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师征战实录
作者：孙科佳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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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浊浪翻腾，怒涛汹涌，咆哮着东去。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为20世纪30年代破碎的中华河山而咆哮：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兵不血刃占领中国沈阳。而后，营口、长春、吉林、黑龙江、哈尔滨、锦州相继沦陷。4个月后，中国东北三省悲愤地呻吟在日本天皇武士的铁蹄之下。
1932年初，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上海驻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1933年1月，日军入侵华北，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全境；5月，中国军队“长城防线”崩溃，冀东20余座城池陷入敌手。
1937年夏，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帷幕。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陷落。8月13日，日军突然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淞沪抗战遂告爆发。
……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为中国国民政府的溃败而咆哮：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锦绣河山拱手相让……
“一·二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等率领国民党第19路军和第5军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死伤逾万，并三易主帅。然而，蒋介石政府决意对日妥协，不向上海增派援军，致使第19路军和第5军在优势敌军进攻下被迫撤离上海……
“长城防线”崩溃后，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定了出卖领土主权的《塘沽协定》，置华北于日军监视控制之下，为日军夺取北平、天津，进而夺取整个华北打开方便之门……
1935年6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而后，接受日方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答应取消河北省与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3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长，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等。12月，在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下，蒋介石政府宣布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殖民化危机日趋严重。
……
黄河在咆哮！
咆哮的黄河中，一支英雄的部队踏破重浪、逆流而上。灰浑的天际，翻卷的浊浪映衬着一面猎猎的军旗：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20师。
军旗下，八路军120师8000将士，来不及洗去长征途中的血迹尘埃，来不及享受三军会师后的胜利喜悦，毅然东渡黄河，迎着滚滚狼烟，踏上了对日作战的艰苦征程…… 第1章 兵溃黄河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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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学术笔记摘录：
“七·七”事变后，华北中日军队兵力情况：
日军华北方面军8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约17万余人。
国民党第1、第2、第5战区之军队和中央军委会派出的直属兵团2个军，共为94个步兵师、8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总计80万人。
中日两军兵力对比为80万：17万＝5．7∶1。
当日军全面进攻华北时，国民党军队的战线尚未形成，既没有建立起坚固的战略支点，又没有完成野战兵团的组建；指挥机关没有全面部署，战斗部队没有巩固的作战线；各战略区没有协同，各军之间没有配合；一切部署均未就绪，整个战线支离破碎。
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华北战线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近100个师，兵败山倒，一溃千里……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撤销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陕北。
盛夏的余热烘烤着大地。黄土高原上，一哨人马在荒凉的原野上飞奔。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扬鞭催马，率先急驰，几位警卫人员紧随其后。马蹄声声，尘埃滚滚。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任红二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
1个月前，7月下旬，为讨论红军实施改编和如何开赴抗日前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曾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红军军长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不允许动摇观望。我们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中的某些人，对抗战是动摇不定的，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捣乱和破坏抗战。蒋委员长现在是处在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借日本人之手消灭红军。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会议期间，他多次找即将同红二方面军合编的陕北27、28军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交谈，了解这两支部队的历史、干部状况、思想动态乃至后勤供应等等，以便实施改编。
8月20日，贺龙接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他深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会议将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马不停蹄，直奔洛川而来。
1937年8月22日。
陕北洛川县冯家村。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洛川会议）。出席会议人员22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关向应、何克全、林伯渠、张浩、张文彬、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肖劲光、傅钟、周建屏等。
毛泽东环视一下在坐的中共核心人物和高级军事将领，然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作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
对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心中有数。4天前，毛泽东曾致电党内主要领导同志：
“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 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 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 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
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此刻，毛泽东似乎回想起10年前的国共合作，仿佛又看到“4·12”政变的血雨腥风，于是以坚定的口吻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毛泽东的报告，使会场活跃起来。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贺龙端坐在一张八仙桌后面，左面坐着红一军团长林彪，右面坐着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
林彪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但他心里十分清楚：红一军团是主力红军中的主力，挺进敌后无疑要作为先头部队来使用的。对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式，林彪有着自己的见解，但是他十分明白，在领袖面前如果显示出远见卓识，那么就会使领袖增加不安全感。对于这一点，林彪有着自己的历史经验。他曾公开反对过毛泽东，但既没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又在同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望。1935年红军长征伊始，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这后来被军史界誉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闪光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杰作之一。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样在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多年以后，他曾对别人说：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林彪明确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稍有心机的人都十分明白：如果更换，进入决策圈的也许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由于当时林彪所提意见只是限于军事指挥问题，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况且反对毛泽东还不致沦落为“大逆不道”，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林彪“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深刻印象。事后，林彪却后怕了一段时间，并扎扎实实地得出了自己的经验：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不允许的。此刻，他沉稳地坐在那里，不想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静静地思考着如何在抗日战场上实现自己的作战思想，再创辉煌。 ２ 兵折巴彦
要说中共满洲省委在北满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首先得从张甲洲这个人说起。
张甲洲，黑龙江巴彦县人，１９２９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他是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学生。１９３２年４月初，他和几个在上大学的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塘沽登上海轮，到营口后又改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张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张甲洲、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４人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的家在巴彦县北部山边的张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当地小有名气，各种社会关系也比较多，这就为张提供了一个组织游击队的不错的根据地。那时候巴彦的日伪活动还不太多，张甲洲他们可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经过一阵还算顺利的活动，他们决定在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３日这天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帜。
这一天正是农历的４月１８日，是每年一度的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张家油坊来了许多人，其中有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带来的６０多人，巴彦县中学校长孔庆尧带来的６０多人，有前后屯的自卫团长陈维新、侯振邦、米秀峰带来的６０多人，此外还有远道来的一些人，一共有２００多人。这么多的人涌进张家油坊自然挺显眼的，但不知内情的人却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知道张甲洲要在这一天结婚。不少人还不停地啧啧道：“你看看人老张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帮忙。”
前来参加张家的这场“婚礼”的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便拿出了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了一面写有“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的一块空场上，对大家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正式宣布了这支队伍的编制和军纪——张甲洲为指挥，王家善为副指挥，孔庆尧为参谋长，张文藻为文书兼交通，郑炳文和张清林负责搞政治工作。
最后，张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张甲洲这支游击队的旗帜一打出去，立即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前来镇压。这时，王家善的曾经当过省防军统带的父亲王知津和其他一些士绅出面找程求情。但好话说了一大车，才换来程绍廉一句算是给了好大面子的话：
“这些人组织队伍可以，但队伍中不能有张甲洲，因为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们就要打！”
王家善回来一学这话，孔、王等人便对张说，你还是出去暂避一段时间吧，避避风头，等咱们力量强大了你再回来呗。
张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但既然孔、王说出了这种话，张也就无法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他带着部分队伍冲了出去。等他们冲出重围后，张手下就只有１００来人了，为了解决人员的不足，张决定要收编胡子队。
张甲洲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支报号为“绿林好”的胡子队。他带着两个人走了３０多里路才在一个叫大烟沟的地方找到了胡子头“绿林好”（苏占山），可和这位胡子头谈了半天，“绿林好”却说啥也不同意改编，只同意和游击队“拉顺线”（联合），说好条件之后，张就把他们３０多人带到了游击队的驻地。但到了驻地后，“绿林好”他们却坚持不进屯子，而是驻在东南山里——因为他们怕被游击队给缴了械。以后这种戒心也一直没有消除。行军时，他们单走、单住；他自己的指挥部仍然叫“帐房”，还报自己的山头，不接受游击队的番号，不和游击队混编，只是打仗时联合，包打一面。其最大的变化就不抢不夺了。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张甲洲提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都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确实挺有吸引力。绥化、安达、巴彦、双鸭山、庆城等地一大批爱国志士都参加进来了。张甲洲的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７００多人。
人多了、枪多了，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４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以后改为少先队）及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枪）模范队，是张甲洲重点抓的一支队伍。全队３０多人全是２０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２４岁的朝鲜族小伙子。模范队的队员们“严守纪律，主张自己铡草、自己喂马，不拿群众东西，不打骂群众，不说黑话”。把他们叫做模范队，就是让其他各队向他们学习。教导队共有２０多人，是一所流动军事学校，教官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陈海楼。此外，还成立了政治部、宣传部和娱乐部。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一般称房子或院落为窑，如果里面有枪，即为响窑）的战斗。在战斗中，张甲洲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７月１６日，游击队在攻打龙泉镇内的“天僧泉烧锅”时，遭到了这个烧锅东家张振禄（外号张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顽强抗击，游击队久攻不下。这时，张八瞎子在城里当警察中队长的儿子带４０多个警察正准备打过来。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这时，张甲洲在全面分析了情况之后，果断下令停火，由他自己单枪匹马闯进了天僧泉烧锅，找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我们游击队来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当前，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是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们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还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一听这话，心想，怎么样？那就得这么样了——“借”给他们吧！可是枪太贵了，“借”了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
就这样，游击队从这个烧锅里硬是“借”出了将近５０００发子弹。
然而，１０多天后，当张甲洲带队进攻一个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响窑”时，却遇到了麻烦。
当时，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５名警卫员去找王四谈判。王四说，只准张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给绑起来了。接着，王四的家丁又要缴张带来的警卫员的械，警卫员们要打，张使了个眼色，警卫员便打马回到了游击队报告情况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后，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立即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摆出了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天晚上，王四一看营长一时半晌也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叫张兴的炮勇把张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个地主的家里。但他没有想到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张兴不但把人给放了，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吓坏了王四。他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县城里去了。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以后，召集穷人开会，然后开仓放粮、分浮财，最后一把火烧了王四家的房子。一时间，那里的汉奸人人自危。
７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千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１０００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时刻关注着这支迅速发展着的队伍。８月中旬，一个名叫李育才（人称“小李先生”）的人奉省委之命来到了游击队。
当时，游击队里的许多人都感到这位李育才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一来就出任了参谋长之职。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这位被他们称为“小李先生”的人，就是日后名震四海的英雄赵尚志。
