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font=黑体][size=5][color=Red]目录[/color][/size][/font]序/1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1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16
十年风雨情/75
故乡行/187
谁说草木不通情/208
昨日旧事残梦/224
青桐、秋桐与孤桐/305 [font=黑体][size=5][color=Red]序(1)[/color][/size][/font]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即将出版。最初是和老友肖关鸿谈到出这本集子的想法。这大概是一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总是拖拖拉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紧张起来，日夜赶写，血压都升高了。这都怪我自己，我的一生好像总是很被动地被别的人或别的什么力量推着走。
不过出这本集子我是很高兴的。起初，关鸿说我在上海出的两本集子都早已买不到了，但读者还有兴趣，问我是否可以重出一版。我马上同意了，因为我也常收到读者来信，问我
何处可以买到，书店没有。我就从我自己所剩不多的“书库”中寄给读者。但是，我与关鸿都认为不要简单地重版，要有点新的内容、新的面貌。
所以，我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收进了集子，并以此为书名。此外，我又赶写了一篇《昨日旧事残梦》。我承诺写这篇文章时是因为这是一段我生命中最重要、但却从未真正涉及的阶段。但到我落笔时却百感交集、举笔艰难。1971-1983这十二年，浓缩了我一生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奉献。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这十二年中我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爱情令世人羡慕，不仅因为乔冠华当时是叱咤风云于国际舞台的佼佼者，而且我们这样年龄相差二十二年的忘年恋爱得这样深、这样真，也这样艰难。但是也就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又消逝得这样快、这样残酷。从光辉的顶峰一夜之间我和冠华被推进了可怕的地狱深渊。我失去了一切......最后失去的是我唯一的财产——我的爱，我所爱的人。那时我的肢体还健在，但是我的灵魂却是空的。人生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那年上海的冬天是那样冷，彻骨地冷。雨是那样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一个一身黑衣、头戴黑巾的幽灵多少次在黄浦江畔徘徊……
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
这段逝去的岁月在我写完《十年风雨情》之后就深埋在心底了。我竭力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激励、甚至新的情感。但是，当我开始写这篇《昨日旧事残梦》时，我才知道，那伤痛依旧存在，它只是被轻轻地掩盖而已。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薄薄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我真的无法再一次直面那原以为已成过眼云烟的过去。最后我选择了逃避。我必须向读者致歉，那篇文章写得很不充实，很零乱。我竭力想写得轻松，竭力想避开伤痛，结果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我只能承诺，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的感情真能变得坚强一些，我也许可以给历史、给广大读者交一份更好的答卷。
当我坐在这座我生活了四十二年的四合院中重写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遗老”两个字。这使我自己十分震惊，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变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这院子中过去发生的事了？！我的生活就真的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了？这本集子题目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一直想的是这大红门是从门外跨进来，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
从这里我又想到，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两代人
——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旅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的却大为赞赏。回到北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命。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今天，又是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只是她带进这大红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但这些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1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荫凉。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干新枝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历史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font=黑体][size=5][color=Red]序(2)[/color][/size][/font]
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人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一生遵循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第二代人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也许那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我终于心情开朗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一(1)
再过几天，园林局要来砍去前院的那棵四十年的高大的榕树了。其实，这树去年就枯死了，就应该砍了，只是我舍不得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来，这前院是一对榕树。1960年我随父母从东四八条的四合院搬进这个古老的四合院时刚刚二十五岁。那时前、后院的树木都是新栽的。后来，前院的榕树长得很快，两三年后就成荫了。再后来，榕树的粉红色、毛茸茸的花覆盖了一片树顶。这些花可以延续整整一个夏天，每天夕阳西下，它们就开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40年来，那幽香是“家”的芬芳，每当我跨进这四合院的门槛，不论那时我是喜悦还是沮丧，这芳香都会使我感到家的温馨。
四合院的主人几经变迁，现在只剩下我和我那经常不在北京的女儿。四十年中四合院随着它的主人经历着历史的浮沉，目睹了发生在这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它也随着院中的主人经历了荣耀与屈辱，经历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但是这一对榕树却永远忠贞不渝地年年开满一树粉红色的花，用它甜甜的幽香慰抚着主人的心灵。可是大约四年前，西边的那一棵突然“病”了，像是得了绝症，那“病”来得猛，发展得快，第二年就完全枯死了。园林局来人把它砍了，拉走了，在它原来生长的地方铺上了方砖，它就这样消失了。那时，我为此激动伤心了很久。我祈祷老天保佑那东边的、靠门洞的一棵。但是，厄运还是降落到失去伴侣的它的头上，就在西边那一棵枯死的第二年，这东边的那棵就开始出现萎靡不振。再过一年，就不大开花了；去年，春天来临时，它还勉强长出了半树瘦瘦黄黄的叶子，但还未到夏天开花季节，它就完全枯萎了，死了！我舍不得让它离去，妄想着今年出现奇迹，它还会枯树逢春。但奇迹没有出现。它最终要离去了。
因为这榕树要被砍去了，所以我每天清晨在后院散步时，常常踱步到前院来看看它，抚摸一下它那开始剥脱的树干。现在，这前后两个院里，只剩下北屋门前那棵足有四层楼房那样高的海棠树是四十年前我们迁进51号院时就已栽下的。其余的都是后来陆续换过的。
当我年岁渐长，真正爱上四合院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栽种这些树木的设计人真是深知四合院特色的专家。而我们在四十年中换栽的这些树真是毫无章法。当初，这房子是个典型的官邸式四合院，大气、庄重。它前后应是三个院落——前院、中院和后院，中院是主院，前院和中院之间的南北双朝向的这排房子是穿堂，历来的大官大概都用来作接待来客的前厅。后院是附院。当年不知清朝哪位大官在这里住时，东边还有一个偏院。随着时代的变迁，那偏院成了一个大杂院，与主院完全脱离了，那里现在住了十几户人家。可以想象当年这个四合院是多么大的气派！我们家迁入时，本来应是一个前、中、后院齐全的四合院。可是母亲坚持不要那么多房屋。国务院管理局无法说服她，只得把后院割出去，中院便成了后院了。这真是个极大的遗憾。
当初搬进这院子时，院中树木都已栽齐。前院是那两棵榕树，它们高大而优雅，绿阴遮盖了整个小院。后院北屋房前是两棵开粉红色花的海棠。海棠大概是四合院特别偏爱的一种树，在许多老的四合院中似乎都栽有海棠。我们北房门前的两棵高大的海棠树既气派又婀娜多姿。后院很大，大概两倍于前院，因此在海棠树的南边，靠近南房，又栽了两株紫丁香，这格局真是美。春天时，海棠的一片粉红色与丁香的浅紫色给这院子蒙上了一层淡雅柔和的情调。而当它们的花凋谢后，前院的榕花又给夏日的庭院带来了静静的花香。我想那丁香的安排是绝妙的。在前后高大的榕树和海棠之间，丁香只有一人多高，却张开枝叶，在两边直立的大树间，形成一个圆形的图案。
可惜，当初苦心设计的标准四合院的构图，不久之后就被破坏了。主要是母亲对四合院一点没有好感，她总是怀念上海的花园洋房，甚至石库门房子。她从不关心院中的草木。这院子交给了做饭的保姆彭阿姨管理。彭阿姨把吃剩的菜汤都往树根下倒。过了几年，西边的海棠和丁香就死了。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一(2)
