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伟大的传奇女性：宋庆龄画传
第1节：宋庆龄不姓宋？1海南岛文昌县出过明朝最硬的一块骨头——海瑞，它背靠黎山，濒临大洋，山清水秀，一片旖旎的热带风光。风水先生曾预言，这里背后有靠，出路开阔，是一块能出伟人的宝地。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宋家王朝”就发源于此。
宋家王朝的缔造者宋查理是一个从小在海外闯荡的苦仔，他依靠自己的信念和努力，一步步发展成为拥有许多著名企业的大富翁。他目光远大，慷慨资助和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功勋卓著，名扬天下。他对子女精心培养，使他们一个个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的长子宋子文几度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次子子良、幼子子安也都事业有成。他的三个女儿，对一个家庭来说，尤其成为亘古未有的一个奇迹。她们不仅一个个天生丽质，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在爱情上有独特的眼光和追求。三姐妹中一个成为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先生的伴侣，被尊称为国母；一个嫁给了先后统治大陆和台湾近半个世纪的蒋介石，成为第一夫人；一个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尤其在实现人生目标方面，在那样一个因袭着沉重的封建传统、妇女地位还十分低下的时代，她们更成为女性中佼佼者。爱钱的，生财有“道”，一生敛积的财富，据说达到上百亿美元，不仅堪称中国首富，在世界富豪榜上也可名列前茅；爱权的，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0多年里，参与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几乎一切重大国事的决策活动。在随丈夫跑到台湾后的惨淡岁月里，他们夫妇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这个海岛上的一切；爱国的，为人民的解放奔走呼号，为人民幸福殚精竭虑，受到亿万人民的尊敬爱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文昌的这一家人，尽管政治倾向有所不同，但从他们自身的追求来说，却一个个都是事业成功的象征。
宋氏祖居坐落在离文昌县城30多公里的酒镇古路园村。门楣上挂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宋氏祖居”匾额。古宅坐西南朝东北，青砖砌墙，椰木桁架，室内陈设着淡黄色菠萝木老式家具。1866年，宋庆龄的父亲、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的宋查理就出生在这里。
不过，刚出生的宋查理既不姓宋更不叫查理。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血统，韩姓子孙。关于海南他们韩家这一支，历来众说纷纭。最早的说法是秦始皇扫灭韩国时，韩国宗室的一些人不愿臣服暴秦，渡海而来。晚些时候的说法是清兵入关后，为反抗异族统治，从山西迁来。而至今健在的宋查理的侄子、宋庆龄的堂弟韩裕则称，他们这一支韩姓，是宋朝宰相韩琦的后代，从中原安阳迁来，到宋庆龄这一代，恰是韩琦的第30代孙。不论哪一种说法，韩家移居海南都有久远的历史，可称是开发海南的功臣。
宋查理本名韩教准，他上有兄政准，下有弟致准。他的父亲韩鸿翼，是当地的一个商人，家道殷实。因为他有些文化，思想开明，乐于助人，当地人一般不以世俗的老板相呼，而尊称为先生。韩教准出生的时候，正遇上黎山的老虎到文昌江饮水，乡人认为这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父亲为他取了阿虎的乳名。但只凭这个兆头并没有给教准带来什么好运。这一年文昌瘟疫流行，不久他的父亲也染上了慢性病，生意不能正常经营，还要天天花钱吃药，家道开始衰落。年幼的教准并不甘心在贫困中煎熬一生，他开始捕捉改变自己和一家人命运的机遇。
文昌弹丸之地，却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在教准幼年的时代，文昌人到南洋、印度、澳洲、南北美洲和欧洲谋生的，就已超过了文昌本土的人口总和。每年总有一批批从海外回来探亲、祭祖、办货的人，这些人不论在海外混得怎样，回乡时总要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拎皮箱，一副发了大财阔老板的模样。他们谈起话来，也不再是本地人那种狭隘的天气呀、收成呀、儿女呀之类，总是民主、选举、机器制造、商业信贷等新名词，再就是添油加醋的个人冒险发财奇遇，撩拨得田里海上整日苦作的乡人心里痒痒的，于是就又有一批人也甩下渔网锄头，豁了身家出去闯荡。受到这种乡风的影响，教准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到海外一展身手。
机会终于来临了。
1875年，教准的二舅父——其实是他婶娘家宋氏的兄弟，一个在美国波士顿经营中国茶叶丝绸的侨商，为扩大生意，回家乡招兵买马。舅父看准了教准的哥哥政准。教准百般哀求，无奈他的年纪太小，舅父认为他去了只能添麻烦，父母对他也不放心，教准一肚子委屈无法诉说。但就在舅父带哥哥准备出发的时候，文昌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天，从停泊在文昌的一艘洋船上下来一群红毛夷水手。他们走进一家酒馆喝得醉醺醺之后，上街晃荡。在一家珠宝玉器店里，一个水手头儿看上了一件晶莹剔透的绿玉观音。咕噜了几句洋话后，扔下几张纸币抱起玉观音就走。店主眼看价值连城的玉器等于是被人白白拿走，哪里肯干，上前力争。双方虽然语言不通，但水手长对于店主嫌钱少的意思还是很明白的。岂知这些人来中国次数多了，深知清朝政府惧怕洋人的本性，也知道清府再无能，对付老百姓还是有力量的。他们来做生意，历来就是能抢则抢，不能抢再坐下来谈，反正清政府会给他们撑腰。他们想不到在这远离大陆、天涯海角的地方，还会遇到什么麻烦。然而这一次他们打错算盘了。文昌历来民风强悍。海南早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谚：“海红袍的子孙血气刚，船到文昌莫乱闯。”连文昌在海外的华侨也多是侠肝义胆，历来有“文昌猛将”之称。那些稍具常识的倭贼海寇，都不敢在文昌恣意妄为。这群红毛夷第一次到文昌，还没有领教过当地人的厉害。人高马大的水手长见瘦小的店老板苦苦纠缠不肯放行，便露出强盗本相，打倒店老板抢走了玉观音，这一幕恰被砍香蕉的教准看个正着。教准飞跑进最近的一家店铺，从墙上扯下一面铜锣就敲了起来。当时文昌的人家和店铺大多备有这种铜锣，这是一种特殊的报警信号。听到锣声，满街的人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抄起刀枪棍棒，涌了过来。教准大喊：洋人行凶啦!他冲在最前面。一路的锣声召唤来更多的人。几个红毛夷拼命奔逃，可是被手持棍棒的乡民团团围住，后来不得不乞求饶命。 第2节：宋庆龄不姓宋？2
这件事对教准的舅父震动很大。他认定教准是一块好坯子，日后必然大有出息，便主动提出要把教准一起带走，他还提出将教准过继给他为子。从此后，韩教准改姓宋，叫宋嘉树。
船上生活单调乏味而又充满险恶。从海南岛驶往美国波士顿港，一路上可谓出生入死，险象环生。舅父很疼爱这个过继的儿子，教他收银算账送货等等生意上的一切，但他的养母却对他始终抱有成见和戒心。她认为这个个头矮小、头发鬈曲、皮肤黝黑的穷孩子，是来谋取她的家业的。她把嘉树看做是只管饭不付工钱的苦力。舅父不在跟前的时候，她就尽力使出主母的威风，先把他支使得晕头转向，再找茬子向他大发雷霆。后来舅父知道了嘉树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为了缓解他们的紧张关系，舅父把嘉树调到古巴哈瓦那—个丝绸分店做伙计，那家店是舅父和别人合开的。
哈瓦那是个风光美丽的热带港口城市，当时在古巴的华侨有15万之众。他们辛勤工作，为推动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可当局对华人很不友好，对华人征很高的税，纳税稍有延迟，就处以严刑。嘉树几次亲眼看见没有及时缴税的同胞，在炙热的阳光下，被逼跪在大街上当众受辱。嘉树心里充满了悲愤。在家时，那些官员动不动就宣称大清是天朝王国，可古巴这么个小小的国家也敢如此欺侮华人，他深深感到清王朝太软弱太腐败了。祖国不强大，华人在海外也处处受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机会读书，学了本事回国，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
嘉树在古巴的小店里工作了两年，长了不少见识，已经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计了。就在他为自己怎样才能读书打主意的时候，古巴发生了大规模的迫害华人事件，15万华人被迫害得剩下不到5万，成千上万家华人的商店被烧被抢。舅父为了避免损失，关闭了这个分店，把嘉树又接回了美国波士顿。
目睹了太多的残忍，经历了太多的苦难，12岁的嘉树对自己人生的道路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思考。回到波士顿，嘉树向舅父提出读书的要求。舅父不同意，只是让他好好学做生意。
一次偶然的机会，嘉树认识了两个清政府公派到美国的留学生，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嘉树对他们羡慕得要死。当然，嘉树不会知道，这些留学生不过是慈禧太后的试验品。清朝国势日衰，不少人主张效法西方，大兴科技，变法图强。慈禧太后为了证明西方的东西对中国并没多大用处，同意派出一批幼童到西方留学。第一批留学者回国后，慈禧召见了他们，她不问别的，只把手中正拿着的水烟袋一举说：“你们说说，这个东西用洋话怎么讲?”留学生们在国外哪里学过这个，结果大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慈禧以少见的宽厚挥挥手说：“都下去吧!”从此，慈禧有了反对效法西方进行变法的有力证据——“洋话连水烟袋怎么讲都没有，还能有什么用?”不过留学生还在派，这毕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好处。但这些朝廷花钱派出去的人，越学越痛感腐败的大清王朝必须推翻。这真是个有趣的悖反定律。
嘉树向牛尚周、温秉忠吐露了自己求学的志向，二人深感这样一个海岛山村出来的穷孩子，又经过几年的店伙生涯，竟没有消磨掉进取向上的锐气，实属可贵。他们鼓励说，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否则一辈子站在柜台后面称茶叶，活着也只不过类似于行尸走肉。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有机会就聚在一起讨论个人的命运，讨论国家的前途。嘉树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终于不甘再沉寂，他要采取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行动了。
1878年仲夏，一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黄昏，嘉树偷偷溜上一艘叫“科尔法克斯”号的缉私艇。在驶离波士顿港口30海里时，嘉树被一个海员发现。他被带到查尔斯·琼斯船长面前。私自爬上缉私艇，是要按走私犯派到船上的暗探处理的，要被扔到海里喂鱼!
