容一个人在半夜里搬上搬下。
厂子是边建边生产，工人们三九寒冬也住在未完工的车间里，夜里刺骨寒冷。不过，海容至今觉得这对自己是个极大的锻炼，工厂生活让她学会了独立应对许多事情。
3年徒工生活，让海容写出了一篇文章，那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的《我的经验》。
通过辗转寻找，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在首页目录中，海容的文章标题用黑体标出，登在第28页。翻开文章，标题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首先是4个大字——“我的经验”；旁边是4个小字——“徒工王波”。
那么，海容为什么还有“王波”这样一个名字？“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的笔体又为什么与外公的“毛体”如此相似呢？
原来，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
为了给广大徒工和学生释疑解惑，《中国青年》准备刊登有关稿件。这份当时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青年刊物曾请海容当通讯员，不过她没答应。海容喜欢自由，通讯员则需要定期交稿。当过徒工的海容，对徒工生活有一些体会和感受，此事很对她的心思。于是她写出了《我的经验》初稿，并给时任外公秘书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写了一封信，托叶子龙转交外公修改。
两个半月后的10月17日，外公在来信上批示：“找王海容今天下午3时15分来这里一谈。”那天，海容骑车来到中南海，与外公谈了几乎一个下午。外公对海容在工厂的表现是满意的，他高兴地看到：当年天真地向自己要苹果和篮球的海伢子，已成长为光荣的劳动者。因此，外公仔细修改了稿子，还加入了不少自己的观点，并且专门写了编者按。
为什么不署海容的本名呢？原来，外公对海容说：“要是别人知道是我给你写的编者按，别人找你怎么办啊？”海容从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她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外公想了想，说：“那你就写徒工王波吧，波浪的波。”
又过了一个半月，1960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经外公修改过的这篇文章。
“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8个字都是外公亲笔写的。因为文章的读者是青年，所以写的是比较工整的行书，而非龙飞凤舞的“毛体”草书。
与外公的谈话
《我的经验》发表不久，在外公的建议下，海容重新选择了上学。她在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和外语系学习期间，与外公就教育问题做过几次长谈。
海容记得，其中有一次她向外公反映过：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爱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
外公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海容说：读过。外公又问她喜欢《红楼梦》中哪一个人物？得到的回答是——“我哪一个也不喜欢”。
外公是喜欢看《红楼梦》的。他开导海容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是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外公还问海容：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佛经”？海容不解地说：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外公不以为然地说：要做翻译，搞外文，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他又问海容：你读过《聊斋》没有？得知她没有读过，外公介绍说：《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在风趣渊博的谈吐背后，是外公对教育、对读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下一代的深切期望。后来我得知，外公与海容的这些谈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十年的变迁
大约在1999年前后，也就是我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年，中国人耳边开始响起这样一个新名词：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欧洲联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上述“战略伙伴关系”各自含义不尽相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较之海容30年前在外交部工作的年代，中国的外交格局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切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向海容请教。在把她提供的一个个历史事件片段加以拼接组合后，我对外公晚年宏大的外交实践有了新的认识。
初到外交部
1965年，海容结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进修，去外交部报到。她被分配在部办公厅综合组，人们称这位27岁的年轻人为“小王”。
外交部第一任部长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建国近三十年间，由国务院总理兼任部长的仅此一例。海容入部时，部长系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
部领导还有：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曾涌泉、罗贵波、耿飚、刘晓、韩念龙、刘新权、王炳南以及徐以新、陈家康……
东交民巷印象
海容报到时，外交部办公地点还是建国之初的旧址，即北洋政府外务部原址。1966年春天，一场建国以来对北京影响最大的地震——邢台地震发生了。外交部原办公处所均为百年以上的老旧房屋，为了防震，一部分部领导搬到东交民巷办公楼。在这里，初到部里的海容认识了许多人。在海容楼上办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年五十多岁的她风度翩翩，精明强干，而且和蔼可亲。
海容在外交部还结识了一位同事，并成为自己终生的好友，她就是唐闻生。唐闻生比王海容小5岁，父亲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的唐明照，母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张希先。1943年，唐闻生出生在纽约，她的中国名字“闻生”取义“闻父归而生”，美国名字是Nancy Tang。1952年，唐闻生随父母回国。196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用3年时间学完规定的5年课程。她比海容早半年进入外交部，分配到翻译室任英文翻译，大家叫她“小唐”。