赵尚志，辽宁朝阳县人。１９２５年在哈尔滨入党，这年１１月入黄埔军校学习。没等到毕业就赶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赵尚志便退学回到了东北。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０年这段时间里，赵尚志先后在哈尔滨、双城、长春、沈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因此多次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这５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过了２年８个月。直到“九·一八”后，党组织花钱疏通关系，才把他营救出狱。
赵尚志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赵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的事。
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联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叫“绿林好”的胡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８月１３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人都要参加游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北抗日第４军”，又把手下的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能联合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回到洼兴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１０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了下来。可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各乡自卫团１０００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５０人，赵尚志左眼下那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大队也都改成了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七八天时间，等到了离齐齐哈尔２００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师！
１９３３年１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
当独立师来到铁力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八枪。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立师的马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熟悉地形，直打得独立师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４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前进时，这些快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７０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重整队伍。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９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取“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我们大家回家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汇报情况去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朱德以坚定的口吻说道：“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的工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朱德这番话引起了阵阵掌声。贺龙很高兴，他在讲话时说：“朱总指挥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接着，他谈起了自己。他说：“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我的心愿。算起来，从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10年，跟国民党斗了10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贺龙的话，在干部、战士的心灵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白皮红心”的话长时间牢牢地记在心上。誓师大会后，贺龙、肖克、关向应发布渡河命令：“明日（3日）起分6天向韩城芝川镇前进，由芝川镇渡河，到侯马待命。”
村子里沸腾了。红军官兵有的忙着送还借物、挑水扫院，有的磨刀擦枪、整理背包，有的忙着写信向家中父老报喜。老乡也是家家磨声隆隆，户户炊烟袅袅，准备为红军饯行。有些小战士想到明天就要出发上前线，哪里还坐得住？也不顾天上下着大雨，拿着木棍子冲到院子里，就互相拼刺起来，还连蹦带跳地喊着：“杀！杀！”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120师的官兵们便在陕西富平庄里镇的河边集合了。雨过天晴，大地被洗得葱翠碧绿。河滩上红旗招展，刀光闪闪，队伍如龙似虎，激昂的歌声此起彼伏。谁都是笑盈盈的，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光。队伍四周是前来送行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提着茶水，有的拿着鸡蛋，有的牵着高骡大马，上边驮着慰问品。河滩上黑压压一片。
部队行动了，整个河滩更像开了锅似地翻腾起来。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群众伴着部队缓缓而行，抢着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馒头、毛巾、布鞋……一个老大爷一边走，还一边嘱咐着：“遇到鬼子汉奸，多杀两个，也替我老头子出一口气！”一个老大娘像送别自己的儿子一样，抚摸着一个战士说：“孩子，打了胜仗，给我们捎个信来！……”
天地之间口号声响成一片：
“欢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岸边数不清的男女老少，频频招手挥旗，不肯离去。战士们喊道：“乡亲们，不要送了！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请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9月9日，120师师部、358旅、359旅（欠1个团）及5月份组建的教导团共8227人乘木船东渡黄河，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1870年9月，普法战争期间，普军在色当决战时采取了“两翼包抄”的战略，结果歼灭法军8万余人，生擒法王路易·波拿巴。后来，以“两翼包抄”为核心内容的“色当战略”一直为日本军国主义所推崇，作为自己的兵法大典，并用于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初期。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迂回”。战略上采取纵深穿插，两翼迂回，迅速攻占若干战略要点，以摧毁国民党军的军事防线，瓦解国民党军的抵抗能力，避免逐地争夺、正面平推。在战术上则采取两翼包抄，威胁国民党军侧后，逼其正面混乱、溃退，避免阵地对垒、正面强攻。
八路军出动时，正值南口前线吃紧。中共中央军委曾决定八路军全部进入恒山山脉，并分兵一部挺进燕山山脉，参加南口战役。但是，前卫师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已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溃退下来。而后，国民党军在沧洲—涿州—大同部署了三个阵地，分别阻击沿津浦、平汉、同蒲路三个方面南进的日军。但国民党军统帅部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三个防线之间的关系，没有防御重心，没有防御重点和纽带，整个战线“裂缝”百出。第1战区布防涿州，第2战区守备大同，而这两个防御区的结合部却无人顾及，敞开了一个200公里的大裂缝。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省蔚县地区，进至国民党军涿州、大同两个防御地区的中间地带，以填补国民党军战线的空隙。但在八路军开进途中，9月11日蔚县失守。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八路军统辖于第2战区，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遂命令八路军开进飞虎口地区，进击由蔚县向涞源进犯之敌。但命令刚刚发出，涞源又沦于敌手。国民党军溃退之神速，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致使八路军更改作战计划都来不及。
南口战役期间，国民党战线的外壳还是呈现着整体形态，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但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八路军120师顺利渡过黄河，于9月13日抵达山西省侯马。
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人围在山西省军用地图前，研究着下一步进军路线。
山西素称“华北屋脊”。就兵家而论，控制了山西，便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攻则依地势而进：在广灵、涞源方向上，出紫荆关而入平津外围；在太原、石家庄方向上，出娘子关而入冀中；在长治、邯郸方向上，出山西而入冀南；在晋城、沁阳方向上，沿太行山南麓而入冀、鲁、豫边。守则有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可供依托。恒山、五台山为晋北军中要隘；太行山则为晋东之天然屏障。
关向应指着地图上的晋北地区，说道，“我师务必尽快进入晋北，抢占恒山地区，以配合林师、刘师展开于敌侧后……”
话音未落，一份军情通报摆在了他们面前：
日军已经占领侵占察南、晋北和河北的沧县、保定等地，正继续发展其攻势： （一）占领大同的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和伪蒙军进攻绥远，主力沿同蒲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二）日军第5师团占领蔚县、广灵、涞源以后，进犯平型关，企图配合察哈尔兵团击溃国民党第2战区主力，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铁路方向第1战区主力侧臂；
（三）侵犯河北的日军以第1军4个师团沿平汉路及其两侧攻击国民党军第1战区主力；
（四）日军第2军2个师团沿滏阳河从左面迂回国民党军侧背。第2军1个师团和1个旅团沿津浦路南犯，并保障其在平汉铁路方向行动部队的翼侧安全。
敌情通报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战局急转直下。
贺龙、关向应等人立即决定，全师主力继续向北挺进。同时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下一步作战方针。
9月19日，120师主力从侯马乘火车到达忻县。这时，收到毛泽东9月17日发出的《关于敌情判断及战略部署的指示》：
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之北。判断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力量分布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之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因此，变更原定部署：120师应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129师适当时机进入吕梁山脉活动；115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之中。
……
贺龙等人感到，中央的战略部署已经变化，此时应抓紧时间向北挺进，同时应尽快与山西国民党军取得联系，以便协同作战。
就在这时，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匆匆赶到了忻县。见到贺龙等人后，彭德怀来不及询问更多的情况，立刻将毛泽东19日的急电摆在了贺龙等人面前：
“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和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将来刘师可与林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至吕梁山脉。”
彭德怀说：“120师应立即进入晋西北的管涔山区，以宁武、神池为中心，在五寨、岢岚、岚县、河曲、偏关、保德等地区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还应派部队前出雁北。”
贺龙说：“这样很好，我们立即按总部部署去行动。”
彭德怀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后，犹豫了片刻，然后缓缓地说道：
“从战争全局需要考虑，总部决定：王震率359旅东进到五台以北的豆村镇一带相机作战，并由总部直接指挥，待129师到达正太路南北之后，再归还建制。”
关向应等人听后，没有作声。他们心里很明白：出师时，359旅旅长陈伯钧和718团以及师直属的5个营留在了陕北，担任河防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现在王震所部又要东出五台，仅以120师两个多团的兵力去开辟管涔山广大地区，力量显然比较单薄。
贺龙看了一眼关向应，然后说道：“既然总部已经决定，我看我们还是服从大局，让359旅暂归总部指挥吧。”说完又向站在一旁的王震问到：“现在359旅又扩编了吧？部队情况怎样？”
王震说道：“我旅出师后，沿途吸收了一些国民党军溃退中的散兵游勇，组成了新的718团。现在部队正在抓紧时间进行战前整顿，战士们斗志很旺。”
彭德怀听后满意地笑着说：“没想到你王大胡子现在就开始招兵买马了。”
贺龙望着这位红2、6军团的老战友，仿佛又领略到王震那种坚决、果敢的风采，不禁回想起红2、6军团会师后的一些往事：
1934年夏，红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向西突围，在黔西地区与红2军团（前身是红3军）会师。当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执行着一条“左”倾路线，严重地影响和干扰着两个军团的合编和发展。当时，任红6军团政治委员的王震和军团长肖克一起，顾全大局，注重团结，坚决拥护任弼时，站在贺龙、关向应一边，同夏曦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6月，红2、6军团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终于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了。当时，张国焘欺骗和拉拢红2、6军团的官兵。在部队散发油印的《干部必读》小册子，主要内容是反对毛、周、张、博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红2、6军团的主要领导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人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察到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推行逃跑主义路线的阴谋。当时，王震面对张国焘的吹捧、拉拢，毫不动摇。他愤怒地对张国焘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并与红2、6军团的其他领导以及朱德、刘伯承等人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想到这些，贺龙紧握着王震的手说：359旅暂归总部直接指挥，这也是我们师的光荣，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还会胜利会师的。
按照军委的统一部署，王震率359旅疾驰五台山，贺龙率358旅挺进管涔山区。
山西神池县义井镇。
9月28日，由贺龙主持召开120师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
此时，山西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北面，大同失陷，雁北沦于敌手；东北面，浑源失守，灵丘陷落。阎锡山下令国民党军放弃恒山山脉。日军步步逼进，进攻内长城各要隘。9月25日，八路军115师给了进犯平型关的日军以有力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国民党军防守的茹越口阵地却被突破。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各级官吏竞相逃窜，日军、汉奸、国民党溃兵任意肆虐，晋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会议中心议题是面对正面战场的严峻形势，如何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使自己站稳脚跟。经过研究，决定分兵展开管涔山区：
（一）以358旅716团2营为骨干，编成独立支队，由716团团长宋时轮率领，北去长城，在朔县以北、同蒲铁路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袭扰和切断交通线，迟滞日军向神池、宁武的进攻，给120师主力在晋西北的活动创造条件；（二）358旅分两个支队，张宗逊旅长率716团主力随师部到五寨地区，李井泉政委率715团及骑兵连到神池以西、五寨以北地区，打击日寇；
（三）为改变晋西北人心不稳、秩序混乱、社会动荡的局面，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群众投身抗日战争，由关向应、甘泗淇去岢岚主持开展地方工作，从120师抽调干部组织地方工作团，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根据军政委员会决定，9月30日，关向应率师政治部和供给部、卫生部的一部分以及教导团组织后方工作领导机关去岢岚；贺龙率司令部进入神池县八角镇、义井镇地区指挥对日作战。
关向应率领由700人组成的地方工作团，分赴兴县、岢岚、五寨、宁武、静东、临县、保德、偏关、河曲等县开展工作。贺龙、关向应为工作团规定了3项主要任务：第一，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和武装群众，成立自卫队、农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第二，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采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办法，建立党的支部及临时县委；第三，收容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
当时，山西已有两个重要抗日团体：一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并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它是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120师工作团到达晋西北各地时，这两个组织已有人在那里工作。关向应立即命令工作团和这两个组织结合在一起，开展群众工作。20多天里，便发动和组织了5700余人的抗日自卫队。关向应、甘泗淇领导工作团在晋西北进行了8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建立了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后称晋西北区党委）及各县临时县委，恢复了政权组织，收容了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安定了社会秩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晋西北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
宋时轮支队于9月29日到达雁北，10月1日攻占平鲁县的井坪镇，4日收复平鲁县城。
此时，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主力绕过雁门关，从应县茹越口突破长城防线，先处攻占繁峙、代县、崞县与原平地区。10月10日逼近忻口，准备攻夺忻口，直取太原。
忻口，自古以来为军事要地，《魏地志》记载：“汉高祖出平之围，还军至此，六军忻然，因得名。”昔日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困于大同以东之平城，后奋力突围退至此地，观于地势之险要，六军忻然，因而得名忻口。
忻口位于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为出入晋中的交通要道和战略咽喉，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国民党军为保卫太原，决心在忻口组织会战。阎锡山调集8万重兵，由刚刚率部入晋的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
五台山。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眉头紧锁，目光凝聚在忻口的版图上。他心中很清楚：如果忻口失守，太原则危在旦夕。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同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第63师、独立第3旅等10个团归八路军总部指挥。周恩来思考：前期战况已经表明，国民党军战斗力低下，况且指挥失误颇多。忻口会战，至关重要，八路军应为正面战场树立起一个新的形象。应尽量派得力部队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同时对配属的友军也要做到有分寸。于是，他对身后的通信员吩咐道：“速请359旅王旅长到这里来。”
通信员转身刚刚离去，任弼时走了进来，随手将毛泽东的两封来电放在周恩来面前：
电文一：
“我们对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的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采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电文二：