几年海外谋生的磨炼，使嘉树很快镇静下来。他不卑不亢地讲了自己逃离舅父小店的原因以及求学救国的计划。查尔斯·琼斯船长很是惊愕，决定收留嘉树并帮助他实现理想。琼斯是一个基督教徒，也是林肯的热烈崇拜者，他希望把他的人生信念都移植给这个中国少年。
1879年1月，船上有了一个空额，在琼斯船长提议下，所有船员一致同意让嘉树来顶替。
查尔斯·琼斯用“查尔斯·沈”的名字给嘉树作了登记，并且把他的年龄虚报成16岁，因为这是船员最低的合法年龄。从此嘉树成了美国财政部税务局一名领取工薪的正式船员。这页最原始的登记现在还保存在美国档案馆里，登记的准确时间是1879年1月8日。至于为什么用“查尔斯·沈”这个名字，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美国人听中国人名走样所致，有人认为是为了逃避舅父的追寻。但明显的是嘉树对这个名字并不太满意，后来他把当时使用的“SUN”(沈)拼写成SOON(松)，回国以后才拼写为“SONG”(宋)。后来，他为了表示对查尔斯·琼斯船长的感激，干脆改名为查理，但他的中国姓是不愿改变的。
宋查理在缉私艇上一方面为美国政府恪尽职守，一方面抱着将来报效祖国的志向，宁愿多吃苦，也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培养了良好的军事素养。这种素养使他形成了办事雷厉风行、严格遵守时间的良好习惯。而这些良好习惯在辛亥革命时期都直接派上了用场。
1880年1月是船员退役的季节。由于宋查理在艇上的突出表现，他被批准再服役一期。四个月后，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查尔斯·琼斯船长被调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尔顿。 第3节：宋庆龄不姓宋？3
琼斯船长曾答应这一期服役期满就送宋查理进美国大学学习。他的突然调动不仅使宋查理失去了一位好上司好老师，而且日后入学的希望也变得渺茫了。宋查理一连两个月闷闷不乐。他写信给琼斯，久久没有回音。
正当宋查理完全陷于绝望之中时，他收到了琼斯船长的回信。原来，琼斯一直把宋查理求学的事记挂在心。他先写了信到华盛顿，请求他的上司允许查理提前退役，获准以后，他又拜托朋友，对查理的未来作了周密安排。
宋查理顺利到达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尔顿，琼斯把他介绍给了阵线街卫理公会教堂的头面人物穆尔上校。分别的时候，宋查理一再向琼斯船长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琼斯船长却摇着大手表示不必客气。他认为帮助这样一个有志气的男孩，将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光荣。琼斯拿出许多礼物送给宋查理，但宋查理只要了一本关于林肯的小册子。这本书以后一直伴随着他，直至临终。
穆尔上校对宋查理的未来有他独特的考虑，这就是把他培养成一名神职人员，然后送回中国去传播基督的教义。当然，这样宋查理必须先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1880年11月7日，宋查理的洗礼在阵线街卫理公会教堂隆重举行。一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天朝人”要皈依基督，这使教士教徒们大受鼓舞，他们纷纷赶来目睹这一庄严的场景。
穆尔上校找到百万富翁朱利安·卡尔请他资助宋查理学费和生活费。他又找了圣三一学院院长克雷文，要他破例录取一个没有中等甚至没有初等学历的中国人进入他的大学学习。克雷文院长虽然感到有些不符合学院的规矩，但他也为能培养一个中国人回国传教而鼓舞，欣然决定排除困难予以接纳。
1881年，宋查理作为圣三一学院的特别预备生注了册。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宋查理住在甘纳韦教授家里，而他的学习却安排在克雷文院长家里。对宋查理来说，这样安排是十分有益的。克雷文院长夫人是一个优秀的家庭教师，她自动担负起辅导宋查理功课的任务。她对这个勤奋的中国年轻人很快产生了好感。
对宋查理来说，虽然进入神学院并非他的初衷，但他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曲折，终于能够跨进大学之门，受到正规的教育，也实在是可喜可贺了。他对时光的珍惜如同黄金，抓紧分分秒秒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每一个帮助过宋查理的美国人听到他刻苦学习的情形后都喜不自胜，认为他们帮助这个中国孩子是办了今生今世最聪明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进入圣三一学院以后，宋查理自感已经迈上了他理想的大道。直到这时，他才写信给当初鼓励他勇敢求学的挚友温秉忠和牛尚周。二人接到他的信当然欣喜若狂，立即启程到圣三一学院看望他。三人重逢，查理已从一个初谙世事的男孩长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举止风流，谈吐文雅。他们都为对方的志气才华所吸引，聚在一起彻夜长谈。消息灵通的牛、温二人向查理介绍了国内的形势，清政府软弱腐败，同帝国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朝廷内贪污行贿，人才得不到重用，就连派到美国的督学官也是昏聩无能。他们认为必须改变国内的政治形势，中国才能像西方一样富强起来。他们约定眼下多学知识，争取早日回国，去干一番事业。
宋查理也给他日夜思念的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他现在的情况。由于中国当时通讯条件落后，他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身份，请求正在上海传教的美国人、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帮忙把信转到海南岛他的家乡。但直到他回到国内也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后来他才知道林乐知教士并没有把他的信转去。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一个中国人只要信奉了基督，就应该得到帮助，种族的偏见和歧视在一些人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
进入了青春期的宋查理学会了打扮自己，他穿着体面的哔叽西服，头发剪得长短适度，脸上时时荡漾着青春的笑容。按西方人的标准来说，宋查理漂亮得让人感到意外。加上他那东方人天生的聪明和豪爽举止，使许多豆蔻年华的美国小姐十分着迷。宋查理当然也乐意同她们交往，使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
与宋查理交往最深的可能要算腰细腿长、金发碧眼的埃拉·卡尔小姐了。她的父亲是资助宋查理上学的朱利安·卡尔较穷的堂兄，在学院教授希腊文和德文。在埃拉的怂恿下，她的父母经常请宋查理到家做客。好事往往在最不相宜的时候被搅散，正当二人沉浸在甜蜜的热恋中时，被埃拉的母亲发现了。可以想象她当时的怒不可遏，她把这件事情看做一桩丑闻，把宋查理视为丑闻的主角，采取了行动。
宋查理无法再在圣三一学院继续他的学习。但穆尔上校确信，这个年轻人志向远大，确是回国布道的一块好材料，他不会过早地沉湎在温柔梦里，被透过榆树间飘来的琴声所迷醉。穆尔上校再度出面，宋查理被安排到远离此地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神学院继续学业。穆尔认为，这里和圣三一学院相比是更有利的学习环境。
离开钟情于他的姑娘，也离开非难之声的包围，宋查理是亦忧亦喜。不过这件事使他对美国的人情世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此他与美国姑娘的交往严格限制在最正常的范围内，并且打消了娶一个美国女子做妻子的念头。后来的三年，他在学校一心一意读书，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了学业。
当时的美国，无法无天的西部正在对华人采取狂暴行为。随着白银所带来的繁荣的结束，经济衰退在19世纪80年代席卷了整个西海岸。制造商们转而雇佣华工，因为“天朝人”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作为报复，居心叵测的报纸主编和政客煽动失业的白人掀起“黄祸”狂热，各地的唐人街相继被烧。白人招安维持会组织“剪辫子会”，他们不仅剪掉中国人的辫子，而且掀掉他们的头盖骨。美国到处发生灭绝人性的砍头事件，成千上万的在美华人纷纷逃避白祸，美国西部的华人从11万急剧减少到6万。宋查理旅行途中，这场大屠杀达到了高峰，他靠了偶然的侥幸，没有做了暴徒们的刀下鬼。他匆忙结束了旅行，在旧金山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驶往上海。当年的嘉树，今日的宋查理，在海外浪迹10年之后，带着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思想，带着基督的福音，从大洋彼岸归来了。 第4节：名门名媛1
名门名媛、明代大教育家徐光启后裔的母亲
给了三姐妹过人的容颜和气质
宋查理在上海与牛尚周、温秉忠重逢了。叙旧谈情是少不了的话题。
牛尚周在上海电报局担任技术官员。温秉忠回国后也安排在了黄浦江畔，当上了冠服堂堂的海关官员。二人刚逢花烛之喜，娶的是中国最古老的基督教家庭中的姐妹二人。现在那个家庭还有个三女儿待字闺中，二人从遇到宋查理的那一刻起，就打算把这个小姨子介绍给宋查理。这样，留美时三个最好的朋友，就成了一个老泰山门下的“一担挑”。
牛尚周、温秉忠要介绍给宋查理的姑娘名叫倪桂珍。倪桂珍的母亲是明朝有名的教育家宰相徐光启的后代，上海的徐家汇就是他们家的祖业所在地。这家人从利玛窦初到中国传教时就信奉了基督教。倪桂珍一共姐妹三人，大姐倪桂清，二姐倪桂姝。小时候母亲要她们缠足以适应三寸金莲之美。由于桂珍发高烧，缠足被迫停止，她就留下一双天足。桂珍的两位姐姐出嫁以后，父母便为小桂珍的婚事发起愁来，因为她的一双大脚，当时中国的绅士们是无人肯去求婚的。倪桂珍爱好学习，5岁开始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汉字书法，8岁上布里奇曼女子学校，14岁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进上海佩文女子中学，17岁中学毕业。她不仅学习成绩好，还会弹钢琴。钢琴那时可是不多见的洋玩意儿，会弹钢琴的中国女子更是凤毛麟角。
倪桂珍秀外慧中，竟被一双天足害得成了找婆家的“困难户”；宋查理满腹经纶，但因语言穿扮不入俗流在中国找个妻子也不容易。牛尚周、温秉忠都认为这两人非常般配，是天造地设的一段好姻缘。因为他们的优点对方都会特别欣赏，而常人非难他们的所谓缺点，他们彼此也会看做难得的优点。
温秉忠根据他们二人的情况和当时社会风俗，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宋查理陪他们去教堂，因为倪桂珍在教堂唱诗班教唱赞美诗。在这里两人不必说话却可以看清对方。如果双方满意，再由宋查理向倪家正式提出求婚。那个礼拜天，宋查理看到的是一位令他耳目一新的美人。只见桂珍小姐脸颊丰满，秀眼温柔，齐崭崭的刘海，可爱的浑圆发型，头后梳个发髻，上面插一串熠熠生辉的珍珠。她的容貌特征完全不同于西方时髦女郎的那种妖冶艳丽，倒是一种东方古代仕女的典雅俏丽。宋查理一见钟情，喜不自禁。桂珍小姐看查理也是一身英雄豪气，虽然个头不高，却有一种“气岸遥临豪士前”的大丈夫风度。她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两位当事人满意了。当天下午，牛尚周、温秉忠趁热打铁，向岳母大人介绍了宋查理的优秀人品。正为女儿的终身大事犯愁的母亲听到两位乘龙快婿一齐保举，想必错不到哪里去，她假说考虑考虑，过了几天，也就愉快地宣布了她的同意决定。
1887年仲夏的大上海，宋查理闪电般的婚礼在坐着不动也会出汗的季节里举行。婚礼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由于宋查理在上海还没有多少朋友，他的父母亲戚远在海南无法及时赶来，中午就由倪家出面举办了传统的婚宴。数以百计的亲友和宋查理并不认识的其他有势力的头面人物都来贺喜。这些人是通过商业、金融、军界以及朝廷里熟人同宋查理新结亲的岳家有来往的重要人物。结婚对于查理来说，等于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微微开启。
婚礼之后，宋查理带新娘到昆山度蜜月。蜜月实际上是他们恋爱的新篇。每月15美元的薪水显然不足以维持这个刚刚开始的家庭，幸而倪桂珍从娘家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她甘愿拿出钱来与宋查理共享。他们不时回上海小住，宋查理社交的圈子发生了变化。他进入了上流社会，可以充分利用倪家和牛温二位姻兄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各种有势力的人物广泛交往。这些正是宋查理打拼时代所必需的后盾。没有宋查理的长袖善舞，就不会有宋家子女的出人头地；同样的道理，没有倪桂珍的“帮夫运”，宋查理也不可能飞黄腾达。
倪桂珍为宋查理带来了好运，结婚后第二年，宋即升为正式牧师。1890年宋查理停止巡回布道，成为上海郊区川沙地区传教士。宋查理颇为能干，头脑清醒，反应又快、观察力敏锐，他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牧师，更清楚如何拓展地盘，他以神职工作为中心，开创了一个多元化事业。他为美国圣经协会当代理人，代售《圣经》及其他宗教书刊；他加入美华书馆，成为有经营权的股东；他大量翻印中文《圣经》，为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和一些宗教团体承印书籍，获取优厚佣金，并秘密印制反清文化宣传资料。美华书馆成为当时东亚最大的出版社之一。
宋查理一面传教，一面做生意，亦即一手捧《圣经》，一手握钞票。他担任上海福丰面粉厂经理，从海外进口机器，从而成为上海“第一个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也是第一批拥有重型机械的中国企业家之一。生意愈做愈大，宋查理有钱了，生活环境大大改善了。他是个大忙人。做生意对他是个挑战，他热爱这种挑战，牧师工作已不再适合他，他更适合做买办。他向教会提出辞呈，他只要做一个虔诚、热心的基督徒，但不再担任牧师职务。
宋查理的天赋本来就使他不安心于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传教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精力充沛，天性好动，加上他在缉私艇上练就的擒拿格斗功夫，他还爱动不动与人争斗。当初那些企图把他培养成一个终生传教士的人，如琼斯、穆尔、卡尔、马克谛耶等，都是一些善于处世的人，他们仅仅看到了他的聪明、机灵、多才多艺，以为他可以按他们的愿望塑造成型。殊不知这个海红袍的小同乡，内心深处最本质的品性却是胆大包天、旁若无人、蔑视传统。婚后的宋查理在适宜的环境里，这种勇于打破规章的天赋日滋月长，逐渐成为他性格的主流。而这恰恰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可宝贵的品格。当时旧秩序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温良恭俭只会让自我窒息。 第5节：名门名媛2
1888年，中国社会动乱频频、狼烟四起。春节前后，宋查理正式加入了上海一个势力不小的秘密会社，开始从传教士向革命者过渡。他在美国接受的林肯的思想替代基督的教义而占据了上风。
宋查理加入的是以反抗满族统治为宗旨的三合会。当然，这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加入的，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三合会在外一般称为红帮，它是在中国最有影响、最耐人寻味的组织之一，上海是它的老营。上海的当权人物中，多数都秘密加入了这一组织，否则就无法在此立足。宋查理的加入是由于牛尚周、温秉忠的介绍。他们既然非常慷慨地使宋查理进入了他们的家庭，也就有必要把他带入现实世界。从这时起，宋查理大多数最密切的同事都是红帮的爱国成员。
宋查理在宗教活动和企业上的成功之路，大大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步入社会名流。为了反清事业的需要，1892年他在广州创设基督教青年会时，经由陆皓东介绍认识了孙中山。从此反清救国成了他们的共同志向。他以做生意为掩护，以金钱资助革命。他的智慧和见识使他成为中国最早的民主先驱者，同孙中山齐名。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宣誓就任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时，宋查理一家同车前往。典礼时，宋家四人均坐前排，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显示了宋家与总统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长女宋霭龄在父亲的举荐下，担任孙的英文秘书。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后，次女宋庆龄又成了孙的秘书。