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6年的春天和夏天过得格外不寻常，“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交部机关工作人员纷纷成立群众组织，分为“造反”和“保皇”两派。不过，不少人还是和海容一样，属于“逍遥派”。
与国家部委不同，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随时都会引发国际事件。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967年8月的“火烧英国代办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英国是最早与中国洽谈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但是，中英虽在香港问题上取得暂不改变现状的共识，但在台湾问题上却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两国只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处于半建交状态。英国在北京所设代办处简称英国代办处。由于外交系统造反派中极左分子受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8月7日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在外交事务中违背党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单位的红卫兵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随后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并实施“打砸抢”，这就是“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得到汇报的总理当即下达指示，通过高音喇叭呼吁在场群众散开，但无济于事。局势混乱至此，总理不得不向外公汇报。海容记得自己也给外公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
外公当时在上海，接到总理的报告和各方面的信息后，果断解决了中央文革的极左分子王力、关锋（后来还有戚本禹），打击了极左的势头。
这年9月份，外公由上海返回北京。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去看望他，当面反映了外交部的事态。在谈到王力8月7日讲话时，外公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外公还向海容他们讲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海容当时不知道出处，回家请教祖父后，得知这是唐人罗隐的作品。
那次外公向王海容、唐闻生明确表示：外交部要反对极左。海容回去后，尽可能地向外交部同事做了传达。外交部“批极左，抓坏人”的斗争，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展开的。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革”以来极左派的势力，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外交系统部分机构的领导班子，许多有经验的老外交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由此，奠定了此后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的组织基础。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海容向外公反映说：那样做法实在不好。外公肯定了她的想法，表示应向英国方面道歉。海容随即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事的进展并不顺利。最终，还是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处理。1971年3月2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公开表示了中方的歉意。
“文革”初期的外交困境
“文革”初期，特别是1967年5月至8月的3个月，是中国外交经受巨大波折的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上述困境必然直接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65-1970）记载，在“文革”的前4个年头（1966、1967、1968、1969），中国只是分别于1968年和1969年与也门（南）和越南南方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调整外交政策，批判极左思潮，势在必行。
外公和总理审时度势，扭转了在外交方面“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混乱局势。他们多次亲自向来访贵宾及驻华使节解释外交政策，表达中国愿与建交各国恢复和发展关系的愿望，使外交工作重新有了起色。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智利等5国建交，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尼克松的一篇文章
尼克松发信号
1967年10月，外公读到了尼克松发表在1967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第四期上的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当时，美国是中国两个头号敌人之一——这两个敌人，一个被叫做美帝（帝国主义），一个被叫作苏修（修正主义）。
在文章中，尼克松表露出对美国多年孤立中国并未奏效的失望，从而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设想。这可能是他最早一次发出有意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信号，它很快被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接收到了。1974年12月12日，周总理在医院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对客人说：“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基辛格博士说了公道话。他说，打开大门的，在美方来说还是尼克松下的决心。基辛格没有想到，而且当时还有相反的想法，他是后来才跟上的。当然这不是要贬低博士在恢复、发展中美关系中的贡献。他是有一功的。”
外公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总理也指示外交部门开始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中美关系至此重新成为新中国领袖考虑的重大问题。