后来，这院子越变越不像个院子。60年代初，母亲被三年自然灾害吓怕了。那时，父亲属高干，当时戏称为“糖豆干部”，因为每个月，政府补贴两斤白糖、两斤黄豆。但是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母亲生怕这种日子还会再来，于是异想天开在院子正中，即四棵树之间的中央空地做了一个大圆台子，中间铺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这还不够，母亲爱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砖，种了一片苋菜。母亲很高兴，女儿妞妞也快乐。祖孙两人忙乎着收获嫩玉米，督促刨花生。这高大的官府结构的四合院，每当收获季节，变成了农家场院。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都说美国和苏联要打进来。国务院决定给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级干部在院子里挖一个防空洞。工程队开进了四合院，把母亲的玉米、花生坛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东边那棵海棠树旁边挖了一个长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约两米多深，还拐了弯，从南房前西边的梨树旁挖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入口处很宽敞，修了水泥石阶下去。出口处却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墙上做了一个爬梯。出、入口都十分简陋，只不过两块厚厚的铁皮盖，入口的那块足有两米长、一米宽，出口的是一米见方。自从有了这两个防空洞出入口，这正院就彻底地破坏了。
后来，父亲在香港去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冠华放弃了外交部为他修缮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进了我的四合院。他搬来后，曾经想重新规划院中的树木。我们讨论了多次，意见不同，未达成协议。他当时想在北房前栽两棵梧桐，南房前栽两棵杨柳。冠华生前最钟爱的树木是梧桐、杨柳、塔松、桂花和清竹。他一直很遗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种桂花和竹子。所以后来在我为他修苏州东山的墓地时，我为他种了塔松、金桂和银桂各一株。
我当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我说杨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 WILLOW”（哭泣的杨柳），不大吉利。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冠华也就没有坚持。事隔二十四年之后，我真有点后悔没有按他的意见办。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杨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两个方面。如果当时栽了这些树，虽说在四合院中很罕见，但也许会留下对冠华静静的纪念。
树没有换，按我的意见，我们在南房前搭了一个葡萄架，东跨院栽了一棵枣树，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树。这都是传统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树，后来倒也带来不少丰收的喜悦。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二(1)
对于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史家胡同这所四合院才使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家。父亲生前常对我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他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经手过的钱财不可谓不多。然而，他乐善好施，没有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上海住的两处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让出一部分给我们
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亲常说的还有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无财富，但又从不缺钱。”而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去给比他更需要钱的人。解放后，许多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有了收入，都很拮据。他们来找父亲，父亲总是接济他们。为这事，母亲没有少唠叨、抱怨。有时，父亲实在没钱了，就写信给周总理、毛主席请政府解决。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所以，这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知道父亲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总理到东四八条54号去看望父亲。这时，总理才知道解放后十年，我们一家一直借住在父亲的老友、曾任袁世凯内务大臣的朱启黔老先生的私宅后院。我们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整整十年，父亲从未向政府开口要过住房。总理那次见到父亲拥挤不堪的书房兼客厅，感到十分吃惊，他连声自责，说对父亲没有关心到，这么多年，竟让父亲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后，总理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父亲找一个四合院住宅。本来，许多高级干部当时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亲选定51号院之后，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父亲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父亲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对我的香港回来的继母和美国回来的妹妹说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
其实，我当年和母亲一样并不大喜欢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我更喜欢上海那些带花园的西式洋楼。我总觉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里面似乎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从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经过寒气袭人的院子。厨房那么远，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凉了一半。记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饭，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锅上海“全家福”—— 一只整鸡、一个蹄膀、一块火腿。在端着砂锅走过院子时，因为砂锅从火上刚取下，而当年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寒冷，这一冷一热，砂锅的底掉了，全鸡、蹄膀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这除夕夜很扫兴。
但是这四合院毕竟是个家！尤其是在女儿妞妞出生之后，这偌大的院子里平添了无限的乐趣。我一生中给父母亲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这个小生命。搬进四合院时，父亲已是八十高龄，解放后，他的生活变得很简朴、单调，昔日在上海的那许多应酬都没有了，父亲除了出去开开会，偶尔会会友之外，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写他的《柳文指要》。他在这大大的宽敞的四合院里很舒适、很满足，真是过着他一生从未享受过的安宁。而妞妞的出生又为他的平静生活增添了极大的快乐。他和母亲对妞妞远远胜过了在我幼年、童年时代对我的关怀，那几乎是一种惯宠。不论妞妞犯多大“错误”，他们都能容忍。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二(2)
对于我来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守着年迈、祥和的父母，看着尚不谙世事的妞妞撒欢满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时光停止，再不往前，让我永远忘却外面疯狂的世界，让我停留在这充满人情、人性的四合院里，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经做出过多少奉献，而如今却是充满敌意的校园。父亲在这个四合院里平平静静地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完成了最后的著作《柳文指要》。可惜他未能在这四合院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1973年5月，父亲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三岁高龄时，远赴香港。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专机送父亲前往。但是父亲毕竟高龄，到香港很不适应那里潮湿的气候，在我送父亲到香港后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时，我已感到父亲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那天下午，他显得有点伤感，拉着我的手说：“回去报告总理，我已经开始会晤台湾方面的朋友了。我尽快做完这些事，回北京。你转告总理，早点派飞机来接我回去。”父亲去香港是当时毛主席的一个惊人之举。九十三岁的“和平老人”（父亲1948年曾作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议和，未果。）以探亲名义去香港，中国政府却派出专机护送到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架降落在启德机场的中国飞机。可惜，父亲没有能等到总理派专机接他的那一天。６月29日，我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传达总理指示，说父亲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准备随周总理指派的医疗小组乘专机去香港，接父亲回北京。当时决定７月２日启程，外交部已根据总理指示，发了紧急照会给当时的英国代办处，申请专机降落及人员入港签证。但是，就在７月１日凌晨二时左右，冠华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值班室接总理办公室电话，父亲已在香港病故。他终于没有能回到他眷恋的四合院。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三(1)