更重要的是宋查理和倪桂珍生下三女三男六个子女，是他们的荣耀和财富。
“名门闺秀”倪桂珍的相貌和气质遗传给了她的三个女儿，“三姐妹”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也承享了父亲的财富。同时这六位子女为日后的“四大家族”中的宋氏家族，抑或“宋家王朝”的基本成员，在民国舞台上浓妆艳抹了一回。
宋查理于1918年5月3日因胃癌去世，享年52岁。13年后，夫人倪桂珍也驾鹤西去。1932年8月，宋家六个子女合葬双亲于上海万国公墓。有父母亲在此，今后六个子女也将葬在这里，遗憾的是只有二女儿葬在父母亲的脚边，其他的都没如愿以偿葬到这里。应该说这是宋家王朝悲剧！不是吗，也应该说是海峡两岸的悲剧！
宋查理开创了宋家王朝，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联姻则为这个朝代添加了耀世的政治光环。美国《内幕》杂志专栏作家约翰·根室曾经说，宋庆龄“无疑是宋家最重要的人物，因宋家的一切势力皆是经她发展扩大，如她未和革命之父结婚，其余的姐妹和弟弟就不会有今天”。
宋家教子成才的最大法宝：
美式教育、圣经故事、幽雅环境、民主气氛、音乐空间
台湾的作家黄瑞田在研究宋氏三姐妹成才的结论时说：“时代造英雄。三朵金花，那么艳丽，她们不仅是中国的妇女领袖，亦为世界妇女领袖。高素质的父母才能培养高素质的子女。宋家教子有方，这个方就是美式教育、圣经故事、幽雅环境、民主气氛、音乐空间。”
宋查理信仰基督教，又从美国带回了林肯的民主思想，他时时想着美国幽雅的环境。为了培养孩子，在宋庆龄出生后不久，他即在上海郊区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准备建造他的新家。他对地点的选择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国外养成的怪癖的表现之一。当时的上海，是个地道的“万国总会”。自从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这里的大门之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就一批一批地涌到这里，或是想大发横财，或是来寻欢作乐。中国各地人口也向这里辏集。官宦、商贾、财主带了资本来这里经商，破产的农民到这里打工谋生。人口的高度密集，又滋生出不少流氓阿飞、大盗小偷，有的相互勾结发展成黑社会团体。由于缺乏统一管理，治安相当混乱。外国人出门要自带火枪，有地位的中国人则随时带着保镖。至于建房，有钱的人选址时尽量靠近外国领事馆，以求得到庇护。宋查理居然要建在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当中，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有远见卓识的。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很有现代的别墅味道。自己的房子建好后，他又为牛尚周、温秉忠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购买了地皮，帮助他们建房，这一带很快发展起来。十几年后，这里的房屋纵深已有好几公里，他门前的大街称为东有恒路。他搬往别处后，当初在廉价的地皮上建造的这所房子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租金收入。当然那是后话。他最初在这里建房时，四周确是一片田园风光，他是出于为孩子们提供一处适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考虑而特意这样做的。
宋查理设计的是一所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建筑。房子建在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快到门口时又向远处绕个弯再拐回来，很有点风水先生们讲究的“砂环水绕、灵气所聚”的味道。小河上，一座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指引着进门的路径。门两边延伸出一溜不高的石墙，墙身被涂成深黄色，与四周绿色的田野相映成趣，充满诗情画意。院内有两幢房子。前排是二层楼房，底层有宋查理的书房、餐厅，配有红木方桌和立式小凳的中式客厅，摆设着钢琴、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的西式客厅。沿着油漆锃亮的木制楼梯可以登上二楼。楼上宽敞的游廊显得气派不凡，尽头通向一个宽阔的凉台，可供一家人露天就餐。楼上的房间是舒适的卧室和浴室，还有孩子们的游艺室。每间卧室里都是精美舒适带有弹簧的美式沙发床。浴室里安装着考究的苏州澡盆。这种盆外面镶着名贵的柚木龙雕，里面是洁白如玉的釉质陶瓷。盆里装有冷水龙头，热水要在楼下烧好提上来。在电没有接来之时，整个房间的取暖由煤气加热炉供给。这在当时是相当豪华了。后面一排平房是厨房、贮藏室和佣人住房。房后有一个菜园，自己栽种蔬菜。宋查理还从美国订购了棕榈等他喜爱的植物，对房前屋后进行了绿化美化。
新宅坐落在远离市嚣的郊外，环境颇为宁静，常使宋查理回忆起当年在美国北卡州的日子。在美国八载，宋查理深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的熏陶，他对中国教育是陌生的，也可以说是不信任的，他知道中国必将在西潮的冲击下逐步脱离旧社会和旧文化的阴影。他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打天下，他的美国背景对他是一大助益。他的买办思想使他深深了解到“美国关系”的价值以及美国教育的实用。于是，他下定决心，他的六个子女都必须接受最好的美国教育、道地的美国教育。他决定送他的六个子女留学美国，就像他当年在北卡州三一学院和田纳西州范德比特大学就读一样。因此，他的六个子女陆续到美国念书，每个子女在美式教育的培养下，思想、生活、处世和待人接物都变得相当美国化，英语成为宋家的第一语言，上海话居次，虽然他们的祖籍是海南岛，却没有人会说广东话和海南话。对于多年异乡漂泊和回国后租住农民草房的宋查理来说，新宅真是一所天上的琼楼玉宇，人间的王侯宫殿。 第6节：宋家教子成才的最大法宝1
就在虹口郊区的房子里，1894年宋查理继两个女儿之后，喜得贵子宋子文。一连几天，查理沉浸在得子的欢乐中。得子之喜更激发他为孩子的未来争民主争自由的行动。他的印刷厂日夜开机，在印刷《圣经》的掩护下，勇敢地承担了为革命团体印刷宣言、通告、传单，甚至债券、金币票和委任状的任务。他没有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对女儿的成长步步都注入了自己理想的因子。
1891年以来，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把各地教堂围住，向教堂吐唾沫，进行抗议的呼喊。花花绿绿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日耀武扬威的传教者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追打。传教士们惶惶不安，一些有钱的教徒生怕财产受损，纷纷退教。接着，不断传来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美、英、法等国一面以保护传教为名，开来军舰，一面敦促清廷派兵镇压。
宋查理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洋教，但又不赞成对群众动武，便亲自到一些地方进行考察。结果他发现主要是教会权力过大，“权力使人腐化”，看来但丁说的一点不错。一些教会依仗外国势力，干预中国行政司法。传教士写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让县官把无辜的农民判处死刑。一些传教者为非作歹，奸污妇女，霸占良田，这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考察回来，查理向美国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博士建议，不要急于动用武力，应该首先由教会作出反省。林乐知非常不满。软弱的清政府采纳了林乐知等人的意见，对反教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查理认为林乐知的行为违背基督教义，又一次激烈地争吵之后，查理宣布脱离美国监理会，辞去该会神职，独立传教。林乐知对查理的反叛行为十分震怒，他一面组织教会人员对查理进行审判式的辩论围攻，一面密奏上海道台，揭发查理的反清言行，使查理和他的家庭处于阴谋和暗算之中。
一天，宋查理带着不满两岁的霭龄在游艺室玩耍，忽然一块砖头飞向窗户，“咣啷”一声，玻璃被打碎了。这显然是受人指使的暴徒向查理进行威胁。对这声响查理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小霭龄已经把手中的布娃娃用力抛向了窗户。查理被小囡及时的还击行为逗乐了，十分赞赏女儿类似自己的斗士天性。他跑过去捡起布娃娃，对小霭龄说：“掷得好，掷得好！像这样，再掷得有力些！”一边说，一边给女儿又做了示范。
小霭龄一天天成长，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温柔腼腆，逐渐露出了一股类似查理桀骜不驯的个性。她爱说爱闹，很不愿意服从别人，常常流露出一种造反精神。尤其是孩子中她是老大，更喜欢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成为一帮孩子的班头领袖。
在宋霭龄之后相继来到世上的是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1900年以后又有子良、子安出生。当后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宋查理已渐渐发展成百万富翁，同时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没有多少时间同他们相处，结果只有1890年前出生的几个孩子成了灿烂夺目的人物。这些孩子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遗传的因子和成长的时代环境以及幼年接触的事物却略有不同，这使他们的性格各自显出不同的倾向。
宋庆龄是这群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宋家的其他孩子都长得身矮体胖，惟独宋庆龄修长苗条，她的皮肤细嫩，看上去是那么娇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嘴唇微翘，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思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为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的苦难而伤感。她谦和、文雅，与霭龄和美龄骨子里的那种自命不凡、傲气逼人绝然不同。她办事有条不紊，就是在梳妆打扮上也很容易显示出来。幼年风风火火的霭龄和被娇惯得不成样子的美龄都是把头发匆匆忙忙地往后一掠了事，只有宋庆龄精心地梳理。她在前额上留一绺刘海，再把脑后的秀发用一条色彩鲜艳的缎带扎住，蓬蓬松松地垂在脖子后面，显得是那样清纯美丽，惹人喜爱。
宋美龄是家里的小霸王。她小时候长得特别胖，冬天让厚厚的棉衣一裹，简直就成了球形。她得了个“小灯笼”的绰号。由于三姐妹中她最小，两个姐姐都让着她，她还是三姐妹中惟一有个哥哥护着的幸运者，加上父母总是宠着最小的，美龄因此而忘乎所以。她自以为天生高人一等，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她只崇拜霭龄，在霭龄发号施令时，她静静地观察，好像在准备随时接替这个角色。
宋子文是惟一受过宋查理特殊熏陶的男孩。他的身材矮小结实，性情活泼。他有许多地方同霭龄非常相似——坚忍不拔、富有进取精神。与霭龄不同的是，他富有幽默感，谈吐风趣，与他相处使人感到轻松愉快。
霭龄以大姐的身份，对弟妹关心爱护。她办事专心致志，虑事周全富有心计，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使她在弟妹们面前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童年时期，这群各具特色的孩子聚集在霭龄的旗帜下，由霭龄率领在游艺室里，在宽敞优美的院子里，在风景如画的田野上，打闹嬉戏，胡乱折腾。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玩耍，却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和加固了彼此之间的手足之情。直到成年之后，除了宋庆龄由于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他们分道扬镳外，其余弟妹仍把霭龄奉若神明，惟她之马首是瞻。当宋家子女作为一股强劲的势力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后，由于查理去世较早，城府很深的霭龄就成了他们的掌舵人，她是宋氏家族真正的领袖，是这个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里说一不二的国王。
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她严格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勤俭持家，严厉地管教孩子。她不允许孩子们进行跳舞、赌博，认为是不体面的娱乐活动，不放纵他们的任何越轨行为，哪怕仅仅是由于儿童好奇的天性和缺乏自控的能力。霭龄的性格使她常常和母亲发生尖锐的冲突，但母亲和那时所有的老太太差不多，绝对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任何企图对她的反抗都被她严厉地压制下去了。这些零零碎碎发生的琐事，给霭龄的心灵罩上了一层阴影，直到成年之后还不能忘怀。在她自己做了母亲后，她对自己的孩子采取了完全放纵的政策，任由他们随着个人意愿发展，结果闹出了许多乖张之事。不过幼年的霭龄也有她对付母亲的办法，何况她还有父亲的撑腰，她的童年仍是有声有色、充满欢乐的。 第7节：宋家教子成才的最大法宝2
宋查理由于长期在美国生活，养成了终生喜吃西餐的习惯，所以倪桂珍不得不认真学做西餐，并且成了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虽然查理发财以后，家里雇用了专职的厨子，但倪桂珍仍经常亲下厨房。她还把女儿们召集起来，向她们传授美式烹调的奇特花样。文静的庆龄和活泼的美龄都在母亲手把手的教导下，成了不错的厨师，甚至在她们成了第一夫人后，遇有重要的客人，她们还会亲下厨房，做一两样精致的食品招待客人。惟有任性的霭龄不喜欢母亲的传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总是毛手毛脚，不是碰翻了盆子，就是烫伤了手指，以致母亲传授了几年，她还是一技无成。惟一勉勉强强说得过去的，是她的美式烤鸡，也就跟美国最偏远的乡村里家庭主妇烤鸡的味道差不多。
刺绣是当时中国女孩的必修课，那纤纤玉指上下舞动，用五光十色的彩线在美丽的丝绸上绣出的花卉、小动物、山水云树，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精美、最撩人情怀的工艺品。女孩刺绣不仅在于它的成品可以装饰鞋子、枕头，有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可以陶冶女孩们的性情，使她们变得温柔贤惠勤劳，激发她们的爱美之心。古代把刺绣称为“女红”，也即“女工”，把它与妇德、妇言、妇容并列为女子的“四德”。倪桂珍自己喜欢读书，针线活不行，可她却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门技艺。她给女孩们雇了一位刺绣师傅，那是个针线活做得相当好又有些文化的寡妇。霭龄的天性使她对这种静坐半天才能绣一条花边的工作感到沉闷无聊，她一点儿不愿意学这活计，又不敢对抗母亲，就设法捉弄教刺绣的师傅。在上海方言里，“女工伙计”与“女叫花子”的发音非常接近，霭龄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做文章。她还把自己的发现悄悄教给庆龄和美龄，每天刺绣一开始，三个女孩就轮流把这位女工伙计喊做女叫花子，然后问这问那。每一个人叫一次，其余两个就笑个不住。开始这位女工伙计不明原因，后来她终于发现了她们的秘密，就怒气冲冲地去找倪桂珍，揭发了霭龄对她的羞辱。母亲把霭龄叫来，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她说一个女孩子玩这种把戏，简直太没有礼貌，太违反基督的精神。她甚至要对霭龄进行肉体惩罚。幸亏宋查理及时赶回了家，他听了这件事，呵呵一笑，把霭龄保护了起来。他说针线刺绣之类，不学也罢，既然只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绣品，倒不如给孩子们腾出时间多学点更有用的东西。从此，母亲再也不要求霭龄刺绣，直到成年后，霭龄还自豪地向人炫耀自己的胜利，并且自称她一生也缝不直三针线。