“王震部速归贺师建制。贺师全部除游击支队外，主力此刻应隐蔽于五寨地区。待原平正面打得激烈，我115师已实行向大同、浑源行动时，即用主力出工城袭击朔县、左云一带，与115师相呼应，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
周恩来放下电报，来到隔壁的作战室里。朱德、彭德怀等人正在研究如何按战略箝制、战役协同和战术配合的不同任务，分别配制力量，以配合国民党军的忻口会战。
八路军总部的决策者们对形势作了如下分析：忻口前线之敌，与其后方的交通十分困难，不仅同蒲北段因国民党军撤退时车辆南移而瘫痪，平绥铁路也因破坏而利用不便。日军的运输线仅有经平型关至张家口，经雁门关至大同两条公路。切断这两条运输线，数万日军便断了供应。于是决定：以120师组成左纵队，置于雁门关及同蒲两侧；以115师343旅组成右纵队，置于代县——平型关方向。这两支部队与忻口前线进行战役配合：一方面袭扰日军前线的两翼与后方；一方面切断日军之交通，掐断日军的后方供应线。
彭德怀转过身，对机要参谋吩咐道：“立即将总部决定通知各师，要求部队积极打击和箝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这时，王震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总部首长有什么指示，我的手都痒痒了。”
周恩来笑着说道：“中央来电，要你们旅返回晋西北，归还120师建制，参加保卫忻口的防御战。”
“好，我们马上出发。”王震简单地答应了一声，便匆匆赶回359旅。
根据聂荣臻的意见，359旅留下刘道生等300名干部战士，与周建屏等人一起组成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后组成晋察冀第4分区。
王震率359旅主力星夜兼程，返回晋西北。
10月13日，忻口会战开始。这一天，贺龙收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要求张宗逊支队以灵活动作从崞县轩岗向南袭击大牛店镇敌之侧背，配合忻口会战。贺龙看罢电报，认为朱德、彭德怀的电报已为时太晚，眼下日军已经南下，大牛店已无敌人。不过，朱、彭的电报精神是要120师从侧后打击和钳制日军。大牛店虽无敌人，但可依此精神主动作战。
此时，由于同蒲铁路北段已被宋时轮支队切断，日军南下的交通运输只靠两条汽车路：一条是从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一条是由灵丘经平型关、繁峙至忻口的。贺龙认为，120师可以在这两条线上主动作战，切断汽车路，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肖克等都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于是贺龙连续下了3道命令：一是命令张宗逊、李井泉率715团由崞县南下，袭击位于忻口西北20余公里的南北大常，打击敌翼侧。二是命令已由五台地区归建的359旅迅速赶到崞县以西，配合张宗逊部行动。三是命令继任716团团长的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率1个营（后来又增派了1个营）去雁门关。
贺炳炎坐在桌前翻阅着各连的求战书，这时接到师部通知，要716团领导干部去受领任务。于是，他和政委廖汉生急忙驱马奔向师部驻地。
师部在神池以西的一个村子里。贺龙和关向应等人正围着地图研究情况，一见贺炳炎和廖汉生来到，关向应关切地问：“到达这一带，部队情绪怎么样？”廖汉生说：“看到敌人的暴行，同志们都非常气愤，总盼着有机会狠狠收拾他们一下！”
贺龙一听放声大笑起来，连连说：“很好很好。要收拾敌人，机会有的是！”他指着一块密密层层的山区说：“准备把你们调到这里去。”贺炳炎俯身一看：一个长长的红箭头，正指向历史上著名的隘口——雁门关。
贺龙分析当前情况时谈到：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敌人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地给前线输送弹药；这是敌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但他们很嚣张，自以为那一带已是后方，警戒相当疏忽；我们要利用敌人的弱点，到那一带发动群众，寻找机会，给敌人一个打击！接着，又叮嘱：现在打的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了，在战术思想上要扭得快，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到达目的地后，要紧密联系群众，搞好侦察工作。
领受任务后，贺炳炎、廖汉生返回团部驻地。经过简短动员，便率领部队向雁门关疾进。
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敌军残暴景象：许多村镇被夷成了瓦砾，无数同胞遭到了屠杀。仅宁武一个县城，就被杀害了不知多少；差不多家家的菜窖都成了活埋人的土坑；所有的水井，都堆塞着被刺刀挑死的男人、儿童和被奸淫后复遭杀害的妇女们的尸体……
经过3天的急行军，716团到达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老窝村。驻下以后，果然发现敌人汽车不时从雁门关上滚过。南面还时而传来隆隆的炮声。
10月16日，群众送来情报：大同敌人集结了三百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关南开忻口的模样。这些日子，每隔四五天就有敌人的车队通过，看来情报可靠。716团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进行动员，会上廖汉生问大家：“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廖汉生刚刚说完，三营营长王祥发霍地站起来说：“我发表意见。我永远也忘不了敌人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十一连连部驻的那个院，一家八口人，被杀了七口，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孩，也被刺刀活活戳死，现在只剩下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大娘，她眼泪都哭干了，拉着我们，要我们报仇。这是她一家的仇，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仇！”他愈说愈气愤，脸色铁青。接着，他又激昂地说：“要叫敌人以血还血，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们全营同志的决心！”十一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也站起来说：“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雁门关变成日本侵略军的鬼门关！”会场上严肃紧张，干部纷纷表达决心，争着要当突击队。最后，廖汉生说：“是的，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要把敌人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在全团掀起复仇的怒潮。”
17日黄昏，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到达雁门关西南，他们发现公路并不在雁门关上，遂主动去黑石头沟、吴家窑一带公路西侧设伏，同时派少数兵力占领雁门关。他们将此部署报告师部。贺龙打仗一向注重实际，最欣赏根据实际情况果断行事，因而，接到报告后当即回电批准。10月18日和21日，贺、廖支队在黑石头沟两次设伏成功，切断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18日，第一次伏击，毙伤敌3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21日，第二次伏击，贺炳炎、廖汉生报告说：我与敌激战2小时，我伤13名、牺牲20名，敌伤亡3倍于我。
与此同时，张宗逊、李井泉指挥715团14日黄昏袭击了南北大常，攻占了永兴村，歼敌100余人。袭占南北大常、永兴村以后，张宗逊、李井泉即率部向东活动，袭扰敌人，牵制日军。
王震率359旅主力10月16日到达崞县以西的贺家店。贺龙命令王震：你们就在代县、崞县地区寻找战机，主动作战，切断交通。10月23日，王震指挥717团在阳明堡以南的王董堡附近设伏，截击由崞县北开的80余辆汽车，与有飞机4架配合的日军激战两个小时，击毁汽车30余辆，毙伤敌300余名，沉重打击了日军由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运输。
八路军120师不但完成了袭扰日军主要运输线的任务，而且使忻口前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日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则向日军进攻，从而迫使日军忻口前线阵地同时构筑两个对外正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正面和对八路军的防御正面。这样，敌人便失掉了二线，全部人马四面临敌，陷入疲惫和消耗之中！尤其是对敌运输线的破坏，使坂垣师团的军需供应极度不良；食物不足，兵士们饥饱无常；弹药短缺，各种兵器的效能不能充分发挥；油料缺乏，机械化装备和其他机动车辆不能足数出动；重兵器成了兵士的负担，一门大炮要几十人推拉；晋北的10月已寒气袭人，但敌人却没有冬衣。兵士食不果腹，衣不御寒，不得不以军毯裹身，玉米充饥。还有伤兵不能及时后送，在堑壕里呻吟不已；死者不能转运，阵地上尸横枕藉。
因而士气沮丧，军心动摇，坂垣实无力爬过忻口了！120师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115师打击了蔚县至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卫立煌在忻口会战后，曾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
日军忻口受阻，转而加强沿正太路向晋东的进攻。10月26日，晋东门户、兵家咽喉要地娘子关失守。30日，日军第20师团侵占平定，第109师团进抵昔阳，向太原进逼。国民党军北线（忻口）部队，见正太路防线已被日军突破，太原垂危，忻口防御已失去屏障作用，遂于11月2日全线撤退。8日太原失陷。 太原保卫战从10月13日忻口防御开始，历时25天。此次战役，国民党军投入40个师（第2战区全部27个半步兵师、3个步兵旅、3个骑兵师，另有孙连仲第1集团军、汤恩伯第20军团）；日军参战部队为4个半师团（北线两个、东线两个半）。日中双方兵力比为，日军的1个师团对国民党军的9个师。本来前期之忻口作战形势是好的，但后期娘子关之战失败，致使前功尽弃。
太原失陷当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八路军3个师领导人：
“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将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形势。”
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并3个师领导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11月14日，贺龙率师部经岢岚去岚县，与关向应、甘泗淇会合，研究120师怎样贯彻这一指示。11月28日，120师军政委员会在岚县福音堂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指示。
贺龙首先作了11月份的工作总结。他在总结中说：“这1个月中，在军事上，我们是积极活动的，当敌人向太原前进时，即以张、李、贺、廖尾敌追击，拟进到太原以西地区袭击敌人，协助友军，巩固太原，但我军尚未到达，太原已经失守。所以，张宗逊、李井泉目前仍在太原、文（水）交（城）线上，贺炳炎、廖汉生则已直捣吴城，他们在那里打击敌人，进行地方工作，收容散兵；王震、宋时轮经常在交通线上袭扰敌人；蔡久、杨秀山在朔县附近袭扰日军；王兆相的一营已进占右玉，骑兵连到了清水河。地方工作方面，成绩很大。他们已经组织起义勇军、游击队，人数已经达到了1．2万多人，还抓了好多汉奸，破坏了一些伪组织，特别是提高了这一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和八路军的威信。神池、宁武等地的游击队、义勇军都想直接打八路军的旗帜，因为他们知道八路军是抗战到底的。”他根据统计资料指出：11月份120师毙伤日军570人，击毁汽车104辆，缴获各种枪支328支，但也付出了代价。这个月，120师共伤亡349人。另外，这个月各支队共收容散兵956人。他说：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有了新的指示，我们要认真讨论怎样贯彻执行。在会上，贺龙提出了同关、肖等人商量过的方案，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决定：1．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20师各部北起大同口泉，南到汾阳，沿同蒲铁路展开，与敌人争夺晋西北广大农村。具体部署是：358旅715团进到太原附近的古交镇，并以一部深入交城、清源以北；716团活动于吴城镇地区；359旅在崞县到忻口一线展开；宋时轮支队进入口泉镇、怀仁一带，威胁大同；警备第6团在偏关附近展开并深入右玉地区。各自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协助劝委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2．整训和整编部队。将各工作团在各地组织的抗日武装编入120师序列，打破蒋介石在兵力上对八路军的无理限制。忻崞独立团编为358旅714团；在汾阳、孝义组织的三泉游击队编为358旅716团第二营；雁北游击队编入宋时轮支队；神五游击队改编为120师独立第一支队；平山独立团编为359旅718团；崞县独立团编为359旅719团；侯马独立团分别编入各部。这样，到1938年初，120师扩大为两个3团制的旅、5个直属团或相当于团的部队（宋支队、警六团、独立一支队、教导团和学兵团）、2个直属营和3个直属连，全师从渡河入晋时的8227人发展到29162人，扩大了3倍多。1938年初，日军战略进攻的重点移往徐州。驻晋南的国民党军企图乘机反攻太原。八路军总部指示120师破袭同蒲路崞县到阳曲段，配合友军作战。
正当120师展开一场颇有声势的同蒲路破袭战时，日军集中1万余人分数路向晋西北扑来。驻雁北的日军第26团黑田旅团8000人分两路：一路为千田联队，由朔县出发，23日占领宁武、神池，然后又分两股，一股向西，于28日陷我黄河渡口中德县城，另一股向南占领五寨；一路为竹内联队，由井坪出发，26日占偏关，28日攻陷黄河东岸之河曲，国民党军何柱国部节节败退，逃到黄河以西；另有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余人，24日占绥远之清水河，然后南下与偏关敌军会合。由太（原）汾（阳）公路向西进犯的一路敌军占汾阳、离石后，26日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炮击黄河西岸我陕甘宁边区的河防阵地，有渡河进犯迹象。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立即电告贺龙：敌人企图压迫我渡河的情况已明。目前重点在于坚决击破正面乐静、方山、五寨三点的敌人。张宗逊旅不必再去离石，应集中兵力，打击这三路敌人中的一路或两路，以破坏其围攻计划。
贺龙接到毛泽东来电后，一面急令张宗逊改变行动计划，迅速率358旅北上，一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反围攻计划。会上，贺龙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电，然后说道：“这次作战行动影响较大，应该集中国共两党在晋西北的全部兵力，将日军赶出去。”
话音未落，有人便发了言：“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日本人吓破了胆，还是我们自己打吧。”“鬼子一来，国民党军就跑，怎么能跟他们协同作战呢？”
贺龙耐心地说道：“对于友军要主动团结，他们不想打要想办法把他们推上抗日战场，这也是个统一战线问题，我主张联合国民党军一起来打，他不干，就拉起他来打。我们来把赵承绶、郭宗汾统一过来。”
会后，贺龙决定亲自去拜访在晋西北的国民党军将领。
晋西北地区驻有4支国民党军：赵承绶的骑1军，驻静乐；郭宗汾的第71师，驻岚县东村；傅作义的第35军，驻临县；何柱国的骑2军，驻偏关以北。在前期对日作战中，除第35军稍作抵抗之外，其他的都避而不战。
贺龙先到岚县东村镇去见郭宗汾。
在阎锡山的部队里，郭宗汾是个典型的滑头，虽然身为第33军军长，但他只是把军部和第71师设置在晋西北。他心里很清楚，与日本人作战不能把老本赔上。
郭宗汾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忽报八路军120师贺师长到。郭宗汾听罢一怔，随即心中有了数。
“贺将军屈驾光临，小弟倍感荣幸，不知尊意……”郭宗汾话音未落，贺龙便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来求援了，早就听说郭军长麾下兵强马壮，眼下日本人来势凶猛，还请郭军长念民族大义，出兵……”
没等贺龙说完，郭宗汾便插了上来：“贺将军太客气了，抗日救国，责无旁贷，小弟见晋西北父老乡亲遭此苦难，也是茶饭无味。只是小弟手下兵少将微，自身尚且难保，怎敢言战？”贺龙笑道：“郭军长不必过虑，贵军只担任一些策应，掩护任务即可以了。”
“贺将军，”郭宗汾哭丧着脸说道，“你看，我的1个师连自己的一个炮兵营都不能掩护，如配合贵军，岂不误了大事。”贺龙见郭宗汾反复推脱，便说道：“郭军长先考虑一下，日后到岚县，我们再具体商量。” 贺龙离开东村镇，与关向应、甘泗淇、王震等人又来到了静乐县国民党骑兵第1军军部，商请军长赵承绶出兵参战。一见面，赵承绶向贺龙作了两个揖说：“啊呀！贺师长，你可来了。你们再不回来，我也要走了。”
贺龙说：“赵军长，你不要走，我们一起打。有1个月的功夫，便可以恢复北边了。”
赵承绶面带难色：“贺师长，我100个骑兵，只能抽出30个人去打仗，要70个人看马。我怎么去打？”
贺龙说：“赵军长，我们都驻在晋西北。这个时候要同舟共济，不能一走了事啊！”
经过反复劝说，赵承绶答应出一个炮兵连带两门炮配合八路军作战。
当谈到战役指挥时，贺龙向赵承绶说：“你是军长，我是师长，当然应该由你来当总指挥喽！”
赵承绶难为情地说：“我这个军长的老底，你还不清楚？你当军长的时候我还是个小连长，我怎么能指挥你的部队呢？”
俩人互相推来推去，最后决定俩人共同指挥，并由王震担任前线指挥。
3月9日，赵承绶、郭宗汾来到岚县120师师部，同贺龙、关向应、肖克等人一起开了会，订了个计划，这个计划规定：71师1个旅佯攻岢岚；120师主力位于五寨、岢岚大道以东适当地点，以一部于大道以西打五寨可能增援之敌；骑1军置于神池、五寨之线西北，打击神池、五寨间来往之敌；战动总会游击队在保德、三岔一带活动，归120师指挥。然而，赵、郭皆无真实抗敌之意。战斗一打响，赵承绶派两个炮兵连带了两门山炮来配合120师，在神池、五寨以西也派了一点兵，应付差事。郭宗汾则推三推四，一兵未发。贺龙后来感慨地说：“赵承绶算是统一过来了，郭宗汾就没有统一过来。”他非常窝火。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次反围攻只有靠120师自己了。
“收复7城战役”的决心已定，选择的第一个进攻点是岢岚县城。王震率359旅两个团沿同蒲路急行军，赶到岢岚，把敌人紧紧地压缩在岢岚城内。
傍晚，王震主持召开了旅作战会议。会上，王震亮开嗓门说道：“太原失守后，鬼子十分嚣张，扬言3个月内灭亡中国，我们这次作战一定要打出中国人的威风，让日本人看看，中国还有能战的！”会议研究决定控制岗漪河，断绝城里的水源，使敌骑兵和马匹陷于绝境。然后以围困袭扰的手段，压迫敌人撤出岢岚，在运动中把它消灭。同时，立即派部队堵塞了流向城里的叉渠，并把各部队的工事向前推进，以便袭击抢水的敌人。这样围了敌人3天3夜，每天都要打死一些敌人及其军马。
3月10日下午3时，日军弃城向北逃窜。359旅主力立即变成“敌逃我追”的姿态，猛追不舍。惊慌的敌人，逃至岢岚与五寨之间的三井镇附近时，被358旅拦住去路，吓得缩进镇内，赶修工事，企图固守待援。当359旅追到三井镇时，天已经黑了，只见镇内到处是火光，敌人正在架锅做饭，烤火取暖。这正是“敌疲我打”的好时机，也是发挥八路军夜战近战特长的好时机。王震下令强攻。疲惫不堪而又立足不稳的敌人，一下就乱了营。717团和718团二营的战士一个个跃身冲入镇内，和敌人展开了逐街逐巷的肉搏战，杀得日军鬼哭狼嚎，死伤过半。最后剩下300余人，龟缩在镇北的几座坚固房子里，负隅顽抗。次日拂晓，359旅主力继续勇猛冲击。眼看歼灭战快要胜利了，不料赵承绥部的那两门炮，突然向三井镇盲目射击，妨碍了八路军的最后攻击，敌人趁机突出重围，朝五寨方向逃去。此次战斗，共毙伤敌人300余人，俘敌28人。11日，359旅踊跃追击由三井镇逃跑之敌直到五寨城下。三井残敌会同五寨的敌军据城困守，359旅仍然运用收复岢岚的经验，用少数部队围困和袭扰五寨城，把主力放在机动位置，待机打击来援之敌。果然，3月17日下午，在义井镇附近的虎北村，358旅和359旅主力拦住了由神池来增援五寨的敌人，激战6小时，歼敌400余人，其余狼狈溃逃。这一仗不仅扩展了反攻战役的战果，而且震撼了被分割围困的敌人，吓得孤守在保德、河曲、偏关、五寨4城的日军，于20、21日同时弃城逃窜，4座县城遂被八路军收复。当保德敌人会合三岔堡之敌向神池撤退时，在田家洼被359旅截击后，窜往义井镇。3月22日，敌乘夜向神池撤退，正碰上358旅在凤凰山下的设伏部队。他们向敌拦腰猛冲，歼敌300余人，其余敌人逃向神池。359旅又追至神池城边。敌人不敢再据守县城，仓皇逃往朔县，神池也被八路军收复。
至此，日军侵占晋西北的7座县城，只剩下宁武了。宁武县城处于宁武关口，是同蒲路北段的一个重要车站，也是大同至太原公路的一个咽喉要地。日军在城内留驻精兵1500余人，企图长期固守，以控制同蒲路。这时120师主力连克6城，士气正旺，攻势正猛，根据贺龙的命令，359旅仍然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以少数部队和游击队牢牢围住县城，以358旅、359旅主力分别在同蒲路东西两侧，形成“二虎拦路”的阵势，切断宁武至阳方口的交通要道，单等日军就范。3月31日，阳方口的敌步、骑兵共600多名，在飞机掩护下向南进犯，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当该敌进至石湖河与麻峪附近时，遭358旅和359旅一部夹击，敌抢占有利地形顽抗。战斗一打响，宁武城内之敌以为援兵已到，乘机出城反击，企图向359旅侧后进攻。此时358旅715团主动出击，协同359旅夹击该敌，歼敌300余名，敌千口联队长亦被击伤。黄昏时，宁武日军退守城内，石湖河之敌回窜阳方口。困守宁武之敌看着死守不成，求援又无望，遂于4月1日晚弃城向北逃窜。人路军展开猛烈攻击，沿途斩获颇多。残敌终于与阳方口敌人会合，一起逃往朔县，359旅当即收复宁武县城。
至此，日军侵占我晋西北的7座县城全部收复，敌人企图扼杀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于摇篮中的阴谋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共灭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汽车14辆，步机枪200多支（挺）。
收复7城战役的胜利，是坚决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以及“集中主要力量，打破敌人一路”的原则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120师由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转变。这次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斗志，提高了敌后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心，对巩固与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4月10日，毛泽东来贺电：“9日电悉。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伤亡颇大，补充整训极为必要。抗大受训干部，虽因各方需要调出颇多，然月底毕业时，当可分配一个可观数目补充你们。望巩固内部团结，加紧整理训练，争取新的胜利，配合友军，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所说的“伤亡颇大，补充极为必要”，是指120师在同蒲路破袭战和收复7城战役中，行军千里，大小战斗10余次的伤亡情况。贺龙、关向应、肖克在4月9日报告说：“这次战役伤亡数目：358旅为580名，359旅897名，宋支队47人，警六团39人，总计此战役全师伤亡1563人。”717团政治委员等6名营以上干部英勇捐躯。