51号院真正成为我自己的家是在冠华搬进来之后。还记得我们的爱情所面临的最早一次考验就发生在这四合院前院的传达室里。那是1973年5月，父亲去香港之后，国务院管理局决定趁父亲在香港，对四合院进行一次大修，等父亲回京，可以住上新装修过的房子。我暂时在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我和冠华正在恋爱。他工作之余来看我，我们就在那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相互间超越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感情上达到了完全的融合。我至今还常常回忆起在那简朴、拥挤的前院小屋中那些纯真的时刻。就在６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冠华从部里下班后急匆匆到我的传达室住处看我。他从来没有在中午来过，因为他一天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每天晚上有外交活动，所以回报房胡同家里吃完午饭都要休息片刻。这一天，冠华神情慌张地进了我的传达室，我知道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冠华说，上午开党组会，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长）传达说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我第一次看到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一般都是充满自信的，而此时他却不知所措，问我怎么办。我几乎未加思索地对他说既然我承诺了对他的爱，我不会改变。他需要我，我会留在他身边。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可那是主席的决定呀！”我说由我来向主席报告吧。我知道在那个年月，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故作轻松地对冠华说：“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但是我们两人都笑不起来。后来，我向毛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但我知道他不高兴。一年之后的一天，在见完外宾之后，毛主席叫我随他到工作人员使用的休息室，他激动地对我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有我！”我紧张得不知怎样回答，后来我说：“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里敢心中没有你！”毛主席没有说他为什么生我的气，但我猜那是我违抗他的指示，没有去当新中国第一个女大使！
有时候，我想起这风风雨雨的二十多年时，心里也有些茫然。当初，我在这前院传达室做出不去出任女大使，留下来同冠华结婚这个不假思索的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我也仍然没有后悔。但是，我又禁不住感叹命运的捉弄。我假若当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了加拿大，后来的命运肯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的。今天的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经历后来的那许许多多的磨难和痛苦。说不定冠华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惨烈！我隐隐约约地有种感觉，他后来的厄运，在庄严的人大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生前曾严厉批评他的指示，似乎多多少少和当年我们的叛逆是有点关系的。岁月流逝，二十五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如今只留下这前院传达室是那无言的证人，证实着又一幕人间演绎着的为了爱情付出沉重代价的故事。
冠华是个极爱自然与空间的人，他对天、地、日、月、树木、花草，都会很动感情。他还特别喜爱月亮，尤其是那一弯新月，简直令他如醉如痴。所以，从报房胡同的三楼单元房搬进我家宽宽大大的四合院，有了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花草树木，冠华简直是欣喜若狂。他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在院子里散步，抚摸着一棵棵的树，端详着一朵朵的花。他喜欢玫瑰和月季。我们在北屋房前，开出两块土地，种上月季花，西边那一块种了一枝“山东大白”。那是一种爬藤的大月季，越长越高，爬满了我们搭的架子。春天来临时，它开的花足有百朵以上。“山东大白”正在冠华的书房外面，形成了一片花的围帘，遮住书房的玻璃窗，真的是很美。
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在他所经历的无数外交场合，他都是那样亢奋，那样充满激情，那样豪放。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被认为是他性格的代表作，曾获国际新闻奖。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三(2)
在冠华1982年癌症复发之后，他和我心里都非常清楚死神正一步步逼近。我时时可以感觉到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我们这个家的无限深情。我每次从家里取东西回病房，他总要问这院中的每一件事的细节。春天时，我把第一批盛开的那几朵月季花剪下来送到他病床前，他会久久地看着这些花，爱不释手。秋天，我又把我们窗前的并蒂柿送到他面前……1982年底，冠华虽然以其惊人的毅力暂时战胜了死神，但是我和他都清楚那只是短暂的
抑制。这时候，我和他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们应当回到我们的四合院里去。我们都不说为什么要回去，但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是我们最后一段能够在自己的四合院中相依相伴的日子。于是，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了51号院。冠华在那里度过了最后一个春天和夏天。除了下雨，我们天天夜晚在院中散步，要把这每一分、每一秒永恒地刻在我们心上。
冠华一直在我们的四合院中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年的９月２日，他开始大口吐血。直到此时，我才陪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十九天后，他带着无限的未了之情离开了这个世界。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四
我孤零零地坐在北房前宽敞的廊子上，又是初夏时分，又是花开花落的季节。我的眼前跳动着一幕幕昔日的情景。我又见到瘦削而精神的父亲，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他最后一部巨作；我又见到母亲那矮小玲珑的身影匆匆来去于北屋与厨房之间；我又见到幼小的妞妞满院子地欢笑奔跑。我当然更看到月光下的冠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丢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这样牵着我去要饭！”悠悠白云从南屋的顶上轻轻飘过，还像那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一样。然而这四合院中昔日的主人却今又何在呢？我轻轻地叹息，大概我也应当离开这四合院了！它带给我太多的回忆，太多的创伤，我的心已难以承受！
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边大约二百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来二百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同是不会拆的。但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时代，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这史家胡同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真的不知道。至少，我再也见不到四十年同在一条街上的一些街坊邻居了。他们当年亲切地叫冠华“乔老爷”，叫我则是“妞她妈”。我再也听不到三五成群的大娘们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以及夏天夜晚，邻居们在街灯下谈古论今，传播一点社会新闻、小道消息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胡同的消失而消失！这是极大的悲哀，但我却又隐隐地感觉这也许也是解脱。自从冠华离开这院子之后，它再也不是一个家了。有时候，我在有着皎洁月色的夜晚也曾想在院中散步。但我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感觉。在这空空洞洞，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四合院里，我像幽灵一般，多少个夜晚，在一盏孤灯下写着那过去在这院子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四合院是美好的，是铭刻着永远无法忘却的情怀的。但也许如同它四面围拢的形式那样，十多年来，它把我紧紧地围困在这四方的天地中，我的思想、我的心灵从来没有跳出过这块四方的天地。那么，这胡同的逐步消失也许倒会最终使我自己得到解脱吧！回想起来，自从1949年来到北京，将近半个世纪，我都没有离开过四合院。从东四八条到史家胡同，我一直生活在四面围困的院子里。近来，北京的外国人对我的院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来了好几批参观。带着倾羡的心情来到这四合院里的人可谓不少，他们赞叹一番之后都回到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中去。唯独我却深深地扎根在这院子里，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压抑和沉重，我觉得我像是这院子里的一个出土文物，永远属于这里，大红门外的生活与我无缘。不论我在外面做些什么，最终还是回到这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院子里。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国，去热闹的现代化的城市。我想寻找一个使我心灵摆脱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长，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鸟归林般急匆匆赶回来。一进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释重负，享受着那份只属于我的孤独。
