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f){kind=logo}
康生和延安审干运动
高 洁 路 平延安——一个极端贫瘠狭小的山沟，却拥有着丰厚优良的人
之传统。半个世纪前，党中央来到延安后．在这个贫瘠的小天地
里注进了勃勃生机，成了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
后束．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为着民族的解放、
人民的幸福；为着呼吸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万里跋涉，奔向延
安。延安一下子沸腾了。其热度超过了它本身的沸点极限。人们
不禁要问；延安能容纳得下吗?延安，能承受得了吗？
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革命家，这位伟人的领袖，竟然将
这片黄土高原当作浩瀚的大海，操起了这座超负荷运载的巨轮，奇
迹般地驶向了胜利的彼岸。
延安时代，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它适
应了历史的大潮相人民的意愿．要不中华民族的历史就绝不可能
在1949年10月1日掀开它辉煌崭新的一页。
但我们又不得不遗憾地承认，40年代初的审干或者说抢救运
动，是党史上延安黄金时代的一片短暂的阴云，尽管善良的人们
不愿回首那不谌回首的一幕。
本文无意于披露所谓的内幕来招揽读者．尽管文中的确有大
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们的目的在于寻找历史与现实那微妙的多
元的联糸。
1942：整风运动的发动
1937年l月13日．黄土高原腹地古老的山城延安，洋溢着一
派喜气洋洋的气氛。震天的锣鼓、幽杨的唢呐、飘舞的红绸，将
寒冷的大地装点出几分春天般的温暖、热烈。山城的老百姓倾城
而出，在北门外组成一条长蛇阵，夹道迎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进
驻延安。
从此．中共中央结束了颠簸流动的日子，延安，成了中国人
民革命斗争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谁都不会忘记，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中
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全国红军已达30万人，党员也达到了
30万人，星星之火巳成燎原之势．中国革命胜利和曙光已经在望。
然而，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甘胜利会师时，中央红
军只剩厂1万多人，全国红军只剩下不到3万人，党员也只剩下
4万多人．这个巨大的变化震撼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心灵．造成这
一悲剧的直接原因，一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疯狂围剿，一是王明极
“左”路线的错误指导．这在当时巳逐步明朗、尽人皆知了．
遵义会议，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中共中央只是仓促地
解决了长征途中及长征前反围剿斗争中军事方面所存在的路线问
题、领导权问题，初步把已严重偏离航道的革命巨轮扭转到正确
的航道上。 按照常规，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匝该马上召开重要会议，制
定几个有关方面的决议案，系统清算王明路线的政治组织和理沦
思想体系，然而，时局的发展根本不容许党中央有“清理内务”的
机会，全面抗战便爆发了。
从总的形势看，共产党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但共产
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心里，却一直怀着深深的忧虑，他清醒地认识
到，王明路线不仅葬送了无数党员、红军战士的生命和根据地，更
可怕的是它给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份病态的精神遗产——主观主
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思想万法与思维模式，
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则原封不动，已经
在党内、在边区、在整个解放区泛滥开来。如果不给以彻底的根
除，目前日益发展的革命力量，还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后果是不
堪设想的．
1937年，延安风凰山麓的一眼石窑洞里，毛泽东正在用他非
凡的大脑思考着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寻找着马列主义和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的结合部，撰写着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矛盾论》、
《实践论》这两部辉煌的著作，为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做着伟大的理
论准备．
也正在这时，延安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
延安陕北公学年仅16岁的女学生刘茜被人枪杀在延河岸边。
保安机关很快就将此案侦破，凶手是抗大分队长、一个战功
显赫的者红军战士，他叫黄克功。
延安震惊了！所有人的心理都失去平衡，光明的延安怎么也
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而，黄克功的心理地却并未失去平衡，他直言不讳地承认
了自己的所做所为，并毫无愧疚地解释道：“她污辱革命军人，所
以我把她枪毙了。”
公平地说，这井非黄克功有意诡辟开脱，他内心的逻辑也确
实如此．
刘茜是从山西来延安的一位知识青年，她漂亮、活泼、多才
多艺．到延安后她先入抗大学习，并很快成为一颗引人注目的明
星．当时在延安，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是很受人们仰慕的，尤其象
刘茜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长征过来的红军将士，在她们眼里
个个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下子
变得非常具体非常明确了。黄克功长征时就是红军某团的副团长，
到陕北后又参加过东征战斗．在抗大他又恰好是刘茜所在队的副
队长，英雄美人，干柴烈火，两颗明星很快坠入了爱河．
可是，现实绝不会无条件地就范于幻想，两颗耀眼的明星一
旦进入同一轨道，各自的光环马上消失，鸿沟无情地将滚滚流淌
的爱河拦腰截断． 一个是简单粗鲁的工农干部，一个是细腻热烈的小知识分子，
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的巨大反差，已经使他们没有调和的余地，当
刘茜转入陕北公学后，他们的感情已彻底破裂．
于是，在一个昏暗的傍晚，黄克功逼婚不成，便举起了那支
伴随他无数次地保护过自己和消灭过敌人的枪……
作为一个刑事案件，此案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事情的结局
也无可挑剔．黄克功被法院判处了死刑，他高喊着“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的口号走向了刑场．人们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目睹了这
位英雄的消失．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事件深层所蕴含的而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
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后，与
工农干部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的矛盾．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在共产党内，在革命队伍中，这两
个界层是现实地存在着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
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毛泽东
的认识是深刻的．毛泽东在抗大二期开学典礼上明确讲道：“抗大
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租暴浮躁，
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
社会，去打日本．”
愿望是良好的，然而思想的改造则很难在抗大几个月(最长
一年时间)的学习、锻炼中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同时，我们党在
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
道路时．却往往忽视了工农干部(准确地说应该是农民干部)本