延安。 一盏油灯下，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游击战，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毛泽东放下笔，缓缓地点燃了一支烟。
在世界战争史上，游击战争只是生存于战役范围内。然而，在毛泽东眼里，游击战争已上升到战略地位，并且逐步变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德国的一位战略家在考察了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之后，不无感慨地将毛泽东誉为“游击战之父”。
眼下，这位“游击战之父”又把敏锐的目光投向内蒙古阴山山脉的中段——大青山。
大青山地区横贯绥、察两省，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是华北通向大西北的咽喉。在古人眼里，大青山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空旷景象。然而此刻，毛泽东望着这一地区的版图，不禁脱口说道：“大青山战略地位不可小视”。在毛泽东眼里，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既可以粉碎日军西进宁夏、甘肃，分割大西北的企图，又可以使晋西北、晋察冀部队相互配合作战，扼制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还可以沟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
5月14日，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明确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至关重要，请你们迅速考虑此事。”
大青山地区的重要性，贺龙、关向应早已注意到了。他们对于八路军进入敌后战场，乘敌尚着意于正面战场之机，向北、向东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也有深刻认识。早在1937年11月间，在绥远工作的共产党员杨植霖曾专程到五寨面见贺、关，向他们报告绥远被敌人侵占后的情形。贺龙曾经详细询问过那一带的具体情况，并且提出：能不能把当地武装调到晋西北整训，增加一些新成分后，再回去打游击。次年4月间还将对大青山地区调查所得情况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贺龙和关向应、肖克、甘泗淇、周士第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大青山东西绵延700余里，南北宽100余里，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南麓连接土默特川平原，北麓接乌兰察布草原，与蒙古邻近。平绥铁路在大青山南麓通过，联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3个重镇。大青山地区，从战略上看，是通往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又靠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北翼，地位甚为重要，所以中央甚为重视。他们立即组织力量再次对大青山地区的现状进行调查。6月初，贺龙、关向应等将调查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
6月11日，毛泽东回电说：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区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根据情况处理。朱德、彭德怀决定，去大青山的部队由120师派出，归贺、关指挥，并且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建议由358旅政委李井泉率队前往，其他事项由贺、关、肖决定。贺龙、关向应、肖克立即决定组织大青山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358旅参谋长姚喆任参谋长，358旅714团政委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主要武装是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的358旅715团。贺龙提议，请战动总会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同去大青山。关向应认为，为了创建根据地，战动总会亦应进入大青山开展工作，建议战动总会派一部分干部随队前往。战动总会很快确定由该会动员分配部副部长武新宇率一批干部和由刘墉如率领的由太原城关中学师生组成的第西游击支队前往绥远。他们的意见经贺龙、关向应批准以后，大青山支队随即组成，全支队共2300余人。
出发前，关向应从岚县赶到715团驻地，对大家说：“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但可以沟通我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而且还能控制平绥沿线的广大富饶地区。”他又说：“国民党军队把绥蒙大片国土丢给了日寇，我们要再从日寇手中夺回来！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三百万蒙、汉同胞，正等待我们去解放哩！”
七月末，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等人率领下出发了。
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不分昼夜地向着大青山挺进。不久前，侵占绥远的日寇黑石旅团打退了国民党35军的“戏剧性”的反攻，更加趾高气扬，大肆叫嚣：“中国军队再不敢来绥远了！”“谁来就消灭谁”。当大青山支队北进时，日寇紧急调集2个旅团的兵力，并有空军配合，层层密布在凉城、左云、右玉沿线，日夜巡逻，企图阻止八路军进入绥远。120师大青山支队能打则打，能绕则绕，不数日，即从右玉的台子村、凉城的文成村，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进至绥南的太平寨，然后又穿过平绥路，直插大青山区。绥远地下党早在这里组织了一支内蒙抗日游击队。他们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斗争，现在已发展到一二百人了。大青山支队一到，便派人前去联系。而后，与杨植霖率领的这支游击队胜利会师。
大青山位于绥远中部，东西长四五百里，南北宽五六十里。山南是肥沃的平川，山北是绿毯般的草原。这里住的大都是蒙、汉族人民，也有少数回族和满族，盛产莜麦、山药蛋，畜牧业也很发达。过去人们常说：“绥远有三宝——莜麦、山药、羊皮袄。”自从鬼子侵占以后，日伪据点林立，白天黑夜枪声不断，鬼子、伪军、土匪、团团子（国民党的“自卫军”），你夺他抢，奸淫烧杀，弄得百姓东奔西逃，流离失所，茫茫草原被一片哀伤、忧苦所笼罩。
部队到达青山区的第二天即袭陶林城，歼敌一部；继于9月14日夜，又北攻乌兰花，全歼守敌百余名；接着，李井泉率领三营向绥西挺进，又连克石拐子、萨尔沁和后窑子矿业公司等地，歼日寇百余及伪军六百多人。连遭八路军打击的敌人，惊慌之余，急调莲台师团5000余及伪蒙军两个师，分五路向我展开“围剿”，企图趁八路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大青山支队遂将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游击小组到处袭扰敌人，主力则避开敌人锋芒，巧妙隐蔽，伺机而动。大青山支队的游击小组常常牵着敌人的鼻子来回转圈，弄得敌人整日东奔西窜，疲于奔命。敌人千方百计寻找大青山支队主力作战，但到处扑空，到处遭打击，却始终摸不清大青山支队主力的去向。有一次，由陶林旗下营出犯的两伙敌人得知大滩驻有八路军的消息后，同时向大滩扑来。当夜他们同时发起攻击，双方都以为抓住了大青山支队主力，互相对打得十分激烈。一直打了4个钟头，才发现大青山支队早已离开了该地。就这样，大青山支队灵活地运用了游击战术，终于粉碎了敌人“围剿”。
这一系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趁此有利时机，大青山支队大力开展了宣传动员工作，人民积极靠拢大青山支队，纷纷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八路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由于大青山支队所到之处，尊重蒙族的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广大蒙古族人民也很快改变了以往那种敌视汉人的态度，积极支援八路军。他们说：“如今汉人与汉人不一样了，过去国民党来抢我们，现在共产党来帮我们。”有一次，一营路过乌拉山东公旗时，该旗群众热情欢迎，并以马草、燕麦相送，临别时还告诉战士们：“以前我们是见了汉人军头就开枪，以后你们打面红旗就不会发生误会了。”没有多久，大青山支队便在归（绥）武（川）公路以东的纷中和公路以西的绥西等地区，建立了各级抗日动员委员会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大青山一改过去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草原上开始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由于国民党一贯纵匪害民，绥远地区的土匪多极了。其中较著名的匪首有康德胜、肖顺义、夏军川等。这几股匪徒，多者几千人，少者数百人。他们与日寇、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有时收缴大青山支队零星人员的枪支，有时抢劫大青山支队的军用物资；当日寇向大青山支队进攻时，又常常阻挠和妨碍大青山支队的行动。多次争取他们团结抗日，终无结果。这是大青山支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群众，他们更是无恶不作，常常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要大烟，声称：“豌豆皮也要榨出四两油来”，不给就用酷刑。绥远人民给他们起了个诨名叫“干豌豆”，只要说一声“干豌豆”来了，就连六七岁的小孩子也吓得直往母亲怀里钻。这帮土匪，“天天要过年，夜夜要入洞房”，每过一地，就像大水冲过一样，啥都被冲得精光。为保护群众利益，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以利于对敌斗争，李井泉等人决定集中兵力，对这些匪徒各个歼灭。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大青山支队以5个连的兵力，围攻流窜到土城子一带的康德胜匪部。11点光景，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霎时，清脆而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那帮土匪都还在屋子里抽大烟哩，枪声一响，他们就像被捅破了窝的马蜂一样，乱哄哄地仓惶溃逃。有的被打死，有的作了俘虏。这次大青山支队缴获了数百匹马，还救出了三四名被匪徒们抢去的妇女。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露出头，乡亲们知道八路军打跑了土匪，就都扶老携幼，纷纷从山沟里跑来领人。那些妇女，深受了匪徒们的凌辱和毒打，一和亲人相见，又喜又悲，纷纷控诉土匪的罪行。这时，部队又让老乡们把他们的马领走，很多群众感动得含泪向八路军道谢。一个老乡向大家说：“乡亲们！八路军打日本、剿土匪，保护咱们老百姓，真是咱们的大救星。现在天气这样冷，他们还穿着那么单薄的衣服，我们应该给他们想办法呀。……”这一下，正说到群众的心坎上，当天下午，老乡们就给八路军送来了很多皮衣、鞋袜，另外还有大批牛羊肉。部队离开村子时，男女老幼都出来送行，依依不舍。此后，部队又先后消灭了夏军川、肖顺义等匪部。
大青山支队不断打击日寇，消灭土匪，直接保卫了群众的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称赞“八路军是神兵，专打土匪、小日本；八路军，爱百姓，朋友要交八路军。”各族青年纷纷带着枪、骑着马前来参军，有的老乡主动为部队提供情报，草原上掀起了抗日的热潮。
1939年4月，归绥、陶林、旗下营、武川等地的日、伪军一共6000人，又一齐出动，分六路向绥中的五塔背、银矿山地区和绥南的蛮汗山区“扫荡”。这时国民党骑2军的郭希鹏、“东北挺进军”骑6师的王希坤也率部向八路军进攻，形势十分严重。大青山支队动员根据地群众坚壁清野，并把部队拉到外线以游击活动打击敌人的侧背。一天国民党的骑6师在铁圪蛋沟一带被日寇包围了，鬼子以为抓住了八路军主力，拼命地打。骑6师伤亡惨重，最后师长王希坤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仓惶北逃，当碰见八路军时，再也顾不得“收复失地”了，一把抓住姚喆的马头，哭着说“姚参谋长，你们八路军足智多谋，指挥有方，请统一指挥，我们一块行动吧！”姚喆看到他那副狼狈相，抑制不住憎恶的感情，问他：“贵军此来，是要从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的，怎落得这般下场？”他低着头，丧气地说：“别提了，这里的老百姓心向着你们，我们的队伍没到就都跑光了，没有粮食，连个向导也找不到，难啊！”姚喆指着身边的两个蒙民向导对他说：“谁抗日，人民就拥护谁；不抗日、专反共闹磨擦的军队任何时候都会碰得头破血流，王师长应从中吸取教训才是。”说得他面红耳赤，无言答对。 日、伪军一连“扫荡”了十余天，不仅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还不断遭游击队的袭击，最后不得不缩回各据点去。这时，郭希鹏、王希坤自知在大青山站不住脚，怕自己的部队被消灭，把官丢了，也夹着尾巴溜回山西偏关一带。大青山支队取得了反“围剿”和反“摩擦”的双重胜利，根据地更加巩固了。日寇“扫荡”不成，就利用起“民众抗日自卫军”来，声称只打八路军，不打“自卫军”，并给“自卫军”划分防区，补枪发饷，以此进行诱降。所谓“民众抗日自卫军”，本是反动的地方武装，诨名“团团子”。他们打着抗日的招牌，在“绥人治绥”的欺骗口号下，起初还得到一些发展，共有1万余人。在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张遐民策划下，他们还建立了伪政权，派出一批专员、县长与动员委员会相抗衡，威胁群众，不准供给八路军给养。这些部队，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人人怀里揣着猴头子（大烟斗），手里提着鞭头子，腰里掖着绳头子，对蒙古人民实行大汉族主义，随意掠夺、残杀蒙民，甚至还提出“抗日必先灭蒙”的口号。他们每到一村，把东西抢光，每到一家，把肉面吃完，真像蝗虫一样。老乡们反映：“情愿八路军住十年，不愿自卫军打一尖。”有的骂他们：“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跟日本鬼子是一路货！”蒙民则称他们是“助日来蒙亡国军”。这些民族败类本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哪里经得起日寇的利诱？果然，三路总指挥王有功、四路的樊团、六路的王团、八路的杨团等部都先后投敌，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完全变成了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
大青山支队忍无可忍，便兴师讨逆，一夜之中，即将其各路指挥机关和大部主力歼灭，俘虏两千金名，缴枪千余支。在缴获的秘密中，发现了三路总指挥王有功给日寇的投降信。信中说：“……功等早愿投顺效忠，苦无良机，兹幸汪先生倡导和平，功愿在皇军和新政府领导下，促进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望早日复示，功即率部同化归正。如此，大青山之八路军及其游击队，必可瞬息清除。新政府更形昌荣，……”国民党的所谓总指挥，其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丧心病狂的程度，已至于此！“自卫军”被八路军消灭之后，日寇更加惶恐不安，又拼凑一万余人，分5路向大青山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扫荡”。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八路军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四处出击，袭击敌人的后方，弄得鬼子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敌人这次“扫荡”仍和以往一样，一无所获。鬼子不得不承认：“大日本皇军在征战中，还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骑兵。”
1940年8月，大青山支队在武川西梁村召开了隆重的、富有历史意义的绥远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00余人，他们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和严密盘查赶来赴会。会上，成立了“察绥行政办事处”，制定了“察绥施政纲领”，并作出了建立萨拉齐、武川、陶林、归武等9个县的民主政权的决定，把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从此，抗日的红旗便牢固地插在大青山上。 第2章 群山我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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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之为“十二月会议”）。
刚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在作着《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慷慨激昂地说道：“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他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
人们心里都十分清楚，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传达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他的一番讲话在会议上掀起了一阵阵波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然，他的讲话与洛川会议精神相悖而未能最终形成决议，但是他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要向党内传达的。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八路军120师内，在如何坚持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意见分歧。
1937年12月30日，贺龙、关向应、肖克离开岚县，日夜兼程，5天后到达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参加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俗称“临汾会议”），其内容是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及王明的报告。
在总部，贺龙等人见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各师的主要领导。当贺龙同朱德见面时，二人都激动得紧紧握手，共同回忆了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1936年7月。党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那几天，甘孜欢腾了，原驻在这里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紧紧握着二方面军同志的手，边揩泪水边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他们腾房子，送粮食，送牛羊，送毛衣，情深似海。当地的藏民苏维埃政府组织藏民，跳起欢乐的舞蹈，捧着飘香的酥油茶，夹道欢迎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去看望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回到指挥部后，满面笑容，装了一袋掺有树叶的烟草，大口大口地吸起来。
在一张桌上，放着一叠文件，引起了贺龙的注意。他走近方桌，发现是些油印材料，封面刻有“干部必读”四个字，翻开一页，又有四个字“国焘讲座”。心想：为什么这个时候送来这样的材料，难道张国焘写的东西是“干部必读”吗？有鬼！有鬼！
他忙把警卫员唤到身边，问：
“这是谁送来的？”
“刚才张政委派人送来的。”
“发下去了没有？”
“听说下面已发了，这些是留给军部的。”
“哦！”贺龙眉宇紧锁，思索了一下，便拿起一本，慢慢地坐在当亮的地方，装了一袋烟点燃，含在嘴里，一字一句地看了好久，急急忙忙地翻着页子，哗哗作响，然后猛然站了起来，握紧着拳头，走到方桌前，一拳打在那叠材料上。
贺龙严肃地对警卫员说道：“你赶快通知各师团，这个材料是错误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全是反党的话，一律不准下发，发了的要迅速收回，集中到团部，放把火把它烧了。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这些东西，你也把它烧了！烧了！把灰埋到土里去！”他愤慨地拿了几份“国焘讲座”，撕得嚓嚓响，然后揉成纸团，使劲掷在地上。
为了把这场斗争的具体情况弄清楚，贺龙准备去见当时被张国焘劫持的朱德。他披了件干净的旧军装，取下八角帽，用衣袖把五角星揩了又揩。他端端正正地戴上帽子，大步流星，来到朱德同志的住所。
朱德和贺龙紧紧地握着手，你看着我，我望着你，激情满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呀！南昌城头，他俩肩并肩，心连心，在党中央代表、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与叶挺、刘伯承同志一道，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南下到潮汕地区时，他俩率领起义军与疯狂的反动派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是团结战斗，患难与共啊！转眼分别了9年。如今又在这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风雨中见面了，怎能不叫他俩高兴呢！贺龙爽直地对朱德说：“朱德同志，你有什么指示就说吧！