生活就这样延伸下去，我总是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很想突围走出这四合院，我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四合院，因为它的每一块砖都铭刻了我的欢乐与悲哀。守着它使我心碎，离开它使我失落，而从远方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我心醉。我想这种四合院的情结大概我此生都难以解开的了。
难忘的一号楼(1)
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位朋友请我到她家里吃午饭。她的家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后面。饭后告辞出来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上午阴沉沉的天空此时时断时续地下起了蒙蒙细雨。那是个晚春时分，一个人走在湿漉漉的带有乡村气息的小路上，思绪很容易怀旧和伤感。当时，北京的出租车还不大流行，我决定从外国语学院东院的西门进去，穿过东院从东门出来，到魏公村大马路上去截出租车。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园，我在这里度过了十七年的青春年华。进门往右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难以忘怀的一号宿舍楼。也许是午饭后人们在休息，也许是这天气使人们懒得出门，此时的校园里，空无一人。我走到一楼拐角处，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望着那“工”字楼西头一层的第二个窗户，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我不记得在这个窗户里的那间大约十二平米的集体宿舍里住过多少年。但我却清晰地记得我曾在这个小房间里辛勤地备课，改学生作业，认真地读书，期盼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将来在英、美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有我一块耕耘之地。
我当然更记得我在这小房间里经历的苦难。1966年8月，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临时翻译工作回学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来了”。我无法忘记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经历。我在西院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与教研组的其他教师一起学习文件。那时我已清楚地知道厄运即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因为我回到学校时看到了大字报栏中已有好几张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有些朋友也只敢在无人在旁时和我打个招呼。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一颗心悬在半空中，不知什么时候，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这天下午，灾难终于降临了。坐在教室里，我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咚咚地在跑上楼，听声音总有十多人。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谁又要被揪出来。这个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学生冲到开会的教室门口，吼叫着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当时，教师中的“革命派”早已有准备，立即配合喊起了口号。我双腿发软地站到了门口。一个现场的批斗会就开始了。那时，我真的是被吓懵了，脑袋里乱哄哄的，他们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开完批斗会，我就被逐出了开会的教室，因为我已被宣布是“黑帮黑线人物”，没有资格与革命群众一起开会。我被押回一号楼这间小小的宿舍。到了房门口我马上看到我的房间外两边墙上已贴满了用各种侮辱语言骂我的大字报。门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大意是说我为黑帮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就在这宿舍门口，我又接受了一次批斗，才让我回屋里去反省，写“交代”。
往事如烟，当那弥漫的烟雾消尽时，我庆幸我仍然能站在这小窗外凭吊着这逝去的岁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我的目光此时转到我隔壁的那第一扇窗户。这使我想起了就在那残酷年代中我仍然体验到的友情和关怀。记得我被“揪出来”之后，真是吓得惊慌万分，也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我那自1952年参加共青团，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十分珍惜的崇高的理想，我那自1953年进入外国语学院以来筑起的我深爱的读书做学问的象牙塔，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了，眼前一片黑暗。“革命派”最后宣布的对我的管制条文中收缴了我的书籍，说这是我散布修正主义的温床，还收缴了我的自行车，说是我进行反革命串联的工具！当这些吵吵嚷嚷的人群从我的门口散去之后，我蜷缩在我的小床上，欲哭无泪！天色渐黑，我不敢去饭厅吃饭，怕又被批斗，怕见到熟人。我更没有勇气去看那些大字报，因为我实在弄不懂，一个刚刚年满三十、满腔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党员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爪牙”，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人？！同房间的教师可能对我也有同情，但也不敢与我多讲话。那一夜，我翻来覆去，难以成眠，眼泪终于不停地流了下来。第二天早晨，我还是不敢去饭厅，害怕与焦虑也使我忘却了饥饿。此时，就在我的同屋去饭厅吃早饭不久，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我隔壁的邻居，就是那第一个窗户的房间的主人，英语系的年轻教师张幼云和她的丈夫、语言学院的教师宋明江悄悄地进屋来。他们急匆匆地塞给我一罐酸牛奶、两只煮熟的鸡蛋，对我说：“我们一夜都听到你在哭（因为这两间房之间有一个墙壁书架，所以实际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这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为什么不去吃饭？该怎么样就怎样。快把这些早饭吃下去。”他们说走廊的房间里的教师都吃饭去了，他们乘机偷偷给我送来这些吃的，但不能久留，怕被人看见。说罢就匆匆地回房间了。
难忘的一号楼(2)
至今，我都相信，这一罐酸奶和两只鸡蛋促使我在绝境中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我面临的处境。它们使我相信并没有被孤立，并非所有人都视我为敌人，我的朋友依然在我四周。细细的雨丝又开始飘飘扬扬地洒落下来。我环顾四周，在一号楼与主楼间的那块绿化地又已是一片郁郁葱葱。大自然真是神奇！自我离开这个校园，将近二十个年头快要过去了。那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而这里的景色竟如同我离开它的时候一个样。回想1953年走进外国语学院时，我刚满十八岁！我们一群年轻人怀着对生活玫瑰色的幻想，对未来事业蔚蓝色的期望，进入了这所学校，意气风发，信心十足。三十多年的无情岁月流逝了。当年的这批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哪一个不是在生活的轨迹上留下了道道伤痕和点点滴滴的泪水。这一号楼中当年的主人大概一个都不在里面了。有些朋友终于成为外语教学界的台柱；也有一些由于种种的原因，飘洋过海，如今生活在大洋彼岸。几年前，我去美国，抽空到吴千之在俄亥俄州波特兰的家里住了几天。我和吴千之是舞台上的搭档。我们在外国语学院英语话剧的舞台上曾经有过一时的辉煌。我们演出过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我们还大胆地演出过莎士比亚的全本《奥赛罗》，吴千之饰奥赛罗，我饰戴丝塔蒙娜。千之是极有才华的青年教师，尤其在语音教学上造诣很深。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几乎将他毁掉。我从未问过他为何留在异国他乡，但我想大概是伤痕太深，他不愿再去触及吧！几年前，我曾认认真真地想把当年的这两个剧本选些片断，由原班人马再排演一次。我真的很想，很想。那年轻时代美好的梦，我总不愿忘却，我总想拉住它，哪怕是拉住一小会儿，也可以使受伤的心灵略有安慰。可惜这个梦难以得圆。如今，不仅是当时的演员天各一方，而且有的已永远地离开了这令人眷恋，也令人悲伤的人世间。我注视着一号楼的大门，眼前似乎又出现了我们当初三三两两、进进出出这个大门的繁荣景象，耳边又响起了当时英语系众多青年教师热热闹闹的欢声笑语。可是这情景是再也无法重现了。我无力拉住历史，更无力让时光倒流。