一有时间，霭龄就喜欢到大自然中寻找乐趣。她率领弟弟妹妹故意放着大门不走，而爬上不高的院墙，再翻下来跑到外面，像越狱的囚犯逃跑，或者像飞檐走壁的江湖大盗，追求这种刺激的欢乐。他们跑到农民的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踩倒大片的庄稼；到农家庭院附近的果树上，偷摘未熟的青果，糟踏掉农民收获的希望。开始由于宋查理经常帮助他们，附近农民都隐忍不讲，后来在霭龄率领下的这群孩子越来越像一帮小匪徒，闹剧愈演愈烈，几个农民终于踏进查理的家门，向他们的母亲告状。孩子们早吓得藏在后院的角落里不敢出来。母亲为了安抚这些邻居，决心当着他们的面教训自己的孩子。就在她遍寻不见的时候，查理又一次及时回了家。他详细询问了邻居的损失，向他们赔偿了远远超出损失数量的金钱。查理还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君子协议，就是要求乡民们不要惊吓他的孩子，凭他们自由玩耍，如果糟害了谁家的东西，只要报来损失数量，他都加倍赔钱。乡民们虽然满意这种解决办法，但他们对此不能理解。
宋查理从后院把孩子们找回来，看到他们疑惧的眼神，就安慰他们没有什么，玩耍是儿童的天性，今后只管放心大胆地去玩。他还告诉孩子们，问题都已解决，今后再不会有人威胁他们。为了打消孩子们的疑虑，查理把霭龄抱起来亲她的脸蛋，接着又挠她的胳肢窝，只挠得霭龄满院子跑，其他孩子看得哈哈大笑。查理把霭龄叫做“撒旦小羔羊”。“撒旦”在基督教故事中是专同上帝作对的魔鬼的别名。但在《圣经·约伯记》中则说，撒旦也是上帝的使者之一，在得到上帝许可后对人进行开窍。查理把孩子们叫做撒旦小羔羊，明确概括了他的无为教子和他对女儿行为的欣赏与纵容。
在宋查理的庇护下，撒旦小羔羊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张扬。在所有孩子中，霭龄同父亲一起相处的时间最多，受父亲的影响最大，两人的志趣也最相投。查理喜欢唱歌，他的嗓音纯美洪亮。霭龄显示出同父亲一样的才能。黄昏的时候，她常和父亲一起唱二重唱。她向父亲学的歌曲多是查理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时学到的美国歌曲，因此她对西方音乐比对中国音乐更熟悉。庆龄和美龄则倾向于母亲，向母亲学习了刺绣、绘画和钢琴。
受过西方教育的宋父，知道知识对国家的重要。要投身革命，仅靠自己一代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孙中山的革命失败后，作为有先见之明的宋父，已把目光放得更远，把培育目标转移到孩子身上。再加上“三姐妹如花似玉，人见人夸”，更坚定了他对孩子培养的信心。继霭龄之后，宋庆龄7岁时，宋父把她送到中西女塾上学。
该学校的课程设置，有语文、英文、历史、地理、宗教、刺绣及烹饪等。除语文课外，一律都用英语教学，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而且由美国的教师讲授。 第8节：宋家教子成才的最大法宝3
由于该校的英语教学一直坚持高标准，在家庭中又有父亲的辅导帮助，使宋氏三姐妹受益匪浅，为她们日后都能够操一口令人羡慕的流利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姐妹的英文口语，还各有特点：霭龄的低沉流畅，庆龄的文雅甜润，美龄的悦耳动听。
宋查理夫妇所以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先后送进这个学校，显然如海淑德教师所指出的，是由于宋查理早年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希望自己的女儿在这里受到完全西式的正规教育，并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的熏染。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交通落后，当时由汉口路到虹口宋家住宅有很长一段路。寄宿于学校，可以使她们像父亲那样，从小就培养独立生活、个人奋斗的精神。此外，由于该校是慕尔教堂的一部分，而宋查理是慕尔教堂主日学校的校长，每逢星期日，他都同妻子一起来参加教堂的礼拜，这样也便于对女儿们的照顾和点拨。
宋庆龄从小爱好学习，读书非常用功，常在天色很晚的时候还在读书。父亲劝她休息，她回答说：“把功课复习好，我才快活。”她还勤于动脑，独立思考，对一时不理解的问题或不能苟同的传统观念，大胆怀疑，进行探索。学校里每星期三晚上都从社会上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客人来主持宗教讨论会。有时宋查理夫妇也来主持会议。讨论会鼓励孩子们提问题，经过公开的讨论，解决她们信仰上的疑难问题。宋庆龄常常踊跃地提问。对此，妹妹美龄很不理解。有一次星期三晚上讨论会结束后，她生气地责问宋庆龄：“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问题?难道你不忠实信仰?”宋庆龄只是莞尔一笑。
当时小宋庆龄爱留短发，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讲究穿戴。她特别喜爱英语和文艺。她生性文静腼腆，在文艺演出时却很大胆，演技颇好。她曾参加该校低年级的一次期终演出，在剧中扮演一位公主，这位公主后来被加冕为皇后。宋庆龄的演技，博得在场教师和家长们的赞扬。演出结束后，宋查理的一位朋友登上台高兴地叫喊道：“这样一来，宋先生就是皇后的父亲，国王的岳父了!”当年的这个笑话，想不到与后来宋庆龄嫁给大总统孙中山成为国母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据文字记载，举办周日晚会已是宋家惯例。同时也看得出，这是宋查理教育熏陶孩子的一种刻意的安排。歌舞最能为儿童所接受。渐渐地，在这个欢乐的家庭里，人各有志，宋霭龄继承了父传——唱歌，宋美龄学会了跳舞、作画，而宋庆龄则继承了母传——弹琴。唱歌、跳舞、弹琴都是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的。从小看大，日后，这种无意的选择也影响了她们各自的性格。唱歌使霭龄泼辣，跳舞使美龄活泼，而弹琴则使庆龄内向深沉。这种性格又使其在动乱的社会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霭龄爱钱，美龄爱权，庆龄爱国”，此话自有一番道理。三姐妹如洛阳牡丹，各有风韵，令世人敬仰。成年后，政治变迁人生沉浮时，三姐妹时常沉浸在童年的欢乐回忆中。
晚会陶冶了她们的情操，晚会给了她们施展才华的机会，晚会使她们成为大家闺秀，晚会又使她们与害羞胆怯绝缘。同时，三姐妹的性情也在晚会中孕育。虽然政治把她们分开，但这种姐妹亲情却在她们陷入隔离痛苦时，用琴声、歌声、舞姿来表达。据说宋美龄60岁已告别“舞台”。可是，宋庆龄则不同，直到晚年她的卧室兼办公室里，还摆着一架古色古香的钢琴。工作一天后，在寂静的夜晚，关上门来，弹奏一首首贝多芬的乐曲和美国西部民歌，寄托自己的情思，也是对父母以及姐妹的一种深情的怀念，成了她高尚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父亲的安排，三姐妹和三兄弟都要步父亲后尘，到西方接受最好的教育。
宋庆龄和宋美龄初入学的这座学校坐落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的一个小镇西部，与田园接壤。校园里绿树成阴，环境幽雅。与其说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是一座公园。该校为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其丈夫是俄国人。早在1906年宋父在美国筹款时，曾随温秉忠来过该校参观访问，波特温小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给宋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宋父向波特温小姐提出让两个女儿来学习之事时，波特温小姐当场应允下来。
宋庆龄和宋美龄随姨夫温秉忠向波特温小姐报到后，着实使波特温小姐吃惊的是，查理竟还有这般美丽的两朵金花!姐妹俩个头差不多高，如同仙女下凡一般，备受波特温小姐关照。
“两朵中国金花”置身于校园，学校师生间也着实掀起了一阵波澜。他们以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对亲姐妹。两姐妹也给师生们留下了迥然不同的印象：宋庆龄庄重、文静，再加上她年龄比其他同学大的缘故，一般不参加“那些小孩子玩耍和嬉闹”；而宋美龄天生的活泼和欢跃，而且有点男孩子般的淘气。也许正是这些，她比姐姐宋庆龄人缘好，大家都愿意和她一起玩。
两姐妹担负父辈的使命，一进校园就如饥似渴地埋头于功课的学习中。迎着晨曦，校园的树林深处，常有她们背诵单词的身影；萨密特市图书馆闭馆铃声已经敲响，姐妹俩仍不离开位置，馆员路易丝·英里斯催了几遍，她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英里斯事后回忆此事时，感叹地说：“宋庆龄——严肃的那一个，贪婪地阅读着成年人看的小说和其他政治书籍，而跟她一起的那个女孩，对这类读物兴趣索然，她喜欢《兔子彼得》一类的童话故事。”(《萨米特先驱报》1942年5月21日) 第9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1
宋父有话在先，美龄贪玩，让宋庆龄多管教她一点。父亲的话应验了，美龄着实使宋庆龄操了不少心，好在她能听姐姐的话。
两姐妹在萨米特市度过了一年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后，1908年9月5日，宋庆龄如愿以偿，考入了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她又把美龄安排在离自己较近的避暑山城德英雷斯特的皮德蒙特学校，住在霭龄一个同学的母亲英斯夫人家中。
每周礼拜日，宋庆龄都要带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来看美龄，常和霭龄碰到一起。三姐妹相聚，手足亲情，异国思乡的愁云代之以歌舞、谈笑风生……后来三姐妹因政见不同而分手。但这段姐妹亲情，常在她们回忆中出现，令她们感慨，甚而痛不欲生。她们真正地感悟到：思想虽有分歧，世界贵有亲情。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宋庆龄不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却写出了如此精彩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像所有考取大学的学子一样，宋庆龄的心情是何等高兴!接到正式通知书的那天，宋庆龄激动得热泪盈眶，爸爸妈妈给自己定的第一目标实现了。她想到给远在上海的家人写信报喜，回忆初来美国时爸爸的嘱咐，憧憬未来大学的新生活，她该怎么样地努力……一封家信，她写了足足5000字。不久，远在大洋彼岸的宋父来信了，信中对宋庆龄考取大学表示祝贺，同时，宋父又把国内的一些情况告之，包括他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秘密。她崇拜父亲，也崇拜父亲的朋友。
三岁的时候，她与父亲一起认识了那个体内蕴含着无限激情，做事一往无前的小胡子革命者，并且他还抱了她、亲了她的脸颊。当年他与父亲的那场摔跤比赛给她童年的记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她在中西女塾读书时，中山先生是他们家的常客，每次都给她讲一些饶有风趣而富有寓意的故事。在美国读书时，父亲的来信几乎都提到了中山先生的活动，好像这位领袖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
宋庆龄所考取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就装点在这个花园式的城市中。按宋庆龄的话说，梅肯这座年轻的城市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一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就被这里田园牧歌般的风土人情迷住了。
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佐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为现名。它是附属于联合卫理会教堂的私人性质的女子学院，开设的课程有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文科、教育和美术等，实际也是一所高收费的贵族学校。
学院教学质量上乘，环境幽雅，宋庆龄学习更是勤奋。此时的宋庆龄对学院所设课程均有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她的各门功课均在优秀之列。不知什么时候她对哲学这门艰涩的课程也发生了兴趣，学起来如痴如醉。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她文学及写作水平的提高，使其语言富有哲理和思辨色彩。
朝气蓬勃的宋庆龄不甘寂寞，一心要实现自我价值。她不满足课堂的说教，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
“1912～1913年，校刊《威斯理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演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
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给人印象深刻，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宋庆龄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假期中三姐妹结伴旅游佐治亚州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大山。
旅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消遣，或是陶冶情操，或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之举。而对宋庆龄则不然。她已在关注社会，关注祖国的命运，因而这次旅游，每住一个村庄，她都多方面地接触乡民，体察民情。在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的营火晚会上，宋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虽然在场的美国女孩子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宋庆龄的表情和语调是如此生动传神，以致她们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这一次表演使大家很感兴趣，并给别人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宋庆龄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所在的佐治亚州，正是美国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的留守中心地带。她对黑人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已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因为她由此想到了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1912年，美国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之多是空前绝后的。竞选总统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100万张选票，在当时美国的选民总数中占了上风(当时宪法规定男子年满21岁才有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有其名无其实)。社会党的周刊《理智的呼声》发行量为50万份，在1912年这个选举年里，又加印许多，总数达3600万册，平均大约三个美国人就有一册。同年爆发了纺织和其他行业工人的大罢工等，这些对宋庆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后，她赞成孙中山的共和救国主张，直到与孙中山结为伉俪，应该说都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
宋庆龄大学二年级的那年，也即是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党起义成功!”