中美关系由来
中美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是互相支援的盟国。在此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外公去过重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延安受到外公热情的款待。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时卷入中国内战，外公写下《别了，司徒雷登》并宣布“一边倒”政策，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渐行渐远。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和美国处于不友好的状态。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又在朝鲜兵戎相见，中美两国成为准交战国，关系迅速恶化。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双方的联系仅维持在朝鲜板门店和波兰首都华沙的大使级谈判，但谈判不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阻挠中国解放台湾，在联合国带头反对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两国几乎断绝了一切来往，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
1965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对中国形成新的威胁，两国关系更趋紧张。
1968年11月，尼克松在竞选中战胜约翰逊，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利用这一全球瞩目的时机，又一次就改善中美关系发出信号。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对于“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讲话，中国照例准备给予抨击。根据外公的意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既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同时又刊登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
中苏问题
苏方来电
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就职并做出对华缓和姿态，苏联领导人便从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思想出发，对华态度渐趋强硬，并由两党论战最后发展到破坏两国关系。1969年3月，苏联单方面改变边境现状，武力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这就是“珍宝岛事件”。两国界河上的隆隆枪炮声震碎了中苏同盟残存的最后一点脆弱联系，形势十分危急。
据当事人——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李连庆在《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一书中回忆：此时苏方领导人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苏联首脑柯西金启用中苏热线电话，准备亲自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试图了解对方意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方一位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不但拒绝为他转接，还严辞痛斥道：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话务员愤怒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最初听说这一故事，我以为多半是民间的野史传闻，从海容这里才知道确有其事——总理曾指示应对那位女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几天后，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总理通话。外交部苏欧司答复说：你们苏联党已变成修正主义了，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了，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无奈之下，苏方改由外交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电话同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机场会谈
3月22日凌晨，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中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经过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当日，外公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仍然是箭在弦上。
1969年9月2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周总理赴越吊唁。苏联方面也派出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越南吊唁，并提出与周总理会晤。9月10日，外公及政治局在苏方一再提出希望后，派周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其见面，史称“机场会谈”。这是1965年柯西金访华以来，双方政府首脑惟一一次接触。会谈虽然没有重大的成果，但双方达成了停火、维持现状的协议。中苏边界从此确实安静了许多。
珍宝岛事件惊醒了世界。一个紧随美国总统身后的人开始对此做出分析，他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时年不到40岁的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智囊团成员，他凭借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精确分析能力为尼克松进言献策。在审视地图后他发现：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者都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的判断虽与美国官方的“中国好战”结论相悖，但却更接近实际。在一个个类似的判断做出后，基辛格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日见提升。