身的缺陷．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的几
段描写：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抗大住了1年，
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
40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她声辩过，说她性格不
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可
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
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
里工作很久，对医学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尊敬
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
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
他很忙，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着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
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并不动手做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
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现着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
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
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
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回到
连上去啊．”
对这—切，在这位上海来的知识青年眼里似乎是没办法理解
的，当然更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和生活了．出乎人意料的是在陆萍
没办法接受这现实生活的恩赐的同时，现实生活也容纳不下陆苹
的抱负和热情．最后她终于在这所医院里无立锥之地了。
再请看小说中的一位老干部对这种生活的理解；
“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
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他能懂得
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
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
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
么容易吗？”
这篇小说不是纪实作品，然而你再看看丁玲的《干部服装》，
《三八节有感)等杂文和丁玲在《解放日报》编发的小说《厂长追
猪去了》所引起的风波(这是当时鲁艺学生朱寨写的一篇描写一
位厂长埋头事务，不管大事的小说，小说发表后，安塞的一位厂
长竟找上《解放日报》的门来，指责这篇小说是在攻击他，要求
有关领导责成处理)，就可从这篇现实主义作品中领略到它所揭示
的生活的真实程度了． 另一方面，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中啃书本背教条的
现象也同时在滋长着、泛滥着。更有甚者．象王明这些人还在公
开场合竭力鼓励人们去这样做．一次，王明在讲演中说：“我们要
认真学习理论，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要死啃，对其中的名言警
句必须背熟，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出息．苏联有一个青年干部读
了好多好多的书，也背了好多好多的书，最后当了大官。”这些煽
动结合知识分子本身的兴趣爱好，其影响是极端恶劣的：对此，毛
泽东认为“清理内务”不能再拖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
的学习》的讲演．对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
产阶级作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其表现形式党八股，作了
严肃的批评，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
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引。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
定》．
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
斗争》的讲演．
1941年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学习中的教条
主义》。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
校的决定》。
194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议上发表
《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
2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阐述了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基本精神。
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
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党、政、军务机关、学
校普遍地发动起来．
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唯物论、辫证法，从认识论的根
本问题上，彻底清算过去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彻底清算王明
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
无疑，整风运动的发动，是继遵义会议，洛川会议、瓦窑堡
会议之后，党中央在理论思想领域内所作出的一次英明的战略决
策，如果没有这次整风，党的战斗力不会如此急速地提高，在抗
战后也难以胜任解放全中国的历史重任，这是无庸置疑的．然而，
就在这一场运动后期，却出现了审干的偏差，审干中那令人目不
忍睹、难以想象的后果不仅使任弼时、陈云、周恩來等人大为震
惊，连同毛泽东也始料未及．
作祟者是康生！
而事情的最初起因则是王实味事件． 王实味事件：整风运动的“偏向”和“转向”
1043年3月底，时令已经是阳春季节．一天晚上，时间已经
是10点多钟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警卫员提着两盏马灯在前
边引路，毛泽东主席从中共中央的驻地杨家衅步行出发，顺着山
崖，踏着崎岖的小路，跨过延河的跳石，来到兰家坪山坡上的马
列学院．等候迎接主席的院领导，简单汇报了马列学院整风运动
开展的情况后，就挑起灯笼陪毛泽东去看学校的壁报《矢与的》．
毛泽东一面听介绍，一面十分仔细地逐篇逐句地看着．看到一些
主要的地方，还不时地摇头、点头或默然自笑，有时还发出惊叹
的声音……
看完《矢与的》，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毛泽东仍显得很亢
奋。回到院办公室，他笑着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我们的
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叫有的放矢嘛！我看不要着急，先组
织延安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工厂的人员轮流参观，然后让大
家结合学习整风文件，展开广泛的讨论，彻底分清是非，辩明问
题实质，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真理总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
发展，巩固起来的，真理不怕反，也反不倒！越反越正确．”
这时，马列学院的领导们乘机请示毛泽东怎样搞好整风运动。
毛泽东以商量的口气说：“我看，马列学院更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
整风文件，掌握精神实质，结合本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展开讨论，
明辩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说完后还反问：“你们看这样好
不好?”