此时宋庆龄按捺不住心头的高兴。英雄孙中山，这位父亲的老友，令她无比敬仰。
据美国的有关报刊介绍，此时的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革命经费筹备活动，刚抵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出于对英雄的崇敬，宋庆龄很想见见他。限于条件，她只能把这种崇敬埋在心底。 第10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2
此时的孙中山先生，在丹佛市从当地报纸看到这则国内消息，激动难眠。他没想到10余年来多次浴血奋战、屡遭挫折并陷于困境中的革命，竟然在他没有安排的地方成功地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这么快。
12月25日，中山先生结束了16年之久的海外颠沛和艰苦斗争之后，几经转途，从美国抵达上海。孙中山先生受到了上海人民的热情欢迎，并被南京举行的17省代表大会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从而结束了千年帝制。
1912年元旦，孙中山离开上海到南京宣誓就职。宋氏家族也随同孙中山一同前往。在隆重庄严的宣誓就职仪式上，宋查理夫妇、霭龄、子良坐在前排座位上，完全公开了宋家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大姐霭龄留美归国后，一直在父亲身边工作，帮助宋父处理文件，募集资金，并把迅速增加的全党名册和资财绘制成表。她的能力已受到总统的好评。宋母倪桂珍看出丈夫连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写信的时间都没有，自己便写了起来，告诉在美国的宋庆龄革命成功的消息，告诉她父亲的忙碌。
宋庆龄接到信，一连读了数遍，细细体味信中的每个字义。她自然知道这个老朋友是谁。在此之前，她曾埋怨宋父不给自己写信，此时一切都清楚了。
不久，宋庆龄又收到了一封来信。是宋父写的，高兴得她又是一个夜晚未眠。同时，有心的宋父还把一幅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寄给了她和美龄。
当梅肯州的报纸发出这一消息时，庆龄和美龄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扯下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在地上用脚蹬踏。面对一大群莫名其妙的美国同学，美龄挥舞着白皙的小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宋庆龄拿出了一面早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来的地方，拉过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举手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对于这场革命，宋庆龄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威斯理安学院的杂志上，这篇文章对此次革命评价之准确和思想之深刻，就是待在大总统身边担任英文秘书的霭龄也难以相比。文章的题目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章是这样写的：
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的最伟大的事件。这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遭到剥夺。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五个月以前，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共和国。对某些人来说，即使许诺尽早成立一个立宪政府，他们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论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劳动者，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反满精神。一切苦难，如水灾、饥荒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于清朝暴政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这场惊人的革命的起因，它看来是一场灾，实际是造福于人类的一大幸事。我们在目睹着种种改革，在暴君的统治下，这些改革是永远也不会完成的。我们从报纸上读到中国的剪辫子运动，千千万万的人如何剪掉了他们的累赘——中国民族的耻辱……无数其他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每个人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权利，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博爱仍然有待争取。……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没有人类的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可靠的基础，除非人类彼此视作兄弟，否则平等只能是梦想。
宋霭龄注重实干，关注实际利益；而宋庆龄却更具理想，胸怀博大，目光长远。姐妹两个的不同之处于此已见端倪。
就在宋庆龄和宋美龄共同庆贺革命成功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甚至让人有点猝不及防。
1912年2月13日，是虚岁七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签署退位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
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他鼓动手下的48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表示要对南京革命政府大动武力。他心里想的是既不要孙中山做总统也不要溥仪做皇帝，而是要自己总揽全国大权。他把大总统看做一块肥肉，必欲自己吞之而后快。孙中山恰恰相反，他把总统职位看做替人民办事的仆役，得之不喜，弃之不忧。
后来，孙中山和宋查理等革命党人又遭到袁世凯的通缉，远逃日本避难。正是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宋庆龄学成归国了。她没有回到上海，而是去了父亲的避难地日本横滨，住在最可靠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家里。 第11节：当年我还抱过你哩
19年后，孙中山见到宋庆龄时说：当年我还抱过你哩……
日本横滨。
1913年8月30日，在宋查理和宋霭龄的引见下，宋庆龄与孙中山会面。当宋庆龄立在孙中山面前的时候，中山先生着实大吃一惊：“长高了，是个大姑娘了！19年前我还抱过你哩！不信问你爸爸。”宋查理回答说是真的，说完也笑了。
目下孙中山的处境十分不妙。两年前，在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之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但不到一年，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阴险残暴的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清除革命党人并对其中最能干的人进行暗杀，最后图谋复辟称帝。1913年，孙中山为实现他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国的理想，发动了“二次革命”，遭到失败。他既被这个篡权者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国政府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现在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革命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但革命的火种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来到了中山先生的身旁。为了中国革命的事业，她把危险留给自己，心甘情愿地“做个冒险的追随者”，充分显示了20世纪初这位少女的崇高品德和对真理的孜孜追求。正如宋庆龄日后所说：“从美学成后，我面临各种机遇，但我选择了做中山先生的学生，至今我不后悔。一个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有追求，追求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和美德，甚至高于爱情。这是一般常人难于理解的。我这样做了，实际也是中山先生对我的考验。至于我和中山先生的结合，那是日后我们志同道合的缘故，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二天，宋霭龄又陪宋庆龄来到了孙中山的办公室，宋庆龄把中山先生索要的那篇文章交给了他。宋庆龄在旁指指点点，孙中山一页一页地过目。全是英文剪报，且用红笔圈着，注有时间、地点。这篇题目新颖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山先生展读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称赞，想不到宋庆龄这位大学生虽不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但却写出如此精彩、催人泪下的文章：观点鲜明、感情真挚、文笔流畅。就连他这个直接组织者也难体味到的，或发挥不到的地方，都说得有理有据，十分周全。至此，孙中山对眼前这位少女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如果说昨天见面是在外表，那么今天则是在心灵的深处。
在此后的十天里，宋庆龄便成了孙中山先生办公室的常客。当时，宋霭龄是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已寻到“白马王子”——山西首富孔祥熙，不日即将结婚。宋查理也在中山先生身旁工作，主要帮助先生理财，支持先生正在筹划的一次新的革命行动。宋庆龄每次来孙中山办公室，主要是由霭龄和父亲带来，大概有七次之多，每次呆上几个小时。这样，她很快地熟悉了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也更快地进入了角色。
在宋庆龄留美归来一个月后，宋霭龄正式向中山先生提出辞职。孙中山舍不得失去这样一位好助手，他高度评价霭龄几年来的工作，赞扬了她的工作精神、办事能力和负责态度，并对霭龄诚恳挽留。孙中山说，如果准备结婚，以后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处理家务，每天只要能来两三个小时帮他处理一下最重要的事务，他都将非常感激。
宋霭龄下午离开的时候，孙中山中断了和党内干部的谈话，亲自将她送出门外，握手道别后，又一直目送她的车子远去，消失在街道尽头。
宋庆龄接替秘书后，进入角色很快，令孙中山先生吃惊。她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了孙中山，更在精神上支持了孙中山。她对革命的赤诚炽烈之心，如同一支火炬照亮了孙中山一度灰暗的心情。现在他精神焕发，信心倍增，浑身都流淌着青春般的血液，改造国民党的大业进行得卓有成效。
由于工作的缘故，孙中山和宋庆龄接触多了，言谈举止，家庭琐事，无所不谈，互不相避。孙中山先生为人豪爽，义气待人。他不但谈自己的身世，也谈自己的妻室与孩子……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孙中山处理完公务，与宋庆龄进行了长时间的攀谈。中山先生道出了自己的全部身世。宋庆龄不停地插话，二人谈得投机。
宋庆龄已在中山先生身旁工作了半年多。革命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创立的新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正式成立。孙中山真切地感受到了宋庆龄对他的事业和精神上的支持。要真正完成他的革命大业，他的身边不能没有宋庆龄。宋庆龄也由衷地爱着孙中山，愿意为他和他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第12节：意外收获—谈钱得婿1
父亲查理的一次心计，使他有了意外收获——谈钱得婿
1913年2月，宋查理随孙中山东渡日本考察铁路并筹措资金。一年多来他第一次和女儿朝夕相处，看到霭龄在铁路方面的知识大有长进，她已不再只是给孙中山准备资料了。在和日本铁路专家谈话时，她往往能抓住实质，提出最需要了解的情况，还不时插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正日本专家的建议。宋查理很为此感到满意。但他也发现了霭龄的秘密，那就是她对孙中山的其他随员不时流露出的颐指气使，以及在孙中山谈话工作时她那毫无顾忌的含情脉脉的注视。凭他的经验，他知道女儿可能已坠入情网。而从孙中山有意无意的躲避中他知道这还仅仅是她自己的单相思，以他回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他感到这会损害孙中山和自己以及女儿的名声，徒招非议而妨害正进行的大业。他感到有必要及早斩断她的情丝，使她能够正常地生活和工作。
于是他把号称“山西首富”的孔祥熙引到了家里做客。
孔祥熙出生于山西太谷县城西的程家庄，他的曾祖父曾和一位姓孟的秀才争夺拔贡失败，气得咯血而死。临终立下遗嘱，不许子孙再进考场，孔家从此弃儒经商，居然发了起来，银号、当铺开到了太原、北京、广州，一度成为山西首富，但孔祥熙的父亲孔繁兹后来吸上了鸦片，到孔祥熙1880年出生的时候，一大份家业已在烟雾中飘散得差不多了。孔祥熙所谓“山西首富”的家门，其实已是隔辈的神话了。
孔祥熙的祖居院中因有一口水井，村里人呼之为井儿院。孔祥熙就出生在井儿院西厢房的土炕上。他3岁上母亲死去，六七岁时就蓬头垢面地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到县城捡煤核（山西盛产煤炭，太谷一带却无煤矿）。后来在叔叔的坚持下他才进了学堂。
太谷虽然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内陆小县，但外国传教士已在这里扎下了根基，教会扶助教育，给人治病，千方百计拉人信教。孔祥熙在教会医院治过一次病后，也信奉了基督教。孔祥熙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加入基督教的，因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教会没有好感，信教者有被孤立和遭人另眼相看的危险。但是后来的发展表明，孔祥熙信教一事带来他一生享用不尽的好处。
孔祥熙在北京协和书院学习时，中国正处于反清革命到处酝酿发动的躁动中。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和几名同学一起，参加了刺杀慈禧的密谋。一位同学声称，已经结交了一名皇宫中的太监，如果给这名太监一些贿赂，他会安排这名学生进入皇宫。这个同学说，只要进了宫，他就有办法把慈禧杀死，而且他不考虑自己行刺后的脱身的问题，只要谋刺成功，同归于尽或被凌迟处死都心甘情愿。孔祥熙从亲朋好友处筹集到一笔款子，作为贿赂太监的资本。几个人带着这笔钱在皇宫附近转悠了几天，始终没碰上那个认识的太监出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协和书院有不少外国学生，孔祥熙因为信教的原因，和这些外国同学来往较多，这成为他鸿运来临的契机。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山西有159名外国传教士被杀。孔祥熙在太谷基督教福音院也险些做了义和团的刀下鬼，他因为地形熟悉，得以逃脱。后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开始进行疯狂报复。孔祥熙为避免家乡遭受兵燹之灾，利用与外国学生的关系，在山西政府和联军指挥官之间牵线搭桥，进行斡旋，从而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避免了外国军队在山西的烧杀掳掠，也使急于发财的外国财团打开了山西的门户。孔祥熙办理教案的立场和才能，受到清政府和基督教会两方面的赏识。清政府为此授予他一枚龙图勋章。基督教华北卫理公会向他发出了到美国留学的邀请。没等完成他在协和书院的学业，即由美国基督教会邀请、清政府公派，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他先后获得欧柏林大学文学学士和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孔祥熙信奉基督教和在革命中的表现成为宋查理特别赏识的两大要素。摸着了查理的脾气，孔祥熙已在进入宋家门之前，把这些经历添油加醋地刻到了查理心上。
孔祥熙在美国读书期间向美国人说明，以前所以发生外国传教士被杀事件，是因为中国下层人民愚昧无知。他要求美国人提供帮助，兴办学校。他说如果中国人有了文化，就会认识到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完全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就会高高兴兴地和美国人拜倒在同一个基督面前。美国人拨出了中国庚子赔款中的75万元，在太谷建立了欧柏林大学分校，孔祥熙把它命名为铭贤学校，自任校长，博得了很大名声。
辛亥革命爆发时，孔祥熙积极响应，组织了巡防队和学生军，守护县城。孔祥熙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在领兵打仗上，后来清军进犯山西，在娘子关前线，他把军队交给了山西都督阎锡山，自己做了阎锡山的经济顾问。