你是晓得我贺龙的。”
“你们来了，我们要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对，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切身的经验教训中，从湘鄂西和湘鄂黔的革命斗争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我们二方面军坚决拥护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
“好啊！”朱德面对着这位对党、对毛泽东赤胆忠心的战友，无比激动。
“朱德同志，我们刚刚到这里，张国焘就发下了反党的小本本，什么‘国焘讲座’？嗨！他的胃口真不小哩。”
“是呀，贺龙同志，到里面坐，我把情况给你详细说说。”
……
天渐渐黑了。贺龙同志听完朱德同志的话，才完全弄清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这一下，他心中明白了，认识到眼前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党的存亡、红军存亡的大事，一定要站稳立场，针锋相对与他斗！临分别的时候，贺龙向朱德坚定地表示：朱德同志，请电告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的分裂主义，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眼下，贺龙与朱德又紧紧地握手，二人心中都清楚：党内又出现了新的斗争。
听了“十二月会议”精神传达。贺龙、关向应等人都没有发言，心中却颇生疑惑：为什么一切都要服从统一战线呢？
关向应眉头紧锁，对于王明的思想方法及理论原则，他是很了解的，同时，对于国民党的两面派手法，他也是有深刻体验的。
1930年底，关向应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而后，他被调到上海，在总工联工作。当时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因党的机关被破坏，关向应被捕入狱。在狱中，国民党对他进行了酷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但关向应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他对国民党的凶狠、残忍和腐败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31年6月，中国共产党设法将关向应救出狱，后派其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
当时的湘鄂西根据地，因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正处在极为困难的时刻。关向应来后不久就和贺龙等人在一起，同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代表夏曦进行了多次斗争，力争在襄北建立根据地，以粉碎敌人的进攻。1932年3月，关向应和贺龙一起率红三军奔赴苏区外围，取得襄北文家墩大捷。但是，由于夏曦坚持王明错误路线，实行消极防御，取消了红军中的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肃反”扩大化，将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杀害，使得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8月，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苏区，经过7000里的艰苦转战，于1933年初到达湘鄂边。这期间，关向应与贺龙等同志一起与夏曦在作战原则、肃反、对敌策略和要不要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关向应同贺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贺龙同样眉头紧锁，虽然没有发言，但愠怒之情已形于色。
他在旧军队里从营长当到了军长，深知国民党的腐败；对蒋介石其人，也深有了解。就他自己说，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的不少亲属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西安事变”时，他高兴极了。“打倒蒋介石”这个喊了10年的口号，看样子真是可以实现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国民党、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一时间，贺龙的思想陷入了矛盾之中。虽然，贺龙从革命道理上懂得中共中央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但是，在感情上一时还有点接受不了。有一次，贺龙在叙述当时的心情时说：“双十二，国共合作，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抗日，阶级矛盾起了变化。我主张杀蒋介石，奉命东下，半途听说放了，全身都软了，气愤得很。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参加了洛川会议，听了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发言，弄清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在统一战线中两党关系上我党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解决了感情上的矛盾。”到晋西北以后，他尽力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原则去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团结国民党政府军共同抗日。傅作义的第35军在日军进攻太原时损失很大，1个军仅剩了几千人。为了团结抗日，贺龙批准将收容的散兵游勇和部分参军青年约3000人输送给他。贺龙更注意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无论在作战上、地方工作上，他都不愿受蒋介石、阎锡山的无理限制，特别是在壮大八路军上，他力主“招兵买马”。遇有矛盾，则进行严肃的斗争。可是，现在怎么回事呢？他不理解，也不了解“十二月会议”的具体情况，心里很不自在。
临汾会议结束了。贺龙、关向应预感到，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没有在全党全军占主导地位，但其影响面是不小的，在晋西北和120师中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认真贯彻洛川会议精神，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于是决定速回晋西北。
这时，贺龙接到通知：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2战区将领会议。于是，他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前往赴会。
会议是1月15日开始的。1月7日，蒋介石分别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八路军将领。
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贺龙端坐在蒋介石对面。
蒋介石先询问贺龙关于120师兵力部署等情况，然后问道：“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没有刺刀。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蒋介石点点头说：“喔，困难不少。”他心里很清楚，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40万元，120师实际上每月只能领到4至6万元。按照他的旨意，现在拨给八路军的军饷正逐渐减少。为了回避这个问题，蒋介石转换了话题向贺龙问道：“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爽直地回答：“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说完，当年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又翻腾在贺龙的脑海里。1927年7月下旬，贺龙在第20军军部热情地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和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大笑，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也笑了。周逸群是陪着周恩来进屋的，看见他们要谈事，就准备离开。贺龙却扬手叫着：“逸群，你去那里？一起听听嘛。我都听得，你听不得？”周恩来说：“好，坐下听罢，你也要谈谈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周恩来讲完以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一怔，站了起来，有些讷讷地说：“我还没有入党……”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贺龙说：“好，我服从。”周恩来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贺龙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这句话一说，连刚刚赶来的叶挺也大笑起来。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中国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
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相继讲了话。他们回顾了大革命以来，贺龙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工农运动的一贯表现，赞扬了贺龙在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军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也叙述了党对贺龙的考察经过。贺龙入党后，编入了中央特别小组，同组中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
“政见不同”，话语不多，落地有声，此刻的蒋介石一时语塞，心里暗想：贺龙与林彪可真是不一样。两个小时前，也是在这间房间里，蒋介石接见了林彪……
林彪恭恭敬敬地站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询问了一些有关八路军中的黄埔军校学生的情况后，站起身来，拍着林彪的肩膀说道：“平型关一役，你指挥得不错嘛。”
林彪说道：“全靠校长教导有方。”
……
眼下，蒋介石望着贺龙不卑不亢的神态，心中不断地嘀咕：不一样，贺龙和林彪确实不一样。 为了打破僵局，蒋介石说道：“过去的事情算了。”接着，以关心部下的口吻问道：“你家里可好？”
贺龙冷冷地看了一眼蒋介石，然后回答说：“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家里人被杀光了。”
这个回答，出乎蒋介石之所料，一时十分尴尬。愣了片刻，蒋介石把脸一沉说：“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
接着，蒋介石以领袖的口吻说了些要抗战到底的话，把这次会面敷衍了过去。
列车在豫北大地疾驰，贺龙坐在车窗前，望着严寒笼罩下的原野，回想着蒋介石那副尴尬相，心中升出几许畅快。
洛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有事要见周恩来，去了武汉。朱德、林彪、贺龙、刘伯承同国民党军驻晋将领一道乘火车向潼关而去，然后准备转道风陵渡返回山西。
列车隆隆。伴着列车隆隆的节奏，一位国民党军官走近贺龙。他整整衣帽向贺龙问道：“请问，您就是贺龙将军吧？”
贺龙抬起头，见来者身着国民党少将军服，足蹬闪亮的马靴，中等身材，颇为气派。
贺龙点点头，然后询问：“请问尊姓大名。”
来者谦恭地答道：“小弟是国军第35军第101师师长董其武。”
贺龙听罢，笑着说道：“你是101师，我是120师。咱们真是兄弟部队啊。”
董其武被贺龙风趣的话语所感染，于是坐在贺龙身旁笑着问道：“贺师长，委员长同你们见了面，同你们谈些什么？”贺龙把手中的烟斗一摆说：“嗨，他是肤皮潦草，谈不出什么国家大事。”见董其武满脸迷惑，贺龙话题一转，“董师长，你是山西哪个县的呀？”
“津河县，黄河边上。”
“嗨，你家是河津的名门望族吧？”
“哪里，哪里，小弟出身贫寒。”董其武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小弟家里很穷。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借了债还不起，父亲只好去给人背炭，母亲把最小的弟弟送给了别人，自己去当了奶妈……”
贺龙听完后说：“你出身好嘛！不知道剥削，就不懂得革命。”
一路上，两人谈得甚为投机。
贺龙等人回到山西，在洪洞县八路军总部参加了华北军分会会议。
会议期间，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几个抗日文艺团体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慰问八路军将士。许多著名作家、戏剧家也都在这里。
这天，大家正在排练、聊天。忽然听说贺龙师长来了，大家都有些兴奋和激动。丁玲、刘白羽、欧阳山尊、贺绿汀、崔嵬、塞克等人，曾为贺龙那充满浓郁传奇色彩的一生所吸引，千方百计要找他采访。贺龙为人豁达、开朗，历来愿意与文化界人士交朋友，听说演出队要找他，于是不请自来，主动登门了。只见贺龙掏出一个小本子，向大家询问着：“你姓什么？”
“噢，你在戏里演的是那个角色吧？”这些文化人，没有想到贺龙这样的高级将领竟如此平易近人，他们立即感到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大家围上来，凭着职业的习惯和敏感，向贺龙提着各自所关心的问题。有的征求对慰问演出有什么意见；有的询问八路军打仗的情况；有的问120师的历史。贺龙一一作答，还拿出一张山西省地图，把120师在前线作战的地方指给大家看。
刘白羽说：“贺师长，我们想请你谈谈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嘛。”可是他还是讲了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开展护法活动，反对北京政府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
12月，贺龙率部随湘西护法军开往常德，但由于护法军互相吞并，贺龙被关押了7天。
被释放后，贺龙决定离开常德回乡重新组织部队。路上，他碰见一位走得满头大汗的小伙子，向他打听去桑植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问他：“你去洪家关干什么事？”小伙子说：“我的爷爷让我去投奔贺龙，还说贺龙很仗义，跟上贺龙，他才放心。”贺龙问：“你爷爷是哪位？”小伙子说：“当年跟贺龙一起在泥沙夺枪的吴佩卿，和贺龙有过命的交情。我是他的侄孙儿叫吴玉霖。”贺龙笑了：“我就是贺龙！”吴玉霖没想到这位比自己年纪大不了多少的年青人就是贺龙。他突然双膝跪倒，惊喜若狂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贺龙急忙搀起吴玉霖笑着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我们各交各的朋友，咱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贺龙问他：“你找我来打算干什么？”吴玉霖说：“跟着你杀富济贫。”贺龙笑着摇摇头说：“过时喽，光杀富济贫不够，要打出一个让贫苦农民都有田种的天下！”吴玉霖高兴地解开衣襟露出腰间斜插的两把锃亮的菜刀说：“我没得枪，磨得两把快刀，砍贪官恶霸脑壳，一刀头落，用不着两刀。”贺龙抽出菜刀看看，称赞地说：“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有它就能夺枪，拿菜刀也能干革命！我也没得枪，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吴玉霖笑着点头，跟贺龙一道走了。
走着走着，贺龙发现从常德方向走来一些人。这些人护卫着一乘4人抬着的轿子，神气十足地朝慈利方向走去。轿前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大概是太疲惫了，后面的两个兵步子越走越慢，和轿子逐渐拉大了距离。这两个兵背着的两支汉阳造步枪引起了贺龙的兴趣。他和吴玉霖商量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牢了这两个掉队的护兵。走到连三弯的偏僻小路上，贺龙和吴玉霖猛扑过去，抡起菜刀，结果了护兵，夺了两支枪，飞快离去。事后得知，那轿子里坐的是到慈利上任的县长。此后，贺龙就凭着用菜刀夺下的这两条枪，重新召集18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从石门渡澧水北上，自动和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在荆江两岸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在以后的两个月转战中，贺龙的部队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条枪。后来，贺龙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填写的履历表上写着：“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多年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迹广为流传。1927年，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在井冈山下的三湾改编起义军时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一直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美谈。
贺龙知识丰富，见多识广，谈笑风生，诙谐风趣，使刘白羽、丁玲等文化界人士折服不已。贺龙一边同大家聊着天，一边鼓励他们到敌后去，到八路军里来，特别欢迎他们到晋西北去。他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到120师来吧，部队里许多故事可以编成戏演呀！你们不来，我可要来拉你们了。”
在与贺龙短暂的接触中，这些文化人感到非常轻松和愉快。
山西离石县大武镇。
国民党第35军101师师部。
董其武站在八仙桌前，手握毛笔，挥写着几行大字：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董其武喜欢书法，也颇喜欢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此刻，他望着自己挥就的这幅中堂抽轴，觉得不太满意，于是换纸易墨，准备重新书写。
“报告，”副官走了进来，“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返回晋西北，路过此地。”
董其武听罢，放下笔墨，说道：“快做准备，我亲自去迎。”
董其武见到贺龙后，高兴地说：“虽分别数日，但如隔三秋，恳请贺师长在大武镇住上几天，小弟以尽地主之谊。”
贺龙生性好交朋友，他暗地寻思：董其武乃山西国民党军事骨干，应与他们搞好关系，以利共同抗日。于是慨然答应。
董其武喜不自收，急忙吩咐属下设专宴为贺师长洗尘。还专门请来正在离石的战动总会主任、爱国将领续范亭和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程子华作陪。
董其武的祝酒辞刚结束，贺龙便端着酒杯笑着说道：“今天，咱们吃的是国共合作饭，要吃好啊，不要抢。”一语双关。董其武、续范亭、程子华等人皆心领神会，满座笑声不已。
闲聊中，董其武让副官拿来一个精制的小盒，然后打开，里面摆放着一支十分精巧的日制小手枪。董其武笑着对贺龙说：“这支小手枪是我珍藏的心爱之物，特赠送贺师长以资纪念，请贺师长笑纳。”
贺龙接过手枪，打量片刻，连声说道：“好枪，好枪，我要用这支手枪多打几个鬼子，以表对董师长的谢意！”
席间董其武问贺龙：“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那么勇敢，那么坚决？看看我们国军，一碰到日本鬼子就垮，这是为什么？”
贺龙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嘛！连队里有共产党支部，班里有党员。为什么打仗，怎么打法，都给讲得清清楚楚。打仗前，大家要开会讨论一番，弄明白了，自觉自愿往前冲。所以，我们打仗，敌人连我们的一双草鞋也拣不着。”
贺龙还分析了山西前期抗战的情况。他告诉董其武，忻口会战时，他曾去过前线，朱德、周恩来等人也去过前线，多次建议阎锡山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可是蒋介石、阎锡山一味消极抵抗，军事指挥上漏洞百出，否则日军进攻不会那样顺利。
贺龙走了，匆匆赶回晋西北。然而，这次会面却给董其武印象很深，经久不忘。后来，在解放战争著名的平津战役中，董其武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 作为抗日根据地，晋西北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国民党在晋西北的军队，在数量上较八路军多得多。阎锡山在晋西北设有第二区和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行国民党省政府的职权，直接委派县长。阎锡山还在晋西北建立了反动的群众组织“公道团”。这样，在晋西北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摆在120师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工作。
中共“十二月会议”之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王明那种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晋西北、120师内却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收复7城后，阎锡山凭借晋西北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八路军相对抗。面对这种情况，120师内有人提出用迁就、让步和捧场的办法维系统一战线，给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带来了一定困难。
贺龙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他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
他义正辞严批评国民党在晋西北消极抗战，指责国民党政府机构给八路军制造困难的行径，力求排除发展抗日进步势力的障碍。
然而，有人却认为贺龙这种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会损害统一战线，并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建议将贺龙调离120师，去延安“学习”。