院领导们当然都说好．至于从什么样的立足点出发，明辩哪
些是非，解决哪些具体问题，毛泽东谈话中没有明确指出，但当
时主持马列学院日常工作的罗迈却似平另有所悟：几天来被《矢
与的》特别是被王实味猛烈的炮火攻击得有点繁乱的内心世界里，
慢慢树起了一根主心骨．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和各个单位．几天以
后，人们的议沦竟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部分人说，毛泽
东打着马灯和火把去看《矢与的》，体现了领导对(矢与的)的极
大兴趣，说是“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另一部分人说，王实味和
《矢与的》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就是所谓“思想斗争”的具体目标，
也就是“整风运动之的．”
其实，两种说法都是人们的主观臆断．从现有的回忆材料来
看，毛泽东看过墙报后，曾召集过延安高干会议，会上以至会后，
毛泽东并没有存心提出要整王实味．所谓“思想斗争有目标了”应
该指两方面的现象；一是指王实味所代表的这种思想倾向或者说
社会思潮(即当时延安风行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
义”思潮)；一是指王实味的文章和《矢与的》的内容所揭示的社
会现象(即长官意志、官僚主义等级观念)．而王实味其所以成为
整风运动中正面战场上的目标，这大概要归咎于王实味自己太激
烈、太固执．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42年1月，洛甫(张闻天)率农村调查团去陕甘宁边区和
晋西北一些农村作历时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由
何凯丰代理，中央研究院(中宜部的直属机关)的事洛甫临走时
委托了罗迈，并决定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的整风试点单位．既
然是试点，一切工作都得自己摸索。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动员整风检查工
作．副院长范文澜先讲了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本院工
作的意义和方法．接着是部分同志发言，罗迈在发言中提了几点
意见后，就当即退席了，现在看来。罗迈退得有点早了，如果他
能坚持参加到底，问题或许不会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因为这个
发言当即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
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组成问
题，也就是整风领导权问题，王实味反对“院领导和各室主任为
当然委员”，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于壁报
文章的署名问题，王实味提出壁报文章可以匿名。前者在争论相
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时，赞成王实昧意见的人以84票的优势否
决了另一派28票的意见：后者也同时顺利通过了．最后民主选举
时，所谓检委的“当然委员”有少数落选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
延安，影响了各个机关学校．
另一件轰动延安的事情便是《矢与的》墙报．
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检查，办起了墙报
《矢与的》．这个阵地上最活跃的要算王实味了．王实味在《矢与
的》创刊号上便有两篇文章面世。一篇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
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其中王要观点是；“罗迈同志发言
的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抑了群
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根据是“在群众情绪稍稍高
涨时(要求检委民选)就来压抑，扳起家长面孔，威势逼人，坚
持主任为‘当然’检委，并从事‘领导’．这在客观上表现他既不
相信群众，又害怕群众，并装腔作势压抑群众……他不了解，各
研究室研究员(指研究院的群众)都是文化上政治上很有基础的
同志，有的可能比主任在某一点上更高明，群众的更大限度的民
主，将对检委工作有更大好处．他只强调些什么‘主任是中央派
来的’、‘要来也来，不要来也非来不可’，‘不但来，而且要来领
导”，他不从把工作怎样做得最好看问题，只心里念念不忘领导．
从墙报可以不记名投稿问题，他就联系到‘无政府状态”这样使
人害怕的词类，也许本院研究员都是些幼稚无知的小孩子，非得
家长照顾才能生活吧?”据说，王实味性格非常执拗，但在争论问
题时却很显有些胸襟，文章的结尾处指出；“我的观点和论据，正
确与否，大家发表意见，也希望罗迈同志自己发表意见。”另一篇
是《零感两则》其一《辩正邪)认为从本院到“全延安以至全
党”，“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
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同
志们，睁大眼睛来辩正邪．到处扶持正气，打击邪气”．其二《硬
骨头与软骨头》，文中指出“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
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
敢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钢
的硬骨头!”接着，《矢与的》第三期上又发表了王实味的《答李
宇超，梅洛两同志》，如前两文的风格、态度，指斥别人的时候明
枪明炮，寸步不让，需要接受别人批评的地方，也坦诚亮相，毫
不遮掩。在“自带谈一谈我的骨头”一节的结尾声明，“王实味充
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除王实味的文章外，《矢与的》还发表过其他一些文章和两张
漫画，其中一张画的是一个人拖着一条尾巴，后面有四、五个人
抬着保护这条尾巴．罗迈回忆说：“拖尾巴的人是指我，抬尾巴的
人是指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罗迈认为；“这些文章和漫
画说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
师”，“对民主与纪律的关系问题存在模糊认识，片面要求民主，忽
视集中”．罗迈同志还回忆说；“当时也有认识比较正确的同志，但
属少数，比较孤立．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便
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还不是贴
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
往参观者川流不息”．一天王X不经意也看到了《矢与的》上的文
章，非常愤慨，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
在后方吃饱饭骂党。”当晚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亦决定当即
亲自去看看这些情况。于是便有了打灯笼夜看《矢与的》那一幕
了．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王实味便在廷安连续两次产
生了轰动效应．
这是一件大事！然而真正对这件事情感到头痛的还是罗迈．第
一，王实昧的民主要求是针对罗迈自己这位“家长”的，其态度
之强硬，简直让人无法立足．第二，院长张闻天不在，副院长范
文澜是一个学者，为人老实正派，作为整个整风运动中的一名群
众，他有民主的要求，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他主张整风就需要
采取民主的方法，并亲自在墙报上写文章说了要“彻底民主”“绝
对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
主面前碰出血来’的话。在罗迈看来，作为领导，范文澜显然是