孔祥熙在家乡时曾娶了教会中一位温柔漂亮的韩女士，备尝了人生的甜蜜。不料几年后韩女士因肺病死去，加上袁世凯到处迫害革命党人，孔祥熙心情沮丧，也离开山西，加入了东渡日本的“自由主义者联盟”，经王正廷推荐担任了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宋查理就是在拜访基督教青年会时见到孔祥熙的，这时的孔祥熙身上，早没了那个捡煤核小男孩的痕迹。孔家儒学和西洋文化的熏陶，使他显得学识渊博，谈吐不凡。查理认为这是一个精明的、有实干精神的青年，日后大有造化。他把孔祥熙带进家门，希望大女儿能够慧眼识人。
餐桌上，宋查理安排孔祥熙和宋霭龄分坐在自己左右。当一道道中国菜摆上来的时候，这些流亡异国的人渐渐忘记了屋外的凄风苦雨，沉浸在一种乡音乡风的欢乐之中。
孔祥熙虽在美留学多年，英语说得很地道，可一说起中国话来，就总变不了那股老陈醋味儿。他家乡话中有爱用重叠词语的习惯和一些字有奇怪的发音，让听惯了上海话的宋家人感到好奇和新鲜。这一晚，宋霭龄显得特别活跃。晚宴开始不久，她忽然记起在美国的一次华人联欢会上，曾和孔祥熙有过一面之交。他们两人都不是那种在公众场合能引人注目的富有魅力的人物，当时彼此印象不深，但在今天家宴上重提这件事，却使两人谈话如同炭炉浇进了煤油，分外热烈起来。他们以故知旧友的身份叙谈，成了宴会的中心。
在宋霭龄的询问下，孔祥熙谦恭地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虽然受到宋庆龄的抢白，他还是在委婉含蓄的措词里，首先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孔子的直系后裔；明朝万历年间，孔子第61代孙孔宏开宦游三晋，曾任太谷县令。因相中太谷这块风水宝地，告老之后，未回山东，在太谷卜居下来，孔门这一支从此在那里繁衍生息，至今族谱不乱。宋查理对这一点非常看重。他过去游历曲阜时曾在孔府大门上看到这样一副对联：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
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这副对联给查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哪个家族可以和孔家相比。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在中国几千年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帝王都要举行祭孔大典。孔子的后裔不论散落何地，一直保持着族谱不乱的排辈，这是一个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家族。自己出身寒微，子女受的都是西洋教育，对中国传统、中国文化都缺乏很深的了解，如果能有一位出自圣族名门的乘龙快婿，宋家就会比较容易为传统观念很深的国人接受。同时，这种结合，使中西合璧，不仅形成一个具有巨大优势的家庭，还会孕育出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观念的优秀子女，对未来的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孔祥熙对家世的介绍隐去了幼年家贫的历史，说成是一直在山西首富的优越环境中长大。而且不止这一次，他终生也未透露过家道中落的那一段。他认为不论什么原因，贫穷都是一种耻辱，必然招致别人的鄙视。 第14节：宋查理在女儿“私奔”后
宋查理在女儿“私奔”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至日本拦阻，然而生米已成熟饭。那天下午，婚礼行将结束，查理赶到了梅屋庄吉的大门口，站在那里，气呼呼地高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请你们放我进去!”屋内一阵哗然。
梅屋庄吉夫妇很担心，欲出门劝解，被孙中山拦住了：“不，这是我的事情。”说完走向门口。梅屋庄吉还是不放心，紧紧跟在孙中山后面。孙中山慢悠悠地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站定，稳稳地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突然，暴怒的宋查理平静了下来：“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响头。
爱激动的宋查理还是向两人发泄了一通不满。孙中山一言不发，宋庆龄向父亲做了解释，这一切均出自自己本心，父亲应为他们祝福而不是发怒。她拿出了两人订立的婚姻誓约书给父亲过目。誓约书已经律师作证并由当事人签字生效。
宋查理接过来，只见婚姻誓约书是这样写的：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立约人宋庆龄
见证人和田瑞(章)
耶诞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最后，宋查理还是不死心，又跑到日本政府请求，说宋庆龄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日本政府答复，手续齐全，合乎日本和中国法律，我们不能干预!
宋庆龄晚年时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宋氏夫妇阻婚未成后，仍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百米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这也许是天下父母心的投射。
在既定的婚姻面前，也是为了革命，后来的日子，宋查理又与孙中山重归于好。
戏言成真，当年的戏“皇后”终成非常大总统的夫人
1916年5月，孙中山夫妇回到上海。面对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践踏《临时约法》这一现实，孙氏夫妇重新振奋精神，寻找真理，继续革命。他们总结经验，准备理论，启发国民，唤醒社会。有一段时间，孙中山谢绝宾客，深居简出，完成指导革命的专著《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和《实业计划》等书。
上海的莫里哀路29号(现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孙中山完成上述专著的地方。
应该说孙中山的三部理论专著有宋庆龄一半的心血。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们夫妇二人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倒段护法”运动的洪流中去。接着，孙中山先向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遵守《临时约法》，他将建立一个护法政府与之相对抗。护法政府的目的是要用“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
1917年7月，在孙中山的策划下，上海的一支海军先遣队共七艘军舰宣布起义，拥孙反段。这件事的成功同宋庆龄有直接关系。她同何香凝一起，对舰队军官的夫人们做了许多鼓动工作，通过她们来影响这些军官。
在这支舰队的护卫下，孙中山和宋庆龄，还有一大批支持者，包括100多名被段祺瑞解散的国会议员，于1917年7月6日离沪赴穗。他们很快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起兵大元帅。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宋庆龄就成了真正的第一夫人，并且同丈夫一起检阅了10万市民的庆祝游行队伍，随后又亲自参加了游行，令宋庆龄感慨万千。
这一天，在广州纵贯南北的一条街上，奔流着一股各色人的怒潮，他们用震动大地的呐喊，回答桂系军阀的炮声。队伍浩浩荡荡，看不见首尾。“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万岁!”“实行共和，建立共和!”“民权主义万岁!”等口号声震天价响。
一个月后，战火重起。
1921年6月中旬，孙总统下令要打倒桂系军阀陆荣廷，顷刻广东和广西两省之间爆发了战事。孙中山指挥军队迅速攻占广西主要内河港口城市梧州，直捣桂林老巢。
在广州，宋庆龄则发动妇女，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支援前线，宋庆龄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慰问义师的组织。“慰劳会”成立后，宋庆龄即偕同何香凝辛苦奔走，向社会各界募集经费和慰劳品。由于各方人士大力支持，踊跃捐款，很快就募集到十几万元，担任“慰劳会”会计的廖梦醒为管理捐款不得不每天奔跑于银行。宋庆龄还偕同何香凝携带捐款和物品，率领慰劳队亲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讨桂部队，给予官兵们很大鼓舞。仅短短三个来月时间，出征军队就占领南宁和桂系的最后据点龙州。陆荣廷逃往越南，“两广”终得统一。
1921年11月底。北伐军总指挥孙中山桂林大本营指挥部主持一个参议会。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实现民主政治”的主张。为支持丈夫的北伐事业，身在后方的宋庆龄，此时也在广州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她们在“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的基础上，联系姐妹们又成立了“红十字会”。大家推选宋庆龄任会长。12月6日，“红十字会”由宋庆龄率队离开广州，随在后勤部队之后，直奔桂林北伐大本营，直接参与部队伤员的救护。部队行进到昭平，突遭陆荣廷遗留下来的土匪部队的袭击。宋庆龄同士兵们一起英勇沉着地将匪军击退。她们一路边走边打，历时半个月，于12月21日抵达桂林，与大部队会师。夫妻相见，孙中山紧紧握住宋庆龄的手：“你们女将辛苦了!” 第15节：撰文惊现广州脱险一幕
在桂林的日日夜夜，他们夫妇是繁忙的。宋庆龄在盐道街艺术学校召开妇女座谈会，还邀请了孙中山参加，号召姐妹们积极行动起来，砸碎封建枷锁，和男子一样参战。宋庆龄的演讲，极富感染力，颇如一篇抒情的散文，发自肺腑，真切感人。桂林的姐妹们，也纷纷报名参加中国国民党。桂林国民党由原来的一名党员，迅速发展到200多名。最后，在宋庆龄的提议和倡导下，成立了“桂林市妇女会”，作为全市妇女组织的领导机构。在宋庆龄的组织下，桂林妇女界的支前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势大好。
宋庆龄撰文惊现广州脱险一幕……
使人难以想象，当年请孙中山来粤的陈炯明，居然叛变革命。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对总统府发动突然武装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只是凭着勇气和幸运，才幸免于难。这一经过，宋庆龄在事件之后用英文写过一篇记述。她说他们夫妇回到广州，住进总统府后宅。“6月15之夜2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相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50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据另外一些文章记述，当此危急时刻，宋庆龄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决要孙先走，自己留下。当时宋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妊娠。
宋庆龄接着写道：“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2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指种植许多亚热带树木、公园式的越秀山），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据见过的人说，它是封闭式的，像一条架在空中的走廊），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周漆黑……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复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到了8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队长劝我下山，为惟一安全之计。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50名卫兵竟无一人幸免于难。
“同我走的有两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中山先生的侍卫），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流弹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没有了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的后院。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轰毁……这总统府四围也是炮火……
“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而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他反安慰我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
在炮火纷飞中过了几乎整个白天，其间有个守中立的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队提出的第一条是保孙夫人平安出险，那个军官又说他不能担保。宋庆龄和卫兵们没法逃出，遇上大群闯进来抢掠的乱兵和暴民，幸亏宋庆龄“头戴着姚副官长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又逃了一大段路，宋庆龄记述道，“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我们跑到一座村屋，屋中的老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恐怕受累。正在此时，我昏倒下去……”
叛军士兵再次来到，开枪乱射。宋庆龄的一个卫兵出门去看动静，不幸中弹牺牲。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为一村妪，而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于早间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宋庆龄最后写道：
“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妪，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前美国人办的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在珠江之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
“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是死别重逢。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来沪。”
在这篇记述中，宋庆龄没有提到她的怀孕，也没有提到她在脱险过程中因过度紧张劳累而致流产。这一事实看来是确凿的，但流产的地点不很清楚，多数记述认为是在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博士家中，宋庆龄最后是在这里暂避的。这件不幸的事情对她和她的丈夫在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很巨大的，特别对她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她热爱孩子，而据说医生以后检查的结果是她不可能再妊娠了。 第16节：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
孙中山临终托付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
1924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强烈的反响。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控制了北京，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于是冯玉祥便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欣然同意北上，不过他一到北京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本来北上前，党内就有争议，说北洋军阀不可信，可孙中山却力排众议，称“和平统一”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于是他和庆龄携手踏上了风尘仆仆的征程，受尽了颠簸劳顿之苦，同时精神上也屡受打击。他在上海稍停时，上海英文报纸宣称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在日本稍留时，很多人都来迎接他，但没有一个重要的政界人物，包括犬养毅这样的老熟人也退避三舍；到京后，当初邀请他北上的冯玉祥也躲了起来……
1925年1月，协和医院对孙中山的病情做出明确诊断：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1月26日动了手术。