“砰！”贺龙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党内同志的这种作法不能理解。
“老贺呀，要冷静嘛。”关向应走过来安慰着。他很理解老战友此刻的心情。他也认为，借口将贺调去“学习”，这种方式极为不妥。
贺龙望着关向应说道：“向应同志，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党内总有一些同志生怕破坏统一战线，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名堂！”
贺龙喜欢直来直去，一贯反对那种内部互相争斗的倾向。早在苏区党内“肃反”时，贺龙就大声疾呼过：“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
1933年1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提出：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先取得桑植，为久已疲惫的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错误“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指责他右倾。贺龙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嘛！”夏曦坚决不同意，贺龙无奈，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贺龙无组织无纪律，贺龙有苦难言。后来贺龙回忆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的决定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此刻，关向应望着贺龙那痛苦的面容缓缓地说道：“中央会理解你的，有机会，我要向中央说清楚这件事情。”
后来，毛泽东就这件事同关向应谈话时，批评了那种在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错误倾向以及将贺龙调离120师的错误意见。同时，对贺龙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贺龙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在毛泽东与贺龙交往中，互相之间都充满了信任和关心。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贺龙仍然这样评价：对敌人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这三条不能驳，对人民有功。毛泽东的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
阎锡山背靠在木制的沙发上闭目养神。对面墙上挂着三个草体大字“中”、“种能”。
阎锡山颇为欣赏这几个字的内函。他认为，“中是理的极则”。所以把“中”字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以致于他死后也要把“中”字刻在墓碑上。至于“种能”，阎锡山认为，宇宙的本性是心物合一的“中”，而这个“中”是静的，因有“种能”故能动，动即演衍成阴阳的两个方面，阴阳异性要吸，就成为“种能”和“种能律”，“种能律”会成就“种能”。就阴阳而言，阳为种能，阴为种能律。阴阳交经表现作用而发生心物，心物相成而为质能，由质能而成为万物。万物又各具种性而继续演变为各子。“中”、“种能”集中代表了阎锡山的哲学思想。阎锡山，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生于1883年。小名叫万喜子，字百川，号龙池。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奔走革命，对辛亥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民国初年力主抵抗沙俄侵略外蒙，日军制造“华北事变”后，他主张守土抗战和联共救亡。先后组织大同会战、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但在日军进攻面前，他一败再败……。
“报告”，贴身副官走进来，将一封电报呈在阎锡山面前。
阎锡山接过电报一看，是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从武汉打来的。他挥挥手，副官退了出去。
阎锡山扫一眼电报内容，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交蒋介石的日本政府所拟的6项停战条件，即：
“一、承认满洲和内蒙古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三、扩大《淞沪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
四、中日经济合作；
五、中日共同防共；
六、根绝反日运动。”
阎锡山放下电报，沉默良久，然后自言自语道：“这些条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的。”
他又看了一眼电报，目光停留在“中日共同防共”几个字上。抗战以来，他逐渐感到，中共军队在山西虽不如国军多，但已经呈现出迅速扩大的势头。尤其在晋西北，贺龙、关向应所部的影响日益扩大。晋西北的中共党组织虽然不公开，但八路军120师却大大利用了“战地动员委员会”这个组织。
阎锡山叹了口气，他后悔当初承认和容忍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权……
1937年9月初，晋北战事处于紧张激烈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到山西就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等问题和阎锡山谈判。9月7日，阎锡山在岭口行营同周恩来面谈。谈判中，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指出敌强我弱是暂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周恩来向阎锡山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山西，光靠军队是不够的，必须成立一个有共产党、八路军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以组织民众，在第2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组织游击战争。是时晋北的天镇、阳高均已失守，阎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亦已落空，正准备将军队从大同一线撤到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阵地防守，也就是说晋北的十几个县就要丢失了。而且随着军队的撤离，阎锡山的旧政权都已土崩瓦解，旧官吏纷纷弃职而逃。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周恩来的多次说服，阎锡山同意在绥远、察哈尔、晋北沦陷区成立第2战区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但规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必须限于在沦陷区，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他要求中共方面先拟出一个工作纲领来。9月13日由续范亭等将这个纲领送至岭口行营交阎锡山批准。阎锡山看后，对纲领中规定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一句很不高兴，他认为将大片沦陷区（此时整个雁北和绥远都已失守）交给共产党方面去领导，以后就没有自己的地盘了。当时在牺盟会总会工作的薄一波向阎锡山解释说，现在把这些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得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就默许了。但他还觉得这个工作纲领缺少什么，于是又加上了他提出的“合理负担”、“民族革命战争”等词句，才予以批准。
阎锡山虽然默认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但他不肯就此放权，千方百计地想把他的人安插进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层中去，坚持要派他的人担任人民武装部部长一职。周恩来对阎锡山说：你们的军官不会打游击战争，我们干部都会打游击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是在沦陷区，在敌后打游击战争，我们的人可以，你们的军官就不行。这样一说，阎锡山无言以对，只好同意由共产党方面派代表担任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武装部长。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
在战动总会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建立了高级党团。党团书记是担任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的程子华。程子华表示：“我任党团书记，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以及120师贺、关领导。”1938年3月，战动总会迁驻120师师部驻地岚县后，贺龙、关向应对战地总会的领导更为直接。
阎锡山干咳了两声，然后叫来副官吩咐道：“把这两天的情报信快些送来。”
控制地方政权，阎锡山有他的一套办法。他专门办了个训练班，许多村长都进过他办的训练班。毕业时，阎锡山同他们一起照像，并送给每人一张阎锡山签名的照片，约好每周直接通信，阎锡山通过这些情报信了解共产党和120师的活动情况。这些村长都是当地的地头蛇，对阎锡山非常忠实，成为各地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阻力。
副官很快赶了回来，手里拿着几封“情报信”。 阎锡山看后，脸上布上一层阴云：贺龙、关向应正在各地“招兵买马”……
就在阎锡山在晋西北竭力限制共产党和120师的同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等人对晋西北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具体的分析，他们认为：日军在山西的军事进攻暂时失利，其分裂统一战线的政治阴谋活动更为猖狂，阎锡山已日趋反动。晋西北已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一、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方面，120师占有优势；二、军事方面，120师是骨干和模范；三、政权方面，阎锡山占优势，这是主要的；四、军事与政权结合上，阎占优势。
面对这种情况，120师的领导人们决定：大力扶植战动总会和牺盟会等进步力量，争取动摇分子，孤立亲日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贺龙、关向应等人对独立自主的原则思想上很明确，他们一方面主动与晋绥军及其他国民党军进行合作。在作战行动上，经常保持与傅作义、赵承绶、郭宗汾、杨爱源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接触。只要有机会，贺龙便主动前去各个拜访。通过协商，争取互相协同。在政权问题上，则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摩擦。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放手推动和帮助战地总会、牺盟会等抗日团体充分发挥它们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办120师不宜出面办的事，大力发展抗日力量。
贺龙、关向应充分发挥战动总会的作用，在晋西北各地建立县、区动委会，将中共县、区委设在动委会内。有的县或区的动委会主任、同时就是中共县、区委书记或部长。这样，晋西北的建党工作就比较顺利地展开了，控制地方政权。动委会发动群众，改选村长，改造旧政权。改选的村长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但至少也不是阎锡山训练的人。这样一来，阎锡山那套统治办法不灵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就有了可能。当时，阎锡山派到晋西北的两个专员，一个叫武灵初，一个叫张隽轩。这两个人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贺、关和战动总会就通过他们撤换了一些不抗日的反动县长，尽可能地使晋西北一些县级政权掌握到进步人士手里，为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120师大力动员群众，“招兵买马”，壮大抗日武装。贺龙、关向应多次强调：人民的抗日武装得不到壮大，就谈不上抗日，也谈不上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
于是在晋西北，八路军120师与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兵源争夺战”。
120师359旅一部驻在一个叫上村的地方，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在下村。上村和下村相距不过十来里路，中间横着一条小河。别看这条河不大，却把上下两村隔成了两个世界。359旅向上村进发的那天，迎面遇上一群逃难的群众。他们背着包袱，挑着家什，孩子哭，女人叫，忧虑而惊慌地走着。这种颠沛流离的景象，谁见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可是，日寇离这还很远，为什么他们就如此惊慌失措呢？
原来他们都是上村人，只因下村来了国民党军队，吓得他们急忙逃难。一提起国民党军队，大家又恨又怕，都争先恐后地向八路军诉说由下村传来的消息——国民党军队一进村，就吹胡子瞪眼，吹什么抗战“有功”，要老百姓慰劳。说是慰劳，实际上是趁国难当头，搜刮民脂民膏。今天派粮，明天摊款，倘若交不出，不是吊打，就是翻箱倒柜，见啥抢啥。耕畜被拉走杀了吃，桌椅床板被抢去当柴烧了，那些当官的整天花天酒地，打麻将，耍纸牌，见了姑娘媳妇，挤眉弄眼，动手动脚。日寇还没有来到，下村就已成了人间地狱。老乡们说：“鬼子来是死，国民党来了咱们也活不了，反正没活路。”
八路军的到来，给人民带来了指望，谁愿意背井离乡？他们又背着东西和八路军一起回村了。
部队驻下，便组成了若干工作组，四面活动。从东头到西头，从村南到村北，到处张贴布告，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犹如春风化雨，冲走了人们的忧虑和不安，带来了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不几天，359旅就协助地方的党组织，把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也相继成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极了。经常看到这种景象：一群农民围在一起听宣传员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满脸兴奋的神色；一个小战士在教儿童团员唱歌：“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村口，进来一群收割归来的农民和战士，他们挑着金黄色的谷物，边说边笑。屋檐下，妇救会的会员们正赶着做军鞋，“三个姑娘一台戏”，她们在一起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村外边的打谷场上，游击队正在练操，“一、二、三——四”的口令声，震天动地。一声号令动员参军，小伙子们雀跃而起：“走，当八路打鬼子去！”一串俩，俩串仨，马上掀起了参军的热潮。来报名的人络绎不绝，连不够年龄的儿童团员，也哭哭啼啼闹着要当小八路。部队机关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没有几天，359旅的一个连就扩大到二三百人。
下村的国民党军队听说八路军和上村的老百姓团结无间，队伍天天扩大，又眼红又嫉妒，便千方百计和八路军争群众。
开始，他们在桥头、河岸，设下了一道封锁线，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不准老百姓过河。但是，下村的小伙子们看到上村那股热闹劲，心里怪痒痒的。他们借口赶集，走亲戚，做买卖，偷偷地往上村溜，有的来了以后就再也不愿回了，要求立即参加八路军。
后来，国民党军队也搞扩兵了，自然，扩兵的办法是很可笑的。他们要保长打着小锣在街上喊：“当兵要当国军，国军是正牌军，票子多，可以养家活口！”“不要当八路军，八路军是穷光蛋！”喊了几天，却没有一个人去报名。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敲着小铜锣又喊开了：“谁当国军，四十块大洋一个兵，当面交现款！”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百姓爱的不是钱，爱的是真理。尽管锣声敲得当当响，人们却在背后议论：“白洋买不了我们的心。”
国民党的军官气红了脸，横眉竖眼，骂老乡们：“放着正大光明的国军不当，偏要偷偷摸摸去当穷八路，真他妈的贱种！”谁知骂得越凶，老百姓躲得越远。他们施尽了种种伎俩，一个兵也没有扩到。最后，恼羞成怒了，便干脆把他们惯用的那一套搬了出来——抓。于是，这儿打枪，那儿骂娘，不论老幼残弱，碰上了就难幸免，弄得下村一带的群众，叫爹唤娘，昼夜不安。尤其恶毒的是，把抓来的壮丁关在一起，连大小便都要监视，晚上睡觉都把衣服搜去，以防止逃跑。殊不知压力愈大，反抗愈强。晚上，常有只穿短裤的小伙子，吁吁带喘，满身是汗地跑来上村。逃来的人用这样两句流行于下村的歌谣来咒骂国民党军队：“国民党、遭殃军，不打日本害人民！” 由于和国民党军队还是统一战线关系，有些来往。一天，国民党派了个军官前来，问左齐：老百姓为什么都跟你们走？左齐回答说：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执行了我们党的全民抗战的方针，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与人民同舟共济，人民有民主、自由，人人有抗日的自由，因而他们都能自觉使人民自愿地起来抗日；你们对人民依然没有放弃压榨的错误政策，使人民呻吟于痛苦之中，无法抗日，也无心抗日。那个军官不知是不感兴趣，还是无理反驳，竟瞠目结舌，回答不出一句话，只是哼哼哈哈了一阵便走了。
送这位“客人”过河的时候，左齐站在桥头，望着小河潺潺流水，心中无限感慨。上村和下村仅仅一河之隔，却是两种景象：八路军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采取了种种发动群众的办法，结果搞得轰轰烈烈，群众奋起抗日；国民党部队倒行逆施，执行了片面抗战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的办法，结果是众叛亲离，阴风惨惨，人们根本无心抗日。两种方针，两种办法，就必然产生这两种结果。但是，河水永远东流，真理必定获胜，全面抗战的正确方针，必然将在全中国土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来。
120师在晋西北极力推动战动总会把动员农民参军、补充抗日部队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收复7城之后，战动总会在主任续范亭主持下，在岚县召开了动员新兵的各界联席会议，决定动员1．3万人。晋西北人口稀少，要动员这样一个数目的新兵并非易事，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影响的扩大，战动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宣传组织作用，动员的新兵大大超过了计划。据1939年7月战动总会的一份材料记载，那一次，在晋西北共动员新兵28180人。这些新兵，除补充给120师、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自卫旅和战动总会游击队）以外，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经贺龙为首的军政委员会批准，也补充了一部分给驻晋西北的国民党军。
山西吉县古贤村。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
阎锡山在主持晋绥军高级干部会议。
他操着浓重的五台口音说道：“此次会议，是我军的生死关头，如能走上新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庆功会，若走不上新的道路，就成了我军的追悼会。”
他见在座的高级将领们露出迷惑不解的目光，便进一步解释道：“某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就增加了4倍，我军某军抗战以来减少了一半，按这个比例，再过10个月，就是友军的1变成16，我某军的1变成4分之一，这就成了64与1之比了。你们看新与旧，一膨胀一缩小的结果可怕不可怕，知此尚不觉悟，不改新，则明饿了尚急走，冻了尚抢冰，岂非自杀？”会后，他又对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嫡系们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今后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完蛋了。我们不能抬着棺材去抗战！”
阎锡山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久久停留在晋西北的版图上。他心里在盘算：欲与八路军120师抗衡，必须扩张晋西北的顽固势力，充分利用他的军队和行政机构。
于是，他召来了杨集贤。
杨集贤是左云县的大地主，国民党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外甥。得知阎锡山召见，他受宠若惊，急急忙忙赶到了吉县古贤村。
见面寒暄后，阎锡山拍着杨集贤的肩膀说：“眼下八路军日益猖狂，晋西北眼看就要姓共了。”
杨集贤问：“如此，尊意如何？”
阎锡山说：“据查，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武灵初是共党分子，准备由你接替他的职务，你要坚决守住第2区这块阵地。”
杨集贤受领了密令之后，匆匆走马上任。
撤换了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后，阎锡山又在古贤村召开。会议，亲自制定了抗战行政10大纲领，提出了抗战人员必戒20条。其中对汉奸采取纵容包庇的态度。他说：“做汉奸真实者少，被迫者多，应当尽力争取。我们万不可拿少年气盛得意苛刻的态度，侮辱诽谤的方法处理汉奸，使人本非汉奸而成汉奸，原是假汉奸而迫成真汉奸。”
会后不久，阎锡山得悉汪精卫公开投敌当了汉奸，他思索了一阵说：“兆铭走得太早了。汪先生不是当汉奸，只是政见不同而已。”后来牺盟会草拟讨汪通电送他签字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个人从来没有用个人名义去反对另外一个人。”牺盟会再表示，对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如果不表态，会使全国人民表示怀疑和失望的。但阎锡山仍坚持说：“你们牺盟会要发，由你们发好了。”