外公的预言
1969年，尼克松赴欧亚访问期间，也在寻找向中国传话的渠道。他知道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友好，于是在与该国总统叶海亚会谈时请他给中国领导人捎去口信，表示美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叶海亚总统随后约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转述了尼克松的口信。大使将此消息报告国内。为中美之间传递信息的巴基斯坦渠道就此开始形成。巴基斯坦渠道与后来的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对于打开中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外公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海容记得，也是在1969年，有一次外公似乎无意地向她提了一句：“美国可能要派基辛格来中国。”然后，他就继续埋头看起了每天那两大本《参考资料》。
须知，当时基辛格远没有像后来那样蜚声全球，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学者。所以，海容并不清楚基辛格是何方神圣，顶多了解到他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接待此人达9次之多。
事后想来，海容觉得主席一定是根据《参考资料》和其它国际文电综合考虑后得出的结论，他曾说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国际形势。其实，基辛格对国际局势的言论早已引起中方关注。查询后可发现：在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访中国前，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共出现27次，在外公每日必看的《参考资料》中出现的频率想必更多。由此可见，外公把美国特使人选判断为基辛格，是有资料依据的。
“大外交”初露端倪
1958年，外公在接见我驻外大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后一定会承认的。”“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到了外公说基辛格可能来华的1969年，距离1949年已经20年了。美国方面也并非没有“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意思，中国方面是该有所行动了。当时，中国北方边境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方边境有美国燃起的越南战火。面临腹背受敌，外公看到的是不利中的有利，是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绝佳时机，被后世称为“大外交”的惊人构想初露端倪。
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急于抽身；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日渐壮大的国力以及对国际事务不可小觑的影响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长期敌视和封锁中国的美国，终于有可能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军队如能早日撤离越南，对越南人民及周边国家人民，对整个东南亚的局势，都是有利的。外公还希望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不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还要进一步与世界上其它重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平等交往，重新回到联合国参与重大的国际事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图壮志。不难想象：此举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改变世界。
因此，外公把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思想引入外交领域：世界被分成三个部分，团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争取团结欧洲发达国家，分化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全世界最广泛的反霸权统一战线。上述思想从1969年起指导着中国外交战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74年，外公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将以上思想加以总结，形成“三个世界”的理论。上述外交实践，在今天看来，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大外交”。
1969年，外公、周总理及外交部部长陈毅、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老帅经过交换意见，洞悉国际局势将发生转折变化的先机，在思想上就“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达成一致。随后，中美之间开始了微妙的试探。
“追到卫生间”传闻由来
外公的预言在1969年年底得到初步证实。1969年12月3日，奉尼克松和基辛格指示，美国外交官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外交官，传达美国欲与中国会谈的最新意向。一时间此事传遍全球，版本颇多，其一居然说美国人一直把中国人追到卫生间里……
这件重大而离奇的外交事件，其真相到底如何？当事人写过回忆文章，能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现引用一二。
那天，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翻译景志成随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一说为临时代办雷阳）应邀去华沙科学文化宫出席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他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在说话，那个陌生人边说还边用手指着中国外交官。李、景二人不知道美国人在耍什么花招，决定活动结束后马上离开。他们当晚8时离开文化宫途中，美国人追上来了。景志成这样回忆：“当走到楼梯的一半时，西蒙斯领着那个人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指着那位陌生人对我介绍说：‘先生，这是我们大使。’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怕别人发现我们在说话，虽然脚步放慢了些，但并未站住。