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宋庆龄日夜守护床前，明显消瘦下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知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宋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病情恶化，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宋庆龄。他特地把何香凝喊来，把宋庆龄托付给她，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舌头硬了，话也讲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时表示：“先生，我亲近先生20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训，我有一份力量，必定尽力宣传。”此时，宋庆龄在旁悲声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宋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
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宋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万贯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无可估量的精神财产，使宋庆龄终身受之不尽。
英年逝夫，当时宋庆龄还只有32岁。这对宋庆龄无疑是莫大的打击，况且宋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悲痛延续10多周后，她决定面对现实，继承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塑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在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北京香山碧云寺之后，宋庆龄便回到上海寓所居住。春天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丈夫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的紫金山。归葬紫金山是孙中山生前的夙愿。 第17节：宋子文向强权屈服
软硬兼施，宋子文向强权屈服；
讨价还价，南京武汉拍卖革命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上层出现了权力真空。北伐军攻下武汉，迅即在武汉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武汉由此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作为野心家，蒋介石看到武汉的革命形势已经脱离了自己所能掌握的程度，当即反对在武汉建都，并在次年4月18日，于南京自立中央，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这一叛逆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民党内广大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国民党内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一党两府”。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以“宁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对立。
党内分裂，宋氏家族成员也一分为二，宋庆龄和大弟宋子文站在武汉政府一边；宋霭龄、宋美龄和其父母小弟站在南京政府一边，形成了对峙。政治争执由党内转移到家庭争吵。
精明过人的宋霭龄为了老蒋，也为了家族和个人利益，在撮合蒋宋联姻的基础上，同时夹击宋子文，归顺南京。这等于进一步孤立二妹宋庆龄。因为他们也知道，宋庆龄是拉不动的。
4月18日，蒋介石拼凑的南京政府开张，他把宋子文算进了他的班子，对外公布宋子文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这是强奸!”宋子文愤怒地大声吼叫。他给武汉政府的二姐打电报说明了自己根本没有参加蒋介石的一切活动，这项任命完全是强加的，是对外界的一种宣传欺骗。
宋子文仍然在从事为武汉政府筹款的活动。这一切当然逃不过蒋介石的耳目，但是没有宋霭龄的同意，蒋介石不敢采取行动。蒋介石一再向宋霭龄提出宋子文的问题，这是他们之间一大笔交易的组成部分。
宋霭龄终于点头了。
4月20日，蒋介石派出的部队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他所筹到的款子被全部冻结，一分也汇不到武汉去。
宋子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到处有人高喊着抓他，他的藏身处总是受到盘查和突袭。他东躲西藏，最后只得逃进大姐霭龄的家里。
孔府的外面立即布上了暗哨，不时有人朝里窥望。每一个外出的人都受到监视。
宋子文躲在里面，一步不敢外出。他被软禁了。
孔祥熙热情地关照宋子文的饮食起居，让人给他送关于时局的各种报纸和材料——当然都是站在蒋介石立场上的观点。孔祥熙陪宋子文聊天，帮他度过寂寞难耐的日子。孔祥熙把自己的想法隐蔽起来，避免激怒这位高傲倔犟的财政部长，而用旁敲侧击的办法，引诱他做出妥协。
在生命威胁之下，孔祥熙夫妇给宋子文“洗脑子”的工作很有进展。最后，宋子文终于同意了参加“宁汉合作”。
原来坚决讨蒋的武汉政府内部，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本质上来说，不论是举足轻重的军队将领，还是政治头面人物汪精卫，都不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是与蒋介石一样的野心家，谁都想利用革命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冯玉祥当时占领河南，把自己推到了直接与张作霖敌对的最前线，他不借助武汉政府的力量，凭自己的军事实力是无法在河南站稳脚跟的。这是他先前坚决站在武汉政府一边的重要原因。而当武汉政府要东征讨蒋，把战略重点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时，为了自身安全，冯玉祥就不希望局面这样发展了。所以孔祥熙拉他能够很快奏效。而当冯玉祥的态度一转变，宁汉双方的实力天平立即就发生了倾斜，武汉政府中的投机分子看到东征讨蒋无胜利把握时，也就产生了与蒋同流合污以保自己利益的想法。特别是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更使武汉政府中的一些国民党分子动摇起来。
宁汉分裂以后，蒋介石占领的是富庶的长江下游和两广，只有两湖的武汉政府被切断了与沿海地区的经济流通，两湖和江西的地主资产阶级也不给武汉政府以经济支持，宋子文被扣，他从上海筹集到的款子汇不到武汉，使他们断了财源。而在战争期间，政府每日的开销巨大，经济一旦恐慌，不要说无法对付敌人，就是自己的军队都随时可能发生哗变，很多人心里已在暗中盘算，要步蒋介石后尘反共，达到与蒋的合作，改变他们的经济处境了。
果然，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充分地加以利用。他用金钱收买了四川军阀杨森，使武汉政府四面楚歌。武汉国民党所属之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和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叛变，制造内乱，这些叛乱虽被镇压，但武汉国民党已经感到不实行反共政策，其内部将不断发生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泄密，也加快了武汉国民党的反共决心。5月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个指示电报，内容要点是：实行土地革命；将更多的工农领袖安排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共产党领导下的5万军队；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镇压工农的军官。6月初，罗易收到这一电报，他不向中共中央传达，却先把抄件给了汪精卫。汪精卫被这封电报吓坏了，他认为这是共产党要解散国民党，实行武装的共产革命，即与唐生智等密谋，要向一直相互依存的共产党开刀。
就在武汉政府内部发生这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时候，7月12日，被蒋介石招安的宋子文来到了武汉。他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天晚上，宋子文会见二姐宋庆龄，向她转达了宋霭龄、孔祥熙以及宋美龄所说的对她强迫、威胁和搅乱人心的话。但是宋庆龄明确表示绝不与蒋介石合作，决不让蒋介石利用自己孙夫人的地位，以达到他做合法的孙中山继承人的目的。她表示，即使武汉国民党都同蒋介石站到一起，她也绝不屈服!看到二姐坚决的态度，宋子文心里也顿生羞惭之感。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认为自己答应了蒋介石，就要照着做下去。但是他仍然非常敬佩他的二姐，关心孙夫人的安全。他暗示二姐暂时不要回到上海，否则将有生命危险。当宋庆龄不相信国民党中有人敢对她这位孙夫人下手时，宋子文隐晦地表示这种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可能来自自己的家庭内部。宋庆龄轻蔑地一笑置之，可是她的心里也在流血——惟一与自己站在一起的大弟也被降了过去……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第18节：她成为了反蒋的旗手
庄严的“七·一四”声明使宋庆龄成为了反蒋的旗手……
1927年7月14日晚。
国民政府的会议厅，正在召开一个中央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时而沉默时而争吵激烈，一片混乱。主持会议的是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汪精卫，他不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这次会议。此时汪精卫一反常态，撕开假左派的面纱，把自己“反共分党”的嘴脸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宋庆龄拒绝参加此会，仅派陈友仁代表她去发言，表明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立场。
汪精卫好像被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大屠杀吓破了胆，铁青着脸开场便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开不行了。共产党在那里杀人，我们不能不管了！关键在我们党内，也有同情者。今天，我们要统一思想、制定计划，所以才召开这个紧急会议。”
“我发表一下看法。”陈友仁站了起来，“我今天是代表宋执委来的，我的发言也是她的意见，同时我也赞同。孙夫人不提倡反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陈友仁侃侃而谈。
“不能笼统这样说!”当场有人起来反对。
孙科也坐不住了，甩下了帽子，立时火了起来：“总理革命一辈子，把全部心血献给革命事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他老人家的既定方针，也是你们当时在座的都同意了的，你们不念恩，倒是批判起他来了!”孙科越说越气，“你们说杀人，倒是有啊!不光杀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杀了不少啊!如今形势好转，又要闹独立、争军权、争地位，得不到又要另立政府。孙中山的旗帜要砍掉，我们武汉国民政府还要不要?”
会场一阵哗然……
在此之前，一墙之隔的宋庆龄，正坐在她的打字机前，面对着汪精卫的投蒋，面对着蒋介石的屠刀，面对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生死存亡，面对着中山先生的教诲，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呼声掠耳……她正在义愤填膺地起草自己的庄严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声明》开宗明义地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的意志和理想”，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彻底决裂。
《声明》彻底撕破叛徒们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伪装，明确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自肥的寄生虫。”
尽管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宋庆龄在《声明》中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前途仍表示了坚定的信念。她宣告：“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她预言：违背三大政策的叛徒们“注定要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这篇《声明》发表在《国民论坛》报上。这是由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蒋介石没收。此后，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就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
宋庆龄的“七·一四”声明，不失为一篇战斗的檄文，也是宋庆龄一生奋斗中的又一座重大的里程碑。这一《声明》使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中流砥柱、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者。
《声明》发表后，宋庆龄已决定去莫斯科，因为那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也是丈夫生前要去没去成的地方。于是，她便由武汉回到上海，办理出国手续，然后去莫斯科。应该说这种抉择是痛苦的，也有几分无奈。
她在上海的半个月时间里，蒋介石等人使出了软硬兼施的手法，并发动宋老夫人与美龄、霭龄共同对宋庆龄进行说服，蒋介石又以高官许之，但这都没有改变宋庆龄的富贵不可移、贫贱不可屈的决心。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也写了一封信——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明显地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同共产党分手，但她统统加以拒绝。
这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出逃”。她可以安安静静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她的亲属早就这样劝过她。如果出国，她也可以选择西方某个国家，家人也会乐意负担她的全部费用。
相反她却选择了令蒋介石政府厌恶的苏联。这是有意地、鲜明地反抗借国民党之名、行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她作出这一选择的精神决定了她以后的整个人生，也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在22年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她在赴苏前，又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赴苏宣言。 第19节：宋氏家族的第二次分裂
蒋宋联姻，导致宋氏家族的第二次分裂，
宋庆龄成了家里的孤雁……
进入1927年，宋氏家族内部出现了第二次分裂的危机。如果说宋氏家族的第一次分裂缘于一场政治危机的话，那么，第二次分裂则完全是一场婚姻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发动了一场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反革命政变。
这场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内部来。宋氏家族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在宋霭龄与宋庆龄两个人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政策；宋霭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与亲帝国主义、亲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这时的蒋介石正在热情地追求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宋美龄。当年宋子文在上海莫里哀孙中山家里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蒋介石首次见到了宋美龄的芳容，就再也睡不着觉了。蒋当即决定对这位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攻势。那年年底，蒋介石应孙中山之约前往广州时，央求孙中山介绍其妻妹给他，并称他已和元配毛福梅（即蒋经国的生母）离异、与姚怡诚断绝关系，但并未提及他才新婚一年的陈洁如。孙中山答复蒋说，他将和妻子宋庆龄商量此事。宋庆龄的反应颇为激烈，坚决反对，她对蒋的印象极不好，据说宋庆龄甚至说过宁可看到美龄死也不愿看她嫁给蒋介石之类的话。