我想起我们的同学、同事吴璞。她也住在一号楼一层，她死得好惨！算起来那是1967年的冬天，竟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在两派打了一年多派仗之后，上面派来了海军军宣队和北京第五建筑公司的工宣队。这真是最最荒唐岁月的荒唐事。这些军人和工人对于高等教育一无所知，可是他们一进驻学校就主宰了学校的生杀大权。他们发号施令，进校不久就公开表态支持一派，打一派。于是，我和我的那些朋友再次遭难。而这一次似乎比1966年夏天的冲击来得更深刻。我被半隔离在学生的宿舍里，“交代”所谓的“二月逆流”和“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帽子比“黑帮爪牙”要严重得多。“里通外国”是要坐牢的！当时，吴千之也是“里通外国”罪。千之、吴璞、郑刚、梅仁毅等人，遭到的厄运比我更甚一级，他们被全面隔离了。大约关了三个月吧，军宣队、工宣队用逼供的手段榨取了所谓的“揭发交代”材料之后，把他们逐个放出来了。就在吴璞被解除隔离的当天，她进城回家看了她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后回学校时，她没有进学校的大门，而是去了学校后面的运河。那是初冬的时节。吴璞毅然决然地跳进了冰冷冰冷的运河里！
吴璞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中学毕业于北京很有名气的师大女附中。我记得她入学不久就入了党，开始担任团支部书记。还没毕业就提前留校担任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吴璞属于很“正统”的党员学生干部。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领导者。但就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她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党的干部逼进了死神的怀抱。
记得吴璞投河那天是个什么庆祝日。那时候，凡是公布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全体出动，敲锣打鼓，游行庆祝。那天晚上，可能是又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依稀记得也好像是又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总之，全校师生员工都集合起来游行庆祝。我当时被管制在学生宿舍。学生们都去游行，因而也必须带上我。我记得冬日夜晚来得早，大约八点多钟，有人急匆匆到我们的队伍中叫走了几个班上身材高大的男学生。我看那几个红卫兵头头神色紧张，耳语了一阵就走了，只听他们说要带几根长的竹竿。我预料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吴璞！
难忘的一号楼(3)
回到学生的宿舍楼里，见到有些学生三五成群在议论什么。见到我都不说话了。第二天，我仍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宿舍楼。一直到这天晚饭前，突然之间，楼内贴满了新的大字报，指责吴璞“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在大字报前惊呆了，直直地愣在那里，不敢相信吴璞真是自尽身亡了。我们同窗四载，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宿舍。后来又共事十年！为什么她竟会绝望到如此地步而轻生呢？我的心为吴璞哭泣，但在人们面前却不仅不能露出悲伤，还要在接踵而来的会议上被逼表态“谴责”吴璞“自绝于人民”。那是一个多么颠倒黑白，人性泯灭的年代？！
多年后，我听说了当时的经过。吴璞死得好惨！据说，她是举着《毛主席语录》那本小红书跳下那结着薄薄浮冰的运河的。周围的农民发现她时，那小红书还在她身旁。第二天，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组织了一帮人，押着吴璞的丈夫——他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竟然在运河岸边对着吴璞的遗体还开了一个对她的最后的批斗会。寒风凛冽，可怜的吴璞躺在一张破席上，裹在一身冻成冰的棉衣里，还要经受这一场她已不能作任何反应的屈辱。而对于她的丈夫，这更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刻骨的悲愤，但却还要对着自己挚爱的亲人，喊着那违背自己良知的口号！批斗之后，他们用一辆卡车把吴璞拉去火化了，连骨灰都没有保留！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这样地离开了人世，她的“罪名”竟然是“反党反人民”，而她的档案历史材料，我相信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了。小学——中学——大学——留校任党支部副书记，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领导者，仅此而已！她怎么最后就变成了“反党反人民”了呢？！当然，这一切在若干年后都被纠正了。然而，在此之前的长长的十年中，吴璞之死始终是压在她的亲人和她的朋友们心上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最近，我突然又想起吴璞。那是由于我参加了我们班上另一个同学的遗体告别仪式。那也是一个悲痛的时刻。我和她当时也是同一教室、同一宿舍的好友。不过，她的告别仪式安排得很好，八宝山宽敞的大厅里，有缓缓流出的哀乐，有亲友的哀思。她静卧在鲜花绿叶之中，应该是带着欣慰离去吧！走出告别室，我轻轻抹去眼角的泪水，仰望蓝天，叹惜这人生苦短。此时，不知怎么，吴璞的身影又出现在眼前。这世界欠她的实在太多了！
一号楼已在身后，我的脚步已把我带得离一号楼越来越远。是啊！我们每个人的脚步都在把我们带向未来，那不可知的未来，而留在身后的是那永远也不可能再重复的昨天和前天。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生离死别，我们的荣耀与屈辱都随着我们自己的脚步被留在了身后的昨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把更多的欢乐与悲哀留在我们自己的脚印中！
风暴的前夜(1)
我自幼就爱幻想。那也许是因为我从未体验过家庭的亲情与温馨，所以我把一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托到幻想中去了。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把自己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书屋。因为没有那么多钱买书，于是就每天下午坐在书店的取书阶梯上不花钱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说，有巴金的、曹禺的，也有徐和无名氏的。这些书看多了就更丰富了我的幻想。于是，当母亲沉湎于麻将桌上，没有人过问我的时候，我就爱爬着狭小的楼梯，钻上三楼的平面屋顶，靠坐在一面墙旁，或者看小说，或者就是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任凭自己的感觉倘佯在想象的自由天地间。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鸟群，无忧无虑地飞翔在广阔天地间；我也幻想有朝一日，摆脱这沉闷的家庭，去创造自己的幸福。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因为那时候我着迷般喜爱话剧艺术；也许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许是个钢琴家，因为我是那样地渴望能学习钢琴。我也幻想过我会得到世上最最纯洁美好的爱情。
后来，我随家庭到了北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的环境。但是我还是好幻想，不过想的是我去朝鲜打仗，即使是牺牲在沙场上，也是壮丽的人生；我激动地念诵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也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前，我又幻想报考清华水利系，做一个新一代的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将来是新中国的梁思成……
我唯独没有幻想过的是我会搞外交，也没有幻想过我会嫁给一个叱咤风云的外交部长，自己也成了一个“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么美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遭厄运，我会被卷入政治的漩涡，险些葬身在别人玩弄的政治游戏之中。我也没有想到过婚姻会破裂，没有想到过刻骨铭心的爱最终变成了生离死别，在我仅仅四十八岁时就留下了我孑然一身，四处飘零。
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过的美好的愿望几乎一件都没有实现，而我没有想过的事却都发生了，并且构成了我悲剧性的人生。
回首往事，这幻想的破灭，这多灾多难的艰难人生似乎都是从那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这灾难早在1964年就已向我逼近。
记得是从1963年末开始，我每个周末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点英语消遣。到了1964年春节前夕，有一次在学完英语陪主席一起晚餐时，毛主席对我说春节过后，他要巡视南方。他邀请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换当教师，我教他英语，他教我历史。毛主席要我去买一套《史记》，一路上由他来指导我读。
我非常兴奋！能有毛主席教我读历史，这是何等的幸运！回家告诉父亲，他也很高兴。我立即去书店买了《史记》，等待着春节后主席通知我动身。