这位被介绍是大使的人接着用波语对我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我边走边答说：‘我转达。’这时我发现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我也加快了步伐。
美大使紧追不舍，气喘吁吁，边走边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时，我们已走出了文化宫，李举卿已走得离我们很远了。
我们是最先走出来的，后面既无人跟着，街上空空荡荡，也没有行人。为了尽快甩掉美国人，我再次表示我转达后即急速离去。”
对于“追到卫生间”，景志成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据说美国国务院曾给斯托塞尔大使下达过一个绝对执行的指令，要他务必利用一切场合尽快地把美方要求恢复中美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中国人到卫生间里也在所不惜。这也许是造成以讹传讹的原因吧。”
外公与斯诺
“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忘记是在学生时代的哪一年，一本书中有关红军十七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描写让我流下了热泪。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众所周知，他是我外公毛泽东的朋友。
我很崇敬斯诺前辈。2005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纪念斯诺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提交了论文并做了简短发言，主题是斯诺5次采访毛泽东的新闻影响力。虽然已有很多前辈的研究成果，但毛泽东与斯诺这个话题仍然远未终结——我这样认为。
比如，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与打开中美关系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斯诺已于1972年因病过早去世，未能来得及深入分析和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当年活动的中方知情人少之又少，文字方面未能留下多少第一手材料，真是遗憾。
海容姐姐和闻生阿姨参加了外公与斯诺的最后一次会见。无论谈外交还是谈斯诺，她们俩都是不可多得的讲述者。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她们请教当年发生的事情，期望唤醒深藏了35年的记忆。庆幸的是，我总算部分地达到了目的。
前4次采访
1936年，斯诺到陕北保安采访，他与我外公连续几天彻夜长谈，外公由此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我的外婆贺子珍为他们端来自己做的“甜点”腌酸杏以助谈兴。陕北之行让斯诺写出世界新闻史上的名著《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罗斯福等不少美国政要对此书赞赏有加，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西方世界所知。
1939年，斯诺来到延安。这一次，外公托他与美国政府说明中共的对美政策，表示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为款待贵客，外公新婚的夫人江青亲自下厨为斯诺烹制可口饭菜。回国后斯诺写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并数次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中共解放区的情况，对世人了解中国和中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0年，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其实，斯诺早有来华的意向。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措施让斯诺处境维艰，久难成行，致使英国记者格林抢先成为第一个采访新中国的西方记者。此次访华斯诺得到了外公、总理的接见并与之长谈。他据此出版了著作《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
1964年底至1965年初，斯诺再次访华。美国报刊不敢对斯诺提供资助，他是以法国某刊物记者身份来华的。斯诺与外公、总理长谈多次，得到了诸如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新闻图片、中国首次公开的内部经济数字等大量独家新闻。除美国外，全球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斯诺据此写成的中国报导，美国报刊则对其做摘录和改写后再予以登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斯诺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多次提出访华申请。经总理请示外公，斯诺夫妇于1970年8月再次达成中国之行。
中美关系的曲折
五二○声明说到斯诺最后一次来华，就不能不说到1970年中方为支持柬埔寨抗美救国运动，以我外公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五二○声明”，不能不说到打通中美关系过程中的曲折。
本来，在1969年初步接触的基础上，1970年2月20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第136次会议正式商定，下一次会议，即137次会议将是更高级别的谈判，以便讨论中美间的重大问题。对立20年的中美两国能达成这样一个意向，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影响中美关系的变数是很多的。果然，谈判的势头不久就被打断了。
1970年3月，柬埔寨发生政变，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被宣布废黜。柬埔寨是中国近邻，西哈努克亲王一向与中国友好，而政变方则与美国关系密切。中国方面此时的想法是推迟会谈，看看事态究竟如何发展。外公在总理的报告上批示：“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中方看到的结果是：美国为支持政变者，于1970年4月从越南派兵侵入柬埔寨。显然，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谈的。中方宣布：推迟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