1927年初，北伐军势如破竹，蒋介石的政治与军事成就跃升到其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高峰。同年4月底5月初之间，蒋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和美龄小姐相会，当然不忘“时申前请”。宋家为了蒋介石向三小姐求婚之事，曾召开家庭会议，人称“国会会议”，热烈讨论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颇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派是宋庆龄和宋子文，他们认为蒋日后的成败犹在未定之数，不一定能为美龄带来幸福。事实上，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内心深处对蒋一直怀有敌意，并不很尊重这位拿枪杆子的人。不过，孔夫人宋霭龄则积极推动这桩婚事，她力排众议，坚信蒋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宋大小姐是个极精明干练的人，她知道蒋有多少斤两，她已把宝押到蒋的身上，她预计蒋成功之日，即是宋家扬眉之时。于是她决心做这个“超级红娘”，一不做二不休。
先是宋子文对婚事进行反对，却招来了“威逼”与“利诱”。蒋介石周围的朋友和亲信，包括青帮成员在内，警告宋大少爷如坚持反对，他将无法在上海混下去，亦不可能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斗争，宋子文终于被软化了，他获得了出任财政部长和掌管财经大权的保证。宋子文不仅同意婚事，且协助大姐宋霭龄和大姐夫孔祥熙一起说服母亲。
正当蒋介石“坠入情网”，向宋美龄发动情书攻势之际，他自己的权力生涯发生了大变化，并促成他个人政治史上的第一次“下野”。
蒋介石是个绝不轻易气馁的人，他在官场上虽暂时失意，但在情场上却大为得意。蒋在溪口雪窦寺“隐居”，人在庙里，心却在上海十里洋场。他不停地写情书给宋美龄，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曾公布了其中一封情书。
1927年9月16日，宋霭龄在上海西摩路宋宅举行中外记者会，正式向各界公开介绍总司令和宋美龄，霭龄在记者会中宣布蒋总司令将和其小妹结婚。这个消息惊动了沪上和中国的军政界，也震惊了海内外。
1927年9月17日《纽约时报》于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蒋总司令即将与宋美龄女士结婚》，并在左上角刊载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近日俪影。
该报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发回的这篇报道说：
这场在中国空前隆重的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说蒋已请来了一位英国著名裁缝正在为他赶做礼服、礼帽，宋家正在为其小妹赶制嫁妆，据说这份嫁妆价值三万五千美元，是中国姑娘中至高无上的。据说蒋总司令已同结发之妻毛福梅离婚，采取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做法——休妻制，宣布她再也不是他的老婆了。除了原配夫人外，蒋似乎还送走了另外两个“老婆”；另外宋美龄也同她的情人、当年赴美留学生刘纪文分手……
种种迹象表明，同美龄的婚礼并没有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蒋夫人”的存在而推迟，他们之间的婚姻完全是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的。蒋同宋的罗曼史将使蒋身价倍增，成为中国第一人……
据米塞尔维茨说，整个事情都是孔夫人一手操办的。她把蒋介石和美龄“介绍”给一群记者，宣布：“蒋要同我的小妹结婚。”然后，大家都到庭院里给这潇洒漂亮的一对拍照。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都预先刊登了这些照片。当时谁也没有想一想婚姻掮客宋霭龄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谁也不想问一问1921年已与蒋结婚的蒋夫人怎么办？所有这些更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往往被一些记者忘记了。
宋氏家族也因这桩政治姻缘解体。在宋家，宋庆龄成了一只孤雁，在“天空”飞来飞去，在革命的低潮中迎接革命的崛起。她不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妹妹嫁给自己的敌手的场面，而在三个月前，就悄然离开了中国，前往莫斯科，临行前发表了《赴莫斯科声明》，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孙中山遗训的叛徒”、“投降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
1927年9月6日，宋庆龄到达莫斯科时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并发表了讲话，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你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革命运动的真义。成百万个有组织的农民，却根据国民党的宗旨，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参加了斗争。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这段讲话显示出她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是惊人一致的。
她着重指出，今天的反动派是昨天的“革命领袖”。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隆重婚礼时，她正在莫斯科的红场上，遥望南方，以泪洗面，默默地为她最心爱的小妹祝福、祈祷…… 第20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超级红娘”放风宋庆龄的婚嫁谣传……
撮合蒋宋联姻，也是政治、经济、外交、内务权力的最大整合，实现了三四十年代，“四大家族”霸天下。中国官场和民间最广为流行的一首顺口溜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作为超级红娘大姐宋霭龄功不可没，同时她又是这场联姻整合的最大受益者。好比押中了一大法宝，这回可以成倍地赢了：
一是保住她大弟宋子文财政部长的职务，后又从财政部长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1941年1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半年后正式任命为院长，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辉煌。
二是她的丈夫孔祥熙平步青云。蒋介石为了报答孔祥熙的斡旋襄赞之功和兑现当初对宋蔼龄的诺言，他极力提议孔祥熙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一心要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党内势力，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孔祥熙的政治倾向，加上他们现在又是连襟，便极力反对。蒋介石只好退求其次，提议孔祥熙出任并不特别重要的工商部长，不料一些人仍然不愿通过。蒋介石大发其火：“孔先生是孙总理的亲戚，是最早参加同盟会的人士之一。在山西响应辛亥革命，在日本辅佐孙总理改造本党，在北京主持孙总理的丧葬，调停宁汉争端，功勋卓著，才能显赫，这样的人不能在政府中任职，遗弃大贤，政府将成什么政府?这样的政府，蒋某感到羞耻，我的北伐军总司令不要做了，你们另选高人好了!”
蒋介石这一要挟，孔祥熙不仅当上了工商部长，还被选为国府委员。
随着蒋介石地位的日益巩固，孔祥熙在政府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1928年2月，孔祥熙就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并被选为国府委员；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就任实业部长；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终于成了国民党内有职有权的党政大员之一。
后来，孔祥熙又把小舅子——宋子文拱下了台，当上财政部长，最后爬到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高职，没想当第一夫人的宋霭龄也凭自己的精明当上了“第一夫人”。曾有传言，在蒋宋联姻之前，宋霭龄曾有意无意间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她说，“二妹是孙夫人，小妹将来又是蒋夫人，怕是我这个大姐姐永远成不了第一夫人啦！”然则，“四大家族”中她一家就占了核心的三席位——蒋、宋、孔。
应该说蒋宋联姻，宋霭龄是最大的赢家。后来家庭的腐败也源于霭龄。
曾帮孔宋家庭成员做过事的徐家涵说：“孔妻宋霭龄，在幕后操纵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金融投资市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家庭内部产生摩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她这个大姐可以出面仲裁解决，她平日深居简出，不像宋美龄那样喜欢出头露面。可是她的势力，直接可以影响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遇事也要让她三分。她是惟一不用什么‘总裁’、‘委员长’等头衔称呼蒋介石的人，她喊蒋‘介兄’，在公共集会和外交场所，蒋介石对她恭恭敬敬。”蒋介石的侄孙，曾做过侍卫官的蒋孝镇曾对戴笠沉痛地道出蒋宋孔三个统治家庭的病因：“委座之病，惟宋可医；夫人之病，惟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医。”即蒋介石的痛苦，只有宋美龄可以解决；蒋夫人的苦痛，只有宋霭龄可以应付；孔家无底洞的贪婪和搜刮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则无药可医，无人能惩。
“四大家族”真正的首脑非宋霭龄莫属，霭龄透过美龄来遥控蒋介石。应该说宋霭龄巧取豪夺的行径是惊人的，这就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写照。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国民政府购买军用飞机，宋霭龄每次都抽取佣金。孔宋及其子女的搜刮和暴敛，宋美龄在私下是否分一杯羹，因缺乏档案证据，无法证明，但在重庆，南京时代不乏霭龄、美龄两姐妹联手牟利的说法，即利用孔祥熙以套取外汇、操纵公债和投机银价。
应该说，孔宋家庭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上层阶级腐化、堕落的一面。除了贪财好色，孔家上上下下均“不安于室”，在“饱暖”之后，大思“淫欲”。在蒋介石身边任职的陈希会说，孔夫人宋霭龄有个姘夫，而这个姘夫的妻子又勾搭上孔家公子。美国人艾索普亦说，盛传宋霭龄外遇甚多，而使孔祥熙常戴绿帽。不过，“孔哈哈”亦非弱者，他同样在外寻找目标，甚至孔二小姐在外面找女人，拉皮条以孝敬其父，并利用此“功劳”趁机操纵中央银行。
宋家三姐妹间的关系也呈错综复杂式，既有手足亲情也有恩怨，既有政治也有爱恨。“三姐妹的故事”是历史、政治、外交、金钱、情感与斗争的综合故事，也是一个经典型的权力与魅力融合的活幕剧。
然而就在蒋宋联姻度蜜月时，就在宋庆龄还在莫斯科红场为小妹婚姻祈祷时，宋霭龄作为大姐，不知从哪儿听到消息，以讹传讹，放出风来，说宋庆龄在莫斯科将要与同去的陈友仁（注：是被蒋府悬赏通缉而去莫斯科的）结婚……据说当时遭到美龄的反击：一奶同胞的，大姐何必传这个话！因为美龄还是对二姐抱有敬意。当初去美国时，是二姐带的她，二人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感情很深。虽然政治把她们分开，然则手足亲情永远难分。 第21节：国民党右派中的谣传
不久，这种国民党右派中的谣传出了中国，乃至上了外国的报纸。
这些谣言对宋庆龄的伤害是那样厉害——她认为这是蓄谋制造的政治暗箭，使她这次的莫斯科之行失去光明正大的意义，而变成为“肥皂剧”中的一场私奔，以至于影响了身体健康。宋庆龄病倒了，使人十分痛苦的带状疱疹（荨麻疹）大发作。
使宋庆龄精神更受刺激的是同好友雷娜·普罗梅的误会。据当时也在莫斯科的希恩的记述，雷娜早就知道外面报纸上登了上面说的这些谣传，但估计到宋庆龄会为此而感到痛苦，所以没有告诉她（雷娜对陈友仁说了，陈也坚持不能告诉宋庆龄）。正像这类事情常常会“好心办坏事”一样，结果反而糟糕。宋庆龄从高加索愉快地度假归来，刚下火车，就有人因为从《纽约时报》上读到这则谣传而向她预致祝贺。她一听就晕厥过去……不过她还不清楚，这则谣传出自她那一奶同胞的大姐之口。
“我发了电报后，心里舒坦了……至于我个人因此有什么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
“国父”孙中山去世后，中山陵于1926年1月15日破土动工，历时三年，于1929年春竣工。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蒋介石为主任。为了扩大影响，蒋介石还特地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同时又派宋庆龄的二弟子良来接，转告她1929年3月29日国民党第三次全会上重新选举她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可谓用心良苦。
宋庆龄在德国接到蒋介石要她速回的加急电文，见到二弟时，心情异常复杂：亡夫奉安本是亲情之理；中山陵历时三载竣工，花费巨资百万，她丝毫没有感激之情，因为她已看到蒋介石骨子里背叛了亡夫。他打着中山的旗号，掩人耳目。她虽有心回国，又怕落入陷阱。宋庆龄思前想后，念到她与先生的感情，1929年循陆路从欧洲回国，不过行前她谨慎地发表了声明，不与蒋同流合污。
她的二弟子良不赞成她用很直率强硬的措辞，担心引起当局和家庭的不快，据说她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活着，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正是这样，她回国后，多次不断地重复她这个启程前的声明，因而她1929年的回国是短暂而又引起轩然大波的。它给当局企图使她陷入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大瓢冷水，而对所有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张学良派夫人于凤至到车站迎接，并在张的私邸会见宋庆龄。宋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由于张学良早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20余岁即已名满中国，功业辉煌，引起宋家的关注。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也要去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正好结伴同行。
宋庆龄一行继续前行，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车站迎接。傍晚到达北平，参加孙中山的迁葬活动。在迎灵、护灵、家祭、封棺、国葬等一系列仪式中，蒋介石以党政首领及孙中山亲属的双重身份，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但由于宋庆龄有了以上声明，她就能光明磊落、大方有礼地应付一切场面，而把自己的一切情感倾注在对孙中山的哀思上面……
宋庆龄走下专列的时候，她穿着黑色的长旗袍，在月台上前行，只见她秀慧之气、刚强之志，溢于言表，完全一派巾帼丈夫的风范。想起孙中山逝世才四年多，中国革命和他手创的国民党竟被糟蹋到这等地步，宋庆龄到碧云寺时已悲痛得不能移步，下车后由左右搀扶而上。护灵处副官马汀在前引导，并报告迎接布置情形。宋庆龄到灵堂前行礼献花圈，然后手指灵榇，示意左右，再看看孙中山的遗容，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榇上的国旗，扶她上石台。她边走边哭：“总理，我在此地，你往哪里去了!”6月1日，宋庆龄又亲自护灵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几百级台阶，把孙中山的灵柩送进墓室。孙中山的遗体放在一具精致的紫铜棺内，棺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楠木架子，棺上还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塘上扶着栏杆就可以瞻仰孙中山的遗容。公祭后，将紫铜棺盖上，然后由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扃”。
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寓所居住下来，宋庆龄声称回家瞧看，于是第二天一早即返上海。记者纷纷登门采访，宋庆龄推说身体不佳，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
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回来，曾做三点指示：一是拉拢；二是封其嘴；三是前者不行就来硬的。
6月9日，蒋介石先派夫人以姐妹亲情去说服，并请她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对于小妹的到来，宋庆龄满心高兴，但一想起蒋介石，她就厌恶起来。最后对小妹说：“二姐就不去了。”美龄满怀信心而来，扫兴而归。她心里也有气，只觉得二姐变了，变得越来越固执了。
宋庆龄送走了小妹美龄后，就回到了生病的母亲倪桂珍身旁，终日照料母亲，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尽一份孝子之心。母亲病情稍好，她便陪母亲去苏州，逛杭州，尽享天伦之乐。此时，宋美龄、宋霭龄、宋子文虽是公务繁忙，也断不了回去看母亲，也是看宋庆龄。宋庆龄很少说话，因为政见不同，她也不愿说话，说出来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她只想尽快把过去的缺憾，变成孝敬母亲的行动。