没想到，大约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书来了个电话，说主席决定取消南行计划了。我好失望！春节后，当我又回去帮主席学英语时，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党内工作忙，没有时间到外地去了，以后再说。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那只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过这一阵，我还有机会陪同他出巡的。我哪里知道，后来给全中国带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此时已悄悄地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的政治生活中了。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但主要是在农村。我们都到展览馆去听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报告会。后来，学校也要下去“四清”了，我问毛主席我要不要参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继续去帮他学英语，我就向学校请假。毛主席说我应当去参加“四清”运动。他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应当去经受锻炼。他说他的英语课可以暂停，等我“四清”回来，他要我向他汇报“四清”中的所见所闻。
不久之后，我同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了。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门干部”。虽然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我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我们去搞这场清查。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吓人，似乎农村干部中“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毛主席指点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问的。
风暴的前夜(2)
我不记得那是郊区的哪个村子哪个大队了。但我记得我们到达村子后，就被分配到最穷的农民家去住宿，并且叮嘱我们不得接受干部的邀请去干部家做客。我们开始了“明察暗访”、“访贫问苦”，神神秘秘地搜集着干部们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账，据说是农村干部有严重贪污现象，所以要查账。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村干部家取账本。那个干部非常紧张，再三要我主持公正，不
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判断竟可能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参加这个“四清”运动，但这意味着逃避斗争，几乎是一种背叛！
后来，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村里的受审查的干部跳井自杀了！当时，虽然我已经入党六七年，但我还不到三十岁，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吓坏了。晚上不敢出门，因为那口井就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连大白天，我都不敢走近它。我眼前总是时隐时现地看见那个跳井干部的身影。我心里开始第一次出现了怀疑，怀疑我们这样背后搜集干部材料以证实我们假设的这个干部存在问题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也怀疑那种唯有最穷最脏才是最革命的理论。到了村子后，我被分配先后住过两户农民的家里去和他们“扎根串联”。头一家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他们似乎都有病，都不能参加农田劳动，因而也特别穷。他们那所谓的家不过是一间黑洞洞的破屋。入夜，他们几乎不点灯，也几乎不做任何饭菜。每顿饭都是窝头加咸菜。他们那黑屋子的肮脏一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都会觉得胃里难受。这一对“革命的依靠对象”还多少有点痴呆，我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都呆呆地望着我说不知道。他们也奇怪我这个“城里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挤到他们这破屋里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打乱他们的生活。
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也觉得和他们去“扎根串联”实在是极为荒唐。领导上决定为我另找一个“串联对象”。这一次是一对年轻夫妇，住得比较宽敞，有一堆孩子，每两个之间最多只差两岁！那个妻子和我年龄相仿，倒是伶牙俐齿，说起村干部的“严重问题”，她可以告诉我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情。我听其他农民说这对夫妇有过小偷小摸的不良行为，受过村干部批评，他们多少有点乘机泄私愤、落井下石的味道。他们也不大爱劳动，所以工分少，日子过得比较穷。大概一是他们穷，二是他们十分热衷于攻击村干部，于是他们成了“四清”的依靠对象。不知道他们家的脏是否也算是革命的象征。记得有一次午饭刚摆上炕桌，那妇女怀里抱着的婴儿就拉稀了，弄得桌边、炕沿全是稀屎。这女人竟顺手拉过一块尿布，稀里糊涂地胡乱抹了几把，就叫她丈夫和我上炕吃饭。那一次我无论怎样告诫自己要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和贫下中农同甘苦，我都无法压住胃里的翻腾，我推说胃疼没有吃午饭。我难以说服自己肮脏和革命是画等号的。
“四清”回来，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静的校园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复了。我不再幻想，因为不知道“四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上已经开始不断地讲“阶级斗争”，上演的戏剧也开始讲阶级斗争。我们精心排演的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奥赛罗》也未能正式公演，因为领导担心这莎翁的巨作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四清”回来后，我还见过几次毛主席。他问我在乡下做了些什么。我没有敢对他说我的疑问，所以只能简单地讲点趣闻。后来到了大约五六月份，毛主席对我说：“党内出了点问题，我要忙了，恐怕没有时间读英语了，只好暂停，以后再说。”这时我已隐约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但究竟是什么事，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却是远非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党员所能想象的。从那时起，我整整六年没有见到毛主席。
1965年到来时，全国的政治气氛更为浓厚了。这时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发生了一件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吴璞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十几位英语系党员教师遭受打击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组到外国语学院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风暴的前夜(3)
这场运动的背景是1964年高等院校进行的一次体制改革。外国语学院从原来的双重领导（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改变成单轨归外交部领导。原来，在双重领导期间，教学质量是归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学生分配等人事问题归外交部管理。当时的北京市委由彭真同志领导，一班领导人多数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无论在对外语教学的指导上，还是对学校管理方面都是有条有理的。但是，学校归外交部全面接管后，部里派了一些干部到学校接替原来的几位主要领导，从此，学校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外国语学院被闹成了上演一幕幕“肥皂剧”的舞台。
新上任的这位X党委书记来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当领导也是很难为他的，因为他早年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
于是，X书记就决心要抓当时已沸沸扬扬宣传得非常火热的政治思想教育了。北京市委当时下达了一个文件，禁止高校学生谈恋爱，更不准结婚。于是X书记就大抓这件事。不仅大会小会反反复复开，而且讲了许多引人发笑的意见，例如说当有人在会上传条子故意问他教师可不可以生孩子时，X书记情急之下，怒气冲冲地说教师也不准生孩子，违者停职。X书记还亲自在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拿着手电棒突击抽查教室中有无谈恋爱的男女学生。结果闹得鸡飞狗跳，学生忍无可忍贴大字报抗议，因为X书记把一位女学生团支部书记找一位男同学谈入团问题也错当做谈恋爱处理。又因为那位团支部书记刚洗过澡，头发散开，因而被X书记严厉批评为“行为不端”。
更热闹的是X书记在学校里大抓灭臭虫。本来这是件为集体宿舍做的好事，但X书记却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星期天全体人员不许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礼堂外的平台上督战。学生、教师排队端着脸盆到开水房打了开水要从他面前走过由他抽查这水够不够烫，然后再去浇自己的床板。当然，这么一折腾原来滚烫的水也变冷了，整个校园抓臭虫大军一片笑闹，甚是滑稽。教师们纷纷提意见说学校要抓臭虫，但不必如此大张旗鼓。与此同时，自从外交部这批新领导到校后教学却没有人抓了。后来，中央开始抓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于是，学校领导又集中力量去搜集外语教学中的阶级斗争动向。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X书记终于向全体教师、学生做了一个批判外语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报告。但由于书记本人缺乏外国文学的起码常识，这个报告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例如X书记在批评外语教学中选用的文学作品毒害学生和青年教师时在举例中把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和《安娜·卡列尼娜》混为一本书，他说有些学生看了“安娜圣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评我们英语系教师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但显然他并没有读过甚至听过《奥赛罗》的剧情，甚至也不知道奥赛罗是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个摩尔人。于是他说“有女教师演奥赛罗之后，自己就天天照镜子，想象自己长得和奥赛罗一样漂亮”。结果自然引起哗然。除此之外，与X书记同时来校的一位W主任，中年尚未婚娶，于是在找年轻女教师谈思想时就流露出爱慕之意。此事传出也引起教师们的极大反感。一个高等学府变成了层出不穷的滑稽戏的舞台。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社教运动”后，教师们纷纷批评校党委的结果。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曾任驻老挝大使的刘春同志。他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这场运动主要是为学校领导整风，他要求全体党员要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给领导提意见，并且说不论意见多么尖锐，领导今后都不得打击报复，否则“党纪国法”不容。