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他来把握事态，处理这件事情肯
定不会有好结果．问题还得由自己来解决．
第三，罗迈“在历史上犯过路线性质的错误”，是王明路线的
执行者也是受害者．而这次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要肃清流毒、提高
认识的，主要就是针对他们这批人的．
于是，在3月31日毛泽东召集的高干会上，他借机表白自己
愿意卷到运动中去，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但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4月3日，中宣部总结了中央研究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做了
(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这个决定里有三个很明显的针对性观点，首先是明确整风的目的
和意义，即它是一次全党在思想上的革命(不是对付几个领导
人)，其次是整风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把这种责任
担负起来，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第三是把握“惩
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方法讨论与批评既要严正，又要与人为
善。 决定作出后，罗迈紧张的心里慢慢变得坦然起来．
4月6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伦“四·三·
决定．会上罗迈在发育中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着两个明
显的偏向，一是不懂组织原则：二是不懂思想方法．并说：“在墙
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把原
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罗迈的发言引起了一
定的争论．
4月7日，中宣部又专门约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
分子，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开始时，有人仍然认为中央
研究院的争论多是个人成见之争，宗派之争，而不是原则之争，不
承认有偏向．最后，凯奉批评了这种观点，明确指出中央研究院
的整风存在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自
发性的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之间的区别．这样，中宣部的
“四·三”决定和“四·七·座谈会，最终把王实味及王实味所代
表的思想倾向定型为整风运动的偏向了。
王实味事件的复杂性．不在于王实味本人，而在于王实味代
表了当时一大部分人的思想倾向．整倒王实味，可以说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情，但整倒赞成拥护王实味思想的这一大部分人却不
是当时的目的，也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这一点罗迈心里很清楚．在中央研究院学习“四·三”决定
之前，罗迈就借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
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
线、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党领导上的惜误，特别是检查了他自己在
这些错误中的地位和责任．取得了一部分人对罗迈作为一个领导
的同情和肯定．接着便在全院展开学习“四．三”决定和其他整
风文件，既从理论上引导，又从心理感情上感化，支持罗迈的人
便越来越多了．
5月27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关于“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
会上有11个同志发言，大部分人都反省到把整风运动看成是“割
大尾巴”(即领导方面的尾巴)，是极端民主化倾向．少数同志说，
主任经过选举才能担任委员，这是范文澜院长在动员大会上同意
的．因此，否决主任为当然检委，不能说是极端民主化倾向。在
这种情况下，范文澜作了检讨．他的发言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
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使与会者很受感动，二是作为领导、学者
和王实味意见的支持者，他的检讨实际上全部否定了王实味所代
表的思想倾向．其思想影响的覆盖面，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想象得
出来。这样，中央研究院整风的偏向，在群众的思想上算是基本扭
转了． 2日日上午，座谈会继续举行。讨论的意见已经涉及到了对王
实味的估价上了．有的人认为在组织上，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
同志，但思想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这个估价还有争
议．
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午，
有3位同志在会上发言，将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的言行和他所写
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联系起来，证明了王实味已经
离开了党的立场．最后，罗迈发言，他首先系统地讲了民主集中
制和党的纪律的一些问题，然后指出，王实味的立场是肘党采取
反对的立场，他的错误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严
重错误，绝不能和我们同志的偏向相提并论．
王实味被一级一级的升温，到此，他巳在我们同志行列里被
除名了．
31口中央研究院印发了王实味在壁报上发表过的文章，作为
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资料．
6月1日座谈会变为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一直斗争到6月
11日．在这11天的斗争期间，王实味问题的性质几乎是天天升
级，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值得特别提到的有3件事：
一是6月2日，王实味向院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
“个人和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儿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他
“自己所要走的路”．另一件是王实味承认了他和托派有来往．如
对陈清晨、王文元等人至今不能忘怀．还有一件就是胡乔木写信
给王实味，转达毛泽东对他的意见，院党委和他谈过8次话，范
文澜和他谈过3次．党委又托5个人经常找他谈，他毫无悔改之
意。这样．王实味从“同志”行列除名之后，11天时间内又获得
l顶“桂冠”；“托洛茨基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 《解放日报》从6月9日开始，接连推出大块头批王文章。全
延安所有的机关单位都结合整风学习，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批王斗
争．这下，王实味作为反面人物在延安又一次产生了轰动效应．他
成了众矢之的，而自己却再连一箭也放不出来了。
应当承认，王实味的影响是自下而上的。
在一般人看来，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竟有王实味这样的人作
祟，内心里不免为之震惊……
在有些高层干部看来，他们就是党，他们就代表着人民的利
益，毛泽东要是批评他们，这是领袖对革命大局的把握，而王实
味，“吃饱饭骂党”，简直岂有此理!你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反党!