阎锡山心头之患，就是在他的地盘内不断扩大影响的共产党和八路军。1938年12月山西临汾失陷以后，阎锡山守土抗战的政策逐步演变为对日妥协。他看到大势已去，山西的大片土地陷入敌手，共产党在山西的力量不断扩大，越来越对他们的“存在”构成威胁。于是他开始对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动摇，转而开始积极反共。
杨集贤得意洋洋地当上了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他召来了几个心腹，密授机宜：要严密监视共产党，尤其是贺、关的120师。他明确规定，战动总会没有权力调换各县县长，并且停止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粮食供应。当120师的部队用钱去购买粮食时，杨集贤的心腹们逼迫人民群众不得卖给。贺龙愤怒地申斥说：“八路军要抗日要打仗，不筹粮，不筹款，不征兵，那怎么行？难道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吗？”
阎锡山嘉奖了杨集贤，同时，又派出“敌区工作团”到晋西北，撤换进步县长，争夺县级政权，加紧制造摩擦。这样，晋西北形势就变得更为复杂，斗争逐步尖锐化。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关向应、肖克等人多次研究对策，并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建议说：“我们认为，我们如能有代表随阎周围，可能随时将我们的意见传达给阎。”这个建议，在阎锡山尚未公开降日反共的情况下，对缓解国民党在山西搞摩擦，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价值的。
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研究决定，对阎锡山采取团结和促进的政策，力争其不要公开投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巩固晋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8月，朱德从西安赴延安，途经洛川，转道吉县古贤村与阎锡山会晤，经商定，设立第18集团军驻第2战区长官部办事处。
阎锡山深知，这是共产党设在自己身边的一根钉子，于是，他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反共阴谋…… 第3章 烽火冀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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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商量完工作，刚刚靠在床上休息一会。宁静中，传来一阵轻脆的马蹄声。原来贺龙来了，警卫战士都知道，贺龙每次从前线回延安以后，总是步行来看望毛泽东同志。这次骑马来，一定有重大事情。
“主席在家？”贺龙敏捷地下了马，小声地问警卫战士。
“在，正在睡觉，要不要去叫醒主席？”
“不用了，让主席多休息一会。”
“你一定有要紧的事找主席……”
“我从前线直接来的，还是等一等吧？”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毛泽东醒了。一听说贺龙来了，他连忙起身迎了出来。
“贺龙同志，你好哇！你们辛苦了！”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
贺龙双脚一并，端庄地行了一个军礼，向毛泽东问候后，跨上前去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双手。
贺龙拿出从前线带来的一听烟台香烟请毛泽东抽，自己却还是吸他的大烟斗。
在窑洞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了贺龙对前线情况的详细汇报。贺龙说，晋西北战事频繁，社会秩序紊乱。部队每天都要和敌人交战，同志们的战斗情绪很高。当谈到120师在同蒲路“配合反攻”太原战斗后，又星夜作战，击溃日军26师团万余人，光复了宁武、神池等7个县城，缴获了一门大炮和其他许多战利品时，毛泽东连声称赞：“好！好！你们打得好！”毛泽东又说：“129师在晋东南也打了漂亮仗，粉碎了日军3万人兵分9路的围攻，歼敌4000。整个晋绥、晋冀鲁豫的抗日形势都很好。”
静了一会，贺龙攥烟斗，缓慢地说：“晋西北人民的生活很艰苦，日本鬼子在逃跑时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抢光了，穷人连吃树叶的权利都没有，因为树是地主的。部队的给养也没有保障，吃饭穿衣都很困难，有时只好吃野菜，有的战士在大冷天穿的还是草……敌人经常围攻我们，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们一方面组织部队作战，一方面保护老百姓抢收，有时还帮助老百姓抢收。”
听到这里，毛泽东站起来，语气坚定地说：“好！保护和帮助老百姓抢收，军队也参加劳动生产，这个办法好！老百姓有饭吃，军人也有饭吃。如果粮食让敌人抢走了，军队和老百姓就都没有饭吃了。你们做得好！”
毛泽东随手拿出一本书递给贺龙，说：“这是才印出来的，你先拿去看看，提提意见，以后再请大家来研究这个问题。”
“《论持久战》！”贺龙欠身接过书，高兴得眉飞色舞。
“嗯！”毛泽东说，“中日之战是一场决死的战争，中华民族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哪！敌人想速战速决，可不那么简单！叫你好进不好出。我们要坚持持久战，打他个十年八年，最后把日本侵略军这匹野牛困死、烧死！”
贺龙频频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贺龙同志，我们还要估计到，在这场战争中还会有更多更大的困难哪！你们要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设好，领导部队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做群众工作。现在抗大、陕北公学的学生也是没有房子住、吃不饱饭的，他们还自己动手，挖窑洞，开荒种地。看来我们要用这个办法去减轻人民负担。老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支持我们了，这个军队就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义是不够我们打的哟！”
毛泽东和贺龙谈得非常融洽，不知不觉到掌灯时分。
晚上，毛泽东请贺龙吃晚饭，并特地增加了一碗炒白菜，一点酸菜和一小碟干辣椒。毛泽东亲自给贺龙盛饭，好几次给他夹菜。这一顿饭，毛泽东吃得很高兴，贺龙也说，他打破了一顿吃两碗饭的记录了。
几年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和贺龙的这次谈话，酝酿着一个伟大的决策，即生产自救的决策。当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实行更加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时候，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并亲自参加和领导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使全党胜利地渡过了难关。
1938年9月，延安。
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贺龙、关向应、肖克出席会议。
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鉴于日军逐步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攻击，转移其主力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将重点置于华北，并且制定了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主要是巩固已经建立的抗日武装，以便在相持阶段中战胜敌人的进攻，坚持已有根据地。
会议期间，贺龙、关向应、肖克向中央军委汇报了有关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急需解决的若干方针政策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等同120师的主要领导讨论了120师如何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问题。
一天，王稼祥、彭德怀来到贺龙、关向应、肖克的住处，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王稼祥说：“根据目前的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3个师的主要任务，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和山东，协同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彭德怀接着说：“120师贯彻中央‘巩固华北’的方针是向东去，到冀中平原去，冀中那里没有八路军的主力。冀中的部队人数不少，但部队新、战斗力不强，在敌人回师的时候，将会遇到很大困难，需要主力去帮助他们。120师到那里去，自己也才能得到发展，那里人多呀！”
彭德怀看了看肖克，继续说道：“冀东斗争失败了。冀热察地方很大，可以很好开展游击战争，就用宋时轮、邓华的力量来搞。中央决定由肖克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组织冀热察挺进军，到那里创立新的根据地。带哪些部队去冀中，哪些人去冀热察，由你们讨论决定。”
受领了任务后，贺龙、关向应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笑着问他们：“120师主力分兵挺进冀中和冀热察，你们有意见吗？”
贺龙、关向应懂得，中共中央交给他们的是贯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艰巨，但责任重大，于是表示：“只要中央决定，我们坚决服从。”毛泽东说：“中央已经致电聂荣臻和彭真同志，120师到冀中后，具体工作由你们同聂、彭二人商定。”
毛泽东还指出，鉴于冀中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派120师到冀中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二是帮助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八路军第三纵队；三是扩大自己。
六中全会闭幕后，贺龙、关向应、肖克留在延安又开了两天会，专门讨论挺进冀中和组织冀热察挺进军的工作部署。11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肖克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工作。中央还决定，从延安拨出一部分干部给挺进军，由贺、关、肖负责成立之。
会后，贺龙、关向应准备离开延安返回120师师部，这时他们收到一份电报。电报报告：张宗逊指挥716团成功地进行了滑石片伏击战。
贺龙、关向应互相看了看，然后笑了起来。他们知道：这次胜利说明粉碎了日军的围攻计划……
1938年9月下旬，侵华日军沿平汉、正太、同蒲、平绥诸路，分25路向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阜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恒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358旅（欠715团）根据120师首长的指示，先是向同蒲路北段出击，积极开展游击战，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继而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直接参加反围攻作战。
10月下旬，358旅由山西省忻县同蒲路西侧的鱼龙沟、杨胡村地区转移到五台县城南一带，旅直和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714团驻白家庄等地。部队一到，马上在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寻机歼敌。
那时，358旅的电台只能和师部联络，来到北岳区以后，一直没能和晋察冀军区的领导联系上，得不到指示。因此，当时只知道五台有敌人，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样，一点也不了解。11月2日，旅部派716团刘忠参谋长带1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县城一带侦察，准备相机攻打五台县城的敌人。可是，直到晚上刘参谋长还没有回来，大家都非常焦急。11月3日，风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指战员们跑到屋外向阳的地方，有的擦枪，有的缝衣缀鞋。大家求战情绪非常高昂，边干活边议论着：领导上不是说到五台县这边打敌人吗？怎么还不见动静呢？中午过后，刘参谋长回来了。他说，五台县城日军蚋野大队几百人，昨晚从五台县城出动，向东进犯，经过35公里山地夜行军，今天凌晨偷袭了五台县高洪口镇的晋察冀军区2分区5大队，当地军民受到了一些损失。指战员们得到了日军动向的消息，都为之一振。358旅旅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和716团团长黄新廷、政委廖汉生当即围着地图，进行细致周密的研究分析。大家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有带多少给养，又有后顾之忧，必然迅速退回原据点；敌人经过整夜长途行走，估计可能要在高洪口镇休息，今晚或明早撤退；按敌人以往的行动规律，将按原路返回。张宗逊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用手指着地图上从高洪口到五台县城的大道慢慢移动，最后停在滑石片上。从地图上看出这里山峦起伏，两山之间夹着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大道从沟底蜿蜒而过，沟深路窄，我军若在此设伏，突然开火，即可陷敌于不利地位。张宗逊说：在这里设伏，击其惰归，对歼灭这股敌人是完全有把握的，关键是我们要按时赶到滑石片。当时敌距滑石片只有10公里，而我们却要走25公里。因此，关键在一个快字，要和敌人抢时间，争取先敌到达，做好伏击准备，起码也要和敌人同时到达，打个预期的遭遇战。因此，张宗逊当即决定716团在滑石片两侧设伏，并准备在开进中随时和敌遭遇，坚决歼灭敌人；714团急行军到滑石片西北的南院村地区，选择有利地形，负责警戒五台县城方向，防止敌人增援，并准备截击从滑石片漏网向西逃窜的敌人。张宗逊最后加重语气说：大家注意，要快，1个小时以内，部队一定要出发。
开完会以后，黄新廷和廖汉生立即分头向各营布置任务。大家都清楚，如果我们慢一步，就会失去战机。这时候，各连队已经做好了晚饭，还没有开饭。任务向下一传达，战士们纷纷表示：不吃饭了，打敌要紧。下午4时，716团各营就先后出发了。从获得的情况到部队行动仅用了两个小时。
部队踏着积雪，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抄捷径向滑石片疾进。各连的连长、指导员一边行军，一边跑前跑后向战士们传达上级的指示，进行政治动员。立刻，队列里响起了“坚决消灭蚋野大队”，“把敌人赶出边区去”的口号声。有的还展开挑战应战的活动，使队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天气虽然寒冷，大家的衣服却被汗水湿透了。
太阳落山后，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卷起冰雪打在战士们的脸上，疼痛难忍；汗湿的衣服紧贴在人们的身上，凉透肺腑。崎岖的山道只有1尺来宽，在逐渐加浓的夜色之中，越来越分辨不清。不少战士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赶路，有的还开玩笑说：
“快到滑石片了，怪不得滑的站不住脚了。” 旅部和716团只用4个多小时，就走完了25公里山路，晚上9点登上了滑石片以西高地。在朦胧月色中，但见两座高山夹着1条狭长的沟道，弯弯曲曲由东南向西北伸展，沟道宽约二三十米，西面是三四米高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容易上下。我军只要占居西面有利地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敌人，使之无法爬上东坡，这里的确是打伏击的好地形。不一会，派出的侦察员跑来报告：敌人来了。旅部立刻命令部队按照原定的部署展开：3营拦头，迅速占领滑石片西北高地，并以1个排占领大沟东侧高地，卡住沟口，堵住敌人去路；2营设伏在滑石片附近大沟西侧，准备拦腰打击敌人的行军纵队；1营在滑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2营部队相接，待敌人进入我伏击地区，战斗打响后堵击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设在大沟西面的西天和村附近。
战斗命令刚下达，各连正迅速展开向山下预定地点运动时，远处就传来了皮鞋和马蹄声，敌人进沟了。突然，从1营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大家一听，坏了，开火过早。过一会，1营的通信员气吁吁的跑来报告：“1营插去的两个连队，剩下两个连还没有过去，敌人就上来了。营长请示首长怎么办？”黄新廷没有直接回答他，问道：“刚才是谁乱开枪？”通信员说：“那是敌人放枪壮胆。”“原来是这样。”黄新廷对通信员说：“告诉你们营长、教导员，没有过的部队就不要强行通过了，注意隐蔽，把敌全部放进沟里。3营在前边一打响，你们就堵住敌人的后路，不准放掉1个敌人！”
1营通信员刚走，敌人已经来到山下，不时传来人喊马嘶和牛、羊、鸡、鸭的鸣叫声。这些日本兵在高洪口抢掠了一番，正洋洋得意，行军警戒极为疏忽，入沟后一点也没有发觉我军的埋伏。看到这种情景，战士们都按捺不住满腔怒火。黄新廷狠狠地说：“看你们还能猖狂多久！”为了指挥方便，团指挥所移到3营的阵地。
3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敌人的先头分队10多个人已经过去了，这时9连几十个精壮的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骄横的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过了一会，敌人集中全部骑兵，向9连正面猛冲，企图突出沟口，9连突击队的火力眼看压不住敌人，黄新廷对3营营长王祥发说：“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衣袖，一手提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11连跟我来！”战士们像一阵风似地跟着他扑下去。9连长曾祥旺也带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片刻，山下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弹光中，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王祥发果敢沉着地指挥3营指战员接连打退了敌人的5次冲击。
与此同时，2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的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8连长李家富没等上级命令，就带着一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2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5连长巴尚真和指导员万在明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飞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1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山坡上爬的敌人打得滚回沟里。
1营3连在敌人后尾打完之后，也迅速向敌侧后包围攻击。敌人正面和侧翼被2、3营打得死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又转过头来往回突。这时，1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廖汉生对黄新廷说：“得派1个连去加强1营。”黄新廷马上说：“你在这儿指挥，我去！”刘参谋长在一旁听了，急忙说：“我去！”说完立即跑向2营，带上1个连奔向1营阵地。
战斗进行到了白热化程度，各连队发扬夜战近战的特长，战士们各自为战，英勇杀敌，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就将敌人的行军纵队分割成数段。大部敌军被迫躲在陡崖下进行垂死挣扎，少数退到沟西北的石沟村几间土屋里困守，根本没有反击能力了。
这时，张宗逊来到前沿阵地，对干部战士们说：“敌人已经被打乱了，不能让他们有喘气机会。全团应该立即冲下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团指挥所马上向各营传达了总攻击的命令。顿时，嘹亮的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起雪亮的刺刀，喊着：“冲呀！”“杀呀！”像猛虎下山似的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用刺刀和手榴弹歼灭被分割的敌人。
3营一位姓高的排长，率领全排冲向石沟村。快接近村屋时，敌人以机枪拚命扫射，负隅顽抗。高排长领着战士们冒着弹雨冲到土屋前，几个战士迅速爬上屋顶，把一束束手榴弹扔到屋里，炸得敌人嗷嗷直叫。敌人机枪哑了，没被炸死的敌人再也不敢呆在屋里，发狂地往村外跑。3营的其他连队也赶到村前，这些日本溃兵有的被刺死，有的当了俘虏。
2营阵地的陡崖下有3户窑洞，一伙敌人被困在洞里，6连长周绍训领着战士们冲进去，把敌人全部击毙。洞里有敌人没有来得及架起的电台，几笼军用信鸽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716团和敌人进行了1夜的格斗，除23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伏击圈外，其余敌人全部被歼。
714团驻白家庄，距离滑石片西边凤凰山的南院村有50多公里，接到命令后就马上出发。经过1夜急行军，4日拂晓到达南院村附近，正遇从滑石片逃出的几十名敌人路过，团领导立即派1个营跟踪追击。这时，由五台县城方向出动的一小股增援滑石片之敌，很快与几十名残敌会合。714团马上投入战斗，给这股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扭头就往五台县城逃。714团紧紧追击，一直撵到五台城下。
4日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万道霞光照耀着滑石片四周的远山近村。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日军的尸体和军马，敌人带的山炮和小炮还完好地驮在马背上，未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残刀断枪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疯狂一时的蚋野大队被消灭了。716团的战士们在群众帮助下迅速打扫了战场，高唱胜利的战歌开往高洪口。714团在4日夜间袭击了五台县城之后，也赶到了高洪口集结。