于是，英语系教师党支部首先向院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尤其是我所在的党小组的十多位年轻党员，每天在会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领导改掉那些浮夸的作风，认真地深入到外语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才是高校任务所在。
风暴的前夜(4)
我们谁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所提的每一条意见都变成了我们“秉承黑帮旨意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万想不到我们当时的坦率竟断送了吴璞的性命，也影响了其他很多人后来的前途与事业。“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已进入1966年。我的记忆中好像那年的春天风沙很多，空气中总有一种浮躁的因子在游荡，令人揣测不安。5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的“五·一
六通知”。虽然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并没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接下来，是红卫兵的“扫四旧”。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那倒真正地是把一切传统的生活彻底地连根拔了。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我那时不放心家中的两老，每天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我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剪去我的头发和剪开我的裤脚。后来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次革命可以与此相比拟，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我看到过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把它们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之躯上；我也看到过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游行示众……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我冒着危险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上诉书。
那大约是在6月中下旬，学校已开始贴各种大字报。当时的外交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在领导运动，学生们的大字报多半针对过去北京市委领导时期的干部以及一部分教师。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见到我隔壁房间的王世芬从食堂打了饭菜端回宿舍。我见她神色异常木讷，手中的碗倾斜着，菜汤不住地往外流。我提醒她，她却似乎没有听见。我匆匆吃过饭，回到宿舍看王世芬时，只见她呆呆地坐在桌旁，用手把许多自己的照片撕成碎片。我们好几个住在附近的教师劝慰她，她却一点听不见似的。那天下午，我心里特别烦躁，实在不想呆在校内，于是，骑车到动物园那里转了一圈。傍晚回校时却在半路上碰见了王世芬。她一个人直直地往动物园的方向走去。我跳下车问她去哪里。她对我笑笑，指指前方。我回到学校向工作组报告了见到王世芬的情况，希望他们去找她回来。当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工地打电话到学校说有一个女疯子是外国语学院的，在他们那里，要学校去接。工作组想起我向他们反映过，于是派了一辆车叫我和另外一人去把王世芬接回来。
王世芬当时从本校英语系毕业不久。她来自上海，有着江南姑娘特有的秀丽和十分温和的性格。她平时比较内向，从不多言多语，与大家友好相处。在她发病的当天上午，教学楼里的楼梯拐弯处出现了一张她班上学生贴的大字报，不记得批评她什么，但我记得大字报的末尾一句话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来……”我想是这张大字报把娴静温柔的王世芬吓坏了。
当我们赶到首都体育馆工地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我们走上前去劝她跟我们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我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我们把她带走。那真是很叫人伤心又令人害怕的一个夜晚。王世芬双手抓住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回校后，她的宿舍在我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疯子，我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风暴的前夜(5)
王世芬后来的故事也很悲惨。第二天，她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大约一年后，她回来了。表面上还和从前差不多，只是显得苍白憔悴了一些。她更加安静了，话更少了。大家很同情她，对她很好。她也似乎恢复正常了。这时爱神降临，系里的一位青年男教师对她爱慕已久，此时竟不顾她有过病，毅然与她结婚了。我们都期盼从此王世芬能在爱人和家庭的抚慰下完全康复。没想到不久之后，学校两派打派仗，两个高音喇叭对着吼叫。这一次鬼使神差般又是我第一个发觉她神态异常。那是在一号楼三层的洗手间里，王世芬听着那刺耳的高音喇叭神情紧张，问我：“他们又要打倒谁？”我安慰她说这一切与她无关，不必去听。但没过几天，她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听说后来她始终没有能恢复。她在这种情况下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现在也应当二十多岁了。
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终于彻底崩坍了！我突然觉得我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梦幻中，我是那样幼稚，现在才真正长大了。从此我只能独自面对这荆棘丛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
荒唐岁月(1)
我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会议，大自联合国大会，小到公社生产大队的会议，但没有哪一次会议像1966年6月的那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那样开得惊心动魄，提心吊胆，至今想起来都似乎还能感觉当时的惶恐不安。我被学校通知去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担任英语翻译时，大约是在1966年的6月下旬。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学校已经停课，外交部派来了以刘新权同
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运动。校园里整天闹闹哄哄，生活的秩序全都被打乱了。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会议，我很高兴，以为至少可以暂时躲开这混乱的环境。我还天真地希望开完会时这场“革命”也许可以结束了。
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刚报到的第一天还没有什么异样感觉。代表名单上云集了全国知名的老年、中年、青年作家。我自少年时代起就爱看文艺作品，所以看到这张名单时激动不已，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作家。
但是，几乎在开会的头一天就出现了麻烦。不知道是哪里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非要揪出某一个作家，说他是“黑帮黑线人物”。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后来的两天，这类事不断发生。大厅里在开国际会议，京西宾馆的门口聚集着要揪斗会议代表的红卫兵，真正是人心惶惶。我们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西的大门，怕一出门就被抓走。记得主持会议的是廖承志同志，每天也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喊着口号，一定要揪他回去批斗。这样地挨过两天后，情况越来越险恶。有的造反派势力很大，冲进来揪走了代表。就在这时，我们工作人员被紧急召集去开会，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明确讲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好，不得干扰。特别提到廖承志同志要保护，有什么问题会后再说。听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松了一口气，京西宾馆是军队的宾馆。那时候，军队还没有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派性，所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宾馆加强了警卫力量。尽管大门口每天仍然是聚集了众多吵吵嚷嚷的造反派，但揪人的事没有再发生。记得我的房间在第八层。有几次散会后，心里烦闷，站在阳台上想散散心。可是，下面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过往着一车车的红卫兵，到处都是口号声，到处都是造反派打着各种旗帜的队伍。我觉得像是生活在一个围城之中，周围的四堵墙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向我挤压过来，挤得我透不过气！我真想逃出去，但却无路可走！