1970年5月20日，外公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坚持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人民战争。次日，外公和西哈努克亲王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出席百万人参加的首都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中央副主席林彪宣读了“五二○声明”。“五二○声明”传遍世界。美国总统尼克松获悉后不免对改善中美关系感到绝望。冷静的顾问基辛格提醒他：中方基本是在重复过去的革命言辞，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基辛格博士说得对。的确，中国人没有把门关死。“五二○声明”全长不过932个字，最著名的是以下这段：“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由此，“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句话成为当年权威的《毛主席语录》中最新的一条。
斯诺最后一次访华
天安门上斯诺是1970年8月到京的。10月1日，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国庆观礼的嘉宾。在那里，他见到了我的外公毛泽东。
斯诺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我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怡然自得，忽然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袖，回头一看，是周恩来总理，他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很快站到毛主席身边……”
又是五年不见，外公与斯诺含笑而视。就在此时，总理吩咐记者拍下美国记者斯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历史性照片。总理在旁边满意地审视着这精心安排的一幕。
此时，身为礼宾司负责人的海容也在城楼上。这天来的外宾很多，忙于照顾他们的海容，没有意识到斯诺出现的重要性。在那样的场合接待斯诺，是外公特意安排的。耐人寻味的是，当天的新华社电讯并没有格外把笔墨放在斯诺身上，只是把他放在参加庆祝大会以及被会见人士名单的最后。放“试探气球”的机会是需要等待的。
去天安门是为了检阅国庆游行。没有人想到，这是外公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检阅游行队伍。一年过后的又一个国庆节是静悄悄过去的，我外公与斯诺——这对老友很快都病倒了。
外公急令
在城楼上，外公和斯诺约定的是“以后再谈”。10月12日，周总理在外交部“关于毛主席接见斯诺的安排建议”上写道：“建议在最近几天，主席接见斯诺一次。斯诺原定十月十五日外出，如主席同意在最近几天接见，也可推迟斯诺夫妇外出。主席哪天接见，是否让他夫人参加，哪些人陪见，可否照像，均请主席决定示知。”
外公在此件上批示：“可以，拟多听他谈些国际情况。”
然而，斯诺对外公的采访并未安排在10月15日之前，其间是否发生过什么变故，我不得而知。繁杂的国事牵扯了老人家的精力，外公再次与斯诺见面已是该年冬天。
1970年12月18日，清晨5时许，天还黑着。在朝内大街外交部办公楼熟睡的海容被电话铃声惊醒了。电话是外公的护士长吴旭君打来的，她告诉海容：“主席马上要见斯诺，就你和唐闻生两个参加。你们告诉斯诺，一个老朋友要见他。快来！”
海容愣了一下，她还没有完全醒过神儿来。 外公急令，海容不敢有分秒耽误。她赶快把自己的搭档唐闻生从被窝里“拽”了起来。
中南海派来的车随即到达，接王海容、唐闻生去游泳池外公住处。她们当面接受了外公布置的任务，便登车前往斯诺住地，北京当时最高级的涉外饭店——北京饭店。
为何会见斯诺
为什么外公突如其来提出会见老友斯诺？据已披露的材料及老同志的分析，是因为“大参考”（即《参考资料》）介绍了斯诺的文章。原来，1970年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一篇文章，内容是周总理接见他的情况。新华社随即把此消息编入《参考资料》。外公得知后，立即调阅全文。那么，这篇文章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原来，斯诺据“五二○声明”做出判断：中美有可能站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原文是这样写的：“目前，中国已经摆脱了‘文化革命’所造成的长期严重的‘倒退’，恢复了自己同外界的联系，很明显，中国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按照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的声明，这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这可是一项重大发现！虽然“反帝统一战线”的说法并不确切，但想必外公已有觅得知音、兴奋不已的感觉。
清晨造访
海容她们赶到北京饭店时，天光尚早，为了尽量少打扰斯诺，决定先打房间电话。在服务台查到号码后，闻生阿姨拨了几回，都是无人接听。无奈之下，只好敲门。斯诺住的是套间，在对着服务台的两条过道上各开一门。她们硬着头皮，分头去敲，又敲了半天。睡眼惺忪的斯诺夫人洛伊斯终于打开房门。唐闻生迎上前去，语含歉意同时也很急促地用英语告诉她：“有一位老朋友要见斯诺先生，请他现在就跟我们走。”
洛伊斯帮斯诺找来出门穿的衣服，王海容、唐闻生陪斯诺同车前往中南海，留下不知所以的洛伊斯一个人在北京饭店等待。海容还告诉我一则趣闻：当时有专人负责接待斯诺。到了白天，发现斯诺不见了，问他夫人也不知道。失踪了？负责接待的人急得不行，把老先生丢了……
难得的长谈
中南海对于斯诺来说并不陌生，1960年他来过丰泽园做客。1966年8月18日，外公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斯诺是他在这里会见的第一位外宾。
很快，载着斯诺一行的车停在游泳池门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上前问候，他们是负责外公安全警卫的最高领导。斯诺从他们的军装和身份上判断，这是两位将军（汪东兴、张耀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斯诺由汪东兴、张耀祠引路，穿越长长的过道，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外公的书房。“毛的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也有少量的外文书。许多书中夹着纸条，作为注释书签之用。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一位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阔的窗户，可以瞥见园中的景色，据说主席在园子里种自己的菜，并搞农作物试验……” 这是斯诺对外公书房的描述。
时间已是7点多钟。外公坐在沙发上看报，他身穿羊绒衫、外罩睡衣，腿上盖着毯子。关于当时的情景，斯诺后来回忆说：“他(即毛主席)有点轻度感冒，便高声说，不晓得医生干什么，连感冒那样简单的毛病也不能预防，使这么多的时间都损失掉了。我提起莱纳斯？波林医生——主席听说过这个人——他提倡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作为对付感冒的万灵药。我提出给主席送一点来。他说他将试试看。如果有效，我就有了功劳。如果使他中了毒，我也不会受到责备。”