而毛泽东的心理感受似乎更复杂；同时也想到了应该怎么去
做。这是可以从他在“七大”上的一次讲话中看得出来的．“党要
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
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
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整风的发动始于王实味“挂帅”出墙报之前，这里说要“好
好整风”，实际上意味着整风的“转向”——即本文的主题；审
干。
与本文有直接关系的是，其他单位在批判王实味的过程中，每
个人都要填“小广播”表，写思想自传，进行反省检查．
不写则已，一写好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9月份中央研究院在
康生的插手策划下．搞出了所谓“五人反党集团”．同时，中央党
校联系王实味事件，对一些人开展批判斗争，搞出了特务(康生
为党校副校长)．10月份，保卫机关也破获了重要特务案件．鉴于
这种情况，为了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党
中央决定审查干部．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与“非无产”
(即半条心)的问题，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即两条
心)的问题．要开展反特务斗争．这样，审查边区几万名干部的
权力就落到了康生手中． 关于康生——张二少爷的传奇
康生本是山东诸城县城内一个大地主家的二少爷，本名张少
卿．少年纨绮．风流罪过，远近闻名．大约在家玩腻了，快到而
立之年时，以青岛德国天主教会办的礼贤中学的文凭，于1924年
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并改名赵容或赵云．三年后开始
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干的是特科工作．不知是与他所学专业有关，
还是与他的为人有关，这个工作竟与他一生的“事业”没有分
开．
就做人来说，康生的性格歹毒，又善于逢迎拍马．王明掌权
时期，他竭力投靠王明．1931年，一介书生，“六届四中全会”的
记录人，会后便一步青云成了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并很快成了
王明手下的红人．据有关资料透露，王明1991年10月去苏联后，
第二年康生在上海搞特科工作，曾被捕过，再一年，他追随王明
去了莫斯科，被王明提拔为驻第三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副团长，井
起了俄文名字康生或皮特尼兹基。王明、康生从此互相吹捧，互
相勾结，狼狈为奸，在苏联肃反期间，专门成立了一个王、康办
公室，罗织罪状，用“托派”、“国际间谍”、“日本特务”、“国民
党特务”、“特务嫌疑”等等强加的罪名，把一大批从中国到苏联
去的中共党员、学生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流放、劳改，以至杀
害．
上海特科派赴苏联的吴富等5位同志，中共建党时期最早的
井青团负责干部俞秀松等3位同志均被王，康诬陷杀死．李立三
被判重刑．
我党老工运领袖陈郁、杨秀峰、何一民等同志被诬陷劳教．
老工运领袖周达文被流放远东、沓无音信．
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许多朝鲜族干部也遭到了王、康的
诬陷迫害．康生说： “那些在苏联的朝鲜人都是特务，或是特
嫌．”
康生如此大肆迫害革命同志，但有一点，他是精明的，即对
他所依附的王明，从不置一个贬词．王明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斗
争中将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战士的性命葬送于国民党
的屠刀之下，他却在莫斯科多次提出拥护王明为党的总书记，而
且肉麻地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I”“王明同志健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王明、康生一起坐飞机，飞
回延安．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很大的阵势去延安机场迎接这位统治
中共长达5年之久的领导人及其他的红人．
据当时观察家们分析，毛泽东用如此排场的礼节是有用意的，
是想让王明开开眼界，也想让追随王明的那些人开开眼界．王明
的眼界是开了，但从此以后一遇重要场合，便装病不出，颇有点
僵顽不化的固执．可康生却很灵巧：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他很
快便作出了新的选择．从此，人们在康生身上看到的再不是高呼
“王明同志万岁”的笑脸，而是一副一贯抵制王明、反对王明的
“英雄”尊容． 到延安后，康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撮合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
姻．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婚姻问题巳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
要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江青来延安时是上海流亡演剧
队的成员，来延安后入鲁艺学习．上海滩影剧界的混乱是尽人皆
知的，江青的政治历史自然要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审查只能局限
在纸面和口头上，专程去上海、山东调查是不可能的．周扬回忆
说；“江青给人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呵!一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嘛，相
当能干．”周扬还说，“她原来在鲁艺呆过，时间很短．我去鲁艺
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因为我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还是经
常看到她．我知道她在上海的名声不大好，主要是桃色事件，不
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后来到了延安以后，大家发现她的作
风有问题，很脱离群众。大家对她的印象不怎么好。我在延安时
算是她少数的老朋友之一，因为我们在上海就认识．那时候怎么
也想不到后来‘四人帮’当权的时候她会蛮横到这种地步．”
江青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错，要不毛泽东怎么会对她一见
钟情、而且决意要娶她呢?然而周总理的慧眼似乎能穿透文静和