会议的计划是会后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我被分配在诗人、作家朱子奇同志带队的一组前往武汉、江西、上海。然而，就在出发前一天，我得知朱子奇同志不能去了。造反派的压力太大，会议的领导顶不住，只能保证与会的作家把会开完。北京的会结束后，朱子奇同志不得不回单位接受批判！我们这一路临时改由刘白羽、杜宣同志带队。
我们从北京出发后的第一站是武汉，那是因为毛主席正在武汉，他要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外国代表。所以北京散会后，全体人员都去了武汉。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安排了一次游江活动。到了船上，我们才得知毛主席正在畅游长江。当地陪同的领导遥指着一个方向说毛主席正在横渡长江。大家都很激动，不过从我们的船上当然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想象而已。后来，毛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我已有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远远望去，他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很好。那次见到主席，我觉得离他那么遥远。以前，我像看待父辈一样看待毛主席。他对我也如对晚辈一样慈祥。我们一起在他的游泳池住所讲英语，在他那冬日的小院中陪他散步，还陪他一起吃晚饭。我是在陪毛主席吃饭时学会吃肥猪肉的。那白花花的大肥肉蘸上调料，毛主席可以吃好几块！可是此时此刻，毛主席坐在那里安详地会见会议代表，我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这块土地上倍受煎熬！
回忆当年，我对老一辈的那些作家充满敬佩之情。当年，与我在一个团里的那些作家在散去之后几乎没有一人不是经历了惨烈的磨难的。我曾在那年底去作家协会的院中看过一次大字报，看到几乎我认识的作家全都被点名批判了。当时还幸存的，后来也打倒了。在我们陪着外宾游长江、上庐山时，他们肯定已经预料到不久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但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沉稳，镇定。我的直接领导是杜宣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当时的外国代表中有一个土耳其画家，整天背着一个大画筒，说里面是他的作品。我曾替他翻译，谁知他想入非非，对我献起殷勤。一上火车就非要我坐在他身边，搞得我非常尴尬。这个画家是个大胖子，却到处要凑过来与我挤着坐在一起。开始时我还礼貌地避开他，可是最后我对他发了脾气，不再理他。那时，年少气盛，并不认为这是外事活动，要有礼有节，只觉得这大胖子太无礼就发了脾气。谁知大胖子也发脾气，上了庐山就拒绝参加活动，还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此事闹到了领导那里。杜宣同志耐心地做我的工作，说服我不可意气用事。最后他出面邀请那胖子画家单独与他游山，由我任翻译。那胖子也就顺势下了台阶。记得我们三人在庐山上玩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一道瀑布前还照了合影，可惜那张照片已找不到了。杜宣与胖子画家一路谈笑风生，论古说今，十分热闹。我完全看不出他对今后的命运有什么担心。但是，同所有其他作家一样，会议散后，杜宣回到上海即遭批判。这年年底，我利用“大串联”到上海去时还去过他家，与他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午饭。当时他虽遭批判但还有人身自由。听说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杜宣同志终于难逃厄运，身陷囹圄多年。幸亏他能度过这场灾难，如今还健在。我记得我们那一路人马在上海送走外宾之后回到北京，在机场告别时诗人李季很动情地说不知何日我们大家再能相聚。我们在陪着外宾度过了十多天表面欢乐祥和的游览观光之后此时已清醒地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我们相互紧紧地握手，神情黯然，互道珍重。后来我回到学院，三天后被“揪”出来，我猜想其他人恐怕还没有挨过三天！
荒唐岁月(2)
我被打成“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被揪出来批斗之后的那几个月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最绝望的一段时光。我还那么年轻，对生活充满那么多美好的期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夜之间我变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一份子。有一首当时红卫兵天天唱的歌，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群众齐动员，文化革命放光芒。”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因为那时，凡有重大集会，系里全体教师集合时，我们这些“黑帮黑线”人物开始时也要站在队伍里。人到齐后，就开始由教师中的革命派指挥，杀气腾腾地唱这首歌。唱完就齐声呼：“杀、杀、杀！”真叫人毛骨悚然。接下来又有节奏地反复唱：“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开，滚、滚、滚！”于是，我们这些人就要自觉地“滚开”，从队伍中站出来，等大队伍起步走之后，这一支“黑帮”小队伍默默地跟随其后进入会场。这虽非肉体的迫害，却是对精神极大的折磨以及人格上的极大屈辱。而正是这种日以继夜的侮辱使我最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那一天晚上，外国语学院和隔壁民族学院的造反派联合召开大会批斗班禅大师。大队伍进入大操场后，我拎着自己的小马扎远远地孤零零地坐在操场边上。台上进行着一幕幕野蛮的斗争，班禅大师的父母、家人也在陪斗。口号声在夜空中震荡。我突然觉得浑身的热血往上冲，每根神经都极度紧张，坐不住也站不稳。当时，造反派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但是我觉得我快崩溃了，我再也支撑不住了。我必须去寻觅什么东西，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毁灭，总之，我不能再坐在这里，看着别人被宰割，也等待别人来宰割我。我不顾一切地跑出了校门，跑到了魏公村大马路上。那个年代，公共汽车已没有正常行驶的班点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勇气和力量，走啊，走啊，居然从学校一直走到了天安门。我觉得我是去见毛主席，但到了天安门，我忽然清醒过来，这里没有毛主席，只有疯狂的人群！我异常地恐慌起来，没有力气再走回学校，也不知道造反派发现我“外逃”的话会如何处置我。我瘫坐在地上，真正地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此时，我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妞妞，我还有那个家！自幼这个家没有给过我多少温暖，但此时此刻，这个家竟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亮点，唯一的安慰，唯一的避风港湾，使我朝着它走去而没有走向灭亡。
前人不知是如何总结出那条经验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天晚上，当我艰难地从天安门走回史家胡同的家里，跨进里院，见到屋里那黄色的灯光时，我的心灵是那样地得到抚慰，一时间似乎忘却了一切的苦难，只希望躲在这深深的庭院里，再也不回到那纷乱可怖的社会中去。妞妞早已睡着了，我进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她，心里一阵苦涩。她那时才五岁，睡得那样香甜，怎知道这苦难的人生正给她的亲人带来多么大的灾难。那时，妞妞的父亲已被北大关进牛棚，不准回家；我又成了“黑帮爪牙”，真不知这些黑色的烙印会给她的未来带来什么影响。
父亲还在看书，很吃惊我怎么深夜突然归来。我此时已完全清醒，只说晚上无事，回来看看。但正在这时，门铃大响，从里院都能听到门外嘈杂的人声。我惊魂未定，听到这闹声就知道一定是灾祸临头，心怦怦地加速跳动。父亲却镇静地叫保姆彭嫂出去看看怎么回事。还未等彭嫂回来，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说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岳父就是当年被鲁迅痛打的落水狗章士钊，所以他们今天来清算这只落水狗对人民欠下的债等等。母亲被吓得浑身哆嗦，我安慰着她，可是自己也十分惊慌。只有父亲依然保持着他的仪态，并不显出任何的慌张。随后，红卫兵勒令父亲站在院子当中，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随后他们又有几个人宣读了一些口号式的批判，就开始闯进客厅抄家。这些幼稚无知的年轻人被一股狂热的躁动所推动，竟变得失去理智和人性，他们冲进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肆意践踏着书籍和家用什物，他们究竟想搜集什么，我看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唯一的驱动就是要蹂躏他人，折磨他人！最后，他们把父亲的大批书籍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里，把我们所有的沙发和软椅都贴上了交叉的封条，命令我们不得坐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舒适的椅子。现在重叙这一切，是多么可笑也多么可悲。这就是冠以“文化”两个庄严字样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