两位老友一见面就开始了打趣。当然，这些都没有收入正式公布的谈话记录。唐闻生已全力投入了翻译，海容则张罗起斯诺的早饭——他已是65岁的老人了，又是外公和总理的贵客，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而且斯诺感到困倦，也曾向唐闻生提出，是否可以找一点提神的咖啡。海容经过一番张罗，请工作人员找到了几片面包。又派人去西单居然买到了速溶咖啡。海容想这样也能凑合交差了，毕竟西餐和外公的饮食习惯差距太大，这里不会预备更多适合斯诺先生吃的东西了。
就这样，大记者斯诺一边就着面包，喝着咖啡，一边进行着对外公的第五次采访。此时海容也已落座，开始记录这次对中美关系有重大影响的谈话。
这次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海容和闻生阿姨记得，只在中间为每人提供过一杯鸡汤，是用喝饮料的玻璃杯装的，其中各有一支鸡翅。这个玻璃杯用得特别，她们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此外就没有别的吃的了，事后也没有在主席处用午餐。的确是终生难忘的一天。
12月18日的这次谈话，风格一如此前4次，可谓“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话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个人崇拜、尼克松、中美关系、对“文革”的评价和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其中最多最重要的，当推中美关系和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谈话从早晨8点多开始，直到午后1点，将近5个小时。这是外公晚年谈话最长的一次。
石破天惊
外公与斯诺的谈话给海容留下最深印象的内容是：“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地少一点。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斯诺听到这番话，大为惊讶。他明白，自己的老朋友毛泽东希望把这些话带给尼克松。斯诺这样做了。
外公进而说道：“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于是两位老朋友就此展开了讨论（以下外公简称为“毛”斯诺简称为“斯”）：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二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关于个人崇拜
那次会见给海容留下又一深刻印象的，就是听到外公表示对“文革”中盛行的个人崇拜提法的不满。比如他这样评论由林彪带头搞起来的“四个伟大”：毛：那个时候[编注：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Commander Great Helmsman”[原注：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最后一面
然而，在座的包括斯诺本人在内都没有想到，这不仅是他最后一次来华，也是我外公最后一次与朋友之间的长时间畅谈——
毛：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看来，外公还期待着再次与斯诺畅谈，接受他的第六次采访……
在老友见面的同时，癌细胞已在斯诺体内生长，只是他没有察觉。他患的是肝癌，病情发展很快，半年后卧床不起。埃德加·斯诺于1972年2月16日在瑞士家中去世。此前，外公和总理派去医疗组，尽最大努力减轻他的痛苦。远方老友的关怀让斯诺含笑而逝。
中国失去了一位外国朋友，外公失去了一位能交心的朋友。
美国人民是朋友
从游泳池出来，王海容、唐闻生马上去了国务院老会议厅。总理管外事，必须向他汇报。
总理在听完她们的汇报后，才知道外公刚才会见了斯诺。在他的精心安排下，7天后，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则消息，还配发了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外公与斯诺的合影。这天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选用的则是：“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下面讲讲谈话记录的情况。唐闻生负责整理谈话的英文记录。根据斯诺的请求，经请示总理，由外交部领导审阅后，给了他一份。斯诺结合自己记录下的那部分内容，把谈话整理成文，于1971年4月发表在美国《生活》周刊上。当然，如果斯诺能早一些于1971年年初就发表该文，其影响还会大得多。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共同整理的中文记录，经外公和总理审阅后，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至全国每个党支部，并要求党员认真学习领会。这个记录，对中国人民理解中央打通中美关系的决策，是起了重大的作用。
两条新闻所引起的
2005年5月，一则消息的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基辛格访问北大，也许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1971年，基辛格博士在担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是缓和中美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2005年的这次访华，对基辛格来说大概是第四十次了。
82岁的基辛格满头银发，眉毛也花白了。他在北京大学说：“我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了。希望中美两个大国的友好关系永远保持下去。”对每一个学习过国际政治的人而言，基辛格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在查阅资料后发现：从1971年至1975年，基辛格9次访问中国的接待者中有一个人——王海容始终在场。何况，基辛格首次访华，就是章文晋与王海容、唐闻生等人秘赴巴基斯坦把他接来的。这中间又有多少故事！ 2005年还有一件炒得沸沸扬扬的国际新闻，那就是日本等国争取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事。
这倒让我想起了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重大事件。从1949年开始，拥有数亿人口和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被长期排斥于联合国这一世界大家庭之外，实在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件憾事。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在当时又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海容，恰恰就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的副代表之一，亲历了联合国各成员国欢迎中国的空前盛况。在美国，我也到联合国总部参观过。结合自己的感受，我又向她提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