善的外壳，他觉得江的本质有问题，至少在政治上靠不住．为此，
中央政治局展开了争论。这便给康生制造了一个投机的机会。
康生在上海时期相中央苏区时期，一直是中央组织部长，兼
搞特科工作，对好多干部的政治身份、背景极为了解．而对江青
则更了解．他们是同乡。据有关方面调查，江青14岁时，其母在
康生家帮工，江青因而在张家呆过一段时间。康生作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组纠部长力排众议，用了许多廉价的赞词，竭力支持江
青同毛泽东结婚．这件事情尽管酿成了中国后来政治方面的许多
悲剧，但在当时却产生了一种“皆大欢喜”的效应．而康生则因
此既保持了和江青的一种特殊关系，也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这
是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正象一位老前辈谈起这件事所说的
那样，在中国要让人报恩，一是当老师，二就是做媒人了．伟大
如毛泽东者，也很难抛开这种文化制约，康生成了毛泽东的座上
宾。 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之后不久，康生就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
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肃
反大权也自然落在了他的手中．
但整风期间，康生却颇紧张了一阵子．
整风最初的矛头指向是王明的思想路线及其王明路线在党内
的负载体．这位王明手下的第一红人大有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之
感．但王实味事件的出现很快解脱了他，就在全延安的批王运动
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康生一手制造了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冤
案．此案即使据康生自己说，也纯属无中生有．
1943年8月康生在一个反特工作训练班上讲话说：
“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
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
也不加以压制，于是就热闹了，与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
了．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
看来整风刚开始，他在紧张之余就计算上如何转向、如何整
人了．五人反党集团的成员，本不在一个单位，但康生采取了一
个迂回的阴谋策略，硬将他们拉在一起．康生说：
“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马列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
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不
仅没有斗潘芳，反而给升官．那时考虑成全、王里，认为不好斗，
因为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毫无群众赞成，支部
会不敢开，一开就下不了台。”
提请读者注意，越是这种情况，越能显示康生的才能．他找
到了一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叫于炳然的人当突破口：
“于是在枣园，(枣园是康生的天下，社会部的住地)，枣园群
众有把握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一个迂回．”
但群众还没有起来，和王实味也没联上．
“群众没有觉悟怎么斗?再想办法，号召检查一下领导。陈伯
达的领导(陈在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当主任)大概有问题，检
查检查群众就起来了．后来把陈伯达说服了一下，说你到枣园休
养，怎么骂，你得不到我们的信，你别回来．于是，开了5天会，’
不讲成全、王里的问题，只讲陈伯达的问题，把陈伯达骂得狗血
喷头．………到第五天，成全夫妇俩也破口大骂陈伯达，从上午骂
到下午。骂什么问题?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对，
你和王实味一样，讲人性论。……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
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这样 给潘芳、宋静戴上了托派
帽子，七斗八斗慢慢拉到政治问题， 斗争很迂回很细密．”
据后人考证，这两对夫妇与王实味的关系很浅疏，他们最多
也只不过是在一块聚—聚，而在廷一块聚的时间总共也不过几十
小时。至于谈话，压根就没有专门涉及政治问题，偶而有情感偏
激的时候，本属人之常情。违背常理的是康生自己，他将这五个
人硬拉在一起，并将他们推向一条满布陷井的政治歧路。
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的人，就足以让人唾弃了，而康生则是
踏着别人的尸体向上攀．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他向上攀的
第一个台阶．他插手搞的中央党校的特务案件和他直接指挥保卫
机关搞出的特务案件便铺成了他向上攀的第二、第三个台阶．而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延安轰动一时的“张克勤案件”。 张克勤案件：审干运动的全面展开
1942年11月间，年仅19岁的原甘肃地下共产党员张克勤，
被康生亲自出马，打成特务。
张克勒，1997年入党，后经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
调延安深造，张克勤的父亲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在兰州被敌人逮
捕、自首过。张克勒本人聪明、敏感、爱提意见。1942年11月在
中央社会部所属西北公学时，由康生主谋，以其父曾自首和他本
人爱提意见为由，突然将他看管起来，进行审讯，6天6夜车轮战，
肉体受到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供
出了“甘肃党是红旗党，假共产党”的假口供。接着康生便在八
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张克勤坦白大会．开会那天，延安各
机关、学校的代表们带着几分好奇、还有几分胆怯汇聚在一起，如
潮水般涌进了礼堂．会议开始，康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蹬一双
长筒马靴，大摇大摆地踏上主席台，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便指