到了高洪口的当天，358旅才和晋察冀军区2分区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告了情况，同时也通过电台向120师贺龙师长作了汇报。滑石片伏击战，歼灭敌人第109师团第135联队的蚋野大队500余人，俘敌20余名，缴获山炮2门，小炮4门，轻重机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00余匹，电台1部，其他军用品甚多。716团一些连队的同志在高洪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的记者照了一张集体像。这张照片至今仍保存着。当时，国民党当局派驻120师上校联络官陈宏谟不相信八路军取得的胜利，贺龙师长嘱咐358旅给他两件日军大衣和1把日军指挥刀。在实物面前，这个联络官也确信无疑了。
山西，岚县，120师师部。
从延安返回后，贺龙、关向应、肖克同甘泗淇、周士第等人反复交换意见，围绕如何挺进冀中同时又继续坚持晋西北的抗日斗争问题，统一了思想认识。于是召开团以上活动分子和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部署和讨论东进的任务。
会上，贺龙、关向应指出：挺进冀中是中央军委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一环，这项任务必须完成，同时，晋西北根据地也要坚持，两者必须兼顾。
贺龙坚决地说：“晋西北的天下是我们打开的，晋西北根据地是我们东进的依托，不能丢给别的人，要把358旅留在晋西北，让群众知道，我们去了晋中，120师还在晋西北。”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贺龙、关向应、肖克等商定的方案：由贺龙、关向应亲率358旅716团、715团2个营（留一个营在大青山）和独立1支队执行东进冀中的任务；358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张平化率358旅旅部、714团、独立1团（由独立2、3两个支队合编）、独立2团（由独立4支队改称）和警6团、独立6支队留在晋西北。贺龙特别强调：120师留在晋西北的部队同山西新军是兄弟部队关系，我们走了以后，要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团结协作。在作战指挥上，可由358旅统一协调。
会议结束后，贺龙、关向应一起商量东进的准备工作。这时，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来见贺、关二人。
来者名叫陈宏谟。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3个师分别派驻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陈宏谟是驻120师的联络参谋。
陈宏谟操着四川话问贺龙和关向应：“二位将军刚从延安返回就接连开会，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关向应笑了笑说：“我们开会的中心内容就是如何抗日，除了抗日，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呢？”
陈宏谟讨了个没趣便离开了。
贺龙暗想，挺进冀中是中共中央新的战略部署。目前，国民党内的投降势力正在同日本人勾结。为取得这一战略行动的胜利，在120师行动之前，必须瞒过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于是，他下达了一切行动都要秘密准备的命令。
部队东进，需要筹集、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贺龙找来师供给部长陈希云，对他说：“从现在起，我管供给部，你要两天给我汇报一次。”同时，贺龙、关向应命令部队做好其他准备工作：侦察部门迅速了解忻县至是曲之间铁路沿线的敌情，拟定通过同蒲铁路的具体计划；鉴于部队缺乏平原作战经验，由司令部编写出平原游击战争若干问题的教材，供部队在行军空隙进行教育，安置老弱病残人员，以保证东进部队精干有力。
一切安排就绪，贺龙坐下来了，准备静静思考抵达冀中后的一些问题。这时，著名作家沙汀、何其芳前来求见。 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贺龙曾应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兴致勃勃地去作了一次演讲。他生动地讲述敌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可歌可泣的事迹，号召鲁艺同学和他一道到敌人后方去。他说：“你们要拿起文艺武器，为革命服务，变敌人后方为抗日前线。我欢迎你们到120师去。我们的战士需要文化人！”他的演讲在鲁艺师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学生们纷纷报名，要求去前方工作。当贺龙离开延安时，鲁艺文学系第一期毕业生中，就有20多名男女同学自愿跟他一道去前线。最使贺龙高兴的是，有两位“大文化人”也跟他们一道去晋西北。他们是国内知名作家何其芳和沙汀。
贺龙对文化人历来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自从他们报名跟他去敌后，贺龙便决心设法把这批人留在120师，因此，从延安回岚县，一路上，他几乎天天和鲁艺师生在一起。跟他们谈天说地，摆龙门阵，从感情上影响他们。贺龙平易近人，知识丰富，谈吐风趣坦诚，给这批文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作家沙汀在1930年10月写的《随军散记》中记载了他的感受：“我想，不同群众接触，在他显然是不可能的。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许他这么做。当我弄好住处，他又在和鲁艺同学们恳谈。”
“他的叙述生动而又恳切，还一面比着手势，一面眨着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他知识广博，也是同学们喜欢向他发问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怎样的疑难，好像经他点醒，人们便无须把它搁在心坎上了。”“我们一直谈到天黑才分手，但半点钟后，我同其芳又同他围坐在一张矮小圆桌旁了。”从这位作家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短短几天，贺龙已经像磁石一样把他们牢牢地吸引住了。
贺龙笑着把沙汀和何其芳迎进屋。
沙汀和何其芳告诉贺龙，他们不想到冀中去，免得影响写作计划。
贺龙非常想把他们带走，便对沙汀说：“到了冀中就是要继续搞晋西北的材料也不困难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告诉你。老甘、我，都行。”“到了铁路那边还少得了你的材料，比这里丰富！”“讲老实话，同志，我还想到关外去呢！”沙汀没有说话。贺龙凑近他说：“老沙，不要再提了吧，马都给你准备好了。”他让警卫员拿出钓鱼杆来给沙汀看：“这是我托人从河南带来的呢！你看，钓钩并不大，可是20来斤重的鱼也可以钓上来。将来好在松花江钓鱼吃。听说松花江鱼多得很呢！”后来，沙汀说：“接触到他那坚定愉快的性格以后，我的决心（指留在晋西北）已经动摇了……我再也说不出什么，我的决心已经总崩溃了。”沙汀、何其芳终于随贺龙去了冀中。
出发的前一天，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才知道120师要东进，他很不满意去找贺龙，问道：“师长，听说明天部队要出发？”
贺龙笑着风趣地说：“明天就走，再这样老吃山药蛋、莜麦，连人都吃蠢了。”
陈宏谟怔了片刻，然后怏怏地走了。
1938年12月20日，贺龙、关向应、肖克发出东进冀中的命令。22日，贺龙、关向应率东进大军冒着纷飞大雪，顶着凛冽寒风从岚县出发了。肖克亦一同前往晋察冀边区。
河北省阜平县。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司令员聂荣臻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已经收到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来电：
“1．估计今后华北形势的进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2．为完成以上任务，做如下决定：
甲、派程子华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子华任吕纵队政治委员，加强该部之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
乙、决定贺关率一部去冀中，争取扩大120师。3．120师一部到冀中可以推动、特别是影响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过程，而冀中党应以极大力量帮助扩大120师。具体计划由关到五台山与聂彭依据实际情况商酌处理。
4．贺龙到冀中后，吕部则归其指挥，惟建制系统仍属聂区管辖。”
1939年1月初，贺龙、关向应、肖克率部进入冀西，在过平汉路前，来到阜平与彭、聂会面。几个人一起研究了120师东进、北上中的一些问题。聂荣臻向贺龙、关向应介绍了冀中的复杂情况。他对贺龙说：“到冀中扩充部队，兵员是充足的。那个地方‘司令遍天下’，杂牌武装、联庄会多得很，希望你们多带一些去。120师干部多嘛！容易把工作做好，把他们带离本乡本土，改造工作也容易些。”
贺龙风趣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几天后，关向应留在晋察冀边区，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率队越过平汉线，进入冀中。
120师主力抵达冀中时，形势已十分严峻。
日军本部为确保华北，从华中战场抽调两个师回师华北。从1939年2月20日起，华北日军开始执行“南号作战”。日军以两个师团进攻平汉铁路东侧，以1个师团进攻同蒲铁路两侧，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夹击。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以极大的热情迎来了贺龙、关向应等人。
贺龙与吕正操以前从未见过面，但是对吕正操还是颇有耳闻的：1937年10月，在国民党军第53军第691团任团长的共产党员吕正操，拒绝执行国民党的南逃命令，于河北晋县小樵镇同赵承金等人举行起义，改称人民自卫军，在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下，与河北游击军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一见面，贺龙便风趣地对吕正操说道：“你这个司令官不小啊！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呢！”
话音刚落，在场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已调任的原冀中军区政委王平、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都笑了起来。会见中，贺龙说明了120师的任务：一是补充点人，扩大120师，因为晋西北人太少；二是帮助你们3纵队巩固部队；三是帮助冀中根据地。大家商定，120师先休息几天，然后到河间县惠伯口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
1月26日，120师师部到达惠伯口，两军汇合后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欢声、笑语，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作家沙汀坐在观众席里，感受这火一样的热情，他望着主席台上正在讲话的贺龙，被一种欢快的情绪所感染。这些天来，贺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此，沙汀曾有一段记述：“……他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子，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活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久经战斗的老兵。他把我们介绍给了军区联络部长。……一转身，他又把我们介绍给了政治部孙主任，其次是吕正操同志，长个子，又瘦又黑，穿着相当整洁，当我们正和新相识寒暄的时候，而他忽然又走掉了。聚餐过后，我们才在大会场中见到他，并且听了他那热情而又坚决的讲演。毫无疑问，大行军的完成，太使他高兴了。”
舞台上，120师战斗剧社和冀中军区独立4支队剧团开始表演文艺节目，把联欢会推向高潮。对此，吕正操曾说：“这次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天气虽冷，但歌声欢呼声，把会场搞得热气腾腾，真是强将鼓舞三军志，勇师震奋万人心。”
贺龙、吕正操、关向应等人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演出。在冀中的一个日本人宫本幸一和刚从日军据点逃出来的一个朝鲜族妇女登台唱起了具有异乡情调的歌曲。
这时，侦察科报告：日军进犯二十里铺，有进攻惠伯口的可能。吕正操听罢有些担心，他心里很清楚，30里外就驻有日军，于是转过头来看着贺龙。
贺龙沉着地说：“不用着急，调部队掩护嘛！”说完叫来716团团长黄新廷，命令他调一个营负责掩护。布置完后，贺龙回过头来对吕正操说：“我们照常看戏嘛！看完再走不迟。”
贺龙静静地坐下来，大家见状都安下心来继续看演出。戏一演完，贺龙悄悄地对吕正操说：“我看，还是抓紧时间行动，看样子，敌人真的进攻了。”
部队迅速转移至肃宁县东北地区。
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进攻。其第27师团、第110师团和独立第8混成旅各一部共约7000余人，分别从沧县、泊头、保定、定县等地出动，向潴龙河、子牙河之间地区进行对冀中区的第三次围攻。这次围攻，规模空前，气势汹汹，非同往常，因而在冀中区军民中引起了恐慌，个别组织不够严密的抗日武装甚至有溃散的危险。120师刚刚到冀中，情况不熟悉，加之，他们长期在山区活动，缺乏在大平原上作战的经验，因此，有些干部对能否在平原立足心中没有底。
面对这种形势，贺龙、吕正操等决定，以120师部队隐蔽于河间地区待机歼敌，以冀中军区部队一部在子牙河以东，潴龙河以西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120师领导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要打几个胜仗，用事实证明鬼子是能够打败的，以稳定冀中军民的情绪；对120师来说，才能增强平原作战的胜利信心，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为此，1月28日，贺龙果断决定：一，集中兵力先打击河间、任丘方向的敌人。命令716团去河间以西待机。二，调716团3个连及一部分干部组成120师独立3支队，到大清河北岸霸县、雄县地区，配合5分区部队作战；调师直属的两个连组成120师独立2支队，到任丘、大城、河间三角地带，配合3分区部队作战；独立1支队到滹沱河以南武强、深县、饶阳、献阳一带，配合1分区部队作战。贺龙给他们3条任务：扩大自己的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开展工作。三，命令已经从大青山到达晋察冀军区3分区的715团星夜开赴冀中。 31日，120师主力从边寨村转移到东湾里，这时得到报告说，占领河间城的日军第27师团的宫崎联队，经常以一部兵力出城抢粮、抓人，掩护修筑城防工事，企图巩固对河间的占领，进而进攻肃宁。
120师领导认为，这是一个战机。日军侵入冀中以来，没有遭到过沉重的打击，将骄兵狂，常常孤军出扰，应该抓住日军这个弱点，予以打击。于是命令716团迅速去曹家庄地区捕捉战机。师部要求：这是120师进入冀中以来首次作战，必须保证初战必胜。2月2日，河间日军200余名，沿通往肃宁的大道向西进犯。黄新廷、廖汉生立即部署战斗，在曹家庄出其不意地给了这股日军歼灭性打击，毙伤敌150人，并跟踪追击直到河间城下。
日军遭此打击，恼羞成怒，4日拂晓，出动步、骑、炮兵1000余人前来报复。曹家庄战斗一结束，716团便移往曹家庄西南4公里的大曹村，伏击可能前来报复的日军。因此，日军出河间不久，在日军大量施放毒气的情况下716团顽强战斗，一连打退日军4次冲击，挫掉了他的锐气，黄昏后发动总攻，日军伤亡惨重，不得已退往小刘庄。这次战斗，日军被歼约300人，大队长被打死。
3天打了两个胜仗，迫使日军放弃了进攻肃宁的计划。随后，120师师部及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机关连夜转移到滹沱河以南、饶阳以东的南北齐、留班寨一带。
此时，冀中日军为了配合冀南日军的进攻，突然发动了对冀中区的第4次围攻，安国日军300多人进占安平；蠡县日军500来人进犯饶阳；献县日军向西进攻贾庄桥。这样，到达留班寨一带的120师师部和冀中军区机关有可能落入日军合击之中。
2月9日，进占饶阳的日军继续南进，到了邹村，距120师师部30公里；献县日军占了武强；安平日军向南到了王庄，离东西唐旺都很近，情况危急。面对这种情况，120师作战部门提出，转移到沧石以南，可以避开这几股日军。贺龙认为这个意见可以考虑。这时，得到报告，进犯武强的日军已经越沧石路，到了护驾池。于是他一面下令师部和冀中军区迅速组织力量，准备应战；一面急电刚刚到达安平县以西苦水、中央地区的715团星夜南下与师部靠拢。715团一夜行军百余里达北周堡一带。为了避开邹村的日军，又连夜向东进入邢家庄地区。谁知，邹村日军未去北周堡，而到了邢家庄，，与715团遭遇。王尚荣命令迅速占领村沿，利用房屋顽强抗击。715团素来打仗勇猛，激战一天歼灭日军130人。贺龙得知邢家庄激战，立即派出侦察员前去联络。下午4时，715团撤出战斗，并转移，与师部靠拢。日军为增援冀南敌军，匆匆过了沧石路。
当天夜里，贺龙率部向滹沱河以北肃宁县东南的东湾里、窝北村一带转移。吕正操、程子华亦率冀中军区、区党委机关移往邻近东湾里的尹家庄进行休整。
此时，关向应已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冀中，还带来了一个外国人。贺龙一见，喜出望外地喊起来：“啊呀，这不是白求恩大夫吗？”“啊，贺师长，又见到你了！”白求恩和贺龙紧紧握手。
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1938年，他从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时，路过岚县。贺龙留他住了一个礼拜，相处甚欢。这次敌后相见，彼此格外高兴。白求恩告诉贺龙，他带来了一支18个人的医疗队，请师长帮助安排。
贺龙想了想，提议18个人分成两个小队，1队跟随120师行动，1队去冀中军区。白求恩可以两边跑跑。白求恩表示满意。贺龙又让120师卫生部长曾育生跟随白求恩，协助白求恩处理一切事务，照顾他的生活。
关向应告诉贺龙，他带来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成立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向冀中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意见。两人商定2月14日在东湾里召开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会议由程子华主持。贺龙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中共中央军委赋予120师的任务。关向应传达了北方分局关于成立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斗争的意见。会议根据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分析了冀中斗争的形势、冀中部队的情况，讨论了冀中当前斗争方针和统一冀中各抗日部队的指挥等问题。
贺龙讨论时提出，抽出若干冀中军区的部队到冀西整训，其他冀中部队也要尽量利用战斗间隙整训。虽然120师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十分疲劳，而且初到冀中，尚不熟悉环境，但是，冀中部队成立不久，党组织的力量较弱，政治工作也不够强，两个月来，日军连续进行了4次围攻，部队急需休整，因此，应由120师承担当前的主要作战任务，让冀中部队利用空隙加紧整训。这件事，使吕正操、程子华甚为感动。吕正操说：“贺龙同志处处以党的利益、群众利益为重。”
关向应在会上提出了深入发动群众，加强政权建设，壮大党的力量，正确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意见。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意见，由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吕正操、程子华、孙志远、王平、黄敬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区党政军民工作。为了统一军事指挥，按照八路军总部意见，成立以贺龙为总指挥、吕正操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的冀中区总指挥部。会议决定，立即深入发动群众，做好基层组织的工作，加强地方武装，坚壁清野，破坏道路，抗击日寇；各级党政机关立即实行精简，精干机构，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会议期间，师侦察连报告：2月下旬以来，驻河间的第27师团第3联队的吉田大队每天要派出不足200人的兵力，到城周围村镇抓夫抢粮，并说：日军的行动很有规律，一般是单日出西门，双日出东门。贺龙、关向应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抓住敌人这个规律打一次伏击。于是命令716团去执行这项任务。
3月1日，716团在河间西南4公里的黑马张庄设伏。7时许，日军120人进入伏击圈。716团突然猛烈开火。日军居守村外坟地顽抗，并连续3次增兵，兵力达到450余人。为配合716团作战，八路军第3纵队30大队奉命佯攻河间，迫使日军两面应付。716团乘机发起猛烈攻击。日军遗尸30具，夜半退回河间城。这一次战斗，日军被歼130余人。120师取得了进入冀中后的第四次战斗的胜利。
120师来冀中的一个月内，连续作战四战四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使其“南号作战”计划严重受挫，从而稳定了冀中的局势，振奋了冀中军民的抗日精神，对巩固冀中根据地意义很大。120师司令部在关于这一段斗争的总结中写道：这几次胜利，“影响到3纵队、地方政权和冀中群众，提高了120师在冀中的威信，兴奋了3纵队和冀中群众对战争的胜利信心，使冀中紊乱现象初步稳定下来。有些群众亲眼见到大曹村、曹家庄战斗，非常高兴。如716团部队在火线上不能做饭，群众就送馍馍、送饭直接上火线。该团请的一位向导，在火线上正看得高兴，一个机枪手受了伤，这位过去当过兵的向导即搬起机枪转移阵地对敌射击。沿途群众还准备了牛车，伤兵一下来，抢着运下火线。”120师的四战四捷，在冀中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曹家庄、中堡店、管中堡、都中堡的人民就自动集资建立起“中堡战役殉国四十八烈士碑”，纪念曹家庄战斗中的牺牲者。碑文赞扬八路军捐躯烈士“取义成仁，永著千秋”，“光明皎洁如日月，英名长存若山河”。这是冀中人民对烈士，也是对120师的赞扬。
四战四捷以后，贺龙、关向应等根据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将715团与冀中军区独立四支队合编为120师独立一旅，旅长高士一，副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副政治委员幸世修，参谋长郭征，政治部主任杨琪良。
120师进入冀中，连战皆捷，日军震惊，当时缴获日军文件说：“贺将军此来，对北支之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