着张克勘说：我们在西北农学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叫张
克勒，他父亲就是特务，大家说，他能不是特务吗?读者可能觉
得逻辑不通，其实这就是康生铸就的铁的逻辑．他将那么多的人
打成特务，几乎都用的是这种逻辑．他在整人的时候，动不动拍
着胸膛说：“看XXX那个样子就象个特务。”“XX要不是特务我
把康宇颠倒写。”甚至给一位女同志下了这样一条海外奇谈式的结
论：“你长得那么漂亮，你不当特务，谁当特务?”这种主观臆断、
荒涎不经、信口雌黄的诬陷，在康生那里就象魔术师甩扑克牌那
么简单，那么容易，而扔在被整的人身上，便变为一口巨大的黑
锅，它使人喘不过气，甚至会被压死、闷死．
在这天的会上，亮出他自己获得专利的“铁逻辑”之后，康
生将金丝边眼镜一提，用阴阳怪气的音调说，“你张克勤肯定是特
务，要不，我康生敢拿20年党龄做保证！”
这样一个大人物，在张克勤心中，那怕是自己19岁的全部生
命，也抵不了他1年的党龄，更何况是20年呢！权势者的威力，
一旦和荒淫无耻结为联盟，那淫威足以使白的、红的刹那间变得
漆黑一团。张克勒无言以对，只得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将
自己5年多的革命史，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史．他交待
说，国民党对我们在白区的地下党实行“红旗政策”，即用特务，
内奸搞假并产党。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而且说他本人就是
一个被发展的特务．
谁都难以相信：张克勤因此而吃上了小灶，并擢升为副科长．
这真是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成了坦白的“典型”了．
他周游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现身说法，为所有打成特
务和未被打成特务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树立起一个“坦白光荣”的
榜样． 接着康生便借用这个案件大作文章，认为这是审干工作的一
大突破．于是他将此情况一面抄送中央，一面以此为资本，到处
宣扬说，“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
的新策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
请看他在一个干部训练班的讲演：
“张克勤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量得到
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随即，他领导的社
会部和保卫机关工作人员在延安各机关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查，
把来自甘肃、河南 湖北、四川等地下党的—些他认为可疑的人，
捕押起来，审问逼供。并将曾在甘肃工委工作过，当时已分散到
各地工作的很多同志先后押钊延安受审；同时．康生抓住一些未
经调查核实的案件或一些人的口供，大肆渲染，造谣惑众， 一步
一步地把整风运动引向了所谓肃清反革命、肃清内奸特务的斗
争。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代表来延安，康生借防止边区内部
特务与胡来往的名义，亲自批准保安机关，于4月1日晚上一夜
之间在延安抓了200多个“嫌疑分子”．康生得意地说，这叫“秘
密突破”．但在红色政权的首府，一下于就捕获这么多的“特务”，
人们的心理猛地失去了平衡，群众根本接受不了，有的人当面向
康生提出，“捕人证据不足。”
康生蛮横地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
问，审问是为了弄清问颐。”
身为保安机关的最高长官，竞以这样毫无法律常识的语言来
作大肆捕人的注解1
1943年初，康生就提出这样一个理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
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是预言?暗示?还是指令?人们不得而知。
人们只知道整风是党中央全力以赴开展的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康
生充其量也只是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怎么敢
说这种话呢?但人们忘了，康生又是整风学习委员会的副主席，
(毛泽东是主席)在整风运动中，这是一个极其显赫的官爵，“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他用一种更隐密的手段，影响毛泽东
本人。当中央于1943年4月3日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
的决定》之后；隐藏在康生心底的变被整为整人的罪恶目的，终
于变成‘中共中央的明文指令． “决定”说；
“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
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探入的
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纠正，内奸问题也不曾引起注
意。”
《决定》强调说：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
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
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
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
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
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
自然，康生对这一(决定)的精神驾轻就熟，由他亲自负责、
直接指挥的一场审干运动(包括抢救运动)，如洪荒时期的汤汤大
水铺天盖地地涌来，漫淹了整个延安和各个根据地． 坦白：逼着人们说假话
抢救：一场铺天盖地的洪流
人类的历史就如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轮番地演着悲剧、
喜剧。有时还要演一些令人咋舌的荒诞剧．这些荒诞剧就象迷宫
一样，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往往被搞得晕头转向、难辨真伪，因为
党规的逻辑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也许给当今的人们提供了解开这些
历史之谜的钥匙．当群众的主体意识消失贻尽，人们将自己的命
运和思维完全交给上帝或某一位“救世主”时，任何荒诞都是合
理的．
据说．美国一些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项实验：将一批经过挑
选的大学生放进一所监狱，把他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扮演监狱
看守，一部分扮演犯人．实验的结果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刚开始
这些大学生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演戏意识，所以都很难进入各自
所扮演的角色．可是，久而久之，奇迹出现了，参加实验的大学
生们全都忘记了自己原来的身份．看守成了真正的暴虏凶残的看
守，犯人也成了真正的卑微下贱的犯人，主持实验的心理学家们
已经无法控制局势了．
看来消灭人们的主体意识并不十分困难，关键是制造适宜的
环境和气氛．
应演说，延安审干运动期间，别有用心，乘机谋私的人是极
个别的．大多数人象那些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一样，他们的主体意
识完全被康生有意制造的“特务如麻”的申干气氛所淹没，不自
觉地而又非常认真地扮演了康生所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
康生很成功地玩弄了人们对共产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为他罪恶的政治生涯增添了耀眼的“光环”． 炮制“坦白典型”，利用“坦白典型”公开演讲，现身说法，
制造“特务如麻”、“坦白光荣”的气氛，这是康生操纵审干运动
的杀手锏．张克勤案件的启发效益也马上就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在延安巡洄演讲的“绥德特务控诉团”就是
突出的一例．这是一股强劲的龙卷风，它在延安的天空呼啸盘旋，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卷了廷安的机关、学校，把人们清澈如水
的心灵，搅得昏暗一片．
控诉团的一号选手白国喜(解放后担任过某地区文工团团
长)，这位能说会道的绥师学生，给自己戴上了一顶血淋淋的官爵：
“特务暗杀队队长”．他的口齿，他的表演才能，使陕北的著名说
书艺人韩起祥黯然失色．他被迫编造的充满血腥气味的“特务
史”，使听讲者目瞪口呆、怒火万丈．
更使人们诧异的是“控诉团”二号选手田家凤的控诉演讲．这
位年仅15岁的女学生，这位刚刚进入青春期、如荷花般明雨纯洁
的少女，竟然说自己参加了“特务美人队”，声言她们的“战场在
床上”．
在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中，贞操被看得至高无上，女人的贞
操甚至比女人的生命还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出卖贞
操，无异于在用尖刀挖自己的心．难怪田家风每次控诉都是痛哭
流涕——是真有其事的惭愧，还是绝无此事的委屈?当时给人们的
印象无疑是前者，因为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花朵般鲜艳的少女，会
拿自己的贞操开玩笑．但甄别后，人们才知道，她的痛哭流涕完
全是因为后者。
如果说前边两位的控诉还有点严肃气味的话．那么“特务石
头队长”马逢臣的控诉演讲就有点滑稽了．他每次登台演讲，手
里都提着道具——一包大得惊人的石头，并耸人听闻地披露他们
曾准备用这包石头暗杀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
挖诉团里还有一位13岁的少年，他说自己是“特务撕报队”
的成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将共产党政府机关所贴出的标语、布告，
墙报统统撕掉。
就是演戏，这也是一出漏洞百出的蹩脚戏，可是它却能在延
安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这就是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气氛所产生
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不了解审干运动的过程，就无法理解这一
结果的产生和漫延．王实味事件还只是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序幕，
而1943年4月10日至7月15日的坦白运动，则是一个重要的
铺垫。在这一阶段除了炮制典型外，还采取了自觉坦白，即每个
人都填写小广播和社会关系调查表，写思想历史自传，从思想上
反省，坦白自己是否有问题！规劝坦白，同志、同乡、同事、同
学、夫妻、亲戚、领导与被领导，不问青红皂白，互相规劝 有了铺垫就必定有高潮，从7月16日到8月1 5日，这是审
干运动的高峰期．如果况坦白运动是一场疾风暴雨，那么抢救运
动就是一场8级大地震。而8月15日到年底，这是审干运动由震
中延安向四周波及阶段。(这一段我们在后面文字中介绍)从年底
开始，审干运动缓步进入甄别平反阶段．7月15日，康生在中央
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明确提
出：“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他们(指失足者)要在这紧迫
的时间内，挽救自己，而共产党也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他们，
我们要警告那些不愿意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要
严重注意．”
在这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后．又刮起—场横空弥漫的“龙卷
风”。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人城镇到农村，从上层到中
下层，开始了“全线进攻”，弄得人人自危。10天之内，搞出的特
务超过了前几个月的总和。在康生亲自操纵下，逼供、诱供、劝
供—齐下手。凡从国统区、敌占区来的自不必说都是“特嫌”．甚
至生长在边区根据地的人，只要和敌人有一丝瓜葛，“特务”的桂
冠就算是戴定了。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骇
人听闻的地步．当时在延安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从
国统区千里迢迢来延安求学的学生，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了审查。
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答：父母亲都在战火中死亡、只我—个。
问：国民党内有你的亲戚吗?
答：没有．
问：那么你来延安是国民党派你来的？
答：不是。
问；你是怎么来廷安的?
答；坐火车来的．
问；坐谁家的火车?
答；坐铁路上的火车．
问，铁路上的火车是共产党的吗?
答；不是，是国民党的．
问：坐国民党的火车，你还能说与国民党没关系吗?
答：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